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射向革命心脏的子弹——1918年8月30日列宁遇刺案文件与资料汇编
第一章 反革命蠢蠢欲动
8月30日以前不久
Н·К·克鲁普斯卡娅：
1918年夏是极其困难的。伊里奇已经什么都没有写，而且夜不成眠了。有一张他的照片，是8月底他受伤以前不久拍照的，照片上的他，若有所思地站立着，好像久病初愈的样子。
4月份，一些反苏维埃政党就联合成立了“复活同盟”……同协约国签订了由协约国派遣军队进入俄国反对布尔什维克和利用捷克军团在俄国组织政变，推翻苏维埃政府的协议。捷克军团在克伦斯基时代的人数是四万二千人，其中有许多俄国黑帮将军和军官。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和西伯利亚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同法国军事代表团一起讨论了政变计划。决定由疏散到远东的捷克军队占领乌拉尔、西伯利亚和乌苏里的铁路据点。
Н·Н·波波夫：
在萨马拉组织了一个纯社会革命党的政府——立宪会议委员会。但是，它们依靠的军事力量却是捷克人和军官们。这种军事力量才是左右局势的有效主人。军事力量建立法庭，进行镇压，而且不经法庭审讯就枪杀工人，鞭笞农民，到处安插为所欲为的间谍组织。
В·П·安东诺夫-萨拉托夫斯基：
捷克暴动军团的部队占领萨马拉、建立立宪会议委员会之后，富农暴动就在整个伏尔加河流域开始了，一部分中农也参加了进去。于是我又被派去见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聚精会神地听我谈完情况之后，问：
“你们正在做什么呢？”
“正在坚决镇压富农的暴乱”。
“就应当这样，任何暴乱都不要让它闹起来。即使是最微小的乱子也要立即制止。你们要尽力消灭富农的暴乱。否则苏维埃政权就要灭亡。”
Н·К·克鲁普斯卡娅：
5月底，捷克人占领了车里雅宾斯克、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泰加车站、托木斯克；6月初，占领了鄂木斯克、萨马拉。5月底在莫斯科揭露了以“保卫祖国与自由联盟”为首的白匪阴谋，克里米亚发动了反革命暴动，波罗的海舰队中的政变在准备之中。6月4日克里米亚成立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6月19日，在伊尔库茨克发生了反革命暴动，6月20日在科兹洛夫和叶卡捷琳堡、6月29日在科斯特罗马揭露了帝制阴谋，6月30日西伯利亚地区杜马宣布成立资产阶级政府。社会革命党人同资产阶级狼狈为奸……6月19日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坦波夫发起暴动，第二天，他们就在彼得格勒暗杀了沃洛达尔斯基同志。
1918年7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联席会议记录摘录：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联席会议听取了中央苏维埃代表们的报告，提出以下几点：
1、认为社会主义祖国正处于危险中。
2、各苏维埃和其他工人组织的工作都要服从当前的主要任务：击退捷克人的进攻，顺利进行粮食收集和运送到急需地区的工作。
3、在莫斯科和其他地区的工人群众中进行极为广泛的宣传工作，向他们讲解苏维埃共和国所遭遇的危机，讲解从伏尔加、乌拉尔和西伯利亚清除一切反革命在军事上和粮食供应上的必要性。
4、提高对处处投靠反革命营垒的资产阶级的警惕性。苏维埃政权应当保护自己的后方，监督资产阶级，对其实行群众性的恐怖……
Н·Н·波波夫：
社会革命党是1918年伏尔加、乌拉尔、西伯利亚和整个北方地区反苏维埃暴动的发动者。社会革命党在所有这些地区把它的暴动最密切地同协约国列强、同俄国资产阶级保皇党结合起来。阿尔汉格尔斯克社会革命党政府成立的事实，同英国军队的登陆、同萨马拉的政变，和西伯利亚铁路许多地段的政变相配合，这些政变是在捷克人的刺刀逼迫之下，在法国大使馆的直接指使之下发生的……社会革命党人参加阿尔汉格尔斯克、萨马拉和西伯利亚事件，只不过是立宪民主党人和联盟者手中的一个幌子。这个幌子只在反革命分子本身勾结起来、占据独立阵地以前有用，等到他们做到了这一步，等到他们实际掌握了国家机器，等到他们把军队变成了实现其目的和利益的盲目工具，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动手消灭社会革命党人的政府，把他们自己举起的幌子抛到一边……
Н·К·克鲁普斯卡娅：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样也滑到了反革命的道路上。
6月24日他们作出了杀害德国大使米尔巴赫和组织反苏维埃武装暴动的决议。6月27日英国陆战队在摩尔曼斯克登陆，7月1日在莫斯科逮捕了法国使团领导下组成的几个白匪梯队，7月4日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7月6日社会革命党人杀害了米尔巴赫，并且在莫斯科发动了暴乱……
