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1920)

第九章 教条主义派与直接行动派的对立(1908年)



  1907年金融危机后,世界产业工会几乎有两年的时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平淡中度过。在征集会员与宣传工作上基本上没有进展。这个组织的分会数目及发出的分会执照数(至少在1909年),均已减少。当时任总组织员的圣约翰在致四届大会的报告中说:

  大多数分会之所以解散,是由于总部任经济上没有能力维持必要数目的组织员,在工会会员自治以前,使他们对世界产业工会的目的要求有透彻的认识。有几个分会的解散系雇主协会与其热心的盟友联合反对的结果。“热心的盟友”是指那个自称为劳工组织却专门以哄骗工人为目的的所谓“利益一致”的组织的头目们。

  书记兼司库提供的数字显示,同一时期,会员人数可能也已减少。①但即使在如此艰苦的年月里,在纺织业方面还是有所活动。就美国东部而言,世界产业工会自始至终在纺织工人中最为活跃,也最成功。这一产业内的工人参加组织的总数中,世界产业工会所占比例远超过它在其它产业中所占比例。在西部,世界产业工会当然是在没有组织起来的采掘工业——伐木业、农业、建筑业中有最强大的地位。1908年4月,总执行局发布一项正式号召(印成英、法、德、意等文字),要求“第一次纺织工人大会于1908年5n1日在新泽西州帕特森召开”。这个文件声称,“已有五千多纺织工人组织起来加入世界产业工会的行列……。”

  ① 见附件三表A。巴尼恃教授论文中所举数字显示,1907-1900年间会员人数有所增加(1916年8月《经济学季刊》)。他的数字也是得自世界产业工会总部。作者无法解决这两套数字的差别。

  1907年金融恐慌以后的十八个月期间,世界产业工会几乎没有举行过罢工。①而且,凡是前几年内该组织表现出特殊好斗的地方,现在看来,似乎并未取得永久的立足点。特拉特曼书记在致四届大会的报告中承认这一点。他说:“在布里奇波特,什么也未留下;在斯考希京,同样如此;但在波特兰区〔俄勒冈〕世界产业工会的名字却受到欢呼与赞扬……。”
  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现称工人国际产业工会)的一位领导人说:“那时整个组织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提到世界产业工会一直是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组织,这一评论是意味深长的。他把这种不稳定归于两个原因,内部不和与金融危机。

  会员们发现负责人的所作所为预示……该组织内部的冲突,于是大批地退会。当时的金融与工业危机对世界产业工会中新成立的分会也有不良影响,许多分会失去了会员。

  对那些产业工会主义的信仰者来说,当时的情况确属令人沮丧。这一新工联主义的前途并不光明。1908年,另一人数众多、地位重要的产业工会——酿酒工人联合会,弥合了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分歧,又回到行业工会的行列。西部矿工联合会一一最富于战斗性的工会,而且是按产业方式组织起来的最强大的少数几个工会之一——已经退出,并且在1911年5月终于参加了劳联。1908年夏举行的西部矿工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上,莫耶尔主席说:

  我认为产业工会主义不受欢迎已是既成事实。我可以有把握地说,美国工人阶级不需要它。劳动骑士团、美国铁路工会、社会主义职工联盟、西部劳工同盟、铁路雇工兄弟联合会、美国工会,以及最后的世界产业工会,都因为得不到工人阶级的支持……而〔垮台〕……。

  ① 1908年4月在科罗拉多的马博尔举行过(根据推测)一次世界产业工会码头工人的罢工。世界产业工会文件报导这次罢工取得成功。根据报导,马萨诸塞州劳伦斯纺织工人分会法籍工人支会,也曾于8月举行罢工,反对降低工资。

  世界产业工会与西部矿工联合会之间的裂痕继续扩大。1908年4月以前,海伍德仍同时是这两个组织的会员。自博伊斯获释以后,他一直担任矿工联合会的宣讲员与组织员。在他因谋杀罪入狱受审期间,他的思想一定朝着更激进的方向变得更为强烈。象西部矿工联合会这样一个组织,虽然逐渐变得越来越保守,但肯定还是富于战斗性的,听他的演讲时,也认为他过于偏激,不大可靠。在西部矿工联合会眼中,既然它的总部当然也就是它的大多数会员,已经抛弃并脱离世界产业工会,而海伍德却仍然留在世界产业工会,这就是无所逃罪的事实。无怪1908年4月23日《矿工杂志》头版居然出现下列通知:

  通知 致有关人等

  西部矿工联合会执行局决定解除海伍德作为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代表职务,特此通知,本通知自1908年4月8日起生效。

