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万毓泽《马克思主义》（2021）
2. 马克思与恩格斯：谁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2.1 马克思的基本思想
根据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晚年在谈到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时，曾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马克思的思想驳杂、著述分散，导致后人很难为马克思重建出一个「统一」的面貌。Beilharz（2005: 476）的说法十分生动：有好多个马克思，包括那个有强烈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与伦理色彩的青年马克思，后来东欧的马克思复兴运动藉其来追求（共产官僚体制下的）解放；也有被结构主义运动挪用的后期马克思，试图在《资本论》中重建一套商品符号与资本主义结构的理论；也有主张直接民主、充满鲁索（Jean-Jacques Rousseau）色彩的马克思；也有批判专业分工、带有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影子的马克思；还有亚里士多德式的古典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进行人类学探索的马克思；能阅读俄文、视野恢弘、以至少四种语言写作《人类学笔记》的晚期马克思；写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历史学家马克思……
马克思的作品涉及的层面亦极为广泛。以 2019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牛津马克思手册》为例，第一篇「基础」篇便涵盖马克思著作中的重要主题，包括：历史唯物论、阶级与阶级斗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法、意识形态、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货币理论、资本（主义）与《资本论》、劳动与剥削、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再生产、技术问题、异化理论等（Vidal et al., 2019）。其中每个主题都引发诸多争论。
马克思（的著作）本身固有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是使后世的「马克思主义」百花齐放的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并非马克思的专论，只能极为简要（也因此可能过于简化）地勾勒马克思在四个领域的主要思想：哲学人类学、历史唯物论、资本主义批判、共产主义与「自由人联合体」（以下部分文字摘录或改写自万毓泽，2018a: 37-43、101-7）。
2.1.1 哲学人类学
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对「人」表现出根本的关怀，也提出了一套「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不仅告诉我们人「是」什么，也指出人「应该」如何。
马克思如何看待「人性」？部分论者认为必须细致区分马克思的两种人性观：一种是相对恒定的、超历史的人性，另一种则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人性。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
「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die menschliche Natur im allgemeinen），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变化的人的本性。」（Marx, 2017a: 586n）
Geras（1983: 24）的经典著作曾沿着这种思路，将「人性」（human nature）和「人的性质」（nature of man）区分开来。「人性」就是马克思所谓的「人的一般本性」，是「一种持续的实体，一套（相对）永恒的人类特征」；而「人的性质」则是马克思所谓的「在每个时代发生历史变化的人的本性」，是「人类在某个特定脉络下的整体特性」。采用这种思考方式，就可以既肯定人性中某些历久不变的成分（如「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同时又批判「人天生自私自利」这种非历史、忽视特定社会关系的人性观。
如 Ollman（1976: 74-6）所分析，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人的一般本性」大致上涵盖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力量」（Kraft；power）和「需要」（Bedürfnis；need）。在特定条件下发挥「力量」，可满足或实现「需要」；而「需要」也让人认识到「力量」的存在。马克思以下这段话揭示了以「力量」与「需要」为核心的哲学人类学：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natürliche Kräfte）、生命力（Lebenskräfte），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Anlagen）和才能（Fähigkeiten）、作为欲望（Triebe）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Bedürfnisse）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Wesenskräfte）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Marx, 2014: 103，重点为原文所加）。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反复使用「类本质」（「类存在物」）（Gattungswesen）、「类力量」（Gattungskräfte）、「本质力量」（Wesenkraft）等词汇，表示马克思相信人具有某些相对稳定的「本质」，而非像黏土一样，完全受外力（不论是自然力或社会力）形塑。正是这些「本质」构成了「人的一般本性」，让人与其它物种区别开来。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使人一方面「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一方面又改造人自身，即「改变他自身的自然」（Marx, 2017a: 167）。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马克思的讨论重心逐渐转向「生产」和「劳动」，并据此建立他的历史唯物论。的确，马克思经常从满足物质需要的角度讨论「生产」，如这段著名的文字：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Marx and Engels, 2009: 519）
