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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派往何处去
谢少珊
1933年
〔说明〕本文刊载于《青年评论》第20期，1933年出版。谢少珊（1907-？），广东梅县人。早年留学苏俄，参加左派反对派组织，被捕后叛变并出卖陈独秀。之后改名谢力公（取“立功”之意），加入军统。1949年后逃往台湾，卒年不详。
这年头，是整个历史大转变的年头。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患难频仍水深火热的时代；我们现在所处的地层，是迷离、动荡、咆哮、迸裂的地历。的确，青年们在这汹涌的政治怒涛中，应如何警惕和自勉；应如何在这崎岖艰险的过程中，紧抓住我们所应走的康庄大道。
一九二五年大革命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面前涌现出了无数的政治集团，托洛茨基派便在这花团锦簇，党中有党，派内有派中应运而生。诚然，观念自有其逻辑；托派自有其发生的远因与近因，自有其政治背景与立场。
中国的托洛茨基派，又名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在历史上起了“中间派”的作用。它暴露出了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完全破产，它是中国共党数年来“机会”、“暴动”、“盲动”、“不动”以及派别纠纷的分崩离析中必然的产物。同时，它代表了一部分徘徊十字街头的青年，“给滚牛奶烫了嘴”，头上戴着金辉炫耀的“共产主义的冠冕”，而身上却披着褴褛的百孔千疮的“革命贩子的蓑衣”；两足分踏在“反革命与革命”的阵营上，——等到暴风雨来时，他便经不起狂烈的推荡，而整个的覆没了。
我们来评价托派的理论与实际吧，评价的标准不在乎该派在社会上的地位与成败，而在于该派在中国革命中客观的史的和政治的意义。
一、共产国际政治路线之破产
——中国托派之形成
斯大林、布哈林所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在“第三时期”的错误分析之下，形成了一贯的荒谬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在俄国、德国及中国共产党中更明显和具体地表现出。
因为共产国际疯狗似的狂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熟，全世界已在暴动的前夜，所以它便拿“苏维埃的德意志”去作为德国党动员群众的总的政治口号，然而，实际上这个口号不只是空洞与幻想，并且与事实背道而驰。最明显的例子便是一九三一年德国举行的所谓“赤色民众投票”（Red Referendium），德国共产党在台尔曼领导下，为争取普鲁士议会的地位（当时普议会中社会民主党占优势），却抛弃了从前的原则，同所谓共党最尖锐之政敌——希特勒——携手共同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白朗政府，在日常工作中，共产国际给予德国共党的政治任务，便是命令式的呼喝党员们在街上示威、打电车、胡闹、骚动；有时且动员一切力量去进行选举运动底政客的把戏，把选举作为自慰与赏功的材料，这种狂妄的官僚的（托派对干部派的称呼）政策正为西欧各国共产党所采用，德国问题只是共产国际政策破产之缩影与素描吧了。
共产国际冠冕堂皇的决议，时常是掩饰错误与欺骗的教条。在苏俄，斯大林在极狭隘的保守主义的旗帜下，埋头于一个国家之建设；只要不妨害他的五年计划，他什么都可以牺牲，他早已忘记了苏俄边陲外还有庞大的世界与受多层压迫的弱小民族。试看中日事变发生，一直到现在，无论共产国际的决议与电文说得如何动听，然而苏俄从未站在中国被压迫民众方面说过一句话。它对中国民众之反日运动及东北义勇军之行动曾经表示过“严守中立”，它对被日军惨杀之无数中国人民及日帝国主义强夺之东三省“袖手旁观”；可是它对自己在满洲所享的权益（中东路）及它的势力范围（外蒙古）却采取了严格的“防守与自卫”态度。带“国际主义”假面具的斯大林与苏俄共产党，在中日间题上完全暴露出了政治上彻头彻尾的狭义的国家主义之真面目。
这还不够，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国，那么共产国际从未打算（永不会打算）动员整个中国被压迫民族为民族解放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当日兵强占东三省及炮轰上海的时候，共产国际却要在“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洞口号下来动员及欺骗中国的工农群众。因为东北义勇军和上海的战争与中国共产党不相关，因为国难临头时可以利用政府之难于应付而图扰乱后方与肆意攻击，于是它便在事变的过程中，或明或暗的阻扰一切非共党领导下的抗日工作；直至上海战事停歇许久，“中国苏维埃政府”才高据在江西瑞金的森林山谷深处诵读“对日宣战”的——宣而不战的——通电。
