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水晶之城：窥探洛杉矶的未来（1990）

前言

根据昔日的前景所做的展望

　　要想展望未来一千年的洛杉矶，最好先去站在某一片特殊的废墟上，这片废墟代表着洛杉矶原本有可能争取到的另一种前景。与放纵自由雇佣企业^[1]的洛杉矶市比起来，社会主义者建起的小城“大河草原”^[2]就是个乌托邦，充当了与洛杉矶相对立的另一极端；站在“草原城”的大礼堂那片坚实的圆石地基上，时而会看见碧空下的航天飞机，正对准了罗杰干湖^[3]，优雅地完成最后的降落动作。在地平线上朦胧闪现着空军42厂的巨型厂房，那里装配的产品有隐形轰炸机（每架隐形轰炸机的成本都相当于一万户公共住宅单元的建设成本），还有其他一些尚属顶级机密的绝杀版高速汽车。近在身旁，越过绵延数英里的木馏油树和刺果灌木丛，越过惊鸿一现、摄人心魂的丝兰花丛也就是约书亚树^[4]，能看见郊区的前沿正在步步逼近，盖出了千篇一律的开发小区住宅。
　　“草原城”周边的沙漠地带就像个盛装打扮的处女新娘，正在静静等候着与大都会的最终结合：上百平方英里的空地被划分成了网格，期待着今后有无数的居民搬家到这儿来；那些名称古怪的路牌读起来全像是预言，比如“第250街与K大道交道口”之类的叫法，它们所标示的路又其实尚在虚悬之中。近在“草原城”的南边，岌岌危岩之上是圣安德列亚斯断层^[5]，就连这一片面目怪诞的深槽地段也被人详尽测量过了，以备建筑师在这里盖起专意设计的住宅。每天有上万辆的过路车飞驰在“梨花高速公路”^[6]上，从“草原城”身旁呼啸而过，似乎在为这场“婚礼”伴奏，而这段路程恰恰是加州致命车祸最为频仍的一段双车道柏油路。
　　1914年，有八名青年初次抵达了协作联邦普利茅斯岩岸，他们就是“草原城”最早的居民，全都是社会主义青年同盟^[7]的成员。人们错误地把莫哈维沙漠的这一部分称为“羚羊谷”，^[i]当时本地有几千人口，住着牧场工人、硼砂矿工和铁路工人，还有一些武装警卫，守护着刚刚建成的引水渠怕人破坏。那时候洛杉矶有三十万的城市人口（正好和羚羊谷现在的人口数量差不多），城市边界的位置在好莱坞的新郊区，现在从“草原城”这边就能看得见。就在这片好菜坞的新郊区里，D·W·格里菲斯^[8]带着他手下的上千名演职人员，眼看着就快要拍完了描写三K党的浪漫史诗《一个国家的诞生》（Birth of a Nation）。他们开车从洛杉矶市中心的劳工礼堂出发，到“草原城”这儿来要开过九十多英里崎岖的牛车路，得花掉一整天的时间；而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成员们则开着红色的福特T型卡车，沿路只见甜菜地和胡桃园里矗立着几十块广告牌，上面说，圣费尔南多山谷的土地即将分块出售。（这片山谷的主人在洛杉矶算是顶级富豪，次年，就在著名的“水阴谋”最盛的时候，这片山谷即被并吞；波兰斯基拍摄的电影《唐人街》［China-town，1974］以虚构的情节纪念了这一事件。）
　　过了75年以后，羚羊谷里住着四万名通勤者，他们每天早晨车头挨车尾地穿过索莱达山口^[9]，路途迢遥地奔去上班，奔向圣费尔南多山谷里那些尘雾弥漫，开发已甚的地方。遥想“草原城”盛期（1914—1918年间），莫哈维的高地曾是一片红色沙漠，可它在过去五十年间却一直是五角大楼最好的游戏场。巴顿将军曾在这儿训练过迎战隆美尔的部队（旧日的坦克履带印迹至今依然历历在目），而且正是在羚羊谷上空，查克·耶格尔^[10]驾驶着他的贝尔X-1型火箭式飞机首度打破了音障。在1.8万平方英里无与伦比的蓝色穹隆之下，“世界头号空军力量”R-2508部队^[11]每年仍要完成九万架次军事训练的飞行起降任务。
　　然而，由于在整个太平洋沿岸平原地区以及内陆盆地里，所有可供开发的土地已经全部消耗殆尽，同时土地价格也在飞涨，导致新增住宅的数量逐步下降，甚至不及人口增长数量的15%，因此，军事色彩浓厚的沙漠突然变成了南加州之梦的最后一片疆域。羚羊谷在20世纪50年代本属典型的郊区边缘地带，住宅售价仅10万美元，比住在圣费尔南多山谷里要便宜些，可过去十年之间，羚羊谷的人口翻了一番，预计在2010年以前还会再搬来25万人。仅在1988年这一年里，就有1.1万户新住家破土动工。但是，羚羊谷里的经济单位除了房地产机构以外，几乎只有高墙拱卫的冷战综合体之类，亦即爱德华空军基地和42厂（它们一共提供了大约1.8万个平民就业岗位），因此，大多数新近在这儿买房安居的人只会让羚羊谷高速公路早晨的通勤量雪上加霜。