然而，Terry Eagleton（2000: 72）指出，马克思不只是在狭义的经济意义上理解「生产」。「生产」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概念，相当于『自我实现』」，可以是「品尝一颗桃子」、「聆听一场弦乐四重奏」或「建筑水坝或制造衣架」。因此，马克思说，「生产」就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就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Marx, 2014: 54, 78, 53）。
对马克思而言，符合人类本质的、不受异化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freie Lebensäußerung），从而是生命的享受」；在劳动中，「我的个体生命，乃至我个体性的属性得到了肯定」，劳动从而是「真正的、能动的财产」（wahres, tätiges Eigentum）。相对地，资本主义下的劳动却是「生命的外化（Lebensentäußrung），因为我是为了生活、为了给自己取得生活物资而劳动。我的劳动并不是生命」（Marx, 2016b: 270，中译略有修改）。尤有甚者：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Marx, 2014: 47-8）
这就是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知名批判。有一种常见的误解，以为马克思在中后期的「成熟」著作中放弃了「异化」、「外化」等用语。但这并不是事实。比如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里，就有不少段高度类似《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字，如：
「工人必然会变得贫穷，因为他的劳动的创造力作为资本的力量，作为他人的权力（fremde Macht；按：也可译为「异己的权力」）而同他相对立。他把劳动作为生产财富的力量转让出去（entäußert sich）；而资本把劳动作为这种力量据为己有。」（Marx, 1998d: 266）
从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出发，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就是一个摆脱异化、实现「人性」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能够发挥多面向的潜能（本质力量），也能够满足不断变化的需要。
2.1.2 历史唯物论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可区分出两个（常被混为一谈的）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历史唯物论的一系列基本概念与命题，而研究者可据此架构起一套更具系统性的理论，如 G. A. Cohen 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1978）便试图使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满足当代分析哲学要求的清晰与精确，同时与社会科学的功能论接轨（见「马克思主义」（下）1.1 节的讨论）。在这个层次上，马克思并没有符合现代学术标准的完整论述，而是散见于各种著作（包括抽象的理论提示和具体的历史研究）。
第二个层次，则是马克思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具体研究及结论，如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路易·波拿巴的政变、美国的南北战争、俄国与印度村社的历史演变、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批判等。这些文字同样散见于他的各种专书、政论、手稿及笔记。
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概念大致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2]「生产方式」、「阶级斗争」、「剥削」、「剩余劳动」、「基础」、「上层建筑」等。至于基本命题，可以三段文字为代表。首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这两段著名文字：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
Überbau）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Basis）。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
bedingen）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Marx, 2009b: 591）
[3]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型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Marx, 2009b: 591-2）
这两段文字都将生产力的发展视为历史变迁的主要动力，并勾勒了「基础」（社会的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一种具启发性的「建筑隐喻」（姚远，2020；张又升，2019），也是后来许多人试图建立历史唯物论「模型」的出发点。[4]如 Callinicos（2007: 224-5）就据此提出了「古典历史唯物论」的几个核心命题：
i. 生产力的发展将与既有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
ii. 这种冲突会根据生产方式的性质，以特定的形式出现。
iii. 潜在的矛盾发展成熟时，会迫使统治阶级设法缓解这些矛盾；但如果统治阶级做不到，就会面临社会解体的威胁，甚至是革命。
iv. 危机的结果取决于阶级斗争的成败，而阶级斗争可能因危机带来的物质艰困而加剧。
除了前面引用的两段文字，《资本论》第三卷的这段话也相当重要：
「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由生产关系本身中生长出来的经济共同体的全部结构，从而这种共同体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Marx, 2017b: 799）
这段文字将生产关系与「剥削」（以及相对应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支配）结合在一起讨论，是后来许多重要的历史著作的方法论基础。
| 直接生产者 | 是否具有自身劳动力 |
