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1987~1994年韩国现代集团的工人斗争 四、隐秘的圈套 围绕1989年4月新的工会主席选举所达成的“协议”最终破裂了,这使现代重工公司产生了一种失败和失望感。朱尚民在现代重型工业公司工会主席的位置上干了8个月——前任工会主席所剩下的任期——骚乱便开始重新萌发了。新的工会主席李延宏在当选之后很快就被逮捕了,他的副手在第二次罢工真正开始的前几天也遭到了逮捕。他们被指控在1990年4月25日煽动非法罢工。这一指控表明,前一年双方在灾难性的128天罢工之后所作出的维持休战的保证是多么的软弱无力。 在蔚山东部的大街上,警察与工会一直冲突不断,争吵不休,没有人能肯定这是武装民事冲突之前的小规模冲突,还是劳资双方融洽相处之前,或者说是资方获胜之前的最后的暴力行为。然而,只要还有许多工会的干部被囚禁在监狱之中,就别指望一个和平的结局。要说稍有区别的话,那就是现代重工公司内的气氛比沿路数英里外的现代汽车公司内的气氛更加紧张,其原因深深藏于公司的历史和它与工人的关系之中。现代汽车公司一直是现代集团公司中的一个朝气蓬勃的公司,而现代重工公司则总是受到造船工业盛衰的冲击,只能靠压低工资的办法来保持他们在同日本人的竞争中处于领先的地位。 由于现代重工公司的工人所挣的工资只相当于现代汽车公司工人的3/4,所以,和其他大型工业组织中的同胞们相比,他们不得不为他们的权利而进行更长时间和更加猛烈的斗争。这样,引发1990年罢工的火星便从现代重工公司燃开了。4月27日夜,有谣言说警察要袭击现代重工公司,以便驱散2天前开始的罢工。2天前正好是为期128天反对现代重工公司的大罢工一周年零10天的日子,那次罢工因遭到了警察的攻击而告结束。有谣传说,应现代公司方面的请求,1300名警察已在开进的途中。遵照国家安全企划部和青瓦台的命令,汉城的国家警察要负责在“五一”劳动节前阻止这次可能蔓延到所有韩国工业企业的罢工。在“五一”这个春天骚乱季节的高峰,数以百计的其他工会有可能会参加这场斗争,尤其在得到激进学生的支持后。 对于现代公司资方、警察和政府官员们来说,任务是清楚的:在疾病毁灭躯体之前就彻底地将其根除。而对于那些更激进的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人们来说,任务同样是清楚的:保护你的朋友。新近从三个月的监禁中获释的专职从事工会运动的激进主义分子张锡奎说:“他们认为,现代重工公司的罢工是公平合理的,所以,当警察朝那边行动时,他们封锁了道路。”挤在一家弹子房楼上的工会同盟办公室里,张和我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流。这家弹子房所座落的大街上开了不少饭馆、酒吧、发廊和弹子房,许多身着天蓝色工作服的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人们经常在此出没。对面是为美国市场生产现代奏鸣曲V8型汽车的地方。这间工会办公室里的气氛是紧张和令人不愉快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工会主席李尚峰正好也是这个同盟的领导人。 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人们感到被出卖了,变得局促不安,决意拒绝接受李所签订的协议。在此之前,街战已进行了一个月,警方不断地对工会领导人及他们的家属进行恐吓,并拘捕了一些人。激进的工人们“站在大门的前面,排成2公里长的游行队伍。他们从早上5点至下午6点封锁了道路”。张说,“警察无法接近他们。”这条路沿着一个三面是海的半岛向前伸延。半岛位于尾浦湾和大华河的入海口,其水深足以使船只直接驶入现代汽车公司的码头装载出口汽车,保证现代不会因铁路和卡车运输的不便而耽搁交货时间。