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奠基者：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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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奠基者：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

　　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在 1955 年的《辩证法的历险》（Les Aventures de la dialectique）中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并特别着重讨论卢卡奇的思想，从此这个用语便广为人知（Merleau-Ponty, 1970: 30-58）。但在梅洛庞蒂之前，柯尔施就有类似的表述。他在 1930 年的文章中写道，德国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采取一种反哲学的、科学实证主义的观点」，而布尔什维克则在「宣传列宁主义」的口号下，「企图反对工人运动内部一切其它的哲学派别」。什么哲学派别？主要就是卢卡奇、柯尔施和其它「西方共产主义者」在共产国际内部形成的「一个敌对的哲学流派」（Korsch, 1989: 71-2）。以下就从这个「敌对的哲学流派」说起。
　　1923年是关键年份。该年，卢卡奇出版了《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 Studien über marxistische Dialektik），柯尔施也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两本书都高举「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当中的地位，也都强调实践与工人阶级的主动性。Korsch（1989: 58）自己也认为，他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的论点「在许多方面与卢卡奇在更广泛的哲学基础上所确立的命题相一致；这些命题是他在辩证法研究中发现的，并写进大约与我的书同时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当中」。
　　卢卡奇生于布达佩斯，1918 年 12 月加入匈牙利共产党，1919-1929 年是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历史与阶级意识》高举「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书中说：「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成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Lukács, 1996: 47-8）在他看来，庸俗马克思主义已丧失辩证的精神。「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认识到「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性（德文：Totalität；英译：totality）的观点（以下所有德文原文皆引自 Lukács, 1977），使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辩证的方法就是要「把所有局部现象都当成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过程）的各个环节（Momente）」，换言之，必须「把社会当成总体性来认识」（Lukács, 1996: 76-7，中译略有修改）（「总体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可参考 Jay, 1984）。
　　这本书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著名的「物化」论（德文：Verdinglichung 或 Versachlichung；英译：reification）。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要到 1932 年才出版，但《历史与阶级意识》透过对《资本论》「商品拜物教」等作品段落的解读，以及与韦伯与齐美尔著作的交互参照，提出了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论颇有相通之处的物化理论（见如 Bueno and Teixeira, 2017），因此卢卡奇也被誉为「青年马克思的发现者」。
　　卢卡奇在阐述其物化理论时，透过以下文字来说明「商品结构」的本质：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gespenstige Gegenständlichkeit），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彷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Eigengesetzlichkeit）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Lukács, 1996: 143-4）