是否具有生产资料 |
| 奴隶 | 无 |
无 |
| 农奴 | 部分 |
部分 |
| 无产者 | 全部 |
无 |
| 独立生产者 | 全部 |
全部 |
和许多人的印象相反，马克思所谓的「剥削」（榨取剩余劳动）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
「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鲁里亚的僧侣，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Marx, 2017a: 221）。
这种对「生产关系」及「剥削」的看法，可大致整理分类如下（参考 Cohen, 1978: 65）：
这种史观之所以是「唯物」的，是因为马克思强调人的物质生活、生产活动以及从中形成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只考察观念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有两点值得略加引伸。首先，唯物论并不贬低精神因素或政治层面的影响力。曾有人批评，既然中世纪是由天主教统治，雅典和罗马则是政治因素优先，那么唯物论便不适用了。马克思的回应是：「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Marx, 2017a: 80n）。其次，由于马克思的唯物论强调社会关系，使他对「资本」的看法与多数经济学取径格格不入：对他来说，「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Marx, 2017a: 732）。
2.1.3 资本主义批判
根据 Löwy（2007b）的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涉及五大基本问题：剥削的不正义、因异化而丧失自由、金钱式的量化趋势、非理性、现代的野蛮状态。本文以 Löwy 指出的五大问题为基础，略作引伸讨论。
剥削（的不正义）：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主义运作的核心机制是竞争性的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的原动力则是对利润的无止尽追求。利润从何而来？马克思认为，不论是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或地租，归根究底来自于「剩余价值」，也就是劳动者提供的剩余劳动。因此他说，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Marx, 2017a: 252）。而为了尽可能榨取剩余劳动（也就是「剥削」），资本会不断设法提高「绝对」剩余价值（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和「相对」剩余价值（提高劳动生产力、缩短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虽然马克思本身并不使用「正义」之类的语汇，但不少论者依旧认为他背后有个基本预设：剥削是不正义的（另见本条目 2.3 节）。
因异化而丧失自由：马克思将资本主义视为某种除魅化的「宗教」，商品取代了神的位置。马克思对「异化」的批判，以及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都指出人在资本主义这种新的「宗教」之下受到多重的支配（如资方对劳方的支配，又如劳资双方都受盲目的「市场力量」的支配），已经丧失了自我作主、不受支配的自由。
金钱式的量化趋势：众多书写「现代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家、文学家都曾喟叹，在交换价值主导的社会中，「质」的区别被消灭了，只剩下「量」的比较与冰冷的算计。《共产党宣言》对此有极其著名的描写：「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Marx and Engels, 2014: 102-3）
非理性与野蛮状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项重要贡献，就是指出资本主义会不断陷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严重的经济危机总是伴随着生活水平倒退、政治混乱甚至军事冲突。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就已指出：「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Marx and Engels, 2014: 109-10）这是资本主义这个貌似「理性」的体制下的极度非理性；资本主义在推动人类各方面「进步」的同时，也不断将人卷进野蛮的深渊。
2.1.4 共产主义与「自由人联合体」
成熟的马克思通常在两个意义上使用「共产主义」这个词：其一，指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而这样的运动与民主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其二，指工人阶级透过革命而实现的社会运作模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曾引述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之父」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追随者对《资本论》的批评，说他的理论工作「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Marx, 2017a: 11）。确实如此，马克思中后期撰写的大量政治经济学笔记及著作，主要贡献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作机制提出因果解释，而不是凭空设想完美的社会制度。
与孔德那个时代的许多思想家（包括「空想社会主义」的几位代表人物）相反，马克思并不试图巨细靡遗地描绘未来社会的样貌，因为他认为只有透过「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Marx, 2009c: 407），才能找出问题及解决方式，而不是仰赖某些理论导师精心擘划的蓝图。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是绝对反对「先知–追随者」式的菁英主义的。
的确，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构想，往往受「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所启发，而不是在象牙塔内构思出一套缜密的体系，再以先知的姿态要求无知的人民实践。其中最重要的例子非巴黎公社莫属。如马克思所言，巴黎公社的工人「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巴黎公社解放了什么样的「新社会因素」呢？就是马克思高度赞赏的「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Marx, 2009c: 159, 158；另见万毓泽，2018c）。
