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76）

第三十四章 水上监狱。炮台。第一批诉讼


　　“和解是暴风雨过后飞下来的天使。”

　　杜弗尔在1871年4月26日国民议会上的发言。



　　凡尔赛和萨多利的血泊不久就干涸了。从6月初起，俘虏被塞满有布篷的密封不透气的牲口车厢，运往各港口。一堆干面包放在车厢的一角。俘虏被扔在这堆干面包上，因此干面包不久就成了碎末。他们一连二十四小时，有时甚至三十二小时得不到任何其他食物，也得不到什么饮料。人们在这种拥挤的情况下为一点空气和地方而争吵打架。有几个人发了颠狂病，神经错乱，突然向自己的战友冲去[1]。有一天，在拉·费尔特-贝尔纳从一节车厢传出喊叫声。押送部队的官长吩咐列车站住，让市警用手枪隔着布篷向车里射击。车里没有声音了，这些带轮子的棺材以全速继续行驶。

　　从6月到9月，二万八千个俘虏被这样送到了瑟堡和加隆河口之间的一些港口、要塞和海岛。二十五艘平底船[2]容纳约两万人，各要塞和岛屿容纳八千零八十七个人。

　　平底船上照常进行正式刑讯。6月和12月的传统都被不折不扣地重新应用在1871年的牺牲者身上。俘虏监禁在铁栅厚木囚笼里，只能从钉死的炮眼得到一点光线。没有任何通气设备。一进去就闻到一种难以忍受的臭气。岗哨在这个“动物园”里来回踱步，奉命稍有骚乱就开枪。几门装好了霰弹的大炮架在上甲板上。既没有吊铺，也没有被盖。食物只有干面包、面包和豆子。没有发过酒和烟草。布勒斯特和瑟堡的居民送来一些赠品，军官们给禁止了。

　　这种残酷情形后来减轻了一些。每两个俘虏共睡一个吊铺。有几身衬衣、几件羊毛短褂，偶而也发一次酒。准许俘虏在上甲板盥洗和呼吸新鲜空气。水手也表现了一点人道精神。但水兵过去是5月那些日子的土匪，现在仍然本性未改。船员们时常不得不从他们的魔掌中抢救俘虏的性命。

　　平底船上的待遇完全随军官们为转移。里昂城号的副船长在布勒斯特禁止辱骂俘虏，布雷斯劳号的军械虏当苦役犯人看待。塔日号克列孟梭少尉在瑟堡举动非常粗暴。巴亚尔号船长把他的船变成一个小型“温室”。这只船上发生的事大概要算是法国海军史上最丑恶的事件了。船上有一条法律是绝对缄默。囚笼里一出声，哨兵立即威胁；并且屡次开枪。囚犯因为进行一次辩驳，或仅仅是忘记了一次囚犯守则就被连手带脚锁在囚笼的铁栅上。[3]

　　陆地上各监狱里的残酷情形比平底船上毫无逊色。在布勒斯特附近的盖勒尔，一个地下室里已经关押了四十个俘虏。这些地下室里的囚犯随时可能死亡。厕所管道往那里排泄粪便，地下室地上的粪便有两寸厚。旁边就有不这样妨碍健康的空闲住所，但是他们不肯把俘虏安顿在那里。茹尔·西蒙有一天来到这里，他发现他这些从前的选民有抗拒的样子，于是决定非严厉对待不可。爱丽舍·列克吕斯办了一个学校，来给一百五十一个文盲俘虏上课。社会教育部长命令取消这一班，并封闭俘虏自己设法建立起来的小图书馆。

　　各要塞里和平底船上俘虏的伙食只有干面包和猪油。后来星期日增加了汤和熟牛肉。吃饭不准用刀叉。人们为了争取至少可以用羹匙，斗争了好几天。兵营食堂老板的利润据说照规定限于十分之一，实际上常常高到百分之五百。

　　在博亚尔要塞，男人和女人被安置在一个房间里，仅仅由板条隔墙分开。妇女必须在哨兵监视下盥洗。她们的丈夫有时就在隔壁房间里。一个俘虏写道：“这里有一个二十岁的年轻漂亮女人，他们每次强迫她脱衣服的时候，她都昏过去。”[4]

