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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中的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建立
〔美〕阿奇·格蒂
（1986）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7年第2期第248-265页。译自英国《苏联研究》1986年第1期第24—35页。（刘庸安 译）
1933年，列甫·托洛茨基由于决定不再忠于第三国际并成立第四国际，与布尔什维克党在政治上正式决裂了。这种决裂对他来说是不容易的。尽管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1927年就把他开除出党并在1929年把他驱逐出苏联，但对托洛茨基来说，到当时为止他却从来没有同党或共产国际正式决裂。从他被流放时起到1933年的决裂，亲托洛茨基的共产党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曾企图在那些正式属于共产国际的共产党内外进行活动，以便能按照一种托洛茨基主义的方向影响它们的政策，而托洛茨基也一直不愿意组织或支持不属于共产国际的新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党。他一直坚持认为他是忠于共产国际的，并表示过他愿意保卫苏维埃国家和那个反对内外阶级敌人的布尔什维克独断政权。
四年来他忠于那个把他流放的党，其原因部分在于他为苏维埃政府所面临的危险感到忧虑。托洛茨基认为这一时期的斯大林政权不是一个右派的或“热月党人”的反革命政权，而是一个“摇摆于”左右之间的中派政治派别。不过，他认为并且担心斯大林领导集团的左右摇摆和无能恐怕会产生一场危机，在这场危机中，真正的政治上的右派（富农、资产阶级分子、白匪，甚至军事独裁者）会乘机发动一场真正的反革命暴乱。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觉得有责任支持斯大林中派主义者，甚至保护他们免受那些能够推翻苏维埃国家的右派的攻击。因此他坚持认为，如果他选用“推翻斯大林”的口号，或组织一个新的政党，那就会在一种危机时刻分裂布尔什维克党人”。[1]
在研究一些政治行为者和理论家时，总是难于把主观和客观分开。一个政治家难道会把一项特殊的政策或立场当成个人主观动机或客观分析的结果吗？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尤其是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家的论述总是把个人的野心强调成政治或理论表现的一种决定因素。但关于托洛茨基的传记或学术著作却很少对他的知识分子的正直提出疑问或询问关于隐藏在他的理论和政治立场背后的个人动机的关键问题。自从伊萨克·多伊彻的那本开创性的传记问世以后，托洛茨基一直是“被驱逐的先知”，一位根据他的客观理论观点决定——经常是灾难性地——他的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而不是根据他的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决定他的客观理论观点的悲剧式的英雄。[2]
特别是托洛茨基1933年成立第四国际的决定一直被解释成与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形势的一种客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分析有密切关系的事。但是托洛茨基的私人文件和活动表明，他对苏联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评价的变化至少部分归结为他的策略立场和同伙的希望的变化，而不是他的策略立场和同伙的希望的变化归结为他对苏联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评价的变化。托洛茨基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政治分析家，人们不应该为发现他的私人政治活动在流放期间还能继续进行，或象大多数政治家一样，他的这些活动还能影响他公开的理论表现而感到惊讶。
组成独立的政治组织，不再忠于共产国际，这使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们成了一个独立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政党的党员，并把他和他的同伙完全置于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圈子之外。这样一种情况使他永远失去了重回莫斯科党的领导层的机会。后来人们认识到，对托洛茨基来说，抱有这样一种希望似乎是天真和愚蠢的，但1929—1932年的那些捉摸不定的动荡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会使很多事情带有可能性。实际上，托洛茨基的确是相信和希望自己能够重返莫斯科领导层，并为这一希望不倦地奋斗。他重返莫斯科的希望的最后破灭与他成立第四国际的决定正好是吻合的。
