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万毓泽《马克思主义》（2021）
1. 当代的蓬勃发展
1.1 分析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
分析马克思主义可说是第一个完全从英语世界发展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潮流。从 1970 年代后期开始，一部分英美学者运用了分析哲学的概念工具，试图为马克思主义赋予「分析性」的基础。最初聚集在「分析马克思主义」旗号下的，是一群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包括如 Jon Elster、Andrew Levine、Philippe Van Parijs、Adam Przeworski、John Roemer、Eric Olin Wright 等。他们组成了「九月小组」（内部又自称「非胡扯马克思主义小组」），从 1979 年至 2000 年定期聚会。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蔚然成形，「代表兴起了一群理论家，他们尝试使用分析哲学传统中的哲学取径，来阐明并解决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问题」（Callinicos, 1989: 2）。第一部采用这种取径的巨作，是英国哲学家 G. A. Cohen 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se，1978）。David McLellan（1999: 964）将该书描述为「一部智识的精心之作，它完全采用了英国分析哲学的严谨，来捍卫一种传统的、虽然是功能论的历史唯物论版本」。Cohen 版本的历史唯物论可概括为两项命题，分别是发展命题（development thesis）与首要性命题（primacy thesis）：
（a）生产力的发展贯串整个历史（发展命题）。
（b）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性质，要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解释（首要性命题）（Cohen, 2000: 134）。
根据这两项命题，当原有的生产关系无法再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就会迫使生产关系转型。针对「发展命题」，Cohen 的论证方式是进一步提出三项命题：
（c）人或多或少具有理性。
（d）人的历史处境，是匮乏（scarcity）。
（e）人拥有某种程度的智慧，能够改善自己的处境。
他指出：
「身为理性的存在，人知道如何满足自己的迫切需求，并倾向于占有并使用满足那些需求的手段。就此而言，人某种程度上当然是理性的……。」
「（e）告诉我们，人倾向于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并察觉更好的做事方法。知识不断拓展，有时可用于生产所需，且我们看到的确是如此。由于他们的理性（c）和他们严酷的处境（d）使然，当知识提供扩大生产能力的机会时，他们会倾向把握这个机会，因为不这样做便不合乎理性。简言之，我们提出这样的理由来确认发展命题，即要是发展命题是错误的，将违反人类的理性。」（Cohen, 2000: 152-3）
为什么 McLellan 认为这是一种「功能论的历史唯物论版本」？因为 Cohen 从功能论的角度来说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
「我们断定，生产力的性质可以对生产关系的性质做出功能解释……。比较好的解释所采取的形式是：在 t 时刻，生产关系之所以是 R 类型，是因为在 t 时刻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R 类型的生产关系最适合生产力的运用与发展。生产关系之所以稳定存续，是因为它们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时，旧的生产关系便不再存在，这是因为旧的生产关系不再有利于生产力，且新的生产关系之所以成形，是因为新的生产关系倾向于对生产力有利。」（Cohen, 2000: 160-61）
虽然 Cohen 的功能论受到其它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批评，但从这部著作中已大致可以看出 Wright（1994: 181-2，另见 Duvoux, 2012）指出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四项特征：（1）恪守传统的科学规范；（2）强调系统性的概念化工作；（3）试图阐明理论内部各种概念之间的步骤与联系；（4）重视个体的意向行动（intentional action）。由此也可知，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拥有独特的方法论（如「辩证法」），也反对用晦涩的哲学语汇包装马克思主义（如「黑格尔哲学」）。
在进行研究时，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使用分析哲学和『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当中最先进的方法」（Roemer, 1986: 1-2）。也因此，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完全不像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对「实证主义」避之唯恐不及，反倒试图积极吸收「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例如数理模型和计量方法。
若进一步看，较知名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大致有几项主张。
首先，他们试图为马克思主义寻找可靠的「微观基础」（microfoundations）。这个立场经常又跟「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联系在一起。Elster（1985: 5）为「方法论个体主义」提供了这样的定义：「所有社会现象（包括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原则上都能够只根据个体（的特质、目标、信念和行动）来加以解释」。而阐明个体具有的这些特质，就是为社会科学的解释提供「微观基础」。换言之，社会科学研究者不能采用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1917）式的「以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的研究策略，而是要在（宏观的）「社会事实」与（微观的）「个体」之间建立联系。John Roemer 最早在 1979 年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工资歧视（wage discrimination）理论时就使用了「微观基础」一词（Roemer, 1979）。随后，在《马克思式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an Economic Theory）一书中，他则主张从「个体的行动」当中推导出「经济的总体行为」（Roemer, 1981: 7）。这构成了分析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方法特征。
其次，为了建立这种微观基础，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运用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赛局理论（game theory）乃至更广泛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举例来说，Elster（1985）在讨论阶级形构（class formation）的问题时，便运用了赛局理论的概念，讨论理性的个体行动者在哪些条件下可能克服「搭便车」（free-rider）的困境，形成相互合作的阶级主体、采取集体行动。有趣的是，这往往促使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模型（行动者具有稳定的偏好，且追求效用极大化）及一般均衡理论搭建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因此，也有人不无反讽地将这类马克思主义称为「新古典马克思主义」（Anderson and Thompson, 1988）和「瓦尔拉斯式马克思主义」（Walrasian Marxism）（Devine and Dymski, 1989）。由于部分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极度仰赖一般均衡理论，因此也可能倾向忽略「资本主义的动态不稳定性」（Callinicos, 2018b: 161）。
