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莉丝·沃格尔《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1983）
1．序论
20世纪60年代，差不多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发生了妇女解放运动，这是一个半世纪以来都没出现过的现象。激进的女权主义第二波浪潮开始于北美，然后很快扩散开来。首先响应北美行动的是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接着，在日本、印度、伊朗和拉丁美洲等地，一种新的女权主义意识也出现了。六七十年代的妇女运动虽然还是使人想起早期的女权主义，但它的确是对新的社会状况的特别回应。通常被称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它致力于自觉地融合上述两种传统）的显著趋势的出现，是运动的一个重要特性。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提议者认为自己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学，主张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是相互联结的，这种政治学的目的是解决性别、阶级冲突和种族问题”[1]。
20世纪60年代晚期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浪潮的出现特别重要。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正与反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外的进步斗争团结一致地站在一起。同时，它将自己置于日益激进的女权主义趋势——这种趋势认为，男性統治（male supremacy ）是所有人类压迫的基础和女性解放的主要障碍——的对立面。然而，到7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运动开始失去动力和方向，因为反帝国主义者的行动开始削弱，许多女性马克思主义者也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组织中退出——如果不是从整个妇女运动中完全退出的话。现在，激进女权主义的理论和组织观点能对社会主权主义提供比以往更多的指导，特别是在有关性、人际关系、意识形态以及男性统治地位在历史上持续存在等关键问题上。同时，女性在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经历，似乎更加偏离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当前急务。一种对现存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就及当前革命运动主动权的悲观情绪产生了。在这一氛围中，一些社会主义者屈服了，她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无法用女权主义的方式加以改变或扩展。并且，她们还认为，这样一个目标不仅无法达到，而且会使女性解放屈从于社会主义的需求。虽然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源自于对同时实现女性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但这种双重支持现在却迫使二者分离。
本书提出的论点赞成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今天女性在解放斗争中遇到的问题。然而，它强烈反对许多社会主义者的以下假想，即经典马克思主义或多或少留下了关于女性受压迫问题完整分析。在这一意义上，本书可被看做是一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作品，尽管它既不同意当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效用的怀疑态度，也不赞同她们对激进女权主义观点的高度期望。相反，本书认为，社会主义传统思想有很深的缺陷，它永远不能完全解释女性问题，但马克思主义仍然可以被用来构建一个理论体系，使女性受压迫及女性解放问题在其中有一合适的位置。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主义力量和特征大增，其中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力量和特性亦大增，这大部分是因为战后的独特环境。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统治经历了重大转变，而权力结构也在经历着深刻变革，二者均发生在每个国家内部以及及国际间。女性，不管属于哪一阶级，很快都将面对剧烈改变的任务、前景和矛盾冲突。
二战期间，紧急军事动员迫使女性承担了范围空前的新角色，这些角色很多在传统上都是男性的独占领域。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士兵的复员，情况大大改变了。男性大量涌进劳动力市场，女性被推到了工作阶梯的下层或完全被推了出去。事实上，女性劳动力的参与从未恢复至战前水平。而且，这几年，统计数字揭示了一个新现象。尽管在战前，典型的女性工作者是年轻、未婚、仅仅暂时工作的劳动力，但到20世纪50年代，大量年龄较大的、通常带着学龄儿童的已婚女性，也暂时进入了劳动力市场。这一趋势持续发展，与核心家庭（unclear family）理念明显矛盾。
女性劳动力参与的特征发生了改变，但日益增强的强调女性家庭位置的意识使这些变化的社会影响减弱了。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开始，一种新的强调家庭生活的观点描绘了快乐主妇的图景——她让自己沉溺于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以及孤立的核心家庭中的儿童社会化。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参加工作，但人们却认为，女性，尤其是妻子的真正身份在其家庭角色中。核心家庭的神话则以人们更熟悉的方式培育了人际关系（该关系的特征是等级制度、压迫和隔离），因而在精神层面上为战后稳定的重建作出了贡献。
