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自下而上的历史
﹝英国﹞尼尔·戴维森（Neil Davidson）
日土兀 译、吕杨鹏 校
托洛茨基的 《俄国革命史》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非凡之作。
在《雅各宾》杂志（Jacobin Magazine）纪念俄国革命的系列文章即将刊载完毕之际，我们应谈谈对那时期最引人入胜的记述。那就是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完成于1930年，托洛茨基刚被逐出俄国，寓居于土耳其期间。
尽管此书篇幅很长——我引用的1977年版长达一千三百页，其内容却高度集中于1917年二月至十月的事情。除了首六章用来解释理论框架和历史背景，以及六个驳斥斯大林主义者主张的附录，各卷只叙述了几个月之间的事。第一卷涵盖二月至六月，第二卷包括七月至九月，而第三卷只谈及十月，以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不久的事作结。
没有那一本有关这一主题的历史著作能有这样的深度了。不出所料，第一卷马上被批评为「啰嗦冗长」（托洛茨基也在「第二、三卷引言」作了回应）：
「一只手可以用一页的照相显示出来，但如果用显微镜研究手上纤维而报告其结果，则非写成一卷书不可。著者绝不幻想以为他的研究是透彻了或完美了。然而在许多情形之中，他都不得不使用那近于显微镜而非近于照相机的方法。」（《俄国革命史》，第二、三卷序言，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1.htm）
《俄国革命史》属记叙体裁，但托洛茨基以其「显微镜」作仔细分析，偶而会暂停叙事，去处理叙事引发的问题。他常以整个章节处理这些问题，例如主体的问题（「谁领导了二月暴动？」）、其它的可能性（「七月时布尔什维克派能取得政权么？」）、新的情况（「两重政权」）、突出的议题（「民族问题」），以及夺权本身（「暴动艺术」）。这些讨论没有中断或转移历史叙述的流向，却在回到叙述前丰富了我们对事件的认识。
这些分析有其独特的理论框架支持。如《俄国革命史》一般具有理论锋芒的马克思史学著作已属少数，像托洛茨基在第一章那样，提出新的理论概念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如果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战略的贡献在于其独特的「不断革命」论述，那么他主要的理论贡献就是「不平衡与综合发展」（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正是通过「不平衡」理论，托洛茨基试图解释不断革命发生的条件。不断革命自俄国开始，接着在其它具备类似条件的国家——譬如中国——爆发。
在成书的25年前托洛茨基曾认为，虽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业已在俄国建立，甚或已经成为主流，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为目标的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发生。具战斗性的劳动阶级的存在，使资产阶级不愿以自己的名义发动革命，害怕前者会迅速失控。
但劳动阶级能完成反对前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并且，只要事件发展成成功的国际革命行动的一部分时，至少按托洛茨基版本的不断革命，能直接去建设社会主义。
托洛茨基在书中，开始探索资本主义在俄国不平衡发展的原由。西方列强的军事竞赛迫使沙皇局部推行现代化。托洛茨基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大战为世界帝国主义矛盾之结果，他将许多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卷入漩涡，但对于一切参加者均作同样的要求」（《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2a.htm）
俄国政府希望以综合发展克服自身的落后——即不平衡发展。但正如托洛茨基在一篇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中所说：
「历史的落后性，这含义并非说要在较迟一二或三个世纪之后，去简单地重复英国或法国那样先进国家的发展。这落后性产生一种完全新的「结合的」社会形态，在这形态中，资本主义在技术与结构上之最新的成就，植根于封建的或前封建的野蛮主义的关系中，改变着这些关系，征服着它们，并且创造着一种特殊的阶级关系。」（《中国革命的悲剧》导言，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harold-r-isaacs/1938/00b.htm）
封建或朝贡社会典型的稳定性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到来而崩坍，随后带来这一类事物：人口迅速增加、缺乏协调的城市扩张、意识形态的剧变。综合发展就是说，落后地区只能在特定范畴内取得局部进展，而无法复制先进经济体的整体经验。在书中，托洛茨基强调这些变革的局部性质：