第三，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普遍不接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Roemer 建立的「一般剥削理论」（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便完全不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即将「剥削」视为资产阶级无偿占有工人阶级生产的剩余价值），而是从完全竞争市场下的个体行动者出发，将剥削视为进行市场交换的个体因拥有「不同的生产性资产所有权」（differential ownership of productive assets，DOPA）而导致的差异（相关的讨论及批判见如 Bertram, 1988；Devine and Dymski, 1989；Dymski and Elliott, 1989；Warren, 2015；Tarrit, 2020；Vrousalis, 2021）。至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Elster（1986: 192）则宣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经死亡了……。劳动价值论在知识上破产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另一项支柱，即利润率因节约劳动的技术变迁而趋向下降，也同样站不住脚」。
但我们仍必须留意分析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歧异。首先，即使是 Elster 这样最极端的方法论个体主义者，也从未臣服于传统的理性选择或预期效用理论（见如 Elster, 1979, 1983, 1999, 2015），他甚至大力批判社会科学的理性主义倾向使许多人忽略「情绪」因素：「情绪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要是没有了情绪，一切都不再重要。没有情绪的生物，根本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也没有自杀的理由。情绪是生命的原料」（Elster, 1999: 403）。Przeworski（1985: 381）也认为「理性选择的架构在存有论上的预设（尤其是预设了未加区分、亘古不变、彼此无关的『个体』）是站不住脚的」，据此，「个体行动的理论必须比当前这种理性选择的典范包含更为脉络化的信息」。反过来说，理性选择行动模型的倡议者也不必然奉行严格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如赛局理论便常用来分析超个体的行动者（如国家、阶级或厂商）之间的策略互动。
其次，Cohen 在其著作中压倒性地强调结构因素，并主张使用功能解释，但 Jon Elster 和 John Roemer 则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立场大力批判功能论；Cohen、Elster 和 Roemer 皆宣称要在传统科学方法论（实证主义传统）的脉络下来诠释或重建马克思主义，但 E. O. Wright 的科学观却更接近「实在论」的立场（关于分析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歧异，可参考 Philp and Young, 2002 的讨论）。
1990 年代以后，部分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投注了更多心力在规范性的政治哲学上，尤其是分配正义与平等主义的议题（Cohen, 1995, 2000b, 2008, 2011；Roemer, 1996, 1998, 2005）；部分人物更关注制度设计与改革的问题，如 Philippe Van Parijs 便成为「无条件基本收入」在国际上最重要的左翼支持者之一（Van Parijs, 1992, 1995；Van Parijs and Vanderborght, 2017）。
但很清楚的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多数成员最后都远离了马克思主义。Adam Przeworski 后来表示：「我想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知识方案……。我们最后发现马克思主义所剩无几，没什么可以从中学习的了」（Munck, 2007: 490，转引自 Burawoy, 2020: 476）。其中仍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知识传统的，可能只有以严肃的阶级分析与开展「真实乌托邦」（real utopias）计划闻名的社会学家 Erik Olin Wright（1947-2019）（Burawoy, 2020: 484）。Wright 后期也鲜少再自称「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与 Michael Burawoy（1947-）共同倡议「社会学马克思主义」（sociological Marxism），主张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从「资本主义发展动态的理论」和「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矛盾再生产理论」两个角度来重建马克思主义（Burawoy and Wright, 2001: 468）。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分析马克思主义至少有以下贡献。
首先，由于分析马克思主义及极为重视「科学」方法，因此，对其进行深入评价，有助于我们厘清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关系。一些重要的问题包括：像 Alvin Gouldner（1980）一样，把马克思主义区分为「科学马克思主义」和「批判马克思主义」是合理的吗？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也曾说马克思主义有「冷流」（科学分析）与「暖流」（艺术、希望、乌托邦主义）两个面向（Bloch, 2012）。然而，当研究者提到「科学马克思主义」时，他们心目中的「科学」是否仅局限于「实证主义」科学？如何看待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投入发展的「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潮流？如何评估实证主义与实在论的差异？（举例来说，部分批判实在论者提出了许多论据，支持马克思在阐释劳动价值论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时使用的科学方法，见如 Collier, 1989；Fleetwood, 2001a, 2001b, 2012。）「辩证法」多大程度上可以与科学方法对话？
其次，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最著名者如阿图塞〔Louis Althusser〕）往往过度强调社会结构（如生产关系）的重要性，从而将行动者化约为结构的承载者（bearer）或附带现象（epiphenomenon）。正因为如此，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对「微观基础」的重视绝对有其价值。举例来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Alex Callinicos（2007: xix）虽然对分析马克思主义有诸多批判，但他也完全承认「行动必须透过意向来解释，也就是必须赋予行动者信念与欲望，而这些信念与欲望使行动者以某种方式行动」。换言之，研究者有必要系统性地探究人类行动与互动的复杂性。
