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托派刊物《西流》 -> 第二期（1940年4月）

抗战中的物价问题）

（刘海生〔刘家良〕



　　抗战以来物价的步步上升，已成了中国民族抗日战争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不仅感到切肤之痛的劳苦民众，就是迷醉于“国难财”底“贤明的”有产者也不能不注意这个问题了。当然，前者与后者的注意纯然出于两种不同的动机：民众是从自己的生存与整个民族（他们构成这个民族的大多数）的利害关系出发，而一般势利之徒，则只是关怀少数人的统治权和利润而已。这个问题也正如其他一切问题一样，因观察者的利益和动机的不同，而各自得出之结论和政策亦不同。现在关于物价问题的专论已不断出现于报章杂志，但它们的立论不是有意掩蔽真相，抹杀或减损事实；便是半吞半吐，徘徊于两种绝对相反的利益之间，能真正本自科学的良心，有系统地分析问题的真相，以充分反映民众，尤其是工人底呼声的可以说如凤毛麟角，少之又少。这不能不说是抗战中一个可悲的“小缺点”吧！但其实这个“小缺点”也正是整个抗战底大危机的构成部分。如果我们不能填补它，我们也就不能挽救整个抗战底大危机，申言之，如果我们不能在物价问题上得出一个正当的解决办法，我们也就不能解决抗战的其他重大问题，而在物价问题，正如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假如不能满足中国民族大多数人的要求，我们就不能动员广大民众走上抗日战争的道路，甚至还不能打破日帝及汪派汉奸的欺骗和蛊惑！本文的目的就是想站在科学的观点上，把物价问题的真相加以彻底的暴露，并得出一个彻底的结论和解决办法出来。

一、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物价高涨的趋势


　　中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国物价急促增涨的过程，大概可以拿法币购买力做标准（当然不是唯一的标准），划分几个时期：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三月实施外汇统制是第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内，物价因开始感受战事的压迫而突呈上涨之势，但还不是很普遍的，只限于直接受战事影响的区域；第二个时期就是一九三八年三月至一九三九年六月，法币平准基金委员会通令停止出售外汇，在这个时期内，中日战争范围已扩大，物价已呈现普遍的直线的上涨之势，但尚比较平稳；第三个时期便是一九三九年六月至现在，物价突然好像失了拘束的野马，连续暴涨。我们现在为了方便起见，暂拿上海的物价做标准来说明这三个时期。据官方的调查，上海生活费指数，一九三六年为一〇〇，一九三七年为一一八·二一五，一九三八年为一五二·九〇，一九三九年为二〇三·二五，表面上看来，上海物价的上涨，和上述的分期有点两样，但事实上我们不能单凭这种笼统的数目字来下结论，在这个笼统的数目字后面，还隐蔽了许多真相。假如我们把一九三九年生活费的按月指数来检讨一下，我们便立即暴露一个可怕的现象出来。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六月尚在一五〇—一六五之间，……九月竟突然飞涨至二八三·二三，十二月又飞涨至三〇四·〇六”了。其次我们更具体的分析一下上海几种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下面的表也是一个官方的统计：

品名较一九三六年所增之百分数品名较一九三六年所增之百分数
炭五七二·九八豆油三〇四·一五
劈柴三〇〇·〇〇粳米二号 二九〇·二九
糯米二八一·六四籼米一号 二七八·一五
煤球二七二·八一废木柴 二四二·八六
洋山芋二四一·六七鲜鸭蛋 二三三·三三
煤油二一九·一二豆腐二一二·五〇
土布二一〇·八七咸雪菜 二〇七·二七
韭菜二〇六·六七豆腐干 二〇四·〇五
猪油一九五·一一火柴一九五·〇〇
东洋式楼房一九一·九八鲫鱼 一九一·七八
活鸡一八三·一三平房一八二·三二
粗布十三磅一七六·四七草纸 一七三·一三
黄豆芽一六六·六七固本肥皂 一六二·七五
石库门楼房一六二·〇三油豆腐 一五八·九六
斜纹布一五六·六七高粱 一五五·九二
条格布一五五·〇〇细布十二磅 一五四·九五
鲜鱼一五〇·三一老车牌面粉 一四九·七七
开水一四七·〇六鲜猪肉 一四五·八九
百页一四五·一〇咸白鱼 一四三·七五
线粉一三九·一三白糖三五温 一三二·二〇
切面一二九·七三黄酒一二四·四七
茶叶一一七·一四绒布一一五·六六
发芽豆一一四·二九鲜牛肉 一〇九·二一
漂布一〇七·四七线呢一〇三·四二
金鼠香烟九一·四九棉花 八八·六八
咸猪肉八二·七二花标布 八二·四七
男线袜四二支八〇·八八菠菜 七八·五七
青菜七四·二九豉油双套 六六·六七
白萝卜六一·七六盐四二·八六

