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米歇尔·于松《资本主义十讲》（2012）
第四讲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生产直接也是消费：①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②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生产制造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辛勤直接生产过程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
直接生产过程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此，生产制造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
——摘亲自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
二冲程发劫机：利润与销售市场
资本主义唯一的效率标准是利润。但是，要想卖得好，还必须要有销售市场。因此，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还受到其他一些条件的制约。当然，必须存在一个与所生产商品的价值相匹配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换言之，必须拥有购买力。必须要有消费者愿意购买消费品，或者必须有企业愿意购买相关的投资品。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这些再生产的条件进行了详细分析，而这种分析预见到了现代宏观经济，这一点甚至也得到了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承认：“马克思发现了将再生产分成两部类的模式。这些预测对于今天的研究依然有用……坦率地说，我并不认为当今事态的发展受到了马克思这些论述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在对马克思的论述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有所收获。”[1]琼·罗宾逊也有类似表述“凯恩斯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马克思。……如果他把马克思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而不是正统经济学，那么他将可以省去不少力气。”[2]
然而，再生产的条件不能仅仅归结于被货币量化了的供求关系之间保持必要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性还必须体现在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性质上。我们不妨这样设想：假如说企业一方所供应的全是汽车，而消费者想要购买的却是手机。尽管这两者从价格总量上是相等的，也就是说消费者的购买力与汽车的潜在价值是相等的，这种情况下的再生产同样无法得到保障。这种对应性不仅应当体现在价值总量上，而且还应体现在结构上。
这里看到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传统区别，或者简单地说是货币价值与满足人们需求能力之间的传统区别。这两个因素是会共同起作用的。[3]
从动态的角度看，生产与将社会需求物化的具体实物之间这种必要的一致性就更加明显了。因为社会（有效）需求的结构必须随着供给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应体现在价值总量上，而且还应当体现在商品使用价值——这些使用价值“包含着”商品的全部交换价值——的结构上。这里所说的并不是积累与消费这样的大领域保持比例关系的条件，而是另外一种东西。这是一种积累和消费自身内部所必须不断重复出现的结构一致性。
总之，正如俗话所说“强按牛头不喝水”。消费的结构必须与积累的倾向之间能够和谐兼容。
[1] Paul SAMUELSON, “Marxian economics as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7, mai 1967, http://gesd.free.fr/samumarx.pdf
[2] Joan ROBINSON, “Kalecki and Keynes”, Collected Economic Papers, vol. 111, Oxford, Blackwell, 1964.
[3] 这是与那种将马克思主义（它只关注交换价值）与新古典主义理论（它只突出使用价值的核心作用）对立起来的成见的彻底决裂。然而，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使用价值也十分重要，因为再生产图式在实际中想得以完成，其前提是生产与消费之间必须存在相适应性。例如，马克思就曾这样写道：“要使一个商品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出售，也就是说，按照它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出售，耗费在这种商品的总量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就必须同这种商品的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即同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 Karl MARX, Le Capital,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tome 6,1974, p.207. 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444页。
社会需求与赢利能力：差距很大
然而，在目前的形势下，自福特主义宣告终结以来，社会需求的表达方式及其得到满足的方式与积累机制的要求这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主要是由于社会需求已经从对加工产品的需求更多地转向了对服务的需求。通过对家庭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变化趋势进行对比，人们就能看清社会需求与追求利润之间的分化越来越严重。对家庭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变化趋势进行的对比凸显三大倾向。
第一种倾向颇为反常：个人消费——即通过“市场”来满足的消费——的比例在不断下降。在法国，这种形式的消费占了家庭总消费的一半左右，而这一比例在1950年超过了3/4（见表4-1）。这一减少的部分被住房消费（住房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由3%上升到了16%）以及在这里所称的“集体消费”弥补了。“集体消费”首先指的是那些由公共部门所提供的行政服务（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行动等）：它大约占了家庭消费的22%，而这一比例在1950年只有13%。此外，还应加上能源、交通、电信等——这些服务中有一部分曾经（或者说现在仍然）与商业运作无关。
