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 第四章 民粹主义倾向
1918年的最后几个月，正当李大钊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革命风暴席卷中国大地的时候，在北京大学，一个规模不大、但不久便颇具影响的学生团体开始聚集在他的身边。是年底，李大钊在图书馆的办公室便成了这个激进的学生团体举行会议的中心。在这里，他们正在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20年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做准备。还在这年秋天，李大钊就曾经鼓励学生们建立新潮社，为了给他们的活动提供便利，他在学校图书馆专门腾出了一间房子。李大钊的得意门生之一罗家伦担任《新潮》杂志的编辑，后来他成了国民党要员。罗家伦十分赞成李大钊把俄国革命视为行将席卷整个人类世界的伟大潮流的观点。李大钊还赞助救国会的活动和出版物，救国会是由他的另一位弟子、未来的工人运动活动家邓中夏在1918年下半年创建的。 大约在此时，李大钊率先开始认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1日，他发表了题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长篇论文，刊登在《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尽管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要远逊于他对俄国革命所表现出来的敬意，但他坚信，要适应世界的伟大变革，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学说”是必要的。为了促使在他身边的青年学生去研究这一学说，李大钊组织了“马客士主义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个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团体。至于马客士主义研究会建立的日期，应该同后来的“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创立的时间加以区别，实际上，后者根本没有明确地建立起来。也没有充足的证据来证实波多野健一经常发表的见解：马客士主义研究会在1918年春天就组织起来了。事实上，李大钊在1918年7月发表的关于十月革命的第一篇论文中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或概念。因此，判定他在初春就已经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根据他的著述，直到1918年7月至11月《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的发表，在这段时间里，他对马克思主义尚未产生浓厚的兴趣。所以，在1918年岁末以前，马客士主义研究会没有建立是完全可能的。 然而，毋庸置疑，到1918年底，李大钊已经开始带领北京大学的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自由讨论。这些讨论通常是在晚间，在李大钊的图书馆办公室里秘密地举行。据记载，就在第一次会议上，李大钊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毛泽东早期生活的传记作者曾经指出，在毛泽东第一次由湖南来北京逗留期间，他曾参加了在李大钊的办公室举行的讨论会。 1918年9月，毛泽东来到北京，由他在湖南的启蒙老师，也就是他未来的岳父、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介绍，与李大钊相识。毛泽东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李大钊安排我担任图书馆管理员，月薪八块钱。”直到1919年初，毛泽东一直待在北京。后来，他回忆道：“我在李大钊的关怀之下，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从那时起，我迅速地向马克思主义靠拢。”[1] 不单是毛泽东，北京大学的很多青年学生，后来也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们都是通过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前几个月组织的讨论会而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在他们当中，有瞿秋白，他专攻俄国文学。还有邓中夏和张国焘，他们既是李大钊先生的学生，又是他的政治信徒。后来，他们都成为大钊先生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支部的重要成员。同李大钊一样，他们的结局都是不幸的。这些学生与他们的同学一道，经常出没于李大钊的办公室，到这里寻求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指导，并且秘密地从李大钊那里借出他收集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办公室很快就成为闻名于世的红楼，也就是红色的堡垒。 尽管北京大学的学生群情激昂，但李大钊却仍然被一种强烈的隔离感和孤独感所困扰。1919年岁首，他怀着虔诚的信赖感，满怀希望地注意着从俄国不断传来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消息，来驱散心中暗淡的悲观情绪。虽然行将席卷全球的伟大革命潮流尚未影响到中国，但李大钊坚信，布尔什维克革命象征着“新时代的曙光”，尽管它在当今“黑暗的中国，死气沉沉的北京”还仅仅是“一线微弱的光明”。但同时，使李大钊深感忧虑的是，惰性不仅充斥于中国，而且似乎还被看做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现象。