从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分析马克思主义对于「微观基础」的追求是合理的，也值得与晚近强调「社会机制」（social mechanism）的「分析社会学」（analytical sociology）潮流对话。但「微观基础」不见得等同于「化约论」（reductionism）（某些版本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则倾向将宏观的社会事实「化约」为个体的意向行动与互动），而是可以发展为多层次（multi-level）或跨层次（inter-level）的解释策略，而非将宏观化约为微观（或将微观化约为宏观）（cf. Wright et al., 1992；Wan, 2011, 2012；Bunge, 2003）。再者，就算要建立以行动者的行动与互动为核心的微观基础，也不一定要拥抱理性选择理论或「经济人」模型，而是应该考虑到行动者的「自发性、创造力、洞识（直觉）、感受情绪的能力与社会性」（Bunge, 2010: 110），兼容并蓄地运用社会人（homo sociologicus）、合作人（homo cooperans）、评价人（homo aestimans）、创造人（homo creativus）、游戏人（homo ludens）、馈赠人（homo donator）、情绪人（homo emotionalis）、互惠人（homo reciprocans）等各种行动理论或「人的模型」（万毓泽，2018d）。部分与分析马克思主义有深厚渊源的学者，晚近在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行为赛局论（behavioral game theory）等领域皆有重要贡献（见如 Gintis et al, 2004；Bowles and Gintis, 2016；Gintis, 2014），参与开创了某种「新的人性科学」（new science of human nature）（Corning, 2011: 10）。马克思主义若真的严肃看待「微观基础」的问题，理应参照这类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将其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架构。
最后，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对道德哲学的关注，有助于弥补马克思主义者常见的「伦理赤字」（ethical deficit）（Callinicos, 2018b: 165）。即使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最后多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的作品仍有重要的启发：马克思主义必须努力耕耘规范性的政治哲学议题，比如说，必须更有系统地处理当代平等自由主义（egalitarian liberalism，如John Rawls、Ronald Dworkin、Thomas Nagel）的贡献与局限（见如Callinicos, 2018a）。
1.2 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中始终有一股张力。一方面，他们赞叹资本主义大幅提高了「生产力」，也热烈期待「生产力」的跃升能够为社会主义创造丰裕的物质条件。有些论者将这种观点称为「普罗米修斯主义」（Prometheanism）。《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文字便是例证：
「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彷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Marx and Engels, 2014: 108）
这往往让古典马克思主义者充满了「生产力决定论」、技术乐观主义甚至技术乌托邦主义的色彩（见如 Josephson, 2010），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便说「马克思主义从技术发展是进步的基本泉源出发，并且以生产力的动态为基础建立共产党的纲领」，在《文学与革命》的结论中则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将应用机器来主宰整个自然，包括其松鸡与鳣鱼在内。他将指定地点来造山与开河。他将令河流改道，将给海洋订下规则。」（Trotsky, 2008a: 55；1923）因此，许多论者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严重的生态盲点。
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深深忧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农业与工业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与掠夺。几乎所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都很看重《资本论》第一卷的这个段落：
「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在农业中，像在工场手工业中一样，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史……。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Marx, 2017a: 481-2）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持续研究农业化学问题，并在过程中不断拓展自己的生态视角。后期的马克思这么说：
「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Marx, 2017b: 829）
如日本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岩佐茂（2016: 65）所言，后期的马克思注重的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控制」，而不是「控制自然」。换言之，不应轻率将马克思视为强调「支配∕控制∕征服自然」的普罗米修斯主义者（另见 Saito, 2017a: 9-11, 257-8）。
只是这个论点长期以来都受到忽略或低估。除了极少数例外（如 Mandel, 1972；Parsons, 1977；Bahro, 1980），一直要到 1980 年代后期，才陆续有学者试图重建或发展某种「绿色的马克思（主义）」，藉此与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社会主义等学术或政治潮流对话，并在 James O’Connor（1930-2017）的组织下，于 1988 年创立《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这份具指标性的期刊。这股潮流历经近三十年的发展，已成为不可小觑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不仅让我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了崭新的认识，也为马克思主义的深化开拓了丰富的可能性。
大体而言，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虽名为「阶段」，但两者没有严格的时间分界，也有部分论者至今仍坚持第一阶段的看法，因此与其说是「阶段」，不如说是「理论立场」）。
