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76）
第十八章 财政、军事、治安、对外联络、司法、教育、劳动和交换等公共机关
20日，执行委员会已经消极和低能到这种程度，以致公社不得不决定由九个委员会的代表来代替执行委员会，并把公社的任务分配给他们。在同一天还改选了各个委员会。一般说，这些委员会过去都是相当松懈的，因为公社要公社委员兼负本区的行政责任，代表们又怎么能同时开好市政厅的、自己的委员会的和区政府的日常的各种会议呢？因此，全部工作重担都放到代表们的身上了。20日选出的代表大多数从开始就在这些委员会中居于首要地位，他们几乎象从前一样，简直是继续单枪匹马地处理一切事务。在我们再投入斗争的洪炉里以前，我们先看一看他们的工作吧。
两个委员会，即掌管粮食和社会服务事业或城市事宜的委员会，只需要有善良的愿望就行。粮秣是经过中立地区供应的，企图饿死巴黎的梯也尔[1]，不能在中立地区阻止运送粮食。一切作业班[2]都留在自己的岗位上，所以城市的各种工作没有中断。但是财政、军事、治安和对外联络等四个委员会都需要真正的能力。三个委员会，即教育、司法及劳动和交换委员会有从哲学上阐明这次革命的任务。除了弗兰克尔是工人以外，所有的代表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
财政委员会是由茹尔德负责组成的，在善于夸夸其谈的茹尔德面前，过于谦逊的瓦尔兰未免有些逊色。问题在于每天早晨必须支出六十七万五千法郎的薪饷，供应二十五万人的给养和支付军费。除了从国库获得四百六十五万八千法郎以外，人们还在财政部找到了二亿一千四百万有价证券，但是，茹尔德不能或者不愿意兑换这些有价证券。为了装满自己的金库，他收集了电报局、邮政局、消费税局、直接税局、海关、商店和市场、烟草税、注册费、印花税、地方金库和铁路等所有机关的收入。银行陆续交出了属于巴黎市的九百四十万法郎，甚至还垫出了七百二十九万法郎银行本身的款项，这就是说，从3月20日到4月30日，公社共拿到了二千六百万法郎，在同一时期，军费共开支了二千万法郎以上。军需机关领了一百八十一万三千法郎，市政费用总计四百四十四万六千法郎，内政费用十万三千法郎，海军费用二万九千法郎，司法费用五千五百法郎，交换费用五万法郎，教育费用一千法郎（！），对外联络费用十一万二千法郎，消防队开支十万法郎，国家图书馆开支八万法郎，街垒委员会开支四万四千五百法郎，国家印刷局开支十万法郎，被服制靴联合工厂开支二万四千六百六十二法郎。从5月1日直到公社失败的第二个阶段支出共约为二千万法郎，差不多完全保持着上述比例，没有多大变化。公社的支出总额为四千六百三十余万法郎，其中有一千六百九十万六千法郎是从银行取得的，其余部分则是靠各种收入得来的，仅消费税就收入一千二百万。
在这些机关服务的绝大部分是工人或低级职员。各个部门只用以前职员人数的四分之一就足以维持了。邮政局长泰斯是金属雕刻工人出身，他发现整个邮政组织处于混乱状态，各分局都已关闭，邮票被隐藏起来或是运走，物资、印章、邮车等都被盗窃走了，金库不名一文。在各大厅和庭院里都贴有布告，命令职员到凡尔赛去，违者予以革职处分。泰斯的行动迅速而有魄力。当低级职员们准备离开的时候，他对他们讲了一次话，同他们争论，并且吩咐把大门全都关上。人们逐渐互相了解了，有几个职员是社会主义者，在这一点上起了协助作用。委派了首先上班的一些职员担任各部门的领导职务。他们打开各分局的门，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就把全部信箱取空，又把巴黎的信件发送出去了。熟练可靠的人员把外省的信件送到圣丹尼的邮政分局和周围十哩的各个地方。为了把信件输送到巴黎，允许一些私人代办所自由活动。成立了一个邮政局委员会，委员会提高了信差、邮局服务人员和信件运输人员的工资，缩短了候补职员的候补时间，并且决定将来要通过考试来鉴定工作人员的能力。
铸币局在制铜工人卡梅利纳——第一国际最积极的会员之一——的领导下制造了邮票。和邮局里的情况一样，铸币局的局长和高级职员都预先商量好，然后逃跑了。卡梅利纳依靠几个战友，勇敢地接受了铸币局局长职务，使工作继续进行，人人贡献出自己的业务经验，因此提高了材料的质量，并采用了新方法。勒令隐藏金块的银行交出价值一百一十万法郎的金锭，于是很快就铸造出五法郎的金币。人们制作了新印花，当正要使用这种新印花的时候，凡尔赛分子入侵了。
