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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回忆·评论
列宁论异化
﹝英国﹞乔·帕特曼（Joe Pateman）
2023年3月
王鹤凡 翻译、大壶春花 校对
摘要： 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缔造者——弗拉基米尔·列宁——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异化论。马克思人本主义者认为，正是异化论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解放之推动力，而列宁的追随者对此的忽视使得苏共政权没能让苏联的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对此，本文就列宁忽视了马克思的异化论这一观点提出批驳。相反，实际上，列宁是最早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理念这个概念的人。他也曾独立地分析过这些概念。像马克思一样，列宁批判了资本主义中的异化并把共产主义认定为无异化的社会。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也奋力地想要实现这一目标。然而，面对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和国内残酷的内战形势，加之大饥荒和国民文化素质落后的因素，列宁只好在消除异化上做了妥协。尽管如此，列宁的遗产也为理解今日之异化提供了重要洞见。
关键词：列宁，异化，外化
[1]，马克思，共产主义，人本主义，实践学派，社会学
引言
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缔造者——弗拉基米尔·列宁——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异化论（Bell, 1959: 946; Fromm, 1966: 71; Mitin, 1967: 3, 6; Service, 1977: 95; Lane, 1981: 17, 68; Harding, 1996: 7）。对马克思而言，异化指的是“人的全部能力与类属性被直截地对象化[2]为资本、科技、市场、历史规律和神祇之类的东西，而活生生的人（主体）成为了他们对象化了的力量的奴隶”（Ross, 2020: 527）。许多人认为“列宁不懂异化，也没能使之在其理论中发挥作用”（Mészáros, 1972: 93）。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在于，列宁没有读过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这篇手稿中承载着马克思对于异化论的最详细的论述（Mitin, 1967: 3; Fromm, 1966: 71; Levine, 2015: 177）。直到1927年，即列宁去世后3年，布党的大卫·梁赞诺夫（David Riazanov[3]）才将手稿第一次发表出来（Musto, 2015: 234）。马赛罗·穆斯托（Musto）指出，1927年前，确实有少部分人探讨过异化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意义，不过列宁不在其中。相反，他认为（Musto, 2010: 80）“异化论重新被认识主要归功于卢卡奇，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4]中引述了《资本论》中的部分章节的内容，尤其是有关商品拜物教的部分…他还引入了‘物化’[5]一词的概念”。当然，实际上商品拜物教和物化虽然它们确有密切的联系，卻并非异化的形式。[6]不过，大多数人还是会认同慕斯托（2010: 81）的观点。只有在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文版付梓之后，异化才成为了社会学关注的流行主题。此后，虽有大量的研究对这一概念做出解析，但他们很少承认列宁与之有关。
有些人把异化论放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位置，那么对他们而言，列宁对《1844年手稿》的忽视无异有着重大的影响。这证明，列宁“漏掉了马克思理论的核心，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基本概念”（Mészáros, 1972: 93）。这种观点催生出了一种社会主义流派——马克思人本主义（Marxist Humanism）。马克思人本主义诞生于1932年《1844年手稿》发表之后，对他们而言，正是异化论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解放之推动力，而列宁的追随者对此的忽视使得苏共政权没能让苏联的工人阶级当家作主（Dunayevskaya, 1965; Rockmore, 2018: 3; Musto, 2021: 16）。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们有着类似的观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958: 234–235, 238）利用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批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的异化现象，声称马列主义忽视了马克思的异化论。这也就是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派的批判理论在历史上是和马克思人本主义同根同源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66），也支持马克思人本主义并于1965年编纂了《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Socialist Humanism）一书。
一些学者认为列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Rockmore, 2018: 2, 8; Musto, 2021: 19）。如果接受了这一观点，列宁的理论想必要遭到马克思人本主义者的批评。事实也确实如此，一些人声称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人本主义精神，他的理论导致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中异化的产生（Meyer, 1957: 271, 273; Kurtz, 1973: 174; Brie, 2019: 59–60; Musto, 2021: 19）。
有些人则对此不以为然。铁托统治下的南斯拉夫虽属社会主义阵营，但对苏联的马列主义持批评态度。一个叫做“实践学派”（Praxis School）的马克思人本主义社团就坚决捍卫列宁思想的解放性，而把苏联社会的异化归咎于斯大林（Sher, 1977: 137–138）。当南斯拉夫引入工人自治制度来增强工人对于经济企业的控制时，无论是执政的南共联盟还是实践学派都为之摇旗呐喊，并且不仅仅引用了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还引用了列宁的著作来证明其正确性（Gruenwald, 1983: 158, 191）。