第一阶段受到 1980-90 年代的绿色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共产阵营」的陆续垮台）所影响，特别强调马克思及恩格斯著作中的缺陷。根据 Foster and Burkett（2016: 7-8）的整理，这些论者对马恩的批评主要包括：（1）马克思否定自然的内在价值；（2）马克思将自然视为「人的无机身体」，从而把自然工具化；（3）马恩拒绝从能量的角度来重新思考劳动价值论，如恩格斯似乎过于轻视生态经济学的先驱波多林斯基（Sergei Podolinsky，1850-1891），也因此未能将政治经济学与热力学结合；（4）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未能将自然生态的条件纳入考虑；（5）马克思未能区别化石燃料与其它再生能源。此外，他们还引入生态学等领域的理论资源来「绿化」马克思主义，或进一步发展马恩力有未逮的论点。这个阶段以 John Clark、André Gorz、Joel Kovel、Danuel Tanuro、Joan Martinez Alier、Ted Benton、James O’Connor 等人为代表（关键文献见如 Gorz, 1994；Benton, 1996；O’Connor, 1998）。以 O’Connor为例，他最知名的看法是提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是古典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会导致生产过剩（剩余价值无法实现）；第二重矛盾则是因「生产条件」遭到破坏而导致的「资本生产不足」。他根据马克思 1857-58 年的经济学手稿区分出三种「生产条件」：一是劳动力，二是手稿中所谓的「外在的原始生产条件」（如森林、油田、水），三是手稿中所谓的「一般的、共同的生产条件」（如空间、都市基础建设）。O’Connor 的作品启发了相当多的后续研究（见 Engel-Di Mauro, 2019 的评论）。
第二阶段约从 1990 年代后期开始。越来越多学者试图回归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原典（包括之前未出版的笔记与手稿），透过细密的文本挖掘与重建，来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奠定理论基础，尤其是建立「历史唯物论生态学」的「整体方法」（Foster and Burkett, 2016: 4）。代表人物包括 John Bellamy Foster、Paul Burkett、Elmar Altvater、Brett Clark、Richard York、Martin Empson、斋藤幸平（Kohei Saito）等。其中，「物质变换裂缝」（metabolic rift）是晚近部分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发展的重要分析架构（见如 Foster, 1999；Saito, 2017b, 2020；York, 2018），其主要理论依据除了前几段的引文外，还来自《资本论》第三卷的这段文字：
「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Marx, 2017b: 818）
「物质变换裂缝」不只有理论建构，也有经验研究，如 Longo et al.（2005）便运用该理论来解释全世界鱼类种群减少的危机。此外，许多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处理当前迫切的生态危机（如气候变迁、栖息地破坏、物种灭绝）及环境正义问题，出版了一系列关于都市农业、畜牧业、煤炭业的政治经济学、农业燃料、污染物排放控制、地表覆盖变迁、「人类世」（Anthropocene）等各种议题的研究（见 Wishart et al., 2020 的文献整理）。
尽管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作品确实带来不少生态的洞见，甚至有潜力让后人从中建立细致的理论模型（如「物质变换裂缝」），但仍然有论者认为应该凸显（而非压抑或忽视）马恩著作中的张力或矛盾，以及他们的时代限制（见如 Malm, 2017, 2018；Löwy, 2017）。无论如何，可预见的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将持续下去。
1.3 自主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与政治马克思主义（political Marxism）
另一个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而言极为重要的流派，是意大利自 1960 年代起从工人主义（operaismo；workerism）[1] 运动中发展出的「自主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代表人物包括意大利的 Antonio Negri（1933-）、Mario Tronti（1931-）、Silvia Federici（1942-）以及美国的 Michael Hardt（1960-）等（关于自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可参考 Wright, 2002；Turchetto, 2008；以下部分文字摘录、改写自万毓泽，2006, 2007）。
自主马克思主义者特别重视马克思两份（常受到忽略的）文献。他们认为这两份文献可以让阅读者以截然不同的视角来诠释马克思，并开展不同的政治想象与实践。
首先是《资本论》第一卷手稿中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这篇文字常被称为「消失的第六章」（the missing sixth chapter），因为马克思原先将这个部份的手稿安排为《资本论》第一卷的第六章，但出版时拿掉了。
其次是马克思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这部分的手稿1939年和1941年在莫斯科首次以德文发表时，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题，简称《大纲》（Grundrisse）（相关研究见Rubel, 1950；Nicolaus, 1968；Müller, 1978；Rosdolsky, 1992；Musto, 2008）。[2]其中最受注意的部份通常称为〈机器残稿〉（Fragment on Machines），是《大纲》中散布在笔记本VI与笔记本VII之间的一部份手稿。
先从〈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谈起。1933年，这份文献首先以德文和俄文出版，但一直要到1960年代译成法文、意大利文后，才成为研究的对象。对Mario Tronti、Antonio Negri等自主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篇文章「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以及生产方式与主体性的内在关系的问题一起呈现出来」（Read, 2003: 103），可说是摆脱「客观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文献。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区分出两种「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分别是「形式上」的从属与「实际上」的从属。如果使用《资本论》中的用语，前者对应的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后者则对应「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的情况下，「资本是使已有的劳动过程从属于自己……例如，使适应于独立的小农经济农业方式的手工业劳动从属于自己」，而这种从属「本身并不能改变实际劳动过程的性质，并不能改变实际劳动方式的性质」（Marx, 1982: 80）。相对地，「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则「在变革各种生产当事人的关系的同时也变革了这种劳动的方法和整个劳动过程的实际性质」（Ibid.: 80-81）。重要的是，随着第二种从属形式的发展，
「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直接社会的、社会化的（共同的）劳动的生产力，由于协作、工场内部的分工、机器的运用，以及为了一定的目的而把生产过程转化为自然科学、力学、化学等等的自觉的运用……只有这种社会化劳动能够把人类发展的一般成果，例如数学等，运用到直接生产过程中去。」（Ibid.: 83-4）