表4-1 法国消费结构的变化
| | | 单位：% |
| | 1950年 | 1980年 |
2009年 |
| 个人消费 | 77 | 59 |
52 |
| 公共消费+公共服务 | 20 | 31 |
32 |
| 住房 | 3 | 10 |
16 |
| 资料来源：法国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lnsee）。 |
换言之，那些可以被个人化的商业产品和服务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少。而那些集体性质的或者非商品化的产品和服务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如今大约能占半壁江山。这一结论会使人们去修正那个自发前往"市场"的消费者留给自己的第一印象：他所消费的产品和服务中有一半属于集体供给和集体消费的范畴。那些旨在用部分私营化供给来取代公共产品服务的私有化进程显然是一种反潮流的行为。
在住房、能源、公共交通、电信、医疗卫生或者教育等领域，人们的消费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购买行为。此类消费行为所服从的并不是传统的市场博弈，而是公共部门的干预——这种干预可能是直接进行的，也可能是通过政策和规章制度间接进行的。这一区分非常重要：在半数以上与集体消费有关的社会需求要由社会化供给来保障的情况下，制鞋业的国有化并不一定是有效的替代方案。
社会需求对商品化的抵抗还可以用第二种倾向，即税收负担率（指一定时期内税收和社会保障的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比率）来衡量。此外，还应摈弃那种把它们与强制性征收行为相提并论的说法，它们实际上是一种大致衡量经济社会化程度——即那些不受私人行为控制的经济活动——的方式。因此，新自由主义政策把降低税收负担率作为自己的优先目标也就理所当然了。然而，这些政策并未取得真正成功。诚然，税收负担率自21世纪初以来一直呈现下降的势头，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仍然处在较高的水平。1975-1985年期间税收负担率急速上升的后果至今远未消除，就法国而言，它的税收负担率虽然高于欧洲的平均水平，但总体上它的变化仍在“正常”范围之内（见图4-1）。
第三个倾向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有关。如前所述，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在“辉煌三十年”与新自由主义阶段之间所出现的劳动生产率放缓：1949-1974年间，法国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保持了年均6%的惊人增长，但到了1982-2007年间，这一增幅只有2%，从而回到了20世纪的总体水平（见表4-2）。
然而，这种减速并不是千篇一律的：非工业部门下降的幅度（-4.4个百分点）要远远高于工业部门的降幅（-2.5个百分点）。换言之，工业领域的社会需求向服务行业的转移导致了整体经济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放缓。这
图4-1 法国及欧洲的税收负担率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公共收入统汁数据》，2009年；法国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nsee）。
表4-2 法国各大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 | 单位：% |
| | 1949~1974年 | 1982~2007年 |
增速差 |
| 商业经营部门 | 5.9 | 2.0 |
-3.9 |
| 工业 | 5.8 | 3.3 |
-2.5 |
| 除工业以外的商业经营部门 | 5.9 | 1.5 |
-4.4 |
| 资料来源：法国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nsee）。 |
三种倾向能够解释一个正在形成的总体格局：社会需求越来越与赢利能力的要求相背离。这一变化趋势折射出了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它的目的并不是人们的需求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这一制度所想逃避的正是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样一个责任。
迈向体制性危机？
社会需求的这一变化与资本积累的要求是相矛盾的，因为它等于是把资金转移到了那些劳动生产潜力不高，因而也意味着低利润率的生产行业（包括产品与服务）。而在这一过程中并不会顾及这一点：在生产这台大机器的背后，工业所需的服务的份额也在增加。
社会需求的这种结构性变化是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原因之一，而这种变化之后又会使那些有赢利的投资机会越来越少。当然，并不是说资本积累的下降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相反，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才导致了资本积累的下降，从而使经济增长受阻，并反过来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
全球化经济的形成使这一机制进一步强化，因为在南方国家最基本的社会需求与北方国家所制订的竞争标准相互对抗过程中，南方国家的一部分生产者（因而也包括需求）最终被排挤出局。在这种情况下，将收入分配给雇员并不一定会形成有效的销售市场，因为这些收入将主要被花在那些生产效率低下——或者说效率增长缓慢——的行业，从而势必会对劳动生产率的整体条件以及赢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在有效需求相对饱和的情况下，这种资金转移得不到抑制或补偿，工资的一部分就不能再变成有效销售市场，因此必须对其加以冻结。从这个意义上说，利润的不公平分配——把它们多分给那些富裕阶层——也可以算是解决利润实现问题的一个方法。
资本主义之所以会陷入目前的衰退困境，其原因是社会需求的转变与资本主义对这些需求的鉴别和满足方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尽管如此，它仍然表明，在当前发展阶段所呈现出来的特殊形态之下，一些可能引发资本主义体制性危机的因素正被调动起来。资本主义再生产如今需要通过社会的普遍退化才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进步力量已经彻底耗尽。