社会救济事业也属于财政部门。1851年的被流放者、有很大功绩的特勒伊雅把搞得非常混乱的救济事业重又纳入了正轨。医生和职员纷纷离开了医院。伊西街的佩提-梅纳日院长和管理人都逃跑了，因此使许多被收养者陷入极端窘困的境地。职员让我们的伤员等候在医院门前，医生和看护想迫使伤员们承认自己的光荣负伤是可耻的事。特勒伊雅在这方面建立了真正的秩序。从1792年以来，患病和身体衰弱的人们第二次遇到了友好的管理人，他们祝福象母亲一样照顾他们的公社。这个高贵的、精力充沛的人（他于5月24日在名人公墓被一个凡尔赛军官所杀害）留下了一份凿凿有据的报告，谈的是取消那些把穷人锁在政府和僧侣阶级的枷锁上的慈善机关。他打算每个区都在公社委员会的领导下以救济局来代替那些慈善机关。
能干而正直的封丹领导了电报局、注册处和国有地产管理局；法伊埃和科姆博又使税务机关完全恢复了原状；德博克以值得注意的才能恢复和管理了国家印刷局；其他的、从前一般为大资产阶级控制的财政机关也都由工人和小职员熟练而俭朴地——最高年薪不超过六千法郎一管理着。当然，这些在凡尔赛的资产阶级看来，是他们的不小的罪恶。
和财政部门相比较，军事部门显得很暗淡，军事机关中一切都相互冲突。军官和国民自卫军的战士们包围了陆军部的各办公室，要求弹药和给养，并且抱怨不给他们换班。人们打发他们到可疑的昂利·普罗多姆上校蛮不讲理地盘踞和领导着的巴黎警卫司令部去。克吕泽列把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安置在下一层楼，它在那里召开扩大会议进行激烈的辩论、责难代表、讨论制作徽章、接待对陆军部不满的人、向总参谋部要求情况报告和提出它关于军事行动的意见。炮兵委员会与陆军部争夺大炮。陆军部占据了马尔斯教场，炮兵委员会控制了蒙马特尔。一直没能建成一个炮厂，甚至从来没能准确地知道大炮到底有多少门[3]。直到最后五分钟，远射程大炮仍然留在城墙上，而各炮台只能用七磅和十二磅炮抵抗敌方的海军重炮，往往还连适当口径的炮弹都领不到。军需机关受各种冒险者的攻击，处于盲目被动的地位。修筑那些应该形成第二和第三城防工事圈的街垒的任务，交给了一个空想家，以致工作一塌糊涂，违反上级的计划。其他机关的情况也一样，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固定的界限，整个机构不协调。在这个没有乐队指挥的音乐会中，每个乐师各自奏着个人喜爱的曲调，因此造成一片混乱。
只要有一个坚强而办事周到的人，本来可以很快恢复和谐的。尽管中央委员会竟然要想领导公社，并且宣称：“公社是我们的女儿，我们必须防止它犯错误。”但是它只是白费力气，因为它已经威信扫地。经过公社的两次选举，中央委员会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优秀人物，而新人大部分只是一些狂热者。只是公社委员会的猜忌使现在的中央委员会起了一些作用。由好说大话的人组成的炮兵委员会简直轻轻一吹就退让了。军需机关和其他机关的情形完全取决于代表们的干劲。
克吕泽列这位有名无实的将军躺在他的躺椅上，时而忧悒，时而象训话似地草拟命令和通报，连动动手指头去监督命令的执行都不肯。如果公社委员会的委员提醒他说：“你究竟在干什么呢？某某地方有危险”，他就非常傲慢地回答说：“我的一切预.防措施都很适当，请您等我那些计划水到渠成吧”然后就把身子一转。有一次他斥责中央委员会，于是中央委员会离开陆军部，负气迁到税关栈房街，八天以后他赶到中央委员会，又让它搬回陆军部。他华而不实到无耻的程度[4]，公布了所谓托特勒班向他建议防御计划的信件，把时间都消耗在对外国报社记者吹牛上。公社委员会几乎在一个月以后，才了解到这位怠慢的吹牛将军尽管有改革者的姿态，却只不过是个失败的旧军阀。
