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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曾相识燕归来——评《中国托派史》
向青
1994年12月
（《陈独秀研究动态》发表的删节版）
〔录入者注〕转载于《陈独秀研究动态》1995年11月第6期，标题被改为“香港托派刊物《先驱》评《中国托派史》及陈独秀”，这里改回原名。
〔编者按〕唐宝林著《中国托派史》在台湾出版后，在海内外发生了较大的反响，纷纷发表书评，有褒有贬。本文是其中的一篇，刊于《先驱》1994年第12期，原标题为《似曾相识燕归来》（署名向青）。书的作者认为：文章对该书的批评，一是因为他们仍坚持托派的立场，与书作者的立场观点不同；二是对作者期望值太高，认为作者既然能写出如此详尽的著作，理应知道更多的史实和细节，否则就是“故意歪曲和隐瞒”；三是极个别地方，作者不慎误用了有水份的材料（如托派犯人写的材料）。对此，作者表示在以后有机会再版时将予以修正。本文在评书时，重点叙述了今日托派对陈独秀问题的反思，对我们研究陈独秀很有参考价值，兹摘录如下，小标题是原有的。
难得的历史资料
唐宝林著的《中国托派史》是中国第一部关于这个题材的书，而且是一部不算小的书（连图片及索引在内，足有四百页）。这书对早期托派的事迹记载得相当详细，尤其注重记载人物来历和结局，让人对许多知其名而不大清楚的人物知道多了许多。实在，这书的价值就在于它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在过去很难看到的。
这书是台湾东大公司出版的，但作者却是中共的专业党史工作者。作者能够看到许多不公开的档案，包括中共官方所掌握的托派文件的个人资料，以及许多托派分子被捕后所写的材料，再加上他自己在好几年间所作的调查和访问，所以能够写出这部资料丰富的书。过去几十年间，在中共势力控制下，托派曾是“反革命”罪名中最严重的一种，托派历史是个极危险的禁区，根本不允许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工作。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后，情况才逐渐改变。首先允许对陈独秀作客观的研究和评价，然后取消了“托匪—汉奸—反革命”这种诬蔑的说法。现在这部《中国托派史》能够公然拿到海外出版，不论在学术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托派在一九二八年已经形成，历史不短，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里受人咒骂的名声也不小，但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活动的真相没有多少人知道。流传的假话恐怕比真话还多。中共方面的说法一向尤其不可信。谁想去了解真相也十分困难，文献尤其难找。现在唐宝林这书才第一次提供了相当全面的史料,而且大体上真实，至少没有明显故意的捏造和歪曲，差不多所有比较重大的叙述都指出了根据。这是这本书值得重视的主要原因。
中国托派虽然一直很弱小，内部的派虽分歧却很不简单，组织上的变动也很频繁：刚成立不久就被摧毁，再组成，再被摧毁，一再分裂……。早年的历史连亲历其境的人，甚至是中心人物都很难说清楚了。关于这种种复杂的变化，现在读者可以从这书知道。差不多所有重大的事件，到一九五二年为止，都可以从这书中查到。
拿这本书同以前中共对托派描写相比，简直可以说这本书好得令人惊奇。但不可因此以为这本书里面的叙述就完全可靠，甚至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故意歪曲和隐瞒的地方。至于书中对托派所作的评价，可以说，几乎在一切重大的、有政治意义的方面都是错误而且非常浅薄的。
陈独秀与托派
中国托派的人物最有名声的自然是陈独秀这位五四运动的思想领袖和中共早期的首要领导人。但是陈独秀在托派里面一直受到许多人反对，有人甚至否认他的政治立场真正属于托派。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这本书也有很清楚的记载。作者的同情显然是在陈独秀方面。不过作者站在中共官方（毛派）的立场，认为陈独秀加入托派是误入歧途，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根本“荒谬”，托派内部争论不可能分清谁是谁非。其实，客观分析的结论应该是：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前，陈独秀是中国托派里面政治能力最强的一个，他比所有别人都更懂得运用托派政纲，制订实际策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非常积极地支持并且企图影响当时的抗日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就是一个光辉的例证。当时托派里面许多人骂他是机会主义，其实是他们本身犯了左派幼稚病，误解正统托派的原则。另方面，陈独秀自然也有不正确的见解。最著名的是他曾说中共所领导的红军等于土匪。但这主要是他那种爱发极端议论的毛病的表现。至于在实际上，他在这问题上的错误并不比反对他的其他托派人士更大。