Negri 的 Marx Beyond Marx（1984）一书有系统地探讨了马克思的《大纲》，且整体而言呼应了其它自主马克思主义者对「消失的第六章」的解读。Negri 写道：
「《资本论》这个文本……的作用是将批判（critique）化约为经济理论，将主体性消解于客观性之中，并将无产阶级的颠覆能力从属于资本主义力量所拥有的那种重组、压迫的智能。我们若要再度正确地解读《资本论》（不是知识分子的煞费苦心，而是为了群众的革命良心），就必须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来批判《资本论》，必须透过《大纲》的范畴来重新阅读《资本论》——前者充满了无产阶级的能力所领导的、无法超越的敌对关系（antagonism）。」（Negri, 1984: 18-9）
Negri 认为，《大纲》中的马克思是充满「革命意志」的行动者（Ibid.: 10），而非只致力于《资本论》第一版序言所谓的「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Marx, 2017a: 3）。对 Negri 来说，《资本论》往往不由自主流露出「高度的客观主义」，但《大纲》却「代表了马克思革命思想的顶点；随着这些笔记而来的，是理论与实践上的彻底突破，而这正是革命行动的基础，也是革命行动之所以有别于意识形态与客观主义的基础」（Negri, 1984: 19）。
Negri 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出发，指出活劳动乃内在于资本：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货币之所以能转化为资本，是因为有对立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剥削了活劳动。Antonio Negri 与 Michael Hardt 合著的《帝国》（Empire）便有类似的观点：「诸众（multitude）是社会世界的真正生产力量，而帝国只是一个攫取的工具，仅依赖群众的活力而生——如马克思总会说的，一个由死劳动构成的吸血鬼体制，只能藉由吸取活劳动的血而生存」（Hardt and Negri, 2002: 123，中译略有修改）。
综合以上的讨论，自主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之下不断飞跃的技术进步，其实是受到工人阶级的反抗所驱动。因此，故事的说法必须颠倒过来：「资本的样态（configuration）是受到劳动的生产力量与组织力量所决定」（Bowring, 2004: 104）。用 Tronti（2006: 240）的话来说，资本的整部历史，就是「资产阶级藉由资本对工人阶级行使的各种形式的政治支配（dominio politico），以从工人阶级身上解放出来的一系列尝试」。更具体来说，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量，换言之，「资本是阶级斗争中的依变项」（Bowring, 2004: 101），而非自变项。当政治经济学理论沉溺于寻找那些推动资本主义「创新」的客观动力时，Negri 则认为「资本主义的创新总是一种产物、妥协或回应，简单来讲，是源自于工人的敌对关系的一种约束」（Negri, 1996: 158）。《帝国》延续了这样的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永远必然是一种回应式的历史……。藉由将限制加诸于资本之上，无产阶级的力量不仅决定了危机，同时也指示了转型的方式与本质。实际上，无产阶级创造了资本在未来必须被迫采取的社会与生产之形式」（Hardt and Negri, 2000: 360）。
自主马克思主义者还认为，我们可以从〈机器残稿〉的只言片语当中，找到当代「信息资本主义」（information capitalism）或「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的许多特色（Boutang, 2011；Bofo, 2012），包括经济的自动化与信息化、弹性生产、非物质劳动（Lazzarato, 1996）、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的重要性日增（Hardt, 1999）、工作与生活的界线日渐模糊等。其中，「情感劳动」是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的一种：「非物质性劳动的另一种面貌，是关于人类接触与互动的情感劳动。例如，医疗照护劳务主要仰赖于关怀性与情感性劳动；而娱乐事业亦同样关注情感的创造与操纵。即便这样的劳动是肉体的与情感的，它仍然是非物质的，因为其产出乃是无形的。」（Hardt and Negri, 2002: 386，中译略有修改）自主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类劳动中看到沟通、合作、团结、建立连带的潜能：
「非物质劳动直接牵涉到社会互动与合作。……非物质劳动的合作面貌与之前的劳动形式不同，不是由外所加诸或使其组织化而产生的；事实上，合作乃是完全内在于劳动活动本身。……劳动力的合作力量（尤其表现在非物质的劳动力上）提供了劳动自己增殖（valorizing itself）的可能性。」（Hardt and Negri, 2002: 387-8，中译略有修改）
这类略嫌松散的分析，尽管表现出「自主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斗争一贯的乐观态度，却也遭受许多批判。如 Hesmondhalgh and Baker（2011: 160）便语带嘲讽地写道，自主马克思主义者先是把「护理师」和「计算机工程师」等各种不同的劳动混为一谈（都归类为「非物质劳动」），接着再将所有这类工人视为「拥有同等的对抗资本的能力」。
一言以蔽之，自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中心」取径，让他们特别注重生产关系的层面。他们在《帝国》以及其它晚近著作中的许多核心概念，一方面借用了某些具有争议的资本主义类型学分析（如后工业社会理论、知识经济理论），一方面持续追溯阶级构成的历史变化：从「专业工人」、「大众工人」到「社会化工人」，再到更富有政治哲学意涵的「诸众」（multitude）等。Negri 和 Hardt 在耙梳 Baruch Spinoza 著作的过程中，找出了「诸众」这个概念，并将之视为当前全球资本主义下力行抵抗、实现「绝对民主」的「新革命主体」（Negri, 2004；Hardt and Negri, 2004）。Negri 与 Hardt 认为，「诸众」作为一种「阶级概念」，和「工人阶级」的意涵是不同的：前者包含「所有在资本的统治之下工作的人，因此是有潜力成为反抗资本统治的阶级」，而后者则是一种「有限的概念」，「基本上包含产业工人……，只包含错综复杂的社会生产中少数的工人」（Hardt and Negri, 2004: 106；另见 Hardt and Negri, 2002: 52）。
自主马克思主义持续启发许多当代的政治与社会思想（见如 Dyer-Witheford, 1999；De Angelis, 2007；Alcoff and Alcoff, 2015）。如果要进一步为其定位，可将其视为某种版本的「政治马克思主义」（political Marxism）（万毓泽，2006）。三十余年来，「政治马克思主义」主要与美国史学家 Robert Brenner（1943-）与加拿大政治理论家 Ellen Meiksins Wood（1942-2016）两位马克思主义学者联系在一起。部分研究者采取了他们的研究取径或发挥其论点（见 Blackledge, 2008 对政治马克思主义的介绍）。
首先提出「政治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是法国史学家 Guy Bois（1934-2019）。这必须追溯到 1970 年代后期至 1980 年代初期著名的「Brenner 辩论」（Brenner debate，论战文章结集见 Aston and Philpin, 1985）。Brenner 在分析西欧如何由封建过渡到资本主义时，采用了一种阶级中心的视角。他认为，决定农业资本主义是否可能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封建领主与农民的力量对比。由于英国的农民力量相对较弱，因此封建领主能建立起绝对的土地所有权，并逐渐引进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关系；相较下，法国的农民力量较强，能够取得自己的生活资料，因此法国以相当不同的方式来解决中世纪晚期的封建主义危机，也就是透过绝对君主制（absolute monarchy）将王权集中起来（Brenner, 1985a, 1985b）。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所以在英国（而非法国或其它国家）确立起来，是中世纪晚期阶级冲突下的偶然结果（contingent outcome）或非意图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由此出发，Wood 在总结 Brenner 的论点时，便提出以下看法：「阶级斗争导致了历史运动」，故阶级斗争是「历史运动的运作原则（operative principle）」（Wood, 1985: 105）；唯有如此，才能摆脱「正统」历史唯物论（以前文的 Cohen 为代表）中那些经济决定论的、客观主义的倾向。
