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
第三部分 反动时期（1907—1914年）
1907到1914这七、八年中，两派主要为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抢劫和俄国党组织的性质问题而争论不休。文件10说明布尔什维克的种种罪恶活动和孟什维克的愤怒。文件11和12表明孟什维克有关取消主义的看法。列宁认为，取消主义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他的对手的主要异端邪说。列宁谴责孟什维克想取消党的全部地下组织。
这种指责并不能得到证实，但是，孟什维克比起他们的对手来，更加强调组织合法的工人团体，送倒是事实。虽然孟什维克并未大力建立这种团体，使它们遍布广大地区，但到1911年时，他们已取得很可观的成绩。有一个报告说，在圣彼得堡有十一个很活跃的俱乐部，交纳会费的会员超过三千人，还有五个工会，共有七千多名会员，出版七种工会报纸和两种一般刊物，其中一种报纸的发行量在六千份以上。在其他城市里，工人的组织要少些，而且往往受到政府的刁难。然而，在不少较大的城市里（里加、哈尔科夫、敖德萨、基辅、巴库、第比利斯、伏龙芝和维尔诺），工人阶级显然越来越愿意组织起来，越来越赞成孟什维克的学说。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不了解这些团体是怎样进行管理的，也不清楚它们对党的政策究竟有什么影响。党的重大决策都由侨居国外的领导人（马尔托夫、唐恩、阿克雪里罗德等）作出，但是，在有关取消主义的冲突中，他们无疑是考虑了领导俄国国内孟什维克组织的所谓“实践家”的观点的。1912年之后，布尔什维克开始控制孟什维克实力所在的一些组织。这种变化的原因，在前言中已有论述。
文件10：是救星，还是破坏者？
（1911年）
L·马尔托夫
1907年7月，发生了一宗财政部的为数达二十多万卢布的巨款被劫的事件。几个月后，在慕尼黑和斯德哥尔摩两地，几个俄国侨民在银行兑换从第比利斯抢劫来的票面为五百卢布的钞票时被捕。接着在日内瓦也发生了几起逮捕事件。后来，布尔什维克的知名人士V[1]又在巴黎的车站被捕，他携有大量这类钞票。
这件事发生前不久，一直在调查俄国侨民活动的柏林警察搜获了一批武器和纸张。他们怀疑纸张是用来伪造票面为三卢布的钞票的。皇家银行的专家证实了这种看法。
与此有牵连而被捕的人，都是有点名气的布尔什维克。不走运的米尔斯基在柏林被捕后，拘留在精神病院，并从那里被引渡给俄国当局，他们指控他直接卷入第比利斯的抢劫事件。
当时设在俄国的中央委员会，决定对第比利斯和柏林事件以及兑换钞票问题进行严密的调查。俄国国外的调查委托当时的中央外事局办理。高加索的调查则由该地地区委员会领导。委员会查出了一批参与抢劫行动的人，他们在行动之前不久，曾声明退出当地党组织。地区委员会决定把他们开除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将这一决定公诸于众；它宣布说，他们既然已退出当地的党组织，也就不再是任何其他的党组织的成员。地区委员会还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了它所了解到的有关抢劫得来的钞票的情况。
中央外事局也作了彻底的调查，结果获得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情况；但是主要受控人V同志，拒不交代他和他的同伙根据谁的命令和为什么目的兑换据悉是抢劫来的钞票……
由于严格根据事实对布尔什维克卷入抢劫事件已作出了说明，我只须补充几点，以便于不明真相的读者了解情况：
一、事情已水落石出，列宁却不以为耻。
二、他并未要求中央委员会设一公正的法庭，来弄清他对党究竟犯了多大的罪。
三、就是这个列宁目前还正在反对“取消派”来保卫党，谴责我们孟什维克是叛徒和内奸。
维克多同志的住所曾被搜查，这一令入难堪的事实，一直不让第比利斯抢劫事件的“调查者”知道。只要大家了解到这一情况，兑换五百卢布钞票的全部问题也就真相大白了。政治方面不用多说，从实际来看，既然整个计划的策划者公开拒绝对此承担责任，惩罚在高加索和国外被查获的代理人，这似乎毫无用处，而且也不大公平。对我们说来，最好让这件事就此了结，让有罪的人得到“赦免”，以换取不再企图使用这次打劫得来的钱的坚决保证，而不再进行调查，因为列宁和他的朋友可说是不讲原则的，再调查下去则调查就有再度成为闹剧的危险。因而我们声明，假如我们能够得到保证，没有落到警察手中的五百卢布的钞票，不再拿出来到任何银行去兑换，免得再发生这类丑事，那么，我们准备同意对高加索的“勇士”和国外的“货币兑换人”全部赦免。布尔什维克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于是，它中央的一个成员向中央委员会建议，由中央委员会委派他去说服“有关人员”销毁剩下的钞票，这要做不到，“赦免”的决议是不会生效的。中央委员会同意这一建议，“有关人员”显然也注意了对他们说的这些道理，因为实际上一定数量的钞票已经销毁。
从1907年以来，我们一直以宣传鼓动的方式反对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分裂政策。两年当中，我们冒着被指责为包庇布尔什维克中央的风险，没有向全党报告这个中央的犯罪活动。我们一再提请中央机构对此加以注意，可是这些机构已为列宁的集团所篡夺。去年[2]，由于布尔什维克中央的一贯腐蚀，党的官方机构终于遭到削弱，许多重要人物也因此而脱离了它们。有鉴于此，我们曾同意支持全会所制定的一项妥协政策，虽然对某些与会者能否加以贯彻不抱多大希望。只有这项政策能提供一线希望，摆脱实际上是一小撮人的专政，而这些人的态度与社会民主党在俄国推行的十分鲜明的路线是不可调和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同意这项政策。假如这些人利用某一个人的错误，又得到机会来阻碍党的恢复，那我们也将重新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
这由同志们来选择。为了便于大家作出抉择，并谨防任何人采取鸵鸟政策，我们认为有责任剥去自命为“党的救星”的人的画皮，象去年在全会上那样揭露他们和他们的政策，让大家看得清楚。我们已说明，全会严厉谴责的涅恰耶夫[3]式的政策还在推行，表面上解散了的那个集团还很活跃，并正竭力擅权专政。它采用种种方法，在秘密组织里维持其控制地位，并力图在公开的工人运动中如法炮制，从而制造混乱和纠纷。
这里涉及的并不完全是争夺党的领导权的人物之间的斗争，而是两种原则的斗争，即陈旧的密谋原则与社会民主党充满生气的精神之间的斗争。
假如党的领导人不承认形势的严重性，不从去年全会的决议中得出恰当的结论；假如他们被“调和”倾向所说服而去支持党内雅各宾派反对社会民主运动的斗争，那么，他们'就无论在形式上或道义上都会丧失作为党的代表者发言和行动的权利。
L·马尔托夫：《是救星，还是破坏者？》，巴黎1911年第22—23，27，40，41页。
[1] V，指的似乎是维克多·塔拉图塔。他是列宁最信任的而又最无原则的代理人之一。
[2] 早在1910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次中央全会上，就布尔什维克从打劫和其他可疑活动中得来的钱财达成协议：如果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能在俄国境内合作，进行政治活动，那就要委托三个德国人来保管这笔钱，再由他们交付中央委员会。但两派不合作，布尔什维克留下了这笔钱中的一大部分，于是在资金问题上的冲突剧烈起来了。
[3] 谢尔盖·涅恰耶夫（1847—1882），是个臭名远扬的狂热分子，为推进革命事业，他无所不为，包括进行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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