西部矿工联合会副主席马汉尼


  《晚邮报》(纽约)上一位作者认为:要不是西部矿工联合会正式开除海伍德,世界产业工会很可能无法度过1908年的麻烦、内讧与“艰难岁月”。他说:“如果西部矿工联合会不改变态度,世界产业工会的两派(底特律派和芝加哥派)能否存在,值得怀疑。……西部矿工联合会的改变态度,使海伍德可以放手地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世界产业工会。”如果我们能相信西部矿工联合会1912年大会上提出的证据,世界产业工会当时还是有充足的活力,通过其负责人暗中策划重新控制西部矿工联合会。第十二届大会印发的会议纪录中有一封圣约翰致西部矿工联合会会员瑞安的信,日期是1908年8月4日。部分摘录如下:

  我相信我们现在就可动手为在西部矿工联合会下届大会上击败核心集团作好准备。可以按下列方式行事:选择优秀可靠并有能力的人,把他们安插在矿工联合会的各个分会,目的是要让他们被选为下届大会的代表。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在所去的分会会员中制造舆论。如果所去的分会是莫耶尔的分会,他就要装作莫耶尔的人。叫他在莫耶尔的圣坛前大唱赞歌,使最好的歌手也相形见绌。如果是中立的分会,叫他也中立,但要让他当选为代表……。如果我们能控制矿工联合会中支持世界产业工会的负责人,广大会员就会跟随他们,矿工联合会的威信……对革命运动来说,就是有价值的,我们就将力图与它合并,……你可以和比奇特尔及奥普曼商量此事,让他们和你一起工作,控制亚利桑那,准备下届大会。州内每一个分会,都要选派一个或两个人打进去进行工作……我打算在此掌握密执安和明尼苏达两州。如果你人手不足或有余,我们可以与其他地区交换……。

  莫耶尔主席说,瑞安因在洛杉矶采取直接行动造成两人死亡,被判在圣昆廷监狱服无期徒刑。他入狱后,在他的财物中发现了这封信。这些或类似的指控,显然是在这封信应该已经写好的前后提出的。圣约翰作为总组织员,在致世界产业工会第四届大会的报告中,否认了某些针对他的“性质严重的含沙射影之词”。
  “政治行动”问题及四届大会时在此问题上发生的具有破坏性的激烈争吵,现已变成笼罩一切的问题。“瓦布利”把政治行动一词几乎运用到一切可能设想的政治活动形式,如投票、选举、立法等,也较含糊地运用于劳工组织与政党,尤其是激进劳工组织与激进政党之间现有及应有何种关系上。这次会议前一个时期内,总部内部已明显存在严重分歧。德利昂一圣约翰一特拉特曼派度过了1906年,控制了世界产业工会总部,但不到两年,这个组织又形成分裂。看来世界产业工会是以裂变方式来发展的。该组织原来集中了下列各方的拥护者:

谢尔曼……德利昂……{圣约翰或海伍德……特拉特曼

社会党{社会主义工人党}{无政府主义者或产业社会主义者}虚无主义者


  1906年“抛弃”了社会党人,“无产阶级暴民”占领了阵地:

德利昂……圣约翰……特拉特曼


  1908年“社会主义工人党人”被抛弃(或如他们所说,他们抛弃了无政府主义者),于是形成:

德利昂派圣约翰一特拉特曼派
(社会主义工人党人或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游民”)


  后来特拉特曼抛弃了“游民”,加入德利昂派,1917年时成为:

德利昂——特拉特曼集团圣约翰——海伍德集团
(工人国际产业工会)(真正的世界产业工会!)


  这就是现在的格局,准备好作进一步的分裂!
  可以看出,这两派中有一派主要是由社会主义工人党人组成,拥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教义,相信政治行动,称为教条主义派。他们的领导人是德利昂。另一派大多由美国西部人组成,思想上更接近无政府主义者而非正统的社会主义者,倾向于鄙弃政治行动,尤其反对世界产业工会与任何政治团体建立关系或提出任何政治纲领,他们不相信国家,也不相信这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因为他们接受这种国家——“穿工装的产业主义者”——“无产阶级暴民”的精华。前一派——教条主义派最后成为社会主义的世界产业工会,总部设在底特律;后一派——直接行动派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产业工会,总部设在芝加哥被底特律派称为“游民”①。

  ① 来自西部流浪的“瓦布利”喜欢唱的一首歌。歌词开头是:“哈里露亚,我是个游民。”

  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凯兹谈及第三届大会后情况时写道:

  德利昂企图维持世界产业工会的团结,但一切努力均无济于事。圣约翰、特拉特曼、爱德华兹及总执行局各成员中的多数,一夜之间转变了态度……反对世界产业工会前言中已经制定的基本原则。他们不再承认政治行动是必要的。

