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托派刊物《动向》（1939） -> 第三期
A·马尔劳论
杜比作，小邨译
杜比（F.W.Dupee）为美国有名的文艺批评家，现任Partisan Review主笔，本文即自一九三八年三月份之该杂志译出——译者。
马梭·阿尔诺德有一次谈到拜伦，说时代精神帮助了他；但是谈到昂德里·马尔劳呢，因为他把这许多近代史实收入到他的小说里，那末最好还是说，他是替时代精神工作的。他最近一本小说（《希望》——著者）是关于西班牙那个尚未完结的战争的，马尔劳是该国政府底空军组织者，他亲身经历这个战争。这个题材是具有争论性的：一个小说家很难把握着它，除非他别具目的。希望（无论它的战争的分析，它的态度和价值都是含有党派性的）赤裸裸是一种较高的派别的政论著作。但让我们立即说，它不是一个新闻记者的作品，它是一本艺术家的书，这个艺术家并未捐弃他的独特的观念、情调和方法，他只是使它们迁就于新的情况吧了。他是从某一点出发的，这一点，凡是熟识他以前底作品的人都可充分认识的。
几年之前马尔劳已部分的崇尚了革命的价值，从此以后他便不止一次地改变他的政治信仰。但死与行动（Death and action）这对孪生的苦恼已深植在他的心上，在他底发展的每一阶段中，都给他的观念规定一种特殊的形式。他的第一部重要的小说《皇道》，是他这些苦恼的更真实的反映。它的世界是一个死和暴力的无差别的空虚。它的人物都是千篇一律的。而且这部小说虽然名义上是以二十世纪印度支那的莽林为背景，实际上不管空间和时间都是很少固定的。但《皇道》底抽象的英雄不久让位于另一种作风。在《征服者》里，英雄的要素尚保留着，但它已在当今的世界里获得一个基础。但这个基础大部分都是共产主义者喀林的一个台座，喀林是一个孤独的、无情的、对人和历史满怀轻蔑的人，他摈弃他那冒生命的危险而服务的那个运动——革命。一九二六年的中国，总同盟罢工和农民暴动的，帝国主义阴谋的，国民党和共产国际的中国，在喀林看来（虽然他扮演一个职业共产主义者的角色），只是一个“奇景”而已。现在，马尔劳设法把这一点在心理上描写成这样一种不可置信的情形，给喀林以一种仇恨的等级：假如他轻视无产阶级，那末，他仇视资产阶级还要厉害。但是他的区别并不含有社会的洞察力或价值。喀林内在的基础是死的苦恼与迫得用绝望底勇敢的行为来抗拒死亡的强制力。这确乎是走向自毁的一种推动；而革命呢，干脆说来，它是在一个世界里尽可能英勇地自杀的手段，这个世界却受了中等阶级底渗透的自满而损害了庄严的。《皇道》的英雄是时间和空间的一个冒险家：喀林是政治上的一个冒险家。
但喀林并不就是全部小说；马尔劳的兴趣也不在于他底重要人物的虚无主义所规定的阴谋。背景——广州的总同盟罢工——这是他以一种真诚的（虽是误入歧途的），历史的好奇心而揭露的。陈达，有钱的自由派，和洪，恐怖主义者——这是马尔劳所描绘的两个深刻的政治轮廓。此外还有鲍罗庭，他代表他底“职业革命家”的理想。但鲍罗庭是一个抽象，而且在他和喀林的关系中，他完全是被动的。因此喀林代表传统的虚无主义，而鲍罗庭则代表感情上不同流合污的马克斯主义，这是作者身为一个小资产阶级智识份子底革命孩提的遗产。但马尔劳至此就不能撮合价值的两个世界了，因此，在《征服者》中，他们只是觌面于一道互相不了解的深渊之前；而这部小说虽极力在这个缺口上架一道桥，但仍裂成两部分。