使用过托洛茨基的那些公开著作的作家们都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即希特勒对德国共产党的镇压和1933年2—3月的工人运动导致了托洛茨基最终对自己先是对德国共产党，然后是对共产国际和它的成员党的忠诚提出了疑问。托洛茨基对德国共产党和它的共产国际的主子们没有同德国社会党人组成阻止希特勒的胜利的“自上而下的统一战线”十分不满。3月，他写了一连串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号召成立一个全新的德国共产党，而不是复兴德国共产党。[3]托洛茨基以“G·古罗夫”的假名暗示，这个决定是勉强作出的：“正象一名医生不能离开还有一口气的病人一样，我们的任务是，只要党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改造它。不过，它可能是一名把自己拴在一具死尸上的罪犯”。[4]
尽管托洛茨基当时批准在德国建立一个反共产国际的党，但他还是没有背弃第三国际或苏联共产党，并且不同意在除了德国以外的任何地方成立新的共产党。在回答是否要抛弃作为一个整体的共产国际这一问题时，“G·古罗夫”轻蔑地答道：“我认为，作出一种肯定的回答是不正确的……”然后他提出，德国的灾难可以作为震动其他对改造共产国际的政策怀有兴趣的共产党的一种实际教训。“对苏联来说，问题还没解决，在那里提出第二党的口号是不对的……它不是建立第四国际的问题，而是拯救第三国际的问题。”[5]1933年4月9日，托洛茨基又强调，“我们不与第三国际决裂”。在回答关于在德国同共产国际决裂而在其他国家不同其决裂是否符合逻辑这一问题时，托洛茨基把这个问题轻蔑地说成是一个“书呆子式”的问题。“不过，如果斯大林官僚集团要把苏联引向毁灭……那就必须建立第四国际”。[6]
尽管在后来的四个月中，托洛茨基号召建立一个新的德国共产党，但他不愿意把他背弃德国共产党的作法扩大到苏联或其他共产党中去。直到7月中旬，他才最后宣布一个人不能“总是沉迷于自己的方案”，而且宣布改造共产国际的希望已经破灭。在一篇题为“必须重建共产党和国际”的文章中，他写道，苏联共产党已不再是一个政党，而仅仅是“由一个不受控制的官僚集团把持的统治机构”。因此，不存在一个要与其决裂的政党。[7]五天以后，他写道，“布尔什维克党已不复存在”，因此现在是“放弃改造苏联共产党的口号的时候了”。[8]
托洛茨基当时担心自己会被人们看成一个反苏维埃的反革命，因此他仍不愿意号召在苏联进行一场革命。在他看来，苏维埃俄国当时仍然是一个……“不需要一场革命也能获得新生”的工人国家。[9]直到1933年10月他才断言：“正常的‘符合宪法的’办法决不会扫除那个统治集团。只有通过暴力才能迫使官僚集团把权力交到无产阶级手中”。（着重号为托洛茨基所加）由于对这一观点的含义仍顾虑重重，他争辩道，这种暴力不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武装暴动，而是通过它消除一种有害的痈疽”。他不赞成“国内战争的手段，而赞成带有一种纠正性的手段”。[10]
托洛茨基在10月号召使用暴力反对苏联党的统治在实质上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他只是对自己7月的那些背弃布尔什维克党和否认其存在的关键说法叙述得更详细了。[11]如果改造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斯大林集团拒绝放弃权力，那么7月的那种观点已经暗含着通过暴力扫除它的意思了。托洛茨基7月背弃共产国际和布尔什维克党以及同时号召成立第四国际成了他流放期间的政治活动的重要转折点。
在8月中旬的那些关于德国的文章以后，为什么托洛茨基过了四个月才得出他那明确的、符合逻辑的观点，并与共产国际决裂呢？赞美托洛茨基的传记作者伊萨克·多伊彻发现了“这种不合逻辑的”拖延，但他仅仅作了这样的解释：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托洛茨基新的冒险的逻辑逐渐占了上风”。多伊彻把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奇怪的犹豫不决归结为他对共产国际的长期忠诚和他对俄国反革命的优虑。[12]即使这些因素和1929—1932年这一阶段有关，但是根据它们所作出的解释也不能完全说明与德国共产党决裂到背弃其莫斯科共产国际决策人之间的这不合逻辑的四个月的空隙。在3月德国共产党的灾难之后，是右派的危险还是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减少到了如此戏剧性的程度呢？