「俄罗斯是如此远落于其它国家之后，以致它不得不——至少在某几方面——越过它们……此外没有坚固的社会形式和传统，也使得落后国家——至少在相当界限之内——非常容易接受世界技术和世界思想的最新发明。然而，落后国家并不因此而不落后的。」（《俄国革命史》，前句出自第二三卷序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1.htm，后句出自第三卷第二章民族问题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47.htm）
但在这些局限之中，落后社会可以比其先进的的对手取得更高层次的发展。托洛茨基接着写道：
「当农民的土地耕作法，最大部分在革命前简直还停留在十七世纪的水平时，而那时俄国的工业，就自己的技术与资本结构来说却已站在先进国的水平上，而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了它们。」（《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一章，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05.htm）
这些采纳并不必然削弱政权，因为「落后国家借来的现成的成就，常常会由于适应到自己更原始的文化而加以降低。」确实，至少在开始时，「成色不足的采纳」（debased adaptation）帮助保全了俄国的前资本主义政权。
自1861年起，沙皇政府为了保卫封建专制，需要生产武器，于是利用具垄断资本主义特征的技术建立工厂，但工厂所需的工人威胁到了政权。这些产业工人组成了过去任何专制或初期资本主义政权曾面对过的更有技术、政治上更有意识的一群反对者。
不平衡与综合发展创造了具有非凡革命力的俄国劳动阶级，即使那只占人口的少数。这「成色不足的」资本主义改造要保卫的不民主的政权，刺激着劳动阶级去摧毁它。
由此，对托洛茨基而言，不平衡与综合发展增加了工人的政治与产业组织、他们对理论的理解，以及其革命活动的潜力。这不足以确保胜利——那需要一个具有战略性智慧的革命党以及先进国家的革命能够在物质方面支持落后俄国的全球大环境——但不管是对革命，还是对托洛茨基的革命论述来说，这都是必要的起点。
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俄国革命史》这部杰作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内的最早一批出现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史学著作。这的确很奇怪，鉴于马克思主义最常见的同义词是历史唯物主义，在1930年前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却是何其稀少。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850年初期的作品——《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马克思晚年为巴黎公社的辩护（《法兰西内战》）通常被认为是托洛茨基所遵循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的开篇作。但这些都不是史学著作；它们是事件发生后马上写成的优秀的新闻评论。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1905年革命》（1907）或许是与它们最相似的，无论是在与叙述主体时间上的接近以及在书写时类似的失败与流亡的状态。
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创建者正在塑造一种历史发展的理论，并总从历史中找出事例说明并充实论点，但在一切作品中，只有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才有称作严肃史作的资格——它讲述一件相对遥远的过去所发生的一个事件，这被当成一个有警惕作用的故事，提醒在条件成熟前试图夺取政权的危险。
情况在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时也没有大的改变。部分原因在于，在1871年巴黎公社和1905年俄国革命之间，缺少了任何类似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件。资产阶级革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历史研究题材。这些研究要么倾向为当时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与诸如英国革命一类的历史事件建立联系，或在早期千禧年运动（millenarian movements）中发现共产主义的例子。
