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对1917年夏季时一些重要的，但又常常被人们忽略的历史时刻的解读，这对于理解“红色十月”而言非常重要。现在，在此背景下，我来谈一下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如何出现的。回到9月中旬，仍躲藏在芬兰的列宁曾给在彼得格勒的党领导人寄了两封历史性信件。这两封信从字面上看来有些忧郁，列宁要求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组织一场武装起义并“不失时机”地推翻临时政府。不过要记住，列宁的指示被中央委员会一致否决。
从记录中可看出，这些快速的、完全负面的反应——确实令人震惊——有这样一些原因：其一，在收到列宁令人震惊的信时，恰逢民主国务会议（Democratic State Conference）开幕，当时在首都的党领导人认为自己得到了列宁的祝福，而他们的目的是要说服会议代表的多数，使会议成为建立一个新政府的开端，这个新政府将完全由社会主义者组成；不过这一努力失败了。事实是布尔什维克无视了列宁的命令，甚至在民主国务会议已经很明显不会放弃联合之后也仍旧如此，这部分要归咎于像列夫·加米涅夫这样的温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然而最重要的是，哪怕像托洛茨基这样原则上赞同列宁的基本理论假设，认为必须而且可以在俄国发起一场早期社会主义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也对列宁所坚持的动员工人、士兵与水兵“立即上刺刀”这一主张持怀疑态度。
这种情况类似于七月起义之后的反动高峰时期。那时，在彼得格勒的多数领导人无视了列宁关于将苏维埃转变为革命机关的要求。现在，到9月底，这些布尔什维克似乎再一次对党的影响力有哪些局限，对党在普通公民中有怎样的权威等方面，有着比列宁更现实的理解，而市民继续视苏维埃为一种合法的民主机构，在该机构中，所有真正的革命团体将团结起来完成革命。因此，他们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开始联合起来为夺取政权而努力，试图公开建立一个全部由社会主义者组成的联合政府，并将此与下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结合起来，以此来利用苏维埃在民众中的合法性。
在临时政府被推翻之前的两周中，对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影响最大的是工人、士兵和水兵的看法。可以肯定，10月10日，列宁秘密参加的中央委员会的历史性会议决心将武装暴动视为“日常事务”。这尽管为武装起义开了绿灯，但彼得格勒的群众还未武装起来。
再一次，部分地由于加米涅夫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温和派的疯狂努力，立即使用暴力来反对政府才被阻止。然而，在中央委员会作出具有历史意义的10月10日决议之后，很明显，与工人和下级军事人员保持密切联系的富有战斗性的党领导人——原则上与列宁站在一边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认真探讨了组织一场人民武装起义的可能性。而且在“各区域”（在车间、工厂和兵营）中流动数日后，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不得不承认，党在技术上还无法立即发起反政府行动。他们还得出结论，多数普通公民不会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前响应由党发出的起义号召，毕竟布尔什维克自己曾吹捧立宪会议为革命俄国的最高政治权威，并要等待立宪会议的召开。
一些富有战斗性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响应了这些问题，他们坚持认为推迟发动起义只是为了进一步做好军事准备。然而还有另一种普遍态度：由于苏维埃在人民中拥有很高的声望，而非党的机关，因此只有苏维埃可用来推翻临时政府；因此，攻击政府需要以苏维埃的防御行为为掩护；应利用一切机会和平地破坏临时政府的权力；而且正式推翻政府应与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联系起来，由大会给予起义合法地位。持这些观点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比列宁更有信心在代表大会中赢得多数，且认为苏维埃代表大会将支持组建一个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联合政府。我发现很多在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认同这样的观点（特别是托洛茨基）。
在《布尔什维克上台》（The Bolsheviks Come to Power）中，我尽力重现布尔什维克是如何促使这些策略成功的，而非重现列宁的成功——尤其是布尔什维克利用反革命威胁来帮助创建了一个表面上无党派的机构——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在保卫革命的掩护下，该机构实际上控制了整个彼得格勒的驻军，在此过程中，没有开火就解除了政府的武装。直到克伦斯基决定以军事镇压来响应军事革命委员会篡夺驻军指挥权，武装反政府行动才正式开始，而列宁已经对此要求了一个月。武装起义在10月24—25日正式开始，离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仅有数小时。那时，只有士气低落、虚弱且不断减员的哥萨克、士官生和女兵仍在保卫着龟缩在冬宫中的克伦斯基政府。