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前，正统的马列主义政权下很少有思想家研究异化。官方的口径是：异化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无关紧要。因而，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在有些国家并未发行（Musto, 2021: 19）。随着1956年去斯大林化的开始，人本主义变成了新潮流，尤其是它成为了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利器（Dunayevskaya, 1965: 71）。苏联的学者开始更加认真地对待异化论的问题（Yanowitch, 1967），从而，他们反对说苏联的社会是异化的社会，也不承认列宁是这个异化社会的始作俑者。尽管他们承认列宁并没有了解过《1844年手稿》（Yanowitch, 1967: 37–38），但是苏联依然声称异化的概念处于列宁思想的核心地位。马·鲍·米丁[7]就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据他所说，“列宁漏掉了异化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列宁一向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要求一个真正的革命人本主义来建设共产主义，这种人本主义就要把消灭一切压迫和人对人的剥削当作最高目的”（Mitin, 1967: 13, 3）。为了进一步佐证这个观点，苏联人把异化和人本主义收录到列宁选集的主题当中（CW 47: 29, 251）[8]。梅塞罗斯（Mészáros）也支持这个立场。显然，在他看来，“在列宁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他对异化的重要意义的把握起到了关键作用”（Mészáros, 1972: 93）。
显然，搞清异化在列宁思想中的地位不仅有助于理解列宁本人的思想的发展历程以及其与马克思的思想之间的关系，同时，有利于揭示异化这个概念从马克思的文本之中被发掘出来的历史过程，也有利于揭示列宁与马列主义和马克思人本主义间的关联以及马列主义、异化、异化论本身之间的联系。“考虑到异化论在批判社会学中的重要意义和核心地位”（Worrell, 2014: 1183），这些问题与社会学的研究者们息息相关。
不过，本文深入讨论并最终否决了列宁忽视了异化论的说法。相反，异化论处于列宁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位置。事实上，列宁是第一批理解了马克思文本中概念的人，他也曾独立地分析过这些概念。这说明，列宁忠实地坚持了马克思人本主义的信条，远非人们宣称的那样。
本文同样要说明，列宁也像马克思一样批判了资本主义中的异化并把共产主义认定为无异化的社会。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也奋力地实现这一目标。然而，面对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和国内残酷的内战形势，加之大饥荒和国民文化素质落后的因素，列宁只好在消除异化上做了让步。尽管如此，认识到列宁与异化的联系对于理解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解放之推动力有着关键作用，列宁的遗产也为理解今日之异化提供了重要洞见。
在概述这些论点之前，有必要先说明的是本文探讨了列宁所思考的是马克思的文本中的两种异化：异化劳动（Alienated Labour）和政治异化（Political Alienation），而前者在不仔细的阅读中常和异化本身混为一谈（Ross, 2020: 530）。事实上，这两种异化并不总是联系在一起，应该分开来单独分析。不过，马克思和列宁认为不消除后一种异化就没办法消灭前一种异化，二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也融会了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因此，本文在谈到社会主义的语境下把两种异化都简称为“异化”，但不管是在哪种情况下，都应当很好区分所讨论的具体是二者中的哪一种。
接下来，本文将首先略述马克思的异化论。接着，探讨列宁与这个概念的联系，包括他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再者，本文将考察列宁对于如何在社会主义下消灭异化的理论纲要，以及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在落实这个纲要时所作的尝试。。最后本文将得出，理解列宁与异化的联系有着重要意义，列宁的遗产对于理解和克服今日之异化仍有长足的影响。
马克思论异化
对于马克思而言，异化指的是人类劳动以一种近乎超自然、超人类的方式转变为统治社会的力量。这就是说，“人类被一种外在的力量所控制，而这种力量实际上是他们自身力量的总和”（Ross, 2020: 535）。最关键的一点是：“这种力量继续以我们自身的形式存在，随着我们的活动被对象化/物化，异化之力摇身一变，产生了新的形式”（Ross, 2020: 535）。就其本质而言，异化发生在人们创造得以控制人类活动的固实的外力（对象化的人类活动）之时。因为是人类创造并维持这些控制性的力量，异化就意味着人类受到自己或是由人类创造并保持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商品、组织的统治。马克思认为，人类在阶级社会的产生之中被异化，有产阶级此时可以控制和剥削无产阶级。他尤其关注资本主义下的异化。[9]
资本主义中异化的核心特点是资本对于人的控制。在此过程中，工人在价值生产过程中外化自身。资本家们则利用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剥削工人，窃取他们的剩余价值以实现盈利和资本积累。通过维持和重复这一套剥削制度，人类变成了资本增值的奴隶，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在资本的不断增值中才能存在。人们根据资本的需求生产，而非自身的需求。
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的问题就在于人们被人类生产的商品迷住了——这就是异化最根本的结构”。然而，“这其中的一个基本元素是外化，这就是说人类存在（任何人在一定环境下的“主体”本质）和其本质（在一定的“客观”的知识和能力基础上人类可能成为的样子）相分离”（Ross, 2020: 538）。简而言之，人类需要一定的特质才能过上“人”的生活，而外化就指的是人类同这些特质相分离。更准确的来说，外化描述了一种颠倒的关系，一边是人类的主体人性，另一边是蕴含于他们客观化属性的人性。在外化过程中，人类所失去的人性都对应地在转移到对象化的活动中（Ross, 2020: 537）。
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分析资本主义时指出，资本家窃取了工人生产的产品，让工人永久性地失去了自我。因此，工人生产地越多，他们就越发被外化。他们所处的世界，从事的生产活动，制造的产品以及他们所遇见的人无不是陌生、疏离和敌对的。对工人们自身而言，“一切都与他们分离，变得敌对而陌生”，工人们被自我外化了，因为“他们的人性、能力、活动和社会性都成为了这个疏离的世界的元素，这个世界从工人和外界榨取的越多，就越有能力进一步压迫他们”（Ross, 2020: 530）。