这样解读危机有助于人们回过头去看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所走过的轨迹。其中根本的变化是社会需求的变化，尤其是对加工产品的需求——这些产品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转向了对集体型服务的需求，而此类需求很难用汽车之类的商品来加以满足。在此类需求的满足过程会对资本回报率产生影响的情况下，这种需求就会被看成是一种约束，其中能获得满足的部分能少则少。由于大部分穷人的基本社会需求就属于这一范畴，因此人们在全球范畴内部看到了拒绝生产的现象：既然达不到利润标准，干脆就不生产了。这一进程显然是在结构转型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出现的，因此它没有被人们当成引发当前这场危机的原因。然而，人们正是据此才得出了资本主义正在向低积累、高不平等大转型的结论。
事实上，人们可以作出这样一种假设：无论是从技术、社会还是从地理等层面看，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可能性都在缩减——至少暂时是如此。首先是技术层面：它已经无法再用高生产率的商品的形式来塑造社会需求。这种需求只能以收入差距不断加大为代价才能得到满足。正因为如此，从社会层面看，资本主义已无法再提出一个能被人们接受的“制度化妥协方案”——亦即增长成果的公平分配。它必须以社会领域的倒退为代价才能支撑起资本积累的需要，而这与资本主义在“黄金期”所倡导的相关论调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如果社会关系不作出深刻的改变，资本主义就很难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
最后，从地理层面看，新兴国家的作用是双重的：新兴国家虽然能为最先进国家提供重要的产品销售市场——从而能弥补其国内需求的不足，而且也是廉价劳动力重要的来源地，但是全球化的“回力镖效应”使位于中心地带国家的利润和积累双双下降。
总之，将以上三种因素（技术、社会和地理）重新塑造，从而为资本主义新一轮增长创造出制度性框架的可能性似乎很小。我们不妨把那句名言进行改写，可以把福特主义称作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它已经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奉献出来了。之后，资本主义开始公然索回自己所作出的贡献，此举表明它想获得使社会倒退的实权。
大逆转
从理性的角度看，经济只不过是一门“社会工艺学”[1]，即根据有限的资源来满足人们的需求。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的需求不可能是平等的，因此必须尽力根据自身的特殊要求对这些需求进行塑造。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衰退期间就被人提起过，那场衰退标志着汽车行业作为经济引擎的终结，也标志着“福特主义”的终结。于是，一些理论家把赌注押在了新需求的出现上，这就导致了“新福特主义”[2]的问世。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所推崇的想法十分简单：医疗和教育的“商品化”将意味着能揭开一个新的增长期。[3]这一预测必须以另一种想法为前提——这种想法认为，消费必须适应经济的需求，而不是相反。对此，米歇尔·阿格利埃塔（Michel Aglietta）和安东·布兰德（Anton Brender）有过十分清楚的描述：“法国工业革新的指导路线是消费方式的转变（……）。正因为如此，在消费领域进行投资——也就是为这种创新创造文化条件——是一条能将丰富民主与收回投资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原则。”[4]
投资消费！这一说法清楚地展现出了这种大逆转：今后不再是生产随着消费的变化而变化，而是完全与此相反。不过，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种生产需求的做法并不完全行得通。罗贝尔·布瓦耶（Robert Boyer）和雅克·米斯特拉尔（Jacques Mistral）发现，人们并不能看清“家庭支出方面所出现的重大格局调整，即便仅仅是因为一些新产品的涌现会延缓劳动力再生产的整体因素（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所受到的冲击，也会延缓经济活动空间新布局的形成”[5]。
事实上，人们如此期待的社会需求转变所涉及的价值总量并不很高：当时，一台磁带式录像机的价格只有一辆汽车的1/10左右，而且这一价格还会不断下降。此后所有的高科技产品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它们的价值量都无法真正将汽车取而代之，因而无法发挥经济引擎的作用。即使再多的新发明涌现，无论从量上还是从驱动效果上都无法缔造出一个能与汽车产业相媲美的新市场。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降低价格已经不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与价格之间的弹性会逐步放宽，因为随着各个家庭富裕程度的提高，它们会大量积累此类产品。”[6]
[1] 这里所借用的是叶甫盖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提法，Eugène PREOBRAJENSKI, dans La nouvelle économique, Paris, EDI, 1966。
[2] On s'appuie ici sur Jullen DELARUE, “Les racines économiques de la barbarie électronique”, in Jean-Louis WEISSBERG (dir.), 1984 et les présents de l’univers informationnel, Paris, Éditions du Centre Georges-Pompidou, 1985, http://hussonet.free.fr/jd1984.pdf.
[3] Jacques ATIALI, La Nouvelle Économie française, Paris, Flammarion, 1978.
[4] Michel AGLlETTA et Anton BRENDER, Les Métamorphoses de la société salariale, Paris, Calmann-Lévy, 1984. p. 211.
[5] Robert BOYEA et Jacques MISTRAL, “Le temps present: la crise”, Annales, n°3, 1983, http://gesd.free.fr/boyerrn841.pdf.
[6] Eileen APPLEBAUM et Ronald SCHETIKAT, “Emploi et productivité dans les pays industriels”, Revue internationale du travail, vol. 134, n°4-5, 1995.