Guy Bois 在回应 Brenner 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时，批判了 Brenner。他认为 Brenner 的解释策略展现了一种「唯意志论（voluntarist）的历史观，在这样的历史观中，阶级斗争脱离了一切的客观情况，而且，最重要的是，脱离了特定生产方式独有的发展规律」（Bois, 1985: 115）。在这个背景下，他将 Brenner 的解释方式称为「政治马克思主义」。
要言之，政治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是以「阶级中心」的角度来解释历史变迁。这种取径反对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长期冲突趋势来解释历史变迁。据此，政治马克思主义者企图重建历史唯物论，以阶级为分析核心，着重生产关系的变化所导致的历史转型。从这个角度来看，1960 年代兴起的自主马克思主义，在「重建历史唯物论」这个层次上，与「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取径是极为类似的。在自主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是阶级斗争当中的「依变项」，这可以视为对历史唯物论的重要修正。他们亦强调分析「阶级构成」与劳动过程，这也能与政治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关系」的侧重相互呼应。
1.4 超越欧洲中心论：黑人激进传统与海地革命
前述的「政治马克思主义」相当有影响力，启发了一部份学者在历史与国际关系等领域的研究（见如 Comninel, 2000；Teschke, 2003；Lacher, 2006；Post, 2011；Dimmock, 2014；Lafrance and Post, 2019；Lafrance, 2019），但也有学者强烈批评其有「欧洲中心论」的倾向。
欧洲中心论通常以三种相互关联的面貌出现：历史内部论（historical internalism）、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单向扩散论（one-way diffusionism）（Dunford, 2017）。历史内部论（或方法论内部论）的特色是将现代性理解为欧洲（与北美）内部的现象；普遍主义的特色是认为「西方」的理念、经验与制度为放诸四海皆准；单向扩散论则主张「西方」的理念、经验与制度在历史上逐渐扩散到非西方世界（cf. Anievas and Nisancioglu: 4-5；Tansel, 2015: 78）。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马克思主义」在探讨资本主义起源时确实有「历史∕方法论内部论」与「单向扩散论」的色彩。
Anievas and Nisancioglu（2015: 24-5）便指出，Brenner 等人的论点在「时间」与「空间」上都过于狭隘。就「时间」而言，他们只从单一的角度（阶级关系）考察资本主义的起源历史；就「空间」而言，他们则将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局限于单一地理区域，即英国农村。这种作法既无法解释「16 世纪之前（英国内外都）广泛存在的形式上的自由雇佣劳动为何没有导致资本主义」，也避而不谈「殖民主义、奴隶制和帝国主义的历史」。简言之，政治马克思主义「冻结」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忽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质上是一种「跨社会」（intersocietal）的过程，包括欧洲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挪用的各种「发源于欧洲以外的技术、文化、制度、社会关系等各方面的发现与发展」（另见以下文献对 Brenner 的批判：Blaut, 2000: 45-72；Tansel, 2015；Anievas, Birnbaum and Nisancioclu, 2015）。
那么，该如何让历史「解冻」？晚近随着后殖民研究、全球史、相互连结的历史（connected histories）等研究取径的兴起，已有效挑战了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这里要讨论的，是 W. E. B. Du Bois、C. L. R. James、Eric Williams、Walter Rodney、Angela Davis、Cedric Robinson 等人为代表的「黑人激进传统」（black radical tradition）透过「种族资本主义」（racial capitalism）等理论概念对欧洲中心论提出的批判。
Cedric Robinson（1940-2016）在其经典《黑色马克思主义：黑人激进传统的成形》（Black Marxism: The Making of the Black Radical Tradition，1983）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向来过于倚赖欧洲的经验与模型，严重忽略了黑人奴隶、非裔美国人的经验，因此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论偏见。这种对于种族与奴隶制问题的忽视，或将其化约为阶级关系的附带现象（epiphenomenon），是牙买加哲学家 Charles W. Mills 批判的「白人马克思主义」（white Marxism）的通病（Mills, 2003；见 Cole, 2017 的回应）。
Robinson 率先发展了「种族资本主义」的概念，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组织与扩张沿着种族化的方向发展，社会的意识形态也是如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欧洲资本主义延续了「欧洲封建主义的社会、文化、政治与意识形态结构」，而非彻底与其断裂。事实上，欧洲的第一批「无产阶级」就是种族化的主体，包括爱尔兰人、犹太人、罗姆人、斯拉夫人等，他们都深受掠夺、殖民、奴隶制所害。资本主义的扩张并没有导致「同质化」，而是「差异化」：「将区域、次文化、辩证性的差异夸大为『种族』的差异」。到了十九世纪，「种族」已被用来「合理化对非『欧洲人』的支配、剥削和∕或灭绝」（Robinson, 2000: 2, 10, 26-27）。简言之，「种族资本主义」利用、建构、巩固「种族差异」并从中榨取利益。
Boston Review 于 2017 年制作专题「种族、资本主义与正义」，由哈佛历史学者 Walter Johnson 撰写长文〈重新创造世界：奴隶制、种族资本主义与正义〉（To Remake the World: Slavery, Racial Capitalism, and Justice），并邀请多位重要学者响应，包括以《咸水奴隶制：从非洲到美洲离散的中间航程》（Saltwater Slavery: A Middle Passage from Africa to American Diaspora）一书闻名的历史学者 Stephanie Smallwood。
