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十章 苏联寻求稳定的政策方针
柯西金努力调解越南问题
1967年2月初，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讨论英苏之间的主要问题而出访伦敦。但此行的目的并不仅限于此。河内曾秘密地请求我们利用哈罗德·威尔逊[1]首相——支持约翰逊越南政策的为数不多的欧洲人之一领导的英国政府给华盛顿施加压力，以实现越南问题的和平解决。苏联领导层也非常重视这一问题。约翰逊政府方面也渴望利用柯西金在越南问题上进行斡旋。它一直在急切地寻求能够接近河内领导层的国家和个人作为中间人来安排一种解决办法。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将约翰逊写给胡志明的一封秘信交给了我们，信中提出一项新的建议，即美国停止轰炸北越和集结军队，以换取越南民主共和国保证不再向南越派遣军队。我们得知这一建议已经被转交给河内，但腊斯克抱怨说华盛顿没有得到答复。
根据威尔逊的请求，约翰逊的建议通过莫斯科，由柯西金本人转达给了河内。这意味着威尔逊本人对约翰逊政府的建议持支持的态度。柯西金在给胡志明的函件中附加了一封说明信，以个人的名义劝说胡志明一起来寻求结束越南战争的妥协方案。出于个人地位的原因，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提出这一倡议不太高兴，但不管多么不情愿，他还是让柯西金继续做下去，免得让人认为他是在阻挠越南问题的解决。
在等待越南做出反应期间，约翰逊再次宣布暂停对北越的轰炸。但是，当停止轰炸的期限已到，而北越仍没有做出任何答复时，他拒绝了柯西金提出的延长停止轰炸的期限以等待河内方面做出令人满意的答复的建议。这样，苏联总理的调停活动便以失败告终，虽然在伦敦的国际新闻界面前，威尔逊在柯西金的支持下——曾经几次颇富戏剧性地公开请求约翰逊延长暂停轰炸的期限。当柯西金在伦敦出席一次电视转播的记者招待会时，约翰逊传话说他希望苏联总理采用“恰当的措词”来回答提问，以免激怒美国国内越来越好斗的右翼势力。腊斯克试图以一直存在着某种“误解”这样一个难以令人信服的解释为美国恢复对北越的轰炸进行辩解。
柯西金为这一切感到苦恼。他本以为前一年他在塔什干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总理所进行的成功调停会再次重演。但是，这一次他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种情况使莫斯科坚信在越南和美国之间进行调停不会取得任何结果。它将通过向河内提供军火来履行其“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这就够了。不久，腊斯克就越南问题又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建议：如果苏联愿意考虑双方互相“减少”对越南的军火供应的话，美国则可以考虑停止轰炸北越。莫斯科对此建议根本就没有做出反应。
政治局提出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使国际舆论对美国展开了越来越激烈的批评，美国国会也对约翰逊总统可以不受限制地派遣军队的权力提出了质疑，约翰逊“伟大的社会”计划随后亦遭破产。由于造成我们两国之间大多数不幸的原因是一场冒险——这场冒险被看成是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全球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形成稳定关系显然是一种反常的现象。但是，两国的长远利益不允许苏美关系走上极端，这一点可以通过在本书中首次公开的1967年初葛罗米柯向政治局提交的一份重要报告来说明。这份报告构成了我们的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并且表明了我们为驶过充满惊涛骇浪的外交海洋做出了多大的努力。
在莫斯科，我国领导层试图对苏美关系做出评价，因此指示外交部提出一份能够成为我国未来政策基础的详细分析报告。1967 年1月13日，葛罗米柯代表外交部将此报告提交给政治局。这一报告的重要性在于它不是为了让公众了解或为了进行宣传而准备的，而是供政治局委员——而且是仅供他们——内部做出评价并批准的，他们的确这样做了。研究苏联政策的人将会认识到——或许带有几分惊讶——这份报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和我们已经公开阐明的政策是一致的。
但是，当时曾认为苏联在实施一项旨在征服世界的计划的那些人以及现在仍然可能持有这种想法的那些人如果那时能够读到这份秘密备忘录的话，他们很可能会感到迷惑不解的。
尽管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将北越对南越的攻击看成是共产党人征服世界的总计划的开始，但我们的官方分析却没有为这种军事侵略行为进行过辩护。这份备忘录最为引人注意之处就是它对我们的社会制度会取得最终胜利充满了信心——历史证明这种信心放错了地方。但是，那些想找到苏联为推行其社会制度，甚至为了维护其国家利益而筹划战争的证据的人肯定会枉费心机。
这份备忘录开宗明义地指出：“总的看来，国际局势紧张不符合苏联及其盟友的国家利益。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发展要求
维持和平。在缓和的状况下，更有利于巩固和提高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