抗日战争中的托派
抗日战争开始后，陈独秀的思想明显地从托派立场倒退。那时再没有一个坚持托派立场的人在政治上支持他，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当时中国托派组织本身的政策也有很大的错误，可说是同陈独秀各走极端。
托派组织和陈独秀都宣布支持抗战，停止了打倒国民党政府的鼓动，在这点上一致，而不是像当时以中共为主所诬蔑的那样破坏抗战。双方的分歧在于对抗战中各阶级和各党派之间关系的看法。陈独秀明显地号召全体人民拥护政府抗战，认为各党派都应该承认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认为国共合作是正确的，呼吁“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和开放政权混作一谈。”托派组织则虽然同意在当时（抗战初期）的情况下，应该暂时停止鼓吹打倒国民党政府，却坚持不应幻想国民党能够充分发动人民力量，领导抗战真正达到胜利。他们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认为根本没有超阶级的民族共同利益；在大多数劳苦人民（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利益同地主、资本家、官僚、军阀的利益之间始终有巨大的冲突，不可能平等兼顾；而只有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才配算是民族利益。因此托派坚持在抗战当中工农群众也不应该放弃在适当时机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权利。这些观点本是陈独秀也同意的，而且在不久之前他还发表文章非常鲜明地加以说明（例如《中国的一日》一文）。陈独秀出狱后在言论中却完全不提阶级的问题，一味鼓吹全民合作支持抗战了。他自然没有真正对国民党抱幻想，也没有放弃对国民党的公开批评，还不断呼吁开放党禁改善工农生活等。但这些看来都与当时共产党的路线差不多，因此托派组织觉得他又回到一九二七年之前的机会主义老路上了。反过来，继续在组织中的托派却一味空喊抗日战争必须依靠工农，指责国共两党都反其道而行，实际上本身没有在现实抗日行动（尤其军事行动）中发生作用，这种表现也令陈独秀深恶痛绝。于是陈独秀和托派就实际上决裂了。
平心而论，一直到一九三九年为止，陈独秀虽然有右倾的偏差，但并没有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托派）的原则。他那些令托派同志大为反感的论调，一部分确实是偏差（但也仅仅是偏差而已），另一部分却是在当时特殊困难的处境中巧妙的掩护。如果托派组织本身不犯那么严重的左倾空谈的毛病，把握到正确的实干路线，用冷静而公平眼光去看待陈独秀，应该可以继续和他团结，而后互相扬长补短，在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关键时期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至于不幸决裂的责任，我认为到一九三九年为止，主要是在托派组织身上，而不在于陈独秀个人。我的理由是：第一，托派组织的实际工作路线的错误比陈更大，这个致命错误决定了以后的悲惨失败，其恶果至今还未能补救；第二，整个组织（虽然只是个小组织）的错误比一个人的错更不能原谅。
陈独秀晚年的悲剧
大约从一九四〇年起陈独秀倒退抛弃马克思主义，接受社会民主党那种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了。他认为一次世界大战不可能引起社会主义革命和殖民地民族独立，只能够是同盟国或者轴心国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一胜利；同时认为，民主主义的同盟国胜利比较好，所以主张支持同盟国作战。他还把独裁的苏联同德意并列为世界三大反动堡垒，主张首先打倒它们。到了这个时候，当然再没有理由把他算在托派之列。他在最后这段时间的言论，成为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最爱使用的武器。这是陈独秀最大的悲剧，一生中最不光彩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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