　　根据我们收到的无数亲眼目睹的人报告，情形最残酷的是圣马尔库夫的监狱。俘虏们在那里呆了六个多月，不见天日，没有新鲜空气。他们不准说话，领到的食物只有黑色干面包屑和发酸臭的猪油。他们全都得了败血症。

　　这种长期的残酷折磨连体质最结实的人也保持不住健康。医院里和平底船上的病人很快就达到两千。官方报告承认全部三万三千六百六十五个文职俘虏中有一千一百七十九人死亡。但是这个数字与实际相去很远。头几天在凡尔赛已经有很多俘虏死于非命，此外死去的人并没有谁登记。至于那些平底船上根本没有统计。说两千俘虏死在凡尔赛分子的手里，这决不是夸大。后来死于衰弱或者死于他们在监禁中染上的疾病的人数还要多。如果人们考虑到在凡尔赛[5]、在政府、议会和急进派眼前、在光天化日下发生的事情，就可以想象出脱离任何舆论监督的平底船上和要塞里的虐待情形。军事法庭庭长盖拉尔上校曾对看守尚提埃监狱的 兵士说：“你们只要看见一个人移动或举胳膊，就马上开枪。这是我下的命令。”

　　西车站的粮仓里有八百个妇女。这些不幸的女人好几个星期睡在铺草上，不能换衬衣。一有风吹草动哨兵就向她们冲来，打她们，特别爱打胸部。在这里负责管理的沙尔·梅尔赛罗是过去近卫军的兵士[6]，他见哪个女人不顺眼就叫绑起来，然后用棍棒乱打。他引导凡尔赛一些急于想看女石油纵火犯的贵妇在他的管区内到处走，并且当着她们的面对他所管辖的受难者说、低头看地，你们这些婊子。”这还是我们公社妇女必须忍受这些高贵人士给予的最起码的侮辱。

　　在搜捕时被逮捕并被故意留下来以便侦察其他俘虏的态度的娼妇，就在众目睽睽下献身于哨兵们。公社的妇女要是对这表示不满，就会遭到鞭打的惩罚。凡尔赛分子企图用狡黠的卑鄙行为把这些英勇妇女贬低到其他妇女的水平。所有的俘虏一律被搜身。

　　由于尊严和天性受到污辱以致爆发了惊人的叫喊声。“我的父亲在哪里？我的丈夫呢？还有我的儿子呢？什么？一个人，一个人，所有这些胆小鬼都跟我为难。我，这个勤劳的妻子，这个做母亲的！因为我保卫过自由，就要挨鞭打，辱骂，被这些肮脏的手污辱！”很多女人发了疯，至少得过神经错乱。孕妇有的小产，有的生下了死婴。

　　监狱里也象执行枪毙时一样，神甫很少到场。里谢蒙的神甫对俘虏们说：“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现在是在邦迪森林[7]里，但是我的责任       ……阿尔及利亚尔的主教在圣马德莱纳（Sainte-Madeleine）节对人们委婉地引证这位圣女说，“她们可以说全是马德莱纳，但不是感到后悔的马德莱纳。马德莱纳既没有杀过人，也没有放过火。”而且谈到其他一些基督教的友好行为。

　　小孩被监禁在女监的一个特定的地方，也象妇女一样遭到了虐待。宪兵分队长兼秘书梅尔赛罗一脚把一个小孩的肚子踢破了。另外一个小孩被棍棒打得长期躺在病房里。朗维耶的十岁儿子因为不肯泄露他父亲躲藏的地方，遭到了毒打。

　　平底船上、炮台和监狱里这些不幸的人根本未经审讯，就在虱子臭虫成团的肮脏住处受几个月罪。凡尔赛摩洛克[8]拘留的受难者远远超过它所能处理的。6月初就不得不释放一千零九十个只根据反动分子的要求拘留起来的人。但怎么能审理三万六千俘虏呢？杜弗尔把帝国的全部警察派到各监狱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到8月间才审讯了四千个俘虏。

　　可是资产阶级愤愤地要求判处死刑，当局还不能不予以满足。一些逃脱了屠杀的著名人物被监禁起来了，其中有公社委员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罗谢尔、罗什弗尔等。梯也尔和杜弗尔表演了一场大规模示范审理。