打造消费者
资本主义能像创建合适的销售市场那样打造需求吗？有一种批判性思潮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借助营销和广告，资本主义已成功地使消费者按照其所提供的产品来产生需求。但是这种批判必须以需求可以被无限制地随意塑造以及消费者可以被随意操控为前提。人们当然可以在这方面举出许多的例子，但这种方法显然过于简单化了：把任何东西卖给任何一个人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商业成功的背后一定掩藏着失败和挫折。然而，这种演绎只是单方面的：它把消费者都当成了可随意摆布、只会盲目听从广告宣传的白痴。
事情实际上要复杂得多，应当对人类的需求以及满足方式作出区分。但是，需要立即指出的是，这一区分也是有风险的：它可能会最终导致出现一种只把资本主义所激发的需求简单地划分成“真需求”与“假需求”的价值判断。这其中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能做出甄别，就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最高的价值判断角度——这种判断角度不会受到任何商业思想的影响，并能判断出什么是好的。对此，匈牙利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有过很好的表述：“理论家……只有在知道什么是‘真实的’需求的情况下，才能对‘假的’或者‘错误的’需求与真正的需求作出区分。‘不真实的’需求的概念是在拜物教和能对需求进行操控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位以判官自居的理论家，其理解能力只能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他自己的意识不是拜物教的，因而这是一种‘正确的’意识。然而，这位理论家凭什么能如此肯定？……他很可能无法说自己的意识是“正确的”，因为他的意识也是一个社会产物。”总之，“以拜物教为理论基础来对需求作出真假之分，其前提是这位作出评判、作出区分的人必须凌驾于这个社会之上”[1]。
与这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观点相对应的是：公民-消费者都被看作是一些简单的木偶，他们无法上升为理性的人，也无法被操控，只有一种自上而下的意识才能使他们得到拯救。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谈到每周35小时工作制时，法国评论家尼古拉·巴韦雷（Nicolas Baverez）搬出了19世纪反对减少工作时间的资方道德家所用过的说辞“至于闲暇时间，它是一个导致社会滑向灾难的斜坡。就像人们都喜欢去吕贝隆山区（Luberon）游玩一样，对于那些最低阶层的人来说，闲暇时间就意味着酗酒、暴力和犯罪的增多，这些不幸的事实都已被相关研究所证明。”[2]这正是右派的观点。但是左派也有一些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每周35小时工作制所多出来的闲暇时间是否能被好好地利用。如果这些闲暇时间被用于更多的消费呢？这个问题或许可以用一个玩笑来回答.比如说人们有权用一种更无聊的方式来打发闲暇时间，比如看电视剧。[3]
这些极端的例子表明，对日常生活的批评必须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入手，即从内心深处要对人类有一点点信心，并应当认为，正是在这些生存条件的基础上（在这里指的是时间的安排）才可能在诸如日常活动、城市生活、家务的分担、孩子的教育等问题上形成一些新关系。马克思说过，“存在决定意识”，人们可以据此这样认为，正是时间的安排决定着世界观：“时间的安排是个性发展的真正基础”[4]。
诸如“我们应该消费得少一些”之类的说教是没有任何作用的，真正要做的应当是创造物质条件，为人们提供其他选择——这既包括生活条件的选择，也包括对重大社会选择的控制。这是在以下三条基本思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唯物主义的方法。
第一条基本思路是，必须对不同层次的需求作出区分，首先应作出识别的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其中的一些需求是显而易见的，如食物、衣物和住所方面的需求。另外一些需求与物质层面的因素关系不大，但同样也是客观存在的，如个人的潜力能得到充分发挥、获得与其同胞相类似的社会地位、为自己树立良好的形象等。人们可以不断列举出此类需求，最终可能编篡出一张长长的单子。
更令人感兴趣的是第二个想法，即这些基本需求的表达方式会因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或者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换句话说，这些需求的表达方式是由历史和社会因素所决定的。虽然单凭此举并不能作出好与坏的评判，但是对需求与需求的表达方式作出区分、对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等级作出区分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最后，第三个基本思路直接把我们带进了资本主义，因为我们必须讲到需求的满足方式这一概念了。资本主义的深层逻辑是更注重用商品化的方式来满足需求。一种商品对应一种需求，一切需求都可以用消费或通过使用某一合适的商品来加以满足。这里所涉及的商品不一定是有形的东西，也可能表现为购买某种服务的形式，当然这是一种商品化服务。在这里，人们对需求的评判并不属于判断的范畴，而是一种分析。于是，人们只要一闪念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资本主义的这一宏图大志从一开始就限制了需求满足方式的范围。它排除了（或者说想要限制）那些与商品化无关的满足方式，如闲暇时间以及免费的东西等。