Walter Johnson 早在 2004 年著名的文章〈基础与隐蔽：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奴隶制问题〉（The Pedestal and the Veil: Rethinking the Capitalism/Slavery Question）就主张：不论是亚当斯密或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都「将奴隶制的事实排除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之外」，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奴隶制在将西方政治经济学架构起来的语汇之中是『难以想象的』（unthinkable）」（Johnson, 2004: 300）。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使用「奴隶」与「奴役」来模拟现代无产阶级的处境：
「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Marx and Engels, 2014: 112-3, 123-4）
吊诡的是，如 Shilliam（2015: 200）所言，马克思与恩格斯明明承认「美洲的发现」、「美洲的殖民化」「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是形成「世界市场」的重要因素（Marx and Engels, 2014: 99-100），却依旧把仍在发生中的奴隶制（及其抵抗）排除在他们擘划的解放路径之外。事实上，若把眼光放到全世界及庞大的奴隶数量，无产阶级的运动绝不能说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Marx and Engels, 2014: 122）。《共产党宣言》的叙事，反映出明显的欧洲中心论。
根据 Johnson（2004: 303）的解读，马克思（或「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这样看待十九世纪的（美国）奴隶制的：
（1）劳动者并没有与土地分离。
（2）商品化的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本身。
（3）资本与劳动不是契约关系，而是同时存在于受剥削的身体之中。
（4） 对劳动的支配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
从这种角度来看，（美国）奴隶制是「前资本主义」的残余，不仅无需进一步理论化，更必然被「资本主义」（以「自由」的雇佣劳动为特色的工业生产方式）取代。
Johnson 在 2017 年的文章中再度指出，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将奴隶制视为新兴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残余形式」，但实际上「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所谓的资本主义：没有密西西比的历史，曼彻斯特的历史就不会发生」。Smallwood（2017）也在回应 Johnson 时说：「在马克思的大多数著作中，奴隶制的主要功能只是启发性的：奴隶制是一种非历史的陪衬，可藉其来凸显资本主义独一无二的惨无人道」。
把奴隶制当成「前」资本主义的残余，反映了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的线性史观，以及背后的欧洲中心论与方法论国族主义：他们以欧洲个别民族国家的经验出发，将其视为「资本主义」或「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并进而将一切其它事物排除在「资本主义」或「现代性」之「外」（「不」属于资本主义或现代性）或之「前」（是资本主义或现代性出现「之前」的事物，必然随着资本主义或现代性的发展而衰微）。这种观点忽略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与奴隶制是相互构成的。Thiaw and Mack（2020: 145-6）的描写相当精准：「大西洋奴隶制是具全球规模的动荡时刻，具有不同的模式、节奏和规模，其特征是人民、物品、思想等的复杂流动，最终为表现为许多形式的现代性奠定了基础」。没有建立在种族殖民与暴力之上的黑色大西洋（Black Atlantic），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Eckert, 2007；Evans, 2009）；没有资本主义的刺激，奴隶制也不会长期成为全球商品生产的劳动基础。糖、烟草、茶叶、棉花、咖啡等最具代表性的全球商品都是如此（见如 Mintz, 2020；Liu, 2020；Beckert, 2017）。十九世纪的工业化及经济扩张甚至在美洲促成了新的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包括巴西的咖啡、古巴的糖、美国南部的棉花等），史称「二次奴隶制」（second slavery）（Tomich, 2004, 2018）。
以十九世纪建立起来的全球「棉花帝国」为例，它不仅在英国工厂锻造出大批的现代无产阶级，也把美国种植园数以百万计的黑人奴隶牢牢整合进全球的生产与消费链。如 Beckert（2017: 101）所分析，棉花帝国「把似乎相对的事物，像是奴隶和自由劳动力，国家和市场，殖民主义和自由贸易，工业化和去工业化，凑合在一起」。事实上，棉花帝国不仅容纳或利用了美国既有的奴隶制，更反过来促进了美国奴隶制和非洲奴隶贸易的发展（另见万毓泽，2022）。据此，「黑人劳动不仅成为美国南方社会结构的基础，更成为美国北方制造业和商业的基础、英国工厂体系的基础、欧洲商业的基础、世界范围买卖的基础」（Du Bois, 2013: 3）。如果从这个角度重新诠释马克思，可以这么说：「马克思描述的英国商品交换和资本循环总是受到殖民劳动和殖民地工人身体的幽灵所纠缠」（Lowe, 2015: 83）。也因此，已有部分在「黑人激进传统」下写作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将「奴隶制」的范畴写进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见如 Ford, 2011；Sorentino, 2019）。
上述见解，不见得无法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或历史唯物论兼容。实际上，马克思本身在分析「棉花帝国」时，便采取了相当动态的分析视角。马克思虽然试图将研究对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置放在「纯粹的状态下进行考察」（Marx, 2017a: 559），但也指出资本积累过程会不断利用、制造「自由」缔结契约的雇佣劳动以外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劳动剥削。也因此，《资本论》第一卷数次将「奴隶贸易」和资本主义下的「劳动市场」相提并论。比如说，1834 年的英国劳动市场曾严重缺乏劳动力，当时的工厂主向济贫法委员会建议，把农业区的「过剩人口」送往北方填补劳动力的缺口。马克思引述了这段报告：
「在济贫法委员会的同意下，在曼彻斯特成立了代办所。农业工人的名单造好以后交给了代办所。工厂主们纷纷赶到代办所，挑选自己需要的人，然后就把这些家庭从英国南部运出来。这些人体包裹就像一包包货物一样，挂上签条，通过运河或用货车运走了；也有人步行，很多人迷了路，在工业区四处乱走，濒于饿死的境地。……这种经常的贸易，这种贩卖人肉的行当继续存在，曼彻斯特代办所不断把这些人买来，卖给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就像把黑人经常不断地卖给美国南部各州的植棉主一样……。」（Marx, 2017a: 254，重点为笔者所加）
可见，只要是资本积累所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中依然可能出现这种「贩卖人肉的行当」，与奴隶制并无二致。