外化和异化间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主要关注的是对象化的人类活动的外在性和陌生性，即人类与之能力的分离。外化发生在人类将自己的属性对象化的时候，这一对象化的力量转而形成对抗他们自身的疏离的外力。与之对应的是，异化不仅包括由对象化导致的陌生性，还包括统治性。人们面對对对象化了的领域不仅变得陌生，而且这种自我外化还反过来束缚了人类，从而统治了他们。相应地，异化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基本是一个负面的概念，而外化则是相对中立的。马克思认为，外化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变为恶的”：（1）法律使工人的外化属性变得遥不可及，使得工人只剩下“一副躯壳”；（2）外化和异化同时发生（Ross, 2020: 530）。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将其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延伸到了政治领域。自由民主制宣称要在公众事务中展现民治，但实际上它做不到这点，因为国家已经与市民社会所分离，而资本剥削和竞争掌握了市民社会。大众并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在政治上决定涉及他们的事务。另外，既然国家是阶级对立的公开表现，它所号称的统一政治共同体就是一纸空文，因为在市民社会中人们已经按照阶级利益被分割开来了。民主国家所推崇的团结、平等不过是海市蜃楼，用来掩盖社会中普遍的阶级对立和不平等。事实上，国家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稳定和巩固这些具体的现象。它将大众排除在外并踩在他们头上，形成了他们异化的社会力量（Marx, 1967: 157, 155, 176, 186, 199–202）。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认为只有当政治民主充分展开到市民社会中，生产方式的私有化被废除之时，异化才会结束，因为这样一来，工人们就能清醒、自觉、民主地集体管理他们的政治、经济活动。这种不存在异化的国家最终就会消亡，因为全体人民都参与公众治理，就不需要一个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来的政体了（Marx, 1967: 241）。在他的《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1974: 90）把这种存在政府的情形称之为共产主义，一个能让任何个体充分发挥才能的无阶级社会。“对马克思而言，共产主义的理念就在于消灭异化”（Ross, 2020: 536）。
马克思并不指望外化随着异化的终结一起消失。在1847年后，马克思开始把工厂劳动和机械技术当作共产主义的必要成分，而两者无疑是外化的明显表现。马克思认识到，人类的解放“需要非常可观的对象化了的人类劳动，它由大批的人类活动产生，并毫无疑问地能让任何一个个体力量相形见绌”（Ross, 2020: 540）。在共产主义下，马克思认为生产者依旧会将自身对象化会以现象的形式出现：譬如先进的科技，面向消费者的产品，工作纪律和政治权力。但重要的是，这种对象化并没有被异化。生产者们会联合起来掌握他们的技术，并根据人们的需求分配产品，他们还会以民主的方式决定工作纪律和政治权力的形式。对于1847年后的马克思，目标不在于克服外化而是在于消灭异化，这种生产和公务中无组织、不民主的现象。马克思认为，在无异化的社会中外化会减弱，但不会消失（Ross, 2020: 539–541）。这一点是十分关键的，因为列宁也把工厂劳动、面向消费者的产品，机器科技、工作纪律和政治权力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列宁对于共产主义的理念并不包括外化的消失。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理解异化的方式也随着时间发生过改变。在早期（1845年前）写作中（包括前述的三篇文章[10]），马克思分析的重点落在人类身上，他有时称之为“类存在物”。在后来的著作中，包括《资本论》中，马克思则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讨论异化。他不再谈异化的人，而谈异化的阶级。阿尔都塞和他的追随者们在这个事实上钻了牛角尖，他们错误地认为马克思抛弃了异化这个概念，事实上，马克思是找到了更加科学的分析方法（Ross, 2020: 536）。下面的分析也将指出，列宁也从人类和阶级两个角度探讨了异化。
列宁论异化
据米丁（1967: 4）所说，“列宁不熟悉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对于异化的论述）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这句话正确与否有赖于如何定义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大多数学者将之定义为马克思在1845年完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两篇文章之前的所有著作。在这些马克思写于1845年前的涉及异化的文章中，列宁对于其中的两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和论文《论犹太人问题》——是十分熟悉的。在列宁（CW 21: 80）曾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称赞此文是马克思1844年所发表的文章中“最杰出的”。不过，发行的文献中没有包含列宁对于这两篇文章的评述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列宁确实读过它们，因为他曾在包括《卡尔·马克思》（CW 21: 47）一文在内的好几处地方引用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列宁将之称为“最杰出的”著作也证明他认可了文中马克思对异化的看法。
更重要的是，在1895年列宁写了一篇名叫《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的文章[11]。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4年着手此书，1845年二月，本书先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发表。因此《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典型。负责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苏联委员会认为这一点十分关键。据他们所说，“列宁不可能读过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中，列宁引用了相当一部分谈及异化的重要的文段，而这些是出自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转引自 Mészáros, 1972: 95）。事实上，《神圣家族》一书也包含对于异化劳动和异化政治的描述，这些概念可能是发源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的，因为这些文章内容有相近之处。因此，不同于米丁所说，这些证据表明列宁直接地学习过三篇马克思论异化的早期著作（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而且间接地了解过第四篇文章（即《1844年手稿》）。鉴于此，列宁不了解马克思论异化的文章实属无稽之谈，事实上他对其中一些还相当熟悉。
梅塞罗斯认为列宁对异化论的接触始于1895年的《概要》，在他看来（1972: 93），这个时间点至关重要，因为“列宁全部的理论著作都创作于1895年之后”。事实上，这个时间甚至早于《1844年手稿》发表的1927年，从而说明列宁是最早强调马克思异化论重要性的人。