  当大会于1908年9月21日由圣约翰宣布开会时,出席代表二十六名,拥有七十张票的表决权。两位代表——芝加哥的莱德曼与纽约的德利昂被禁止入席。同时,圣约翰被选为永久主席。②

  ②伊丽沙白·格丽·弗林是出席的唯一女代表。

  西部,尤其是太平洋岸,第一次有这样多的代表参加大会。西雅图、波特兰、洛杉矶及斯波坎都派有代表。西部被说成是提供了“真正的造反者——斗志昂扬的普通工人”,而这次大会也被说成是芝加哥前所未有的第一次由“纯粹雇佣劳动者”组成的革命大会。来自西部的代表团中,以一般称为“工装纵队”的人数最多,也最重要。这个代表团是由世界产业工会组织员沃尔什在波特兰与斯波坎组成的。这个“纵队”约二十人,由波特兰“备尝辛苦”地来到芝加哥,一路上举行宣传大会。关于这次宣传旅行,一位代表团团员在报告中说:

  我们在路上度过五个星期,旅行了二千五百多英里。节省的火车票费约为八百美元。我们举行了二十二次集会。第一个星期出卖宣传材料及募捐所得共为三十九点零二美元。第二个星期为五十三点六六美元。第三个星期四十五点七八美元。第四个星期二十八点一零美元。第五个星期八点五七美元。总共一百七十五点一三美元。这一数字不包括卖唱的钱。卖唱得到的钱约为二百美元。
  9月19日《产业工会公报》刊出组织员沃尔什的一封长信,详细报导了那次旅行。刊出时加上了这样的标题:世界产业工会特稿!工装纵队——“穿越大陆的旅行——成千上万人听讲——冈佩斯及其门徒大发雷霆!”根据凯兹的说法,“工装纵队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他们搭乘货车从西部这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举行街头集会,开始时唱《哈里露亚,我是个游民》那首歌,结束时把帽子拿出来收钱,和救世军的作法一样。”

  社会主义工人党那一派认为剥夺德利昂参加大会的权利,就是为了实现圣约翰一特拉特曼派的阴谋。他们的“罪恶阴谋”得到了“工装纵队”的充分合作,纵队队员“对德利昂进行了审判”。凯兹接着说:“圣约翰充当了检察官”。剥夺德利昂等代表席位的理由是他们加入了错误的分会。德利昂是作为办事员工会代表参加会议的。他的对手坚持他作为编辑,应该参加印刷工人工会。就是根据这种技术上的细节为理由剥夺了许多代表的席位,好让工装纵队能够为所欲为。《人民周刊》说:“这是一部资本家搞政治阴谋的机器,由来自西部的好汉……拼凑起来的。”大会资格委员会在报告中提出建议说:“关于工友德利昂代表店员及办事员工会第五十八分会一案,抗议可以承认,该代表不得出席大会,因为他目前工作所在的产业已成立分会,而他不是该分会的会员。”
  凯兹写道:“就是那些估计德利昂不敢出席四届大会的人们,在他来到时,把他拒之门外……用站不住脚的理由否定他的代表资格证书。”《人民周刊》报导说:

  德利昂被允许在大会发言陈述情况,他以他特有的方式作了陈述。会场一侧,“工装纵队”坐成一排,气势汹汹。圣约翰坐在主席位上,一脸凶相,挥舞着(主席用的)小木槌和可以挥动的一切,把德利昂赶出会场。特拉特曼坐在圣约翰一旁——他看起来好像坐着货车,长途跋涉,从西雅图远道而来。

  “工装纵队”中可听到这样的谈话:“‘我真想给这位教皇(指德利昂)一拳’。”“德利昂告诉他们,他们的趋向是:走向谢尔曼主义,走向无政府主义,走向这一运动的毁灭。”《产业工会公报》(1908年10月10日)发表了德利昂在大会为维护代表权所作的演说,标题是“知识分子反对工人”。该刊也摘要发表了圣约翰拒绝德利昂席位时的答复和理由,标题是“工人反对知识分子”。凯兹说,该刊发表的德利昂的演词充满了“极为卑鄙的歪曲”。他又说该刊发表的大会报告也经过“篡改”。
  会后不久,德利昂即表白了他对“工装纵队”的意见。他说:

  就是从这些流浪汉中,沃尔什挑选了……“工装纵队”;沃尔什带着他们到大会来,唱着“我是游民,我是游民”的调子,很像柯谷·庇德领着第一批十字军暴徒攻击土耳其人时唱着“这是上帝的安排!这是上帝的安排!”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居于代表之列。根据可靠消息,他们大多数睡在湖滨长椅上度夜,每天从沃尔什那儿领三十美分津贴。这些人在大会上靠着墙排成一行。