　　俘虏将由战胜了他们的那些军人审判，因此这次审理应成为标准诉讼，给军事法庭的判决作典范。检察官和军事法庭庭长施展出全部诡计多端的狡黠伎俩来缩短审理工作。他们不承认被告是政治犯，而把起义说成是一神非常卑鄙的罪恶，以便找理由防止轰动社会的辩论，并能够把被告判处徒刑或死刑——伪善的资产阶级已经宣布在政治案件上废止的刑罚[9]。军事法庭的人选是经过细心选择的。一个在凡尔赛街道上殴打过俘虏的卑鄙狂人加沃被任命为委员，来自巴赞军的投降英雄之一工兵上校梅尔兰被任命为庭长。军事法庭的其他成员都是经过考验的波拿巴分子，色当和麦茨准备审判巴黎。

　　审理于8月7日在一个有两千个座位的大厅里开始。一些显要人物舒舒服服地坐在红色丝绒靠椅上。议员占了三百个座位。其余分别由知名的资产阶级、名门望族、上流社会的娼妓和新闻界占有。新闻记者、窸窣作响的盛装、微笑的面孔、扇子游戏、哓哓不休的谈话和瞄向四面八方的观剧望远镜，这一切很象最时兴的新剧本初演。穿着大礼服的参谋将校以文雅的动作引导贵妇就座，而不忘记规定的鞠躬。

　　十七个被告一到场，这些社会渣滓全都激动起来了。被告是费雷、阿西、茹尔德、巴斯噶尔·格鲁赛、列日尔、比约雷、库尔伯、乌尔本、维克多·克雷门特、特兰凯、商比、拉斯图、韦尔杜尔、德康、帕朗（公社委员）；费拉和留尔耶（中央委员会委员）。

　　加沃宣读公诉书。根据公诉书革命是由于两个阴谋发生的，即革命党的阴谋和国际的阴谋。巴黎本来预定根据一些恶人的号召在3月18日造反。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是中央委员会下命令处死的，旺多姆广场上的示威运动原来是非武装的，当时军队的一个军医长试图进行善意的调停，被杀死了。公社可以说犯了各种各样的偷窃罪，皮克卜斯修道院的女修道士所用的工具变成了整形外科器械，拉普弹药工厂的爆炸案据说本来是公社制造的，想借此“在公社战士的心中引起同仇敌忤”。据说在拉罗盖特监狱处死人质是费雷主持的，财政部也是他放火烧的，这有他亲笔写的命令：“放火烧财政部！”为证。公社的每个委员都要对有关他本身职务的行为和一切共同颁发的命令负责。这份事先交给梯也尔过目的卑鄙警察报告干脆把公社的诉讼变成了一桩强盗和纵火犯的案件。

　　初次开庭的主题只是这份报告。

　　第二天继续进行审讯。首先轮到费雷，他拒绝作口供，并且提出申诉。加沃大声说，“纵火犯费雷的申诉没有意义！”说完就开始讯问原告方面的证人。二十四个证人中有十四个是警察方面的, 其余证人不是僧侣就是政府官员。一个在法院以错误百出著名的辨识笔迹人证明：“放火烧财政部！”这道命令是费雷亲笔写的。被告要求拿这道命令的签名同大多数囚犯的文件里可以找到的他的签名对比，要求起码拿出原来的签名而不要影印的签名，这个要求没有被接受。加沃气呼呼地叫道：“这可是不信任的表示！”

　　全部诉讼和判决的性质自始就肯定是违法的。被告们原可以拒绝这些审讯，但是他们犯了接受审讯的错误。最低限度他们应该高傲地证明他们的行动是政治性的！这一点也没有做；有几个人甚至否认政治性质。考虑自己逃命常常成了可悲的弱点。不过被告席上还是响起了被背弃的人民的报复的声音。鞋匠特兰凯是个坚强的巴黎工人，他在工作、学习和战斗上同样精明能干，是个有才智而充满信心的人，担任公社委员的工作谦虚谨慎，是首先参加战斗的人之一，他保持自己的荣誉，要把自己的使命执行到底。他说：“我是由我的同胞派到公社里去的，我全心全意拥护公社！我曾在街垒上战斗过，遗憾的是我没有战死在街垒上。要是战死了，我现在就不致被迫出席观看这些同事的悲剧，他们参加了公社工作，而不愿为此承担自己的责任。我是起义者，这个我不否认。”