现在许多人对他的参谋长罗谢尔抱着很大希望，这是个二十八岁的青年急进派，专心一志，严肃认真，而且正待经受革命的锻炼。他在巴赞的军中任炮兵上尉，曾企图抵抗，并且逃出普鲁士人之手。后来甘必大把他提升为奈维尔营中的工兵上校，当3月18日到来的时候，他在那里急得了不得。他象被迷惑着似地认为法国和他自己的前途都在巴黎，于是辞了职，自行其是。几个朋友把他介绍到第十七团里，但是他非常高傲，很快就为群众所不满，并且在4月3日被逮捕。十七区的两名公社委员马隆和日拉丹设法释放了他，并把他介绍给克吕泽列，克吕泽列任命他为参谋长。罗谢尔相信中央委员会有力星，于是便靠近中央委员会。他假装要求听取中央委员会的意见，而访问那些他认为在群众中间有威信的人物。他的态度冷静、措辞恰当和谈话简明有力，以及他的堂堂仪表，使各部门感到敬佩；但是他的不坚定的目光，却逃脱不了观察他的人的眼睛，这种目光就是思想纷乱的确实征候。这个革命的青年军官崭露头角，公众厌恶克吕泽列的怠慢，很满意他的高尚态度。
但是，罗谢尔在公众中博得这种好评并没能始终保持下去，他从4月5日被任命为参谋长以后，就使大家感到很不愉快。勉强组织起来的唯一的机关——“情报总处”，由莫罗主持，他每天早晨都向陆军部和公社提出关于军事行动和巴黎士气的详细的、常常是情景逼真的报告。
公社的整个警察机构大体上也是这种情况。“公安”的光辉本来应该普照到每一个角落，可是实际上它却只放射出迷乱的光线。
拉乌尔·里果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热烈地参加了革命运动，中央委员会任命他为驻警察局的民事代表，但是受杜瓦尔的领导。在坚强的领导下，里果作为一个部下是可以做出很好的工作成绩的，杜瓦尔在世的时候，他犯不了错误。但是，当公社派他去领导一个犯极小的错误就会造成比在前哨上更危险的后果的机关时，公社就犯了不可宽恕的错误。他的朋友——只有极少数如费雷、雷尼亚尔和另外三、四个人例外——都象街头流浪儿一样忽视最艰巨的职务。治安委员会本来应该监督里果，可是一切都跟着他跑。大家生活在同志般的友好关系中，似乎没有想到他们肩负着保卫十万人生命的重大责任。
不久，人们就看到丑类在警察局面前肆无忌惮。早晨查封了的报纸，晚上又在大街上叫卖，阴谋家在破坏一切工作部门的设备，可是里果或他的部下都视而不见。他们自己从来没有发现什么，总得要别人替，他们发现情况。他们在国民自卫军战士们的强有力的掩护下，象作战行军一样地在白天进行逮捕。他们根据扣押人质的命令所逮捕的罪恶昭彰的神甫不过四、五人：重要的波拿巴主义者法国教会大主教达尔布瓦，他的副主教拉加尔德，马德莱纳教堂的神甫德盖里（穿着祭司袍的莫尔尼之流），阿拉尔神甫和几个狡猾的耶稣会士。最高法院院长邦让[5]和曾策划墨西哥远征的臭名远扬的热克尔[6]落到他们手里只是偶然的事情。
这种不可宽恕的轻率态度，使人民流了血，使犯罪分子得到了侥幸。国民自卫军战士们揭露了皮克卜斯修道院的秘密勾当，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三个被关在带栏杆的牢房里的穷人、奇怪的器具、铁镣铐、腰带、拷问架、钢盔，这些东西发出宗教裁判所的可憎气味[7]，此外还有一篇关于打胎的论文，两块带着头发的头盖骨。被关在里边的人们中有一个女人——她是唯一的保持智力的人——告诉他们说，她生活在这个牢房里已有十年了。警察只是把这个修道女送到圣拉扎尔去了事[8]。第十区的居民在圣劳兰教堂的地洞里发现了一些女入的骷髅。但是，警察局只是进行了表面的调查，毫无结果。
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人道的理想还是不断地发扬光大，证明这次人民革命基本上是健全的。为了照顾战争中的受难者，治安事务处处长向公众发布了一个布告，其中写道：“公社给杀害我们的凶手的九十二名妻子分配了面包，并没有敌视寡妇。共和国发给所有的穷人面包，爱护一切孤儿。”一句极好的话，一句不愧是沙利尔和肖梅特的话。告密信象雪片似地落到警察局里，因此它声明不重视匿名的密告。《公报》上说：“谁不敢在告密信上签名，那他就是出于私怨，而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人质可以接受外边送来的食物、衣服和书报，而且可以接见朋友和外国报社的记者。人们甚至向梯也尔提出要求用象大主教、德盖里、邦让、拉加尔德这些最重要的人质来交换布朗基一个人。