1919年1月，李大钊以他通常所用的那种乐观主义笔调写道：“人类所以总是这不长进的样子，实因社会上有一种力量作怪，就是惰性。他的力量，实在比进歩的力量大得多。”[2]尽管如此，他仍然确信，革命的潮流将吞没整个旧世界。但这股潮流现在似乎将通过一条更加迂回的道路才能达到中国：“可以断言，久而久之，必将袭入西欧，或者渡过大西洋到美国去观光，或者渡过印度海、中国海访问日本。我们中国也许从西北的陆地，东南的海岸，望见他的颜色。”[3]李大钊对待社会革命所抱的希望之所以减弱，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同时代欧洲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影响。当时，革命失败的情绪已经在整个西欧蔓延，而俄国革命似乎正处在毁灭的边缘。到1918年底，布尔什维克政府在外部受到了外国军队武装干涉的威胁，在国内又面临着不断增长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尤其是政治动乱和经济危机）的威胁。这种情况，在李大钊年初发表的著作中均有反映，并且严重地动摇着他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信心。他不得不表示，尽管革命形势会立即出现，但无论如何，它不能在“欧洲的某一角落”持续很长的时间。同时，他对俄国反动势力的不断增长亦表现出严重的关切。 在中国，政治形势是毫无希望的。1919年初，共和政体的中国似乎愈来愈深地陷入到政治混乱之中，而这种政治混乱，又同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出现的经济混乱交织在一起。各派军阀以及他们在国会的傀儡们，为了控制在北京的中央政府竞相争斗，愈演愈烈。在李大钊看来，中国政治生活“是宰猪场式的政治，把我们人民当作猪宰，拿我们的血肉骨头，喂饱了那些文武豺狼。”[4]更可怕的是，对于国内的政治分裂和经济上的崩溃，以及如何有效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日益增长的威胁，国人一筹莫展，国内尚未形成革命的形势。李大钊认为，面对来自国外的威胁和存在于国内的危难，中国社会似乎处于瘫痪的状态。 需要指出，李大钊着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认真的研究，大概也是出于他这几个月来心中的悲观厌世情绪。不管怎样，他或许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做出解释，但他却无法回避这样一种矛盾，即他对中国革命的期望，与他专心致力于的正统理论所建立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律之间的矛盾。虽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后来对他产生了影响，使他确信，人类社会终将走向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直接影响，也使他认识到，世界革命的潮流将不会波及到中国。 鉴于李大钊对社会革命发展的前景持怀疑态度，他越发注意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当中的重要性和他们脱离民众的问题。因此，李大钊和他的学生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举行各种政治活动，努力发动群众。这些活动几乎占去了他们的全部时间和精力。然而，这些活动似乎很难扩展到北京大学以外的地方。这是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在中国，“新与旧都深深地陷入僵死的环境之中”，而在其他国家，“新的思想潮流尤如燎原之火”。基于这种原因，李大钊感到痛惜，中国的“病全在惰性太深、奴性太深，总是不肯用自己的理性，维持自己的生存”[5]。 随着李大钊对世界革命所寄予的厚望和热情逐渐减退，他开始寻求一条使知识分子摆脱他们脱离社会生活的具体途径。在这个问题上，李大钊基本上没有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所约束，他第一次把自己的目光直接转向农民，应该说，这是第一次重要的转变。1919年2月，他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他号召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为了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的解放，离开城市，“到农村去”。今天回想起来，《青年与农村》应该被看作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一篇最为重要的历史记录之一。李大钊在文章中毫不隐讳地提出了许多建议，他鼓励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效法俄国民粹主义的“到民间去”运动。因此，在研究《青年与农村》之前，研究李大钊希望中国青年竭力仿效的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性质，似平是必要的。由于民粹主义的概念是同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指出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体系上的一些主要的区别，也同样是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19世纪60年代，由于受到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的极大影响和激励，俄国的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形成了，并且迅速地成为一种在革命的知识分子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民粹主义发展的初期，民粹派的活动在70年代达到了高潮。