列宁的《概要》大量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皮埃尔·蒲鲁东的批判。蒲鲁东自称无政府主义者，他提倡所谓的“互助经济”，即让每个工人都拥有各自的住宅和生产工具，并可将之与其他工人交换。马克思认为此举并不能消除异化，因为互助主义仍然保留了部分私有财产。工人仍将以私人生产的形式实现其个人的经济目的，而非为集体的需求共同生产。由于个体的工人会把生产过程分化、私有化，就不可能集体地规划社会的经济发展。工人仍同他们自己和他人分隔起来。列宁（CW 38: 30）援引马克思解释这个道理的文章并评述说“此文展现了马克思是如何解剖他整个体系中的基本概念，即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很具有代表性”。列宁认识到这一点有着重要意义，梅塞罗斯（1972: 94）解释说，“列宁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整个体系的基本概念正是生产的社会关系’，而这个观点正是马克思对于异化的认识”。
接着，列宁继续引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黑格尔的异化论的批判。黑格尔是唯心主义哲学家，他认为依靠思想启蒙就可以破除异化，而马恩是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们认为异化的核心是物质性的。异化只有在改变了生产的社会关系后才会消失。列宁（CW 38: 40）在这里划了重重的一条线，表明他认为此很重要。
列宁还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经历异化的方式不同。资产阶级由于其优势经济地位，在异化中仍然保持着“人类存在的表象”，而受剥削的无产阶级则“在自我异化中感到痛苦，发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残酷事实”（CW 38: 27）。列宁认识到了马克思的异化观，异化是一种客观情况，根植于阶级关系之中。在资本主义下，所有人都被异化，无论他们是否认同这点。当然，他们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症状来，这取决于他们在阶级架构中的位置。
最后，列宁讨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政治异化的批判。自由民主制的国家号称在公共事务上群策群力，但它实际上是分离于人民的异化社会力量。资本主义经济体有着影响每一个人的力量，而由于国家同经济体相分离，民治的原则只能部分得以实现。列宁同意马克思对于“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上的唯心主义民主代表制国家”的批判。资本主义下的民主是唯心的、异化的，而非唯物的、非异化的，因为经济领域超出了政治掌控，由民主保证的集体团结感变得虚无缥缈，国家从人民中分离开来（CW 38: 40）。
尽管列宁在《概要》中论述不多，但从他引用的内容以及对此的评述来看，列宁已经理解了异化的重要性。他不仅在1895年盛赞《神圣家族》的论点，之后也经常如此（Mészáros, 1972: 95）。1896年，列宁发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他称赞《神圣家族》正是因为此文发展了异化论的观点。他解释说：在19世纪40年代，鲍威尔兄弟（即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和埃德加·鲍威尔，Edgar Bauer）认为马克思反对人本主义，因为马克思所设想的解放不是基于人性的，而是源于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的回应是，正是无产阶级真正代表着人类解放（Mitin, 1967: 4）。因为工人是所有社会群体中最受剥削而失去人性的，他们才能最好地理解异化，并会为了全人类的福祉消灭之：
这班先生鼓吹一种批判，这种批判超越一切现实、超越政党和政治，否认一切实践活动，而只是“批判地”静观周围世界和其中所发生的事情。鲍威尔先生们高傲地把无产阶级说成是一群没有批判头脑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个荒谬而有害的思潮。为了现实的人，即为了受统治阶级和国家践踏的工人，他们要求的不是静观，而是为实现美好的社会制度而斗争。（CW 2: 23）
列宁称赞《神圣家族》，不仅是因为它包括了“革命的唯物社会主义的基础”，而且它是以“真正的、人性的人”——也即工人——的名义完成的。这直接表明，异化论处于马克思主义中的中心地位。梅塞罗斯指出，同样的论点也出现在《1844年手稿》当中。这些文章说明了“关键的几个论点——‘工人被统治阶级和国家踩在脚下’；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相对立，而后者在自我异化中心满意足地承认这一点…这就是列宁和马克思在提到‘真正的、人性的人’时想到的东西”（Mészáros, 1972: 95–96）。列宁认为恩格斯也意识到了这点。他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中捍卫了《神圣家族》的旗帜，是少数认识到恩格斯与异化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者。
梅塞罗斯（1972: 94）认为“列宁在《概要》中表达的中心论点继续成为了他后续写作的核心”。虽然没有挖掘下去，但梅塞罗斯的判断是正确的。列宁继续从各个方面探讨了异化，只不过没有采取很正式的形式。他尤其关注他的祖国——半封建的专制主义俄国的情况。从列宁的一部分论述中可以鲜明地看出马克思的影响，不过有些论述则足见列宁对异化的独到见解。
1895年秋天，列宁（CW 2: 52）强硬地表示“工人应当表明，他们认为自己和厂主一样，也是人，不允许别人象对待不会说话的畜牲那样来对待他们”[12]。马克思（1974: 65）也在《1844年手稿》里有过类似的表述，他说异化劳动把工人变成“动物”，并使他们愈发“愚钝”而“痴呆”。1895年底，列宁在狱中写道：“工厂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雇来的工人，根本不管他们的习惯、日常生活方式、家庭状况和精神上的需要”。工厂“要求工人完全放弃自己的意志”，因此“工人逐渐成了庞大机器的一部分：他不得不象机器本身一样，任人摆布，任人奴役，没有自己的意志”（CW 2: 105–106）[13]。类似地，马克思（1974: 65）在《1844年手稿》中谈到，异化的工厂劳动把无产者的一部分“变成了机器”。列宁在1907年（CW 12: 277）[14]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发现“农民是为摆脱奴役制、工役制和农奴制剥削而斗争。农民斗争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多少象人一样地生活”。列宁反复批判资本主义灭绝工人的人性，这也自然是马克思异化论中的核心。
说到这儿，我们有必要来看看一种不同的说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异化。本文认为，列宁是站在讨论异化的立场上，探讨工人和农民的人性问题的。但这本身的逻辑确有值得商榷之处。探讨社会中的人而不涉及异化也并非没有可能。比如，可以把非人化定义为一种主观的感受或者个体的情感，这就不是从马克思的角度来讨论异化了。但列宁不是这样做的。列宁把工人和农民当作人来对待，是考虑了他们在社会关系所反映的客观现实中的非人化，这可马克思本人在《1844年手稿》中的做法如出一辙。
异化与社会主义
