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资产阶级的失败与无产阶级革命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几乎将中国共产党置于死地的反革命政变，这期间最重要的事件是两次革命失败：一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称为“国民革命”的失败；另一次是在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虽经英勇斗争，但最终还是陷于失败的中国新生的城巿工人阶级对社会进行的社会主义变革。两次失败的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1920年代的失败几乎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双双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1927年后，革命从城巿转移到了农村，正是在农村，诞生了毛主义，铸成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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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当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时，他们坚信，主要的任务是组织中国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是马克思曾预言、俄国革命所预示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一部分。他们首先致力于组织工人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各大城市的产业工人组织和偏远地区的煤矿、铁路工人组织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工人罢工活动此起彼伏，其动机往往既有政治目标，也有反帝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起码的生活和劳动条件要求。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年轻的共产党人就建立起了代表50万工人的全国总工会，能够发动成千上万的工人参加“五一”劳动节的示威游行。

然而，共产党人不久就认识到，在一个由残暴的军阀势力统治的国家里，纯粹的军事实力是决定政治事件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镇压和摧毁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远比创建这些组织容易得多。因此，他们虽然没有放弃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但不得不推迟它的实现。共产党人很快还认识到，世界革命同样也不得不推迟了。由于在西欧的工业化国家并没有发生预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充满敌意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苏联仍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无论是俄国的民族利益，还是列宁主义革命战略的逻辑，都要求中国革命的进程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留给未来——因为共产党人通常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世界性革命爆发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而布尔什维克革命未能点燃世界革命。1922年，以莫斯科为基地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代表将苏联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判断转告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勉强地接受了这个令人沮丧的信息。但是，无论是莫斯科的政治权威，或是中国的政治现实，都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把革命限制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准备与国民党结成联盟。国民党是一个仍然由孙中山领导的老革命党，它借助于“五四”运动的政治行动主义而恢复了元气，在广州市及周围地区初步建立了政治和军事根据地。国共联盟的目的是实现民族统一和国家独立，即消灭军阀割据，驱逐帝国主义。共产党是这一联盟中弱小的一方。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资产阶级或称“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共产党员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国共联盟正式建立。苏联向广州的国民党提供了武器、金钱、军事和政治顾问，旨在建立一支现代军队进行北伐，最终统一中国。而莫斯科向共产党人提供的只是精神鼓励和政治建议。

回顾这一段历史，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共产党国际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解是如何浅薄——至少在涉及中国问题时是如此。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变革，它要扫除旧封建主义（或前资本主义）遗留的陈腐制度，代之以符合资产阶级利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发展的新政治制度。这一进程的中心环节是国家的统一，即建立一个拥有统一的法律体系、国家货币和税收体制的中央政府；简言之，即消灭所有封建割据的残余，创造有利于建立全国市场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现代政治和法律环境。至少从理论上讲，这一进程还应包括建立议会民主，这是最适合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形式。此外，资产阶级革命还应给予其他社会阶级（特别是正在成长的无产阶级）一定程度从事政治活动的自由，废除依然束缚着农民的封建关系，加速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

依照特定的列宁主义模式，亚洲和中东地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包括摆脱帝国主义枷锁的民族主义革命，更重要的是，还应包括在农村进行反封建主义的社会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强调无产阶级特别是农民的巨大政治作用，可以部分地弥补工业资产阶级的软弱不足。

然而，国共联盟矢志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只是一场十分有限的革命。在时代的革命辞藻下，国民党领导人对革命这一概念的理解没有超出他们愿意接受的程度。对他们来说，革命只有两个目标：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至于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他们不过嘴上说说而已。事实上，革命从其开始之际就暗示着中国的新政治制度在本质是一种军事制度。它非常明确地排除了、或至少推迟了在农村进行社会革命。一句话，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要实现的是纯粹的民族主义目标。

当然，中国确实需要一次成功的国民革命。1911年的革命只不过是推翻了不合时宜的满清王朝，它既没有造就一个强盛的国家，也没有促成一个民主的国家；相反，继之而来是黑暗的军阀时期的政治动乱和分裂。辛亥革命既没有触动使中国深陷于外国强权下的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经济侵略网络，也没有动摇既存的国内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农村中传统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士绅地主的统治。到了1920年代，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已成为中国所有政治上有识之士的共识，从而促使传统统治阶级与现代社会各阶层和政治派别联合起来。对一直恪守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socialism in one country）教条、此时却又深深涉足于中国内部政治的孤立无援的苏联领导人来说，这场国民革命可能产生一个亲善的中国政府，实是压倒一切的目标。