  四天过去了,除抗议资格证书及辩论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否通过德利昂控制世界产业工会外,基本上未作其它的事。所有这一切就是保留还是废弃前言中政治条款这场较量的前奏,而首先要较量的是,能否允许德利昂作为代表。德利昂派指控圣约翰一特拉特曼集团企图把世界产业工会变成一个所谓“单纯暴力组织”。圣约翰派则指控德利昂集团要让世界产业工会的利益服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利益。
  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艾伯特认为这一指控是有充分根据的。为此,他于1908年第四届大会开会前不久,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此后他就成为(“无政府一工团主义者”)世界产业工会的一员。他给金斯县社会主义工人党分部成员写了一封退党信,部分摘录如下:

  社会主义工人党认为政治是经济的反映。由于有这种信念,它协助创建了世界产业工会,并加以保护,使之不受反动派的攻击……。但社会主义工人党没有勇气去做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既然协助创建并保护这一经济组织才是真正工人政党的表现,它应该退出阵地使该组织毫无阻碍地、合乎逻辑地发展。相反,它却坚持要作世界产业工会的政治领导人与导师……。由于社会主义工人党这种不合逻辑的态度,世界产业工会的发展受阻,才被迫以大号黑体字提出警告,该组织没有任何方面的政治关系……。如果允许一个政治团体在政治上支配它,社会主义职工同盟的命运就是世界产业工会的命运。

  德利昂现在既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又是世界产业工会中政治力量的领导人,反议会派可能感到要清除他们所谓“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压力”,唯一的办法是清除德利昂及其支持者,使西部来的“瓦布利”进行这场革命,废除可怕的政治条款。他们隐隐约约有些担心,怕前言中劳工必须“在政治阵地上团结在一起”这句话可能使世界产业工会臣服于社会主义工人党,尽管这一段的结语中有“不得与任何政党发生关系”这样的规定。
  总书记兼总司库在报告中表明了圣约翰一特拉特曼派地道的产业主义者的立场。他问道:

  当这个经济组织致力于把工人在它主要的领域一经济领域内团结起来时,难道不允许它制定并执行它自己的路线吗?如果有必要在政治领域内团结工人时,难道不允许它在没有任何政党的自以为是的监护下,制定并执行自己的路线吗?……难道世界产业工会这个经济组织必须变成一个政党的尾巴,它的工作人员和负责人必须对这样政党的使节唯唯诺诺、唯命是从吗?

  反议会派成员赫尔斯伍德,却反对对前言作任何改动,说他不愿意被别人称为破坏者。他认为“修改前言,去掉‘政治’一词,不可避免地会让别人获得机会污蔑世界产业工会是个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大会结束后不久,世界产业工会丝毫不差地变成了这样一个组织。《人民周刊》社论说:“删去政治条款,世界产业工会也因而面目全非。他们说这一条语意混乱。事实是条文意思非常清楚,所以使那些隐藏的破坏者视之为肉中之刺。”
  删去这一既有魅力又有危险的政治条款的提案获得通过,于是,前言中第二段现改为:“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必须继续,直到全世界的工人组织起来成为一个阶级,占有土地及生产机器并废除工资制度。”①

  ① 新前言在以后各届大会中俱无修改,见附录二。

  “忠心耿耿的产业主义者”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删除了政治条款,在他们看来,好象是把这个组织从包藏祸心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支配下解救出来;简单地说,就是驱除了妖魔德利昂主义。这就是当时特拉特曼一圣约翰派的情绪。德利昂派在此后不久在底特律着手成立的新的但却是“货真价实”的世界产业工会印发了传单,正式表示了他们的意见。传单说:

  1908年9月第四届年会上,本组织中的一些知名人士,其中某些是负责干部,力图控制本组织,使之成为单纯的倚靠物质力量的团体。他们耍弄阴谋,让不具备代表资格的人坐上代表席位,而对有代表资格的人则剥夺其代表席位,而且以武力威胁,并且对与会的真正代表进行武力威胁。总负责人獸许并支持当时挤满会场、反对本组织的那些捣乱分子的行动。被非法剥夺大会席位的代表回到各自的分会选区以后,把操纵那次所谓大会的那帮无政府主义者的行为作了汇报。