马克思认为消灭私有制下的生产方式并建成社会主义是消灭异化的的必要条件。列宁也支持这点。早在1895年，他就指出马克思致力于构建“由工人自己进行管理的共同的社会主义生产”。在这个制度下，“共同劳动的产品将由劳动者自己来享用，超出他们生活需要的剩余产品，将用来满足工人自己的各种需要，用来充分发展他们的各种才能，用来平等地享受科学和艺术的一切成果”（CW 2: 108）。和马克思一样，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灭亡还不足以同时消灭异化。工人必须集体地领导生产过程。只有他们可以发展人类的才能。在针对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说明中，列宁清楚地表达了这个观点（Mitin, 1967: 7）。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之父格·瓦·普列汉诺夫曾提出一种设想，即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满足整个社会及社会各个成员的需要。列宁认为这还不足够：
托拉斯大概也能这样组织。如果说“
由整个社会承担”（因为这既包括计划性又指出计划的指导者），不仅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而且保证社会
全体成员的
充分福利和自由的
全面发展，这会更明确些。（CW 6: 52）
[15]
与普列汉诺夫不同，列宁强调了工人民主地讨论他们共同事宜的必要性。
1904年之前，列宁在异化问题上的哲学愿景和他的政治纲领确有冲突。在发表于1909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CW 14）一文中，列宁坚持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哲学立场。从这个观点来看，人类的思想、力量以及行动都是对经济能力的被动反应。有意识的思想活动无非是社会中客观物质条件的附庸，而后者是独立于人类意志的。这种庸俗的唯物主义限制了人类的主体性（Anderson, 1995: 21–22）。列宁认定，社会主义的诞生源自于结构性的经济因素，是“自然历史“的过程，而不受有意识的人类活动的干预（CW 1: 137）。
在1914年-1915年间，列宁改变了这一说法。通过学习黑格尔的著作，特别是《逻辑学》，他重新为异化和社会主义间的关系找到了哲学基础。安德森（1995）认为，在列宁评黑格尔的文章里，也即苏联在其死后以《哲学笔记》为标题发表的册子中，列宁用更纯粹的辩证唯物主义更新了他庸俗唯物主义的认识。在更认真地学习了黑格尔的观念论后，列宁肯定了主观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他坚持认为，人类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还能改造它“（CW 38: 212）。虽然在他的观点中经济力仍然限制着人类活动，但一旦群众能形成革命的意识，就有能力改变这种力量并决定历史的进程。这是列宁思想发展过程中第一次确立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决定因素这一哲学基础。群众有能力改变所处的客观物质条件，而不是只能接受被其奴役的命运（Anderson 1995）。这自然是马克思人本主义的核心原则。
少有人注意到的是，列宁的哲学发现是他对于社会主义和异化的理解的思想基础。列宁既然主张人类可以改造世界并决定自己的命运，他就从而肯定了工人阶级反抗并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并消灭异化的可能性；因为掌控自身的命运是克服异化的根本所在。
列宁《哲学笔记》中充溢着的马克思人本主义进而影响了他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著作——《国家与革命》（Anderson, 1995: 148）。这本书写于1917年8月-9月间，其中，列宁强调了社会主义的无异化特征。在回首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一节中，列宁把资本主义国家描述为“是站在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为了消灭异化，就必须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简而言之，就必须要让工人们通过苏维埃、通过议会直接地管理自己，而这就是弱化国家、从而最终使之消失的过渡阶段（CW 25: 393）。实践学派的哲学家鲁迪·苏佩克（Rudi Supek）捕捉到了这一设想中的人本主义精神，他如是说：“列宁认识到，革命的无产阶级作为人类解放中的新力量必须建立起人民间的平等关系，使人能直接从他们的意志出发，通过工人委员会参与国家管理。这样就自然消灭了以国家形式存在的异化的社会力量”（Supek, 1978: 99）。
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下工人委员会可以在集体决定的纲领的指导下组织生产。他“认为社会经济基础中存在的决策和管理方面的异化都会彻底被民主化的自治系统所克服”（Harding, 1983: 128）。随着帝国主义的崛起，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科技进步简化了经济管理机制，以至于工人自己就可以控制小到局部大到国家层面的生产过程，而不需要资本家的参与。虽然很多人都发现了《国家与革命》中的人本主义愿景，尼尔·哈丁最为准确地将其阐述为对异化的克服：
这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构想，人类能主动地决定他的命运并控制其所处的环境。这当然和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所提倡的人类愿景不谋而合——这个愿景是在克服了异化后的逻辑必然，而要克服异化，超越国家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Harding, 1983: 123–124）。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就是消灭异化的理论，因为它设想的正是终结资本对于社会的控制，以及终结资本家对于工人的束缚。列宁的目标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建立起有识工人的经济、政治控制权。他认为这可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并提供个体充分发展的条件。列宁将这些因素认定为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本质的关键。当然，他也坚持社会主义的到来不会是一团和气的，而必然有对资本家、剥削者以及其他工人阶级的敌人的镇压。不过，社会主义革命依旧代表着人类从异化劳动到自由劳动的飞跃，达到了工人可以获得“创造灵感和满足”（Mitin, 1967: 8）的境界。因此，破除异化之道从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一路传承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而后者提出了人类在建设共产主义，从异化中解放出来的“具体纲领”（Mitin, 1967: 9–10）。
