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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embering Pier Paolo Pasolini
纪念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
﹝意大利﹞卢卡·佩雷蒂（Luca Peretti）
朱奥托 译、日土兀、当值义工 校
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在安东尼奥·葛兰西墓前致辞，1970年。（来自维基媒体）
回顾意大利作家、诗人、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一位非正统的共产主义者的一生及其政治思想。
1975年，就在皮尔·保罗·帕索里尼被残忍谋杀的第二天，意大利共产党（PCI）机关报《团结报》（L'Unitá）用这样一个词来描述他：“vero militante”，意思是真正的战士。就在几十年前，就在这同一份报纸上，一篇专栏文章导致了帕索里尼被逐出意共。
1949年，党的地区领导人费迪南多·毛蒂诺（Ferdinando Mautino）这样谴责道：“纪德和萨特的那些各种各样的追随者，他们的某些思想和哲学思潮产生了有害影响……他们自称是进步派，但在事实上却接受了资产阶级腐化中最有害的方面。”意共以这些所谓的“有害影响”为由赶走了帕索里尼，但其实是因为他是同性恋。
帕索里尼不是一个正统的共产主义者，在他成年以后的整个人生中，他一直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与意共之间的复杂关系，反映了他是怎样与国内外其它左翼人士互动的：从他充满怀疑地支持学生运动，到他对毫无保留地迷恋美国的新左派（New Left）。
在英语世界，帕索里尼以他作为电影制片人的身份而闻名。1960年至1975年间，他主要活跃于电影界，但在其它方面也有所涉足。他的小说和诗歌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翻译和研究，不过这些作品所受到的批评关注要少得多。他的一些戏剧作品——虽然微不足道但绝非无足轻重——也被翻译成英语。然而，帕索里尼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那一面却鲜为人知，尽管这一身份使得他在意大利文化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帕索里尼笔下的罗马
在同性恋丑闻爆发之后，帕索里尼被意共（当时很大程度上仍然反对同性恋）孤立，在他自己家乡也遭到排斥，于是他离开了他在意大利北部的家，起身前往罗马。对他来说，这是新的开始：他与这座城市，特别是博尔盖特地区（borgate），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博尔盖特指罗马的边远地区，那里居住着贫穷的下层阶级，帕索里尼称之为“宏伟的平民大都市”（grandiose plebeian metropolis）。博尔盖特地区给帕索里尼带来了很多灵感，启发他创作了许多小说和电影，但正因为这里为他而言看似挣扎中的第三世界，所以这里也成为了他进行政治、文化工作的场所。
在小说《流浪儿童》（Street Kids）或《暴力人生》（A Violent Life），或者电影《乞丐》（Accattone）《罗马妈妈》（Mamma Roma）里面，我们不应该去寻觅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因为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关于罗马下层阶级的。相反的是，通过这些作品，帕索里尼向观众呈现了一场正在进行中的转变：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个时代曾经属于那些南方的农民，他们慢慢失去了长达百年的传统，这个时代也曾属于罗马人，他们所生活的群体被梵蒂冈以及其它政权抛弃了。
对这些弃儿，帕索里尼很感兴趣，于是赋予他们以旧日的情怀。正如他在遭遇不幸前几小时的最后一次采访中所说，他想念“那些可怜而真实的人，他们挣扎着打倒了他们头上的主子（老板），却没能成为新的主子。由于他们被排斥在一切事物之外，所以他们仍然维持着自由。”
他发现，那个消灭了旧时代的文化并没有带来新的改善：非人化、同质化以及堕落的资本主义，一场种族灭绝（按他所说）清空了博尔盖特的居民，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乃至自己的（尽管并不总是政治上的）团结。如今，随着周围世界的变化，那些没能成为小资产阶级的人都失去了归属感。
在意大利左派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要么以近乎看待神话般的视角看待工人阶级和下层阶级，要么把他们看成是铁板一块的人，与他们不同，帕索里尼对他所描写的人有着实际的了解。如果他的观点有时带着隐晦的传统色彩，那么广大的左派人士就不会忽视这一点，换句话说，就像他在一篇关于巴以问题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共产主义者）的传统，他们绝不会承认他们对流氓无产阶级和贫困人口的仇恨。”1959年，他呼吁意共成为“‘穷人的党’：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属于底层无产阶级的政党。”
帕索里尼与共产主义者
在《葛兰西的灰烬》（The Ashes of Gramsci）这首诗中，帕索里尼想象了自己与这位意共创始人的一段对话，在对话中，他同时描述了他与葛兰西之间相同与相异的情感。这首诗表达了他内心的矛盾，这也是帕索里尼生命和工作被讨论得最多的一面。诗歌的同名书出版于1957年，然而帕索里尼在1954年就写下了这首诗，恰在苏联坦克于1956年抵达布达佩斯这个分水岭前，匈牙利事件致使许多意共党员和支持者与该党决裂。