与那种消费者被机器化、被认为可塑性强的形象相反，把商品化作为满足需求唯一方式的做法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紧张局面。为缩短工作时间而进行的斗争几乎从未间断过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且还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围绕这一诉求而展开的工人运动与只为提高工资而展开的工人运动，其数量几乎相当。距我们更近的一个例子：资本主义如今想减少那些用非商品化方式来满足需求的分量，这是该冲突的又一例证。例如，在医疗或退休领域，所有新自由主义计划的目标只有一个：在那些曾被团结互助精神和非商品方式所击退的领域（诊所和私营保险或养老基金等）重新引入商品化。
这些需求、它们的表达方式及其被满足的可能性都是由生存条件所塑造的。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论题，是从前面的论述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在此仅举一例：把土地划分成工作区和居住区这一规划过程一定会使某些需求在需求等级排行中的“位置上升”，也会催生出满足这些需求的一些方式。这一空间规划将深深地影响到个人在交通和居住方面的选择。那些居住在大城市或中等城市的家庭或个人，其预算结构是完全不同的。
消费模式还可以被看作是那些未得到满足的需求的一种补偿模式。为了说得更具体，我们不妨用孩子的心理来举例子说明。对孩子而言，需求占据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因为只有一个孩子的需求得到了满足，才可以保证这个人能得到全面发展。在孩子的需求中，所有的专家都能发现这样一种需求，即儿童和青少年都需要做体育活动：爬行、跑步、登山等。然而，对于那些住房狭小、没有游乐设施和空间的孩子来说，他们的这一需求受到了物质生存条件的限制。为了弥补这一缺失，我们便用一些替代品（如电视）来取代那些在当代生活中所不能开展的活动。2008年，4-14岁年龄段儿童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平均超过了两个小时[5]，这一时间甚至超过了父母照顾他们的时间[6]。但是，在孩子们学校的周围如果能有玩游戏和活动的真正场地，那么他们待在这里的时间极有可能会超过看电视的时间。这个例子反映出了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
尽管有些消费或行为饱受批评，甚至被认为是荒谬的——作为个人，人们完全有权力这么做——但是它们却是其他一些愿望的替代品，是现有的物质条件所创造出来的东西。
让我们回过头再来看儿童的需求。人们可以列出一个抽象的清单，其中包括对空间的需求以及积累经验的需求。这些需求不属于最基本的需求：毕竟，我们可以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里生活，也可以不做游戏以及手工活动（一些人甚至在长大后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简单地说，生活质量越差，一些体力和智力潜能就越不容易得到开发。
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按照其重要性对需求进行排序，而是要知道什么因素在决定着这些需求的相对满足度。空间具有不可再生性，私人占有土地能改变巨额收入的流向，因此土地的供应十分有限。相反，电子游或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的教规，而且它们的供应十分充裕。从某种程度看，它们弥补了城市儿童缺乏活动的问题：说了一圈又绕回来了。当然，有人会说对空间的需求是健康的、自然的、必要的、真实的，而对电子游戏的需求则是人为制造的、有害的、虚假的。这样说或许并没有错，但是问题并不在此。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什么主观评价，而是以下这个基本的事实：按照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逻辑，需要空间这样的需求受到重视的概率非常低，即使人们在这方面有着非常强烈的需求，但它也很难以一种能被人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那些符合赢利标准的需求与其他需求之间的界线当然不是固定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新福特主义的支持者所赌的正是这一界线的移动。但是这种变化的法则并不是社会力量所能控制的：它是由私人积累的要求所支配的。因此，真正的替代方案并不是把稗子和麦子区分开来、把“真”需求和“假”需求区分开来，而是要为愿望的表达提供条件，使需求在社会选择中得到具体体现，并确定其中的优先事项。这一切都离不开民主磋商。
[1] Agnès HELLER, “Les ‘vrais’ et les ‘faux’ besoins”, Mouvements, n°54, 2008, http://gesd.free.fr/aheller.pdf. Du même auteur: La Théorie des besoins chez Marx, Paris, 10/18, 1978.
[2] Nicolas BAVEREZ, “35 heures: une catastroph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20 Minutes, 7 octobre 2003, http://gesd.free.fr/baverez20.pdf
[3] Christian BARSOC, “Week end”, Rouge, n°1630, 23 mars 1995, http://hussonet.free.fr/weekend.pdf.
[4] Lucien SÈVE, Marxisme et théorie de la personnalité,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69, p. 410.
[5] CSA, 《Nos enfants et la télévision》, http://tinyurl.corn/enfantv.
[6] Élisabeth ALGAVA, “Quel temps pour les activités parentales?”, Études et Résultats, n°162, mars 2002, http://gesd.free.fr/drees162.pdf.