政治上的忘我投入让列宁没能完成《国家与革命》，因此，他在这部作品中对苏维埃的看法还不成熟。然而，列宁在其之后的作品中详细阐述了他对这些组织的想法，比如他写于 1917 年十月革命前夕的小册子《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在这里列出了六个苏维埃的特点，它们有助于克服异化。首先，由无产阶级和农民大众组成的工人民兵队取代了常备军这种站在人民之上的异化力量。第二，由于是群众自己创立和组织了苏维埃，他们与大众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三，由于苏维埃代表是由普选产生的，随时可以罢免，苏维埃制度是高度民主的。第四，通过动员了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人，苏维埃能在没有官僚阻碍的情况下建设多样、有创造性的政策（CW 26：103）。第五，苏维埃是革命先锋队的组织形式：具有阶级意识的工农先锋队可以“训练、教育、和领导”其余的被压迫者。第六，通过赋予苏维埃代表立法权和行政权，苏维埃可以“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CW 26：104）。每一个特点都增加了劳动群众对于公共事务的集体掌控，从而减少了异化。
同样在这篇文章中，列宁针对苏维埃无力执政的反对意见提出了批驳。这种说法认为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和农民缺乏必要的训练和经验。列宁从两方面进行了反驳，一方面，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不是“空想家”，他们知道到这些工人无法立刻履行公务职能。毕竟，工人的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且不允许参与政务。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指望他们能无师自通呢？列宁不同意“只有富人或者富人家庭出身的官吏才能管理国家，才能担任日常管理工作的偏见”。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和士兵会训练尚无经验的人学习基本知识，这做，使最贫穷、最受压迫、文化最低的工人也能够参与集体管理（CW 26：113）。话虽如此，但列宁也承认，即使是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也不能一夜之间就学会承担专业的行政、经济岗位。经济学家、工程师、农学家和其他具有资质的专业人士仍是必要的。但是，这些人的岗位最终会在工人的监督被工人取代，并且工人还要要求他们为了劳动的利益，按照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工作（CW26：116）。
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一开始是免不了犯错的”，因为对于工人而言，这是他们历史上第一次掌握全国的真正政治、经济权力。但是，除了他们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并没有更好的实现工人自治的方法（CW 26: 114）。所以必须要使被压迫的劳动者“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能够集体管理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如果完不成这样的目标，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算失败了（CW 26: 115）。
列宁强调，工人要掌握“全部政权”，即支配政治和经济的全部过程。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经验以及有关政治同经济的关系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小小的”情况（CW 26: 116）。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列宁意识到了克服异化包括消除政治异化和异化劳动两个方面。
对于那些宣称工人革命不可能胜过资本家抵抗的人，列宁回应说他们还没有看到在苏维埃领导下工人阶级爆发出的完全力量。只有当曾经“被资本奴役压榨”的劳动群众掌握政权的时候，他们才会发挥出全部的才能。数以百万的“战士过去在政治上还没有觉醒…不敢相信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生活的权利”，现在他们就要把握住决定他们自身命运的机会，并消灭挡在路上的一切障碍（CW 26: 126）。
异化与十月革命
和马克思不同，列宁并不是仅仅思考了如何克服异化，在1917年十月，他还把他的想法付诸行动。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得了政权，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有些人认为布党的革命终结了工人解放的任何可能，因为建立一个一党制的国家就阻碍了工人的自治（Brie, 2020: 28–29; Lane, 2020）。但列宁和同志们不是这么想的。他们宣称自己获得了大部分工农的支持，并且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了如此利于人类发展的客观条件。
在布党治下的前几个月里，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在十月革命的准备中，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内部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而苏维埃正是工人和农民的主要权力机关。列宁既支持工人利用工厂委员会控制企业的想法（CW26：264-265），同时也赞成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CW26：258）。列宁知道构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且改变人民对于工作的态度绝非易事，但尽管如此，他依旧相信工人有这样的能力，因为社会主义是为他们自身的发展创造条件的。
1917年12月，列宁在《如何组织竞赛》用具体的例子说明了这个道理。他说，“资本主义的著作家们”粉饰资本主义，认为这是唯一适合人类发展的制度。因为布尔什维克代表着社会主义，这些“著作家们”就批评他们“不顾‘人的本性’”（CW 26: 404）。列宁并不是这么做的。相反，帝国主义阻碍人民群众控制生产，从而束缚了人类发展的天性。俄国的资本主义意味着“空前残暴地压制广大的、占绝大多数的居民，即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动者的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CW 26: 404）。因此，苏维埃政权对这个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不会心怀慈悲。这帮人鼓吹的社会中“贫困驱使成千上万的人走上流氓无赖、卖身投靠、尔虞我诈、丧失人格的道路”（CW 26: 411）。
列宁认为，苏维埃非但没有压制人性，而且苏维埃人民还在为实现人类全面发展创造客观条件。工人们接管了工厂，从而开辟了“表现进取心、进行竞赛和发挥大胆首创精神的可能性”（CW26：404）。在每个赶走了资本家或是用工人的监督制服了资本家的工厂，又或是每个地主被推翻的农村，“劳动者可以稍微直一点腰，可以挺起胸来，可以感到自己是人了”（CW 26: 407; Mitin, 1967: 9）。苏维埃人民是在消灭资本主义的竞争，这种竞争的目的是喂饱资产阶级，结果确是加强了剥削。取而代之的是在工人的控制和计划下展开的社会主义竞赛。它反而能激励工人们履行自己制定的经济计划，它能“把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来，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现有才能的人。有才能的人在人民中间是无穷无尽的，可是资本主义却把他们成千上万乃至成百万地摧残、压制和窒息了”（CW 26: 404）.