但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场纯粹的国民革命，它需要革命的深入发展。已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新的社会阶层和团体给予了“国民革命”莫大的动力，使其远远超过了构成国共联盟基础的那些有限目标。在城市，新生的中国工人阶级开始反抗工业化初期的不平现象；在农村，农民组织（或被组织）起来，推翻传统的地主阶级统治。已经政治化并在政治上组织为现代政党的激进知识分子，热切地领导着群众革命运动。正如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高潮所展示的，这些力量是不可能为“民族”革命或更广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狭隘范围所左右的。

1925-1927年的大革命

与国民党的联盟为共产党人走向中国社会，提供了更广泛的途径和可资利用的潜在于社会的巨大革命力量。在国民党旗帜下活动的共产党人，重新开始组织反抗精神日益强烈的工人和农民。1924年到1927年间，城市和农村的有组织或自发的群众运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还越来越激进。正是群众运动，使现代中国的两大政党在几年时间里迅速地获得了巨大的力量，为国共联盟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但是，激进群众运动日益增长的特点，造成了政治的紧张局面，加剧了社会冲突，从而导致统一战线的破裂，其结果几乎摧毁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的“五卅”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激进与冲突的阶段。1925年上半年，工人罢工的浪潮席卷上海——帝国主义在华的中心和象征。5月30日，工人和学生举行抗议示威活动，租界里的英国巡捕在驱散示威者时，开枪打死了12名示威者。“五卅”惨案产生了爆炸性的结果，在所有大城市中引起了一系列罢工、示威游行和抵制洋货运动，大规模的反帝浪潮席卷全国。6月23日，在广州的外国人居住地，群众与外国人发生了激烈冲突，英法军队开枪射杀了50名示威者，殴伤多人；广州惨案激起了在香港的中国工人的总罢工，这次罢工使英国这块殖民地陷入瘫痪达16个月之久，并在全国掀起了抵制英国货运动。10万名香港工人来到广州，表达了其强烈的战斗精神。他们还组织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使其成为不断发展的革命运动的主要中心之一。

1925年夏季出现的具有战斗精神的群众运动，在其后两年以迅猛的速度和力量发展，它不是一场纯粹的民族主义运动，其目标也并不仅严格局限于反帝的范围。诚然，强烈的反帝民族情绪加剧了革命运动，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屠杀中国人的惨状更激化了反帝情緖，但是，其中一个促使工人奋起反抗的原因，是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所造成的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生活在外国势力统治下的城市并在外国人的工厂劳动的工人，很自然地把经济剥削与外国人的存在划上等号。正是社会经济压迫与外来压迫的结合，使工人运动具有特殊的斗争性。

伴随着1925—1927年间的城市工人运动，同样富斗争性的农民运动也在农村兴起。除了利用秘密社团、暴力群体等传统组织形式进行抗议和反抗外，还出现了新型的农村组织，即农民协会。农民组织的成员多数是贫苦农民，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青年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组织活动的产物。农民协会成为士绅的主要威胁。1925年中期，单单在国共联盟的主要政治、军事所在地广东省，就有50万农民加入了农民协会。其后两年内，广东农民组织的成员翻了四翻，农民协会在各省也迅速发展。民族主义和反帝情緖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根本动力来自对社会正义和经济生存的要求。

“五卅”运动燃起的群众运动对国共两党都造成了直接的重大影响。城市和农村的群众运动使国民党能够巩固在广州的势力，并从广州向其他地方发展。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蒋介石凭借对受过苏式训练的军队的控制，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大权。同年底，他又将国民党的统治范围扩大到广东全省和邻近省份。1926年夏，国民党开始了准备已久的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在北伐军的攻势下，各路军阀纷纷土崩瓦解。北伐军的辉煌战绩得益于革命群众运动的援助，蒋介石军队连续的军事胜利，又进一步推动了工农运动。

“五卅”运动既导致国民党势力的迅速壮大，也同样使共产党同盟的力量和影响急剧扩大。1921年共产党成立之始不足百人，1924年也不过只有500名党员，但到了1925年底，在前六个月群众运动迅猛发展的基础上，共产党宣称已有2万名党员。而在1927年上半年，党员人数又几乎增加了两倍，达5.8万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更是庞大，特别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吸引了越来越多具有斗争性的学生和青年工人。此外，负责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共产党活动家，虽然打着是国民党的旗号，对这些新群众组织有巨大的号召力。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或在以广州为基地的国民政府及在蒋介石的新军中，都占据着重要的职位。