　　这里的都市化模式，正好符合了设计批评家彼得·普拉艮斯（Peter Plagens）某次论及的所谓“魔鬼生态学”。^[ii]此地不是马拉喀什^[12]，甚至也比不上图森市^[13]，开发商并不是在沙漠里栽种着住宅，他们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清理地块、进行分级、铺设道路、从当地的人工河接出一些管道（所谓人工河，指的是得到联邦政府津贴资助的加州引水渠）、盖起防护围墙，然后便把“产品”插进地里去。这些开发商分别属于十来家大公司，都把总部设在新港海滩或者贝弗利山之类的地方，在过去几代人的时间里，他们不断在橘县和圣费尔南多山谷里扫平拔光柑橘园，在他们眼里，沙漠只不过是又一处不义之财的来源，只不过是美元的代号而已。这个地区有一片约书亚树林，是本地最重要的自然奇观，其中经常能看到高达30英尺的单株样本，它们的岁数比《末日审判书》^[14]还要古老，却也照样要送命在推土机下。华丽的约书亚树是这一片沙漠独有的景致，在开发商看来，却只是些高大的有害杂草，与青葱家园的幻想格格不入。哈里斯家园公司的老板是这么解释的：“这种树非常古怪。它不如松树或其他什么树种那么美。大多数人不喜欢这些约书亚树。”^[iii]
　　既然开发商们这么讨厌自然风景，他们在拟订名号的时候不肯多给沙漠留点儿面子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专门针对住宅买家和亚洲的投资商人拟订了宣传文案，在文案里，本地区开始被委婉地称做“洛杉矶北县”。广告宣传里还有用彩色蜡笔画成的小型组画，描绘出一种使用空调、超量用水、饮用夏敦埃酒^[15]的生活方式，这些画全都自带标题，其香艳名称有如商标一般，比如“狐狸溪”、“四旬斋之夕”、“喝彩”、“剑桥”、“旭日”、“新视界”，诸如此类。考夫曼和布罗德公司是20世纪70年代非常出名的住宅建造商，他们那会儿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们把好菜坞特有的一种攀缘蔷薇成功地输出到了巴黎的郊区。他们建的门禁社区最能让买家五迷三道的。现在，他们反过头来把法国气度（毋宁说是法式包装的加州住宅）带进了这片沙漠，带来了壁垒森严的迷你banlieu^[16]，里面有绿茸茸的草坪、旧大陆的灌木丛、仿造的孟厦式屋顶，还有散发着暴发户气味的名号比如叫做“城堡”什么的。
　　不过事实明摆着，洛杉矶市的沙漠地区显然正在疯狂行动中，考夫曼和布罗德公司无非是从中找到了最优牟利方法罢了。被人弃绝的约书亚树、遭到大肆挥霍浪费的水源、会诱发幽闭恐怖症的高大围墙、荒唐不经的住区名号，凡此等等，既威胁着濒临绝境的荒原，又与刚刚起步的都市化进程背道而驰。本地的详细规划思路是乌托邦（其字面意思是“乌有乡”）式的——设计总体布局时只考虑私有化的家庭消费模式，剥离了自然和历史在土地上留下的烙印，只剩下一望无垠的不毛地块——这让人回想起了南加州以往的演化历程，举目皆是千篇一律的开发小区住宅。然而，开发商的所作所为不单是把旧日的神话（“郊区的美好生活”）重新漂亮地包装起来，卖给全新一代的买主，他们同时也在迎合着人们心中正在萌生着的全新的城市恐惧症。
　　传统的都市社会学理论可能会指出，有人之所以会发生社会焦虑，只是因为他没能适应身边发生的变化。但是，在过去的十五年间，南加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此，有谁曾预见过、有谁曾适应了呢？综观所有的工业化发达国家，洛杉矶所占的这一片都市星系是增长速度最快的大都会，它的建筑占地面积逼近爱尔兰、国民生产总值高过了印度，现在，它的疆界从圣巴巴拉那些附带乡村俱乐部的高档居住区开始，延伸到恩塞纳达^[17]的简陋colonias^[18]，延伸到沙漠高地里的“草原城”边际，延伸到沙漠低地里的科奇埃拉山谷^[19]边际。洛杉矶目前包括了六个县和加利福尼亚冲击平原的一角，已经有1500万人口，围绕着两个超级核心（洛杉矶中心和圣迭戈-蒂华纳中心）成簇成团地散布着，建成了十几个仍在不断扩展的大型地铁中心，预计在下一代人的时间里会再增加七百万到八百万人口。在这些新搬来的居民当中，将有绝大多数人都不属于盎格鲁族裔，于是导致种族构成关系进一步失衡，从WASP^[20]独揽霸权的一端，倒向了21世纪种族多元化的另一端。（在1980年代这段时期里，盎格鲁族裔在洛杉矶市和洛杉矶县里都变成了少数族裔，到2010年以前，它将在整个加州范围内变成少数族裔。）^[iv]