警察必须闯过去,否则就等于是承认败在了现代重工公司和现代汽车公司工人的手中,并将面对可能出现的全国罢工浪潮或更糟的挑战。 很快就有好几千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人加入了激进分子的示威行列。像其他类似的混战一样,这是一次典型的韩国式混战,示威者扔了许多石块和燃烧瓶。但形势并不是十分激烈,当一排排头戴钢盔和防毒面具、身着带防弹衣的警察用辣味冲鼻的催泪瓦斯驱赶人群时,工人们放火烧了几辆警车和一辆消防车。大约有10000名警察被派往事发现场——实际上,示威开始之前一些警察已经快速地赶到那里——而另外10000名警察则暂时被阻断了下来。炎热的中午时分过去了,动乱的领导者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再坚守了,于是便开始后退。第二天,当激进的工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聚集闹事时,空气中再一次地充满了催泪瓦斯的气味。 当局谴责这次罢工是非法的,他们想利用这次墙外的暴乱事件来镇压仍处在工作中的持不同政见者。“起初只有少量的工人在封锁道路,”六月的一天,卢尚珠,一位在装配线上工作的年轻工人在回家的路上说,“我们正在工作,警察朝院子里扔了一些催泪弹,活干不成了。他们这样做是想驱散在大楼内静坐罢工的人们。当时我正在‘超优’汽车装配线上干活,嗅到了催泪瓦斯的气味,于是便走出工厂加入了示威者的行列。警察的攻击非常猛烈,他们甚至从一架直升飞机上向下喷射催泪瓦斯。“连那些第二天来上班的人都中了催泪瓦斯的毒。“由于催泪瓦斯的毒气,我们无法继续工作。”在装配线上工作的工人李尚辉说,“如果有一人不能工作的话,整个生产线将会停工。我参加了示威,又唱歌,又拍手。院子两头的街上挤满了人群,大约有200名警察被夹在中间。” 最高潮时,大约有10000名示威者在街上,但没有流血事件发生,双方都没想过要杀人或者伤人。“我们只是扔石头和瓦块,”另一位在装配线工作的工人朴尚民说。警察的盾牌和钢盔很容易地就将石块挡到了一边。朴记得他看见有直升飞机一直在空中盘旋,投放传单,恳求工人们停止罢工。虽然传单一点作用也没有,但当局的努力还是奏效了。当蜂拥的警察重新打通了道路以后,激进分子零星的战斗仅持续了一个星期。然而,在工人们看来,直到1990年5月27日,也就是激进分子为了保护现代重工的罢工群众首次走上街头一个月之后,罢工才告结束。工会主席李尚峰签署了新的协议,在协议中贬黜了自己。“我们怀疑李和公司之间有着某种阴谋,”工人卢尚珠说,“我们怀疑公司收买了他。” 尽管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人们做出了许多英雄创举,但现代重工公司的那些人还是把他们自己看作是韩国工人斗争最前线的先锋。和包括现代汽车公司在内的其他任何公司相比,他们同警察的战斗更加艰苦,更加持久,持续的可能性也更强。这样,尽管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人们在封锁道路时遭到了不小的打击,但面对警察的袭击,首当其冲的还是现代重工的工人们。当局担心的是,现代重工工人们的立场可能会唤起成千上万其他公司的不满工人。“当现代重工公司开始罢工时,有7家现代集团的公司也同时参加了罢工,”蔚山社会行动委员会主席朴廷熙说,“在现代重工公司罢工之前,我们的工人运动很是沉默了一段时间。但现代重工罢工一开始,就有170个工人组织声称他们也将开始罢工行动。” 发誓支持这次罢工运动的工人达到几十万人。与1979年10月朴正熙遇剌之前一系列罢工运动中相比,这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韩国的当权者都不会忘记,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在掏枪之前曾大声说过,朴一直无视罢工的现实。