当时，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团体摆脱了对农民的偏见，试图与农民联合。他们甚至认为，在农民中存在着革命的活力和内在的社会主义倾向，农民是“具有共产主义本能的庄稼汉”。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就是要把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释放出来。然而农民对民粹派的活动却非常冷漠，甚至敌视。民粹派还遭到沙俄政府的残酷镇压，不久便失败了。10年以后，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都放弃了在农村的公开的活动，而去进行推翻沙皇独裁政治的恐怖活动。他们认为，俄国的独裁政治是培养农民的社会主义意识的一个主要的障碍。而另外一些人则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逐渐向马克思主义靠拢。1880年以后，普列汉诺夫很快地由一个民粹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俄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思想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些仍然信奉民粹主义的知识分子分裂成各种政治团体，其中有些团体主张改良主义，而其他一些团体则转向政治恐怖主义。 19世纪末，当民粹主义运动沉寂了10年以后，又进入了它的复兴时期。1901年，各种民粹派团体合并，组成社会革命党。在本世纪初年，社会革命党对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那些公开提倡并实行恐怖主义的社会革命党人所采取的策略，与19世纪70年代的“到民间去”运动所坚持的策略相距甚远。但是，他们仍可以算作民粹主义传统的主要继承人。 尽管民粹主义观点是十分庞杂的，但其基本的精神为人们所接受和理解并不困难。民粹主义信条当中最基本的因素就是对农民在感情上的依恋，并且对于农民自身具有社会革命的本能和生机勃勃的力量深信不疑。然而，民粹派所不能明确的问题，大概就是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究竟是什么样儿？不管各种民粹派团体所实行的策略如何不同，他们却都承认，农民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最主要的受益者，而且他们也是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群众。 与上述民粹主义倾向相联系的是民粹主义信念，它的核心在于，欧洲资本主义是一个魔鬼，俄国不仅能够而且也应该避免资本主义。农民的俄国或许可以不经历欧洲社会的所有发展阶段，它可以通过发挥聚集在“村社”（俄国的农村公社）中的农民的集体化天性来避免资本主义的祸害，直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在民粹派看来，俄国社会经济落后，对于社会主义的实现，倒是一个优点，一个有利的方面。俄国社会受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比较小，资产阶级非常软弱，这些都使得俄国人比西欧人更接近于社会主义。 俄国的民粹派通过强调村社在俄国向社会主义转变中的地位，进一步阐明了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基本特征，即俄罗斯民族对于历史发展的独特设想。那就是，俄国正循着一条特殊的历史道路前进。这条道路能够使俄国避开那令人痛恨的西方资本主义。革命的民粹派所做出的这种很具民族主义精神的设想，远没有脱掉带有俄罗斯民族精神早期形式的斯拉夫理想。 此外，民粹主义运动也带有一种虚幻的唯意志论色彩。民粹派认为，理性和意志是决定历史发展的积极因素。在他们看来，社会发展的进程和政治事变完全是由具有“决断性思想的人”所决定的。他们能激发“民众”内在的社会主义倾向和革命的活力。然而，民粹主义团体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尽管他们都认为，知识分子的干预能够对历史发展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民粹派坚信，俄国农民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的天性和传统同无政府主义的“普遍的愿望”是极为相似的。实际上，特别是那些在民粹主义运动后期采用恐怖主义策略的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思想体系，同那些天生具有共产主义“愿望”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他们都受到了国家的残忍的强力和资本主义的“异己”力量的压制。一旦这些外来的障碍被革命知识分子的行动所排除，那么，人民的社会主义理想就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圆满地完成。 当然，这里所列举的主张和设想并非民粹主义运动所独有。实际上，很多主张也曾经被无政府主义者接受，有些主张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托洛茨基就曾认为，俄国社会经济的落后，对俄国革命来说，是一个优越的条件。虽然一般意义上的革命，是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发生社会主义的武装起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列宁深受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作的影响，他为民粹主义理想所吸引，特别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待革命所采取的唯意志论的立场和英雄史观。