　　社会两极分化几乎像人口增长一样飞速。最近有人调查过20世纪80年代洛杉矶家庭的收入变化趋势，结果显示，富裕家庭（年收入五万美元以上）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两倍（从9%增加到了26%），贫困家庭（年收人1.5万美元或不足）的数量增加了三分之一（从30%增加到了40%）；不出大家的预料，中等家庭的数量却减少了一半（从61%减少到了32%）。^[v]与此同时，让上一代人忧心忡忡的问题终于如期而至，受到市场驱策的过度开发果真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几十年来对住宅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各方面均投资不足，再加上给予投机商的各种津贴千奇百怪、施用于商业开发的法规非常宽松、有效的区域规划付之阙如、富人缴纳的财产税低到荒谬可笑的程度，这些因素累积在一起，必然会损害人们的生活质量，无论是住在旧郊区里的中产阶级，还是住在内城的穷人，都无一得获幸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羚羊谷既能护庇着人们躲开这一增长与危机兼备的大漩涡，同时又是在这个大漩涡里增长最快的一处核心点。新搬来的通勤居民对这个设有门禁的居住区放心得死心塌地，他们试图在此地恢复那种20世纪50年代风格的郊区，那“失落的伊甸园”。另一方面，这片山谷里的老住户们则疯也似地想要拉起护城河上的跳板，阻挡住这股逃出城市的人流；这些老资格们所倚仗的，是专门在增长中推波助澜的自家生意，还有政界的头面人物们。老居民日益恼火地看到，自从1984年以来，土地价格飞涨，唯一的结果无非是交通拥堵、烟尘弥漫，犯罪率上升、职位竞争、噪音充斥、土壤污染、水源短缺，还毁掉了无与伦比的乡间生活方式。
　　1918年，社会主义者离开了这片沙漠，搬到路易斯安那州兴建的“新草原城”定居点那儿去了。从那时候算起，直到最近才第一次有人狂热地说起了“全面的乡村革命”。有人宣布了一些宏大的新设想：他们想设计出一种速生城市，可以插入到谷地现有的空置地块里，这类城市的尺度从8500户人家到35000户人家规模不等。这种想法引燃了民粹主义的怒火，倒是让人始料不及。近日，“里特农场”开发项目派人下乡到莱昂内山谷去介绍方案，“怒气冲冲的一票人伏击了他……人们尖叫着，谩骂着，威胁着要干掉他”。这片谷地里有两处社团化的自治小城，即兰开斯特市（地平研究协会^[21]的国际总部就设在该市）和棕榈泉市（它在20世纪80年代的多数时间里都是增长最快的小城）。在这两个自治小城里，有六十多家各自独立的私房屋主协会同心协力，既要延缓城市化的进程，同时也要抵制政府新建监狱的计划。官方计划在米拉·洛玛^[22]一带为洛杉矶新建一座有2200床位的监狱，用来关押毒贩子和帮派分子。^[vi]
　　正当此时，就在1990年元旦过后不久，关于沙漠中的庇护所的神话土崩瓦解了。除夕那天，有个黑帮分子一枪打偏，射杀了一名很有人缘的高中运动员。随后不久，被广告吹嘘成沙漠里新兴的“贝弗利山”的时髦的石英丘市^[23]也遭到了破坏，因为本地的“五平帮”与一群外来的“瘸子帮”成员展开了一场枪战。突然之间，由洛杉矶的街头帮派引起的grand peur^[24]横扫了沙漠高地一带。警长们牵着警犬，四下追猎夺路而逃的少年人——就像追捕从佐治亚州逃出来的带镣罪犯似的——与此同时，本地商人则创办了半民团性质的“立即驱逐帮会”组织（简称GON）。官方发布警告说，谷地里有650名“已被确认的帮派成员”，当地高中听了这一警告，就想推行一项严格的衣着规定，禁止学生的衣服上带有“帮派的颜色”（蓝色和红色）。继而，愤怒的学生们上街抗议去了。^[vii]
　　正当孩子们在“正确行事”的时候，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简称NAACP）在本地的分会也没闲着，他们要求彻查警方犯下的三宗情形可疑的有色人种被杀案件。案件之一，几名副警长开枪打倒了一名手无寸铁的亚洲大学生；案件之二，一名黑人被打了八枪，警方说他当时正挥舞着一柄三尖头的园艺叉子。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贝蒂·琼·阿博恩的被杀案，这名无家可归的黑人中年妇女有精神病史。她从某家便利店里偷了一只冰淇淋，随即被七名身材魁梧的警察围上了，据说她挥舞着一把切肉刀。警方报之以令人错愕的28轮齐射，其中的18轮齐射打穿了她的身体。^[viii]
　　沙漠地带奏响了推土机与枪战间隔更替的一段序曲，就此宣告了世纪末的来临。此刻，有些老者则在沉思，莫哈维沙漠很快就要丢掉自已遗世独立的特性，投人拥堵不堪的郊区生活了，他们开始大声惊问，洛杉矶到底有没有另一种选择。