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不是浪漫怀旧的、回归原始社会的、齐头式平等的主张。他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这种主张称为「粗陋的和毫无思想的共产主义」（Marx, 2014: 76）。他认为，只有建立在资本主义所促成（但也为其设下限制）的高度生产力下，才有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这里不妨借用恩格斯的话：
「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Engels, 2009b: 258）
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与人的「自由」或「自由个性」息息相关，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Marx, 2017a: 569）。 1840 年代起，「自由」逐渐成为马克思思索未来社会运作形式的重点，但马克思不是只从个体的角度出发考察自由，而是将自由的问题与人的联合、人的共同体等问题结合起来思考。
许多学者都已讨论过，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让个人的自由得以实现的，恰恰不是虚幻的孤立个人，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普遍由下而上结合起来的自治单位，马克思在不同的文本中称之为「联合起来的个人」（vereinigte Individuen）、「共同体」（Gemeinschaft）、「联合体」（Assoziatio）或「自由人联合体」（Verein freier Menschen）。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与「社会」的简单对立将被扬弃，尽管个体与集体的张力不可能消失，但透过由下而上的自愿结社与充分的自我管理，两者的冲突将减至最低：个体在集体中实现自由，集体透过个体而存续。这里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段重要文字：
「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实的共同体（wirkliche Gemeinschaft）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Marx and Engels, 2009: 571）（说明：中文第一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将「共同体」〔Gemeinschaft〕一词译为「集体」，是不太恰当的，但新的译本已改译为「共同体」。）
这种对「真实的共同体」的向往，是马克思青年时期以来的人性观（或「哲学人类学」）的一部份。在 1844 年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5]中，马克思就是这么写的：
「由于人的本质就是人真正的共同体（
wahres Gemeinwesen），所以人藉由实现他们的本质而创造、生产了人的共同体，生产了社会本质（
gesellschaftliche Wesen），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与单一个人对立的抽象而普遍的力量，而是每个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精神、自己的财富。」（Marx, 2016: 255，中译略有修改）
[6]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在后期的著作中，将这种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共同体理解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Marx, 2017b: 121, 443, 445, 829），从事的是「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2009d: 158）。《资本论》第一卷的这段名言就是在描述这种社会：「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将众多的个人劳动力当成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Marx, 2017a: 77）。或者，用他在 1872 年〈论土地国有化〉中的话，这将是一个「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associations of free and equal producers）所构成的社会」（Marx, 2009d: 233）。在这个阶段，如他在《哥达纲领批判》所言：
「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为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genossenschaftlicher Reichtum；按：这个词汇或许也可译为「合作性质的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Marx, 2009f: 435-6）
借用一位学者所言，我们在二十一世纪重读马克思时，最好谨记：若严肃看待马克思的思想，就应该将他诠释为「阐述经济民主的哲学家，而非强调国家控制的哲学家」（Collier, 2004: 112）。他多数与「共产主义」相关的论述，最终都扣连着经济的民主化与自我管理。
2.2 恩格斯：「第二小提琴手」或「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马克思在 1866 年 2 月 20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们之间存在的这种友谊是何等的幸福。你要知道，我对任何关系都没有作过这么高的评价。（Marx, 1866）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不只是终身不渝的友情，两人在思想上亦有密切的合作。但恩格斯始终以「第二小提琴手」自居。他在 1884 年的一封信中说：「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Engels, 1884）
尽管如此，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却发挥了关键的角色。在讨论「马克思主义」时，绝对不能忽略这点。著名的「马克思学」创始人 Maximilien Rubel（1905-1996）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思想方式的真正产物」，而是「恩格斯心灵的果实」；尽管恩格斯自认是马克思的继承人，但实际上「非自愿地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因此，研究者的任务是严谨考察「恩格斯的作品在社会主义思想遗产发展过程，乃至工人运动命运中的位置」（Rubel, 2000: 47-8, 53, 54）。