  如果可以推论的话,第四届大会除了因“政治”问题使这个组织决定将走向死亡外,没有完成什么重要任务。对会章作了几处不重要的修改,选举了下列负责人:总书记兼总司库,圣约翰;总组织员,特拉特曼;总执行局成员,科尔、米勒、埃托尔、怀特黑德、盖恩斯等人。该组织的案卷与财产都为圣约翰一特拉特曼派所得。这一点在本书中谈到世界产业工会仅以“I.W.W.”三个字母作为名称时还要提及。
  圣约翰派的组织是否有合法资格被承认为世界产业工会,这一问题将在另处讨论。不论他们是不是篡夺者,他们已占有并控制了该组织的办公处所和财物。社会主义工人党或德利昂派只好尽其所能地对付这一局势。一位成员说:“真正的产业工会主义者重新集结,在新泽西帕特森召开大会,选举了新的负责人和新的总执行局。”一份正式声明说:

  1908年11月5日在新泽西州帕特森召开大会,继续忠于世界产业工会各项原则的分会,派出代表参加。他们审理了总部被打断的各项工作,选举了总执行局及其他负责人,并处理了为本组织发展所需的其它工作。

  在这个自称代表整个组织的大会上,“宣读了来自费拉城、波士顿、布里奇波特、布鲁克林及帕特森等地分会的二十一位代表的资格证书,其中,十八位代表出席会议……。”这次在帕森召开的大会,实质上是纽约市和帕特森两个地区委员会及东部少数几个分会的集会。代表宣布芝加哥大会为非法的会议,并一本正经地宣告将“无政府主义篡夺者”开除会籍。凯兹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芝加哥这帮海盗,普遍受到世界产业工会所属组织的谴责。”他说《产业工会公报》(圣约翰派的机关报),在座无虚席的大会完成其罪恶阴谋以后,只出了三期就停止出版。”①

  ① 1909年春季以前,该报大致能按期出版,3月6日那一期似乎是最后一期。3月18日《产业工人》第一卷第一期,在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出版。

  大会最重要的行动是将每人每月加入分会的会费减为五美分,加入全国产业部及产业工会的会费减为三美分。理由是会费应由当地掌握用于组织事宜。大会决定采取步骤发行机关报,并选举了临时负责人组成一个类似I临时总部的组织,同时决定以纽约市为总部所在地。但几个月后,总部所在地改为密执安的底特律。1912年1月《产业工会新闻》(月刊)第一期问世以前,底特律组织的机关刊物是《人民日报》与《人民周刊》。蔡斯(纽约)任总书记兼总司库;执行局的成员为蔡斯-弗朗西斯(纽约)、威廉·格兰兹(帕特森)、麦克卢尔(费城)、特伦诺尔(丹佛)、里奇特(底特律)。里奇特现任总书记兼总司库。1905年大会时,他是社会主义职工同盟的一个分会的代表。
  “芝加哥的海盗”是否确实受到世界产业工会所属组织的普遍谴责,大可怀疑。附录四(表A)提供的数字显示1907年世界产业工会的二百个分会(按最低估计)中一大部分似已不知下落。芝加哥派承认有十七个分会投靠底特律派,而里奇特则说,当底特律派在帕特森组建时,有二十二个分会向总部报到。1908年11月及12月期间,《人民周刊》曾在通信栏发表过十几封分会的来信,主要是东部分会的来信,公开谴责“芝加哥海盗”这两派的组织均曾向各分会发出正式复决函,①请全体会员就芝加哥大会及帕特森大会通过的议案进行表决。但此项复决收到多少回信,作者尚未査到明确的报告。1909年时,芝加哥派报告,只有一百个分会,这就可以肯定芝加哥派失去了许多分会,不过,这些分会并未投向底特律。里奇特书记报告说,1909年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有二十三个分会。

  ① 芝加哥会议的复决函系由特拉特曼一圣约翰总部发出。德利昂派则发出一项特别复决通知,由临时负责人签字。

  现在谈谈这一争执的是非曲直。世界产业工会筹建于1905年,大致属于社会主义职工同盟同一类型,计划主要在“经济领域”内,即在车间,在“工作岗位上”,通过罢工与怠工等手段,与资本家展开斗争,但如德利昂所说那样,期望“在劳工政党的炮火的保护下”,向前迈进。并不支持某一政党,也没有明确表示不希求任何政党的支持。“不支持任何政党,也不希求任何政党的支持”这句话是在1906年加在前言的结尾的,但在1908年(也许是1907年)又被删去。底特律派世界产业工会的前言中仍有“不支持任何政党”这句话,但后来又删去。西部会员对社会党及社会主义工人党深怀敌意,他们确信世界产业工会如果卷入任何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政治联盟,就要断送前途。世界产业工会西部的会员并没有从法兰西工团主义者那里借用任何批判国家的理论,但西部各州下层工人根据实际经验在他们心中所形成的关于(反动的或社会主义的)政党的概念,与法国革命的工团主义者的概念极为相似。法国工团主义者中一位知识分子沙勒耶,曾简单扼要地表述了这一共同概念。他说她:“……政党是个七拼八凑的集合体,是观点相似的人们的集中地: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在此交换那些晦涩而又枯燥的长篇大论,并通过不大光明正大的手段来调和他们对立的利益。”
  的确,美国西部的“瓦布利”是以完全相同的眼光看待现代的整个代议制度的。他们说,议会不过是一个情报交换所,交换“含糊不清和枯燥无味的陈词滥调”如果它超过这个限度,有所作为,那也不过是完成它的主子——大企业集团的阴谋。在这一方面,世界产业工会主义者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会用斜体字突出标明马克思对“议会病”的责难。用这位伟大的社会主义者说过的话来描述产业工人对代议政治的情绪最为恰当。卡尔·马克思于1852年写给《纽约论坛报》的一封信中说:

  他们就比议会中任何其他派别更深地感染了议会迷这样一种不治之症,这种症候使它的不幸的患者充满了一种庄严的信念,似乎整个世界,它的历史和它的未来,都要由这个很荣幸地得到他们作为议员的代议机关的多数票来支配和决定;他们深信,他们议院四壁以外发生的所有一切——战争、革命、建筑铁道、整批的新的大陆的殖民地化、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中美洲运河的开凿、俄罗斯的军队以及其他多少可以影响人类命运的事情——同完全取决于目前正受到他们这个可敬的议会的关注的重要问题的解决的那些无可比拟的事件比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94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这段引文是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的一部分,最初发表时署名卡尔·马克思。——编者

  世界产业工会毫不掩饰地指控:构成国会的政治团体不过是代表(虽然可能是间接地或巧妙地)本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与商业利益管理公务。究竟这种指控有多少真实性,当世界产业工会声言议会腐化的时候,根据所在,它是心中有数的。但这一指控揭示代议政治本身的愚蠢和产业工会自己承认有腐化现象——甚至有产业愚侏病——证明产业工会主义本身也是一样愚蠢。劳工组织和立法组织本身都因袭着大量可悲的愚蠢。会章中,尤其是前言(世界产业工会主义者视之为无产阶级的大宪章)中,任何看来可能使该组织为某一特定政治方针承担义务的规定,均成为忧虑不安的根源。由于对现今存在的(政治的)国家及所有形式的权威,尤其是中央集权的权威,反对情绪日益增长,这种不安之感也愈益加剧。“工装纵队”便是明显地具有这种无政府主义情绪的一伙人。这些人来自西部,对任何政党都表示怀疑;认为投票、立法不过是哄骗工人的宗教仪式般的表面文章;对行业工会深恶痛绝,认为它们是产业的畸形怪物,只能有“施舍棺材团体”的作用;对有无必要设立各种领导,深表怀疑——甚至“瓦布利”的领导。
  而东部的会员则更接近于类似激进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类型。他们为德利昂领导下的一群社会主义工人党人所鼓舞。他们公开反对无政府状态,相信权威(及其手段——领导人)。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幻想已经破灭,对社会党及其国家社会主义与改良的纲领进行批评时,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一般来说,改良是他们的死敌。他们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头彻尾的教条主义者——满脑子的辩证法。
  教条主义派自称:成立世界产业工会的想法,最初就是他们提出来的。他们认为自己是创始人,原有传统的守护者。原有的传统,如果要找的话,就在第一个前言中。德利昂派坚持维护第一个前言的立场,并一直认为这样做才能显出,只有他们是激励第一届大会的那种精神与目的的倡导者。与芝加哥那些“游民分子”相比,说他们(德利昂派)代表1905年时的创业者,的确更恰当一些。在这一点上,直接行动派还是向“不可能派”让步为好。后者代表旧瓶中的革命工会主义;前者则代表1905至1908年间大多世界产业工会主义者所倾向的那种改变了形式的战斗工会主义——在旧标签下注入新的红酒。直接行动派要把旧的标签贴在由密苏里偏僻地区无产阶级所发明的(或偶然发现的)美国西部牌“产业工会主义”上,仅仅因为他们有力量这样做,而所谓“游民分子”的全部哲学就是力量——经济力量——的哲学。
  把原有名称与标志让给直接行动派(如底特律派就是这样做的,它于1915年明智地将自己的组织改名为国际产业工人同盟)的另一理由是:从1908年以来,在组织及宣传工作上,完成得最多的就是直接行动派这些人。在小福尔斯,在劳伦斯,在惠特兰,在明尼苏达的铁矿区,是这些“游民”唤起了工人的希望、引起雇主的恐惧。在斯波坎、弗雷斯诺、帕特森、圣迭戈、西雅图及埃弗雷特,是他们用“言论自由的斗争”使当局不知所措。他们的会员虽少,但比底特律派组织的多了三倍。
  这两个组织之间还有几点明确不同之处应该指出。这些不同之处也可看成代表德利昂与圣约翰分歧的观点。这两个人的观点暂时也可视为代表大多数支持他们的人的意见。完全有理由说,德利昂与圣约翰的分裂主要由于他们在这几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1)产业工会的结构——产业团体的安排;(2)怠工与直接行动;(3)政治行动。
  (1)德利昂认为工人应该按照生产的产品组织在地方产业分会内,但是由于他们使用的工具不同,还应该在分会内再按行业有所划分。圣约翰则认为生产是始终一贯的标准,凡为生产同一产品服务的工人,均加入同一工会。啤酒酿制业的卡车司机为生产啤酒出力(啤酒制造业办公室的速记员也是这样),他们就应该属于啤酒工人工会,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
  (2)德利昂谴责直接行动与怠工,圣约翰则表示支持。德利昂的反对不是根据道德的考虑。他仅仅是对这种方法的效率缺乏信心。他坚信对有朝一日可望管理并控制全世界产业的工人阶级来说,习于怠工和破坏性战术,不是一种让他们作好这种准备的正当途径。那是一种拙劣的教育政策。
  (3)圣约翰毫无保留地反对政治行动。德利昂则主张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把政治行动作为暂时的助手。他似乎已经看到代议制政府最终要被废除,纯粹产业民主制一定会建立。①