五朔节花柱

　　据说，洛杉矶的社会主义者是被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赶进了沙漠。不过，他们之所以热切地来到这里，另一个原因也同等重要，他们希望自己这辈子能品尝到合作劳动结出的甜蜜果实。1911年，乔布·哈里曼差之毫厘，几乎当上了洛杉矶的第一位社会党人出身的市长，他这样解释说：“我开始明显看出，无论人们谋生的手段是好是坏、是属于资本主义还是属于别的什么制度，除非能找到别的替代方法，确保它至少不比目前的谋生手段差，人们就绝不会放弃当今的现状。”“草原城”保证的是每人每天能拿到4美元的工资，还有机会“向世界展示他们所不知道的诀窍，告诉人们怎么才能让生活中没有战争、没有金钱利益、没有士地租金、没有任何形式的牟取暴利”。^[ix]
　　不光哈里曼和社会党，还有中央劳工理事会（Central Labor Council）的主席W·A·恩格尔以及砖瓦匠工会（Bricklayers’ Union）的弗兰克·麦克马洪，他们都在为此话题摇旗呐喊，在这般多方鼓吹之下，成千上万失去了土地的农夫、失业的工人，上了黑名单的机械工、敢作敢为的文员、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受迫害的街头演说家、躁动不安的小店主、眼睛闪闪发亮的波希米亚人，各色人等全都追随着社会主义青年同盟成员的足迹，来到了雪水汇成的草原河（现在叫做大岩溪）与沙漠交界的地方。尽管他们“尽情推行民主……建设成了桀骜不驯、冲劲十足的民主堡垒”，但他们狂热的劳动同时也把莫哈维沙漠里几千英亩的地界改造成了一个小小的社会主义文明社会。^[x]到了1916年，靠着一整套复杂而卓有成效的灌溉系统，他们成功地建成了紫花苜蓿地、现代化养牛场、梨树园和蔬菜地，自给自足地满足了这个定居点90%的食品需求（此外还为大家提供了鲜花）。同时，他们还兴办了几十家小型作坊，制作鞋子、加工水果罐头、清洗衣物、理发、修理汽车，还出版了杂志《西部战友》（Western Comrade）。甚至还有人创办过一个草原城电影公司，还做过一次时运不济的航空试验（结果那架土制的飞机坠毁了）。
　　草原城充满了肖陶扩^[25]和马克思的精神，因此这里还是一所大型的红房子学院^[26]。婴儿们在托儿所里戏耍（其中有目后的现代舞者贝拉·刘易茨基），孩子们进了南加州的第一所蒙台梭利式学校（其中有日后的现代主义建筑师格雷戈里·艾恩）。与此同时，少年们也有自己的“小孩定居点”（这是一所模范工业学校），而成年人不是去上夜校，就是在莫哈维那座特别大的图书馆里舒服地读书。除了到定居点里那所声名狼藉的拉格泰姆剧场去跳舞以外，这儿的人夜间最喜欢的消遣就是七嘴八舌地谈论着由艾丽斯·康斯坦斯·奥斯丁（Alice Con'stance Austin）为草原城设计的发展方案，即“社会主义城市”。
　　尽管奥斯丁的设计受到了与她同时代的城市美化运动以及花园城市理论的影响，但是，就像建筑历史学家多洛雷斯·海登（Dolores Hayden）强调指出的那样，这些图纸和模型还是表现出了“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和加州特色”。奥斯丁企图反映出南加州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和到处盛行的狂热情绪，相应设计出一种精心规划的、平均主义的社会景观；后来在20世纪40年代，草原城长大的孩子格雷戈里·艾恩在规划设计比较普通的集合式住宅时，走的也是这个路子。1916年的五朔节那天，奥斯丁向草原城的居民们展示了一件设计模型，草原城被她描画成了一座花园城市，这里的一万人口都住在工艺美术风格的优雅公寓里，各家都有自己的花园，不过用的是公共厨房和洗衣房，可以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市民活动中心和这个“光明城市”很般配，里面建有“8个很像厂房的矩形大厅，侧墙几乎全用玻璃，通往一间有玻璃穹顶的集会大厅”。她采用最经典的南加州姿态，在社会团结的基础上圆满实现了个人的审美选择：为每户人家都配备了一辆汽车，绕着草原城的周围修建了一条环路，这条环路还将拓宽一倍：“成为一条高速车道，它的两边都为看客设有看台”。^[xi]