这份文件讲到了外交政策中所有重要的政治和地缘政治问题。文件中表现出的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表明了我们在“同帝国主义做斗争”的同时推行社会主义思想的愿望。但是，这份文件强调了苏美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并且指出“全球性核导弹战争是否会爆发完全取决于苏美关系的状况”。
此外，同美国建立良好关系还被看成是阻止中国领导人的“冒险计划”的一种保障；是中国领导人——而不是莫斯科——认为华盛顿想发动战争。至于苏联，文件指出，“我们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国内问题上，这完全符合列宁的论断，即创造一种新的、极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将是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基本保证。”
下面就是莫斯科对美国干涉越南所持的态度：
至于美国侵略越南及其对双边关系产生的影响，我们一方面应继续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全面援助，以加强其击退侵略的防御能力，同时也不要直接卷入这场战争。我们必须让美国人知道，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的进一步升级将迫使苏联向这个国家提供更大规模的援助，摆脱目前局势的唯一途径是在尊重越南人民的合法权利的基础上达成一项政治解决协议。此外，结束越南冲突无疑会对苏美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将为解决某些国际问题提供新的可能性。
我们不应回避就某些与我们利益相关的问题同美国达成协议，只要这些协议同我们对待越南问题的原则立场不相矛盾即可。不言而喻，我们应该避免出现我们将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也就是对中国和美国——作战的局面。将苏美关系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将是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诸多因素之一。
外交部的这份备忘录得到了苏联领导层的批准，并且成为约翰逊总统任期内苏联对美外交政策的基石。这份备忘录提出的各项原则成为指导我和我国驻华盛顿使馆工作的基本方针，但是，保持我国与美国的关系以及稳定国内强硬派人士的情绪对我来说仍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六日战争
苏联与以色列的关系史颇具戏剧性，而且彼此都抱有很深的成见。起初，苏联对以色列的态度并不带有偏见。在反对纳粹的战争中，俄罗斯人和犹太人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因此我们彼此相互同情。1947年，莫斯科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甚至先于美国表示同意承认以色列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此后不久，两国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在两国首都设立了使馆。
但是，由于实行了反对犹太人移民，并且把任何移民要求都看成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天堂表示不满的证据这样一种完全错误的政策，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深厚的友好关系逐渐化为乌有。任何人如果轻率地表示想离开苏联都会被看成是对这个国家的一种恶毒的侮辱！更为糟糕的是，苏联领导层没有把苏联犹太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只是想逃避现有的政治体制到以色列去——问题和像大科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2]以及在战争时期曾担任官职，坐过苏联内务部劳改局的监狱，后来成为作家并且是对苏联制度，特别是人权问题最有影响的批评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3]这样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混为一谈。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及其盟友与犹太人组织或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并没有联系，虽然在克里姆林宫的很多人看来，这些人全都混在一起成为苏维埃国家——这是斯大林留下的一大宗遗产——的敌人。
苏联当局禁止犹太人移民的政策致使苏联与以色列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分歧，而且引起了美国国内激烈的反苏运动，反过来这又使苏联政府采取了报复行动，进一步坚定了其禁止犹太移民的立场：苏联领导层把对这一立场的任何松动都看成是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种让步。结果，任何苏联公民——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其他任何人一一都不得移民，甚至不得以任何理由出国旅行，只有官方批准的商业和文化交流例外。