市场对民主
主要的反对意见当然会说“民主早已存在”这样的话：公民选举出总统，议员推选出政府，而政府的决策则最终能体现民意的选择，尽管是以间接的方式体现的。作为消费者，他们有权随意去花自己的钱，这是一个赞同资本主义的重要论据。但这些决策只是一个社会所必须作出选择的一部分，其中的根本原因正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对于公司如何使用利润，民主代表其实并没有多少控制权：资金将投入哪个行业？股东能获得多少回报？因此，在社会领域不同的优先事项选择过程中，是这些私营业者取代了集体决策。在决定经济活动的方向，也就是说在决定整个社会轨迹时，社会服从了市场的力量与论据。这一机制必须用动态的角度加以分析。收入的分配以及不平等的程度显然在塑造着社会。但是对社会动力而言，社会剩余的使用方式将能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资本主义的民主从本质上就是一种被切割的民主，因为社会把不同社会需求的选择权交给了私人利益方。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主权自然所剩无几了。只有在某些特定时候、在现有供给能够满足的前提下，这一主权才会得到体现。对于那些能塑造供应变化趋势的决策，消费者并没有任何控制权：如果真的有人去征询公民的意见，那么他们很可能更愿意“大力发展”医疗卫生设施，而不愿看到身边出现大量银行的分行和豪华的总部大楼。
那些会对需求的存在条件及其满足方式产生制约的选择，它们并没有经过真正的民主磋商。对于民主磋商的整体逻辑，阿格妮丝·赫勒是这样总结的：“这里所涉及的是建立这样一个架构，那些代表着真实需求的各种社会力量在这一架构里经过民主辩论并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决定哪些需求必须首先得到满足。”[1]
几年前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所推出的“参与式预算”中，这一普遍原则曾初步得到了实际应用。[2]可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无奈之举，因为当时的市政府几乎完全不可能征收到新的税。在预算给定的情况下，必须在不同的项目间作出选择，因为不可能在同一年内既解决这个地区的供水问题又解决另一个地区的公共照明问题。因此，必须创造出一个集体选择的进程——这是民主的本领之所在。这正是阿雷格里港经验的示范性之所在：因为它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为这一行动规避风险的规则，所谓风险是指那些不会被撤职的议员们为扩大影响而采取拉拢支持者的手段或者因为“街区自私主义”的出现从而使相关共识无法达成。具体的操作程序是：每一个街区按照优先顺序提交自己的项目，尔后决定预算的拨付，最后是按照多年完工的逻辑制订项目进展时间表。
这个经验——遗憾的是它已经结束了——令人感到兴奋之处恰恰在于它给一些理论问题带来了具体的答案，包括“阿罗不可能定理”[3]。这个用抽象方式提出的问题如下。假设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社会福利形态”；每个个体可对其偏好的先后次序进行表达：最后能据此得出一个社会效用函数，即综合成整个群体偏好次序的排行吗？阿罗的答案是否定的。他是从以下这个例子入手研究的：
——在A和B中甲更喜欢A，在B和C中他更喜欢B，因此甲的排行是A>B>C；
——乙的排行是B >C >A；
——丙的排行是C>A>B。
这其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有两个偏好获得了优胜：即A>B（这是从甲和丙身上所得出的结论）以及B>C（这是从甲和乙身上所得出的结论）。据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大多数人更喜欢A而不喜欢C（即A>C）的结论。
然而，这个结论存在着相互矛盾之处。因为从乙和丙两人的对比来看，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应当是C>A。阿罗对这一例子进行了归纳，并在其中加入了一些条件，尤其是不存在强制选择这样的条件。他的这一定理认为，没有任何一个集体福利函数能满足这些条件，尽管这些条件非常合理，而且也都与个人的社会愿景相一致。唯一的出路就是放弃最后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要么有人把自己的选择强加于人；要么选择的范围被缩减。
这场讨论的好处首先在于它凸显了一些理论发展过程中形式上的贫乏。不过，这一讨论还更进了一步：对市场的正统维护者而言，阿罗所提出的定理（或者说悖论）表明，集体选择——从根本上说是经济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选择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一切交给市场，例如将市政供水和照明管理部门私有化（在这里，阿雷格里港的经验被再次提及），从而使每个人能决定是否愿意为上述相关服务埋单。因此，把集体选择的障碍上升到定理的高度正是为了用它来证明社会需求可以用个体化、商业化的方式来加以满足。
[1] Agnès HELLER, “Les ‘vrais’ et les ‘faux’ besoins”, art. cit.
[2] Voir Martine HASSOUN, Porto Alegre, voyage en alternative, Paris, Syllepse, 2001.
[3] Kenneth J. ARROW, “A difficulty in the concept of social welfare”,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8, n°4, 1950, http://gesd.free.fr/arrow50.pdf.
社会民主的妙处
在参与式预算的经验中，人们可以看到另一种逻辑的具体体现——它可以被称为是社会主义逻辑。其目的是在预算受到约束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提高福利，即最大限度地提高使用价值。事实上，每个街区对不同项目所打的分数或所给的排行名次，都是这些项目的使用价值或者社会需求度的具体体现。交换价值只是作为一种约束而出现的（预算以及每个项目的成本都是已经确定的），而不是作为需要实现最大化的目标而出现的。在20世纪交替的时候，新古典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曾围绕着以下议题发生过一场非常激烈的辩论：这一“计划”会不会导致与资本主义计划相同的结果，或者更确切地说，规划以及市场会不会导致出现著名的均衡状态。[1]有人以高度概括的方式得出结论认为，两者能导致相同的结果。而在现实中，这两个计划有着很大的不同。