　　奥斯丁设计了上千户自带天井的公寓住家，它们的中心位置上有一个类似于“好运旅馆”那种风格的集会大厅，公寓呈放射状向四外展开，周围环绕着集体共有的果园、工厂以及一条尺度恢弘的高速车道。如果说这番景象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有点不自然的话，不妨想象一下，如果草原城的居民们盖了考夫曼和布罗德公司推崇的那种城堡，又能建设成怎样的一种未来，那时城堡的周围就该围满了小型购物中心、监狱和隐形轰炸机工厂了。反正，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案，“社会主义城”的900名先驱在莫哈维沙漠里狂欢庆祝五朔节的机会都只剩下一次了。
　　1917年的五朔节庆典从早上9点整开始，先是举办了一些社团内的体育比赛，其中包括一项“胖女比赛”。随后，定居点的全体居民列队参加“大游行”，走到旅馆那儿去继续进行“文学项目”。在彩旗垂幕的主看台上，乐队在演奏，合唱团吟唱着《马赛曲》之类合乎时宜的革命颂歌，然后，大家移师到杏子林中去吃烧烤大餐。晚饭过后，一群妙龄女郎围绕着五朔节花柱翩翩起舞，又为革命传统增添了英国风味。7点30分，在布景修葺一新的集会大厅里，戏剧俱乐部演出了《密纳娃的厄运》。随后，众人一直都在跳舞，消磨残夜。^[xii]
　　尽管草原城明显富于幽默感，但它在1917年的后半年里却开始了分裂。成员大会和所谓的“灌丛帮”之间经年累月纷争不断，这本已让定居点烦恼丛生，更何况还有外来的攻击也在火上浇油，债权人，征兵局、心怀妒意的邻人和《洛杉矶时报》都在喋喋不休。草原城输了一场官司，丢了水权，他们的灌溉设施因此遭受了一次灭顶之灾。随后，哈里曼领着一小群居民在1918年搬家去了路易斯安那州，在那儿把一座勉强拼凑起来的“新草原城”坚持办到了1939年（它只是原版草原城的苍白影子而已）。在这批居民动身后的一天之内，当地的农场主们（“荒原中不很靠得住的资本主义的代表”）就动手拆除了“草原城”的宿舍和作坊，显然是想把红色威胁遗留下的所有印迹都擦拭得一干二净。但是事实证明，草原城高耸的筒仓、牛栏，还有集会大厅的卵石地基和成对的壁炉都是毁不掉的：等到当地人的爱国义愤平息之后，这些遗迹都变成了浪漫的地标，被吸纳到传奇色彩日益浓重的环境中去了。
　　偶尔，富于哲学家气质的哪个人在南加州的巨大悖论中挣扎不已时，会重新发现草原城，认为它是属于某种错失前景的珍奇法宝。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那几年里，阿尔都斯·赫胥黎^[27]曾住进一户农庄住家，这所房子从前属于草原城，俯瞰着定居点的墓场，赫胥黎喜欢在“几乎是超自然的静谧”中苦思冥想着乌托邦的命运。最终他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城”是一个“可悲的小型奥西曼蒂亚斯王国^[28]”，但看哈里曼带着“格莱斯顿立式硬领^[29]”，再加上他对人类本性的“匹克威克式的”^[30]误解，这些都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社会主义城”没有前途——它的历史“可悲地毫无教益可言……除非从某种完全消极的方面来看”。^[xiii]
　　还有其他人偶尔也会来拜访草原城，他们不像赫胥黎那副吠陀式的犬儒主义腔调，通常都比较慈悲为怀。在20世纪60–70年代形成的社群崩溃以后（特别是把人引向圭亚那丛林的致命死路），看着这个滑稽的乌托邦种出来的成片梨树，觉得它们倒更像是一项感人的成就。再说，研究草原城的历史学家最近也曾指出，赫背黎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战争期间的仇外心理，也低估了《洛杉矶时报》因为草原城竟能存活下去而勃发的冲天怒气。也许，如果当初的运气稍好一点儿（另外还得哈里·钱德勒^[31]肯援手），今天在莫哈维沙漠里就会屹立着一座勇敢的红色集体农庄了，它能诱导人们投票给杰西·杰克逊^[32]，还能保护约书亚树免遭推土机的杀戮。^[xiv]