连年中国共产党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杀人放火政策，在城市中制造“同盟罢工”、“实行暴动”；在农村中厉行杀人盈野的“红军游击”及组织纸上的“苏维埃”。这种盲动策略使中国共党变成了一个流氓土匪的集团。由于政治上之破产反映到组织上之动摇与瓦解，每次策略之失败，因为责任问题时常引起党内发生严重的内斗与纠纷，在权的派别动辄开除、告密和暗杀去对付在野的反对派“同志”。这种警察制度使全党发生了恐怖、纷乱与崩溃。何孟雄等二十余人被陈绍禹派告密以及顾顺章之全家被害，无他，只证明了党在风雨动摇中不得不用“非常”、“严厉”与“恐怖”手段去对付“异己”同志，以最后的维持他们早己破产的地位。
二、中国托派之形成与存在
——加深了共产国际政治路线之破产和中共彻头彻尾的崩溃与瓦解
就在这种的环境下，产生了共党内的取消派（即托派）；在历史上它曾尽过共党“掘坟者”之义务。因为再没有任何别的例证，可以比得上共产党人自己宣布共产党的“死刑”那样透彻深刻的了。如果我们随便翻开托派近年的政治史略，那末无论在哪一页上，我们都可以瞧见许多自露马脚，但同时却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主张。
首先我们看到：托派为着要反对干部派对中国革命性质之估计，为着要提出“极左”的口号——社会主义革命——以标榜反对派的旗帜，曾经根本否认过中国封建制度之存在（陈独秀谓中国封建制度已是残余之残余），它认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制度统治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派的理论根据的确比干部派说中国是资产阶级革命，要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等论据来得彻底些；因为只有这个说法，他们才能从容不迫的把俄国行不通的共产主义私货偷运到中国来，才能设法抓住确定的立场，去传播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际。所以，反对派对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估计与实质，正是对干部派走投无路的政策予以补充与修改，而不是根本推翻了整个阶级斗争的路线——共产国际整个的路线。
其次，在理论上反对派也比干部派聪明些，狡猾些：它戴上了“共产党人”的金字招牌，去想弥补斯大林干部派的破绽，想在一败涂地气息奄奄的时候，作“退兵时之一战”。所以在时局的估计上，反对派眼看着干部派沉沦在革命高潮与暴动前夜的逆流中碰着了许多礁石（罢工失败、暴动失败、游击失败），遂本同舟共济之义，去阻挠干部派之轻举妄动。所以它认为目前中国革命极低落（刘仁静），一九三二年与一九二九年不同，中国革命已走上复兴的道路，但还未到革命高潮的阶段（彭述之）。因为对革命局势“表面上”的估计不同，遂发生策略问题“形式上”的差异；在外形上，这种差异的确非常深刻。但是，可惜反对派依然挂着“共产主义”的盾牌，于是便像跳梁小丑一样整天在阶级斗争的乐圈里兜圈子。所以反对派策略上的矛盾与糊涂真是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
第一，反对派既然认为目前不是革命高潮，既然反对杀人放火的红军政策，于是便提出总政治口号“国民会议”以与干部派对抗，可是反对派的灵魂——托洛茨基与陈独秀——又恐怕自己的主张与孙总理主张的国民会议相吻合，遂加油带水的添上“不是国民党的”、“不是资产阶级的”、“普选平等不记名投票的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国民会议”。关于国民会议口号之本质与应用，从反对派的诞生以至瓦解，始终未获得一致的意见与路线。一方面，便是托洛茨基和彭述之，认为“国民会议在目前政局下非经过暴动是不能召集成功的，它是幻想的，欺骗民众的，同时却是革命的动力”；另一方面便是陈独秀与刘仁静，认为“国民会议的召集不必经过暴动”，并提出“召集国民会议，实现民众政权”的口号。为着这个策略上的原则问题，动员了全体反对派热烈的讨论，结果陈独秀只怨恨“为什么托洛茨基同志对此问题没有新的指示”（其实也不能有新的指示）结束了这个争论。
第二，反对派虽然反对干部派的盲动政策，但同时并不放弃煽动罢工与准备暴动的工作。反对派不让干部派对总同盟罢工策略专美于前，于是在上海战事甫发之时，突然宣布总同盟罢工口号。一九三二年初，在反对派常委公布的“目前局势与我们任务”决议案上，载明“扩大农民游击区域……在适当地点（即在‘红军’所占中心城市）召集全国民会议，以创立全国性的苏维埃政权”，这种矛盾的见解，已充分表现托派没有明确与稳定的路线，托派不想把“苏维埃”与“红军”抛弃，但愿他不杀人放火（？），不做土匪（？），在流寇们劫掠蹂躏“哀鸿遍野的”“苏区”中去召集全民族平等的普选的国民会议（？）。