正如后来我们所看到的，美国的反共政客们——最有名的是华盛顿的参议员亨利·杰克逊[4]——与美国的犹太人组织联合起来，把犹太移民问题变成了踢来踢去的政治皮球。他们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而极力阻挠莫斯科和华盛顿实现缓和。我们最大的失误在于妄自尊大，不允许很多想离开苏联的犹太人移民。如果放他们走，我们几乎不会付出什么代价，反而可以获得很多的收益。与此相反，我国领导层却把它变成了一次意志的较量，结果还是我们失败了。
反对亲犹太人主义在俄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革命时期情况开始出现变化：一半以上的革命领导人是犹太人，其中包括列宁的一些亲密同事。在国内战争的岁月里或者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都没有出现反亲犹太人主义的情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在长期搜寻敌人的过程中发现了“世界性阴谋”才造成了这一问题。后来的政策也一直是错误的。60年代中期，苏联的反犹太人，特别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倾向发展成为一种对西方国家，尤其是对美国支持苏联犹太人的示威和宣传运动的回击。某些犹太人长期以来直言不讳地要求离开苏联去以色列，再加上某些“被当局禁止移居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的名气使得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他们在苏联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公愤：为什么在谁都不能出国时他们能够出去？
此外，以色列和美国的战略关系渐渐地变得十分明显；并且受到了苏联政府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强烈批评，尤其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1967年进行了六日战争——它唤起了全世界的犹太人，包括苏联的犹太人的自尊和激情——之后，对以色列和美国关系的批评越来越激烈。自以色列国家建立起来，任何促使苏联犹太人要求移民的动因都莫过于以色列取得战争的胜利，因为它使苏联犹太人相信祖国——以色列国——的安全和长期存在是有保证的。只是到了 80年代中期，局势才开始逐渐地正常化，现在实际上已不限制任何人办理出境签证。由于俄罗斯和以色列建立了很多的商业和文化联系，以色列已经成为俄罗斯人最频繁访问的国家之一。
六日战争对苏联处理中东问题的方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虽然在肯尼迪总统任内以及约翰逊政府执政的第一年中中东的势一直很紧张，但它没有发展成一场涉及到两个超级大国的严重冲突。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没有就地区性事务正式交换过意见，而且中东问题也不像欧洲和东南亚问题那样在苏美关系日程表上占有显着位置。
1967年春季，中东局势开始恶化。3月27日，柯西金致函约翰逊，要求他制止发生一场军事冲突，并且指出他认为这是约翰逊能够办到的事情，因为，他说，以色列是否做出进攻阿拉伯国家的决定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如果以色列开始采取军事行动，他警告说，苏联政府将向“遭受侵略的一方”提供援助。
6月5日，星期一，以色列开始了军事行动，在埃及要求联合国军队撤离沙姆沙伊赫，有效地堵住了以色列从南方出海的通道之后，以色列发动了突然袭击，将埃及空军摧毁在机场上。随后，约旦和叙利亚相继参战。苏联政府宣布支持阿拉伯国家；为使战斗停下来，它指示苏联驻联合国大使呼吁召开一次安理会的紧急会议。与此同时，苏联政府还呼吁约翰逊总统对以色列施加压力。约翰逊总统于6月6日答复说，美国正在运用它的一切影响呼吁停止战斗。6 月7日，安理会一致同意要求首先实行无条件停火，但是，军事行动仍没有被抑制住。
由于以色列正在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莫斯科于6月10日断绝了与耶路撒冷的外交关系。这一举措很不明智。从长远看，这种做法肯定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因为它实际上使苏联在解决中东问题时不能发挥任何重要的作用。同一天，柯西金通过热线与约翰逊紧急通话，要求以色列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在数小时之内无条件停止其军事行动。苏联政府宣布，除非以色列执行安理会决议，否则苏联方面将采取必要的制裁措施。柯西金向约翰逊总统发出的呼吁暗示了苏联甚至可能采取军事行动。这一呼吁引起了白宫的警觉。驻扎在地中海的美国第6舰队奉命急速驶向爆发冲突的地区。