开发商的千禧年？

　　然而，问题仍然是，我们并没能站在通向社会主义新圣地的大门口，而是站在了开发商的千禧年那严冷的边际线上。草原城这片土地自己也落入了一名芝加哥的委托投资商之手，他正坐等考夫曼和布罗德公司给他提一个天价，让他无法拒绝卖出这片地。附近的圣安德列亚斯断层一旦苏醒，就会造成世界末日般的灾难，除此而外，靠着偷来的水源、廉价的移民劳工、亚洲的资本、急的住房买家，谁都能想得出，洛杉矶会在整个沙漠地带里无穷无际地自我复制，买家们宁愿把自己的人生都耗在高速公路上，以此兑换成价值五十万美元的“梦幻之家”，住进死亡谷的腹地。
　　这就是人们传说中的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上的胜利吗？
　　1990年的劳动节这一天，戈尔巴乔夫被成千上万白眼相向的莫斯科人嘘下台来，也正是在这同一天，我回到了“大河草原城”的废墟上，来看看这里的断壁残垣会不会跟我交谈。我倒是发现这个“社会主义城”里重新住上了人，有两名从萨尔瓦多来的二十岁的建筑工人在老牛场的废墟里安营扎寨，他们热切地想跟我聊会儿天，并不在乎我们各自能做的表达都是支离破碎的。他们活像杰克·伦敦的小说里那些四处流浪的主人公，已经走遍了加州的南南北北，只不过到处追寻的全都是住宅建筑工地，并不是铸造银币或者收获谷物的景象。他们还得到棕榈泉去找工作，却满又盛赞着沙漠里天空清澈湛蓝、容易搭到顺风车、还有就是La Migra^[33]相对少见。我发起了议论，说他们住的地方是一座ciudad socialista^[34]的废墟，这时其中的一个小伙子问我，是不是“富人们坐着飞机过来把他们全炸光了”。我解释道，不是这么回事儿，是因为定居点的信用破产了。他们显得大惑不解，随即就换了个话题。
　　我们谈了一会儿天气，然后我问他们，觉得洛杉矶怎么样，这个没有边界的城市吞噬着沙漠、砍倒了约书亚树、放翻了五朔节花柱，还梦想着要成为无极的城市。我在草原城遇上的新companero^[35]说，洛杉矶已经无处不在了。萨尔瓦多每天夜里都要没完没了地重播译配过的电视剧《我爱露西》和《星空与茅屋》，他们每夜从电视剧里看着洛杉矶，这儿的每个人都是既年轻又富有，开着新汽车，看着自己在电视上亮相。如此这般的白日梦上演过一万次以后，他从萨尔瓦多军队里开了小差，搭着顺风车走了2500英里的路，到了蒂华纳。一年以后，他站在洛杉矶市中心区附近的麦克阿瑟公园区，站在艾尔瓦拉多大街和第七大街的路口上，身边站着的全都是跟他一样满怀渴望、辛勤劳动的中美洲人。跟他一样的那群人里，除了可卡因贩子以外，没有一个人是富人，没有一个人开着新车，而警察就像老家的条子一样刻薄。更重要的是，跟他一样的那群人里，没有一个人能上得了电视；他们全都是隐身人。
　　他的朋友笑起来了：“如果你上了电视，你就该被驱逐出境了，还得在蒂华纳给一些coyote^[36]交上差不多五百美金，好再偷偷摸摸地混回洛杉矶。”他执拗地认为，最好尽可能待在室外空旷的地方，最好像现在这样待在沙漠里，离市中心远远的。他把洛杉矶和他熟知的墨西哥城都比作火山，会把灾祸和欲望的圈子在不毛的乡间流泻得越来越大。他断定，住得离火山太近总归不算聪明。“以前的老外socialistas^[37]想出来的主意真对。”
　　我赞成他的话，尽管我知道，现在要把草原城搬个地方或者重新建设起来都已经为时太晚。接下来，轮到他们来盘问我了。为什么我会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这儿，跟五朔节的幽灵为伍呢？我又觉得洛杉矶怎么样呢？我试着向他们解释，我刚刚写完了一本书……

^[1] 自由雇佣企业指既可以雇佣工会会员也可以雇佣非工会会员工人的企业，劳动条件和报酬都要差很多，对工人的剥削也就深重许多。

^[2] Llano del Rio，社会主义者从1914年开始在南加州的羚羊谷里白手起家建设起来的集体定居点。它的创始人是洛杉矶市的市长候选人哈里曼（Job Harriman）。这个定居点的每个成员都拥有同样份额的股份，每天获4美元报酬。1917年“草原城”遭到废弃。