民粹主义关于避开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即便是在列宁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早在1881年，马克思本人曾经粗略地探讨过俄国利用村社制度直接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虽然如此，但民粹主义还应被看作是一种独特的思想倾向，因为其最基本的理论前提是，真正的社会创造力体观在农民身上，只有把握住这一理论前提，把握住这种与农民和村社生活所固有的感情关系，才能确定俄国民粹主义与其他各种信仰和思潮之间迥然不同的思想特征，以及其特殊的历史形式， 尽管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公开表示，他们是在为一个共同的社会主义目标而奋斗。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列宁受到民粹主义理论的影响。但是，不能否认，民粹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方面存在着显着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表现于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问题上，而且也表现为他们对待历史、革命和国家等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1884年，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普列汉诺夫在其著名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文当中，曾经对此做了详细的描述。他批评民粹派知识分子奢望将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强加给人民，并把俄国社会生活的古朴形式理想化，将它视为革命的希望所在。他还指责民粹派盲目地采用阴险的布朗基主义策略，试图用知识分了的意志代替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以委员会的主动取代阶级的主动，把国内全体劳动人民的事业变成秘密组织的事业。正如列宁后来在他的长篇论文《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所论述的那样，普列汉诺夫进一步指出，作力民粹主义信仰核心的村社制度正在迅速地被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所削弱。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不仅正在摧毁村社制度的残余，而且不可避免地加剧了村社中的阶级矛盾；并使政治斗争的中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普列汉诺夫还认为，由于俄国资产阶级的壮大，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反抗沙皇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同样，由于俄国城市无产阶级的发展，将为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由于民粹派把农村公社理想化，他们相信，在农民身上存在着“共产主义的天性”；他们还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革命愿望决定着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对此，普列汉诺夫着重指出，民粹派完全忽视了俄国革命斗争的阶级特点。需要说明，民粹派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原理的正确性，他们当中很多人倾向于接受这一原理在西欧的适用性。民粹派并不否认在俄国存在着阶级的分化。但是，他们把阶级分化归结为“非人道的”和“外来的”因素所造成的悲剧，归结为国家干预的结果。这一点，正是马克思主义观和民粹主义观最根本的区别所在。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始终认为，阶级斗争是同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的发展引起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又导致国家的出现。 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的分歧，是马克思主义同民粹主义的所有分歧当中最根本的分歧。民粹派认为，农村公社正在外来政治力量的冲击之下遭到瓦解，随着国家的消亡，这种瓦解才会停止。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公社的瓦解将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抗拒的规律。普列汉诺夫断言，俄国农村也不例外，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这里同样适用。对普列汉诺夫和他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来说，经济发展将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先决条件；而对民粹派来说，俄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恰恰建筑在维护俄国经济落后的社会基础之上。