  ① 作者愿借此机会向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克恩表示感谢,他提出过许多意见,尤其是关于德利昂与圣约翰争端的意见,对作出上述比较是有启发作用的,关于第二点,克恩说主要分歧仅仅是在偷窃上有不同看法。他说圣约翰赞成偷窃(当然不是偷窃本身,而是因为〔克恩的推测〕它能使工人获得利益。)。德利昂反对,不是出于道德的考虑,而是由于上述第二点中所谈的理由。作者不知圣约翰是否赞成偷窃。内华达州戈尔德菲尔德曾流传这种指责,说西部矿工联合会准许会员大规模地偷窃矿石。这种指责使克恩的论点显得有几分可信。

  世界产业工会的会章并非反政治的,它仅仅是非政治的。任何雇佣劳动者,不论其信仰、种族与政治观点如何,均可入会。但在实际行动中,正如列文所说:“产业工人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耍着反政治的把戏……”,这是确实无疑的。他说:“他们的发言人嘲笑‘政客们’,严厉地批判社会党,而且侮辱它的最有名的领导人。所以,世界产业工会的所谓非政治,实际上是反政治。”
  政治上的争执,在感情上会产生何种对立,这是不难想像的。世界产业工会这两派互相仇视,而仇恨之深,只有他们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劳工联合会时的情绪才可以相比。两派都自称是货真价实的革命组织。如果一位“罪大恶极的富人”认为自己遭到了世界产业工会主义者的肆意谩骂,他应该去读一些关于“红色产业工会主义者”和“黄色产业工会主义者”之间的对骂情况,或者参加一次任何产业工会主义者与他们所谓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棺材工会”会员之间的辩论。
  底特律派世界产业工会(现称工人国际产业工会)的书记说:

  说世界产业工会分成两派就是歪曲事实的真相。在芝加哥组织起来的世界产业工会,确立了某些原则、方法与目的,这在第一、第二和第三届大会的纪录上是有案可査的。其中,最主要的,而且是使世界产业工会具有特色的,是明确规定工人必须在政治及经济战线上组织起来,成为一个阶级,以便从工资奴役制度下解放出来。所谓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已经背离了这一立场,从1908年以来,就冒用该会名称。它是伪世界产业工会,这已由它从那时以来的所作所为充分证明了……。

  这位负责人说:“我们认为,我们的组织就是世界产业工会。芝加哥总部及追随它的组织,从1908年以后已变成另一组织。”
  1914年,在维也纳举行的社会主义者国际大会上,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报告中说:

  ……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于1908年造成了世界产业工会的分裂,然后以世界产业工会的名义在全国各地展开活动,并以其无政府主义、耸人听闻的手法、怠工、“直接行动”、“言论自由”、骚乱、及其它违犯治安的手段,为世界产业工会的声名抹黑。