在马尔劳的另一部小说中，英雄和奇景，共产主义和虚无主义已获得较为满意的关系。《人之命运》里，革命已进入到而且已改变了死的概念。这个英雄现在把个人主义者底死寂的孤独，和革命底集体性的友谊的推动，当做不可避免底事情的一个矛盾，结合在他一己的身上。他并不像喀林一样，处于政治的冒险中，而是处于集体名义之下底行动中的一个人，他设法逃脱他的命运。这些人物因此便有了一种心理的统一性，而这部小说（具有组织严密的散文，紧凑的结构，幻梦与行动交替着的节奏，内在的模型和情调的差别，）也有一种戏剧式的统一性来配合。因为假如一方面帝国主义者，他方面革命党人，都以他们不同的作用反映出马尔劳关于历史价值的意义，——假如，换句话说，乔这类人是“同情的”，维拉尔们是“非同情的”——则他们归根到底，都是同一模型里造出来的人物吧了，这模型就是人类“命运”的模型。
因此，马尔劳在《人之命运》中完成了诸道德原则的一种意象的接合，而这些道德原则在真实的世界里当然要拒绝连接的。那末《人之命运》与其说是革命运动自身底特殊心理的写实主义的研究，还不如说是一个智识分子底境遇的戏剧化。而这一点，事实上，描写了马尔劳的整个作品，同时又规定了他和他这个时代底社会力量的关系。革命之所以是一个价值，在他看来，主要的还是因为它影响着理想的世界——即智识份子的世界。他并不把他的命运寄托于无产阶级，而像大多数作家一样，把一双脚踏在两个阵营里面。但革命并不是静止的；它与世界无产阶级的运动及其政党的命运一齐升沉。智识份子悬在两个阶级之间，在物质上依赖着资产阶级，但精神上则倾向无产阶级，他们随着工人阶级前进和退却的节奏而摇摆不定。马尔劳的一生较之许多作家还要忠实地反映某一时期欧洲智识份子底周期的危机，在这一时期内革命运动（受共产国际操纵的）已在无常中，亲自给全世界树立了一个实例。
马尔劳给我们以死亡——行动的对称，他底浪漫主义的遗产，他好像已造出一个特殊的理由来辩护他和革命运动及其诸色党派瞬息万变的关系。在《人之命运》里也可以找出它的线索来，乔对共产国际代表说过这几句：“在马克斯主义里含有一种宿命的意义，也含有某一种愿望的高扬。每一次宿命碰到愿望的时候，我便怀疑起来。”乔在批评共产国际时说这几句话，因为后者拒绝对蒋介石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当时蒋介石显然正在准备摧残共产党人。《人之命运》的政治事件因此好像是反共产国际的，而且好像就是对斯大林派和国民党成立无原则底合作的政策而作的一种半托洛斯基派的批评，这种合作政策，马尔劳在《征服者》中以那样同情态度表现出来的。但是谈到马尔劳底政治上的故事则还有比这更多的事情。《人之命运》写就于《征服者》五年之后。当时，政局已深刻的变动。受了中国灾祸的影响，共产国际已走入它的所谓第三时期，一个极端教派的时期，而它的影响已不甚重要。但在这一个时期托洛斯基号召一个反法西斯主义的工人阵线似乎对马尔劳已有多少影响，大概他当时把“行动的愿望”和那位被放逐的布尔塞维克并提，而“宿命论”则和株守不动的共产国际并提。但共产国际碰到希特勒上台而回到它的旧政策，和宣布人民阵线时，它又好像对马克斯主义的“愿望”重获它的权利；而马尔劳又重新撤回他的同情。托洛斯基现在成了“过去的一刻”，而那些继续坚守革命底原则的人们都成了一批空想的道德家了。现在明白得很，马尔劳只是把他自己的惶惑设想成马克斯主义而已；“愿望”或“行动”的概念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政治属性，相反的，它们倒和强权政治，和为了暂时底“胜利”而举行的冒险行径，一句话，和阶级合作同一意义。可笑的是马尔劳把胜利和阶级合作等量齐观，把他自己和那个庄皇而不出色的共产国际一视同仁，他实际上已写了“一首失败的史诗了”。