民粹派将革命的希望归结于农民所固有的社会主义传统；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寄希望于城市和城市无产阶级。民粹派信赖知识分子的革命愿望和革命觉悟，而像普列汉诺夫那样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把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寄托在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上。李大钊试图使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中国的历史条件，因此，曾经被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所争论的上述理论问题中的大多数问题也在中国重新提起、再现。 “青年与农村”同盟会时期，中国的革命者曾受到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恐怖主义宣传的重要影响。而李大钊则不同，他被俄国民粹主义早期“到民间去”的运动所吸引，欣赏在那些试图与农民结合的年轻知识分子身上反映出来的时代责任感和献身精神。像俄国早期的民粹派那样，李大钊极度重视知识分子与民众相脱离的问题。所以，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他首先提出，如果“观代文明”被引进中国社会的话，那么，知识分子与“劳工阶级”的联合将是十分必要的。为了实现这种联合，李大钊指出，19世纪俄国的“到民间去”运动是教育20世纪中国青年的典范。一场革命决不会不经过曲折，就能达到目的；相反，它需要经过那些具有彻底的献身精神的人们的长期努力，才能够实现。李大钊强调，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应导源于年轻的民粹派在俄国农村的早期活动。他写道：“俄国有许多志士文人，把自己家庭的幸福全抛弃了，不惮跋涉很难的辛苦，都跑到乡下的农村里去，宣传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道理。有时乘着他们休息的时间和他们谈话，有时和他们在一处工作，一滴血一滴汗地作他们同情的伴侣。有吋在农村里聚集老幼妇孺，和他们灯前话语，说出他们的苦痛，增进他们的知识。一经政府侦知他们，或者逃走天涯，或者陷入罗网。在那阴霾障天的俄罗斯，居然有他们青年志士活动的新天地，那是什么？就是俄罗斯的农村。”[6] 虽然李大钊也承认，中国的社会历史状况与半个世纪前的俄国社会相比，会有所不同。但是，他仍然主张，“我们的青年应该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 像毛泽东在大约10年以后所预言的那样，李大钊也断言，中国革命将是一场农民革命。“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的利病的人。”李大钊认为，只有解放农民，才能解放中国。但他并不主张农民经常进行自发的反抗，而是希望知识青年应当让农民从麻木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促使他们要求解放”。李大钊还指出，“除了我们的青年”，整个民族都处于黑暗当中。农民将是中国获得新生的基础，他们和年轻的知识分子将为中国的新生焕发出活力，并且确定前进的方向。李大钊在文章中还把农民的愚昧和软弱归结于忍耐封建贵族、官僚的压迫，归结于知识青年集中在城市、不愿意到农村去。他还说他们“专思在官僚中讨生活……久而久之，青年常在都市中混的，都成了鬼蜮；农村中绝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也就成了地狱。把那清新雅洁的田园生活，都埋没在黑暗的地狱里面，这不是我们这些怠惰青年的责任，那个的责任？”[7] 为了鼓励青年知识分子回到农村去，李大钊不仅对那些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青年发出呼吁，而且也求助于那些相信通过宪政政治就可以使中国摆脱困境的青年。他指出，在民主政体之下，最大多数的选举人在农村，只要农民理解和拥护选举制度，民主政治就能够在中国发挥作用。李大钊认为，当今共和政体下选举制度的腐败，主要是由于“在农村中，根本没有能够真是农民伴侣的青年人，告知他们那选举的道理，备他们选出的人物”。因此，在共和政体之下，拥有所谓议会“选举权”的是城市的流氓和强盗，他们积下了许多的罪孽金钱，然后便去欺诈乡里的父老。在中国，实现民主的唯一希望是那些以唤醒农民为己任的城市青年。“立宪的青年呵！你们若想得个立宪的政治，你们先要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若想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先要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把那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只要农村有了现代青年的足迹，作现代文明的导线，那些农民自然不会放弃他们的选举权，不会滥用他们的选举权，不会受那都市中流氓的欺、地方上绅董的骗……他们来到议院，才能替老百姓说话，也就是老百姓说话……这样的民主主义，才算有了根柢，有了泉源。这样的农村，才算是培养民主主义的沃土。在这一方面活动的青年，才算是栽植民主主义的工人。”[8] 年轻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将不单是去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且他们还可以从城市的腐败影响中挣脱出来。李大钊在他的文章中用一种特别低沉和忧郁的笔调描述了青年人在城市的生活，他们天天在都市上漂泊，乞求大人先生的青睐，愚蠢地为自己的官僚生涯而竭尽全力。一旦他们“弄不到一个饭碗”，他们的精神就彻底崩溃了，成为“绝望的人”。李大钊还写道：“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们呵！