正如约翰逊总统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所承认的那样，在形势变得相当紧张的时刻，约翰逊和柯西金通过热线电话进行了一次更为认真的交谈。这次通话使白宫和克里姆林宫有可能控制住日益危险的局势，并且使紧张状况逐渐缓解下来。在形势极其严峻的那一段时间里，约翰逊、腊斯克、麦克纳马拉以及他们的主要助手一直呆在白宫的情报室里。在莫斯科，政治局一直在开会。“热线”对保持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不间断的联系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防止了一方认为另一方正在极为危险地打算突然采取轻率的行动以支援各自支持的国家。实际上，克里姆林宫确实没有打算对以色列采取任何明确的军事行动。它只是考虑应阿拉伯国家的请求，进一步向它们空运军事装备，而且我们这样做是和西方国家早在战争爆发第二天就开始向以色列提供新的援助是一致的。
6月10日晚，以色列在全线停止了军事行动，并签署了停火协定。六日战争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并且使克里姆林宫陷入了窘困的状态中。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威望由于其保护国的失败而受到相当大的损害，因此它必须制定一项新的中东政策。这项政策再次倒向阿拉伯国家一边，因为苏联领导层想恢复它在中东的地位，防止美国控制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但是，这一政策使我们失去了灵活性，因为我们经常盲目地追随我们的阿拉伯盟国，它们反过来又利用我们扼杀了很多和平解决争端的倡议。
7月17日联合国大会就中东问题召开了紧急会议，苏联和美国代表开始合作，以便达成一项妥协。柯西金率领苏联代表团，努力劝说埃及外长穆哈默德·法齐[5]接受以正式承认以色列的存在来换取归还被占领土的妥协办法，但是，法齐的态度非常强硬。由于没有希望达成一项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美国在以色列撤军问题上的立场开始变得强硬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色列院外活动集团和美国政府中的亲以色列官员——包括阿瑟·戈德伯格[6]和罗斯托兄弟——游说的结果。联大会议暂时停止，由于意见分歧问题被移交给安理会解决，美国故意拖延了谈判进程。我与戈德伯格多次举行会谈。他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草案在我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因此我向莫斯科做了汇报。
经过同阿拉伯国家政府进行长期、复杂的协商，莫斯科接受了戈德伯格提出的妥协方案，我将此情况通知了他。但随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突然坚持说他没有提出任何方案；那种说法完全是“令人遗憾的误会”。我一直保留着一页笔记，上面记载着戈德伯格亲笔写下的他所提出的妥协方案的内容.。我把这页笔记拿给腊斯克看，腊斯克承认这是那位大使的手迹。但是，戈德伯格说他想不起来他什么时候写过这些文字，腊斯克则在暗中支持他。
盛怒之下，莫斯科通过柯西金给约翰逊发出了一封电报，要求在更高级别上举行对话。1967年11月22日，我们终于通过了安理会第242号决议。根据这项决议，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应该以被占领土换取安全保障，即后来所说的“以土地换和平”。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隐藏住一个事实，即在此后的许多年里，苏联实际上被排除在中东外交之外。勃列日涅夫逐渐认识到我们的一边倒政策走得太远了。我私下与他谈过多次，竭力使他相信苏联1967年和以色列断绝关系是错误的。许多人并不知道，70年代后期，勃列日涅夫曾经提出过一项逐渐恢复与以色列关系的建议，并要求首先恢复两国间的磋商。政治局同意责成外交部审查这一问题。但是，葛罗米柯和苏斯洛夫当时正在休假。他们度假回来后强烈反对对我国政策做任何改变，除非中东问题得到彻底的和平解决。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做出让步。有一段时期，葛罗米柯对我所起的作用很是恼火。只是到了80年代中期，局势才开始趋于正常，苏联恢复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这实际上等于承认苏联在1967年断绝同以色列的关系是错误的。
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
柯西金出席联合国大会为他与林登·约翰逊——他仍然希望借助莫斯科的力量与河内开始谈判——举行最高级会谈提供了一个意外的机会。约翰逊总统同时还特别希望使苏联政府牢牢记住发展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危险性。
美国人得知柯西金将要来纽约之后立即提出了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建议。出于某种政治上的原因，双方就会议的地点问题进行了数日的讨论。约翰逊总统通过汤普森大使邀请柯西金访问华盛顿。已经抵达纽约的柯西金立即征询政治局的意见。苏联领导层，特别是柯西金的对手勃列日涅夫对此做出的反应相当冷淡。莫斯科一方面表示举行一次会谈是可行的，一方面又发出一封电报说举行会谈的地址必须“在纽约，最起码也应在纽约周围，同时应明确表示约翰逊将来此拜访苏联总理，而不是A.N.柯西金去总统那里进行会谈”。