托洛茨基自己预先考虑过拖延的问题。4月他曾写道，如果斯大林集团不把苏联引向毁灭，那么第四国际就不是必要的了。既然他从来没有断言斯大林在3月到7月有什么行动比过去更能把苏联引向毁灭，那么这种拖延和建立第四国际就都需要加以说明。实际上，1933年7月27日，托洛茨基承认，从逻辑上说，同共产国际决裂应该发生在4月。他解释说，第一，他自己和他的“德国同志”在新党问题上的分歧引起了“左翼反对派”内部的不和，因此使彻底决裂拖延了。托洛茨基不得不说服他的那些主张决裂的德国追随者。第二，他宣称，3月到7月期间，他一直在等着看共产国际各党和领导是否“觉醒”，并断然改变他们的政策。[13]
由于托洛茨基偶然的优柔寡断，很难估计这些因素中哪些是重要的。和托洛茨基通过信的托派分子确实反对过建立新党的想法，尽管托洛茨基不重视他们，以致事先没和他们商量，尽管他从来没有表现出不愿意同小看他的那些小的欧洲左翼组织决裂的想法。[14]另一种解释即托洛茨基四个月来一直等着共产国际很快地承认它的路线错误，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托洛茨基比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对共产国际抱乐观态度，他比任何人都可以更无情地证明共产国际在过去十年中的失败。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政策恐怕不会那么天真或无知，以致期待从共产国际执委会那里听到一句认错的话，或从其成员党那里得到一种独立的、大胆的政策。因此，对改造共产国际的绝望似乎不能说明为什么在当时号召建立第四国际。
然而托洛茨基的那些典型的富有争论性的、武断的和自我辩解的著作使很多学者接受了他的关于建立第四国际的决定的说法，而很少问及他的拖延的问题。既然公开的和存档的文件披露了托洛茨基三十年代办报活动以外的生活，那么问题就不只是研究他旧有的著作或心理偏好了。除了他对共产国际的那些公开的评论之外，他一直企图在苏联组织非法的反对派组织，并为他合法地重返共产国际而同莫斯科谈判。
在德国1933年大灾难以前很久，托洛茨基就曾企图和在苏联的追随者保持联系。1929年以后，他曾同他的那些被流放在西伯利亚或中亚的拥护者们通过信。[15]他曾企图把他的《反对派公报，偷偷运进苏联，并通过他的儿子列甫·谢多夫（当时住在拍林）同回苏联或从苏联出来旅行的旅游者和苏联官员保持联系。很明显，秘密警察检查并扣留了他写到苏联的信，因此他改用了名信片，因为他认为名信片不会受到认真的检查。[16]
在莫斯科进行审判时，托洛茨基否认从1929年被流放以来他与那些被告联系过。但现在很清楚，1932年他曾给以前的主要反对派成员卡尔·拉狄克、格·索柯里尼柯夫、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其他反对派成员写过秘密私人信件。虽然这些信的内容还不得而知，但似乎有理由认为它们与一种说服收信人重归反对派的企图有关。[17]
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们了解到了托洛茨基在1932年底与在苏联的拥护者之间的另一些秘密联系。10月的某个时候，原托派分子、当时的苏联官员E·S·哥尔茨曼在柏林会见了谢多夫，并交给他一份老托派分子伊万·斯米尔诺夫和苏联国内其他一些左翼反对派成员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反对派联盟而提出的建议。计划中的联盟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罗明纳兹集团的成员以及其他人。谢多夫给托洛茨基写信，传达了这份建议，托洛茨基同意了。“我认为成立联盟的建议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托洛茨基写道，“但是，这是一个联盟的问题，而不是合并的问题”。“这个联盟将如何出现：目前主要还是通过相互交流情报。我们的同盟者将不断使我们了解到涉及到苏联的问题，而我们也会不断使他们了解到涉及到共产国际的问题”。[18]在他看来，这个联盟应排斥那些投降和公开认错的人：“我们将无情地和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情绪。[19]哥尔茨曼把这些意见传达给了在苏联的那些人，他们希望右翼反对派也参加这一联盟，并认为这一联盟的成立应延迟到右翼反对派肯定参加的时候。托洛茨基不同意这一建议：“我不同意那些‘同盟者’关于必须等待右派加入这一联盟的意见……”托洛茨基对他认为是右翼反对派表现出的消极情绪极不耐烦。“人们应该通过秘密活动而不是通过沉默来反抗镇压”。[20]后来，谢多夫回信说，那个联盟已经成立了。“它包括季诺维也夫分子、斯捷恩-罗明纳兹集团和托洛茨基分子（老‘托洛茨基’分子）”，[21]“萨法罗夫-塔尔哈诺夫集团还没有正式参加——他们持一种非常极端的立场，他们不久会参加。”