核心家庭准则与女性生活现实之间的紧张局势在美国尤其剧烈。20世纪50年代晚期，这种紧张局势邀到了顶点，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满于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不久之后称之为“女性的奥秘”（feminine mystique）的束缚。60年代早期开始出现了一种评论，它涉及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及组织形式。一群激进的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建立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NOW）时，这些观点汇聚在一起。NOW成立于1966年，它声称自己的目的是“立即行动，使女性充分参与美国社会的主流，享有真正与男人平等的伙伴关系所给予的一切特权和责任”[2]。
表面上看，新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试图实现女性与男性的完全平等，代表了传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真正复兴。然而，有两个特征使其区别于以往旧形式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第一，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者开始拓展平等的范畴，而早期的运动则强调在人权和政治领域的形式平等。比如，NOW最初集中关注法律补偿，但很快便扩展到女性经验的领域，这个领域以往仅被作为私人领域来考察，却从未被女权主义纲领触及过。它主张拥有儿童保育设施和掌握生活是所有女性的基本权利。在关于这些权利的讨论中，性别及家务劳动中的性別分工问题是含蓄的、不明显的。而且，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女权主义者有时因经济地位而与其他女性有区别，那时NOW主张贫穷女性应有获得职业培训、住房和家庭救助（family support）的权利。这种区分尽管不是故意的，但它标志着与严格强调家庭平等的观点（那是女权主义的19世纪版本）的分裂。新运动对不平等的最细微之处特别敏感，并且偶尔会涉及性别、家务劳动中的性别分工、不同的经济压迫等问题，这使得它将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纳入了自己的范围。
将现代女权主义与19世纪女权主义区分开的第二个特征，是它出现时的外部政治环境。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妇女运动处于先进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顶点，本质上要求将得意洋洋的资产阶级提供的平等承诺扩展到女性身上。个别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不仅仅需要平等权，她们也需要变革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尽管她们大部分处于当时女权主义运动的主流之外，但其评论还是有远见的。恰恰相反，现代女权主义从对二战结束后繁荣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获取了力量。在国际上，资本主义处于被围困的状态，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从直接的帝国主义统治中解放了出来，并通常转向了社会主义。许多国家开始采取通过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人类解放的策略，而这些策略与苏联实行的政策大为不同。同时，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加强了争取独立的斗争。国际舞台上的这些变化形成了一种关于自由、平等和人类解放等问题的更彻底的意识，它对50年代美国争取人权的新激进运动的背景也持反对态度，后来，该运动极大地鼓舞了60年代早期的女权主义运动。这两个运动都主张在资本主义体系内争取平等，却把平等权的概念挤到了解放的门口。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多数人才跨过这道门槛。在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的兴起，对国际形势发展的高度敏感，与越战的加剧汇集交织在一起。时而发生的城市暴动，激烈的反战运动，以及军方内部对于战争的抵制，扰乱了这个国家。同时，法国1968年“五月事件”之后，一场大规模的左派运动的复苏在欧洲迅速蔓延。而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鼓舞了新一代的社会活动参与者，他们反对试图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内解决问题的所有企图。巨大的社会变革看起来成为当务之急。在这一背景下，一场“妇女解放运动” 在美国出现了，它的创始人是人权运动、社区组织和反战运动的（白人）积极参与者。新运动表面上不同于早期的女权主义，包括60年代早期的自由女权主义，它最初采取小团体的形式，致力于提高觉悟，组织地方工会，有时采取直接行动。不像那些更严肃的女权主义（如NOW这样的组织），妇女解放运动成功地触及并调动了由女性生活所有方面的诸多矛盾而引发的不满，当妇女解放运动迅速扩展到美国、加拿大、欧洲以及其他地区时，“姐妹情谊有力量”（sisterhood is powerful）对其给予了坚决支持。而且，这些女权主义者关注女性经验的任何一个方面，因为她们认为“个人的即政治的”，并把她们的理论付诸实践。在社会剧变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将女性解放的思想变为一种公共意识，并为大规模的妇女运动奠定了基础。