　　他引用了马克思论「商品拜物教」的著名段落：

　　「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Marx, 2017a: 72）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极大（见如 Kavoulakos, 2017），为后来的各种意识形态理论、日常生活批判乃至当代的批判传播研究开辟了道路（见如 Fuchs, 2020）。除了对物化提出批判外，他也指出「从实践上打破存在的物化结构」的可能性：当无产阶级成为「历史过程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时，换言之，成为「能够（客观地）充分认识社会的主体」时，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达到了新的阶段，其实践就能改造现实、破除物化（Lukács, 1996: 292）。卢卡奇藉此严厉批判「旧的直观的机械的唯物主义」，一再强调「变革和解放只能出自自己的行动」。他说：「客观的经济发展只能赋予无产阶级以改造社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这一改造本身却只能是无产阶级自身的自由的行动。」（Lukács, 1996: 304）（更多晚近从实践、总体性、辩证法等角度对卢卡奇的研究见如 Thompson, 2012；Feenberg, 2014；Burman, 2018；López, 2019。）
　　再来是柯尔施。他在一战后快速左倾，先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再于 1920 年加入德国共产党。从 1920 到 1926 年是德共的领导成员，为该党报刊撰写了大量稿件，并编辑理论刊物《国际》，直到 1924 年。
　　柯尔施 1919 年出版的小册子《什么是社会化？》（Was ist Sozialisierung?）说：「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与国家所有制绝不是一码事。……社会化的所有形式只有在起到了我们认为是『产业自治』形式的调节社会生产关系的作用时，我们才承认它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化』」。何谓产业自治？「在任何产业（这里的『产业』是 industry 的意思，是任何有计划的经济活动，包括农业在内）中，一切从事生产的劳动者的代表，取代迄今的私有主或由私有主指定的管理者，成为了控制生产过程的执行者。」他进一步区分出产业自治的三个层次：（1）一个产业中所有企业的联合组织（相对于中央政府，具有一定的自治权）；（2）个别的企业（相对于联合组织，具有一定的自治权）；（3）联合组织以及个别企业内的管理部门（除了高阶管理者外，一般的劳动者也具有一定的自治权，可以参与和自己有关的事务）。此外，他强调必须让「消费者组织」参与产业自治，来照顾消费者的权益。（Korsch, 1919，中译略有修改；英译见 Korsch, 1975；另见 Rusconi, 1975 的介绍。）他同年的另一篇文章〈革命前后的社会化问题〉（Die Sozialisierungsfrage vor und nach der Revolution）同样强调「国家化」不等于社会主义：「就算由中央政府或地方当局指派的官吏来取代私人资本指派的经理，工人阶级也不会赢得更多自由，生活和工作方式也不会更人性化」。这种「简单的雇主转换」只不过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而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与社会化（转引自 Bonnet, 2011: 73-4；更多讨论见柴方国，1998）。柯尔施在这方面的思想至今仍相当有价值，除了能让人重新评估德国一战后蓬勃发展的委员会运动（Rätebewegung）外，一方面值得与当代众多关于工人控制（workers' control）、委员会民主（council democracy）或经济民主（economic democracy）的文献对话（见如 Demirović , 2015；Vrousalis, 2018；Dubigeon, 2019；Backhaus et al., 2019；Muldoon, 2018, 2021a, 2021c；Popp-Madsen and Kets, 2021；Popp-Madsen, 2021），另一方面也可以接轨至晚近政治哲学界关于「激进共和主义」（radical republicanism）或「社会共和主义」（socialist republicanism）的讨论（见如Gourevitch, 2013；Roberts, 2019；Thompson, 2019；Muldoon, 2019, 2021b；O’Shea, 2020；Leipold et al. 2020）。
　　柯尔施 1923 年的关键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试图恢复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辩证哲学）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他严厉批判「马克思主义者们……日益倾向忘记辩证法原则的原初意义」（Korsch, 1989: 5）。他和卢卡奇一样，都强调「社会现实总体性」（Totalität der gesellschaftlichen Wirklichkeit）和工人阶级的「精神行动」（geistige Aktion）。在革命过程中，这样的精神行动是「革命的科学批判和鼓动工作」，而夺取政权后，则表现为「科学组织工作」和「意识形态专政」（ideologische Diktatur）（Korsch, 1989: 54，以上中译皆略有修改，德文皆引自 Korsch, 1966）。换言之，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涵盖的不只是政治、经济事务，还必须纳入精神的、意识形态的面向。
　　1930 年，他为该书受到的各种批评写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反批判〉，文中不仅批判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精神压迫体系」，还进一步阐述了他眼中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的特征。首先，它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对无产阶级进行专政；其次，它是整个阶级的专政，而不是由某个党或党领导层的专政；最后，它是整体的激进社会变革的一环，目的是消灭阶级和阶级矛盾，为「国家的消亡」（Absterben des Staates）创造条件，从而消灭一切意识形态的强制力量，让多数人得以自由发展。他强调，从第一天起，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为每一个个别的工人创造精神自由的条件。该文是用这句话总结的：「社会主义，不论是其目的或手段，都是一场实现自由的斗争」（Korsch, 1989: 91，中译略有修改）（更多关于柯尔施的研究见 Bartonek, 2018）。
　　最后是葛兰西。1928 年 6 月，意大利当局以「阴谋反对国家，煽动内战与阶级仇恨，进行颠覆性宣传」等罪名判处葛兰西 20 年徒刑。1929 年 1 月，他获准在狱中写作，2 月 8 日开始做读书札记，即第一本《狱中札记》。至 1935 年，共写了三十多本笔记本，近三千页，涉及哲学、政治、历史、经济、文学等各领域。其中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最息息相关的，是他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以及对市民社会、领导权（霸权）、（有机）知识分子等概念的拓展。
　　关于经济决定论，葛兰西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一场「反对《资本论》的革命」。在他看来，《资本论》在俄国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书」，因为《资本论》的要旨在于论证「事件应该如何沿着事先确定的进程发展下去」，也就是俄国「怎样会必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又怎样会必定开始一个资本主义时代」，但十月革命「冲破了这种分析公式」（Gramsci, 2008: 8-9）。换言之，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确实带有「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色彩」，不应不加反思地挪用。他的质问相当接近托洛茨基式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俄国人民「何必等待英国的历史在俄国重演，等待资产阶级成长起来，等待阶级斗争开始，以便形成阶级觉悟，并且遭受资本主义世界的最终灾难呢？……〔俄国〕将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经验来使自己迅速达到与西方世界同样的生产水平……，受着社会主义教育的俄国无产阶级，将要在英国今天已经达到的最高水平上开始自己的历史。」（Gramsci, 2008: 10-11；cf. Davidson, 2018a；Thomas, 2016）
　　关于「领导权」，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个从1890年代起就广泛被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俄国革命家使用的概念。他在《狱中札记》中说：