法国大革命史，作为有群众参与的最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已经存在超过一百年，早期弗朗索瓦·米涅（Francois Mignet）和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eirs）的著作在1820年代已经出现，但直到二十世纪初才有第一部社会主义的，尽管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即尚·饶勒斯（Jean Jaurès）的《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A Socialist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简言之，托洛茨基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范例可供借镜。那么，至少在形式上，《俄国革命史》与它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前驱最为相似，特别是与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英国史：自詹姆士二世登基至革命（1848–1853）》（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VII to the Revolution (1848–1853)）在结构上惊人地相似。它们都是以对革命前夕国家发展的全面总结开始，然后才聚焦在近乎流水帐式的叙述，对历史人物的描写展现同等的深度，并都把自身的独特史论融入著作中——确实，作为组织原则，麦考利的辉格主义在其著作中，发挥着与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同样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本人对麦考利的评价不见得很高，他把麦考利称为「历史系统性的歪曲者」，而托洛茨基也只是稍为慷慨一点（「有时有趣，但总是虚浮」）。 但他们史作之间还是有不少相似之处。
就风格而论，托洛茨基让人想起另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苏格兰人，但他和麦考利颇为不同。在他经典的传记的第三卷里，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像A.L.劳斯（A. L. Rowse）那样，把托洛茨基与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相比。
乍看来似是稀奇古怪，多伊彻找到两者之间真实的共通点：他们都抽取出历史讽刺之处，都排斥学院派史学平铺直叙的用语，而改用与他们描述的事件相配合的的语言，而且都表达了意识的集体转移。比较下面的段落。
以下是卡莱尔对巴黎群众在一七八九年七月、攻打巴士底狱前一天变得激进的说法：
「夜幕降临时这是怎么样的巴黎啊！一座欧洲都会从她的旧组合安排中猛然抛出，把它们狂暴地砸个粉碎，再寻找新的。既成习惯不能再指导任何人；各人，以各自拥有的创见，必须开始思考，或追随那些思考的人。七十万人突然间发现旧的道路，过去行事和决策的方式，从脚底下消失了……星期一那巨大的城市醒来了，不是被平日的俗务唤醒，而是被别的东西！工人们变成了战士；只要一个要求：要求武装起来。」
而这是托洛茨基对二月革命头两天的叙述：
「妇女群众，其中不仅女工，出发到市政局去要求面包。这就和向一只雄羊要奶一样。城中各部分出现了红旗，就上面所写的字来看，表示出劳动者要的是面包，他们既不要专制，也不要战争。妇女节过的很成功，具有热情，没有牺牲，但这本身隐藏着什么，关于这，是到晚上也还没有一个人能够猜度。第二日，运动不仅没有低落下去，反而增长了一倍：大约彼得格勒的一半产业工人在2月24日罢工了。工人一清早便进了厂，不去上工，开露天大会，然后开始向市中心游行。新的区域与新的居民群众吸引到运动中来。“面包”的口号，给“打倒专制！”与“打倒战争！”的口号排除了或掩盖了。」（《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七章，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11.htm）
托洛茨基的风格多少仍可阅读，而卡莱尔的巴洛克样式却否。即便如此，两人在史学书写方法明显地一样，与卡莱尔所称的、在他在世时将要垄断历史专业的「枯燥无味之教授们」的作品有很大分别。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公正地把托洛茨基描述成「第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注意到「在一段长时间里，《俄国革命史》在历史唯物主义文献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第三人称视角
不仅如此：它在一切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中还是出类拔萃的。为什么？很大程度是因为托洛茨基他在描述的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早期的政治人物常遗下他们参与革命事件的回忆录——想想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对1848至49年间革命的记述。但1917年后社会主义革命历次挫折的一个后果——尽管比起持续剥削、压迫，以及帝国主义战争没那么重要——那就是很少有参与其中的史学家去记录它们。托洛茨基后继无人，因为他的主题是独特的。