不过，不管是在1956年还是在1954年，都没有出现帕索里尼和共产党之间紧张关系的最初迹象。在二战后的几年里，帕索里尼成为弗留利（Friuli）地区（这里与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南斯拉夫接壤）的政治活动家。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他是一个完全合格的政治活动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地方领导人，作为党代表，他出席了在巴黎、匈牙利和全意大利的会议。
然而，尽管在党内具一定声望，他依然继续会对党进行批评。1945年，他同为党员的兄弟吉多（Guido）、一个游击队员，在所谓的波兹涅斯大屠杀（Porzûs massacre）中被一个共产主义旅杀害，这是在战争最后阶段发生的几个备受争议的事件之一。早在1948年，帕索里尼就建议他的同志们承认党的责任，但同时，他强烈谴责那些利用他兄长之死为右翼宣传煽风点火的家伙——包括基督教民主党人（Christian Democrats）。
1956年，帕索里尼与意共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当时他发表了一篇针对正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论战文章。被他批评后，那些人之后的反应和正如大家想象的一样，但奇怪的是，最猛烈的攻击来自佛朗哥·福蒂尼（Franco Fortini），另一位与意共无关的非主流思想家，他也是帕索里尼的密友和老伙伴。相反的是，在那十年的最后，在共产主义文化界接受了他的第二部小说《暴力人生》（A Violent Life）时，他开始逐渐与意共走近。
在1960年至1965年间，帕索里尼为意共的新闻杂志《新道路》（Vie Nuove）撰写专栏。在专栏里，他与党的读者、成员或支持者进行互动，就各种各样的话题发表评论，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到匈牙利文学和布里吉特·巴多（Brigitte Bardot）的自杀企图。这份有趣而鲜为人知的语料库（尤其是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出版于1977年，名为《美丽的旗帜》（The Beautiful Flags）。
尽管存在着这种合作，帕索里尼从未成为一个成熟的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他总是寻找不同的听众。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为当时（现在也是）意大利资产阶级的主要喉舌《意大利晚邮报》（Il Corriere della Sera）写作，独立记者皮耶罗·奥托内（Piero Ottone）担任编辑。在那里，帕索里尼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具争议性的部分，也许是因为在这个中立（若非不友善）的地方，他感觉没有任何限制。
即使他的听众越来越多，意共仍然是帕索里尼主要的对话者。1975年6月，他宣布他仍将投票给该党，因为这是一个“批判意识总是被拼命捍卫的岛屿：人类的行为仍然能够保持原有的尊严。”在他1974年年底发表的著名文章《我知道》（I Know）中，他认为：
意共是意大利糟糕的民主制度的救星。意共代表着肮脏国家中的干净国家、虚伪国家中的诚实国家、愚蠢国家中的智慧国家、无知国家中的教养国家，消费主义国家中的人道主义国家。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帕索里尼与意共的青年组织意大利青年共产党人联合会（FGCI）在罗马的分部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接受公众聚会的邀请，甚至邀请成员到家里。
其中之一的文森佐·塞拉米（Vincenzo Cerami）朗读了帕索里尼为激进党（Radical Party）大会所准备的演讲稿，如果他当时还活着的话他就能发表这次演讲了，激进党是一个中间偏左的自由意志主义势力。在那次讲话中，帕索里尼再次强调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他对意共的支持，以及他对新一代共产党人的热切希望。
他死后，另一名罗马意大利青年共产党人联合会成员吉安尼·博格纳（Gianni Borgna）在葬礼上发表了演讲，这本身就是党的事务：它从文化之家开始，然后与意共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个非有机、非正统的意大利左派知识分子，帕索里尼比其它许多人都明白知识分子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西方世界其它地方会扮演什么角色。他在1959年创办的文化政治杂志《办公室》（Officina）的第一期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基本上生活在矛盾之中。他们在和一个不愿聆听的资产阶级沟通。这就要求知识分子成为精神向导。根据帕索里尼的说法，这一进程到1968年已经完成：左翼——意共就更不用说了——不再拥有文化霸权。相反，它属于产业。“知识分子，”他写道，“是文化产业把他安置在那里的：市场为什么要他，以及如何需要他。”
1968年
1968年夏天，帕索里尼为非左派杂志《时间》（Tempo）开设了一个专栏，在第一篇文章中，他写道：“读者当然知道我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也知道我是意共的同路人，这种关系并不意味着任何对等的承诺（相反，这是一种相当紧张的关系，我在共产主义者中的敌人和在资产阶级中的敌人一样多）。”文章还提到了当时成立的一个小党，即无产阶级团结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 of Proletarian Unity）——帕索里尼因认为它是宗派主义而鄙视它——以及天主教左派。但是，同一年，另一个毁灭性的对话者即将出现在帕索里尼面前：学生运动。
