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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发展的特点
梁石生〔刘家良〕
日本帝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决定了她目前的全部政策，并命定了她未来的结局。
日本一般的历史家总喜欢把日本历史加以神话，仿佛这个太阳帝国是神赐的天国，她不仅要统治亚洲，还要统治整个地球。究竟这个野心是否有丝毫实现的可能，我们不想诉之感情，而要从冷酷的经济分析来加以论断。日本帝国的地理位置既在亚洲，总不能逃出东方那种长期停滞和缓慢发展底历史的环境的影响。整个亚洲急剧卷入西方资本主义的漩涡里，还是十九世纪的事情，而日本之正式脱离中古的野蛮状态，不过起于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维新，距离现在不过七十一年，但距离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差不多有两个世纪了。当欧洲的资本主义逐渐征服全世界，逐渐占据世界上最肥沃的领土，而且正在分割亚洲，即当工业资本主义转向帝国主义的过渡期间（一八六〇——一八七〇年），日本资本主义才是呱呱坠地。她之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显然不是她历史底正常发展的结果，而是受了外来的影响推动的，这是她的第一个特点同时也是她缺乏充分原始积累的基本原因。
日本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非常短促，她差不多与明治维新的政治改革同时发生，因此，她的实现较之欧洲各先进国更依赖于政治的权力，更带强迫性，而且更带野蛮性。明治维新的结果，经过公债证书一下子把四百八十家的华族转成为资本的榨取阶级，并严厉的确立土地私有权和自由买卖制，现物地租迅速改为金钱地租，四十万户的士族（约二百万人），和因土地迅速兼并而被排挤出来的农民，形成了天然的劳动市场。一切资本主义经济的先决条件，都仿佛是二十四小时内一下子用法令造成的；日本的整个社会外表上没有经过巨大的震动，实际上在明治维新以来已举行了天翻地覆的改革工作了。日本经济的发展没有认真经过手工业和手工业工场的阶段，她没有像欧洲中世纪的自由都市（建筑在手工业基础上的），她没有一个成熟的第三阶级和封建皇朝作长期的斗争。因此她的改革，只有从上面由开明的封建地主和商人采取妥协，互相影响，并以同化的手段来执行的，这与普鲁士的发展同一类型，虽然日本的物质基础比普鲁士的还要贫弱些，她的历史条件比普鲁士还要不利些。日本的原始积累不仅与政治的变革同时，而且与产业革命综合地发展。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很快便和产业的发展交织起来，但正因为原始积累过程的短促，日本的产业必须放在天皇的温室里才能发展，换言之，日本的产业必须更多依赖于政治手段的扶持，这是她的第二个特点。
差不多日本所有重要产业的发展，都是由政府一手培养起来的，明治初期最重要的产业之一，便是邮便汽船三菱会所，政府除了把官府的船只借给她之外，每年还补助她二十五万元的航海助长金。在政府的推动之下，从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不到三十年期间，日本已完成她的工业基础。我们试拿日本的重要轻工业——棉纱纺织来看，一八七八年的纺织工厂只有三个，锤数仅八千二百余，生产额约二十万元，但再过二十年，到了一八九八年，纺织厂数已增至七十四，锤数增至七十六万八千三百三十八，生产额增至二千六百一十三万四千一百二十元。又在一八七八年，日本尚输入棉纱及棉织物约一千万元以上，一九〇〇年，日本能输出价值二千三百六十四〔万〕元的棉纱，而输入则大为减少。日本从入超国转到出超国，从农业国转到工业国，是以飞跃的姿势发展的。但日本的产业发展愈快，则她各部门间的不平衡发展亦愈烈。这是她的第三个特点。
日本因受资本贫乏的限制，不能在一切部门中立即采用近代式的生产制，而且为着与先进国的廉价商品竞争，她必须采取最落后和残酷的剥削方法，因此，自明治维新直到现在，日本最发达的制丝业、染织业、陶器业等，大都还采取小规模的家内工业制或手工业工场制，就是大规模的近代工厂制，也与手工业的生产间接直接的发生联系。大机器生产与家内手工业及手工业工厂制相结合，资本的高度有机构成与工资血汗制相结合，形成了日本产业发展的基础。而由于上述同一理由，日本产业的集中化也异常迅速。日本的产业差不多一开始便采取垄断的形式。早在一八八一年，日本的制纸联合会便开始垄断纸的市场。一八八三年纺织联合会亦为垄断的目的而成立。一八八七年以后日本、札幌、大阪三家麦酒公司瓜分了市场；一八九七年又合并为大日本麦酒株式会社。制麻业也经过一模一样的过程，三家大公司很快便合并成为日本制麻株式会社了，而后者很快便与垄断相结合了。一八八五年，日本银行总数为一千零九十七家，但总资本额不过八七、一〇〇（日本金千元为单位）。十年之后（一八九五年），银行数减至八百五十六家，但资本额已增至一〇一、三七九（单位日金千元），这表明日本银行资本本身的集中化。至于银行与产业的关系，远自一八八五年，在各产业资本中，银行的投资已占了七成五。进至二十世纪初，银行与垄断的结合更加明显。一般的说来，日本的工业资本时代与财政资本时代的划分是非常不明显的，因为日本从自由竞争过渡到独占，完全采取综合发展的形式。这也可以说是她的第四个特点。