副主教向大主教和代表宣誓，保证谈判失败后回来再到监狱报到以后，就被派到凡尔赛去进行这种谈判了。但是，梯也尔认为布朗基回去将使革命运动得到一个首脑人物，同时狂热地追求主教位置的教皇主义分子尽力阻止营救天主教主教达尔布瓦，达尔布瓦的死可说是一举两得，一方面达尔布瓦给他的后辈腾出了一个肥缺，另一方面梯也尔也以少量代价换得一个殉道者，因此梯也尔拒绝交换，拉加尔德则违背自己的誓言，留在了凡尔赛[9]。公社并没有因为拉加尔德的失信而惩罚大主教，反倒在几天以后把他的妹妹释放了。公社从来没有忽视过优待妇女，甚至就是在绝望的日子里也是如此。皮克卜斯修道院那些有罪的修女和送到圣拉扎尔街的其他修女，都被监禁在一个特殊的地方。
警察局和司法委员会也通过改进监狱的工作表明了它们的人道主义精神。公社为了尽力保障人身自由，颁布了一道法令，规定任何逮捕都要立时呈报司法委员，并且如果没有正式的命令不得搜查民宅。当一些训练较差的国民自卫军战士逮捕了嫌疑犯的时候，公社在《公报》上声明说：任何随意行动都要受到撤职处分，并且立即送交法院依法追究罪责。在瓦斯公司搜寻武器的一个营队认为自己有权没收金库，公社命令把款项如数发还。警察局委员逮捕了古斯塔夫·舍迭，因为有人控诉他在1月22日曾经下令开枪，在逮捕他时也没收了他的金钱，公社因此罢免了这个警察局委员。为了发现一切滥用职权的行为，公社委员会命令调查在押人员的情况和逮捕他们的理由，授权公社全体委员访问囚犯。于是里果呈请辞职，公社照准了，因为他开始消沉，德勒克吕兹已经有一次不得不斥责他。里果的轻举妄动使凡尔赛那些经常寻找这类丑闻的报纸大为高兴。它们指摘这个幼稚的警察局使巴黎陷入恐怖状态，并且把拒绝在军事法庭判决书上签字的公社委员们描绘成杀人凶手。《费加罗报》（Figaro）上的瓦闻记事栏继续编造了这类神话。在12月的三万人被捕和帝国的秘密逮捕令的面前曾经屈身行礼，对5月的五万人逮捕曾经鼓掌喝彩的同一卑鄙的资产阶级，如今看到公社只逮捕了八、九百人，就大呼小叫了。在作战的两个月中，逮捕的人从来没有超过这个数字，而且在被捕者当中有三分之二的人仅仅被拘留几天，有些人仅仅几小时。但是，只能从凡尔赛的报纸上得到消息的外省，却相信了这些臆造的调言。梯也尔在拍给各省省长的通电中还把这些调言夸大说：“暴乱分子为了拍卖动产而清抄名门宅第。”
对外联络委员会在一种不适当的名称下只隶属陆军部，它的任务是向外省宣传，要求外省同公社合作。从4月4日以后（对此，我以后要详细说明）各省都行动起来了。除了部分被解除武装的马赛以外，国民自卫军到处掌握了武器。在中央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南部地区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实行有效的牵制行动，占领火车站，从而阻止炮兵和其他援兵调往凡尔赛。
对外联络委员会只满足于派出少数几名委员，这些委员既不了解地方情况，也没有办法和威信。对外联络委员会甚至被叛乱分子所利用，叛乱分子侵吞对外联络委员会的金钱，把对外联络委员会的指令出卖给凡尔赛。但是，熟悉外省风俗习惯的著名共和主义者想效劳却没有机会。对外联络委员会也象其他各处一样，人们不得不独断专行。最后，仅仅指拨十万法郎，作发动法国各地起义的款项。
对外联络委员会只散发了极少的文件：一本关于巴黎革命的雄辩有力和符合实际的小册子，两份告农民书。其中一份是安得列-·奥夫人写的，朴实而热情，完全适合于农村人民的理解力：“弟兄，你蒙受了欺骗！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我所要求的，也正是你所希望的；我所争取的解放，也是你的解放……巴黎希望的无非是把土地给农民，把劳动工具给工人。”这种优良的种子通过气球撒播出去，气球每隔一定的距离就把印刷的小册子投下来。因此有些种子投丢了，并没有落在垄沟里！
专为对外联系设立的这个委员会完全忘记了世界其余各地。全欧洲的工人阶级都在异常紧张地注意巴黎的消息并且全心全意地同情这个成了无产阶级首都的伟大城市，无产阶级的集会、示威游行和宣言都增加了一倍。无产阶级的报纸大都经济困难，但是它们勇敢地驳斥资产阶级的诽谤。对外联络委员会的职责本来是和这些重要援军联系，但是它没有这样做。为了支援这个不得不听任自己的捍卫者由于缺乏面包而陷入绝境的公社，有些人负了一身债，甚至破了产。