早在7月5日，伊里奇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讲演时，就从多方面批判社会革命党人丧失气节、散布惊惶情绪和不理解形势的严重，但没有想到他们会发动暴乱。
7月6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布留姆金和安德烈耶夫来到金钱胡同德国大使馆驻地的院子里，要求面见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会见时他们向他抛出炸弹，炸死了他，然后就隐藏到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一支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波波夫指挥的部队中去了。这支部队驻扎在三圣胡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整个中央委员会也同时迁到了这里。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到那里去逮捕杀人凶手，却反而遭到了逮捕。同时，波波夫的部队还往附近街道各处派出了哨兵，哨兵逮捕了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斯米多维奇、邮电人民委员波德别利斯基、全俄肃反委员会委员拉齐斯等人，并且占领了邮局和电台。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向俄国各地和捷克前线广泛散布了莫斯科暴动的消息，号召进行对德战争。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首先采取了军事行动，人民委员会方面也对拥有两千名步兵、八门大炮和装甲车的波波夫部队采取了军事行动。7月8日晨，对三圣胡同进行了包围和炮击。社会革命党人企图以炮击克里姆林宫来报复：宫墙内落入了几发炮弹。短时间的反抗后，波波夫的部队撤退了，并向弗拉基米尔公路奔逃，很快就在公路上跑散了。俘虏了大约三百人……
列宁1918年7月7日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暴动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记者的谈话摘录：
罪恶的恐怖活动和叛乱完全擦亮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睛，使他们看清左派社会革命党冒险分子的罪恶策略要把人民的苏维埃俄国拖到怎样的深渊里去。……
当我们不能而且也不想再打仗的时候，他们挑动我们去跟德国人打仗。人民群众决不饶恕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样粗暴地践踏人民的意志，这样用暴力把人民推向战争的行径。
只有白卫分子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奴仆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行动幸灾乐祸，拍手称快。工人和农民群众这两天却更紧密更密切地团结在人民群众意志的真正表达者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周围。
Н·К·克鲁普斯卡娅：
7月8日，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出决议，把与7月6日、7日暴乱沆瀣一气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开除出苏维埃。7月10日，代表大会通过了苏维埃宪法，并且结束了自己的工作。
整个七月的形势是极端艰难的。
与捷克军团作战的部队的指挥官，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穆拉维约夫。他在十月革命后站到苏维埃政权一边，反对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向彼得格勒的进攻，还在罗马尼亚前线作过战。但是，当7月6日、7日暴动开始以后，他就转到了他们一边，并准备使军队调转方向，开回莫斯科。不过，他所指靠的军队并没有跟着他走；他想依靠西伯利亚苏维埃，可是西伯利亚苏维埃也没有跟着他；人们要逮捕他，他进行反抗而被击毙……
反革命的暴乱依然猖獗。捷克人占领了喀山，英法联军占领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并且在那里成立了社会革命党北方地区最高管理机构，伊热夫斯科耶的社会革命党人发动了暴乱，伊热夫斯克的右派社会革命党军队占领了萨拉普尔，苏维埃军队放弃了赤塔，志愿军夺取了叶卡捷琳诺达尔，但莫斯科和雅罗斯拉夫尔暴动的失败在敌人的队伍里引起了某种程度的动摇；德国人与同盟者之间爆发的战斗使武装干涉削弱了，减轻了他们对俄国的注意力。8月16日，捷克人在白河遭到失败，我方各种武装力量的联合开始形成；我方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组织措施，颁布了吸收工人组织采购粮食、组织粮食收集队和巡查队的法令，粮食的情况开始稍稍好转了。封闭了资产阶级的报社，它们的报纸不再扰乱群众的神经了。在外国工人中间进行的反武装干涉宣传加强了。8月9日，外交人民委员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同盟国和平建议。