　　开庭达十七次，审讯拖长得使人厌倦。听众始终没有变：总是一些军人、资产阶级、娼妓，他们纷纷嘘被告。证人也总是原来那些：僧侣、警察和官员。诉状里总是充满同样的怨恨，法庭上还是那一套卑鄙言行，报刊上还是同样的连吠不休。大屠杀也没有缓和了新闻界的愤怒。他们对被告叫嚷，要求处死这些人，而且天天通过开庭报道来诬蔑这些人[10]。外国的新闻记者对这种情况非常愤慨。英国所有保守派报纸中攻击公社最厉害的《旗帜报》报道：“简直无法想象比报道这件诉讼案件的黄色报刊的声调更卑鄙的东西。”当被告要求庭长保护时，梅尔兰还为这些报纸辩护。

　　这时开始了公诉。为了不改变他的审理的性质，加沃不得不证明，巴黎曾战斗了六个星期之久，以便使少数人能够抢光金库、烧掉房屋和枪杀一些宪兵。这个戴着肩章的曲解法律者以军人身份破坏他以法官身份编造的一切论据。他先说“公社行使过政府职权”，五分钟以后他却拒绝承认公社委员是政治活动家。谈到各个被告时，关于费雷，他说：“我如果详谈对他的许多控诉，那会浪费大家和我的时间；”谈到茹尔德时说：“他所提出的数字完全是捏造的；我不打算滥用大家的时间来反驳这些数字。”原来茹尔德在街垒战期间曾接到公安委员会的命令，发给每个公社委员会委员一千法郎。只有约三十个委员收到这笔款。加沃却硬说：“他们彼此分了几百万。”他当然不能不这样想，因为哪个下台的统治者不拿走几百万呢？他控告格鲁赛，说格鲁赛曾偷盗纸张印他的报纸；控告另一个人同一个贵人姨太太姘居过。他是个粗野的老兵，不懂得他越毁谤这些人，就越宣扬这次革命，革命尽管有种种弱点和不足之处，却仍然是非常有生命力的。

　　旁听的人用狂乱的欢呼声给这个控诉助威。梅尔兰准许费雷的辩护人发言。可是费雷声称，他想自己辩护，于是开始宣读：

　　“由于巴黎的可耻投降而缔结媾和条约以后，共和国处于危险中。接替在粪土和鲜血中崩溃了的帝国的那些人……”

　　梅尔兰：“……在粪土和鲜血中崩溃了的……我在这里打断你。你们的政府难道不是处在同样境地吗？”

　　费雷，“……紧紧倚靠暴力，虽然人民群众完全不拥护他们，他们却在幕后准备政变。他们顽固地拒绝选举巴黎市政委员会……”

　　加沃：“这话不真实！”

　　梅尔兰：“费雷，你在这里说的是谎话。你说下去吧，不过，如果我必须第三次打断你，我就要禁止你发言了。"

　　费雷：“一切公正的报刊都被禁止了，最优秀的爱国人士被判处了死刑……”——

　　加沃：“不准被告继续发言。我要求应用法律。”

　　费雷：“保皇分子正打算瓜分法国的残破河山。3月17日的夜间，他们认为完成了最后的准备，企图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并大批逮捕共和主义者……”

　　梅尔兰：“够了，你坐下吧，我让你的辩护人发言。”

　　费雷的辩护律师要求准许他的当事人把自己声明的末几句读完。梅尔兰让了步。

　　费雷：“我作为公社委员落在了战胜公社的人手里。你们想要我的头，你们尽可拿去！我不想苟且偷生，我曾自由地生活，我也懂得应该怎样死。我再补充几句：幸运是变化无常的；我把设法纪念我和为我复仇的事交托给未来。”

　　梅尔兰：“纪念一个暗杀凶手！”

　　加沃：“我们一定要把这样一份公告送到监狱里去。”

　　梅尔兰：“你是因为公诉才到法庭受审的，这些话都不是对公诉的回答。”

　　费雷:“这些话表明我正视给我注定的命运。”