对外联络委员会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无力对抗梯也尔的狡猾伎俩。委员会对保护外国人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并且完全正确地把部里的豪华的银器送到铸币局，但是它却几乎没有为公社做任何工作。
这些都是异常重要的委员会。既然公社由于形势的力量而变成革命的先锋，既然公社敢于以国家的名义发言，那么它就应发表十九世纪的人权宣言，并且吩咐在自己死后把这面旗帜插在自己的墓上。它只要把四十年来革命政党所要求的整个制度明确地提出来就够了。
司法委员——一个律师——只需要总结长期以来各方面所要求的改革。他仅仅限于以固定的薪俸任命公证人、书记官和鉴定人，这在战争时期完全是多余的，反而错误地从原则上肯定这些机关可以存在。它没有做几件令人注意的工作，已经议决的有：在逮捕状中应该写明原因和证人的姓名；被捕者的文件、贵重物品和有价证券应放在保险库里。颁发了一项命令，要精神病院院长在四天之内呈递关于精神病院病人的人数和状况的报告。如果公社的光芒照进了这些隐藏着许多罪恶的精神病院里，那末人道就会在这里伸张，但是这个命令并没有发生效果。
司法委员会缺乏革命知识，本来它至少可以表现出一些革命本能。例如，把皮克卜斯修道院的监牢和圣劳兰教堂的骷髅这些案件弄个水落石出，这本来是它的责任。但是它显然并没有处理这些案件，于是反动势力就以这些所谓发现当作谈笑的资料。司法委员会甚至放过了把法国的全体劳动人民团结在公社周围（至少一天也好）的机会。人们已经抓住了热克尔，他有钱、大胆和阴险，始终逍遥法外，因为资产阶级的立法不追究这样的罪犯。只有革命才能追究这样的罪犯。审理热克尔的诉讼程序是再简单不过的了。热克尔硬说他是受了帝国的欺骗，并且请求查明情况。在公开的审判中，在随便选出的十二名陪审员面前，可以通过热克尔把墨西哥远征队再搬出来，揭露僧侣阶级的阴谋，把盗贼的口袋翻过来，证明皇后、米腊蒙和莫尔尼怎样歪曲了事实，法国为什么事和为哪些人血流成河并损失了数十亿法郎。那时就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协和广场上，在负连带责任的土伊勒里宫前面执行赎罪办法了。很难遭到枪杀的诗人也许会哀泣，人民——永久的牺牲者大概会鼓掌，并且说：“只有革命才能申张正义。”但是，人们甚至忽视了审讯热克尔。
教育委员会的职责本来应该在公社的书里写下最美丽的篇页，因为经过世界各国这么多年的研究和实验以后，对于真正的革命者说来学校改革必然是可以立即实现的。教育委员会没有留下备忘录、著作、公告，没有留下一行文字作为将来的证明。但是，教育委员本人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曾经到德国几个大学留过学。他满足于下令取消学校教室中的十字架像和向所有研究过教育问题的人呼吁。一个委员会奉命组织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但是它的全部工作是：宣布在5月6日开办一所学校。另一个女子学校是在凡尔赛分子侵入的那天公布成立的[10]。
教育委员会行政上的作用只限于做一些难实现的决议和某些任命。两个可靠的有天才人物——爱丽舍·列克吕斯和邦·加斯丹诺奉令改组国家图书馆。他们禁止出借书籍，这样就结束了某些有特权的人用国家的藏书建立一个图书馆这个不合理事件。4月16日当选的库尔伯领导的艺术家联盟着手重新开放博物院，并对博物院进行监督。
如果没有市政当局的一些不明确的通告，人们根本不会知道这次革命对于教育是怎样想的。根据这许多新的规定，耶稣会士和城市教师所遗留下来的学校又开门了，或是赶走了残留下来的耶稣会士。第二十区的学校供给学童们衣食。第四区的教育委员会说：“要教导儿童热爱和尊重与自己地位相同的人，向儿童们灌输正义感，要教育儿童必须为公共利益而学习——这是道德原则，从现在起，公社的教育就以这些原则为基础。”第十七区的教育委员会说：“学校和幼儿园的教师只能运用根据经验而建立的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永远要从说明自然的、习惯的和智力的事实出发。”但是人们决没有想到提出一个完善的纲领。