著名的美国俄裔共产主义史学者罗伯特·V·丹尼尔斯（Robert V. Daniels）在《红色十月》（Red October）中得出的结论是，迟到的10月24、25日“起义”有着至关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通过促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退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消除了在代表大会上形成一个社会主义者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若组成这种政府，温和社会主义者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力。因此，这为单一的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的建立铺平了道路。顺便提一下，这也是苏汉诺夫（Sukhanov）的观点。对即将赶来参会的代表在政府问题上的政治身份和立场的分析，以及对代表大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开幕式的分析表明：确实如此。然而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只是在克伦斯基对布尔什维克发起可以理解但毫无希望的军事进攻之后，列宁所主张的军事行动才得以实现。
支持布尔什维克推翻临时政府行动的彼得格勒工人与士兵之所以这样做，是相信了布尔什维克的判断：革命和苏维埃代表大会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他们认为，在立宪会议（重复一次，布尔什维克在民众层面所代表的正是立宪会议）对俄国的政治前途做出决定之前，由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完全由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多党制政府，只有这样似乎才可以避免前线的死亡，实现更自由、更美好、更公正地生活的希望。
在彼得格勒之外
最后，我想说一下对我而言，在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今天，这一切对于回答“布尔什维克如何获胜”有着怎样的影响。很显然，这个答案要比苏联和西方提供的传统解释要复杂得多。可以肯定，对我和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来说很难解释的是，在没有列宁最终决定性干预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列宁在1917年4月回国后呼吁继续革命，且列宁自1917年9月中旬开始呼吁立即夺取政权），布尔什维克还能不能促使十月革命成功？列宁的这些干预是历史上有时个人会起决定作用的生动案例。
然而，对布尔什维克的迅速崛起和最终成功同样重要的是，在临时政府因经济迅速恶化和追求战争的政策而备受指责时（还不包括他们受到反革命的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公共纲领响应了民众的愿望。而俄罗斯的三个主流政党——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均因其明确支持克伦斯基及其内外政策而失去信任。我和许多研究“十月革命”的历史学家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在我看来，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容纳不同的理论观点，各名义上的下级机关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主动性和策略上的独立性，党的分权结构和对人民情绪的响应，与革命纪律、组织团结和对列宁的服从一样，对革命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前者更为重要。因为很明显，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秋的成功策略是由于革命发展理念的不断交换，以及各级党员同工厂工人、士兵、水兵之间不断的互相作用。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1917年7月、9月和10月的很多场合，如果遵循了列宁信件中的指令，那可能会造成灾难。党的机构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每一次都适应迅速变化的政治形势以响应民意，他们要么拒绝列宁的指令，要么使之适应当时的情况。否则，布尔什维克就不可能成功。从这个角度看，彼得格勒的“红色十月”很大程度上表达了真实的人民力量，是一场像军事竞赛一样的复杂的政治斗争，临时政府（尽管不是新生的革命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部分和特征）的命运在大多数报导中所强调的军事行动之前就已经断绝了。
我对布尔什维克如何在彼得格勒获胜的解释是否有大的变化呢？答案是：不，没有根本变化。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更改我的第一本书的书名（《革命的前奏》（Prelude to Revolution））。放眼整个20世纪，我们可以将七月起义、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称作“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关键阶段，这场革命是一个雄壮的、极为重要的社会与政治进程。探访俄罗斯档案、最近出版的档集和学术专著等，为这些长期被忽视的话题提供了重要的新启示，如同各省的革命为俄国中心的发展增添了宝贵的新鲜细节。我通过布尔什维克党的结构和民主的苏维埃对人民的吸引力来解释“布尔什维克如何获胜”这一问题，而这些新增材料并未打破我对它所做的解释。
2017年11月7日
亚历山大·拉宾诺维奇（Alexander Rabinowitch）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的历史名誉教授，最近出版了著作《布尔什维克当政：苏维埃在彼得格勒统治第一年》（The Bolsheviks in Power: The First Year of Soviet Rule in Petrogr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