的确有很多有关1917年及前后事件的回忆录。在托洛茨基写作时，他可参考像尼古拉·苏汉诺夫（Nikolai Sukhanov）等孟克维克反对派、像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Alexander Shlyapnikov）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以及像约翰·里德（John Reed）那样当时在彼得格勒的外来支持者的第一手记述。后者得到了列宁的赞赏、为共产主义运动圈子广泛阅读，并在斯大林主义试图否认托洛茨基的角色时作出了强调，对托洛茨基尤为有用。但这些著作，以及托洛茨基所引用过的诸多作品，主要是作者个人经历或观察：他们没有试图重构整体过程。
或许在这方面与本书有一丁点相似之处的只有彭沙加勒（Prosper-Olivier Lissagaray）的《巴黎公社史》（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1876），是由一位曾在街垒中战斗并因此被流放的人写的。但彭沙加勒「非公社的成员、军官或官员」，这是无可否认的。
相反，托洛茨基隶属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也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又是确保后者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切实执行起义的主要负责人。
尽管如此，他们的著作在另一方面有着相似之处。彭沙加勒形容自己「用了五年筛选证据；没有累积证明就不会冒险尝试作一条断语。」他对主题进行研究，部份是防止自己的作品由于个人错误而被否定，但主要是劳动阶级需要也值得获得事实真相：「 那向人们讲述革命传说，并以感性故事娱乐大家的，就像为航海家绘制假海图的地理学家一样有罪。」
即使托洛茨基本人在俄国革命决定性的转折点身处现场，他有力地采用了相同手法，拒绝把论述建基于自己的记忆和印象：
「这本着作绝不愿以个人回忆作依据。著者虽然是此等事件的一个参加人，但并不因此就使他不受一个义务所束缚，即把事件的叙述以严格证实了的档为根据。凡遇事变行程需要说及著者之时，那他以第三人称来称述自己的，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学形式，因为在自传或回忆录中不可避免的主格语调，在历史著作是不允许的。不过著者曾参加于此等斗争这一个事实，自然使他不仅较易了解各种行动者的力量——个别的和集体的——的心理，而且还更易了解各事件内在的联系。」（《俄国革命史》，第一卷，序言，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04.htm）
托洛茨基自称是第三者，把他作为作者的角色同演员的角色区分开来。这让《俄国革命史》，这一现代文本，像《共产党宣言》、《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卢卡奇），《论历史概念》（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本雅明）那样，成了现代主义文学著作。
但我们不应完全按字面去了解托洛茨基：他引述自己的《列宁回忆录》（1924），正正就是「个人的追忆」，但它们仍然被视作证据。而且，读者有时要对回忆的力量感到惊奇，这可以明显地再现讨论的意见或演讲辞，而无需依据一份印刷记录。《俄国革命史》并没有遵循形式上学术规范，但托洛茨基一般在文中列出他的参考来源：但有少数没有来源的情况，可以推测确实是凭他自己的记忆。
尽管如此，他一般引用已出版或未出版的文献。在这方面，托洛茨基值得与多伊彻曾用来比较过的作家之一作对比：那就是丘吉尔，特别是他与他自己有关二次大战的历史著作。
这种比较仍是合理的，因为丘吉尔也在所讨论的事件中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且具有独到的——即使是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但丘吉尔颇明显地把叙述建基于自己的角度，而且常常在没有提出证据的情况下描述事件，特别是他与斯大林决定各自的国家战后在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如何施展影响力这一声名狼藉的一章。
重点不是事件被误报了——事实上这读起来似乎正是那种这两个恶人或许是商订好的、不民主的瓜分，且不经意地揭露了丘吉尔对英国战后多少实力存有幻想。而在于这和托洛茨基的方法很不一样，他在运用证据方面更严格地遵守学术规范。
评论家曾指出，托洛茨基会引用某个来源，即便他曾在别处批评其有不准确或有误解的地方，但他通常会解释为什么会或不会依赖某个作者。
举例说，他引用了里德记述的列宁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大会上的开场白：
「现在我们要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了。」但他也解释了大会没有会议记录留存下来，只有「带偏见的」新闻报导：「约翰·里德记的列宁开始说的那几句话，在各报记载之中都寻不着。但这几句话完全符合于演说者的精神。里德不能杜撰出来。」（校按：《俄国革命史》，第三卷，第十章，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55.htm）