群众运动给国共联盟以巨大的政治推动力，但也正因群众运动节节高涨，最终破坏了联盟的政治基础，使国共分裂，共产党遭到镇压，几乎被摧毁。然而，群众革命运动一经发动，便获得了自身的生命力，已不可能被限制在“国民革命”的狭隘范围之中。城市工人不仅打击外国资本家的工厂和企业，而且把目标指向中国资本家的工厂和企业；工人运动威胁的不仅是外国人的财产和特权，而且威胁到一般的财产权。在农村，农民运动攻击的对象不是外国领主，而是中国地主和农村上层人士的权力。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导致了爆发社会革命的威胁，它直接威胁到构成国民党社会基础的那些阶级和团体。社会革命威胁日益增长，使与国民党血肉相关的城巿资产阶级内部得以巩固；蒋介石军队的军官群体，多是地主家庭出身，对平均主义的革命开始感到恐惧。在有产阶级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国民党越来越成为维护有产阶级和社会秩序的政党。

1926年下半年，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北进，工人和农民组织迅速发展，群众运动的目标和手段也日益激进，越来越具有革命的特点，尤其是在农村更是如此。由下而上的自发群众运动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足以让最激进的共产党人也瞠目结舌。这种惊奇（和兴奋）的感情，贯穿于毛泽东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文。在文章中，毛泽东形容农民自发的革命行动是天然的、根本的力量，“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1]

然而，社会革命与国共联盟的条件是不兼容的。共产国际的代表正式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传达来自莫斯科的斯大林主义的指示，要求限制群众的激进行动，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共政治联盟；指令中国共产党应该限制而不是促进群众运动，应该压制群众运动的革命热情而不是站在斗争前列，这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退维谷，故并非所有共产党人都听从了莫斯科的“劝告”。即使中国共产党人想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也是力不从心，因为群众革命（特别是在农村）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任何党派所能控制的范围。虽然许多个别的共产党员企图领导运动，但总的来说，共产党处于茫然不知所从和无所作为的状态。其结果是，工农群众面对正在准备镇压群众运动的有组织的反革命力量，前者没有防御能力，基本上是群龙无首。

1927年最初几个月，国民革命军在中国南部和中部省份的征讨所向披靡，军事上明显处于优势，群众革命运动也发展到高峰。国民党纯粹的民族主义目标与群众的社会革命需求之间的矛盾，也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蒋介石羽翼丰满，具备了摧毁群众运动及抛弃俄国施主和共产党同盟的军事实力（并得到上海大资本家的财政支持），冲突随之爆发。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3月21日至22日，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起义，控制了上海，迎接国民革命军的来临。3月26日，蒋介石及其军队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开进了上海，群众视他们为解放者来欢迎。然而，解放者很快就成了刽子手。4月12日黎明，声名狼藉的青红帮和其他黑社会的打手，与国民革命军的精锐部队一起，向共产党和激进工会组织的总部发动进攻，开始了大屠杀，摧毁了在上海这座中国最大城巿中的共产党和工人运动及有组织的激进运动的中心。镇压活动从上海开始，扩大到国民党控制的长江以南所有地区，随后又扩展到尚未处于国民党势力范围的、由军阀控制的北方地区。在反革命暴力的狂涛中，蒋介石把这支在苏联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军队，变成了摧毁中国共产党和激进群众组织的工具。城市中所有的工会和学生组织都被取缔了。但最骇人听闻的屠杀发生在农村对农民协会的镇压。曾拥有数以千万会员的农会惨遭镇压，短短几个月内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曾迅速兴起、给中国农村的变革带来希望的伟大的农民革命，近乎于销声匿迹。如果说在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中被屠杀的有成百上千人，那么在1927年至1930年的白色恐怖下，被屠杀的人数则又何止成千上万。

中国共产党几乎不复存在。在国民党军队一系列急风暴雨的打击下，党的组织基本解体。为逆转这股反革命潮流，共产党人铤而走险，多次举行起义，但为时已晚，反而使党的队伍遭受更大的损失。1927年12月，共产党人在广州举行的最后一次大型起义，却又惨遭镇压。1927年初，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拥有5.8万名党员的强大组织，到同年底，仅存万余人，处于分散的无组织状态，士气低落，缺乏领导。一些党员叛变，但多数党员或战死疆场，或遭敌人处决。死里逃生的党员转移到偏远的农村地区，重新开始了新的革命。

