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从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到图尔代表大会*[1]（摘录）
〔法〕沙尔-安德烈·于连
1980年4月2日
〔来源〕原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九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
今年9月2日，假如我还活着，我将八十九岁了。1920年2月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时，我才二十八岁，任社会党宣传部驻北非常任代表；1920年10月图尔代表大会后，我从社会党转到了共产党，但职务照旧不变。在图尔人种已经灭绝了的今天，我可算是这种动物的仅存的标本了。我不了解是否还有图尔大会的别的代表活着，但我知道参加领导机构的人就只剩下我一个。
不能把图尔代表大会与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截然分开，因为正是在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上，社会党同第二国际断绝了关系，党员的基本感情得到了表达，这对后来图尔代表大会的表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脱离开党员的基本感情，就不能解释何以绝大多数代表在图尔大会上满怀热情地选择了第三国际。广大党员从感情上厌恶战争，强烈地反对军国主义和敌视“举国一致”内阁。战争造成了八百万人的死亡，其中法国就占一百四十万人。知识分子和农民阶级，还有工人阶级，死伤最多。1914年这届大学生的精华损失殆尽。战争残废者比比皆是，这种景象犹如一种无声的责备，激起人们对战争的反感。
此外，还有战后的厌倦情绪。人们曾希望实现的社会公正被歪曲得不成样子。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甚至表现得更加肆无忌惮。获得巨额利洞的暴发户摆出贵族的排场尽情享受，但他们比贵族更加粗俗，更加盛气凌人。战争和社会不公正是互为补充的一个整体，它促使人们感到需要象以往历次革命那样走上街头，又促使警察当局作出更加严酷的反应。国家显得衰老和疲乏，它恢复了畏首畏尾的传统政策和墨守成规的老人政治。战争虽然胜利了，公民的爱国心却未能保持下来。
失望情绪在社会党人和工团主义者中间表现得最为强烈。为什么法国和德国的群众竟毫无反抗地接受了战争？广大社会党员认为，这个错误应该由第二国际负责。1889年以来，第二国际曾展开了出色的辩论，一些威信卓著的领袖，法国的盖得、饶勒斯和瓦扬，德国的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奥地利的阿德勒，意大利的屠拉梯，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空前地进行了面对面的较量。然而，他们虽然讨论了制止战争的各种手段，包括举行总罢工在内，但任何国际性措施都没有被肯定下来。人们不能不怀疑，一旦战争爆发，每个国家的人民都会说道理在自己的一边。
在法国：“举国一致”政府争取到了社会党最优秀的党员的支持，他们是：勃鲁姆、布拉克、加香、盖得、勒鲍、列诺得尔、桑巴、阿尔贝·托马、瓦扬，以及外省的大批积极分子。盖得老头拒不接受休战的任何可能性，并要求彻底粉碎德国军国主义。然而，欧洲也还存在一些和平主义组织，他们在意大利、瑞士、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不结盟主义者的倡议下，力图汇合成为一股国际性力量。他们的活动主要表现为揭露各社会党领袖的“叛卖行径”。在1915年3月的伯尔尼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上，克拉拉·蔡特金力图动员妇女起来反对战争，但效果不大。