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而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9] 要把李大钊对中国乡村生活的同情与贯穿于大多数欧洲马克思主义著作当中对“乡村生活的愚昧”表现出的轻蔑加以比较，并且突出出来，似乎没有什么必要。然而，把乡村看作是最完美、最纯洁的地方，同时又掺杂着对污浊的城市生活的极度反感，却是李大钊思想中独具特色之处。在他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这种思想感情在他的重要论文当中仍然存在。最迟在1922年，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但是，他依旧把传统的中国农村生活描绘成为一幅质朴的田园图画。他写道：“从前的生产场所在农村，在山林，在牧场，工作的地方空气鲜明，景色优美，时时与自然和接，可以减少疲劳与烦厌。现在的生产场所都在大都会的大工场，机声轧轧，人迹纷杂，虽然机械的力量代替了好些人力，而精神上的疲劳与烦厌，则有增加无减少。”[10] 应当指出，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李大钊将厌恶城市的情感与青年知识分子的道德义务揉合在一起。他们有义务去唤醒农民，并与农民相结合。他说：“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结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你们在都市上天天向那虚伪凉薄的社会求点恩惠，万一那点恩惠天幸到手，究竟是幸福，还是苦痛？……曾何如早早回到乡里，把自己的生活弄简单些，劳心也好，劳力也好，种菜也好，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一日把八小时作些与人有益、与己有益的工活，那其余的工夫，都去作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一面劳作，一面和劳作的伴侣在笑语间商量人生向上的道理。只要知识阶级加入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只要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农村的生活就有了改进的希望：只要农村生活有了改进的效果，那社会组织就有进步了，那些掠夺劳工、欺骗农民的强盗，就该销声匿迹了。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这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11] 根据李大钊的早期著作，就认定他曾经直接受到俄国民粹主义理论的影响，那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说，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他就知道在俄国存在着民粹派的活动，那是不可能的。当然，在那时，他有可能从第二手历史资料中收悉“到民间去”的俄国革命者的情况。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开始研究俄国革命的历史。不是俄国民粹主义的理论，而是过去那些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富有感情色彩的事迹感染了李大钊，引起了他的想象，似乎这些事迹可以在中国仿效。然而，确实值得引起注意的是，《青年与农村》和早期俄国民粹主义之间存在着理性上和理论上的共鸣。像俄国民粹派那样，李大钊也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以前，中国将不能容忍资本主义的发展。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他指出，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目的在于，“向农民宣传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理”。后来，他又明确地提出，对中国来说，避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确实是必要的。 在李大钊对城市生活的腐败和乡村生活的纯洁所做的比较当中，也包含着民族主义倾向。中国的知识界普遍认为，现代中国的城市（包括这些城市的很多弊病），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人的作品。由于李大钊把中国农民的美德和缺陷视为中华民族的美德和缺陷，对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做了鲜明的对比，所以，他在文章中特别强调外国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传统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并且谴责在外国人统治的城市里，特别是在上海，生活中的不公正。尽管从那些温文尔雅、西方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当中，无法发现中国乡村生活的任何实际价值，但还是有相当多的保守的知识分子，例如章士钊以及一些国民党内的知识分子，像廖仲凯，他们注视着农村，并且试图寻找与现代社会文明相一致的中国传统因素。而在激进的知识分子当中，李大钊的观点则是别具一格的。他非常同情乡村生活，把城市生活比做“魔鬼的生活”，这就不能不使人们联想到俄国民粹派的观点。民粹派认为，都市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东方的产物，它冲击着俄国的民粹传统。 