那么究竟谁替人民说话呢？那就是劳动和交换委员会。劳动和交换委员会完全由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组成，它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研究一切必要的改革，改革的范围包括公社的国家机关和工人——男女工人——同他们的雇主的关系；修改商业法典和关税率，改革所有的直接税和间接税，建立劳动统计！——劳动和交换委员会应该把它准备向公社建议的一切命令的内容征求公民的意见。”
弗兰克尔代表很受由工人组成的倡议委员会的拥护。各区都设有登记簿，报告劳动供求的状况。根据许多面包工人的要求，劳动和交换委员会呈请公社废除了夜班制[11]，这是有关健康的措施，也是道德措施。劳动和交换委员会草拟了关于取缔当铺的建议和关于禁止扣罚工资的命令，并且拥护关于原业主所遗弃的工场的命令[12]。
根据另一项建议，继续发放战争受难者和贫困者的津贴。不愿意被叫做“贫困者"的人，可以在约定五年内偿还的条件下领取津贴。建议结尾说：“当然，在取缔当铺以后必须建立一种社会组织，以保证在失业时给予工人以真正的救济。公社的成立要求建立新的改进的制度，以保护工人不受资本的剥削。”
废除扣罚工资和薪俸的命令结束了资本统治下极不公平的现象，因为这种罚款是身兼当事人和法官的雇主经常用毫无理由的借口来克扣工人的。
关于被遗弃的工场的法令，是把人民大众劳动积累的财富交还给了多少世纪以来被剥夺了财产继承权的人民大众。工人合作社联合会组织的调查委员会受委托，统计那些应该交还给工人的、原业主遗弃的工场和编制财产清单册。于是“剥夺者被剥夺了”。没有开始这次革命，十九世纪不会结束。机器制造业的每一点进步都会使这种革命越来越接近。劳动的剥削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工人群众就越壮大和越有组织。不久，觉悟和团结起来的工人群众，就象1789年的年轻的法国的情形一样，将同那一小撮的特权者相对立。最热烈地促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是垄断者。
当然，这项法令还有缺陷，并且需要加以明确的解释，特别是应该接收工场的工人合作社的一条。和其他法令一样，这个法令在这种战争的局面下也难以实行，而需要许多附带命令。但是，至少具有关于工人要求的某种观念；而且即使说人们除了建立劳动和交换委员会以外，再没有别南东西可以归功于3月18日的革命的话，它也仍然比1789年5月5日以来的法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议会替工人做的事情多。
劳动委员会对军需机关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它证明，减价只是压低了工人的工资，并没有减少企业主的利润，企业主不考虑任何供售的价格，因为他们以后可以依靠剥削工人来弥补自己的损失。报告说：“公社采用这种办法是十分盲目的，而且恰恰是在工人宁死也不肯再继续忍受剥削的今天！”劳动委员要求，供售合同要指明劳动价格，买卖主要委托工人团体办理，价格应该由军需机关、公司的同业公会和劳动委员共同协商确定。
为了监督各个委员会的财务状况，公社于5月建立了一个高级核算委员会，负责审查各委员会的账目。核算委员会规定：凡犯有榨取、侵吞或盗窃财物罪行的官员和供应者一律处以死刑。
简单地说，除了劳动委员会以外，一切主要委员会都是不称职的，人们可以随意加以调查。各委员会犯了同样的错误。各委员会掌握了1789年以来资产阶级的档案两个月之久：会计处有官方一些骗局的秘密，参议院有专制主义的秘密会议录，警察局有各种社会势力的最可耻的阴谋。所有的外交官都在担心外交部的公文筐可能打开。各委员会本来能够把革命的内幕、督政府时期的、第一帝国的、七月王朝的、1848年的、拿破仑第三的秘史摆在人民的眼前的。它们本来只需要把这些文件原封不动地全部发表，留待后世精选。但是它们仅仅拿出了两三个册了。委员们睡在这些宝贝旁边，而没有起疑心。