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感到他们正在失去立足之地，便决定杀害一系列布尔什维克领袖，其中包括列宁。
更早一些，1918年1月……
A·Φ·克鲁列夫：
1918年1月1日这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斯莫尔尼宫给我来了电话，要我派车。
我叫来了调度员，同他商量了一下，就派司机塔拉斯·米特罗法诺维奇·戈罗霍维克开车到斯莫尔尼宫去。
塔拉斯·戈罗霍维克出车回来，进了停车场，他的车身、后挡泥板和前挡风玻璃都被子弹打穿了。司机们围着打坏了的汽车，问忐忑不安的塔拉斯，发生了什么事？
“反革命分子在米哈依洛夫练马场旁边开了枪，”司机回答，“要谋杀列宁。”
T·М·戈罗霍维克：
1918年旧历1月1日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在彼得格勒中央汽车基地当司机的时候，常常用车接送H·H·波德沃依斯基。1月1日，尼古拉·伊里奇要我把他送到米哈依洛夫练马场去。我们大约下午7点钟或8点钟到了那里。练马场上正在开群众大会。我跟在波德沃依斯基后面走进练马场，看到了主席台上的列宁，他正在向准备开赴前线的红军战士讲话。大会结束以后，波德沃依斯基派我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就开了车，朝斯莫尔尼宫方向驶去。
我们的车开上了方丹卡桥。突然，响起了哒哒哒的声音。我面前的挡风玻璃也响了起来，破碎的玻璃朝我脸上飞来。“这是朝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的……”我的脑海中立刻闪现出这样的想法。我按下操纵杆，开足了马力，转了个弯，大家都活着，危险过去了，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继续拉着我的乘客向斯莫尔尼宫奔去。
到了斯莫尔尼宫，我们检查了汽车，发现车身被打穿了几个洞。有一发子弹打进车箱里，没有人被打中，只有一位我不认识的乘客被子弹擦伤了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他的同伴向我表示谢意，就走进斯莫尔尼宫去了。
M·H·乌里扬诺娃：
我们在练马场开完群众大会，就坐上汽车朝斯莫尔尼宫驶去。汽车刚开了几十沙绳，子弹就像豆子一样从后面打在车身上。“有人打枪了，”我说。普拉廷显然和我的看法一样，他赶快伸手去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头，把他按到旁边去（他们两人坐在后排座位上）。可是伊里奇却说我们想错了，他认为这不是子弹射击。枪声过去以后，司机加快了速度，转了一个弯，停了车。他打开车门问：“都活着吗？”“难道真有人开枪了吗？”伊里奇反问。“那可不！”司机答。“我还以为你们都被打死了呢。咱们真幸运，总算闯过来了。要是打中了轮胎，咱们就走不开了。这么大的雾，没法子开得太快，刚才就是冒着险开的。”
周围是一片彼得格勒式的白茫茫的浓雾。
车到斯莫尔尼宫，我们把汽车仔细查看了一番。发现车身上有几处被子弹射穿了，有几发子弹穿过车身打破了前面的挡风玻璃。我们这时候才看到普拉廷同志的手上都是血。显然是在他按住弗拉基米尔的头时，被子弹擦伤了手指。
“是啊，幸亏咱们闯过来了，”我们沿着楼梯走向伊里奇的办公室时这样说。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年1月1日（14日）：
列宁同M·乌里扬诺娃、Φ·普拉廷和司机T·戈罗霍维克一起回到斯莫尔尼宫后，查看了汽车，车身和前挡风玻璃被子弹射穿多处。据普拉廷事后回忆，普拉廷责怪列宁不该冒这样的风险，列宁回答时表示，现在任何一个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都不能逃避危险。
Π·Д·马利科夫：
1918年1月1日（14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米哈伊洛夫练马场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同他在一起的有他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和瑞士的社会主义者弗里茨·普拉廷。二月革命以后列宁从瑞士回国时就是普拉廷护送的。
他们三个人开完群众大会，上了汽车。汽车刚开始行驶，枪声就响了。身强力壮的彪形大汉普拉廷，抓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肩膀就往下按，并且用他的身体挡住了列宁。司机开足了马力，汽车行驶如飞。三个人中除了普拉廷，谁都没有被击中，普拉廷的伤很轻，只被子弹擦破了手。但车身被打穿了几个洞。