从一开始，妇女解放运动的参与者便对社会变革进程中女性问题的地位有不同的看法，并产生出不同的策略倾向。一些人将反对女性受压迫的斗争视为更大范围的社会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对这些人而言，任务是如何抵制传统社会主义者将女性问题置于社会主义斗争从属地位的倾向。另一些人则坚持，女性被男性统治的问题是所有社会变革进程的基础，有明显的独立存在的特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进行不同性质的斗争。这里的问题涉及与最激进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所持立场的分界线。随着上述两种争论与实践的深入妇女解放运动内部开始分裂。激进女权主义者日益强调性别对立在社会发展中的首要地位，性行为和性偏好的关键作用，以及社会主义作品在女性问题上无法改变的缺陷。相反，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另一种趋势则开始主张，激进女权主义的力量事实上可以与社会主义体系融合成一种新的策略。到70年代早期，后一种趋势——很快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或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强化成为妇女运动以及左派运动中的重要力量。[3]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有着共同的策略和组织观点。她们认为，女性的参与，她们对自己作为一个群体被压迫的意识，对于任何革命斗争的胜利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她们断定，主要的性别压迫、阶级压迫和种族压迫是相互关联的，因而反对这些压迫的斗争必须相互合作——尽管这种合作的确切性质还不明确。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在整个革命过程中，独立的妇女运动从其他社会运动中分离出来是必要的：工人女性、家庭主妇，单身女性，女同性恋者，黑人、棕色人种和白人女性，蓝领女性，白领女性，等等。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来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实现社会主义者对女性解放的承诺，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和人际关系领域以及家庭内部。她们主张，自主是一个政治和战术原则。最后，社会主义理论家认为，女性解放运动与大多数新左派在以下观点上是一致的， 即“社会主义变革的全面观点，对革命进程中主观因素的强调，对机械阶段论（mechanical stage-ism）的反对”。[4]然而，对于绝大多数激进主义分子来说，运动的实质和力量，并不于它的社会主义观点，而在于对女权主义视角（即姐妹情谊有力量以及个人政治）的不懈坚持和特别诠释。
在妇女解放运动发展的初期，理论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妇女解放运动在没有坚实理论和组织支撑下存在和发展的能カ，证明了它作为一支真正的社会力量的强大实力。然而，到70年代早期，运动开始重新评估它的实践，更细致地检验一直以来潜在地指导其行动的理论框架。在转向理论工作的过程中，妇女解放运动的参与者开始探讨发生在她们政治经验之外的实践课题。她们对于理论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以下这一意识的反应，即已经确立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策略方向需要一个更充分的基础。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很自然地将社会主义传统作为理论的起点。作为社会主义者关心的一个问题，女性的从属地位这一课题有着漫长而比较重要的历史。在实践中，社会主义运动一直尽可能地试图在平等的基础上将女性纳入社会变革中，但这种行动通常都存在着过失、薄弱和偏差。在理论上，社会主义者一般将女性受压迫问题（the problem of women's oppression）定义为“女性问题”（the woman question）。然而，就像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很快发现的，社会主义传统理论并不能为所谓的“女性问题”提供充足或一致的答案。从这种失败中令人沮丧的清醒之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提出了一系列必须更成功地面对的难题。这些问题集中在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
第一，所有女性，不只是工人阶级妇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受压迫。而且，女性在所有阶级社会中都处于从属地位，有一些人甚至认为女性在所有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中都处于从属地位。什么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如何从理论上理解其跨阶级和跨历史的特征？
第二，按照性别进行分工的现象几乎存在于每一个已知社会中：女性和男性做不同类型的工作。[5]尤其是，女性被倾向于认为应该从事儿童培育及其他家庭劳动工作；她们也可能参与生产。一般说来，在每一个社会中，性别分工都是女性完全参与社会活动的顽固障碍。这些分工与女性受压迫之间有怎样的关系？考虑到女性的生育能力，女性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平等? 为了实现女性的解放，平等这一概念是否应被拋弃或超越?