^[3] Rogers Dry Lake，在洛杉矶东北大约100英里处的莫哈维沙漠里，是羚羊谷的一部分，那里地面干硬，是全球最大的自然着陆场，属于最先进的飞行实验与研究中心即爱德华空军基地。美国军方从1993年开始利用此地，航空航天史上最重要的突破（比如1947年第一架打破音障的飞机Bell X-1和1981年的哥伦比亚航天飞机等等）都是在这里完成飞行的。

^[4] Joshua tree，拉丁名Yucca brevifolia，即短叶丝兰，是一种小型的树状丝兰，剑形叶片、丛生白花，比一般的丝兰植株高大很多，现存最古老的树龄超过700年。这种树原产美国西南部沙漠地区，尤以莫哈维沙漠为其特产地，这里专门在1994年创办了约书亚树国家公园。为约书亚树取名的人大概是19世纪中期的摩门教拓荒者，其名缘于圣经人物约书亚，因为这种植物枝条的形状如同一个人举手祈祷，正如带领以色列人入迦南地的约书亚一样，为饥渴困顿的摩门教拓荒者指引了路径；又像约书亚向艾城伸出手里的短枪，见《约书亚记》8：18。

^[5] San Andreas Fault，地壳中的一道主要断层，穿过加州南部，沿西北向延伸，长达1050公里，经旧金山入海。1906年沿断层发生的地壳运动曾引起了旧金山大地震。据大地板块构造学说，该断层系由东太平洋板块和北美洲板块邻接而形成。

^[6] 即加州138号公路的东半段，因为艺术家霍克尼（David Hockney）在1986年以之为主题的摄影系列作品取名为“Pearblossom Highway”而得名。这条路沿着圣加百列群山北麓，呈东西走向，蜿蜓曲折而且经常有超载的卡车，因此事故频发。

^[7] YPSL，即Young People's Socialist League，是社会民主党的青年团体，原属于美国社会党，1907年成立于芝加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在全美国有近万名成员。

^[8] David Wark Griffith （1875—1948），美国著名的电影制片人兼导演，1915年拍摄的《一个国家的诞生》是他的代表作，有严重的种族偏见，但片中的技术手段对电影语言的创新做出了很大贡献。

^[9] Soledad Pass，洛杉矶通向莫哈维沙漠的山口，南太平洋铁路、羚羊谷高速公路和西拉大道都经过这里。

^[10] Chuck Veager（192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战期间担任战斗机飞行员，1947年10月4日驾驶飞机打破音障。曾协助训练美国最早的一批字航员。

^[11] 它的全称是R-2508美国空军特种联队，包括爱德华空军基地及空军飞行实验中心、欧文要塞全国训练中心、中国湖的海军航空武器中心等三个部分。

^[12] 摩洛哥城市，以美丽的公园著称，有闻名的旅游地和冬季运动场，是上阿特拉斯山地和撒哈拉沙漠地带的商业贸易中心。

^[13] 美国亚利桑那州城市，矿产丰富、阳光充足、气候干燥、环山带水、沙漠景色独具情趣，是科罗拉多国家森林管理处所在地，也是一处疗养胜地，附近设有戴维斯-芒桑空军基地。

^[14] Domesday Book，是英格兰国王威廉一世即征服者威廉（1066—1087）于1086年完成的大规模调查记录。他委派调查员到全英格兰各地，召集当地的十二名知情人彻底清查当地的土地、财产、牲畜和农民的情况，类似于现代的人口普查。

^[15] 这是一种类似夏布利酒的干白葡萄酒，文中用以指代附庸风雅、冒充法国上流社会的生活态度。

^[16] 法语，郊区。

^[17] Ensenada，墨西哥北部下加利福尼亚州西北部一城市，临太平洋托多斯桑托斯海岸，是墨西哥在太平洋海岸上最重要的港口之一。

^[18] 西班牙语：定居地、城市扩建区。

^[19] Coachella Valley，位于洛杉矶东部的沙漠山谷，靠近棕榈泉，以农业及旅游业为主。这条山谷属于河滨县，从圣伯纳迪诺群山出发，长约72公里，连接到索尔顿湖。

^[20] 这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族裔、新教徒”的简称。

^[21] Flat Earth Society，美国一个反对科学、反对进化论的组织，自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协会，历史延绵六千余年，坚持认为“世界是扁平的”、“科学家无非巫师之类人物”，如此等等。