朴的遇刺造成了更大的动乱,而他的继任者全斗焕将军缺乏能力采取严厉的措施进行镇压。与这些记忆相反的是,韩国领导人面临着蔚山再度爆发的骚乱,而解决的办法只有一种。“绝不能再重演了”,它概括出了一个铁腕人物在面临着建立秩序的挑战时的别无选择的心情。 数千名警察再次开进了现代重工公司的大院,将大约2000名在大门口设置路障的工会狂热分子赶了出来。警察的首要任务是围捕闹事者及其头目,并查缴在距通往干船坞去的中心大道的正门几百英尺远的地方堆存的燃烧瓶。从那以后的几天里,一辆烧焦了的运货车的残骸一直躺在院内总部大楼的前面。和一行行排列紧密的警察那种势不可挡的实力一交手,大多数工人都临战畏缩了。警察用竹棍和铁管打开了道路,抓捕了大批的嫌疑犯,拳打脚踢地将他们硬拉进了汽车,然后把他们卸到了各类旅馆和饭店里,甚至还有一家体育馆,以便对他们进行清查审讯。 警察对任何人都怒不可遏。一些旁观者和罢工者的家人正隔着大街,从现代重工公司院墙对面的万套公寓大厦那儿远远观望。一些人离得太近或是大着胆子奚落了旁边的警察几句,同样遭到了他们的拳打脚踢。人群中确实有同情者。“市民给工人们送饭吃送水喝,”社会行动委员会的朴说,“其他城市来的市民和工人还被请到家里住下,连中学生也帮着工人向警察扔石块。妇女们将砖块砸碎了递给工人,让他们扔向警察。”到一个星期之后混战结束时为止,除了罢工前就遭逮捕的其中包括现代重工公司工会领导人在内的25人外,至少又有40名现代重工公司的工人被逮捕,另外还有50人被迫暂时隐蔽起来。 警察对大部分的院子进行了清理——但不是全部。当警察哗啦啦地冲进正门时,大约有100多名工人撤到了一个干船坞上的轨道起重机旁。船坞中有一艘正在建造的船体。当警察逼近时,这些人冲上了82米高,能吊450吨重的起重机,开始了持续8天之久的绝食。“我们知道警察会来搜捕我们的。”金文培说,他和51名顽固分子在绝食结束后又在起重机上呆了一个星期。“正门离集会的地点很近,轨道起重机是我们能去的唯一地方了。我们向韩国所有的工人显示了我们正在尽着我们最大的努力。” 起重机上的静坐示威象征着工会与当局之间不平等的竞争。警方由于担心会发生流血事件而克制着没有去追捕起重机上的工人。这种轨道起重机横着有140米宽,但在顶部只有10几米宽。警察包围了底层。起重机上的静坐示威者想出了一个办法:轮流睡觉。他们靠公司每天送上去的一大瓶水和绝食前就带上去的一些食物维持着。很多人的家属带了许多食品来到门外,但现代公司方面不让他们进去,并拒绝在送水的时候将食品篮子一起送上去。 “在起重机上,最困难的事并不是食品的短缺,而在于不知道外面的情况。”金说,他平常在现代重工公司的喷漆车间工作。“我们的小袖珍收音机的电池一个星期就没电了,而我们的三部对讲机却遭到了公司有意地干扰。此外,公司关闭了大院,所有的工人都不让进去。我们离大门口太远了,听不见他们在外面说些什么。我们完全处于孤立状态。”随后又出现了卫生方面的问题。金说:“起重机的顶部有一间厕所,但公司切断了电源,所以我们无法使用。”一切问题只好用塑料袋来解决。让倒霉的现代集团公司当局和警方大为愤慨的是,起重机上的示威者们欢快地将这些塑料袋都扔到了下面的水里。事实上,在高处也并不孤独寂寞。警方允许记者到起重机上面进行了好几次采访。每次记者都把照像机里的电池送给工人们,让他们的收音机能听上宝贵的几小时。在夜里,金说:“我们就用灯光发信号,表示我们很好。”14天后,当这些强硬的顽固分子爬下来时,金的体重掉了51磅,他用了4天的时间才恢复精神。但他相信,这场磨难也达到了一定的目的。“我们向韩国所有的工人显示了我们的反抗精神,这样做是值得的。” 现代重工公司的资方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预先就看到了这场罢工和它最终的失败。