约翰逊理解柯西金不愿去华盛顿的原因——“他考虑的是阿拉伯国家可能做出的反应，更别说北京的反应了，”他对汤普森这样说。但是，总统本人同样对外交礼节很敏感，所以他拒绝去纽约会见柯西金。
后来美国方面建议在新泽西州的麦圭尔空军基地举行会谈，从曼哈顿开车去那里大约需要1小时。柯西金断然拒绝在任何军事基地举行会谈。经过认真的考虑，在新泽西州州长理查德·休斯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一个折衷办法，决定在距纽约60英里远的一个名叫葛拉斯堡罗的小学院城举行会谈。
葛拉斯堡罗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小城镇。学院院长托马斯·罗宾逊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人，他为这一不平凡的事件以及新闻界的极大关注而激动不已。最高级会谈结束之后我和他进行了交谈。当我提出来了这么多人可能会给学校的建筑或财产造成一定的损失时，他说情况恰恰相反。他对苏美最高级会谈在他的学院举行感到非常的高兴。院长承认政府除了进行广泛的宣传以外，还出资对学院房屋进行了彻底修缮，并且另外安装了电话线。学院本身根本不可能负担如此大的开支。总而言之，他对客人表示毫无保留的欢迎。
柯西金在葛罗米柯和我的陪同下，于6月23日上午11时稍过, 便从纽约到达了总统的住处。严重的交通阻塞使我们在路上耽搁了。那是一个炎热潮湿的夏日，大楼外面有一大群当地居民、记者以及其他一些好奇的人们在等待我们。他们已经等待了好几个小时，渴望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小贩们在卖着热狗和冷饮，我国总理饶有兴趣地观看着这幅典型的美国风景画。
约翰逊总统在其下榻寓所的走廊欢迎柯西金。腊斯克、麦克纳马拉、邦迪及沃特·罗斯托陪同总统一起在此迎接。会谈即将开始之前，他们和总统夫人以及柯西金的女儿一起合影留念。当约翰逊和柯西金发表讲话时，人群中爆发出热情的掌声。这一场面再次被拍了下来。最后，全体与会人员进入室内。
约翰逊建议先进行一次只有翻译人员在场的短暂的单独会谈。柯西金表示同意。其余的人坐在另一间屋里，一边交谈一边等待两位领导人会谈结束。他俩谈得非常投入，以至于原先安排的“短暂会谈”一直持续到吃中午饭的时候。
柯西金在会谈开始便对美国的政策倾向提出质疑。他指出美国政枣目前致力于实现军事目的：军费开支大幅度增加，扩大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以及使中东的军事形势出现恶化。他警告说，美国已展开了一场其他国家必定会加入其中的军备竞赛，这一切可能使整个世界面临核战争的威胁。
约翰逊对此表示异议。他有些激动地说到，美国丝毫不想造成一种可能会导致战争的局面，不管它的政府过去做过些什么， 其动因都是为了提高其防御能力，而不是为了提高其进攻能力。他又说，他把美苏关系看成是最重要的问题，并且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和平地发展两国关系，而且他一直希望避免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
柯西金“注意到了”约翰逊做出的保证。在随后两天的会谈中讨论了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主要议题是越南问题、中东问题及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然而在这些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柯西金特别重视战后中东问题，强调应通过联合国努力解决这一问题。约翰逊并不打算为以色列的政策辩护，而是重申美国赞成以色列撤军，以此换取对该地区所有国家领土完整的保障。
约翰逊最为关心的是越南问题。双方再次就轰炸北越及美国军队撤军问题重申了各自的立场观点，约翰逊政府紧接着直接了当地问道，一旦美国与越南人开始谈判，苏联是否能够帮助美国。他希望我们在解决越南问题时充当第三者的角色，这样就可以使美国撤出它的全部军队。
柯西金没有就此做出承诺，因为他没有得到授权。他只是说美国和北越应该直接谈判。（当柯西金向莫斯科汇报会谈中的这部分内容时，他承认他本人不敢肯定河内是否打算谈判，即便美国停止轰炸北越也罢。）
在会谈的第二天，约翰逊带来了一项新的建议。该建议不再要求北越人做出在南越停止军事行动的保证。他说如果河内愿意立即开始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将停止空袭。
柯西金根本不了解北越领导人的态度；他们正在打自己的算盘，很少让我们知道他们对达成一项合理的妥协方案到底持什么看法。所以，柯西金只好坚持苏联的立场，即除非美国停止轰炸北越并从南越撤出其武装力量，否则冲突将不可能得到解决。（大约一个月后，腊斯克询问我们是否得到了河内方面就约翰逊在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上提出的开始谈判的建议所做出的反应。我回答说河内已经拒绝了这项建议，理由是驻在越南美军部队仍在不断增加。后来我从哈里曼那里获悉，虽然华盛顿想进行谈判，但是只要河内拒绝谈判，美国将继续集结其军事力量。）
于是，双方显然陷入了一个可悲的恶性循环之中，虽然我能够促使对它实行重要的军事上的限制：我提出在越南是否会爆发原子战争的问题，并且得到哈里曼以及其他一些总统身边的人做出的保证，即约翰逊不会考虑使用战术核武器或入侵北越。莫斯科知道这些私下做出的保证，尽管它们从未被正式公布过。