一九三五年，德累·拉·罗些耳，一个法国小说家，把马尔劳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作了一些聪明的观察。他说，马尔劳的共产主义史诗是一首失败的史诗。它从蒋介石的不稳固的胜利始，以目下德国共产党人底悲惨的消极而终。现在呢，奉了斯大林的命令，共产党“放弃它底极端暴力的外来的梦”而宣布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了。马尔劳将改变他的小说的属性吗？罗些耳下结论说，人们等着民主保卫的第一部共产主义的小说吧。
《愤怒的日子》，严格的说来，不是民主保卫的小说，但它却是一部过渡的产品。《愤怒的日子》直接受了一九三三和三四年事变——希特勒、集中营、国会纵火案、德米特洛夫——的激动，它是共产主义挣扎者的一首抒情诗。英雄的概念又发生一次变更。假如乔把死的意义和行动的意志结合于一身，加士纳只是意志的化身而已。在《人之命运》中的一切人物看来，死具有一种形而上的实在——代替原始罪孽的一种实在，它是人类共有的财产，它给个人行为以基本的动机，它把人类命运的模型加在阶级斗争的模型之上。但现在，在《愤怒的日子》，死已集中在加士纳受禁底监狱的纯俗世的意象中；生命也集中在反法西斯派的同志感情中。那些人物不再专志于一种宿命的死；他们正在把死当作一种政治的刑罚而企图逃避。使他们互相隔离的不复是他们底强烈的细分的个性，而是他们底监狱的墙壁。《愤怒的日子》因此是一种新观念的代表：流产的斯大林主义的人道主义，它之繁盛起来，充满人类的新鲜希望，像梦一般的短促和光辉，就在那转变的几年：一九三四和三五年——在第三时期结束之后和第四时期开花灿烂之前，在教派主义的黑夜之后和人民阵线当权底强烈的、失望的闪光之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和莫斯科审判案之前。
假如《愤怒的日子》是一个过渡的作品，《希望》便是具有最成熟的形式的“民主保卫的小说”。虽然它仅包含战争的头一期（以瓜达玛拉一役为终结），但《希望》究竟是一卷长书，它的构造是综错的，如果不是复杂的；而且它的人物之多，差不多和战争本身底各面一样。第一章以暴动早期的马德里为背景，铁路工会管理了北站的电话总局；马奴哀尔，一个青年共产党员，正逐个逐个的打电话给西班牙的重大城市。用这种方法，马奴哀尔确定哪些城市是尽忠于政府，又哪些已投降于法西斯派；读者立即便知道西班牙的军事形势……奴哀尔离开火车站，跑入马德里的街道。那一晚挤满了人群，而且杀气腾腾。到处都有Salud的么喝和国际歌的片断歌声。满载民军的货车正以每小时七十里的速率开赴塞拉。政府许多星期来漠视那个危急的军事叛乱，而群众却愈来愈紧张地等待它，因此开战那一晚的来临，简直就好像“一个广泛的解放”一样。工人和店东都统一在人民阵线底“惊人的友谊”中……那末，政治局势呢？“那些工人组织一面管理这个城（马尔劳吿诉我们），一面等着政府的训令”。但政府本身被描写得太瘫痪，太无法动作了，它简直好像在“等着”工人的“训令”。
巴塞洛那不像马德里，在那里有了巷战。包庇法西斯派的教堂烧掉了。哥隆旅馆，暴动的大本营被无政府主义联合会派来的临时民军包围着。工厂的气笛呜呜示警，信鸽盘旋于障碍物的上空。马尔劳应用很大的精确和抒情诗的能力来刻画巷战底特殊的恐怖，一个武装了的无产阶级的飞扬。但是，他告诉我们，飞扬是不够的。我们碰到无政府主义者布易，他好像马尔劳的一切代言人一样，是一个领袖，一个负责者。他眼见他们的同志在哥隆旅馆前面底放纵的英雄主义，他断定他们死得毫无必要；他们的牺牲姿态是绝望底一代的遗迹，即“一切政治问题都变成了勇敢和质量问题”的那一代的遗迹。但今天有了希望了，而“问题已不是树立榜样而是取得胜利”。他觉得他的同志所需要的是“调协”。