这件事发生在立宪会议开会以前不久。因此，不管列宁的意见如何，就组织了一支可靠的警卫队，在伊里奇前往立宪会议会场时，尤其加强了保卫工作。
斯莫尔尼宫警卫队一连几天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哨位加强了，增多了，警卫队员的进城休假取消了。在立宪会议开幕那一天，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奇-布鲁耶维奇给我打来了电话，转达了列宁的指示：警卫队全体持枪警戒，把机枪拖出去架上，我本人不得离开斯莫尔尼宫。这样一来，我就没赶上参加立宪会议的开幕式。而且，我们也没能在立宪会议的会场塔夫利达宫保卫伊里奇，这个任务交给了别人。
不过，在这次对列宁的谋刺事件之后，认真的保卫工作并没有进行多久，只搞了屈指可数的几天。后来他坚决反对，非要把警卫队撤销不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又重新不带警卫在全彼得格勒忙来忙去了。
B·Д·邦奇-布鲁耶维奇：
这一天，我没有在彼得格勒。由于劳累得疲惫不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极力坚持让我到附近的芬兰去了一段时间。由于休息得不好，返回彼得格勒的时间就一再拖长了。1月1日（14日）夜12点左右，斯莫尔尼宫第75号房间来电话要我立即去处理重要事务时，我已经回到家里。
原来这一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参加了群众大会，回来的路上受到了枪击。子弹打穿了汽车，打伤了瑞士社会民主党员普拉廷的手指，普拉廷是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起乘车的。普拉廷按住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头部，正是这时候，他那双按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头上的手指被子弹擦破了皮。显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生命当时处在千钧一发之中。
我立即着手调查，想要查明情况或只摸清初步线索也好。当夜出现了一些模糊的、勉强能够查觉的迹象，表明彼得格勒成立了一个伺机暗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军官军事组织。此后一连数日，我们虽然竭尽全力，可是什么也没有能够查出来。
第二天早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见到我时非常高兴。我对他说我们已经就谋刺问题进行了调查，他用他那洞察一切的眼睛看了看我，说：
“搞这一套干什么？难道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吗？根本用不着这样做。革命时代产生不满分子，打打黑枪，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这都是理所当然的……至于您说有一个组织，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当然会有。军事性的？军官们的？完全可能”——然后他就把话题转到其他题目上去。
我对他直截了当地说，这次谋杀不仅是针对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个人的，而且是针对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首脑的，因此我们没有权利置之不理。
我请求他把事情的全部经过讲给我听。但是他说他实在没有时间，说他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因为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他说既然我非要了解不可，那最好去问问别人，问问他的同伴。
在五花八门的调查材料中，没有发现任何能够揭开这个极其重要案件的线索。但是，正像经常遇到的那样，一个偶然的机会倒起了作用。
在这几天中，有一次我走出赫尔松斯基大街5号家门，想上汽车到斯莫尔尼宫去。突然，大约50名左右男女工人叫住了我，他们当中许多人就住在附近，跟我很熟。他们正在谈论几个立法决定，想听听我的解释。我当然就停下来讲给他们听，这时候我突然看到了，或者不如说感到了，有人正在用锐利的目光望着我。这是一个穿着灰大衣的彪悍士兵，他那一双黑色的眼睛正紧盯着我。我继续回答工人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直到满足了他们的一切愿望，我才跟他们握手告别，说有紧急的事。
“您什么时候来参加我们的全体会议呀？我们厂的工人都在等着您呢！”沙普沙拉卷烟工厂的一位跟我认识的女工对我说。“您快点来吧！是委员会派我来找您的……”