现代重工公司的执行副总裁李中南在他的办公室里和一位来访者喝咖啡聊天时说:“罢工问题的本身并不严重”。罢工的组织者们最先考虑的是请求现代重工公司撤回诉讼。诉讼指控工会的鲁莽分子用破坏的手段“扰乱了公司的生产”——即为了下一轮协议的谈判而煽动工人起来闹事。“这是主要的问题。他们威胁说,如果我们不接受他们提出来的要求,他们就要罢工,随后,他们进行了一次非法的罢工,封锁了大门,所以警察来了,把他们赶了出去。” 李生气地说,最终还需要资方来教育这些工会粗暴的煽动分子们遵守法律。根据韩国法律,在合法地进行罢工之前要有一个冷却期。“在整个这一阶段,公司采取了一种坚定的立场。”他以一种彬彬有礼的语调谈着,不愧是一位汉城大学的工科毕业生。“资方原以为这次工会该接受教训了,可他们现在还认为违反法律算不了什么。他们应该改变这种错误观念。”此外,李确信,现代重工公司和政府当局已经记住了这一天。“现在我们恢复了正常,从今以后形势会好转的。” 这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深深地磨蚀了劳资关系的结构。现代重工公司工会的主席和副主席都遭到了逮捕。李分析逮捕原因时说:“是因为他们煽动这次罢工并进行了一些非法的活动。”他喜欢把现代重工公司的立场同法律联系起来,严格地按刑事程序和民事程序办事。“他们的案子是刑事案。”他耐心地解释说,“我们的起诉并不是逮捕他们的全部理由,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至于民事诉讼,“我们没有撤诉,为的是让他们知道,如果工会会员再胡闹的话,公司会毫不留情地对他们进行起诉。”李详细说明了其理由。“与其对他们进行起诉,还不如报道一下他们的行动是如何使公司的生产受损失的,这样效果会更好。” 现代重工公司工会的办公室位于大院的中心,在正门和干船坞的中间。在办公室里,新上任的代理工会主席徐永泰发誓要“为工人争取到更好一些的结果”——首先要向公司和政府进行请愿,要求释放仍在关押之中的工人。“我希望尽快地将他们弄出来,我们将在法律的范围内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如果公司不依法办事的话,我们也将不。”他说,“公司正式承认工会时就非常地勉强,甚至连我们提的一些小的要求他们都加以拒绝。”但是,除了释放被警方关押的或者说是正在狱中服刑的人员外,工人们究竟还想要什么呢?他们基本的要求是什么?所谓的小要求又指什么? 列在首位的是一些对工作时间太长、工资太低的抱怨。“尽管公司方面说他们所付的工资挺高的,”徐说,“但一天工作8小时仍不够谋生的。”为了得到每月相当于1000美元的工资和全年相当于6个月工资的奖金,工人们平均一个星期要工作6天,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有时,我们不得不在星期日工作。按规定,星期六工作到下午3点就可以下班了,但我们通常要工作到下午5点。”公司的算法却不一样。根据现代重工公司的计算,工人的加班时间平均每天只有1.6至1.8个小时。 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这里的福利比一些中小公司要好得多,”徐承认说,“但仍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抱怨最多的是“淋浴室太少,设施也不行,午餐也不十分好;他们应该供应优质食品”。另一个问题是住房。“公司正计划在1992年之前为工人们建造住房,但目前仍有7000名已婚工人没有住房而不得不分开居住。”徐无法确定“对建住房一事公司只是口头上赞成呢还是真的要建”。现代重工公司方面则表示,公司说到做到,它已经为工人提供了交通、服装和免费的午餐。 徐还抱怨公司在其他一些事上给工会的领导制造了麻烦。首先是现代重工公司应保留在工资表上的专职工会会员的人数。