　　「一个社会集团的绝对优势（supremazia；原中译为『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支配』（dominio；原中译为『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direzione intellettuale e morale）。一个社会集团支配着（原中译为『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它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便开始行使『领导权』（essere dirigente）（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权力（原中译为『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支配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权力，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Gramsci, 2014: 59，中译略有修改；义文见 Gramsci, 1977: 2010-11）（请注意：葛兰西经常将 direzione〔及相关的 dirigente〕及 egemonia 两字混用，中文多译为「领导权」或「霸权」。direzione、dirigente 都来自意大利文动词 dirigere，意思是领导、打理、指挥。）

　　葛兰西区分出两个「上层建筑」的「阶层」（piani）（Gramsci, 2014: 11，义文见 Gramsci, 1977: 1518）：一个是「市民社会」（società civile），即「通常称作『私人』组织的总和」，另一是「政治社会」（società politica）或「国家」。在「市民社会」中，统治集团行使着「领导权」；而在「政治社会」中，则是由国家或司法单位来行使「直接的支配」（dominio diretto）。领导权的行使能够让人民对统治集团强加在社会生活上的整体方向给予「『自发』的同意」（consenso «spontaneo»）。如何做到？这是统治集团「因其在生产界的地位与职能而享有的威望（以及由此带来的信任）」所使然。不管是行使文化或思想上的领导权还是遂行强制性的统治，「知识分子」都是统治集团的重要「代理人」（commessi）。
　　他进一步分析，在市民社会较为发达的地区，革命战略必须调整为「阵地战」，也就是在市民社会的战场上打持久的战争，关键是攻克、守住一个又一个阵地，在意识形态、道德、知识上逐渐取得领导权。从葛兰西的分析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一切由下而上的对抗政治都必须仔细检视既有的意识形态架构内的矛盾（尤其是统治权力集团的意识形态架构内的矛盾），才能找出介入点。只要社会运动或左翼政党试图用某个另类的计划来对抗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他们就会面临这样的任务：既要克服那种整体化（totalizing）的意识形态批判带有的宿命论意涵，也要克服决定论（determinism）的那些使人麻木无力的倾向」（Rehmann, 2013: 117-8）。（更多关于葛兰西的讨论见如 Anderson, 2017；Rosengarten, 2015；另见 Haug et al., 2012 对「卢森堡－葛兰西路线」的讨论：这个概念在 1990 年代以降德国左翼的重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定基础的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本来都是各自党内的政治领导人，但都在 1920 年代后期被迫离开政治。
　　卢卡奇 1928 年为匈牙利共产党起草新纲领，反对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刚通过的「第三时期」路线（该路线主张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即将爆发，世界革命形势大好，此前居于守势的共产国际将全面反攻，并趁势宣布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法西斯主义」）。卢卡奇因此遭到共产国际书记处的猛烈攻击，从而淡出了政治工作。1930-1945 年，卢卡奇在苏联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从事理论研究。据他自己的说法，在这段期间，「我不得不为我的学术思想进行一种游击斗争，就是说，用几条斯大林的语录等等使我的著作有可能发表，并且在这些著作中以必要的谨慎把我分歧的观点按当时历史环境许可的程度公开表达出来，因此有时需要保持沉默」（Lukács, 1990: 227）。
　　1923 年 10 月，德共党人在汉堡发动起义失败，德共转入地下。由于不满德共的「布尔什维克化」，柯尔施在党内遭到严重警告。1924 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柯尔施被季诺维也夫谴责为「修正主义分子」，并在 1926 年被开除出党。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先移居丹麦，后迁往美国。晚年逐渐放弃马克思主义。
　　葛兰西 1926 年遭法西斯逮捕入狱。尽管他是意共创始人、反法西斯斗士，但由于他的政治理念经常与来自莫斯科的指示格格不入（例如他在狱中也明确反对「第三时期」路线），因此对意共来说，葛兰西往往带来「政治上的尴尬与危险」（Saccarelli, 2008: 30）。意共为此不断拖延出版或扭曲葛兰西在狱中的手稿与言论（Saccarelli, 2008: 32-3），甚至把葛兰西「加工成斯大林主义者」（Bianchi, 2020: 22）。
　　换言之，两次大战期间，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就这样联合起来瓦解和破坏了与西方无产阶级群众实践相结合的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潜在力量」（Anderson, 1990: 38）。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三人的命运，预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将走上脱离工人阶级政治、遁入哲学与美学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