　　这个表只告诉我们一九三九年一年的零售物价指数，而且显然还隐蔽了物价高涨的真实程度。凭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记忆，我们总可以大大修正这个统计。上海的米价在战前每担不过九元，一九三八年涨十元左右，一九三九年一二月涨至十一元左右，四月份涨至十四元，六月份又涨至十八元，至九月份竟涨至三十二元左右，十二月份则突破了四十元大关，现在又已涨至五十余元了，上海房租在战前一个亭子间不过四五元，平房不过二三元，统楼客堂每间不过八九元，一九三八年已增加一倍，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则已增至三四倍了。煤球是上海的主要燃料，战前每担仅一元左右，一九三九年初尚不出二元，六月以后便急促增涨，九月已涨至四元，现在则已涨至六元了。豆油战前每斤二角，现在已涨至一元左右。其余如面粉、衣服、肉类等价格通通一个样，那末比之一九三六年增加四五倍，三四倍的又何止像上表所指出的炭、劈柴和豆油。其实战后一般物价暴涨的趋势，其他地方也相差无几：据最近报载天津米价已突涨至四十八元一包，煤为一百零五元一吨，从前普通棉鞋四五元一双，现已涨至十三四元一双，至于直接受日军支配的沦陷区，如北平面粉每袋已涨至十五元，肉类涨二三倍不等。杭州本地产顶上白米每石须三十五六元，还不容易买到。汕头现粟每担四十余元，白米每元仅二升四合，番茄每元二十斤，柴每元十三斤，猪肉和豆油每元各十二两，煤油每元十三两，火柴每元廿盒。也许有人说，上述的材料只证明沦陷区和受日本控制的租界的特殊现象吧了，那末我们再拿非沦陷区的情形来揭破这种自欺欺人的话吧。昆明粮食类：米价每石四十六元，猪肉每斤一元三角，猪油每斤一元八角，菜油每斤一元三角，牛肉每斤七角，蔬菜每斤由二角至三角，食盐每公斤七角。燃料类：柴每百斤（六十公斤）五元至六元，炭每百斤十九元，火油每罐四十元，衣服类：斜布每尺七角，蚊帐布每尺三角五分，土布四角，西服每套由一百元起，衬衫十元起，皮鞋每对（洋珠皮）五十元，胶鞋（大中华力士）每双五元，袜每双一元二角。日用类：毛巾每条一元二角，洗衣皂每件八角，棕榄皂每件一元五角，力士皂每件一元一角，力士或黑人牙膏每枝一元，牙刷（梁新记）由一元至二元，发胶（沪制）每瓶三元，火水灯每枝一元五角，油灯每枝二元。药物类：平均每项比香港约贵五倍以上。福州白米每石四十二元六角，衡阳自来火每盒须五分，土布每尺三四角。重庆之必需品价格竟达抗战前之数倍或十倍，兹将一般日用工业品的价格列表如下：

物名数量现价 事变前
外套每件百元—三百元三十元—六十元
皮鞋每双二十五元—六十元五元—二十五元
老刀烟每包六角八分
棉布每尺二元一角
手巾每条六角一角二分—一角三分
袜子每双一元二角
电灯泡每个八元一元三角
石油每斤二元五角二角五分
蜡烛每根四角八分—五角六分
洋火每盒五分—八分二分
前门烟每包一元一角一角二分