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考察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影响。首先，马克思在世时只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1867 年）。马克思过世后，恩格斯利用生命最后的十二年，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四版和《资本论》第二、三卷的编辑（分别出版于 1885 年和 1894 年），对马克思学说的流传与系统化功不可没。在整理第二卷的手稿时，恩格斯在信件中留下这样动人的文字：「这需要花费不少的劳动，因为像马克思这样的人，他的每一个字都贵似金玉。但是，我喜欢这种劳动，因为我又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了」（Engels, 2009d: 509）。
恩格斯强调，自己的编辑工作是「编成一个尽可能真实的文本，即尽可能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表述马克思新得出的各种成果。只是在绝对不可避免的地方，并且在读者一点也不会怀疑是谁在向他说话的地方，我才加进自己的话」（Marx, 2017b: 893）。然而，根据现有的研究，恩格斯的编辑工作其实分成几类：调整原文的编排方式、提高某些段落的价值（例如将注释改为正文）、扩充原文（如加入自己的话、补充历史资料）、删除原文、精简原文、修饰原文（如加入连接句、删除重复句）、修正原文（如订正术语、数字、引文）等（Vollgraf and Jungnickel, 2002: 42-3）。一般情况下，这些改动有助于表达马克思的思路，但某些改动则有待商榷。其中较受注意的，是《资本论》第三卷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有关的章节，恩格斯在其中某些段落加入了自己的见解，影响了后人对马克思危机理论的理解（较详细的讨论见万毓泽，2018b: 122-39）。
其次，恩格斯的文字简洁明快，这让他在阐释与传布「马克思主义」时表现出强大的威力。如列宁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中所言：「马克思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复杂现象。恩格斯则在笔调明快、往往是论战性的著作中，根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经济理论，阐明最一般的科学问题，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各种现象。」（Lenin, 1984: 9）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都有这种简洁明快的特色。
而最重要的「论战性的著作」，当属有「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之称的《反杜林论》（写于 1876 年 5 月至 1878 年 7 月）（前述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便是由这部著作的三章改写而成）。虽然恩格斯写这部著作只是为了「收拾无聊的杜林」（Engels, 1876），但恩格斯在该书中将马克思的思想转变为一种完整的「世界观」（Weltanschauumg），一种包含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全面演化论（Fetscher, 1991: 347）。这部著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化，在社会民主党内外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
《反杜林论》和恩格斯未完成的《自然辩证法》可说是「马克思主义」成形过程中最引发争议的一部份，主因之一在于恩格斯将辩证法运用到自然世界（即所谓「自然辩证法」），并将辩证法总结为三大「规律」：质量互变；对立的相互渗透；否定的否定（Engels, 2015: 75）。
这些争议，可以追溯到卢卡奇（Georg Lukács）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对恩格斯的批判。他认为恩格斯错误地追随了黑格尔的脚步，将辩证法「扩大到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上」（Lukács, 1996: 51n）。
多数论者都同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有差异，但自 1960-70 年代以来，这种「马恩差异论」逐渐上升为「马恩对立论」，且已成为学界极为流行的说法，John Green（2008: 313）甚至称其为「新正统」（new orthodoxy）。根据这种「新正统」，马克思是「人道∕人文主义哲学」的伟大阐发者，而恩格斯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机械唯物论」（Ibid.）。George Lichtheim（1964）、Alfred Schmidt（1971）、Norman Levine（1975, 1984, 2006）、Terrell Carver（1983）、Paul Thomas（2008）等人的著作是这种「新正统」的主要代表。在「马恩对立论」的倡议者看来，「辩证法」只限于人文社会世界，任何将辩证法延伸至自然界的作法，都等于向「粗陋的实证主义」投降（Foster, 2016）。
自 Lukács 以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严厉拒斥「自然辩证法」的概念，一方面也严厉提防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对人文社会研究的入侵。换言之，对他们而言，自然科学和外部自然界都座落于「机械论和实证主义的范围」（Foster, 2020）。换言之，「两种文化」壁垒分明的现象，同样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发扬光大（另见「马克思主义」（中）的讨论）。
然而，美国著名哲学家 Hilary Putnam（1982: 206）曾说恩格斯是「他那个年代拥有最丰富科学知识的人之一」。就今天我们对马克思的了解而言，恩格斯的理论工作与马克思并没有冲突，因为马克思也不断借鉴当时最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并将其整合进自己的研究工作。