在后面，他也解释了里德如何能虚构一场发生在十月廿一日的「第二次历史性会议」：
「里德是个非常敏感的观察家，善于将革命中决胜负的那几日的感情和热情写在他的书里面……但在如火如荼的事变之中写出作品，在走廊内，街道上，火堆前写笔记，记下偶然听来谈话和残句，加以必须经过翻译，——这一切就使得部分的错误成为不可避免的。」（《俄国革命史》，附录一，官僚传说，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58.htm）
假使托洛茨基能提供来源，并它们区分起来，这也不代表他可以可靠地运用他们。这本书在两个层面具有偏向性：
首先，也是最明显的，托洛茨基属于他协助领导的革命运动。事实上，他明确反对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当时开始提倡的「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正如托洛茨基指出，他明显的偏向并不损害他作品的科学价值：
「认真的与批判的读者，不会要求一种阴险恶毒的大公无私……他所要求的是一种科学的良心，这良心为了坦白的与不掩饰的同情与反感，要忠实地研究事实，要确定它们之间的真实关系，要揭发他们运动的因果规律，藉以寻找支持。」（《俄国革命史》，序言，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04.htm）
托洛茨基划分了中立性，对任何并非毫无政治信仰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事，和客观性，每一个不愿做宣传家的人所必需的特质，两者的差别。
但在另一层面说，托洛茨基有其偏向。他对革命如何胜利有独特的解释，要归功于哪些社会组织和个人，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这里，他要驳斥斯大林主义政权，认为过去是供塑造与重塑的原料，目的在于迎合当前政治需要。正如他写道：「历史官改作历史，修正传记，创造声望。斯大林能替革命加冕以前，革命必须经过一番官僚化。」（《俄国革命史》，附录一，官僚传说，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58.htm）
要假装托洛茨基的偏向性在这第二种意义上没有产生扭曲则是错误的。他把记述依次排列的需要有时会让他夸大了列宁与布尔什维克内几乎所有人——尤其是斯大林——之间的差异。
这里的难点并非在于他强调列宁的决定性角色。在两个关键的章节（《党的重新武装》和《列宁号召暴动》），托洛茨基认为如果列宁没有在1917年四月回国以及他在整个九月坚持夺权，十月革命就不会发生：
「机会主义领导必然要引起的危机，如果没有列宁，则定然是非常尖锐与持久的。然而战争与革命的条件，却没有给党留下一个长久时期来执行它的使命。这样看来，此种情形是十分可能的，即：方向错误与分裂的党，会错失革命局势，使它在好多年内不能再来。」（《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十六章，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20.htm）
托洛茨基并不是说没有列宁布尔什维克就不会得出正确策略，或者革命时机不会再来。他只是说时间是革命形势的要素，而没有列宁，党就只能让它流走。
托洛茨基对个人在他们无从选择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讨论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信条一致，这也显示了他们改变历史的能力是历史过程的结果。
我们以《俄国革命史》最初的章节中一个矛盾重重的人物——沙皇尼古拉二世，注定失败的旧制度的最终代表——为例子。
「如在历史悠久的皇朝的横断面上看，则尼古拉乃历朝接成的那个铁链的最后一环。与他最接近的几代祖先，他们在当时也参加于家属、等级与官僚的集团中，不过这些集团的范围较大罢了。他们曾经试行过各种各样的统治方法，想在旧社会制度的周围筑起城垣，藉以防止向它进袭的运命，但是虽然如此，他们还是把一个混乱的、子宫内孕育着成熟革命的帝国，传给了尼古拉。如果他还有选择之余地的话，那只能在趋于灭亡的各条道路之间了。」（《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六章，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10.htm）
列宁则有更多操作空间，代表一个能够夺取政权，而非白白任其流走的阶级，但他也受俄国的发展所形塑：
「事变的外壳，在这情形中最能使个人、英雄与天才，和客观的条件、群众、与党，机械地对立起来。其实这种对立是完全片面的。作为个人，列宁并非历史发展的偶然因素，而是俄国全部已发生历史的产物。列宁位于这一具体的历史中，与后者有着极深刻的根源联系。过去二十五年来，他与先进工人们一起从事了所有的斗争。」（《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十六章，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20.htm）