布易的见解暴露了这部小说的主要目的——它的课题将是共和军的命令——同时那些无政府党人的行为，他们的宿命论，他们的英雄，他们对死亡和失败的彰明的淡漠使我们想起陈和乔，且暗示和早期几部小说的一种观念上的联系。
马尔劳既然以武装力量的协调做他的课题，他便碰到共和军西班牙的一个中心问题。但他却不能周到地来看待它。这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马尔劳却把它视为一种纯军事的难题。它包含了最活生生的革命原则：马尔劳却把它当做一个与空想的蠢事相反的常识问题提出来。它促进了工人运动的致命的分裂，巴塞洛那底悲惨的五月事变达到了顶点，并把战争弄成长期的局面；马尔劳在一个简单对话中处置它的主要争点。
在这个简单而重要的对话中，主要的争论者是马宁（国际纵队的司令官）和加尔西亚，从前是一个人种学者，但现在却是一个情报部的官员，他在全部小说中，串着马尔劳最亲切的代言人的角色。加尔西亚指出德意送给佛朗哥底高度机械化的援助，他提议把进行战争的方法来一个剧烈的变动。
“这次战争将是一个技术的战争（他说），我们将来一定得进行它，不要谈什么感情。”他认为我们不能期望那些工人阶级领袖“借巡视而变成专家”。
但是，马宁反对说，保住塞拉的却是民众。
“我的好先生（加尔西亚答说），我们同时受了两三种很危险的神话所营养和毒害了。第一就是法国的：人民（具有一个大写字母P）制造法国革命。就算这样吧。但并不因此就断定，因为一百根尖头杖能够战胜几枝蹩脚毛瑟枪，一百枝猎枪也能够战胜一架好飞机。俄国革命把事情弄得更复杂。在政治上，它是二十世纪的第一个革命；但是你要注意，在军事的意义上，它却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一个了。革命党人有街道障碍物，但沙皇党人却没有坦克车，也没有空军……西班牙今天布满了障碍物——来抵抗佛朗哥的空军。”
加尔西亚的一个同伴附带说，“从前民军向来没有和一支近代军队作过战。华兰格尔是被红军，并不是被游击队打败的。”
简单讲一句。到了目前的阶段，革命就是“团结的天启”，而组织这个天启，也就是它们起码的机能。
谈话终结了。马宁再也不能想出什么反对论调了。他当了一回争论的陪衬物——好一个义务的陪衬物！——之后，他便回到他的本来角色，成了马尔劳在空中的一个理想的观察者。
加尔西亚底技术政治的妄想，无需花极大时问来论驳。据我们所知道，军事技术与生产技术的发展是采取同一步调的；它们的相互关系并没有因为法国革命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物质的进步而有所变动。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社会中是谁来使用机器——及机关枪；事实上，确定的讲来，工人们是非正式的技师。末了，假如无产阶级的领袖不能期望“以巡视成为专家”，那末，加尔西亚那样热心引证的红军又是谁组织的呢？……，并不是俄国革命给加尔西亚们“把事情弄复杂”，而是西班牙革命。在这些场合中，往往要找一个“革命的救主”，而这个救主归根到底又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救主。加尔西亚底想象的工程师等级就是克仑斯基的副本，克仑斯基也许已挽救了俄国革命——为了卡尼洛夫；同时又是诺斯克和谢特曼的副本，他们挽救了德国革命——为了希特勒。