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中，表现最不平衡，最奇特，最富于综合发展的意义的，便是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之间的关系。明治维新的“土地改革”不过简单的把土地的所有者由封建主蜕化为资本家，剥削关系没有多大变动，而生产方法则根本没有改进，归根到底这当然还是因为日本社会的总资本太少，无力兼顾到农业生产的改革之故。据乌特莱女士的调查，日本一共有一百多万地主，他们都是兼营高利贷和小商业的，他们完全过着一种寄生的生活，他们把土地零细的佃租出去之后，便不负任何生产上的责任，而且每年吸收佃农的租额经常占产额的百分之六十或七十。日本农民占在业人数一半，而农民的四分之三是佃农。他们一方面受地主的掠夺，一方面还在市场上受独占商的剥削。地租——高利贷——独占的价格，是他们根本无法积累资本，改革农业生产的技术条件。他们中只有极少数发展到富农的地位。日本农村，事实上与中国农村的情形相差无几，地主、富农、高利贷往往是三位一体的，而大多数佃农则沦为雇农和贫农地位。而且日本比中国更甚，地主的利益已和都市的垄断业及银行业相联系，他们已天然成了后者的农村经纪人。封建式的按额缴租制，与土地之任意的零细的分租，乃是农村生产力惊人低落的基本原因。农村中落后的剥削关系与最进步的资本主义关系相结合，零细的佃租制与城市的机器生产综合的发展，这是她的第五个特点。
上述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五个特点，事实上也就是一切后进国经济发展的共同点。这五个特点说明了日本资本主义本身的脆弱和不健全，同时也说明了她何以一出世便迅速过渡到衰落。日本资本主义经济愈是迅速的发展，则农村中封建的剥削关系与城市工业高度集中化之间，城市产业的各部门之间，庞大生产组织与狭窄的市场间。工业品与原料品间，重工业与轻工业间……种种矛盾便愈是积重和紧张。这些矛盾，日本不能在国内求得解决，因为她一出生便连起码的土地问题也无力解决，她现在唯一的出路，便只有对外侵略。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资本，敌不住欧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我们已经说过，日本帝国主义出现时，整个地球差不多已分割完尽了，或者整个地球的沃土都给先进的资本主义盘踞了。就是她唯一可以发展的对象——中国也差不多分割成英法德俄的势力范围了。朝鲜在未被日本占领之前，也开始被英美等国染指。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日本帝国主义者终不能走“和平侵略”的道路，她的对外侵略必须一开始便与对外战争综合进行。一八九四年她把老大的中国打败，夺去了朝鲜和台湾，并得一笔巨大的赔款及其他利益。一九〇四年，他又打败了沙俄，夺取南满的势力范围。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她利用大战的有利时机，夺取了德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一八九四年的战争奠定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一九〇四年的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带入黄金时代（一九〇四——一九一七年，日本方完成了她的重工业的基础）。
从一八九四，一九〇四至一九一七，日本靠对外战争的每一次胜利来缓和她国内的矛盾，但随后很快又在新的基础上把旧有的矛盾弄得更集中和紧张了。日本帝国主义既然无力改革她的农村生产，那么她也无法使她的殖民地工业化。日本是个新工业的帝国主义者，她的重工业和银行资本一样的无力负起开发殖民地的责任。她对殖民地的榨取和剥削，是军事掠夺和杀戮与商业洗劫的混合。这就是说，日本帝国主义受了新的矛盾——宗主国与殖民地间利益紧张的冲突——的牵累了。严格的说来朝鲜和台湾的殖民地化促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繁荣，同时也促进了她的衰落。一九〇四年——一九一七年南满势力范围和山东势力范围的占取，使她的产业膨胀到空前的地步，同时也使她更接近于死亡。
沙俄之后，日本也成了帝国主义中最弱的一环了。
一九一七年大战终结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被欧美各国排除世界市场。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的大革命，使她最后的市场也震动起来了。一九二七年日本的财政恐慌终于爆发出来，田中大将的进占山东，表示日本帝国主义第一次临死的挣扎。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恐慌，对日本帝国主义给予极大的打击，国内六十余年来积累和集中的矛盾，开始酝酿和爆炸了。她迫得绝望地把国内的产业迅速改变为军事工业，把国家收入一半发归军事机关，她的全部经济和政治的机构完全改成为永久侵略的战时机构，于是发动了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并开始她征服中国的“百年战争”。
但假如一八九八年的中日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产婆，那么这次战争就是她临死的最后挣扎了。日本这次在中国不是碰到一八九八年的腐朽的瓦解的封建经济，而是碰到新兴的民族工业；她不是碰到一个无知的蒙昧的中国，而是碰到一个经过了两次革命和长期土地斗争的中国（其内部矛盾的紧张性不下于日本）。此外日本帝国主义还碰到两个一样濒于绝境，但较她远为强梁的英美的竞争。
日本帝国主义要全部收夺和毁灭中国民族工业来维持她的轻工业市场，她要中国简单的变为日本的农业附庸国，她要收夺全部中国的原料，她要中国的白银完全“引渡”到东京来稳定她的日元的基础；一句话，她要独占中国。这样就必然迫使中国民族永远放弃“中日经济提携”的梦想，同时也使英美与日本之间的矛盾空前的紧张起来。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准备长期的战争来应付中国民族的长期抵抗（这里包含着中国民族在新兴阶级领导下进行长期革命战争的远景），和应付未来的世界大战。但日本帝国主义的脆弱基础又是最经不起长期震动的，她尤其经不起一个打击！那么日本的命运多半在重踏着沙俄的覆辙：这是悲剧，但这是无可挽回的宿命的悲剧！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