第三，女性受压迫与种族压迫、民族压迫及剥削从属阶级有很强的相似性。性别压迫、种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在本质上是否属于同一类型？女性受压迫是否有自己的理论特性？反对女性受压迫的战斗与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有什么关系？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或者明确或者不明确地给自己设定了任务，即针对这些问题，提供一套比社会主义传统理论所能提供的更好的答案。但是，由于急于明确和解决这一重任，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放弃了传统理论中事实上可能有助于减轻这一重担的因素。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过快地拋弃了社会主义传统中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核心。
以后的几章将证明，在构建一个可以解决女性受压迫问题的理论体系方面，马克思主义是有价值的。因为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自始至终都是焦点，所以此时我们必须先把问题的其他方面放置一旁。尤其是，这部作品并不直接阐述精神、人的交往和意识形态问题，而这些是有关女性解放问题的作品通常的主题。对这些极其重要的问题进行充分的考虑必须根植于女性受压迫的唯物主义理论之中，但是，运用这一理论的几种尝试仍然是不完善的。第一部分中的两章提到了这些缺陷，并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视角评价了现有的理论作品。第2章概括介绍了十多年间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情况。第3章概括说明了其贡献，强调优点，也指出了它始终存在的局限。第3章还考察了在所谓女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缺陷，指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很不理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遗产需要重新认真评估。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审读了有关女性解放问题的主要经典作品。第4、5、6章按时间顺序审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指出了它的重大贡献，同时也揭示了它的不充分性和矛盾性。第7、8章论述了19世纪晚期社会主义运动在女性受压迫问题上的成就如何加深了分析的困惑。
第四部分开始回到构建完善的理论体系这一问题上。第9章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在考虑所谓的女性问题时未能确立一个稳定的理论基础。而且，这一章指出，社会主义理论遗产事实上是各种不同观点的矛盾混合，根本不够明晰，更不用说在细节上能详尽了。结果，马克思主义者解决女性解放问题的努力便为暗藏的两种观点之间的论争所困扰，其中只有一种观点能在总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这一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之内讨论问题。第10章和第11章因而承担了这一责任，详尽阐述后一种观点。第10章开辟了一条理论途径，将生育和女性受压迫置于每一种阶级生产方式的中心来讨论。第11章从理论上同时阐释了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殊处境与女性解放的状况。这两章均将分析的对象看做是社会再生产语境中的女性受压迫现象。也就是说，理论焦点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作品中极为普遍的关于女性问题的模糊概念。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都使用的“家庭”这一范畴同样也是她们分析的起点；“家庭”用看似明白的假象掩盖了在概念问题上的困惑。因此，这些理论章节在探讨家庭这样的机构之前，首先在社会再生产领域为女性受压迫问题构建了基础。一旦理解了女性受压迫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中的特殊性质，我们就有可能去分析诸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家庭这样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本书还有一个纯理论上的尝试。它试图将女性受压迫问题置于一种纯理论的语境之中。最后两章特别提出了一套相当抽象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所可能呈现出来的结果。这只是理论上它所应该呈现出来的。只有在对实际状况的分析中，抽象概念才会有生机，因为只有历史才能为干枯的理论注入血肉。
[1] 红苹果（Red Apple Collective）：《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妇女联盟：过去和现在》（“ Socialist - Feminist Women's Unions ：Past and Present”），载《社会主义者评论》第38期（1978年3-4月），第39页。尽管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当然不是同义语，但我按照当代美国妇女运动中的一般实践，交替使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这两个术语。而且，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不是女性的独有领域：新美国运动也将自己称作是社会主义一女权主义组织。