1915年9月，三十八名反战分子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开会，采取了更为有效的立场，与会代表中有两名法国工团主义者，即属于冶金工会的梅尔黑姆和属于木桶工会的布尔德朗。由此可见，法国同样也存在着反战行动，它开展得比较晚，但规模在不断扩大。主要的反战组织有莫纳特领导的革命工会小组（即“工人生活”小组，属于印刷工会，我对莫纳特的正直和勇敢十分钦佩）、教育工会、上维埃纳省的社会党人、罗纳省工会联合会，以及路易莎·索莫诺鼓动的社会主义妇女团体。当然，无政府主义者也参加了反战行列。为了不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列宁作了一些让步，会议宣言指出了战争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联系，最后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以结束战争。齐美尔瓦尔德会议采取的立场具有深远的影响。我当时生活在阿尔及利亚，消息很不灵通，但我也深深为之震动。少数派的思想就这样逐渐由形成而发展起来，随着和约的签订，它在以反战为中心议题的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和图尔代表大会上取得了胜利。
在人们对军国主义和对把战争进行到底的主张感到厌倦的气氛下，俄国革命和新成立的第三国际就象神话一样在不断扩大影响。感情的成分超过了理性成分，感情是无形的，但它起着决定的作用。就广大党员而言，他们真诚地信仰社会主义，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仅仅是个理想；社会主义要由子孙后代去实现，而不是他们当时力所能及的。然而，俄国的无产者却在罪恶暴政的废墟上，建设着共产主义的世界。俄国无产阶级抛开爱国主义和荣誉的种种陈词滥调，通过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结束了战争；他们抛开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拒绝妥协，实行全面的社会主义。面对这一活生生的和令人神往的现实，我们的怀疑焕然冰释。理智和需要不再被当作一回事，有人甚至故意漠视理智和盲目信仰。阿尔及利亚省委在了解二十一项条件前，已经决定加入第三国际；当宣读第八项条件时，他们毫不为之震动，这项条件规定“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要求把本国的帝国主义者从这些殖民地赶出去”。[2]这个规定意味着，那些持温和立场的党的工作人员都要被赶出去，而他们却还给予它热情的支持。我发觉，就这个问题在阿尔及利亚组织一场辩论是不可能的。
停战以后，支持布尔什维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少数派，包括某些社会党人和工团主义者在内，组织了“加入第三国际委员会”，该组织于1919年获得了莫斯科的正式承认。当举行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时，社会党的统一遭到了首次打击。大会代表除了让，龙格、丹尼尔·勒努和保尔·富尔等主张“重建”国际的那些老党员外，还有洛里欧等主张无条件支持第三国际的一些新人。我从洛里欧此人的成功中得到启示，一个极其浅薄的庸人可以同时是能量很大的煽动家。在这批新人中有两位年轻的知识分子特别突出。一位是作家雷蒙·勒费夫尔，这个激昂慷慨而又富有魅力的小伙子有时喜欢夸夸其谈；虽然他力图要确定白己的立场，但他始终也做不到。另一位是文学硕士和法学博士保尔，瓦扬-古久里，他曾是个少尉军官，两次受伤，两次获得荣誉勋章，1919年当选为议员，生来就惯于搞某种戏剧性的夸张。他凭他的不妥协（虽然有时显得勉强）而自认为是圣茹斯特的再世。他是典型的反战英雄。在反战思想指导下，他与宙蒙·勒费夫尔和巴比塞一起，创建了退伍军人共和主义协会。他一生中充分地享受了精神和肉体的乐趣，在经历了光辉的政治生涯（特别是任《人道报》社长期间）以后，他在四十五岁那年就年纪轻轻地去世了。在左派的其他人物中，威望最高的是波利斯·苏瓦林，他的性格虽然很难与人相处，宗派情绪很浓，但他的杰出智慧和无与伦比的博学使他在对俄国问题普遍无知的大会代表中出类拔萃。由于时过去的怨恨，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以四千三百三十票对二百三十二票通过决议，抛弃了第二国际。然而，建议与俄国人举行社会主义行动会议的“重建派”又以显著的多数压倒了主张立即加入第三国际的那一派。后一派人正一帆风顺地在发展，他们可以希望在下次代表大会上夺取胜利。