　　梅尔兰和费雷在这样对话时法庭里始终一片寂静。费雷发完了言以后，爆发了疯狂的嘘声。庭长不得不停止审讯。法官们离开了大厅。一个辩护律师要求，应该把辩护情形和庭长曾把费雷叫做暗杀凶手记录下来。

　　旁听席上以嘶声回答了他的要求。辩护人先后愤愤地向审判官席、向新闻界代表和听众发言。愤怒的踏地和辱骂压过了他的声音达好几分钟。梅尔兰最后容光焕发地命令静肃，并且回答说：“我承认我用了辩护人所说的这个名词。同时法院也证实这一点。”

　　头一天，一个律师曾对梅尔兰说：“我们每个人不仅对现在的舆论，而且也对将来评判我们的历史负有责任，”当时他恬不知耻地回答说：“历史！到那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人间了。”法国资产阶级找到了他们的杰弗莱斯[11]。

　　第二天早晨，大厅里座无虚席。听众的好奇心和法官的热心都是空前的。为了把一切罪名一下子全加在敌人身上，加沃讲了整整两天的政治、历史和社会主义。他否认公社讼案的政治性质。如果这时有一个被告挺身而起，关心公社胜过关心自己，逐项研究公诉状，来说明：巴黎曾怎样听国防政府的支配，巴黎怎样被这个政府出卖和抛弃，无产者怎样改组这个大城市的全部官厅，在叛变层出不穷的战时状态下，没有警察、不判死刑而能治理两个月之久，他们掌握着银行的亿万巨款而仍然贫苦不堪；如果他拿六十三个被处决的人质同两万个被枪毙的人对比，如果他谈到监禁了四万不幸者的那些平底船和监狱！如果他代表真理、正义和未来恳求社会作证，把被控告的公社变成提出控告的公社，本来完全可以驳倒加沃的每一项论据，并证实公社的政治性质的！

　　庭长也许会制止他的发言，旁听人的喊声也许会压过他的控诉，法庭也许会从第一句话起就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但是实在应该有一个象丹东那样的人，即使被封住了嘴，也能通过一个手势，使呼声透过墙壁，使责骂落在法庭头上。

　　人们没有给战败了的事业做到这一点。被告们没有集体辩护，或者通过缄默以保持自己的光荣，他们委托各自的辩护律师发言，这些律师人人为己方辩护，甚至牺牲其他被告来拯救自己的当事人。一个辩护律师是《费加罗报》的诉讼代理人和王后的亲信，另一个参加过3月22日旺多姆广场反动派示威游行。由他们进行了可耻的辩护。这样妄自菲薄既没有缓和法庭，也没有缓和听众。加沃从他的靠椅上猛地站起来，对一个辩护律师说：“你无耻，如果说这里有什么荒谬的东西，那就是你。”随时准备打击被告的那些听众鼓起拿来。8月31日，法庭里闹得非常凶，以致梅尔兰用退庭来威胁。

　　9月2日，法庭讨论了一整天。晚间9点钟由梅尔兰宣判。费雷和留尔耶被判了死刑。特兰凯和乌尔本终身强制劳役，阿西、比约雷、商比、列日尔、格鲁赛、韦尔杜尔和费拉流放到一个要塞去，库尔伯六个月徒刑，维克多·克雷门特三个月徒刑。德康和帕朗宣告无罪。因为只判处了两个人死刑，听众走的时候感到非常失望。

　　整个诉讼什么也没有证明。人们能从次要的人物判断三月十八日革命吗？从留尔耶、德康、维克多·克雷门特或者比约雷给人的印象可以判断德勒克吕兹、瓦尔兰、韦莫雷耳、特里东、莫罗和很多其他人吗？即使特兰凯和费雷不曾通过他们的行为证明公社委员会也有些人物，多数的弱点也只能说明：这个运动正是全体人的事业，而不仅仅是几个伟大人物的事业；在这种生死关头，只有作为整体的人民群众是伟大的革命的；革命要在公社的群众中而不在公社的政府中去找。