我们不妨以一个社会为例，在某一时间，这个社会只生产三种产品：食品、住房和电视机。人们可以用两种方式对这些产品进行分类。根据其利润率，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可能具有的潜在的利润率：根据这一标准——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关，电视机将成为最优的选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将会把这一行业作为优先目标。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家要以一种无中生有的方式去创造需求：正如我们此前所分析的那样，它首先要求有那些愿意购买电视机的消费者存在，也就是说这些电视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能满足需求的，尽管这些不一定是最紧迫的需求。因此，资本更愿意在电视行业进行投资，而这一领域的劳动生产率也将很快得以提高。随着供应数量的增加，电视机的相对价格会下跌，这一价格走势会使该行业的“优先级”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住房的相对价格将出现上涨的趋势，而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方面的需求被满足的程度是最低的。说了一圈又绕了回来：由于价格过高，住房方面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人们只好用购买电视机的方式来弥补！
人们再一次看到，在这种将高级需求与低级需求对立起来的描述过程中并没有价值判断。最主要的结论是，这已经够了，资本主义能够确定需求的优先顺序，并能按照自己的标准来选择这些需求被满足的次序。当这一框架被用来解读资本主义现实时，人们很容易发现：从整体上看，面对各种不同的需求，一个社会为此所付出的努力不可能完全相同。银行的分行或幼儿园是分配社会财富的两种不同方式，应当看到的是，这一选择并不属于“公民-消费者”的范畴。或许，人们会认为他可能更喜欢把自己的保险柜（如果他有的话）装修得简单些，让环境对自己的孩子更有吸引力，但是问题并不在此：真正重要的是，他并没有机会对此类选择发表意见。
当然，有很多需求——通常是集体的需求——或多或少不会受到赢利能力这一逻辑的制约。在这方面，市场经济有着自己的计划：资本主义是温和的，但赢利能力的逻辑仍然是其强大的积累动力之标志。有人在说应当减少医疗领域的开支，但没有人说要减少汽车的购买。大企业也有自己的计划，但它们是一些与其竞争对手的计划相对立的个人计划。这其中也会有理性，但这种理性的影响范围有限：生产在大集团内部是有计划的，但此举并不能使企业免受资本间的竞争所带来的危害。
社会主义或需求逻辑
在一个理性社会里，需求将成为一个用来保证价值实现、没有实际内容的空条件：社会会按照这些需求的强度对其作出优先次序排列。相反，资本主义的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各种不同产品要按比例来提供只是利润最大化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而不是一种约束。俄罗斯经济学家康托洛维奇（Kantorovitch）用数学方法对该逻辑作了很好的表述。社会主义社会所呈现出来的是这样一种数学形态，即按照由社会所直接决定的、能体现其偏好的比例，对可使用的资源进行调配，从而生产出最多的产品。“赢利能力”虽然没有消失，但它已退至次要的地位：“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高赢利能力并不像资本主义那样，本身就成为追求的目标，而只是整个社会达到最佳效果或将开支减小到最低程度的一种手段。因此，这一原则的应用必须服从以最佳方式实现总体规划这一要求。”[2]
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主要体现在资源的分配方式上，尤其是剩余的划拨上。它不仅仅只是经济核算方法的变化，而且也是功能的变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最大化的要求决定着投资应重点进入哪些部门：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会受到经济核算的约束。而社会主义则相反，它是由整个社会来对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进行控制，而经济核算则退居次要地位。
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发挥过分作用的原因是它不仅仅只局限于对生产资料的选择上，而且在目的的展现、选择和分类等方面也发挥着作用，而社会主义则意味着经济范围的收缩：其功能将被严格限制在对实现目的的手段进行的调整上，而这些目的是通过其他途径来确定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jenski）在作出下列解释时特别强调这一转变：“随着价值规律在经济生活中的消灭，旧的政治经济学也会消失。现在，新的科学，关于预见有组织的经济的经济必然性和事后在生产及其他方面达到最理想的必须的成就的科学，正在占据它的地位。这完全是另一种科学，这是社会工艺学，是研究有组织的生产、有组织的劳动的科学，是研究这样一种生产关系体系的科学。在这里，经济生活的规律性有新的表现形式，人的关系已没有物化，商品拜物教随着商品的消灭而被消灭。”[3]
在经济管理理念中把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求作为效率准则的做法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已有过介绍，尤其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过简短的概括“诚然，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来安排生产计划，这里特别是劳动力也要考虑在内。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4]
康托洛维奇的介绍进一步展示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所体现出来的分离。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是由一些经济以外的因素所决定的，它们与资本主义的市场法则是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的市场法则既承担着调控的任务，同时又在塑造着自己的目的，而这一过程是社会所不能掌控的。这一分离的存在是以一种被称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假设为前提的：为了能按照这一高等逻辑运行，社会必须有能力通过一个以民主方式建立起来的计划将自身的集体选择付诸实施，否则经济核算只能依据一些错误的数据而进行。更不用说还可能出现的官僚专政现象，东欧地区的经济失败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它在消灭了那些能让资本主义得以运行的基础之后，而又未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存在的必要条件，即社会民主。[5]