大会委托马赛尔·加香和路易-奥斯卡·弗罗萨尔两位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进一步摸清俄国人的立场。加香自从他在法军进占斯特拉斯堡时痛哭一场以后，已经从他的军国主义立场上转了过来。象猫一样机灵的弗罗萨尔尽管在思想上并不同意，却随时可以达成口头妥协，以期不慌不忙地使这些妥协适应本国的需要。他们回来后都主张加入共产国际广显然，他们没有把所受接待的全部情况讲清楚。据属于“工人生活”小组的工团主义者罗斯梅于1921年6月从莫斯科向我们发来的报告说：“加香和弗罗萨尔的态度很难确定，他们有时表现热情，有时又表示保留。加香最后的一项声明给大会造成相当坏的印象，似乎他在后退。”拉柯夫斯基（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发表了一篇对法国党十分严厉的演说。态度比较随和的洛佐夫斯基（未来的红色工会国际主席）也说了同样严厉的话。另一位俄国的谈判代表还说：“人们把加香和弗罗萨尔带到了一个剧院去，布哈林在三千人的鼓掌声中，当众斥责他们是工人运动的叛彼。执行委员会对他们的态度也相当严厉。但是，大家认为法国党是个伟大的党。”如果说加香可以由于狂热而表现毫不介意，弗罗萨尔大概很难忍受这种侮辱。
莫斯科朝圣归来后，党内展开了紧张的宣传活动，主张加入共产国际的一派热情更高，人数更多。1920年圣诞节图尔代表大会开幕那天，命运已经决定了。在二十一项条件的问题上，已不能希望达成任何妥协。大会在过去的一个跑马厅举行，阴沉、灰暗、破旧而又没有生气。使者们在莫斯科时接受的条件只有九项，现在已变成了二十一项，代表们事先既没有得到通知，事后又没有作出反应。他们对法国共产主义在短期内获胜怀有神秘的希望，其中也夹杂着反映他们外省生活的心胸狭窄的某些实际考虑。这些考虑本是不值一提的，但它们竟占了如此重要的地位，使我深感惊讶。例如，他们同议员的敌对。基层党员一方面要利用议员对他们的帮助，另方面又因斗争受到挫折而不断对议员提出批评。议员到外省去在省里是一件大事，省委不仅能通过举行公众集会提高自己的威望，而且可以在私下就党员在从事宣传工作中所关心的某些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向议会求教。可是，议员却往往在预定动身的前两天来个电话，说有事走不开，他们想不到这一变更可能造成多大的混乱。一位外省代表对我说：“在新的党里，议员得要顺从些。他们不能再和我们外省的省委开玩笑。他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算受够了。”
此外，殖民地问题完全被忽视了。在我的发言后，大会本应就这一问题展开辩论，但这场辩论被季诺维也夫引起的意外事故给葬送了，尽管共产国际从它发动全面革命的远景出发，对土著人民的起义寄予最大的重视。一名朴实的基层代表建议利用大会休会期间讨论殖民地问题，立即被人声色俱厉地顶了回去。安妮·克里格尔写道：“听次要问题发言人的废话，这有什么用处？”然而，懂得殖民地问题重要性的瓦扬-古久里在第一次会议上就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年轻人，我们的接触日益频繁。这位充满反殖民主义热情的年轻人坚信共产主义的解放，并庆贺多数派继续任命我为驻北非的常任代表。据说，他当时是照相修正师，名叫阮爱国，后来改名为胡志明。图尔大会后我没有再见过他，但我们的交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会开得很神秘，干部的选拔受到外来的操纵，因而大会的精神被彻底歪曲了。当然，过去也开核心会议。但决没有秘密；根据透露的消息，最默默无闻的代表也都知道人们想把会议引到什么方向去。在洛里欧和苏瓦林因被监禁而缺席的情况下，只有“少数幸运儿”才接触到秘密中的秘密，这几个人主要是加香和弗罗萨尔，丹尼尔·勒努（他是个记者，是活动能力很强和颇受尊敬的宣传家），还有因在战争中立了军功和对莫斯科绝对忠诚而受人崇拜的瓦扬-古久里。对高层核心会议的情况，我从瓦扬-古久里那儿得到一些风闻，但也十分有限。事实上，干部的选拔由俄国的代表（特别是由曾在巴黎生活过的亚历山大·扎列夫斯基）操纵，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当有人提出一个新的决议草案时，勒努不知如何回答，只说这必须交给“有资格在这里代表莫斯科的那个人”去决定。勒特罗凯对不赞成归顺第三国际的各派代表全被“从各方机构中驱逐出去”一事表示抗议，他宣称他愿意“去第三国际”，但不能容忍“对代表大会进行的暗中监视”。在他的发言后，大会的记录上写着“情绪活跃”。从此开始，从根本上就确定了法国党对共产国际（也就是对俄国领导人）的屈从地位。许多持反对立场的代表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承认自己没有看到这种严重性，我认为会议的这种开法在当时是适宜的。