面对着这些使热克尔哑口无言并使会计处关门的律师、博士和政论家，急进派不肯相信愚昧无知，却又叫嚷起波拿巴主义来了。这是一种愚蠢的非难，已被上千件证据所否定。为了对各委员表示敬意，不得不说出全部真相：他们的愚昧无知实在太明显了。他们之无知，部分原因是过去一直受压迫。
[1] 警察局长瓦伦顿对车站委员发出下列的通知：“政府首脑刚才作出决定，从今天起停驶一切运输粮食的列车，停止所有规定往巴黎送一切生活资料的运输。我请求你，立即采取你认为执行这个决定所需的一切措施。你要特别认真地检查规定开往巴黎的列车的一切车辆，并且把你所检查出来的生活资料全部发回原处。为了这个目的，你要与……密切联系……
执行警察局长职权的总代表 瓦伦顿”
[2] 一些有组织的工人队伍负担起社会服务事业各部门的工作，如街道工作、点燃路灯、排除下水道的污水等。——德文版编者
[3] 有五个炮厂，分设在市政厅、土伊勒里宫、军事学校、文森、蒙马特尔。公社——包括野战炮兵和炮台的大炮在内——共有大炮、榴弹炮、臼炮、速射霰弹炮一千一百多门。
[4] 他对德勒克吕兹说：“您知道凡尔赛给了我一百万法郎吗？”德勒克吕兹回答说：“你别说啦！”并且转过身去，背朝着他。
[5] 3月20日他在司法宫自己的办公室里和检察长开会时被逮捕。
[6] 他在向警察局申请护照的时候，被认出来了。
[7] 《泰晤士报》的记者访问了一个修道院，他报道说：“修女们硬说这些东西是外科整形的用具，这是极容易驳斥的谎言。至于垫子和皮带，跟我在医学院看到过的在躁狂病和难产手术室里使用的东西相类似，但是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引起严重的怀疑，因为这些东西只有使用暴力才需要，而治疗任何熟悉的病都用不着。”
[8] 这个充当看护长的修道女是一个大个子，长得像男人的坚决的女人，当里果问她“为什么把这些妇女关起来？”的时候，她以愉快的声调回答说：“为了帮助她们的家庭，因为她们疯了。你们看，我的先生们，你们作为家庭的儿子会承认人们往往喜欢把家里的傻子隐藏起来。”——“难道你不知道法律吗？”——“不知道，委员先生，我们只服从我们的上司。”——“这些书是谁的？”——“我不知道。”她们以装傻来欺骗傻瓜。
[9] 公社的《公报》报道了这次谈判的一部分情况，我们另外补充了一些详细情节。大主教在被捕以后不久写信给梯也尔，恳求梯也尔不要把那些与人质的生命攸关的俘虏判处死刑。梯也尔没有回答。布郎基的一个老朋友弗洛特建议梯也尔用布朗基交换主教，提醒梯也尔注意，说大主教处境危险。梯也尔很坚决地回答说：“这和我有什么相干呢？”弗洛特又通过达尔布瓦自己进行谈判，达尔布瓦建议派德盖里到凡尔赛去。警察局不肯放走这样一个人质，于是就派副主我拉加尔律代替德盖里。大主教给了他指示，弗洛特领着拉加尔德于4月12日到了火车站，在火车站上他让拉加尔德宣誓：“如果谈判失败了，一定要回来。”拉加尔很宣誓说：“即使要枪毙我，我也一定要回来。您真的以为我会抛下主教阁下单独留在这里吗？这种想法我在脑子里连闪都没闪过。”当火车快要开动的时候，弗洛特还叮问他：“如果你不打算回来，那你就不用走。”这位祭司重又发了誓。他带着一封信动身了，大主教在信里请求交换。梯也尔装作对这封信毫无所知的样子，回答了在公社报纸上发表的大主教的前一封僧，这封回信是他的虚伪和说言的一篇杰作，他在信中说：“您向我指出的事实完全是虚枸的，这真使我惊异，象您阁下这样一位明智的高级僧侣……我们的士兵们从来没有枪杀过俘虏，也决不打算杀害伤员。他们在激烈的战斗中可能用他们的武器去对付那些杀害了他们的将军的凶手，但是战斗结束以后，就又恢复了民族特性的宽宏态度。阁下，因此我不接受他们对您散布的那些诽谤的言词。我确实证明士兵从来没有枪杀过俘虏。”17日，弗洛特收到拉加尔德的一封值，他在信中说，他不可避免地要留在凡尔赛。弗洛特对大主教发牢骚，大主教很不安地说：“拉加尔德先生不可能留在凡尔赛，他一定会回来的，因为他亲自向我发过誓。”大主教写了一封信，请弗洛特转交给拉加尔第，拉加尔德回信说，是梯也尔把他留下的。23日，达尔布瓦又写信给拉加尔箍：“请拉加尔德先生见信一定立即启程返回巴黎，到马扎斯林荫道来。如此迟疑，使我们陷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并且可能产生极悲惨的后果。”拉加尔符没有回信。