　　我们的材料虽少，但也可以大略测知非沦陷区一般物价的可怕。一般的说来，沿海都市的物价以农产品（如食粮、原料）为最高，内地以工业品及西药最高（内地西药比沿海贵五倍）。但物价的惊人普遍上涨却是一样。这就证明：战争已把中国物价的双重严重性（过度的不平衡与绝对的增涨）发展到了极致。

二、抗战中中国物价高涨的直接原因


　　我们现在彻底的了解一下中国抗战后物价上涨的直接原因。

　　首先我们研究一下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经济生活所受的影响。在公开和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之下，中国市场的微弱的交通脉络，首先被破坏了：截至今日，日本已差不多破坏和占据了全国铁路线和一大半公路，又不仅控制了领海，还霸据了三大江，而在线点之外的中国游击队或正规军，也为了扰乱敌人的后方，不断自动破坏铁路和公路，甚至未被日本占领的省份，为了预防日本的进攻也自动破坏交通线（如广西之破坏近北海一带的公路便是一个例）；其次，敌人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为了独占中国的市场，又为了封锁未占领区及游击区，他们有系统的进行统制和没收占领区中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第三，在战争中军需品的巨量消耗已使中国法币的基金削减，而敌人又在占领区中有系统的用不兑现伪币或军用票来掉换法币，借以套取外汇，结果数度引起外汇的暴缩，使法币购买力从一先令二便士的法定比价跌至三便士多的最低点！第四，一九三九年九月欧战爆发，使全世界的市场失去平衡，更加重了战时中国市场的混乱（物价、金融引起特别厉害的波动）；末了，第五，中国抗战直到今天还不是在全民武装和民众有组织的监督之下，更不是在民众权力机关（“普选的国民大会”）之下进行的，抗战当局因为本身就代表少数富有者的利益，结果，金融家、工厂主、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甚至稍微过得去的中产之家，也肆无忌惮的利用战争所造成的上述条件，或操纵外汇，或囤积居奇，或借势垄断，或通敌投机，——总而言之，趁火打劫，发国难财。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经济所受的这几种影响便成了加速物价高涨的直接原因。这几种影响愈是扩大，物价也愈是高涨。不过我们光是平铺直叙的举出这几个原因还不能彻底明了物价问题的真相，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还要作进一步的暴露。现在没有一个人敢否认上述的几个原因，不管资产阶级报纸也好，提倡“劳资合作”的工贼和改良派也好，他们都不敢隐瞒它们。但他们却一致认定物价高涨的最最主要原因是敌人的进攻，而中国富有者的发国难财，他们则认为是最次要的原因，甚至把这个现象只归咎于“某些”奸商，而对整个有产阶级则认为“良心”尚在，认为他们还是“贤明的”、“爱国的”等等。这种理论，现在可以说是流行一时，同时也成了中国有产者的唯一护符。假如我们把它仔细分析一下，我们立即便暴露它的欺伪性。不错，我们也认定目前中国民众的一切痛苦都是敌人的进攻引起的（其实这也是相对的说法，假如我们从历史上观察下，这一次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却又正是中国有产者叛卖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后果，强盗的打劫是开门揖盗的内奸造成的）。