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在这个时候，这个联盟的领导人在苏联被警察逮捕了。当时伊万·斯米尔诺夫和他周围的那些人（包括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已经“意外地”被捕了。好象他们当中的一个内奸根据另外一件事告发了他们。此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由于知道反对派的柳亭纲领却没有向当局报告而被捕。这些事件当然阻碍了这个联盟的形成，但谢多夫并没有灰心丧气。他确信警察在斯米尔诺夫那里没有发现什么文件或“托洛茨基分子的文字材料”，尽管“逮捕‘一些旗手’是一个大的打击，但下层工作人员是安全的”。[22]
在这个时候，托洛茨基试图直接和他的“下层工作人员”接触。在哥本哈根短暂停留期间，他把一封信交给了一个名叫亨利·威克斯的英国支持者，他将把信带给在俄国的反对派成员。这封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我不大清楚你是否熟悉我的字体。如果不熟悉，你可能会找熟悉我的字体的人”。然后托洛茨基要求忠实的反对派成员行动起来：“在这个时候同情左翼反对派的同志们有责任摆脱自己的消极状态，同时当然应该保持警惕”。（着重号为托洛茨基所加）。接着他写出了可以在柏林、布拉格和伊斯坦布尔进行秘密接触的人的名字及其地址，对托洛茨基来说，他可以和这些人建立联系；最后他写道：“我确信，党发现自己所处的危险形势将促使每一个同志投身于左翼反对派积极准备的这场革命中去”。[23]
显然，1932年，一个统一的左翼反对派联盟成立了。按照托洛茨基的意见，这一联盟的存在只是为了联系和交换情报，但是从某些迹象来看，好象托洛茨基没有象莫斯科在四年后所指控的那样，为这个联盟想出什么“恐怖性”的任务。还有理由认为，在这个联盟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以后（通过解除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和其他人的职务），这个组织就主要包括下层的、不太重要的反对派成员了：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但不是季诺维也夫本人。最后，托洛茨基好象试图与那些`同盟者”保持直接联系。很难推断1932年联盟的规模和力量，并且人们也不知道它会如何对当时的政权构成威胁。尽管如此，一些事件表明，托派分子和斯大林分子对这个联盟都很重视。
除了这个联盟以外，托洛茨基在这几个月中一直实行另一种策略。1932年秋天，他曾给他的儿子谢多夫写信说，为了不疏远斯大林政权内的潜在的支持者，从策略上说，愿意“同执政的政权合作”是很重要的。[24]托洛茨基作出了“合作”的最后尝试，他宽宏大量地表示愿意重返莫斯科领导层。
托洛茨基以“G·古罗夫”的假名发表了同德国共产党决裂的文章三天后，他郑重表示愿意在某些条件下重回政治局。3月15日，他在送交政治局的一封显然是秘密的信中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托洛茨基写这封信是因为他感到，经济灾难正在危及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现在为了重建党和维护权力需要各派的支持和参加。他说：“我认为，尽力唤起目前领导着苏维埃国家的那些人的责任感是我的责任。你们比我更了解情祝。如果这个国家的内部发展仍按目前的进程继续下去，那么灾难是不可避免的。”
托洛茨基在他的《反对派公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曾分析过政治局。他把希特勒当时在德国的胜利看成共产国际的政策破产的证据，并断言，象这样的灾难必然会导致“对领导人失去信任”。“怎么办？”为了重新建立起信任，现在需要的是“党的组织的新生”，而左翼反对派愿意合作。有些人可能会说，托洛茨基想的只是左翼反对派通向权力的道路，他只是为了重返领导层内部才表示愿意合作。但是托洛茨基答道，问题不是这一派或那一派的权力问题（！）而是工人国家的生存和多年的国际革命问题。他说：“只有历史上所产生的派别之间的公开的和真诚的合作，彻底把各种派别变成党内的各种倾向，并最终使它们和党融为一体，才能在具体的条件下恢复对领导人的信任，使党获得新生。”然后托洛茨基保证，重新回到党内的左翼反对派不会迫害任何一名过去曾反对过它的党员。
在谈到反对派重新回到党内所必需的条件以后，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建议。在谈到左翼反对派的纲领时，他坚持认为：“放弃这一纲领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就把这一纲领提交给中央委员会和党并为之辩解的问题，而不是就提出把它付诸实现的方法问题达成一项初步协议，以防止出现冲突和分裂。”[25]