大多数人认为帕索里尼反对学生，支持警察，这是一个传遍全世界的不折不扣的神话。1971年拍摄的一部关于帕索里尼的纪录片《电影制作人的一生》（A Film Maker’s Life）中有一段旁白说：“他以一种完全令人惊讶和意外的方式站在警察一边。”
这个神话始于《年轻人的意共》（The PCI to Young People），这是帕索里尼在朱利亚山谷战役（Battle of Valle Giulia）之后创作的一首诗，标志着意大利1968年的开始。他用一贯矛盾的风格写道，他站在警察一边，因为与学生不同，他们是穷人的儿子。但是，就在几行字之后，他说，“显然我们反对警察作为一个机构。”最后，他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我是否得考虑打内战的时候站到你这边的可能性，把我的革命旧观念抛在一边？”
阅读整首诗，了解上下文，有助于我们理解，帕索里尼对学生运动的看法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加复杂、更加赞许。吴明1号（Wu Ming 1），吴明小组的一名成员，这样总结道：“在读了所有这些长篇大论（文章全文，而不只是四五首外推诗句，它们被暴徒们当作棍棒挥舞）后，我们并不能断定帕索里尼支持警察。”
但是批评家们，尤其是右翼人士，可以随意引用一些名言，这不仅是为了贬低这位作家，也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他——意大利和国外的保守派几十年来一直在对安东尼奥·葛兰西采取同样的手法。
帕索里尼，一个共产主义的同路人，而不是一个有机的激进分子（毕竟他当时快50岁了，作为上一代左派，他怎么可能是？），他确实支持了1968到1969年间意大利出现的学潮和其它运动。他说，意大利人民仅有的两次“民主革命经历”正是抵抗运动和学生运动。他在写给意大利总理乔瓦尼·利昂（Giovanni Leone）的一封公开信中也写了同样的话，当时警察在1968年威尼斯电影节（Venice Film Festival）上暴力镇压了抗议活动。
他屡次发言和写信反对警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反对为国家武装力量工作的个人——通常是贫穷的平民无产者和农民。毕竟，意大利是这样一个地方，像“Proletari in divisa”（穿制服的无产阶级）这样的组织试图组织武装力量，并在这些年里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
1971年，帕索里尼成为六八年后议会外意大利左派的组织之一的《继续战斗》（Lotta Continua）杂志担任负责人，他资助并帮忙拍摄了一部关于法西斯策划的丰塔纳广场爆炸案的调查纪录片。
如果不了解这些相关背景，是不可能理解当时的帕索里尼的。正如吴明1号所写：
如果不考虑上下文的，还剩下什么呢？只有一些图片——萤火虫、农民世界的末日、嬉皮士的尸体——变成这些陈词滥调、人畜无害的东西……这些都是由迫害帕索里尼的主流文化、诽谤者的新闻界继承人、以及街头袭击者的政治继承人所滋养的。
新左派（The New Left）
帕索里尼与非意大利和非欧洲左翼人士的关系值得大书特书，因为第三世界——作为一个地方，一个概念——对电影制作人来说很重要。早在1961年，他就把非洲称为“我唯一的选择”，他还称，万隆是四分之三个世界和半个意大利的首都。
帕索里尼对美国左派的看法表明，他需要寻找新的想法、新的刺激、新的面孔和地方，他有时夸大这些想法的重要性。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第一次访问纽约时，他确信美国新左派“将产生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原始形式”。他写道：“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NCC)、学生争取民主社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和许多其它一些运动，它们在混乱中拼凑成了美国新左派，这让我想到了意大利的抵抗时期，”此外，在参观过哈勒姆地区（Harlem）后，他声称“第三次世界革命斗争的核心实际上很有美国色彩。”
在1968年他对意大利学生的著名谩骂中，他明确地指出美国运动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因此，我们可以将帕索里尼与20世纪60年代后半叶访问美国寻求革命运动的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联系起来，其中包括另一位重要的意大利电影制作人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他在加州拍摄了《扎布里斯基角》（Zabriskie Point）。我们还可以看到帕索里尼对哈勒姆区的回应，这是一次有争议的、肯定是以欧洲为中心的第三世界探索的一部分，这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去世前的主要思想核心。
在意大利共产党人比起西方更加关注东方的时候，帕索里尼对美国左翼的迷恋值得一提。作为一个终身的共产主义者，这位诗人和散文家不怕违背党的路线，寻找最有前途的革命运动，因为他对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和挑战保持开放态度。
当我们回忆起他精辟的异端思想，足以让我们把帕索里尼视为意大利左派优良传统的一部分——它所有的矛盾、限制、分裂，还有它激励和影响全球左翼的能力。
2018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