但我们却绝不因此便看轻中国本身的原因。许多事实证明，中国富有者的趁火打劫对物价的影响正不下于敌人的进攻，同时许多事实也证明，趁火打劫的富有者不仅是“少数奸商”，还不多不少包括了整个中国有产阶级。没有一个奸商不和敌人狼狈为奸，但没有一个有产者不或多或少和投机事业有关。广州未失陷之前，某要人创立的粮食运销处操纵了广东全省的粮食出入口，买贱卖贵，无所不为。云南当局的操纵粮食也成了公开的秘密。福州的各种货物几无不居奇牟利。上海是中国有产阶级的大本营同时也是投机操纵的巢穴。那末我们把它当做代表来详细观察一下吧。我们上面已说过，一九三八年三月起，中国物价上涨有普遍之势，一九三九年六月起，中国物价便开始暴涨，这个现象显然与中国的货币购买力有密切的关联，因为上海外汇黑市场的产生和外汇暴缩的风潮完全与物价高涨的过程一致。那末，外汇投机与物价操纵显然是不可离的。据去年《申报》的一个有趣的统计，去年上半年上海各业涨价共二百〇三起，拿各月来比较，则一月份五起，二月份十起，三月份十九起，四月份十七起，五月份十四起，六月份突然增至一百三十八起，占涨价起数十分之六·六强！这位记者于是做了一个正确的解释说：“这因为六月份里黑市外汇一度收缩后，一般居奇囤积的商人，趁火打劫的明证。”外汇的猛烈收缩起自六月份，一直从去年五月的八便士跌至八月的三便士二五；这个时候也是外汇投机和物价高涨最厉害的时候。九月欧战发生，外汇虽略呈起势（回至五便士左右），但这对于物价已无能为力了，因为“欧战爆发，输入锐减，进口物品已经有涨价的可能，何况一般人又鉴于第一次欧战的前例，以为囤积洋货，定可获利倍蓰，故居奇不售”（《银钱界》第四卷第一期）。那末欧战倒还更助长上海商人的投机了。他们大都是利用每一度外汇的收缩，没有等到进新货的时候，便立刻把存货一律涨价。欧战发生，他们更趁机积洋货，如德国之机械、药物等，以便待价而沽，据上引杂志的同一作者说：“欧战勃发以后，几乎没有一种物品，不是投机者的对象。五金、药料、煤炭、布匹，甚至闹到年底把人民生活主要品的米和面粉，也都在囤集之列，……”其实，这种现象不是从欧战爆发以后才有的，欧战只不过把它表现得最尖锐吧了。中国银行资本在任何时候都是投机之王，而任何一次投机的风潮，要是没有银行的参加也是不可能的。战后，上海银行业的投机押款一时繁盛起来，它们利用庞大的资本操纵了整个投机市场，如最近引起舆论不满的米粮押款便是一个例。那末，这一切正可以证明：上海从银行家到各业资本家，没有一个不间接直接，或多或少与投机事业有关的，所谓“无商不奸”诚然不是一句虚语了。在上海这种发狂的投机热中，有产者的“商业道德”也特别表现得无耻和堕落。如去年末米粮价格飞涨最厉害时，报上发现这个消息：“最近有法租界太平桥菜市路三十九号光华米店，竟异想天开，在其门市零粜时，所用规定之钢质升箩底中，铺以马粪纸约寸许，蒙混盘剥贫民……”。《新问报》副刊上一位读者又提出这样的控诉说：“前天（十八日）午后一时，向某店购米一石，价三十元八角。因为信任他是正当商店，决不会有短少米量情事，所以在该米送来的时候，未曾对送米人当面复秤。旋又介绍邻居某君，向该店购米两石，价和前同。该米送来时，分装四袋，并附有不盖图章不贴印花之白纸一条，仅写‘白破两石’及一价码，绝不类商店发票。某君疑窦顿起，经逐袋复秤，发觉每袋各少米八斤，两石合计共少三十二斤。该店送米人，因事实证据俱在，无可狡辩。同时我亦将先购的一石过秤，连袋只有一百卅八斤，比某君的米，更少得多了。（按米店定章：每石净米一百五十六斤，市秤。袋一只作二斤）现在连袋只有一百卅八斤，不是一石要少廿斤吗？”其实，在门市零售中用各种方式欺骗贫穷消费者已成了家常便饭了。