因此，托洛茨基提出，应该允许左翼反对派作为党内的一种“倾向”回到党的领导层中来，并坚持认为，他的这一派别不应公开放弃自己批评的权利和自己的纲领。但是，他为在一段不确定的时期内暂时停止鼓吹这一纲领留了一条后路。托洛茨基愿意重新进入党的领导层，他不是一般地改变自己的主张，而是建议为了党的团结，他可以不进行批评。这是一个新的建议。从前他曾要求给党内反对派以不受限制的自由批评的权利，但现在他使反对派的批评建立在一个即将被制订出来的“协议”的条件上。这种与托洛茨基过去的条件和要求相矛盾的态度揭示了那封信的秘密。[26]这封信不象托洛茨基以前给苏联领导人其他的公开信，他从没有把它发表出来。[27]他在信的末尾通知政治局，他们收到的是这份文件的唯一复本。这会使政治局“自由地选择开始讨论的方式”。
8月12日的文章“德国共产党或新党？”和3月15日的密信是有关系的。第一，托洛茨基可能已经想到他关于在德国建立一个新党的号召将给莫斯科领导人造成一种压力，他们可能会让托洛茨基回来，而不是面对共产国际的分裂。第二，给政治局的密信也有助于说明他为什么用假名写3月12日的那篇文章。在对他3月15日的建议作出答复之前，托洛茨基还没有决心建立第四国际，所以使用假名可以使他后来否认自己已经与共产国际各党决裂。如果莫斯科对于他重返领导层的愿望作出有利于他的反应，那么这种“可否认性”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在莫斯科领导的地位的恢复与同德国共产党决裂的号召就会不一致，因此有必要不承认“G·古罗夫”这个名字。
托洛茨基迟迟未与共产国际的其他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决裂可以得到这样的部分解释。8月后，在他本人没有公开卷入第四国际以前，他一直等着莫斯科对他那封密信的答复。托洛茨基推迟与共产国际的决裂是等着共产国际承认它的错误并改造自己，以便使他自己的选择留有余地。
一个半月以后，托洛茨基对于收到政治局的答复绝望了。1933年5月10日，他就3月的那封信给政治局发了一份措词激烈的密电，他给这份密电起名为“说明”。[28]这份短暂的说明首先谈到，政治局只是用沉默来回答他。他再一次强调了布尔什维克政权所面临的危险，并直截了当地警告说，由于斯大林派别所犯的错误，这个政权将会垮台。然后，他威胁地警告政治局，他现在可以随便在斯大林官僚集团的下层官员中进行宣传了。“我们将把这一文件（3月的那封信加上5月的这份说明）发给那些担任要职的工作人员，我们相信在那些受蒙蔽的人、专业人员和谨小慎微的人当中，是有一些能够发现事实真象的诚实的革命者的……我们呼吁这些诚实的革命者和我们进行联系。只要找就能找到”。
5月10日的说明标志着托洛茨基“合法地”重返莫斯科领导层的企图的最后破灭。德国的灾难、政府愚蠢的经济政策以及斯大林最终拒绝与自己进行谈判使托洛茨基确信，与斯大林派别的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但是他7月15日的文章“必须重建共产党和国际”仍然是在两个月以后发表的。为什么他又继续推迟他与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彻底决裂呢？
犹豫不决当然是答案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的答案很可能是，托洛茨基感到1932年的联盟仍然提供了不与共产国际彻底决裂的可能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由于知道柳亭纲领已经在1932年10月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托洛茨基在1932年10月19日的一篇关于他们被开除的文章中对这两位领导人采取了一种总的来说是宽仁的、同情的和妥协的态度。（他们毕竟是那个短命的联盟的成员。）按照托洛茨基的看法，他们被开除出党并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会把他们推到他的阵营中。[29]
1933年5月，托洛茨基对那个联盟的活力所抱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距托洛茨基对那封密信补写5月“说明”还不到十天，他就听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已经向斯大林投降了，承认了他们的罪恶，重新保证忠于斯大林集团。他们同反对派的离异激怒了托洛茨基。在5月23日的一篇文章中他把这两个人描绘成卑鄙的、可悲的和卑躬屈膝的人。[30]7月6日，他再一次责骂了他们，并用强烈的措词谴责他们的投降行为。[31]那个联盟的领导人（如果不是下层工作人员的话）已经不复存在了。