我一边走，一边跟她约定了日子，然后就登上汽车。
“叔叔，带我们玩去吧！”小孩子们拥上来喊。
“您听着！”突然，那个士兵对我说。“在什么地方可以跟您见面谈谈话吗？”
“干嘛？”
“我想杀死您，”他望着我的眼睛，直截了当地说。“我刚才本应该开枪，可是工人们跟您谈得很投机，我就产生了疑问……”
“这倒很新鲜！”我回答他。“我说老弟，您怎么打定了主意跟我干上了呢？您要想谈什么，就请上车吧，咱们就谈。”
“不，我最好走着去。”
“您走不到的！”
“我能走到！”他倔强地说，他的眼睛又发亮了。
“那好吧，您就到斯莫尔尼宫去吧，到了那儿找我就行。”
“可是人家不会让我进去……”
“您说出我的姓名来，人家就一定让您进去的。您知道我叫什么吗？”
“知道。”
“那就去好啦。”
“一定去。”
我关上了车门。我们就开走了。
“大概有点问题，”驶向斯莫尔尼宫的路上，我思索着。“也可能只是个从前线回来的精神病人……”
两个小时以后，说是有个士兵要见我，他说他不愿等到接见时间，因为他有紧要的机密要告诉我。
我让人叫他进来。
“难道真是他吗？”我心里想。
一看，进来了。
对，就是他。
他一直走到桌子跟前。
“您看，我这不是来了吗，”他说，“这就是我应该用来打死您的那支手枪，”说着，他把一支左轮手枪放在桌上。
“您是干嘛的呀？”一位工人同志问他。
“我是前线当兵的……刚刚从前方回来。我姓斯皮里多诺夫……”
“请坐，”我对他说。“您想跟我聊聊，我现在正有时间……”
他坐下了，抱歉似地说：
“您瞧，要是差一分钟，我就向您开枪了……错啦……那些女工……是她们妨碍了我。她们跟您谈得真带劲呀……我就想，这一定不是那个人。那个人是敌人，可您算什么敌人呢？我看，是自己的弟兄。”他笑了笑。
我立刻尽力提出问题，引导他的思想朝着我感兴趣的方向发展。我很想弄清楚，他是与什么人有联系呢，还是只是单独行动……
“您等一下，我全都说清楚……别着急……”他回答。
“说实在的！”斯皮里多诺夫突然站起身来说。“这儿的人全都是工人，全都是我们的弟兄，可是有人说这儿都是德国人，都是老爷……把我们都给骗了……”
斯皮里多诺夫冷静下来，开始讲他在前线的情况。他们在前线的整个部队已经走散，他和一些同伴，包括军官们，决定杀死列宁，便来到了彼得格勒……这里有一个军官们的组织……我把他讲的主要内容简要地写了下来。他说出了佩列库普斯基胡同的一个地址，那儿是该组织一部分人聚会的地方，他本人也去过。这都是在一个女人的住宅里进行的，其他人的活动地点他不知道。
显然，谋杀事件的线索就掌握在他手里。
可是，我们拿他怎么处理呢？逮捕？会把一切都搞糟。把他放了，他也许会后悔说了这些话，也许会跑去告诉他们的人。
我走出房间，悄悄叫来两个工人政委，让他们转告其他人，要集中精神把斯皮里多诺夫缠住，同他一起去吃中饭，领着他到他们的人中间，对他讲解有关革命的一切道理。带着他到处看看，带着他参加工人的会议，但一分钟也不能让他脱离我们的监视。他们就这么做了。
这天晚上，我们在佩列库普斯基胡同的住宅里进行搜捕，设下了埋伏，有人不断走进住宅，这些人也就陆续被送到斯莫尔尼宫来。一到斯莫尔尼宫，立即进行审讯，案件的真相也就一步一步地揭开了。
两天以后，我们接触到了接近阴谋中心的人物，终于逮捕到三名军官，他们就是行刺列宁的直接参加者。但是很清楚，他们只是另一些更厉害的人手中的工具。
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报告了进展情况，可是他这个遭受过死亡危险的人，却成了案件调查的最严重障碍。他向我提出各种可能提出的问题，忽而怀疑材料的可靠性，忽而要求对看来非常清楚的证据重新审查。
这些人胆敢抬起手来向十月革命的领袖射击，他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现在……我们终于详尽地、有足够根据地查明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首次行刺的组织情况了。
这次行刺的阴谋，是在前线酝酿成熟的，是在我方宣布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前线完全瓦解、军队自动解散的时候形成的。
从四面八方来到彼得格勒这个十月革命中心的，有我们的朋友，也有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凶恶敌人。反革命组织到处都有。但他们是无能的，他们没有力量。他们自己很清楚他们对群众是指望不上的，因此就只能转而采取古老的、阴谋家的斗争方式，选择相应的无能的武器——单枪匹马的恐怖手段……
所有这些焦急不安、激昂慷慨的前方勇士，聚集到彼得格勒，他们不懂得布尔什维克发出的，在我们这个迭遭破坏的国家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号召，还想继续让俄国的士兵为本国和国际资产阶级流血，他们搭伙在一所单独的秘密住宅里过日子，而这所住宅的主人便是某一位上尉，这位上尉在当时就已经是反革命分子了……
上尉这个公开的黑帮分子和旧制度的信徒，竭尽全力执行他的任务，费尽心机组织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谋杀……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年1月1日（14日）：