　　但是资产阶级的卑鄙却暴露无遗。听众和法庭是一丘之貉。一些证人显然做了伪誓。在审理过程中，一切曾企图欺骗公社的无赖都在走廊和咖啡馆里无耻地把成就归于军队。《费加罗报》为杜卡捷尔发起一次募捐，征集了十万法郎和一个徽章。看到这个举动这样成功，所有阴谋家都眼红了，也来要求施舍和徽章。鲍丰-拉斯尼的党羽，夏邦提埃-多马连的党羽扭打起来，大家都发誓说，自己在背叛公社上出的力大过对手。他们报告他们那些“崇高行为”，述说详情，列举名字，由于他们的高贵竞争，今天历史的这一方面才没有任何秘密。

　　在凡尔赛对社会进行报复的同时，巴黎的刑事陪审法庭在拯救茹尔·法夫尔的荣誉。这位外交部长在公社失败后立刻叫人逮捕拉吕耶，罪名是《复仇者报》上发表的那些文件是他通知米里哀尔的。这位可敬的部长未能做到把自己的仇敌当作公社社员枪毙，只把他当作诽谤者拖到了刑事陪审法庭。在审理过程中，前国防政府成员、前任外交部长、巴黎议员茹尔·法夫尔公开地承认犯过一些伪造罪。但是他对法院说明，他犯这种罪行只是为了给他的孩子们保全一份财产。这个动人的自供感动得陪审员的家长们那样深，以致他们判处拉吕耶一年徒刑。几个月以后他死在圣佩拉日监狱。茹尔·法夫尔非常幸运，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用枪毙和监禁去掉了他的两个危险敌人[12]。

　　在第三军事法庭与辩护律师争论不休的时候，第四军事法庭却毫不费唇舌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8月16日，它刚一开庭就宣判了两个人死刑。如果说那个军事法庭找到了它的杰弗莱斯，那么这个军事法庭就在布瓦斯德内梅兹上校身上拥有自己的特勒斯太龙[13]，这是一个猥亵的酒鬼，随时随地喝得满脸通红，不过还能有工夫爱好文艺，并且与《费加罗报》通信。9月4日，在审理所谓女纵火犯的案件时，人们给他押解来一些被控放火烧了荣誉军团宫的妇女。秩序党的报纸报道过这个有组织的八千悍妇的消息, 人们只能捕到其中的五个。审理结果证明，所谓女纵火犯其实无非是些具有值得敬佩的伟大精神的女护士。其中一个名叫雷蒂菲的说：“我曾把一个凡尔赛的兵士象国民自卫军战士一样从火里救了出来。”有人问另外一个：“营队逃走的时候，你为什么留下了呢？”她简单地回答说，“我们有些伤员和垂死的人。”甚至原告方面的证人都声明，他们不曾看见任何被告烧一栋房子，但是她们的命运早已注定了。在两次审讯中间，布瓦斯德内梅兹在一个咖啡馆里叫嚷说：“把这些婊子送上断头台！”

　　五个辩护律师有三个背弃了他们的女委托人。庭长问，“他们到哪里去了？”代表回答说，“他们请假下乡去了。”法庭委托一些军人给这批不幸的妇女辩护。其中一个是军需官博代累，他在辩护时说：“我信赖法庭的贤明。”

　　他的女当事人薛汤和两个女公民雷蒂菲、马尔歇因为“企图改变政体”被判了死刑，别的人被分别判了流放和徒刑。

　　一个被判罪的人悲痛地向宣读判决的军官嚷叫说：“我的孩子要成什么样子呢，谁养活他呢？”人们答复她说：“你没有孩子。”

　　几天以后给布瓦斯德内梅兹押来了十五个巴黎孩子，最大的十六岁，最小的十一岁，而且个子非常矮，以致站在被告席上人们几乎看不见他。他们穿着蓝褂子，戴的是军帽。

　　“德律埃，”兵士问，“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他是机工。”

　　“你为什么没有象他一样地干活儿？”

　　“因为我没活儿可做。”

　　“布韦腊，你为什么跑到公社那些徒工中间去？”

　　“为了吃饭。”

　　“你因为放荡生活被捕过吗？”

　　“被捕过两次。第二次是因为我偷了短袜。”

　　“卡格农克耳，你是公社的徒工吗？”

　　“是，先生。”

　　“你为什么离开自己的家庭呢？”

　　“因为家里没有饭吃。”

　　“你放了很多枪吗？”

　　“大概有五十枪。”

　　“雷斯科，你为什么离开你妈妈呢？”