在与柯西金会谈时，约翰逊对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明确表示他宁愿将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时间向后推迟。要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公众，一种办法就是宣布将很快与苏联代表就此问题交换看法，比如说，在一个星期之内。他准备派麦克纳马拉去我们希望他去的任何地方，而且麦克纳马拉将得到讨论全面削减军事预算的问题的授权。约翰逊总统说他已经将决定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时间推迟三个月。将此会谈公之于众将有助于他继续抵制军方及其在国会中的同盟者施加的沉重压力。
柯西金在回答中阐述了苏联的基本观点，即，从理想主义的观点出发，冻结防御性武器的最好办法是削减进攻性武器或一揽子讨论裁军问题。为了驳斥约翰逊在反弹道导弹问题上所持的观点，捍卫自己的立场，他险些发起脾气（发生这种事是很反常的）。他声音宏亮、语气坚决地说道：“防御是合乎道德的，侵略则是不道德的！”不过他并没有就拟议中的会谈给约翰逊一个明确的回答，因为他需要得到其他苏联领导人的同意，而且他知道莫斯科尚未做出最后的决定。
约翰逊提出让麦克纳马拉作为他的主要代表参加会谈并不是偶然的。在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开始前两天，麦克纳马拉告诉我让他与约翰逊和柯西金私下单独谈话将是非常有益的。他说他准备带来最新的美国秘密科学和军事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证明反弹道导弹系统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我问柯西金他是否打算听麦克纳马拉的陈述，他回答说可以。在最高级会谈的第一天，麦克纳马拉一直紧张不安地等候在接待大厅里。但约翰逊始终没有召他进会议室。中午，约翰逊设宴招待柯西金，邀请下至礼宾官的全部陪同官员参加。总统看见了麦克纳马拉，突然想起他的承诺，于是建议麦克纳马拉当场介绍他的想法。麦克纳马拉对此没有准备，因为在场的许多人并没有得到接触他在情报介绍中将透露的那些秘密材料的安全许可。但比这更为重要的是他已经提出要向两位领导人秘密介绍情况，以免使他的立场公之于众。否则的话，那些正在逼迫政府发展反弹道导弹系统的人肯定会对他进行公开指责。
麦克纳马拉被搞得有些慌乱，不安地开始整理他的文件，试图从文件夹中选出最不保密的图表和表格。他的主要论点是，进行一场防御性武器军备竞赛只能加速进攻性武器的发展，以便突破更为复杂的防御体系，这样就会破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十分脆弱的核威慑力量平衡。但由于他的汇报是临时重新组织的，所以缺乏连贯性，没有说服力，不能引发人的兴趣，事实上，那天晚上柯西金对我说，他对麦克纳马拉的谈话感到失望。他在吃晚餐时对麦克纳马拉的谈话进行了一番评论，指出苏联在莫斯科和塔林周围建立的导弹防御系统旨在保卫苏联公民的生命安全，我们首先应该就减少战略体系内的进攻性导弹达成协议，而不是通过谈判取消导弹防御系统。
尽管转天约翰逊试图提出让麦克纳马拉做情况介绍以弥补他处理问题的愚笨，但是，柯西金不准备就反弹道导弹问题开始谈判；当时莫斯科首先寻求的是在战略性进攻武器方面取得核平衡。
9月中旬，美国政府宣布打算部署一个部分反弹道导弹系统。腊斯克向我陈述了三个理由：第一，设计有限系统是为了抵消中国的核威慑，对我们两国之间相互的核威慑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第二，国会和共和党正在指责约翰逊“缺乏主动性”；第三，美国建议就此问题进行讨论，但没有得到任何反应。
就这样，苏联政府错过了这个历史性的机会，反而做出了在莫斯科和塔林周围加速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反应。直到几年之后下一届美国政府执政时才开始进行这场谈判，事实证明这些谈判进行得很困难。我确信当时我们有可能就反弹道导弹问题与约翰逊达成一项全面的协议，特别是在他宣布不再竞选下届总统的决定之前。我们本可以避免一场使苏美关系的其他领域蒙受损失的争吵。然而，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首次促成了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这些谈判最终使双方于1972年缔结了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这次会谈还导致苏联和美国在1968年共同提出了一项联合国决议，这项决议转过来又使这两个超级大国和其他60个国家一道于7月1日签署了防止核扩散条约。
总的来说，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进行得很顺利。约翰逊是一个不错的东道主。他详细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并进行了周密的论证。会谈全部结束时，他表示希望一年至少举行一次这样的苏美最高级会谈。柯西金讲话不多，但其讲话条理分明，态度明确。他向政治局报告说：“约翰逊和他的助手们对我们十分友好，十分重视我们的意见，并极力表明他们迫切希望找到解决重要问题的办法。”