　　我们在上面仅暴露非沦陷区或上海租界中中国有产者的投机操纵与物价的关系，我们认为在揭破上述的欺骗上，这是很切当和有力的证据。当然假如我们引证沦陷区的情形那就更露骨了：所有沦陷区的商人、富农、地主都没有不直接间接和日本军部勾结，共同操纵物价的，他们或经过“中日合作”的名义，或经过其他关系，托庇于日帝的指挥刀来垄断居奇。不过我们引证这种情形是不会令人心服的，因为人们已很有勇气的称沦陷区的奸商为奸商，正如他们已毫不踌躇的称沦陷区的统治者为汉奸一个样了。

三、物价高涨对中国各阶级的影响


　　我们既明了这次中国战时物价激涨的直接原因，我们便要进一步来研究这个现象所直接造成的社会后果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清楚更彻底的暴露物价问题的真相。我们现在研究：

　　第一，物价与利润的关系　　在抗战中中国有产者不惜破坏，甚至出卖祖国来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究竟是为的什么呢？是为了超额利润的追求，为了发国难财。我们为了方便起见，仍然引证上海的实例来证明。据报载，战后上海租界区内之华商纱厂，计申新二厂九厂、新裕一厂二厂、永安三厂、鸿章、大同、勤丰、统益等厂，共有纱锭四一,八八八枚，布机一,九〇三台，去年因纱布市况奇佳，每纱锭万枚可获利至五十万元以上，甚至有获利至百万元左右的。又据《密勒士评论报》阿拉尔斯君的估计，今年本埠的棉织业好况是引起全世界惊异的。上海多数英日中棉织厂都获得有史以来的最高利润和分发最大的红利。米粮业的获利也是意中事，上海米业行号不下三千数百家，去年因金融变化，乘机操纵米粮的结果，大都坐获巨利，如恒大、致成、瑞昌发等米号盈余有二三十万元之巨，最少者亦有数千元的纯益。面粉厂也大获厚利，如福新厂盈余达一千二百万元，阜丰厂盈利达九百万元。甚至鲜味业去年也获得较战前超出三倍的巨利。其他如水电交通地产各业，我们虽然没有得到具体的材料，但去年通通大获奇利。尤其是金融界，我们上面已说过，它们是投机大王，那末它们自然也是利润大王。据报载，去年沪上银行业所获巨利为十数年来罕见之盛况，中国通商银行盈利约达国币一百十万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及四行储蓄会两家盈利各达百万元，浙江兴业、浙江实业、四川美丰等十数家银行盈利达七十万元，官办之中国、交通二行，亦盈利四十万元。其次是钱庄：如福康、顺康、滋康等十数钱庄盈利三十万元以上，长盛、五丰等二十余家钱庄，亦达十万余元，甚至银号如汇中及汇丰等亦获十万元的互利。这便是上海和全中国有产者从物价高涨得来的“国难财”。一开始他们还常常引用他们的战时损失清单来辩护，等到他们的报纸也半吞半吐的承认这几年来的所得不仅已补偿了战时的损失，而且还获得大大盈余时，他们又指出法币对外价值的低减来辩护，殊不知他们的利得又早已在外汇投机中转成新的投机资本（如囤积新货等）了。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战时物价高涨与有产者超额利润的增加成正比例。此外，有产者即在消费方面也享有一个特权。他们可以用长期积备或批发的方式来消费。当今天一般穷苦消费者不得不按照市面高价消费时，有些有钱人尚在食十二元钱一担的米，用二角一斤的油，即使他们事先没有积存，他们仍可从大批购买，或直接批发中买得比零售市价更便宜的消费品。那末，我们还可以而且应该做出一个补充的结论：有产者的战时超额利润甚至还应加入日常消费中占便宜的一部分。这就是他们的惊人纯利。如果他们还有什么话说，那末，我们索性把他们的更惊人的秘密暴露出来吧。

　　第二，物价与工资的关系　　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现社会的两大对立阶级，利润与工资也是两种不可调和的物质利益。假如物价高涨与利润的累增成正比例，则物价高涨与工人实际工资的增加就成了反比例了。我们还是举上海的实例来证明吧。下面的表是上海工部局的材料：

　　一九三九年较一九三六年所增减之百分数
工资率男工（一）八·三三（十）一六·六七
　女工（十）二二·二二·（十）一七·〇二
　时工（十）五·六六（十）二四·四四
　件工（十）一二·二八（十）一四·二九
实际收入男时（一）四·一三（十）二六·四四
（实际收入即男件（一）二·三四（十）七·九〇
指名目工资加女时（十）四五·一三（十）五三·九一
津贴）女件（十）三五·三六（十）二四·九一

　　这个表最有意义的是指出男工的工资，较战前普通的削减了，只有轻工业部门的女工工资略略增加。而一九三九年较三八年，则男女工工资也略略增加。但假如拿工人名目工资增加的程度和生活费增加的程度一比，我们便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底下也是工部局发表的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之真实工资指数表：