过去常见的刻板印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有基本的分工，其中自然科学、军事的部分由恩格斯负责，马克思则专攻政治经济学。但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²）近年出版的文献，马克思其实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和关注。MEGA² 第四部分的第26卷和31卷便分别收录了马克思 1878 年 3-9 月的《地质学、矿物学与农业化学的摘录与笔记》（Exzerpte und Notizen zur Geologie, Mineralogie und Agrikulturchemie）以及马克思、恩格斯 1877 年中期至 1883 年初的《自然科学的摘录与笔记》（Naturwissenschaftliche Exzerpte und Notizen）。从这两卷资料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广泛摘录、研究了多种自然科学，包括地质学、矿物学、农业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电学等。这两卷的出版，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们过去对马克思的认知。比如说，就连恩格斯也是透过马克思的介绍，才阅读、摘录了德国农学家、气候学家弗腊斯（Karl Nikolas Fraas，1810-75）的《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Klima und Pflanzenwelt in der Zeit.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beider，1847），并在《自然辩证法》中讨论了动物及人类的活动影响植物界、导致气候变迁的问题（见 Engels, 2015: 312-3；更完整的讨论见万毓泽，2018b: 153-6）。
晚近有越来越多学者试图重新评估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的贡献，而不是简单将其视为庸俗化的、「实证主义」版本的马克思。这些学者认为，我们必须将恩格斯勾勒的自然辩证法（特别是他关于「自然史」的看法）（1）放置在思想史的脉络；（2）与当代的科学知识对话，才能充分理解其洞察力（见如 McGarr , 1994；Wan, 2013；Kangal, 2020a, 2020b；Blackledge, 2019；Leslie, 2021）。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恩格斯的思想有丰富的生态意涵，对发展「生态马克思主义」而言有不可抹灭的贡献（见「马克思主义」（下）的1.2 节）。
恩格斯说：
「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和消逝着」（die Natur nicht ist, sondern wird und vergeht）（Engels, 2015: 15）。
「纯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个极限的，到了这个极限，量的分割就转化为质的差别：物体纯粹由分子构成，但它是本质上不同于分子的东西，正如分子又不同于原子一样。正是由于这种差别，作为关于天体和地上物体的科学的力学，才同作为分子力学的物理学以及作为原子物理学的化学区分开来。」（Engels, 2015: 78）
若使用今天的语汇，恩格斯的学说对自然提出了一种历史性的、非化约论（或「突现论」的）的理解方式，这是相当能够与当代科学对话的。
对恩格斯而言，自然哲学的任务首先是「从理论和哲学的角度，摘要和总结由自然科学所揭露的自然世界的基本特征」（Sayers, 1996: 158）。放在思想史的脉络下，恩格斯从「辩证」的角度理解「自然的基本规律」，能够使他的自然哲学有别于十九世纪德国流行的化约式、物理主义的唯物论；其次，由于他将自然理解为「一套复杂的历史转变过程」，便能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与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联系起来，尤其是达尔文的演化论和热力学定律（Callinicos, 2003: 301）。
这里不妨先区分出两种科学（Hollingsworth and Müller, 2008，另见如 Stepin, 2003）。首先是笛卡儿–牛顿典范（Cartesian-Newtonian paradigm）或「科学I」。这是一种机械论（mechanistic）的世界观，强调化约（reduction），关注线性的因果关系与可逆性（reversibility），理论基础是以牛顿为代表的古典力学；典型的隐喻是把世界当成一个巨大的机器，如时钟。其次是「复杂科学」（complexity sciences）或「科学II」，强调的是非线性（nonlinearity）、突现（emergence），包括各种新兴学科，如非线性动态系统理论、非均衡热动力学、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理论、混沌理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等。
许多人文社会学者对自然科学的印象只停留在「科学I」（笛卡儿－牛顿典范）的阶段，甚至经常简单将自然科学等同于「实证主义」，并往往不假思索地将恩格斯的自然哲学等同于「粗陋的实证主义」。然而，恩格斯实际上敏锐察觉到「科学I」面临的挑战，也因此，他特别重视地质学、古生物学、热力学（第二定律）、有机化学等新兴学科。
如当代两位重要的化学家所言：
「在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的那个时代，物理科学看来已经摒弃了机械论的世界观，而更接近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思想。恩格斯谈到了三大主要发现：能量及支配其性质转换的定律，作为生命的基本组成部分的细胞，和达尔文关于物种演化的发现。鉴于这些伟大的发现，恩格斯得出结论：机械论的世界观已经死亡。」（Prigogine and Stengers, 1984: 252）。
又如 Bensaïd（2002: 288，转引自 Callinicos, 2006: 211）所言：
「十九世纪中期，三项同时出现但逻辑各异的创新，促使牛顿典范的瓦解：达尔文的演化论、能量守恒原理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些关于转型的『科学』指涉的不再是事实的确定性，而是机率、选择和分岔（bifurcation）。这些科学处理的是不稳定性和非均衡（disequilibrium）、非周期性运动和时间之矢。」