李大钊关于在解放农民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观点，也同俄国民粹派的革命的唯意志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这里，他没有把唯物史观贯彻到底，也并不完全寄希望于等待经济的发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相反，他认为，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就可以使他们在社会解放中采取直接行动，发挥他们的决定性作用，以实现他们的愿望。的确，在俄国民粹主义运动产生的初期，一些城市中的失意知识分子在乡村中找到了慰藉。但是，李大钊并没有自觉地认识到知识分子杰出作用的真正价值，尽管他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当然，他也不具有像斯图尔特·施拉姆所描绘的那种毛泽东的“列宁主义冲动”。 最后，像大多数俄国民粹派那样，李大钊倾向于把农民看作是一种纯朴和团结的集合体，他们的一般权益和要求，就在于要消除农村中可能存在的任何阶级差别。在下面一段话中，李大钊谈到了阶级分化的问题。他把地主看作是“民众”的一部分，并且指出，乡村中的倾轧是外来的政治干预的结果。“那些赃官、污吏、恶绅、劣董，专靠差役、土棍，作他们的爪牙，去鱼肉那些老百姓。那些老百姓，都是愚暗的人，不知道谋自卫的方法，结互助的团体。他们里边，有的是刚能自给的有土农夫，有的是厚拥田畴的地主，有的是专做农工的佃户，有的是专待雇佣工人。他们不但不知道结合起采，抗那些官绅，拒那些役棍，他们自己中间也是按着等级互相凌虐，去结那些官绅棍役的欢心。”[12]在李大钊的晚期著作中，他仍旧对乡村中的阶级分化问题怀有怜悯之情。他特别强调，要反对乡村中的外来敌人。 尽管李大钊的《青年与农村》同早期俄国民粹派的思想有着上述重要的相似之处，但还是存在着显著的区别。俄国的民粹派把村社——传统的农村公社视为俄国通向社会主义的独特方式。但是，在以农立国的中国，私有制发展比较充分，因而根本不存在用以发挥农民的“自发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条件。虽然李大钊曾经认为，那些与土地打交道的人具有“人道主义”天性，但他从来没有表示过，中国农民具有社会主义的天性和传统。尽管李大钊非常尊重乡村生活的价值，但他却从未对中国农村的传统抱有幻想。恰恰相反，近百年来，中国的农村饱受压迫和欺凌，农民浑浑噩噩地生活。因此，李大钊认为，解救农民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责任，而农民则必须接受社会主义理想教育。因为在中国农村根本没有天生的集体主义者，这里也根本不具备迅速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 此外，李大钊并没有像俄国民粹派那样，对西方的工业化持厌恶态度，尽管他充满感情地注视着乡村和那里富有中国传统的前工业化生活。这种对乡村的依恋与其说是一种基本的政治倾向，还不如说是一种情感的流露。李大钊不倾心于中国的过去，而是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寄希望于工业化的未来。他也并不像许多俄国民粹派那样，迷恋小规模的村社工业。 最后，还必须指出，虽然李大钊提出“到农村去”的口号，但他并没有指望迅速地爆发一场社会革命。相反，许多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好战的民粹派，则满怀信心地期待着革命的爆发。事实上，正是国际事件和中国残酷的政治现实，使广大民众产生的要立即获得解放的愿望难以迅速实现。因此，李大钊才呼吁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以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民粹派为榜样，“到农村去”。由于李大钊考虑到中国革命还处在民粹主义阶段，他朦胧地认识到，中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很可能要比他最初所预想的要长，要困难得多。 尽管存在着上述区别，《青年与农村》大概仍然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发展史上，对俄国早期民粹主义精神最准确的表达。在李大钊的思想中，这种民粹主义倾向的意义并不在于年轻的知识分子应该去农村，还是应该留在城市。其意义在于，《青年与农村》一文中的许多理论观点与俄国民粹派的理论观点是一致的。这些东西，都严重地影响到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也影响到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应该如何进行的看法。虽然，我们还不能把李大钊算作是纯粹的民粹派；但是，由他介绍的民粹主义思潮却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广泛流行起来。 在现代中国革命的政治策略当中，《青年与农村》所阐明的斗争策略是不容忽视的。中国的革命者经常谈论老百姓的解放，但是他们采取的策略往往是军事阴谋和暗杀，发动武装政变以及与军阀结成总是招致不幸的联盟。1918年，蔡元培、陈独秀和李大钊反对上述特殊的革命策略，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并极力主张组织群众教育，设法沟通知识分予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为了实现“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的联合”，李大钊首先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行动计划。1919年初，他反复强调，要年轻的知识分子“努力去作人的活动”，认识“劳动中有无限的欢乐。”“最苦痛最悲惨的人，恐怕就是这些劳动的人。所以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是什么地方？