^[22] Mira Loma，位于河滨县的居住小城，人口不及两万、居民的收入水平属于中等。

^[23] Quartz Hill，位于洛杉矶县的居住小鎮，靠近兰开斯特和棕榈泉，人口不及一万，比米拉·洛玛略富。

^[24] 法语：大恐慌。

^[25] Chautauqua，位于纽约市西南郊。1874年春天，文森特（John Vincent）和米勒（Lewis Miller）共同在此创办了一家主日学校，很快成为中产阶级的社交、学习中心，就此创始了美国著名的文化普及运动即“湖区运动” ，分别包括肖陶扩学院（主办函授教育、餐期班和出版社）和肖陶扩巡演团（通过商业演出在中西部农村地区普及现代文化生活）。湖区运动曾广泛影响了普通美国人的社会生活，被认为是美国第一个全国规模的成人教育项目。由于大众媒体的竞争、交通方式的改进以及大学教育内容的改善与扩充，这个运动在1930年代以后逐渐衰落。

^[26] Little Red School House，位于纽约市曼哈顿的一所公私合营的教育机构，1921年由欧文（Elisabeth Irwin）创办，遵循美国教育学家杜威（John Dewey）的教育理念。1932年学校转为纯私营，包括小学、中学和高中部分。

^[27] Aldous Huxley（1894—1962），多产的英国作家，一生写过五十多部小说、诗歌、散记和哲学著作，其中包括著名的“反面乌托邦”文学代表作《美丽新世界》。

^[28] Ozymandias，古埃及的法老王，文治武功都达到极盛，相传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规模庞大的图书馆。

^[29] 以英国政治家格莱斯顿命名，是向两侧张开的立式硬领，配以丝质围巾式领结，系在衬衣的领口。

^[30] 这个词源自狄更斯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主人公匹克威克先生，形容某人的性格天真善良，宽厚轻信。

^[31] Harry Chandler，《洛杉矶时报》巨头哈里森·格雷·奥蒂斯的女婿及报业继承人。

^[32] Jesse Louis Jackson（1941—），浸信会牧师，民权运动中的黑人活动家，是马丁·路德·金的亲密伙伴，直到2000年还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33] 美国境内的拉美裔移民特别爱用的西班牙语词汇，指专门负责甄别与遣返工作的移民官。

^[34] 西班牙语：社会主义城市。

^[35] 西班牙语：伙伴。

^[36] 西班牙语：掮客、骗子、蹩脚律师。

^[37] 西班牙语：社会党人。

^[i] Lynne Foster在她为山区俱乐部新写的指南手册《加州沙漠探险》（Adventuring in the California Desert, San Francisco 1987）里粗枝大叶地宣称，19世纪曾有“数千只叉角羚羊游荡在这一地区”，尽管如此，却绝对找不出相关的证据；正相反，在太空时代里，人们向这一地区少量引进了叉角羚羊，部分目的是要让这个山谷名副其实！

^[ii] ‘Los Angeles: The Ecology of Evil’，《艺术论坛》杂志（Artforum）1972年12月号刊登。

^[iii] 《洛杉矶时报》（LosAngelesTimes）1988年1月3日报道:《羚羊谷新闻报》（Antelope Valley Press）1989年10月29日报道。

^[iv] 关于人口统计预测，见Southern California Association of Governments（SCAG），Growth Management Plan, Los Angeles, February 1989。SCAG组织划定五县地区时相当武断，所以我加上了对圣迭戈和蒂华纳两地所做的预测。

^[v] 关于对该县的研究，引述于KCET电视台1990年5月制作的节目，“A Class by Itself”。

^[vi] 《洛杉矶商务新闻》（Los Angeles Business Journal）1989年12月25日报道；《羚羊谷新闻报》1990年1月14日及19日报道。

^[vii] 同上，1月17日及19日报道。

^[viii] 《每日新闻》（Daily News）1989年6月4日报道。（《洛杉矶时报》过了好几个月才用主要版面报道了阿博恩谋杀案。）

^[ix] 对哈里曼的引述见Robert Hint, California's Utopian Colonies,San Marino,Ca-lif. 1953. p.117；又见Dolores Hayden, Seven American Utopias, Cambridge, Mass. 1976, pp.289—290。

^[x] 对“草原城”编年史学家伍斯特（Ernest Wooster）的引述Nigey Lenon, Lionel Rolfe, and Paul Greenstein, Bread and Hyacinths: Job Harriman and His Political Legacy, 未经出版的手稿, Los Angeles 1988, p.21.

^[xi] 参看Hayden, pp.300—301（论及奥斯丁的设计方案）；又见Sam Hall Kaplan, L. A. Lost and Found, New York 1987, p.137（论及艾恩想要设计的集体生活方案）。

^[xii] Hines, p.127.

^[xiii] ‘Ozymandias, The Utopia that Failed’, in Tomorrow and Tomorrow andTomorrow..., New York, 1956, pp.84—102.

^[xiv] 当然，我有意回避了当年为建草原城砍掉约书亚树的问题（很不吉利的是，这些树再也没能重新长起来过），更何况还有其他问题：按照奥斯丁的设计停放在各家红色车库里的汽车会引起何等后果，从哪里又能“借”来足够多的水，用以支撑欢歌笑语的未来一万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