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显然没有产生具体的结果，这一事实也可以用会议召开得太仓促来解释；由于会议安排得过于草率，所以很难期望它会取得重大的进展。但是，更为主要的原因是不具备在任何重要的问题上获得突破性进展的真正的潜力，而且勉强出席会谈的柯西金并没有从政治局得到就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就反弹道导弹问题进行有建设性谈判的指示，而约翰逊和麦克纳马拉却希望在这一问题上有所收获。柯西金最为关心的是让美国向以色列施加压力，逼迫它从六日战争中占领的土地上撤退以及美国撤离越南问题。葛拉斯堡罗会议也是唯一一次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没有出席的最高级会谈，勃列日涅夫不太愿意促使柯西金取得成功。但是，这次会谈确实使政治局找到了一个比较稳妥的接触约翰逊的办法。遗憾的是，在他的总统任期内再也没有举行过最高级会谈。
[1] 詹姆斯·哈罗德·威尔逊（James Harold Wilson，1916年3月11日——1995年5月24日），工党政客，1964年10月19日——1970年6月19日、1974年3月4日——1976年4月5日两次出任首相。
[2]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Андр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Сахаров，1921年5月21日——1989年12月14日），苏联原子物理学家、持不同政见者。1960年以后是苏联人权运动领导人。197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80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高尔基城。1986年返回莫斯科。1989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同年12月14日因突发心脏病在莫斯科逝世。
[3] 亚历山大·伊萨维奇·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1918年12月11日——2008年8月3日），俄罗斯作家。出身于农民家庭。1936年加入共青团。卫国战争后入伍。1943年授中尉军衔。此后对斯大林产生怀疑，在与朋友的通信中攻击斯大林。1945年被捕并被判处8年徒刑。1953年出狱，但已抛弃马克思主义，转向东正教思想。1956年获释。1957年平反。1959年出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63年出版《第一圈》。1966年出版《癌病房》。1967年起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领导人。1968年反对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因出版《古拉格群岛》被吊销国籍并被驱逐出境。1975年流亡美国，支持越南战争。1976年公开支持西班牙弗朗哥政权。1990年恢复国籍。1994年回国。在此期间公开反对叶利钦的政策。2002年以后支持普京。2010年逝世。
[4] 亨利·马丁·“斯古普”·杰克逊（Henry Martin "Scoop" Jackson，1912年5月31日——1983年9月1日），出身于一个挪威移民家庭。1935年起担任律师。1941—1953年任众议院议员。二战中入伍。1945—1947年任众议院印第安人事务委员会主席。1953—1983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63—1977年任内政和岛屿事务委员会主席、1977—1981年任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主席。1960—1961年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83年去世。
[5] 穆罕默德·法齐（Mahmoud Fawzi，1900年9月19日——1981年6月12日），埃及外交家。1926年任驻神户领事馆领事。1942—1947年任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总领事。1947—1952年任驻联合国代表。1952年任驻英国大使。埃及共和国成立后，于1952—1970年任外交部长。1958—1961年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外交部长。1970—1972年任总理。1972—1974年任副总统。1974年退休。
[6] 阿瑟·约瑟夫·戈德伯格（Arthur Joseph Goldberg，1908年8月8日——1990年1月19日），出身于一个俄国犹太人移民家庭。1938年起担任律师。二战中入伍，曾在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此后参加了民主党。1961年任外交关系委员会委员。1961—1962年任劳工部长。1962—1965年任最高法院副法官。1965—1968年任驻联合国大使。1966—1989年再次担任外交关系委员会委员。1970年竞选纽约州州长，但以失败告终。此后曾任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主席。晚年继续从事律师工作。1990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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