  从直接行动主义分子的代表机构所发表的某些声明来看,对芝加哥派作这种描述是不足为怪的。他们是这样说的:“这一有名的‘游民大会’……目前实际上所做的只是使前言恢复原有的工团主义的纯洁性……。
  分裂并不完全是由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原则分歧所造成的。部分是由于个人气质,而且主要是德利昂的个人气质。不论对他的指责是否正确,他确曾一再被指责为争端与分歧的煽动者。为什么他所到之处好像总是带来摩擦与反叛,这很难说。无疑,部分是由于他那种不顾一切、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信念的方式;按作者的看法,部分也必须归因于脾气欠佳,一位熟悉他的人说:“德利昂那种特殊个性所激起的爱与恨,歪曲了对他事业的评价。”这位作者说:德利昂在性格上像个耶稣会的教士,他对人的攻击也是阴险狡猾的。当我们考虑社会主义运动的争执为何归咎于他时,必须记住这一事实。现在的社会党几乎在二十年前摆脱了德利昂的领导,从那以后,会员大量增加,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会员数目却降至微不足道的地步。同样,1908年德利昂的支持者退出以后,也有着大致相同的命运。
  德布斯认为,批评德利昂的人太不考虑他独特的脾气。德布斯坚认由于德利昂及社会主义职工同盟所激起的仇恨,因而反对世界产业工会,至少可以说是幼稚的……。“在工会主义这一问题上,德利昂是正确的。”德布斯又说:“不论我个人是否喜欢他,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他站在一起。”德布斯在另一处写道:

  事实是社会党人激烈反对世界产业工会的意见,大多集中在德利昂身上,而且纯粹是个人意气……。虽然我必须承认德利昂是世界产业工会创建以来最热情积极的支持者之一,但德利昂并不是世界产业工会。
  这可能是德利昂对社会党有不良意图,为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利益,希望利用世界产业工会作为破坏社会党的手段。如果他成功,那就是社会党内他的敌人出于对他的私恨,反对革命的世界产业工会,支持反动的美国劳联……。
  德利昂的名字是与革命社会主义并存的。这种社会主义反对妥协,承认改良的社会价值:但拒绝用改良作交易。认为革命的产业工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政治行动及整个革命运动不可缺少的基础。他清楚地看到迫在眉睫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威胁,尤其是对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威胁,他的整个纲领就是对这一威胁的回答……。几乎每一种美国式的革命理论与行动都打上了他的品格与活动的印记。革命的工会主义尊他为理论家和它在美国的首要先驱者……。德利昂对产业工会主义及世界产业工会的支持,及在产业工人行动理论上的发展,构成了他对美国社会主义的辉煌贡献①。

  ① 弗雷纳:《德利昂》,载1914年7月《新评论》。

  德利昂的个性与思想倾向奇特地反映在他无私地为之献出大好年华的党的身上。社会主义工人党是教条主义的、顽强不屈的,虽然它的领导人是阴险狡猾的。它似乎一直是多少沉溺于一种充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学究习气的气氛中。它把自己在马克思主义法则上咬文嚼字看得重要无比,所以,(举例来说)当一个沃尔什率领下的“普通工人”发问,西部伐木工人被诈取了三天的工资,如何对待时,这个党,(说得形象点)只会对他和其他“工裝纵队”队员大发雷霆,痛加训斥。弗雷纳相当准确地为社会主义工人党作了一个总结。他说:

  社会主义工人党忽略了正在进行斗争的工人的心理。它的宣传都是用抽象的公式来表达的;正如它的宗派主义情绪产生了一种潜意识,即革命行动在于阐明公式。这种宗派主义情绪产生了教条、毫无节制的主张和一般喜好具有讽刺意味的意见与行动;因而有才能的人不愿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

  本书第一版问世以后,来自俄国的消息中,有些提到了德利昂。罗伯特·迈纳访问过列宁,访问记中引用列宁的话说:“美国人德利昂是第一个提出苏维埃政府这一想法的人,苏维埃政府就是根据德利昂的想法发展起来的。”②同一访问记中还引用列宁的话说:“将来的社会将按苏维埃路线组织起来。只有苏维埃(职业的),而没有国家的地理界线。产业工会主义是基本国家形式……。”③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第一版无此引文。——编者
  ③ 同上。

  阿瑟·兰塞姆在下列叙述中也谈到列宁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世界产业工会主义二者之间的关系的看法:

  列宁说他在英文的社会主义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把他的理论与德利昂……的理论作了比较。他于是从莱恩斯坦(德利昂创建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那儿借了几本德利昂写的小册子。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些小册子的,他发现德利昂在俄罗斯人所探索的一系列思想上,动手这样早走得这么远,感到惊奇。德利昂认为代表应来自产业而不是地区的理论,已经是苏维埃制度的萌芽……。几天以后,我注意到列宁把德利昂的几句话……写入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新纲领草案中。

  最后应提及的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劳工委员会刚刚发表一本纪念德利昂的集子。由他的朋友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内他的同事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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