在西班牙的场合中，一定要给军略造出若干漂亮的修辞学的辩解，而军事当局，多谢共产国际，却利用这种军略君临于工人民军之上并恢复了资产阶级国家，加强这个不稳固的机构而铲除革命的命根——这一队“技师的精兵”适得正和Deus ex machina一样的精妙。如果现在我们参证一下纪录，我们便知道，事实上在共和军西班牙里没有一个团体反对一支集中化的反法西斯军队的。战士们之和斯大林派分裂是在统制权的问题上——即究竟它应留在工人手里，抑或应该交还资产阶级政府。像马尔劳所虚构的那种仁慈的和公平的工程师的同伴关系是不存在的。问题是资产阶级政府抑或工人组织。马尔劳的技师精兵使我们想起道德的精兵或革命的僧侣，这种僧侣是西龙在《面包与酒》中提出来代替马克斯主义党的。无疑的，两种观念都反映着共产国际的失败，但西龙的观念是胸无城府的，是直接反对官僚主义而走向群众的，而且是以一种伟大底隐譬的光辉去照明斯大林主义底道德和社会的破产的，马尔劳的学说则好像一种婉曲法，它不仅给党的官僚利用来反对群众，而且还模糊了西班牙的真正决择，模糊了该国所造成底决择的真正性质。
根据它的前提，我们可以预想《希望》非常详细的叙述军事的事情，而实在确乎如此。真正的英雄是共和军，它从工人的民军中形成，又逐渐逐渐联成一个单一的大组织，放在“统一的指挥”之下，隶属于资产阶级国家。这部小说的构造是由战争本身的逻辑来决定的，人物大都是充当各种行动园地的观察者和铨释者而活动的。事实上，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感觉得好像我们在阅读某一超然底、满怀人民阵线思想底报告者的回忆录，一个海明威或马萧士的回忆录，这个人搜集了几百种印象记和轶事，便匆匆忙忙的把它们录入他的书里——这次战争的所有战役，著名的功勋，第一流的人物，绘声绘影的详情——从La Pasionaria到声震蛮荒的鼓动的广播，从无政府主义联合会内的法西斯奸细到爱尔·格累哥斯的救护。在这一堆惊人的例证中，《希望》的人物要素已变得渺小和灰色了，而且都好像某种陈旧底文学形式的被遗弃的残迹。马奴哀尔们和加尔西亚们只是这个或那个观点的代言人，他们自身缺乏任何生命，以便利用这个生命来把一种亲切的模型加在军事的小世界上。但即在这里，在道德论调的领城内（小说的人物就在这里，衡量他们的价值），空气还是紧密和受拘束的；而且那些哲学——特别是那些对抗时行戒律的——正好像人物一样，最后分析起来，都无法现实化。自由派，无政府主义者，没有一个很自由去发展他底观点所派生的一幕剧；也没有一个能像《征服者》中的洪，几乎可以逆转作者用以打击他的同情的洪流；但归根到底，他们都有木偶式的机械的连接，而这些木偶的可能性最后又由他们底能动的关节和腹语者的意志来限制的。
《希望》是愿望的产品，这里所谓愿望，不是文学的愿望而是行动的愿望，这种愿望已终于和马尔劳一起，代替了文学愿望的地位。假如我们把这部小说和《人之命运》一比（在《人之命运》中，一个艺术家的自觉在每一种形式和意义底情调的差别中都非常明白），我们见到他把革命的小说改变成为微弱虚构底报告的传达工具——确乎是生动和值得一读的，但可惜没有形态或统一，而且只有极微薄底人性的内容。《希望》所露出的缺点——草率结构的痕迹，抑制的象征——一定是由于人民阵线宣传方面的紧急需要，这种紧急需要的压力，世界作家马尔劳和《新群众》杂志上一个普通的评论者是一样感觉到的。而且在我们熟读那小说之前，我们还要注意，它包含了对流行底煽动说教的另一些更重大的让步；马尔劳的许多特有的观念，都已经变质或降格去迁就它的要求。（未完）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