若将恩格斯一些不合时宜的术语及行文段落汰除，他的基本思路与系统思维和复杂科学有诸多共通之处（另参考 Dobronravova, 1997；Rosser, 2000；Sève, 1998, 2005, 2008；Fuchs, 2003, 2005；Hofkirchner, 2006；Wan, 2013；张涛，2016）。比如说，《自然辩证法》中说「我们所接触到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系统，即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而我们在这里所理解的物体，是指所有的物质存在，从星球到原子，甚至直到以太粒子，如果我们承认以太粒子存在的话。这些物体处于某种联系之中……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Engels, 2015: 133，中译略有修改）。在这个段落中，「以太粒子」当然是不合时宜的，但「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系统」却是极为先进的想法。
此外，恩格斯的部分思路亦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社会）科学哲学的几项关键问题，如突现（包括其历时性及共时性的面向）、组织层次（levels of organization）、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等（Wan, 2013）。
当代亦有不少自然科学家受到（自然）辩证法的影响，英语世界较知名者如 Steven Rose、Stephen Jay Gould、Richard Lewontin、Richard Levins 等。这些学者除了活跃于各种政治与社会活动外，亦反对各式各样的化约论（如基因决定论、社会生物学，或是有「新心灵科学」之称的演化心理学）；法国也有部分哲学家及科学家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待当代自然科学面临的挑战，如 Gilles Cohen-Tannoudji、Pierre Jaeglé、Henri Atlan、Eftichios Bitsakis、Lucien Sève、Georges Gastaud 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与社会 ∕ 自然科学的关系。
2.3 马克思的遗产与争议
马克思留下的知识遗产极为庞大，但也引起许多争议，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经常与处理、回避或解决这些争议的过程有关。以下仅列出几种重要的争议及一部分重要文献：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为何？马克思在什么意义上继承或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Smith, 1990；Rosenthal, 1998；Burns and Fraser, 2000；Moseley and Smith, 2014）？马克思与其它哲学家或哲学传统（如亚里士多德、斯宾诺沙、康德）的关系又为何（Howard, 1985；McCarthy, 1992；Pike, 1999；Bianchi, 2018；柄谷行人，2019）？
具有强烈人本主义关怀的「青年马克思」与身为「科学社会主义者」的「老年（成熟）马克思」的关系为何？两者是否有根本的断裂？（Mandel, 1971；Musto, 2015, 2021）
如何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或将其运用于经验分析（如工业关系社会学）？（Jaeggi, 2016；Evans, 2021；Musto, 2021；Soffia et al., 2021）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否具有根本的缺陷？例如：劳动价值论是否站不住脚？又如著名的「转化」问题：《资本论》第一卷讨论的「价值」与第三卷讨论的「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是否有逻辑上的矛盾？又如：如何在理论与经验上理解《资本论》第三卷讨论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马克思主张资本主义「崩溃」论吗？（Mandel and Freeman, 1984；Cullenberg, 1994；Freeman and Carchedi, 1996；Freeman et al., 2004；Kliman, 2007；Moseley, 2016）
如何运用、发展或修正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提出的概念、命题或理论，如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晚近的例子见如 Carchedi, 2011；Kliman, 2012；Roberts, 2016；Wolff, 2016；Carchedi and Roberts, 2018；Saad-Filho, 2019）。如何在当前的政治与经济情势下重新阅读《资本论》？（Harvey, 2018；Jameson, 2011；Fornäs, 2013；Callinicos, 2014；Fuchs, 2015）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为何？恩格斯简化或扭曲了马克思的思想吗？恩格斯有哪些独立的贡献？（Carver, 1983；Arthur, 1996；Steger and Carver, 1999；Wan, 2013；Foster, 2016, 2020；Heinrich, 2016；Stanley, 2002；Blackledge, 2019, 2020b；Kangal, 2019b, 2020a, 2020b；Mavroudeas, 2020；Saito, 2021）
与阶级问题相比，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否不够重视「民族」与「性别」问题？如何进一步挖掘他们在这方面较不为人知的思想？又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政策、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理论？如何将「性别」因素纳入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书写？（Harman, 1992；Anderson, 2016, 2018, 2020；Brown, 2012；Federici, 2004；Bhattacharya, 2017；Giménez, 2019；Ferguson, 2019）
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写1890年德文版序言时，曾写道：「至于说到《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的最终胜利，马克思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会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Marx and Engels, 2014: 80）。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仍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吗？（Callinicos, 2007；Das, 2017；Blackledge, 2020a）「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仍然是最重要的「革命主体」吗（万毓泽，2007；Lebowitz, 2015）？还是应该发展（至少同等）重视性别、族群、种族等其它社会范畴的「交织性」（intersectional）马克思主义？有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种族资本主义」理论吗？（Robinson, 2000；Bohrer, 2019；Go, 2021；Jenkins and Leroy, 2021；Anderson et al., 2021）