列宁在欢送七百名社会主义新型军队战士开赴西线的群众大会上致祝词（练马场广场6号，米哈依洛夫练马场）……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年1月12日（25日）：
列宁写了短简：“军事参谋部，请给我送一支勃朗宁手枪，由戈尔布诺夫同志挑选。列宁。”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年1月20日：
列宁向反破坏斗争委员会主席邦奇-布鲁耶维奇发出指示，要求详细审查被指控预谋杀害列宁的“获圣乔治勋章军人联盟”领导人的案件材料，他想了解被指控者的身份。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918年3月7日：
向列宁开枪射击的是Ⅲ公爵（指著名银行家Д·И·沙霍夫斯基——编者）用50万卢布雇佣的人……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在市民警局供职。此次谋杀……是通过秘密派遣的人物进行的。这12个人（军官）中的一部分已前往诺沃契尔卡斯克。
B·Д·邦奇-布鲁耶维奇：
通过审讯迅速查清了这个反革命组织的作用·……·一般说来，此次罪行的主犯当然应该一律立即枪决，但是，革命时代的现实和情理却导致了巨大的、完全出乎意料的、似乎无法预见的曲折。
审讯结束的时候，从普斯科夫突然发来了电报，德国人向我们进攻了。普斯科夫被占领，德国人向德诺—彼得格勒一线扑来。一切事务都放下了。立即动员武装的无产阶级击退德军。
列宁的呼吁《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刚刚公布，斯莫尔尼宫的监房中就递出了谋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犯人的信件，他们请求立即用装甲车把他们送上前线打头阵，击退进犯之敌。
我把犯人写信的情况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了报告，从来不把自己放在心上的他，转瞬间就作了决定：“停止审查，释放。把他们送到前线去。”于是那些昨天还在受审、坐班房、等着枪毙的人，急急忙忙在先锋突击队中向德军冲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里表现出非凡的气度。
战斗的革命时代的严厉审判职能，应该服从无产阶级领袖宽广的胸怀，把这些人送上前线，保卫正处于危险之中的社会主义祖国。
C·И·阿拉洛夫:
1918年白色恐怖开始以后，叛乱和阴谋就出现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在莫斯科逮捕了将近五千名旧军官，把他们集中在列弗尔多夫过去的阿列克赛耶夫斯基士官生学校的练马场中。Φ·Э·捷尔任斯基问列宁怎样处理这些人。他们谈话时我也在场。列宁劝我们，也就是捷尔任斯基、我和其他同志，到练马场去同被捕的军官们谈谈话，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他相信他们当中一定有不少正直、诚实的军官，有不少热爱祖国的人，他们能够在红军中工作……
后来真像列宁所说的一样，许多步兵军官和炮兵军官表示乐于在红军中服务，而且，他们教练士兵、参加反对苏维埃政权敌人的战斗，表现得很忠诚。
1918年3月……4001号列车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年2月26日以后—3月10日以前：
列宁听取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奇-布鲁耶维奇关于苏维埃政府由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的准备过程的报告。
B·Д·邦奇-布鲁耶维奇：
苏维埃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的全部组织工作、途中的保卫工作、在莫斯科的安置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亲自交给了我。这次会议以后，他详细听我介绍了我拟定的行动计划，这时我第一次向他报告，已有的情报表明，社会革命党人决定炸毁政府的列车，他们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将要乘坐的列车不感兴趣，他们的整个恶毒计划都是疯狂反对人民委员会的，当然，尤其是针对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像往日一样，对我所讲的一切极为平静，只是问：
“那么，我们还走得成吧？”
“当然……”我回答他。
“您能保证向我们提供一列顺利通行的火车吗？”
“我想，我们一定能够平安到达。”