目前,分别工会办公室的工会会员有38人,并且已成为不必干活的专职会员。他说:“但是,其中17人每三个月就必须回公司去申办延期手续”,而且公司还拒绝受理非临时的工会办公室人员提出的长期申请。徐遣责公司的这种做法是尽力想“在公司与工会之间制造冲突”。而这些问题的根子在于政府与财阀的关系:“公司和政府是紧密相连的。” 要不然,公司和警方怎么会热衷于对一位在罢工前就被逮捕了的工会领导人提出指控呢?“他被指控的罪名是‘第三者扰乱’和‘妨碍工作’。我知道,他是妨碍了一些工作,但是,将同一公司的工人指控为‘第三者扰乱’未免也太过分了。”此外,徐不承认罢工者真的是要采取暴力行动。“工人们没有攻击警察,而警察却想驱散人群。工人们扔石块和燃烧瓶只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徐越说越气。“当工人们举行集会时,如果工会帮助去组织,公司则称其为‘妨碍工作’。检查官永远是站在公司一边的,这是不变的真理。” 徐看到,为“保政权的安全”,政府和检察官之间有着某种交易。“检察官代表的是政府,而现代公司和政府的关系又十分密切,”他说,“为了生存,公司必须与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可是,现代重工公司的首脑们却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一些人甚至怀疑,为了使现代公司陷入困境并取得工人的支持,政府官员隐瞒了他们下令警察进行进攻的真相。“对普通工人来说,他们是高薪阶层,”一位经理说,“没有太多可抱怨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突然想到要撤回起诉。”参加过起重机上静坐示威的金“知道这是一次非法的罢工”,因为“我们没有经过一个冷却期”。但是,工会领导人徐甚至连非法这一点都不承认。 6月份,气愤和担心的程度仍在高涨,以至于平常热切希望向外国人展示工厂的现代汽车公司的礼宾司关闭了大多数的场地,并且将带记者参观的请求暂时搁置了起来。“董事长指示,不要向客人展示我们的工厂,”一位礼宾司的官员接电话的时候说。他不想听听要求参观的理由吗?“不,我没有兴趣。”他说。他能在办公室见见我吗?“不行,我没有时间。”名誉董事长郑周永和董事长郑世永局促不安,没有什么能比让外国人目击眼前发生的一切更为丢脸的了。 韩国政府、现代汽车公司、国家安全企划部和警方成功地靠逮捕或者惩罚的办法消灭了工会的领导层,导致了罢工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我们缺少领导人。看起来好像签定了这个协议就意味着罢工结束了。”张锡奎说,“但是,工人们仍然感到气愤,有很多的牢骚。”他们需要什么?“工人们想在安全的前提下过得好一点,他们希望能被当作人来对待。虽然没有太多的像切断手指之类的直接伤害,但由于工作条件不好,工人们患有多种由灰尘和油雾引起的疾病。”他们希望工资的增长能高于现代汽车公司方面目前所给的7.8%,达到18%。 一切都远远没有达到工人们的要求,劳资双方能否达成一个令人欣慰的协议也存在疑问。“可能会再次发生罢工。”在现代汽车公司装配线上工作的工人申七植说。每周正常工作44个小时,加班工作16个小时,工资每月不到1000美元,加上每年例行的相当于6个月工资的奖金,这样苛刻的条件让所有人都极端愤慨。申以一种比较温和的态度说,他“对这些结果不完全满意”,但又不得不“听从工会主席的,因为他控制了所有的工人”。像其他大多数人一样,他指责工会主席同意工人在罢工期间不拿工资这样一个条件是对现代集团的屈服。“我不同意‘不工作就不拿钱’,任何解决的办法都应该使所有的工人满意。”按照这样一个标准,在1990年6月要达成一个最终的解决办法看来并不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