当时托洛茨基的这两种非公开的策略都彻底失败了。政治局没有理睬他重返莫斯科的愿望，而且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认罪已经使1932年的联盟破裂了。托洛茨基想使自己的选择留有余地的希望破灭了。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他不再寄希望于重返莫斯科了。在他发表激烈抨击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九天后，7月15日，他写了一篇与正统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决裂的决定性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已不再“沉迷于自己的方案”了。一个月以前托洛茨基还企图重新加入的党“已经不再存在了”，当然更谈不上改造了。好象托洛茨基把改造党和他重返党的领导层看作是一回事。
托洛茨基在流放中的生活绝不仅仅局限于创立理论和发表文章。研究一下第四国际的成立，人们可以看到他的党派活动影响到了他的理论主张的性质及时间的选择。实际上，在托洛茨基与共产国际决裂，从而使其孤立的决定中，他的秘密政治策略的失败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秘密策略不仅是作出决定的因素，而且也许是比他自己公开的说明更能解释为什么拖了四个月后才与莫斯科决裂的重要原因。
似乎有理由进一步认为，对于主张镇压反对派的那些持强硬路线的莫斯科政治家的碾碎机来说，托洛茨基的这些活动是被碾碎的稻谷。他的这些活动只能为在克里姆林宫的那些要求采取严厉措施的人提供政治炮弹。托洛茨基给苏联国内支持者写密信、他组织1932年的联盟、他成立第四国际、他号召以暴力推翻党的领导、他不断地反对共产国际的政策（特别是反对统一战线政策），所有这些在后来都使那些持强硬路线的人容易把托洛茨基描绘成一个阴谋重返共产国际、组织反叛和从政治上和理论上反对共产党的诡计多端的和“无耻的”阴谋者。
回顾1933年以来的苏联历史，托洛茨基的那些活动和文章表面上好象是无意义的和不恰当的。实际上，在他的行动和文章中还是有些不可忽视的热情的。在他被流放的那些年以后，他还在写，好象他仍是那个领导层中的一员。在批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他经常使用第一人称：“……我们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我们还远远没有掌握计划规律的方法。我们只是正在完成第一个粗糙的设想，而且完成得很不好，我们还远远没有看清前面的道路。”[32]
从事后的判断来看，他组织秘密联盟的企图和重返莫斯科的愿望似乎是可悲的。在多伊彻和其他人之后，亚历克·诺夫讲道：“他的追随者少得可怜，他的那些动人的言辞——尽管有时说了一些武断的话——在政治上是不起作用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33]但是事后的判断总是容易使人误入歧途。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表明政治命运的变化有多么快。在1916年底，列宁和他周围的那些被放逐国外的人肯定没有把握成为俄罗斯帝国统治者的候选人，但是战争、社会冲突和政治上的瘫痪很快改变了这种形势。与法西斯战争威胁绞在一起的三十年代的社会和政治动乱提供了相似变化的可能性。对他们双方来说，斯大林的垮台和托洛茨基的重返似乎都不是没有可能的。
斯大林分子似乎非常认真地看待这种可能性，并从未放松过他们对托洛茨基和托派的压力。斯大林的报刊一直把托派骂成是“反革命的先锋”。托洛茨基发往苏联的邮件被扣留了，斯大林的特务也混入了他的随从人员队伍。[34]秘密警察官员雅柯夫·布留姆金仅仅由于在国外会见了托洛茨基就被处决了。[35]后来在1936年，1932年的联盟成了莫斯科审判和在随之而来的叶若夫恐怖中残杀托派分子的主要证据。[36]在西班牙内战中，处境艰难的西班牙和俄国共产党人不辞辛劳地去逮捕和处决托派分子。苏联政府不断向挪威、比利时、法国和墨西哥施加压力，以便使它们拒绝向托洛茨基提供流亡避难所和行动基地。
最后，在1940年随着战争的出现，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暗杀。这样斯大林就可以保证历史不会重演。在随后而来的任何危机中，再也不会有一个才气横溢的被流放的革命者象列宁在1917年那样乘着一辆闷罐车回国了。
[1] 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的《托洛茨基档案》（流放通信）10428号和4777号表明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讨论过这些问题。