如今，人们经常会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简化成为市场和计划之间的对立，实际上以下这种二元结构似乎更加贴切，即私人占有制与社会民主之间的对立。这是斯大林的经验留给人们的一大教训：没有社会民主的计划将导致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东欧国家所发生的一切表明，有关剩余——它们是从私人资本家手里所缴获的——的分配功能实际上只掌握在一小部分自称能代表社会需求的社会阶层手里。投资市场当然已被取缔，但是人们却没有建立起任何能替代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一条重要防线——即生产出来的东西必须能卖出去——已被废除，从而使日后的偏差越来越难以收拾。
因此，社会主义经济的效率问题并非来自技术和经济层面，而是完完全全地直接来自政治层面。社会所确定的优先事项完全是由一些经济以外的因素所决定的，并且都被当作是符合经济和技术法则的，而资本主义的情况则与此相反，它的社会目的都是事后才出现的，是作为商品化交易的副产品而出现的。因此，民主是这样一个社会组织得以运作的条件，而这一理解将会使人们用另一种方式去看待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计划不一定要求取消作为调节工具的市场。因为将赢利逻辑强加于人的并不是市场，而主要是这样一个事实：是个人或者说是一小部分社会阶层在根据私人资本的投资战略决定着投资的去向。这项纯粹的社会功能——弄清楚社会应将自己的努力放在哪些优先项目上——被一些私人实体所把持着，而且这方面的权力越来越集中。正因为如此，计划是实现“投资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是凯恩斯的一句名言。不妨这样设想：如果人们建立起了一个由民主机构所组成的、能表达和定义需求的机制，计划将会以怎样的方式运行？其中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取消市场——如果市场在这里所指的是那些消费品商店。价格调节也是实现非社会化收入分配以及调控供需关系的一个最简单的手段。这一点也是均衡与动态之间最本质的区别——但投资品则又会是另一回事。投资行为是一个行使权力的过程，而这样的决定会对经济变化的方向产生影响。因此，这一战略性功能的执行不能被个人化。任何一个人或一群人——即便他们拥有一个企业而且这个企业还在赢利——都不能在不考虑任何社会优先事项的情况下进行投资。市场是民主的一个蹩脚的替代品。
从集体决策的角度来看，公民会议不失为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经验。其原则是将一些公民聚集在一起——他们并不一定是专家，但是一些专家会将相关领域的知识传授给他们。经过初步交换意见后，公民小组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重新召回相关的专家或决策者，与他们进行磋商，并最终提出建议。
正如雅克·特斯塔特（Jacques Testart）——他自告奋勇地充当了这些经验的推广者——所解释的那样：“这就形成了一个不惧支持者和游说集团压力的过渡性知识群体，可以说这是一个民主的微缩模式——只要所有的人都能接触到知识，都能接受差异性教育，它就能够出现。当然，这一系列复杂变化只有在已达成的协议能得到严格遵守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在这里，所提供信息的质量和客观性、集体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有利于其成长的物质条件必须拥有突出的地位。”[6]
这些经验为人们理解参与制民主提供了宝贵的指导。参与制民主被视为是重新吸取专家意见以及避开游说集团压力的一个手段。它既不是议会民主的替代品，也不是在几天时间内就能完成有关社会选择问题的漫长而复杂磋商过程的一个决策机构。但是人们从中看到了制度规则和意见交流与碰撞过程的极端重要性。由此人们自然会产生支持非商品化解决方法或建立公共物品之类的想法，如设立一个对自然灾害予以赔偿的全球基金计划或者“联合国应当加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监管”之类的想法。
所有这一切使雅克·特斯塔特得出了一个相当乐观的结论：“在任何情况下，在那些摆脱了各种幻想的推销者的困扰、把自己放在一个负责任地位的公民们所提出的建议中，都是要团结而不要竞争、要人性化的社团而不是沙文主义、要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生产本位主义。这样一个隐藏在日常生活平庸之辈——他们是选举的吸引对象——中的真正的人性潜能被揭示出来，也为人们产生这样一种观念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即另一个世界还是可能出现的。”
[1] Voir Thomas COUTROT, “Socialisme, marchés, autogestion: un état du débat”, séminaire Matisse “Hétérodoxies”, octobre 2002, http://gesd.free.fr/tcsoz.pdf.
[2] Leonid KANTOROVITCH, Calcul économique et utilisation des ressources, Paris, Dunod, 1963, p.20
[3] Eugène PREOBRAJENSKI, La Nouvelle Économique, op. cit., p. 98.
[4] Friedrich ENGELS, Anti-Dühring ［1878］,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63, p. 349, http://gesd.free.fr/antiduhr.pdf. 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1995 年版），第660~661 页。
[5] Catherine SAMARY, Plan, marché et démocratie. L’expérience des pays dits socialistes, Amsterdam, IIRF, “Cahiers d'études et de recherche”, 1988. Sur un mode moins théorique, Francis SPUFFORD décrit dans Red Plenty (Londres, Faber & Faber, 2010) comment les structures bureaucratiques ont empêché les constructions théoriques de Kantorovitch - l'un des personnages de ce roman - de devenir réalité.
[6] Jacques TESTART, “Citizen loft: l’humanité existe”, Libération, 29mars 2002.
参考文献
ATTAC, Le Capitalisme contre les individus, Paris, Textuel, 2010.
COUTROT Thomas, Démocratie contre capitalisme, Paris, La Dispute, 2005.
GÉNÉUX Jacques, L’Autre Société, Paris, Seuil, “Points Essai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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