最后，我们要说到反对派的组织。从反对派的产生，一直到现在，无时不在“派别纷歧”、“吵闹”、“写争论小册子”……的分崩离析底雾气笼罩中。起初，刘仁静从土耳其奉托洛茨基之命组织中国反对派，一九二八年遂成立“我们的话”派组织；其后陈独秀等被党开除投身于托派旗帜下，然终因“我们的话”派之拒绝加入与陈等之另有企图，陈独秀遂另组“无产者”社以与“我们的话”对抗；不久，刘仁静被“我们的话”开除而另“十月”社，王平一等亦从“无产者”社分裂另组“战斗”社，后来刘仁静又“十月”社开除而另组“明天”社；如是数个小组织火并了一年余，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因接受托洛茨基的提议而召集统一大会，散会后还未到一星期，因内部告密而全体执委委员（除陈彭三数人以外）被捕，工作停顿了数月；不久工作逐渐恢复，又发生彭述之反对尹宽的斗争，跟着尹宽便和沪西全体区委及积极分子被捕；后来工作恢复不久，纠纷又开始：在北平有任曙（“十月”社）与汪泽楷（“无产者”社）的斗争，于是北方自合并后又分裂为两个小组织；在上海有法南区委全体反对常委（陈独秀、彭述之），张特（“我们的话”）反对常委及刘仁静，刘仁静反对常委，东区复有张特派，韩濬派（罗章龙派）之争；在广东，则有“我们的话”内部张特派与区芳派之争，陈培文派（“无产者”社）与区山派（“我们的话”之支流——后归并张特派）之争；陈彭未被捕的前一二月，斗争尖锐化，变成彭述之反对陈独秀的斗争及大多数党员群众因受不住上级机关常委“家长”的压迫与工作无出路无路线而群起作反对整个常委（陈彭在内）之斗争：直至陈彭被捕时，反对派组织内部早已体无完肤，支离破碎了。
因为反对派是个摇摆不定的政派，因为它想摆脱共产国际的荒谬政策而又依依不舍的逃不出阶级斗争的圈子，所以它便过着狂乱、极端矛盾的政治生活。上层领袖终日忙于与其他政派（改组派、第三党、社会民主党……等）勾结，下层群众一部分则盲目的向黑暗中摸索，一部分则悲观、消极与失望，一部分受干部派之挑拨欺骗与卢布之引诱跑回干部派去，一部分则觉悟过去的妄为，积极的找寻革命的出路——回到三民主义的旗帜下来。
三、什么是托洛茨基派的出路？托洛茨基反对派将往何处去？
干部派的理论与实际既如此，反对派的主张与行动又如彼，上面所述的一切，已给反对派党员们的出路以明确的答复了。
干部派与反对派（以及其他共党内所分裂出的一切派别）在政治上组织上破产崩溃的唯一原因，主要是他们自始至终不了解中国实际政治经济环境，把不适合于时间空间的“共产主义”私货，呆呆板板的偷运到中国来。
中国依然是个半殖民地的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国的资本主义正在萌芽时期，阶级分化尚未明显：无产阶级占极少，力量亦甚微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和无数的工农群众一样，受国际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之重重压迫，日本军舰的每一炮，日兵的每一个子弹，所焚毁的每一所房居与田园，不只是资产阶级也不只是无产阶级身受其害，——这是整个民族之牺牲，整个民族之沦亡！
摆在我们目前的中国革命任务（国家之统一、土地问题之解决、反帝主义）尚未彻底完成，中国国民革命在共党的捣乱与连年军阀混战及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中，已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了。日兵在榆关的炮声也许多少可以令我们沉迷在阶级斗争的共产党人们觉醒吧。现在我们所需要的只有民族革命，团结被压迫民族各阶层，作民族求解放推翻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统治之阵线，我们需要“转变”与“复兴”中国的革命，集中一切力量去御侮救亡。
托洛茨基派的历史任务已经完结了，她只能作为博物馆中的博览品了；自然，我们不否认，在不远的将来，托洛茨基的怒狮还要继续在西欧及东亚大陆上作最后的咆哮，然而她的吼声已失去了独立之意义了。中国托洛茨基派下级党徒们，有不少是从共党开除的分子，有不少是彷徨的知识阶级，也有不少忠实刻苦的工人革命干部，摆在你们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黑暗的死亡的道路，从悲观失望中走到消极自杀或是跑回干部派去与流氓土匪为伍，继续作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勾当；另一条便是光明的新生的道路，回转到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团结革命的先锋队伍，领导全民族作民族解放的斗争，一直至最后的胜利。
托洛茨基派的党人们！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