可是一段时间后，列宁与异化的斗争变得越发困难起来。实践学派的哲学家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Mihailo Marković）认为客观条件不佳是主要原因。和前辈马克思一样，列宁也指望着发生一场全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Marković, 1970: 99）。很快，现实就表明这场革命根本不可能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汪洋大海中唯一一个工人国家，几乎没有其他国家与之结盟。许多人不支持布尔什维克而转向了反革命，致使国家陷入一场血腥的内战。祸不单行，致命的大饥荒又肆虐在俄国的土地上。此外，列宁还认为工人们的文化水平欠佳。由于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资本主义压迫下，他们缺乏生产的知识。这些情况最终无可避免地导致工人无法统治国家。苏佩克（1978: 99）写道，列宁不得不“放弃了他人道主义的念想，转而求助于压迫人的机关——国家——来保证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然而国家的性质仍然是那个样子”。但要说清楚的是，列宁并不是放弃了把共产主义社会建设为无异化社会的理想，只不过他确实做出了一些现实的让步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手段。列宁从未否认过这些让步的必要性，也没有对此遮遮掩掩。在1914年阅读了黑格尔的书籍后，他转向了辩证法的观点，既一切发展都蕴于矛盾之中（CW 14: 359）。
因此，列宁虽然在苏联统治的早期支持工人治国，但他后来则开始给予日趋融合、日益官僚化的国家-政党一体化机关更多的经济权力，包括企业管理的任免权和制定纪律的权利。由于工人们经常缺乏经营工厂的能力，布尔什维克在用高薪聘请了资产阶级的技术人员代为运营。列宁还想过要削弱工会的自治权。他打算逐步地将它融入国家-政党机构中，这样有助于调控经济，教育工人，而且能作为“共产主义的学校”（CW 32: 19–42）。现实中，这还能防止工会不听党的指示。
此外，列宁还主张泰罗制。泰罗制是一种科学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方法，通过最大程度的压榨工人劳动力来获得最佳经济效益。泰罗制要求在管理和控制中实行森严的等级制度，几乎不给工人任何权力。列宁并不总是支持泰罗制。在十月革命之前，他说这是“人被机器奴役” （CW 20: 152–154）。然而，当苏联政权陷入困境时，列宁又说泰罗制是防止俄国经济崩溃的必要手段了。“俄国的社会经济危机迫在眉睫，解决问题成为了当务之急。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尝试的余地让俄国走与工业资本主义截然相反的道路”（Liebman, 1975：338）。列宁的政策与官僚主义的、自上而下的、限制工人对生产的集体控制权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一致的。
一些社会主义者认识到了这种体系正在成形，他们对此表示反对。1920年，面对日益严重的官僚化，一个叫做“工人反对派”的党内集团应运而生。工人反对派主要提倡把国家的经济管理交给工会，他们认为工会才是工人经济权力的真正代表。列宁驳斥了他们的主张。在内战和饥荒的大环境下，他认为，如此颠覆性的举动无疑是自取灭亡。此外，列宁批评工人反对派没有考虑到俄罗斯的群众主要是农民这一事实。将权力移交给代表工人阶级的工会，就意味着苏维埃政权失去了部分社会基础。出于这些原因，列宁（CW 32: 249）说工人反对派有“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倾向”，他的支持者在1921年3月的俄共（布）第十届代表大会上战胜了反对派。
同时，列宁（CW 32: 433）在俄共十大上宣布了新经济政策，为私营企业和自由市场亮了绿灯。当然，新经济政策最关键的地方是国家依旧保留对经济命脉的控制——包括银行、大型工业和外贸。它只是允许小型企业和农民进行自由贸易。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暂时性的让步，而不是要确立其为永久的制度。内战和饥荒已经把苏联的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发展受限制的自由企业是救国家于水火的必要手段（Mészáros, 1972: 271–273）。虽然新经济政策实现了这一目标，但它则无助于克服异化。
到了1924年列宁去世的时候，苏联对抗异化的斗争还在襁褓之中。列宁本人也很清楚地知道这点。随着他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列宁开始担心官僚制度（Mitin, 1967: 10）会限制工人权力，在苏维埃中过度干涉，并且滋生腐败。列宁批评这些作法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与此同时，他又试图加强国家及其暴力机关，以压制异见者和不守规矩的人。正如实践学派的哲学家斯维托扎尔·斯托亚诺维奇（Svetozar Stojanović）所说，“列宁显然在两种想法间左右为难，一种是他在《国家与革命》中表达出的自治理念（他就是借此猛烈抨击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制度，并声张工人的统治权），另一种则是利用国家重整秩序，解决反革命、贫困和饥荒造成的混乱的必然需求”（Stojanović, 1978: 50）。
列宁死后，马列主义国家都吸纳了列宁论共产党的先锋队角色，新经济政策，国家的暴力机关，集中的政治制度，以及泰罗制的观点。它们据此证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体系是合理的，而马克思人本主义者则认为是被异化的。不管人们是如何评判这些观点的，但如果把列宁的思想仅仅与马列主义，或者至少是苏联的解读当作是一回事，那就大错特错了。在铁托治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用列宁的理念批评苏联的异化，捍卫南斯拉夫独有的工人自治体系（Tito, 1950: 23, 26–27, 30, 33, 36–37）。但正如实践学派所说，南斯拉夫采取的工人自治体系的尝试也没有根除异化。工人委员会自上而下的本质滋生腐败、降低效率，造成愤世不恭的情绪，最终影响工人的统治（Sher, 1977）。但话虽如此，如果要评价南斯拉夫或者其他更加正统的马列主义政权下的异化，也不能把它抽离出社会条件批判一番；而是必须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而后者中异化仍旧猖獗（Archibald, 2009; Comor, 2010）。
结语