　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
实际收入指数一〇〇·〇〇八四·八三九二·五八一一九·〇九
生活费指数一〇〇·〇〇二八·一五一五二·九〇二〇五·二五
货币购买力一〇〇·〇〇八四·六四六五·四〇四九·二〇
真实工资指数一〇〇·〇〇七一·八〇六〇·四二五八·五九

　　这个表证明一九三九年工人的名目工资，虽已恢复或略略超过战前的水准，但真实工资仅及一九三六年之六十弱。其实，我们上面已指出过，官方的生活费统计是笼统的，不确实的，他们的结论与实际情形相差很远。按照常识推论，工人的平均生活费何止超过战前两倍多，恐怕三四倍也到了。这就是说，工人所得的实际工资，比官方的统计还要低得多。工作时间的延长及其他待遇的恶化更加重实际工资削减的意义。据工部局调查去年上海各业工人平均每月工作二三·七八日，一九三八年则为二三·六六日，一九三六年为二二·四八日。“就一般情形而论，本年（一九三九年）各业皆忙，造纸业每月工作日数最多，平均为二八·五九日；其次油业，为二七·八一日；又次面粉业，为二七·二二日。”工作时间延长同时劳动强度也增加了，工厂当局对工人的鞭策，如罚款、计件工资制等达到了最黑暗最野蛮的程度，而工人家族的死亡率也委实吓人。那末，工人实际工资的削减应加入工作时间过度延长及劳动强度过度提高，所引起的直接或间接的损失（前者如罚款、积劳致死等，后者如精神萎靡、道德与智力衰退等），这才是观察物价与工资关系的正确标准。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现在有权利做出一个总的结论：物价高涨所给予资产阶级的惊人的超额利润原来就是工人实际工资过度削减，工作时间过度延长，劳动强度过度提高的产物，换句话说，在物价高涨中，资本家的骄奢淫逸原来就是建筑在工人的贫病死亡上面的，有产者原来是在工人的尸身上跳舞！

　　第三，物价与一般小资产阶级生活　　在物价高涨中，城市各公司的职员和小手工业者所受的痛苦也并不下于工人，他们平均每月不过十五元至二十元薪给，假如有家庭负担，则简直难于度日。《新闻报》十二月廿六日副刊上刊载一封信，可以代表一般小职员的悲惨生活：

　　“我是供职于某某商店的一个起码小职员。老板对我们的待遇怎样呢？唉，说也可怜，每月仅有七元罢了！在战前，店中生意甚佳，每年可盈余八九千元。八一三战事发生后，因营业稍受影响，于是，我们的薪水，便大大的打起折扣来。先是五折，到今年六月，才算改为八折。先生，你想，目下生活程度多么高，剃一次头，就需三角，沐一次浴，也非四角不办。充作早上点心的大饼、油条，现在已由二分加到三分。其他鞋、袜、种种日用必需之品，有哪一样是便宜的？这区区七元，够什么分派，如何维持？我们的老板呢，日打烟枪（吃鸦片），夜玩舞场，逍遥作乐。何曾顾到我们一点苦楚？圣诞将届了，只见他买这样，买那样，大包小包从公司里带回来，预备送礼。他的居室内，也布置得金碧辉煌，更显得高贵富丽，虽然米价狂涨，角票分票缺少等等恐慌，迭一连二的袭来，然而，这与他有何关系？他既有战前历年积下的盈余，又有战后从事投机生意赚得的大批花花绿绿的钞票。财力真充实得很啊！想我们一般小职员，帮老板做了多年事，现在逢到困难，他既有的是钱，在理应该照顾我们一些。然而他们永远想不到这些的！（XX商店一个小职员上）”

　　知识阶级也陷入悲惨的困境了。去年《新闻报》副刊载有一封通信，是描写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活的，我们现在摘录一点如下：