要想解脱他们的苦痛，应该用什么方法？我们不能从苦痛里救出他们，还有谁何能救出他们，肯救出他们？”[13]对于沟通知识分子同劳苦大众之间的关系问题，李大钊所倡导的这种民粹主义方法，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因此，1919年9月，他又对“到农村去”的口号做了详尽的阐述。他断言，中国需要物心两面的改造，并极力主张知识分子“不该常常漂泊在这都市上，在工作社会以外作一种文化的游民；应该投身到山林里村落里去，……一锄一犁地作那些辛苦劳农的伴侣。吸烟休息的时间……都有我们开发他们，慰安他们的机会。须知‘劳工神圣’的话，断断不配那一点不作手足劳动的人讲的；那不劳而食的知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的。中国今日的情形，都市和村落完全打成两橛，几乎是两个世界一样。都市上所发生的问题，所传播的文化，村落里的人，毫不发生一点关系；村落里的生活，都市上的人，大概也是漠不关心，或者全不知道他是什么状况，……在文化较低的国家，全仗自觉少年的宣传运动，……那些天天和自然界相接的农民，自然都成了人道主义的信徒，不但在共同劳作的生活里可以感化传播于无形，就是在都市上产生的文化利器——出版物类——也必随着少年的足迹，尽量输入到山林里村落里去。我们应该学那闲暇的时候就来都市里著书，农忙里就在田间里工作的陶士泰先生，文化的空气才能与山林里村落里的树影炊烟联成一气，那些静沉沉的老村落才能变成活泼泼的新村落。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14] 北京大学的一些学也最早响应了李大钊的号召，“与劳工阶级联合”。1919年5月，由邓中夏、张国焘、罗家伦等人发起组织了平民教育演讲团。学生们说，组织平民教育演讲团的目的在于“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平，唤醒民众的斗争意识”。最初，演讲团在城区的工人阶级当中建立了四个演讲会场，演讲的形式有平民文学、星期论坛等，演讲的时间一般都在星期日。演讲的题目包括社会主义、“互助论”、日本侵略的威胁、读书的意义、破除迷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到1920年初，学生的演讲活动便扩大到北京近郊的村庄。 1919年的五四事件以后，北京地区平民教育演讲团的范例被全国其他地区竭力仿效。同时，各种激进的学生团体纷纷建立，其中的一些团体与农民发生了特殊的联系。它们的建立，促进了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结合。这些团体公开表示，改造中国社会是工人和农民唯一的责任，因此，“凡知识阶级里面觉悟的人，应该打破‘知识阶级’的观念，投身劳动界中，和劳动者联合一致。”[15] 1920年夏天，上海的青年学生抱定“到农村去，和农民一起干农活”的目标聚集在一起。一年以后，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彭湃开始在广东的农民中间进行组织活动，并最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苏维埃政权。彭湃同李大钊一样，在日留学期间，曾经深受日本农业社会主义传统的影响。1925年，在农民运动的早期阶段，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学生利用休假深入农村，努力地帮助农民建立农会；两年以后，农会为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提供了组织基础。 除了北京的团体以外，李大钊没有直接与上述活动发生组织上的联系。然而，自从1919年他成为举世公认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以后，他就热情地鼓励青年知识分子与农民联合，来完成中国的变革。他始终认为，这种设想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事实上，青年知识分子与农民的联合，对于造成五四时代的高昂革命气氛，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根据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向来看，《青年与农村》的问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拓荒者的尝试。也就是说，它是运用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探讨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问题，准备一场知识界的新思潮所做的尝试。1926年，在李大钊写《青年与农村》一文的七年以后，他在沿着非正统倾向前进的过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2] 《李大钊文集》（上），第618页。 [3] 《李大钊文集》（上），第629页。 [4] 《李大钊文集》（上），第676页。 [5] 《李大钊文集》（上），第661页。 [6] 《李大钊文集》（上），第648页。 [7] 《李大钊文集》（上），第650页。 [8] 《李大钊文集》（上），第650—615页。 [9] 《李大钊文集》（上），第651页。 [10] 《李大钊文集》（下），第558—559页。 [11] 《李大钊文集》（上），第651—652页。 [12] 《李大钊文集》（上），第649页。 [13] 《李大钊文集》（上），第665—666页。 [14] 《李大钊文集》（下），第43—44页。 [15] 转引丁守和、殷叙彝、张伯昭：《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41页。（原译者搞错了该条脚注所涉及的书籍，所以相应引文也就只好自己翻译。而迈斯纳自己在这条注释中将页码也搞错了。在此纠正。——录入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