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了我们已经采取的措施和将要进行的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此表示赞同，并且建议一切行动严格保密，即使在人民委员会中也不要讲来讲去，以防偶然传出去……
最重要的事情是组织好铁路线上的运送工作，因为新的情报表明，社会革命党已经得到了政府迁移的消息。即使他们不了解迁移的日期，不了解出发的地点，他们也会探听、监视的。他们对迁都的准备工作非常注意。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年3月10日：
列宁同H·克鲁普斯卡娅、M·乌里扬诺娃等人一起，于21时30分乘汽车从斯莫尔尼宫驶往尼古拉耶夫铁路交轨处的鲜花广场站台，以便乘俄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搬迁列车到莫斯科去。列宁在路上同邦奇-布鲁耶维奇谈到了搬迁的准备工作。汽车是由司机B·И·里亚博夫驾驶的。
B·И·里亚博夫：
傍晚，我在汽车房接到电话，要我开车到斯莫尔尼宫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H·康斯坦丁诺夫娜上了汽车。
我们沿着奥布沃德运河行驶。穿过几条胡同，好像是开到了鲜花站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下了汽车，向我告别：
“希望我们能够再见面。”
我懂了，他就要离开彼得格勒了……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年3月10日：
列宁同H·克鲁普斯卡娅、M·乌里扬诺娃和俄共（布）中央、人民委员会成员一起，乘4001号专车于22点出发，从彼得格勒驶往莫斯科。
Э·Э·斯米尔加：
出发的日子到了。就是1918年3月10日。晚上刮着一阵一阵的大风，下着雨。从斯莫尔尼宫里驶出两辆汽车，一辆挂着窗帘，里面坐的是列宁，另一辆是警卫人员乘坐的卡车。
这两辆车在空旷黑暗的街道上疾驶，奔向市郊。为了预防意外，政府的列车（共三列）的始发地点不是尼古拉耶夫车站，而是郊外的鲜花站台。
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预防措施并不是多余的，因为革命的敌人准备炸毁列车……
我被任命担负列宁及其全家以及他的亲密战友邦奇-布鲁耶维奇、斯维尔德洛夫等人乘坐的车厢的保卫工作。深夜，我们的列车开动了……
寂静的深夜，只听得到车轮的隆隆声，但这寂静并不能使人安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是镇静自如的，聚精会神地坐在那里。看得出，他正在思考着什么重要的事情。
弗·伊·列宁生平纪事，1918年3月11日：
列宁从彼得格勒驶往莫斯科途中，在列车上撰写了《当前的主要任务》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表示坚信，尽管苏维埃共和国被迫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的条款是异常苛刻的，但是，苏维埃共和国一定会成为一个强大又富饶的国家。
Э·Э·斯米尔加：
凌晨三时。机车上的同志报告，我们已经驶近柳班车站，我们前面有一列火车好像要停在第一轨道。它真的停在第一轨道了……列宁乘坐的这列火车也只好停了下来。前面的列车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人的，这时，我们听到了那列火车的棚车车门哗啦、哗啦的响声。车厢里跳出许多持枪的人……
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在彼得格勒不止一次同无政府主义者发生过冲突，所以一看就知道是他们。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许多倍，可是，我们必须立即同他们战斗，无论如何也要打败他们的进攻。只有靠机智和坚决，我们才能得救。
我们迅速从各车厢中跳出来，搬下机枪，喊着“全营，前进！”的口号，拉开枪栓，上好刺刀，迎着这群疯狂的人冲去。这时候我们的机枪射手也瞄准了大喊大叫的无政府主义者。
这群人没料到遇上了这样的反击，他们惊恐不安地停在原地不敢前进了，他们动摇了，害怕了，接着就惊慌失措地回头向他们的列车跑去。我们向奔跑的人群上空发射了几发子弹，紧追着他们冲进车站，喊着“上车！上车！”，把他们全都赶进了各节棚车。只用了几分钟就关上了车门，挂上了门闩。
整个行动持续不到15分钟，但我们觉得好像已经过了几个小时。想起来真有点后怕，刚才政府的列车多么危险啊，只要他们当中有人向我们打出一枪，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就都会向我们开枪的，我们这几个人很快就会被他们打垮，那时候可就……后果真不堪设想。然而，一切都很顺利，无政府主义者的列车被赶到支线上，我们的列车继续向莫斯科方向驶去。
最高革命军事法庭会议速记记录（摘录）：
伊万诺夫：我们的意图是通过破坏或用炸弹炸毁机车的方式，搅扰人民委员会1918年3月从彼得格勒向莫斯科迁移的平安进行，这种意图应该说只具有示威的性质。但是，由于准备不足和人民委员会迁往莫斯科的日期提前，我们的企图并未构成事实。