　　“昆明物价奇昂，外江佬来已一年以上者，多无袜赤足。联大学生大都满面髭发，盖校外剃一头须六角，校内亦三四角也。联大学生膳食，系学生自组膳食委员会，每人出费十五元，米系糙斑米，每人可食五六碗，菜碗如上海饭碗大，且底部突出。几片菜叶，或豆芽，余俱是汤。第一碗饭，每人几筷菜即光。以后即须白吃，某学生云：白吃亦很甜，可惜来不及细嚼。
　　“早晨一粥，等于吃粥汤，每人可灌上四五碗，未上课已饿。一学生常挺胸曰：我辈肚皮固空，呼吸十分畅。……
　　“学生最怕之事，为文具缺乏。做实验报告之十六开报纸一张，价已涨至一分半。每天至少用六张，即须一角。其他一破橡皮一铅笔头，俱系至宝。许多学生，俱谓皮鞋八十元一双，于我等不生影响，墨水八角一瓶，实在吃不消。
　　“昆明最近大雪奇寒，惟日中仍夹衣，学生冷中相遇，多耸肩微笑。……”

　　当然这种描写多少还带点轻松，但骨子里却表现他们的生活是非常黯淡的。中小学教职员的生活与普通大小店员差不多。至于靠卖文为生的所谓头脑劳动者，情形更坏，除了少数有特殊地位和社会关系的作家之外，普通文化人每千字只得到一元钱的稿费，他们受书贾的剥削是无抵抗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抵抗的条件。其他城市的“小人物”如小贩虽然偶然也在投机中沾点小惠，但日常消费品的过度高涨与货币制度的混乱立即又使他们消竭了。

　　这还是城市的情形，我们相信农村中的情形必然更坏。在这样沉重的生活压迫之下，失业与死亡以同等速度而增加。现在所有失业者的变相名称便是难民，假如我们把全国难民的总数统计一下一定吓人。至于死亡数，光是上海一埠，去年冬季数月之间便达数千人，这还是官方根据普善山庄一处的统计，真实的总数恐怕一定大得多。

　　上面的事实使我们得出一个更完全的结论：在物价高涨中，少数有产阶级牺牲全人口的绝大多数来积累无比的超额利润。

四、物价高涨与阶级矛盾


　　自从抗战发生后，“劳资合作”便盛极一时，一切参加抗战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政派都拿这种学说做标榜。事实上，在一个阶级矛盾的社会里，这种学说丝毫掩盖不了，也缓和不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斗争，即使在民族危机非常严重的条约之下，这种斗争只有更加激烈，绝不会和缓，因为环境愈加恶劣，每一阶级为自己而牺牲他人的斗争也愈是厉害。过去二年来所谓“贤明”和“爱国”有产者之肆无忌惮的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以及相应于此的政治上的严厉压迫已从反面证明在民族抗战中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总之，社会的发展乃遵循其自身的规律而绝不是遵循人们的意志。除非这个社会已整个死亡了，又除非被剥削者自甘于自杀和饿死，否则物价的无止境的高涨必然要引起剧烈的爆发的。

　　上海职工因为物价高涨及生活困难而爆发的罢工斗争，从一九三八年末便略见抬头。不过从一九三八年末至一九三九年六月以前，上海职工的罢工大致上还是缓慢的、零星的，而且还只限于小厂（以沪西的小绸厂占多数），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时期，物价的上涨还比较平稳，职工的一般要求也不很高（他们的中心口号不过是恢复战前的名目工资）。一九三九年六月以后因物价的剧烈上涨，不仅在职工中就是在其他民众中也引起极大的恐慌，因此，职工罢工便急速增长，尤其是十二月，职工受了年关的刺激，一个月当中竟爆发了四十余次罢工，包括三四十家店厂和二万余职工，斗争已不限于小厂，连许多大厂大公司（如永安、大新、先施、国货、永安纱厂等）也蔓延到了。这是抗战二年来罕见的现象。至于其他民众的最大斗争便是贫民的抢米风潮，去年十二月这一风潮构成严重的局面：竟有一日之间发生抢米二十二次的。这就完全证明物价上涨愈烈，阶级冲突也愈烈。