马克思对「民主」与各种相关制度（如议会制）的看法为何？又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可能发展出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史）吗？（Draper, 1977；Springborg, 1984；Elliot, 1987；Mostov, 1989；Levin, 1989；Femia, 1993；Nimtz, 2000, 2019；Roper, 2012；Abensour, 2011；Chrysis, 2018；Popp-Madsen and Kets, 2021）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诉诸于「正义」或「平等」的道德原则吗？可能建立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吗？（Peffer, 1990；Rooksby, 2012；Blackledge, 2012；Thompson, 2015；Fischer, 2015；Shoikhedbrod, 2019）又，如何透过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无支配的自由等理论资源，来理解马克思的「自由」观（Roberts, 2017）？
马克思主张单线的历史演化论吗？是欧洲中心论者吗？可能阅读出某种「后殖民」的马克思吗？（Nimtz, 2002；Chibber, 2013；Anderson, 2002, 2016；Samaddar, 2018）
马克思是不是强调工业化与生产力、忽略生态环境问题的「普罗米修斯主义者」，难以为进入「人类世」（Anthropocene）的当代世界提供灵感来源？（Foster, 2000；黄瑞祺、黄之栋，2005, 2013；Foster and Burkett, 2016；岩佐茂、佐々木隆治，2016；Saito, 2017a, 2017b；斎藤幸平，2020；Foster, 2020）
马克思（与恩格斯）究竟如何设想「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对当前又有何启发？（Hudis, 2012；Chattopadhyay, 2016, 2021；Ware, 2019）
[1] 恩格斯1882年11月给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的信中说：「诚然，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产物，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Engels, 1971: 385）
[2] 在较早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使用的概念是「交往」（Verkehr）、「交往形式」（Verkehrsform）、「交往关系」（Verkehrsverhältnisse）或「生产和交往关系」（Produktions- und Verkehrsverhältnisse）。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交往」的确切看法及其理论意涵是学界还在争论的议题。
[3]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也引述过这段文字。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亲自修订过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1872-75）中，马克思把「制约」这个字改成了「支配」（dominer）（Marx, 2016a: 75n）。这有可能是为了降低「制约」一词（常被理解为机械的「决定」）的决定论色彩。
[4] 这两段文字扼要表达了孙中兴（2013）区分的历史唯物论的三个面向：「形构论」（社会形构涵盖的元素，如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论」（这些元素的相互关系，如基础「制约」上层建筑）及「历史论」（社会形构的发展动力，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5] 马克思旅居巴黎期间（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留下了「巴黎手稿」，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个笔记本」以及〈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但后者经常受到忽略。针对该文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考如Hudis（2012: 56-8）及吕梁山、潘瑞（2013）。
[6] 这里的「共同体」（中国大陆的译本在不同的脉络中译为「社会联系」或「社会存在物」）的原文不是Gemeinschaft，而是Gemeinwesen。恩格斯在给倍倍尔（August Bebel）的信中，建议在「国家」逐渐消亡后，把「国家」这个词改成Gemeinwesen，并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Engels, 1963: 7-8）。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作品中，也用这个字来指涉（共同体中的）「个人」，例如这句话：「人是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人的特殊性使人成为个体，成为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das wirkliche individuelle Gemeinwesen）（Marx, 2014: 81）。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在1850-60年代逐渐放弃了Gemeinschaft这个词汇，而较常使用Gemeinwesen，如《大纲》就出现多次（Basso, 2012: 98,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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