被押解到托罗要塞的布朗基，巳经和外界隔绝了。朋友们想营救他，并且为了使他脱险凑了五万法郎。但是，这件事需要的款项还要多得多，而且首先需要有能干而可靠的人，因为布置稍有失当，就会使在押的人丧命。事情拖延下去，当凡尔赛分子侵入巴黎的时候，一部分钱还留在公安委员会的金库里。
[10] 马克思从他在公社时期摘录的报纸中引用了4月20日的《口令报》（Mot d’Ordre）：“医科大学的教授们离职，讲课停止了。教育委员会采取措施，要建立一个自由组成的学院。”附有马克思的初稿的《法兰西内战》法文版的编者总括了4月17日公社教育委员会所采取的措施：让每个区的医生和卫生工作人员举行一个大会为本区选出两名代表。已注册的医学院学生、各医院的走读实习生和寄宿实习生集合在大讲堂里，要推选十名代表。公民杜普列博士和朗波博士召集他们的同事，要选举三名代表。然后医学界的全体代表于4月23日集合在学院的讲堂里，选出一个委员会制定“医务改组计划。”这个计划“以后在全体代表大会上”经过讨论，并且呈报给公社教育委员会了。散育委员会把这个计划提交给“公社大会”，将由它作最后决定。此外，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初稿说明：“当然，公社没有时间来改组国民教学（教育）；但是，公杜清除了其中的宗教和教权主义成分，因而在人民的思想解放上开了一个墙。它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组织（初级的和职业的）教育（4月28日）。公社下令，所有学习用品如书籍、地图、纸张概由学校教师分别向所属的区政府取，然后免费分发给学生；任何教师都不得以任何借口向学生收取这些学习用品的费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20页。）在另一节里写道，“由于医学院的教授们已经进走，公社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建立一些不再寄生于国家的自由大学；给予考试及格的大学生们以行医的条件，不论有无医学博士学位（学位由学院 授予）。”（同上书，第121页。）——德文版编者
[11] 第一条：面包房的夜班一律取消。第二条：前帝国警察局所成立的职业介绍所停止办公。该项职务将由各区政府设置的登记处执行（面包工人都在该处登记了）。中央登记处设在商业部之下。——4月20日公社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德文版编者
[12] “巴黎公社，
鉴于许多工场被拒绝履行自己公民义务的和不愿考虑劳动者利益的企业主所遗弃；
由于这种卑鄙的潜逃，许多对于城市生活很重要的企业停工了，从而对于劳动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损害。
决议：召开工人合作社联合会会议，成立一个测查委员会，其任务是：
一，调查彼遗弃的工场，精确地说明这些工场的现况并将工场中使用的劳动工具编制财产清册。
二，编写一份报告，拟定尽速使这些工场开工的实际措施，当然不是使用遗弃这些工场的潜逃者的力最，而是使用在这些工场中工作的工人合作社的力量来进行这项工作。
三，拟定这些工人合作社的章程草案。
四，成立仲裁法庭；在上述业主归来时.应由仲裁法庭裁定将工场最后转交给工人合作社的条件，并裁定这些合作社应付给业主的抵倦金额。
该调查委员会应该向公社的劳动和交换委员会提出报告，劳动和交换委员会的任 务则是在眼短期间内向公社提出符合于公社和劳动者利益的法令草案。
巴黎，1871年4月16日——德文版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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