可是，托洛茨基关于列宁的论点有一个问题：托洛茨基多次主张布尔什维克党是革命成功的要素，而干预型的革命党是未来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可是，他自身对布尔什维克——或至少其领导层的描述——显示他们多次无法理解状况，坚持旧有但不相关的纲领，而且被拉向右方。
托洛茨基认为如果列宁没有被迫流亡，这将不会成为问题：
「他与布尔什维克派领导层之间的分歧，表示出党的未来与它的过去斗争。假使列宁不曾因亡命与战争的条件被硬生生地与党分离，则危机的表像未必具有如此戏剧性，而且也不会把党的发展的内在承继性，掩盖到这个地步。」（《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十六章，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20.htm）
可以说党仍然会犯错，但列宁或许能更容易地把它们改过来。托洛茨基在别处肯定了是「来自下层工人的压力」加上「列宁自上的批评」让布尔什维克的错误得以改正。一个需要定期改正错误的政党，明显地不是有意义的「先锋党」。这是托洛茨基罕见地在有意削弱特定斯大林主义神话时，实际否定了自己对革命党角色论述。
虽然本书是一本有政治意味的作品，近来的研究证明了托洛茨基大部份——甚至全部——的评估和诠释。即使是像罗伯特·瑟维斯（Robert Service）这样持相反立场的传记作者，都得承认「他很少因为不准确而犯错」。伊恩·撒切尔（Ian Thatcher，译按：他于2003年出版了托洛茨基传记），另一个近年活跃、对托洛茨基乃至马克思主义都不表支持的传记作者，进一步认为本书不但可经得起近期研究的挑战，更不断为研究提供新方向：
「托洛茨基为解释1917年革命而要强调的因素仍然构成了我们研究俄国革命的主题…… 与《俄国革命史》相比，最「现代」的研究看起来似乎没有那么「现代」了。」
这对一本85年前写就的书而言是一个非凡的判语：人们倾向于以其文学性或者为它们如何透露了作者们的意识形态假设去阅读麦考利的《英国史》或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而不是因为它们帮助我们认识一六八八年和一七八九年所发生的事。我们也可以用那些方法来阅读的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但本书在任何有关1917年的严肃传记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我们对俄国革命的认识肯定比1930年代生活的任何人都多——特别是因为有了自1960年代以后「修正主义」社会史家（“revisionist” social historians。 译按：这里所谓「修正主义」社会史家是指像S. A. Smith这样的英国历史学家，他们专注于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经历。他们的研究与冷战史学家的说法刚好相反，证明了1917年10月的革命不是一场政变，而是涉及大众的自下而上的行动。后来英国历史学家Edward Acton 在1990出版的著作Rethink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可以视作这一研究取径的总结。）的珍贵著作。 可是它们没有取代托洛茨基的著作而是起了补充之效。虽然他和修正主义者一样关心自下而上的历史，他也认识到应该用自上而下的历史来平衡自下而上的历史。他在试图解释俄国社会结构的同时，把它们置于一个冲击和形塑其形态的全球系统内。
后者把我们带回到托洛茨基——以及我们——的起点：不平衡与综合发展。
活的历史
在书的第一页，托洛茨基这样解释了他的一条指导性假设：
「一种革命之最确实现象，就是群众的直接干涉历史事件……在我们看来，革命的历史，首先乃是群众强行踏进自己命运之主宰圈的一种历史。」（《俄国革命史》，序言，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04.htm）
作为革命的一般性描写这是行不通的：1848年后发生的大部分资产阶级革命，都是自上发起的，目的正是要预先阻止「群众进入」。但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优秀的描述，也是我们急切要重申的。
我们纪念1917年革命时，是无法回避我们对后来事件的认识的，当中的恐怖之处，在托洛茨基写作时尚未完全显现。1928年的斯大林主义反革命以及后来采用此模式的政权，使那些本应从社会主义得益最多的人对社会主义理想抱持怀疑，至少负有部份责任。
鼓励更多人阅读《俄国革命史》有很多理由，但或许最重要的是，书中描述了劳动阶级的创造性和力量才是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希望在面世二百周年时，托洛茨基这本着作不再孤单地待在书架上，因为那时将会有新的社会主义革命涌现，呼唤着属于自己的历史学家。
2017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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