五、假的慈悲与假的药方


　　我们在上面已说过，物价问题既已成了抗战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假如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则抗战胜利的前途就要大受打击。但可惜我们直到今天还看不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尤其不幸的是，我们即在物价问题的解决方法上也只发现“阶级利益的冲突”而没有发现丝毫“调和”或“合作”。我们的抗战政府一开始简直不注意这个问题，等到这个问题已日趋严重，足以威胁社会的安宁时，他们才着手颁布一些法令，如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取缔囤积日用必需品办法、平价购销办法、规定最高米价及征收过分所得税等。这些办法的内容综合起来不出如下几点：（一）由地方当局及商业团体共同成立评定物价委员会规定数种日用品之最高价格；（二）规定日用必需品之存储数额，超过部分限期出售，否则以公平价格收买之；（三）由政府购办消费品，按平价发卖；（四）征收战时投机利润税。在表面上这些办法似乎应该能够相当遏抑物价的高涨，但事实却不是那么简单。第一，这些办法表面上即使如何“公平”，苟执行者仍是贪图私利的有产者及其代表而一般消费者（劳苦大众）没有参预的权利，则“公平”也就变成不公平。第二，这些办法本身还充满维护少数有产者剥削特权及一己私利的精神，它们对囤积居奇者极力避免采取直接没收等“过激”手段。正因为有了这两个缺点，所以上述各种应急办法根本不能抑制物价，它们充其量也不过在有产者内部尽一种极短促的“仲裁”作用而已。远者不说，我们且拿上海租界当局及商业团体的物价政策来看吧（这些政策当然也是抄袭我们抗战当局的）。他们最早是规定米粮的最高限价，但每一次米价高涨，他们便于事后规定一个新的限价，结果限价竟跟着米价的后面一步一步的提高，这就证明，有产者及其代理人的评定物价只不过是使商品的投机价格合法化而已。至于以“公平价格收买”代替没收，以政府的“平价购销”来代替民众对生产和分配的直接监督，其结果当然也不言而喻。或者“过分所得税”是有产者的唯一自我牺牲吧。关于这一点，我想最好还是参考一下上海某会计师的见解，他首先照例批评政府征收过分所得税的比率过高，接着他便指出沿海一带的资产阶级是可以随时逃避这一种不公平的义务的（其实他也应该指出不受重庆直接指挥的地方资产阶级也一定要逃避这一义务的）；不过他最末了却安慰上海的资产阶级说：你们应注意，在过分所得税征收法上，政府已规定凡是战时曾受损失的便可以酌量免收。那末，起码有一大部分资产阶级要归入“免收”一类，因为事实上有哪一个资本家不能够或者没有权利列出一笔战时损失清单呵！事情的内幕就是如此，我们还希望什么奇迹呢？

六、正当的解决办法


　　物价问题既仅仅是一个战时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历史的社会问题，那末凡是能顺应历史趋势的，或者更明白的说，凡是符合大多数民众底历史利益的就是正当的解决办法。我现在试按照中国民众当前的迫切需求，举出几项解决物价问题的最正当的办法如下：

　　（一）全国消费者：工人、农民、贫民、学生、管家妇分别组织物价委员会，规定日用必需品的最高限价，实行由消费者自己监督消费或分配；
　　（二）恢复民众组织及言论自由，让他们自由举发，搜查囤积居奇的奸商，自由批评政府的物价政策；
　　（三）为了预防有产者因为利润减少而怠工起见，由工人直接监督生产；
　　（四）规定工资薪金应随物价的高涨而增加；
　　（五）征收财产累进税，没收投机奸商的财产充作抗战经费；
　　（六）由民众的武装来维持交通路线及稽查日货及一切私货偷运，又由民众的公开革命法庭审判奸商；
　　（七）没收土地首先是汉奸地主，或操纵粮食的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难民及抗日士兵以解决战时粮食问题。

　　这些办法也许被人笑为“过激的空谈”吧。但我们根据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又根据俄国一九一七年的新鲜经验，急剧的物价高涨也只有“过激”的办法才能解决了。它们当然不是每一阶级，每一个“伟人”能够实现的，被历史抛到老远过去的阶级和人物不仅不敢采纳这些办法，而且还必然深恶痛绝它们，但这有什么办法呢？历史已把这个问题那样严重的提出来，谁如果不能解决它，谁就被它打碎吧，我们相信合理的解决必有合理的阶级来执行的。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