读到这里，读者可能要问：证明列宁讨论了异化，并且认为共产主义是无异化社会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说明到他把共产主义当作一个大家共同商议公共事务的无阶级社会难道不就可以了吗？这其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尤其是考虑到列宁本人很少使用“异化”这个术语这一点。本文的立场是，证明列宁讨论了异化是相当关键的。因为相比其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异化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加密切。反对异化的人会希望每个人都能充分实现自己的潜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真真正正地活得像个人。像阶级斗争、剥削、民主，乃至于共产主义这样的概念，它们本身是不能直接、充分地说明这个道理的。只有异化这个词充分展现了人类自我实现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因此，任何一种罔顾异化，将其庸俗化乃至贬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可以说是忽视了人类解放的意义和条件。从历史上来看，这一直是正统（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所在。马克思人本主义者宣称正统马列主义忽略了异化，而其他人，比如罗斯，则声称“马列主义把马克思的反异化理论矮化为计划的必要性”，但只有计划也是不够的，因为“有计划的生产仍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要异化还没有被消除，工人还不是生产乃至于其他一切的主人”（Ross, 2020: 536–537）。列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并不受待见，因为他们认为列宁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机会主义者，不顾异化创立了马列主义。相信在认识到列宁也了解异化，并且曾尝试克服异化之后，更多的社会主义者或许会理解他的理论与实践中的解放驱力。
除此之外，列宁的遗产也为理解今天的异化提供了一个简单却重要的洞见。在讨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时，异化常常被人忽视了。列宁提供的启发是，消灭异化是一个渐进而矛盾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十月革命的历史向我们证明，即使是一次彻底的社会剧变也未必能够一劳永逸地消除异化。马克思（1971: 16）曾预言道，社会主义“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他认为，社会主义起源于资本主义，而不是凭空产生的，所以不可避免地会继承资本主义的某些经济、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的特征。列宁的斗争表明，异化也是资本主义的痕迹之一。虽然工人国家的建立为克服异化提供了客观条件，但这不能保证异化立即被消灭。最重要的是要使群众得以民主地控制社会政治经济的主要方面，赋予他们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权力。这就需要用一场持续、艰苦的斗争反抗几个世纪以来的压迫和漠视。从国际的角度看，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地方，对抗异化的斗争则尤其困难，因为这个国家还得采取紧急措施保证自己的生存。这些措施中可能包含加剧异化的内容，比如允许私营企业受限制地经营、给予利润刺激、增长官僚权力乃至国家本身。学者和社会主义者都应该在评价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时记住这些问题。尽管异化在这些社会中可能没有消失，但也不能指望它们很快就消灭这种存在已久的现象。在资本主义的虎视眈眈下，这些社会经历了考验并还要继续成长，而且依旧年轻。由于重重因素的阻碍，能做的也只有减轻异化的程度而已。
列宁面对十月革命的挑战对异化做出了现实的让步。从某些方面来看这确实算是倒退，但它们反映了辩证发展的一般规律。更重要的是，它们保住了共产主义的火种。今天的社会主义者应该从列宁的遗产中学习经验；接受他的观点，认识到一个无异化的社会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成，即使是在一个由工人阶级统治的社会中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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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有两个关键词，alienation, estrangement，意思都接近于异化，对应德文Entfremdung和Entäußerung，在马克思的文稿中，这两个词常用“als”(或者)连接，并未做出区分。在流行的翻译中，前者翻译成异化，后者翻译成外化。这里统一遵循习惯译法，但从字面意思来看，有时把外化理解为分隔化更好。──译者注。
[2] 原文objectify，有时也翻译为物化──译者注。
[3] 即Давид Борисович Рязанов，又常译作达维德·鲍里索维奇·梁赞诺夫──译者注。
[4]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才在德国出版──译者注。
[5] 原文reification，一般只译作物化。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章。
[6] 原注：关于列宁对拜物教的看法，参见Tanner (2001), Lenin (CW 3: 56) For Lenin’s analysis of fetishism, see Tanner (2001) and Lenin (CW 3: 56).
[7] 即马克·鲍里索维奇·米丁（俄语：Марк Борисович Митин）曾任苏联哲学研究所所长。──译者注。
[8] 原注：‘CW’是列宁选集的缩写，后续的数字表示卷号(Lenin, 1960–1980)。
[9] 原注：虽然本文侧重的是异化劳动和政治异化，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也认为异化与“法律和文化关系”有关(Lotz, 2016: 270)。
[10] 即《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译者注。
[11] 作者并未给出引文。在中文版列宁全集中，本文收录于第55卷。在后面的引文中，如果大段直接引用列宁的原文，且没有给出文章标题的，将给出中文版《全集》的对应出处，便于查找。──译者注。
[12] 译文选自《全集》第二卷，《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译者注。
[13] 译文选自《全集》第二卷，《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译者注。
[14] 译文选自《全集》第十五卷，《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稿》──译者注。
[15] 译文选自《全集》第六卷，《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意见》──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