图尔代表大会曾出现两段插曲和一件意外事故，12月28日，安东尼奥·柯恩宣读在桑代监狱等待审判的洛里欧和苏瓦林的贺信，信件表达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全场热烈欢呼，经久不息。第三国际已经有了自己的殉道者。同一天，六十三岁的德国“老战士”克拉拉·蔡特金突然到会，使大会的热烈气氛达到了顶点。蔡特金那时已转向共产主义一边，并且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她在比她年轻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心目中，享有巨大的威望。她的出场安排得富有戏剧性，我猜想大概是瓦扬-古久里插手了这件事。正当弗罗萨尔在作报告时，突然全场电灯熄灭，等到灯重新亮起来时，克拉拉·蔡特金已站在台上，双臂伸向会议大厅。在因惊讶而全场寂静的一刹那过去后，跑马场顿时充满了沸腾的热情。
意外事故也发生在28日那天，即宣读所谓季诺维也夫的电报。这一电报不是他个人的，他作为共产国际的主席，名列在电报上同时署名的其他十六名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首位，其中包括一个法国人，即罗斯梅。俄国人对世界革命即将爆发很有把握，要求我们作出决断。龙格和保尔·富尔提出的决议案被指贵为改良主义和讨价还价的拙劣外交。这种说法并不完全错误，为了避免造成最坏的结果，人们确实在要外交手腕，因为即使多数派也希望把龙格和保尔·富尔这些备受尊敬的党员留在党内。但是，电文断音“他们过去是，现在依然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加影响的代理人”，这使反对派的愤怒达到了顶点。这种指责造成了多么深的伤害，这在今天是很难理解的。龙格是个一丝不苟的律师，后来成了国际问题的专家，热烈的和平主义者，他起着领袖的作用。此外，作为卡尔·马克思的外孙，他具有一种没有名义的崇高地位。保尔·富尔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宣传工作，整天骑着他那笨重的自行车，跑遍了多尔多涅省，到处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党是他们生活的理由。我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可以作证。在跑马厅的深处，保尔·富尔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两人各讲各的一套。我徒劳地诉说全党一致对他的尊敬，并劝他不要过于注重俄国人的指责的方式。而他则木然地反复说：“他们把我当叛徒对待。于连，您想我是个叛徒吗？”受了这次打击后，他再也没有振作起来。季诺维也夫的电报使任何妥协都成为不可能了。不仅勃鲁姆等右派受到了谴责，而且龙格和富尔等中右分子也被抛弃。从此，分裂就不可避免地继续扩大。
在我将近八十九岁的高龄，虽然我还象我年轻时代那样充满着热情，但我可以尽力以历史学家的身分，摆脱一切偏见，去研究图尔代表大会的文件。我已不参加任何党派，因而没有服从任何意识形态的需要。即使右派的论点，如果我认为它正确，就说它是正确的，而不考虑它出自右派之口。我要说，在我重读了莱昂，勃鲁姆的演说以后，我认为这篇政治宣言不容置辩的逻辑性依然使我钦佩不已。
勃鲁姆演说的价值不表现在当时，而表现在未来的历史。12月30日，加香和弗罗萨尔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提案在四千七百八十票中以三千二百零八票的多数获得了通过。法国共产党就这样正式越生了。两派代表共同唱了《国际歌》以后，一派高呼“饶勒斯万岁，列宁万岁！"，另一派则高呼“饶勒斯万岁！”他们全都请求这位伟人作出裁决，可惜这位伟人的宏亮声音我们已永远也听不到了。瓦扬·古久里抓住我的肩膀，对我说：“于连，今后的工作很艰苦呀。”我向莱昂·勃鲁姆走去，他略带微笑，伸出手来，对我说：“再见，于连。”他的预见是正确的，因为我于1926年离开共产党后，又回到了“老党”。六十年已经过去，我今天在想：工人阶级遭受了多少次失败，多少努力化为徒劳，多少希望付诸流水。我衷心希望人民力量重新团结起来，这一团结我将见不到了，但它必定能够实现。至少，我能用我熟悉的马尔罗的一句话反复安慰自己：“人们的希望，就是人们活着和死去的理由。”
（顾良译）
[1] *本文选自法国《新观察家》第88号（1980年4月2日），翻译时曾作了删节。 作者沙尔-安德烈·于连，1891年9月生于法国卡昂市，早今参加法国社会党，著名的历史学家，曾任国立行政学校教授、拉巴特大学文学系名誉主任、巴黎大学名誉教授，对北非的历史有较多的著述。——译者注
[2] 《列宁选集》第4卷第311页。
感谢 墨绖而歌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