Jairus Banaji（2010: 41）指出，我们可以从马克思这类文字当中得出结论：「那些一般来说属于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forms of exploitation）有可能被整合进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与积累）」。也就是说，由资本主义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形构（social formation）之内可能容纳、接合、部署不同类型的生产关系与剥削形式（如残酷的奴隶制，而不只是「自由」的雇佣劳动）。这恰恰是前文讨论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及其欧洲中心论未能顾及的。以下举两个例子。首先，Banaji 的一系列理论与历史著作（如 2010, 2016, 2018, 2020）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商人资本与商业资本主义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商人资本的影响力持续了四、五百年，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才逐渐让位给生产资本；且商人资本不仅在「流通」领域发挥作用，更对「生产」领域造成影响，因为「商业资本的竞争越激烈，个别资本就有越强的动力去追求控制生产的手段」，从「包工网络（putting-out networks）和小农农业，到奴隶种植园和现代意义下的工厂」，都在其控制与利用之列（Banaji, 2010: 271, 273）。这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政治马克思主义」）不够重视的问题，因为他们运用的分析范畴「沉浸在形式主义的方法之中」，以「简单的形式抽象」来书写「没有任何具体历史内容的历史」（Banaji, 2010: 48）。
其次，晚近部分经济史研究，如刘仁威对十九世纪全球茶叶贸易的考察（Liu, 2020），皆佐证了 Banaji 的论点。如刘仁威所分析，中国和印度的茶叶生产卷入全球贸易竞争后，不论是中国的徽州和武夷山，或印度的阿萨姆，其组织劳动的方式都因此发生深刻的变化。但这些茶产区没有出现技术革命或机械化生产，而是运用、改造既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幅强化对劳动力的控制与剥削，形成「劳力密集的资本积累」（labor-intensive capital accumulation）。重点在于：我们不应将中国和印度的茶叶生产视为「前资本主义」、「前现代」或「半封建」，因为「中国所谓的独立农民家庭和印度不自由的质押工人（indentured workers），无论机械化的程度如何，在生产经济价值时，都是横跨全球的资本积累循环的一部分」（Liu, 2000: 189）。
以印度为例，1865 年起，印度官方推动了一系列惩罚性的劳动契约法，将劳工的违约视为犯罪。这种制度让种植园主「同时拥有正式的法律与绝对的权威，使工人无法罢工、暴动或离开雇主」（Liu, 2000: 132-3），从而将采茶工人与种植园紧紧扣连在一起。刘仁威指出，「阿萨姆茶叶的故事清楚告诉我们，大都会的资本积极资助了殖民地的质押工的兴起，这非常接近晚近文献所揭示的，伦敦与北美银行如何资助了美国南方的奴隶制」（Liu, 2000: 127；另见 Zhang, 2021 对刘仁威著作的评论）。
这些研究一再提醒我们：全球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典型」的「自由」雇佣劳动，而是农奴、奴隶等「前现代」的社会关系）的结合，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常态。研究者必须摆脱历史∕方法论内部论、欧洲中心论及线性史观，才能充分体认这点。
在「黑人激进传统」中，千里达非裔社会主义者 C. L. R. James（1901-1989）的《黑色雅各宾》（The Black Jacobins，1938）是示范之作。《黑色雅各宾》讨论了极度具有理论意义的奴隶自我解放：海地革命（1791-1804），试图摆脱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欧洲中心论与线性书写，将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放置在更宏观而动态的历史脉络中考察。James 本人曾参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见如 Høgsbjerg, 2013；Finn, 2021），而影响 James 最深的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是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正是《俄国革命史》阐释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让 James 理解到历史不是线性的发展历程，也让他找到理解海地革命的钥匙（Schwarz, 2017）。海地并不因奴隶制而「落后」，奴隶也有能力自我解放。
Eric Hobsbawm 将他所谓「革命的年代」视为现代性诞生及扩张的关键年代，但他的历史书写却局限于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忽视了爆发于同一时期、对整个大西洋世界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与艺术都影响深远的海地革命（见如 Geggus, 2001；Garraway, 2008；Dillon and Drexler, 2016；Dun, 2016），可说是典型的欧洲中心论。实际上，海地的革命与建国才是第一个将自由带给国境内所有人民的革命，是启蒙的激进化，是真正具有「世界历史」（马克思的用语）意义的事件（更多讨论见万毓泽，2021；史学界晚近对海地革命的研究见如 Dubois, 2004；Geggus and Fiering, 2009；Popkin, 2011）。虽然海地革命受到法国革命的影响，但它（1）回过头来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的进程，且（2）把革命或解放的意义推到极致，甚至拓展了新价值，因此，部分论者强烈反对将海地革命视为「法国大革命的一章」或「法国大革命的附录」（Hurley, 2008: 116；Tomba, 2019: 44；另见 Nesbitt, 2008；Getachew, 2016）。C. L. R. James 的《黑色雅各宾》之所以超越时代，就是因为 James 透过研究、述说海地革命，指出「法国革命注定失败，因为它将人类自由的革命想象局限在法国之内；唯有透过一场革命，将血腥残酷地剥夺了奴隶人性的殖民统治彻底推翻，才能实现人类自由的计划」（Lowe, 2015: 160；对《黑色雅各宾》的知识社会学分析见 Høgsbjerg, 2016, 2020；Douglas, 2000）。
Stuart Hall（2003）指出，C. L. R. James 与欧洲知识与政治传统的关系，可归结为「在欧洲之中，但不属于欧洲」（in but not of Europe）。更精确地说，James 的知识立场，是在与欧洲的「殖民依赖性、庶民性（subalternity）、他异性（otherness）」的关系中形成的（Hall, 2003: 59）。同样的状况也适用于其它人，例如非裔美籍女性学者 Anna J. Cooper（1858-1964）。她在法国完成的博士论文《法国大革命期间对奴隶制的态度》（L’attitude de la France à l’égard de l’esclavage pendant la révolution，1925）长期受到忽视，但该论文对海地革命的讨论甚至早于 C. L. R. James（见 Greene, 2017 的讨论）。这些都值得传统马克思主义正视。
[1] 意大利文的operaismo通常英译为workerism，但这种译法容易引人误解。英文的workerism和法文的ouvrièrisme在概念上对应的是意大利文的fabbrichismo（由意大利文的「工厂」〔fabbrica〕变化而来，或可直译为「工厂主义」）。这个词常具贬意，意谓只注重工厂内的斗争，而忽略了更广泛的社会斗争，但operaismo的一项特色恰恰是密切注意劳动的性质在整体社会中发生的变化（Thoburn, 2003: 161-2n）。
[2] 《大纲》的〈导言〉提出「五篇」的研究计划，大致勾勒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架构：一般的抽象规定；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资产阶级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生产的国际关系；世界市场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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