[2] 绝大多数写流放中的托洛茨基的作家一直把精力集中在他的著作上。而不是集中在他的政治活动上。见亚历克·诺夫：“关于托洛茨基和1929—1931年期间的‘左翼反对派’的笔记”，载《苏联研究》第29卷第4期（1977年10月）第576—589页，理查德·B·戴：“列甫·托洛茨基论‘结合’和强制集体化问题”，载《评论》1981年第13期第55—68页，沃伦·勒纳：“‘被囚禁的狮子’；托洛茨基在流放中的著作”，载《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第10卷（1977年）第193—203页，萨米尔·卡索：“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公报》”，同上，第184—197页；西格弗里德·巴恩：“托洛茨基论斯大林的俄国”，载《综览》第41期（1962年）第27—42页。这方面的例外包括琼·范·希吉努尔特：《和流放中的托洛茨基在一起》（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78年版）和多伊彻：《被驱逐的先知》（纽约1963年版）。
[3] “德国无产阶级的悲剧”，载《反对派公报》第34期（1933年3月14日）第7—11页；“德国共产党还是新党？”同上，（1933年3月29日）第12—13页；“德国共产党的覆灭和反对派的任务”，同上，（1933年4月9日）第13—17页；“德国共产党或新党？（1）”，《列甫·托洛茨基文集（1932—1933）》，纽约2072年版第137—139页（此文发表的日期是1933年3月12日，和上面引用的“德国共产党还是新党？”不是同一篇文章）。
[4] “德国共产党或新党？（1）”，《列甫·托洛茨基文集（1932—1933）》第137页。
[5] “德国共产党或新党？（1）”，《列甫·托洛茨基文集（1932—1933）》第138页。
[6] 《反对派公报》第34期第15页。
[7] “必须重建共产党和国际”，载《反对派公报》第36—37期（1933年7月15日）第21页。
[8] “不应再与斯大林、曼努伊尔斯基、洛佐夫斯基及其同伙留在同一个国际之内”，载《反对派公报》第36—37期（1933年7月20日）第24页。
[9] 《反对派公报》第36—37期第24页。
[10] “苏维埃国家的阶级特征”，载《反对派公报》第36—37期（1933年10月1日）第36—37页。在莫斯科清洗审判中，维辛斯基审判员曾引用这篇文章中的话作为托洛茨基主张用暴力推翻苏维埃政府的证据。
[11] 《列甫·托洛茨基文集》的编者认为，10月1日的文章在托洛茨基的思想中是一种质的发展。见《列甫·托洛茨基文集（1933—1934）》第10页。但琼·范·希吉努尔特正确地指出，“确切地说，改造党的希望是在6月抛弃的”。（“第四国际是如何产生的”，约瑟夫·汉森编《列甫·托洛茨基其人和他的事业》纽约1963年版第62页。）
[12] 多伊彻：《被驱逐的先知》第205—207页。
[13] “争取建立新的共产党和新的国际”，《列甫·托洛茨基文集（1933—1934）》第26—27页（1933年7月27日）。
[14] 见“德国反对建立一个新党的决定”，《列甫·托洛茨基文集：补遗（1929—1933）》纽约1979年版第218—219页（1933年3月19日），“我们必须有一项关于德国的决定”，同上第223—225页（1933年4月3日）。
[15] 谢多夫的通讯录上有一些在苏联流放的托派分子的地址。另见《托洛茨基档案》15741号。《托洛茨基档案》中的流放通信部分有几封这类的信。
[16] 见托洛茨基在杜威委员会中对这些困难的联系的描述，《列甫·托洛茨基案》纽约1937年版第128—132，261—266，271—273页。这本书是1957年以约翰·杜威为主席的调查委员会的记录，这个委员会调查了在1933—1937年莫斯科审判中对托洛茨基的指控。托洛茨基自愿参加了调查。
[17] 《托洛茨基档案》15821号。实际上，不象托洛茨基所有其他的信件（甚至包括一些最敏感的信件），《托洛茨基档案》中没有这些信。很可能在某个时候从档案中把它们拿出去了。档案中只保留了一些邮件的收据。1日37年审判托洛茨基时，卡尔·拉狄克作证说：他曾收到托洛茨基的一封包括“搞恐怖活动的指示”这方面内容的信，但我们不知道这封信的证据是否确凿。
[18] 《托洛茨基档案》13095号和10107号。另见皮埃尔·布鲁斯：“托洛茨基和1932年的反对派联盟”，载《列甫·托洛茨基手册》第5期（1980年1—3月），第5—37页提供了这个联盟的背景。
[19] 托洛茨基一直激烈地反对那些向斯大林投降的人或改变自己反对派立场的人。他把这些人的名字都给勾掉了。