[2] 60年代早期的重要标志包括：1961年，肯尼迪总统建立了总统女性地位委员会（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其最终报告于1963年问世。1963年，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受到杂志报道和传媒采访的交口称赞。随着此书很快成为畅销书，一系列更学者化的对女性地位的反思——开始于1964年，当国艺术科学院（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杂志《代达罗斯》出版了一期专刊——标志着自由主义思想的新转折，同时，立法和行政命令开始建构一套政府政策体系以支持女性的|寿，包括1963年的《同酬法》（Equal Pay Act_964年的《民权法》（Civil Rights Act）第7条，1962年和19|f^于禁止联邦雇佣中的歧视的行政命令。关于NOW宗旨的阐述，见朱迪斯·霍尔（Judith Hole）和埃伦·莱文（Ellen Levine）：《女权主义的重生》（New York ： Quadrangle Books, 1971）
[3] 关于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历史的论述，参见：芭芭拉·德卡德（Barbara Deckard）：《妇女运动：政治、社会经济和心理问题》（The Women *s Movement ： Political, Socioeconomic, and Psychological，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8）；马琳·狄克逊（MarleneDixon）：《我们向何处去·》（“Where Are We Going·”），载《激进国》第4卷，第2期（1970年2月），第26—35页；马琳·狄克逊，《女性为什么要解放一2》（“Why Women’s Liberation—2”），载罗伯特·萨尔佩（Roberta Salper）编：《女性解放：历史与现实政治》（Liberation ·· History and Current PoliticsYork: Alfred A. Knopf，1972）；色色拉·伊斯顿（Barbara Easton）：《女权主义和现代家庭》（“Feminism and the Contemporary Family”），载《社会主义者评论》第39期；芭芭拉·爱泼斯坦（Barbara Epstein）：《1980年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思潮》（“Thoughts on Socialist Feminism in 1980”），载《新政治科学》第4卷，第1期（1980年秋季），第25—35页；萨拉·埃文斯（Sara Evans）：《妇女解放运动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载《激进美国》第9卷，第2期（1975年31月），第1一12页；萨拉·埃文斯，《个人政治：民权运动和新左派中女性解放的根基》《妇女解放运动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载《美国社会学期刊》第78期（1973），第792—811页；弗里曼，《妇女解放运动：起源、体系和思想》载 H. P·德赖策尔（H.P.Dreitzel）编义两性的家庭、婚姻和斗争》（Family，Marriage，and the Struggle of the Sexes，New York:Macmillan Co.，1972）；《社会主义一女权主义全国会议》（“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ist - Feminism” ）；红苹果：《社会主义一女权主义者妇女联盟：过去和现在》，载《社会主义者评论》第38期（1978年3-4月），第37—57页。有关女权主义意识以及第三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参见：诺尔玛·斯托尔茨·钦奇利亚（Norma Stoltz Chinchilla）《动员女性：革命中的革命》 （“Mobilizing Women: 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载《拉丁美洲观察》（第4卷，第4期Cl_977年秋季），第83—102页；诺尔玛·斯托尔茨·钦奇利亚，《工人阶级女权主义：多米蒂拉和家庭主妇委员会》（ Working - Class Feminism ：Domitila and the Housewives Committee”），载《拉丁美洲观察》第6卷，第3期，第8742页；盖尔·奥姆费特（Gail Omvedt）：《我们要打碎这个监狱！斗争中的印度女性》（1980）；盖尔·奥姆费特，《印度的女性和乡村暴动》（“Women and Rural Revolt in India”），载《农民研究杂志》斯特凡妮·厄当（Stephanie Urdang ）
[4] 《社会主义一女权主义全国会议》，载《社会主义革命》第26-180期（1975年10—12月），第87页。
[5] 我使用复数——性别分工（sex diyisions of labor）-是因为，事实上，大多数社会中，在不同的工作领域，以及不同阶级、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中，有不|劳动力分工。而单数的性别：（如sex division of labor）虽然可能包括这些类另|]，但它也倾向于将这些类别融合成一个抽象的整体。同样的概念，如是术语的话，参见克里斯托弗·米德尔顿（Christ0Pher Middleton）：《封建时代英格兰的性别分工》（“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ur in Feudal England”），载弗兰克·帕|Frank Parkin）编：《阶级结构的社会分析》（The Social Analysis of Class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74）,第 179—203T 贡。邊德·贝内里（Lourdes Beneria）：《再生产、生产和性别分工》（“ReProduction，Production and Sexual Division of Labour ”），载《剑桥经济学杂志》第 3 期（1979 年），第 203—2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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