　　“因为她不能养活我。”

　　“你们家有多少小孩？”

　　“三个。”

　　“你受了伤吗？”

　　“是的，头上中了一枪。”

　　“拉马雷，你也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吗？”

　　“是的，先生，因为在家里挨饿。”

　　“你到哪里去了？”

　　“到军营里去了，报名当兵。”

　　“雷贝尔格，你本来是跟一个师傅学艺的，你正从金柜偷钱的时候，人们逮捕了你。你偷了多少钱？”

　　“十个苏。”

　　“这个钱不烧你的手吗？”

　　那么你，有着两只血手的人，这话不烧你的嘴唇吗？你们这些可恶的白痴难道不知道，这些没有教育没有希望的孩子是因为你们造成的痛苦的灾难才流落街头的吗？能够劳动而且热爱劳动的十二岁少年在这个社会里为了得到一双短袜被迫去行窃，这个社会使他们只能在被枪毙和饿死中间任选其一，你们是这个社会的佩带金丝肩章的军官和检察官，你们应该负罪责。



[1] 这些资料取自很多记录，记录不仅有包括爱丽舍·列克吕斯在内的俘虏提供的，而且也有与公社关系非常疏远的人，有各港口的市政参议员、外国新闻记者等提供的。

[2] 当作监狱使用的旧战舰。

[3] 阿别尔将军的报告不仅对这些凶恶行为没有谈到，而且他还心安理得地提出极无耻的谎话。例如他说：“平底船上对待俘虏跟水手一样，不同的仅仅是他们干的活儿少些，分配给他们的酒次数多些。”对于囚笼、害虫、殴打只字未提。他同样地以一个傲慢的军士的口气讲述公社和最后几次战斗的历史。人们要是想深入研究这充清矛盾的荒唐无稽之谈，那可以说是太尊敬他了。可是一切未来的路易·勃朗和梯也尔之流却根据这些官方谎言编写历史。

[4] 致布鲁塞尔《自由报》的信。

[5] 除去根据官方报告在平底船上的二万七千八百三十七人以外，人们还承认凡尔赛分配到了八千四百七十二个俘虏：萨多利七百九十八人，温室一千七百二十六人，尚提埃一千九百零一人，卢昂、克累尔蒙和圣西尔各监狱二千四百五十三人。凡尔赛的各监狱10月15日有俘虏三千五百人。

[6] 拿破仑第三时期的皇帝近卫军。——德文版编者

[7] 邦迪森林（Foret de Bondy）——不安全的地方。邦迪为塞纳省的一个村子，那里的森林为盗匪出没之地。——中译者

[8] 库洛克（Moloch）是古代腓尼基人信奉的火神，以人体特别是儿童为祭品，此处指司法当局。——中译者

[9] 大规模政治性屠杀在法国是按照1848年的临时政府的命令进行的。

[10] 这件事是一种考验，但不能算是最严酷的考验，《自由报》说：“我们不要弄错了，首先不要拘泥于小节：因为我们面前是一费罪犯、杀人凶手、窃贼和纵火犯。以他们还不过是被告为理由，设想他们无罪，要求我们在法庭还没作出判决以前，要尊重他们，这是一种恶意。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些不是普通的被告；其中有些是当场被抽的，有些由确凿的官方文件这样清楚地证明他们的罪恶，足以确定没有把他们抓错，可以用十分确信的语调大声说：‘是的，是的，他们有罪！在押的恶徒绝大部分是面目可惜、性格野蛮的悍匪，尤其是那些比较年轻的，人们连在大白天也怕在林间小道上遇见他们。’”

[11] 乔治·杰弗莱斯，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统治时期的英国首相，因为他判决的暴虐和非常不公而披人憎恨。1689年被投入伦敦塔。——德文版编者

[12] 家族和伦理在全线胜利。拿破仑第三恋爱勾当的公开穿针引线人最高法院第一院长德维延被一些怀有虚伪羞耻心的9月4日的人物赶下台，公社垮台的第二天他在议会会议面前隆重地复了职。

[13] 特勒斯太龙（Trestaillon）是拿破仑在1815年垮台后法国南部保皇反动派的主要首领，这个反动派以“白色恐怖”著称。——德文版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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