[20] 《托洛茨基档案》13095号。亚历克·诺夫证明，尽管当时有些分歧，但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计划的批评同布哈林和右派的批评是相似的（诺夫：“关于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的笔记”，载《苏联研究》第29卷第4期第576—584页）。实际上，托洛茨基勇敢地保护‘结合’和农村市场关系，他批评极左的反富农运动，他赞成根据“真正的潜力”安排计划，所有这些和布哈林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书中的责难是相似的。可以参见托洛茨基“苏联的发展问题”，载《反对派公报》第20期第1—15页，“苏维埃经济的危机”，载《反对泥公报》第31期第2—13页。（另一种观点认为，托洛茨基在20—30年代的批评是前后一致的，见戴：“托洛茨基论‘结合’问题”，载《评论》1981年第13期。）由于托洛茨基的批评和布哈林的批评明显相似，托洛茨基急于强调左翼反对派同右派是不一致的。1932年他写道，虽然“同右派的实际分歧几乎看不出来……但是把双方混在一起，抹杀它们的区别是不能容忍的”（《列甫·托洛茨基文集：补遗（1929—1933年）》第174页）。在给他儿子的一封关于1932年联盟的密信中，他警告谢多夫不要“输给右派”（《托洛茨基档案》13095号）。尽管托洛茨基作出了努力，但莫斯科持强硬路线的人仍然把他描述成一个玩弄阴谋的“无耻的”机会主义分子，而且在莫斯科进行审判时，谴责了“左翼—右翼”阴谋分子。
[21] 《托洛茨基档案》13095号（原始文件中删了字）。不久以后，托洛茨基又私下写道：“就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非法组织来说，只是为它的改组迈出了最初的几步。”《列甫·托洛茨基文集（1932—1933年）》第34页。
[22] 《托洛茨基档案》4782号。
[23] 《托洛茨基档案》8114号。另见《托洛茨基案》第274—275页。《列甫·托洛茨基文集》的编者宣称这封信是为了帮助恢复威克斯在伦敦的俄国托派分子中间的威信，《列甫·托洛茨基文集（1932年）》纽约1973年版第328页。但是这份档案上有一个记号，它表明信是打算发往苏联的。
[24] 《托洛茨基档案》10248号和T—3485号。
[25] 莫斯科持强硬路线的那些人肯定注意到了托洛茨基的这个建议，并认为，托洛茨基“一伙”在重新承认了党之后仍然保留他们自己的纲领，这是违反列宁1921年那条禁止党内派别和派别纲领的著名原则的（1921年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统一》）。
[26] 托洛茨基没有透露他向莫斯科提出的建议，他写道：“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批评……有一种不同的特征，即双方对这种批评都有思想准备，而且要在某一种组织机构内进行”。（“必须实行真正的党内妥协”，《反对派公报》第34期第31页〈1931年3月30日〉）。这些难以理解的话可能公开发表了，以便使他的追随者对莫斯科可能接受托洛茨基关于反对派有条件地，有限制地进行批评的建议有所准备。
[27] 比如比较为人所知的“公开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3423号。
[28] 《托洛茨基档案》T—3522号。在7月号的《反对派公报》的最后一页上，托洛茨基含糊地提到了3月15日给政治局的那封信。当时托洛茨基既没有提到他暂时不提出反对派纲领的愿望，也没有提到他的5月“说明”，他有些含糊地宣称，3月的那封信只是重复了他长期以来要求“在保证我们有维护自己观点的权利的条件下”回到布尔什维克党内来的愿望。见“读者来信”，《反对派公报》第35期第22页。
[29] “斯大林玩弄的手段”，载《反对派公报》第31期第13—18页（1932年10月19日）。
[30]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载《反对派公报》第35期第23—24页（1933年5月23日）。
[31] “季诺维也夫论党的政权”，《列甫·托洛茨基文集（1932—1933年）》第285页（1933年7月6日）。
[32] “苏维埃经济的危机”，载《反对派公报》第31期第3—13页（1932年10月22日）。
[33] 诺夫：《关于托洛茨基的笔记》第589页。
[34] 范·希吉努尔特（《和流放中的托洛茨基在一起》第93—102页）认为，谢多夫的亲密助手马克·兹勃罗夫斯基（别名为“埃蒂恩”）是斯大林的一个特务。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叛逃者亚历山大·奥罗夫在一次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作证时也告发了兹勃罗夫斯基，并提供了详细的情报。见美国国会国内安全管理条例调查委员会：《亚历山大·奥罗夫的证词》（华盛顿，1962年）。《托洛茨基档案》15765号是一份关于怀疑在托洛茨基的随从人员中有斯大林特务的材料。
[35] 见里克斯·温斯伯利：“雅柯布·布留姆金在俄国，1892—1929”，载《现代历史》第27卷第11期（1977年）第712—718页，多伊彻《被驱逐的先知》第84—85页。
[36] 见阿奇·格蒂：《大清洗的起源：对苏联共产党的再思考（1933—1938年）》（纽约1985年版）。第5章讨论了1932年的联盟是如何影响1936年苏联党内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