克雷连科：可是炸毁机车，搅扰人民委员会迁移，这不就是恐怖活动吗？
伊万诺夫：绝对不是。这是不愿意让这列火车中的人平安地迁出。
克雷连科：列车会不会有倾覆的危险？
伊万诺夫：不会，当然……
克雷连科：预定炸毁机车的时间，是不是在列车上了人的时候？
伊万诺夫：当然，是在列车上了人的时候。
克雷连科：您不把这称作恐怖行动吗？
伊万诺夫：反对人民委员会。
克雷连科：这次行动您不认为有必要向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报告吗？
伊万诺夫：根本不认为有必要。
克雷连科：您认为不报告合情合理吗？
伊万诺夫：假如这样的行动由党小组（社会革命党党小组——编者）进行了，对此中央委员会是会知道的。
克雷连科：您作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知道准备炸毁人民委员会列车的机车，而且，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您确认这一事实吗？
伊万诺夫：是的……
指控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及其一些组织的单独成员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活动、组织武装抢劫和里通外国的起诉书（摘录）：
有关此时期内的以下诸点，可以确认业已完全查明：
1、右派社会革命党的党组织，在此时期内通过其领导机构，即中央委员会通过戈茨、伊万诺夫和特派员拉宾诺维奇，彼得格勒省委会通过布留洛瓦雅-沙斯科里斯卡娅、沙斯科里斯基和艾斯特林，密谋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组织对人民委员会的列车在其迁往莫斯科时进行蓄意破坏。
2、为此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有组织的步骤。
3、此项准备中的蓄意谋杀行动的知情者，除一些人之外，还有谢苗诺夫、科诺普列娃和季斯连科。
4、此次谋杀未能实现的原因，是由于出现了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
Γ·И·谢苗诺夫的供词（摘录）：
科诺普列娃……向中央委员会（指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编者）建议对列宁进行谋杀，并自荐为执行者。这是后来科诺普列娃对我说的，我从她的叙述中知道了这件事情的总的情况。她同戈茨商谈了这件事。中央委员会同意了，委托中央委员会委员里希特负责组织此次行动，并派科诺普列娃和叶菲莫夫到莫斯科去执行……使用手枪射击，并决定把子弹毒化。里希特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了“库拉列”毒药，交给了科诺普列娃。在此次行动的组织方面，里希特什么事情也没有做。科诺普列娃到莫斯科逗留了一段时间，毫无所获地回到了彼得格勒。
Л·B·科诺普列娃的供词（摘录）：
我懂得列宁在党内占有特殊地位，是社会革命党的最危险、最有力的敌人……
我想到有采取恐怖手段的必要，便向军事委员会中的中央（指社会革命党的中央——编者）代表鲍利斯·拉宾诺维奇提出了刺杀列宁的建议，自己准备担任执行者的角色。为了不使社会革命党遭到打击，我建议此事以个人行动的形式进行；我请求中央负责成员提出看法和批准，只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支持。
起诉书（摘录）：
中央委员会（指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编者）在莫斯科完全了解谋杀的全部情况。此外，叶菲莫夫与科诺普列娃对质时供出，拉宾诺维奇到莫斯科去是为了了解中央关于对苏维埃政权采取恐怖手段的决定，他从莫斯科回来以后转告我说，“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批准对列宁进行恐怖行动”……
参加1918年3月对列宁蓄意谋杀的有：第一，作为暂时从中央调任到军事委员会中担任领导人的拉宾诺维奇，他从莫斯科取得了对此行动的专门批准；第二，作为中央委派的直接领导人，把“库拉列”毒药交给了科诺普列娃的中央（指右派社会革命党中央——编者）委员里希特；第三，了解谋杀准备情况的中央委员季莫菲耶夫、戈茨和韦杰尼亚平，其中戈茨还知道拉宾诺维奇曾去莫斯科请求批准。科诺普列娃和叶菲莫夫则是执行人。
因而，中央委员会的四名委员，里希特、戈茨、季莫菲耶夫和韦杰尼亚平，就被这些材料揭露出来，如果说他们没有正式领导，那么也完全了解蓄意谋杀的准备情况。恐怖行动执行的形式，似乎是一种与党（指右派社会革命党——编者）本身的活动没有联系的单独行动，但是，它是在通知了党、得到了党的同意、并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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