共产党从毁灭性的失败中汲取了惨痛教训，在其后的岁月里，这场教训指导着党的革命战略。他们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是，在现代中国的历史环境下，军事力量是决定政治斗争和社会阶级斗争成败的决定因素。国民党正是凭借其军事优势，在1927年击垮了共产党。中国政治生活中这一基本事实，深深铭刻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心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尽管蒋介石在毛泽东之前就已实践了这条原理，但毛泽东汲取了蒋介石给他的教训，成为一个更高明的实践者。共产党人现在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革命必然要采取武装斗争形式。许多共产党人还进一步认识到，至少就涉及中国革命的情况而言，莫斯科不是革命智慧的唯一来源地，正是莫斯科制定的“统一战线”战略，使中国共产党惨遭败绩。中国共产党不是要拒绝统一战线，而是决心要保持自己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独立性。他们在农民身上看到了新的革命潜力。这一方面是出于需要，因为共产党已无法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效地开展活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是发动一场新革命的前提。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已摆脱了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革命局限性的教条。

1927年的事变标志着两场而非一场革命的失败：城市的工人运动和农村的农民运动。城市无产阶级运动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运动，或至少是潜在的社会主义运动，它既反对国内资本主义，也反对国外资本主义，其目标是废除私有制。在当时，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确不合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历史必然性就是不能实现。无产阶级只构成中国人口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是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到1920年代中期，大企业雇用的产业工人数量已达200万人，他们高度集中地分布在现代中国经济的各战略重地。如果加上城市的半无产阶级，其数量则更大，大概有一千万人，毛泽东曾称他们为“都市苦力”。他们壮大了城巿革命运动的力量^[2]。中国产业无产阶级的人数与1917年俄国产业工人的人数差距并不大^[3]，政治战斗力也毫不逊色。事实上，中国无产阶级所表现出来的革命干劲、有组织的创造力、非凡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二十世纪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运动都难以与之相比的。此外，中国的城巿工人阶级运动是在一个各方面条件都有利于革命的环境中进行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软弱性，中国政治力量的四分五裂，富有战斗精神的无产阶级运动，再加上强而有力的农民革命运动，这些有利因素，使建立在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运动完全有取得成功的可能。其所缺少的，与其说是革命的客观条件，不如说是主观条件。中国共产党由于政治上的不成熟和缺乏经验，把自己束缚在共产国际制定的政策内，把命运依托在国民党身上。在中国共产党内，缺乏一个像列宁或托洛斯基那样勇敢果断、富有远见卓识的领袖，未能把握住革命形势所提供的机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但没有领导群众，相反，无论他们如何不情愿或是出于无奈，他们都接受和贯彻了莫斯科制定的政策，给群众运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927年降临到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身上的灾难，在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历史的必然。俄国人帮助创建了一支现代中国军队，又把这支军队交到一个用它来摧毁中国革命的人的手中，也决非是预先算定的。这一讽刺性的历史悲剧所以能成为现实，不是因为群众运动的软弱，而是由于其领导人的软弱和局限，归根到底是因为莫斯科制定的致命政策。苏联的国家利益与中国革命的真正利益发生冲突，这并非是最后一次。

但是，1927年发生的事件——尽管其发生并非必然，却对决定中国革命的未来和性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巿工人运动和党的力量丧失，已无法挽回。1927年后，共产主义革命再次兴起，但革命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它是一场发生在偏远农村的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经历了1927年血腥镇压的城巿无产阶级，在其后20年的大部分时间，政治上无所作为；直到1949年胜利后的农民军队开进城市以前，共产党人在城巿中也一直未能重振旗鼓。

如果说192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现实的，那么，资产阶级革命也被证明是不成功的。诚然，1927年到1928年间，在群众运动的废墟上，国民党军队胜利地进行了北伐，确实获得了某种国家统一的外观。但是，以城巿为依托的南京新国民政府，却几乎没有为城市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动力和机会。它在农村则极力维持社会现状，满足于依靠当地士绅地主精英的势力。即使就纯粹的民族主义革命而言，国民党的胜利也只是表面的、不完全的。所谓的“国家统一”与其说是建立在消灭军阀势力的基础上，不如说是建立在与北方较强大的各股军阀武装结成的脆弱联盟的基础之上。所谓“民族独立”，则是与帝国主义列强握手言和，让外国经济继续左右本身民族经济的发展。这样，资产阶级革命尚有待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落在共产党人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