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 彼得·弗莱雅《匈牙利的悲剧》 四、革命是怎样开始的？ 我当然不曾亲眼看到10月23日布达佩斯革命的开始。我这一章的记载，是将两种来源拼合而成的：一、匈牙利人的转述；二、英国共产党员、《世界青年》的英文编辑查尔斯·柯次的报导。后者已经在匈牙利居住了三年。 事情是由一次学生示威开头的，示威的部分动机是为要表示他们对波兰人民的同情——正在那个周末，波兰人通过了戈慕卡及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会，坚决排拒了苏联领袖那次空前的代表团想和波兰人动粗的企图。如此坚定地守住了独立立场，鼓舞了匈牙利人的想象。学生演说家们站在约瑟夫·班姆（1849年战争中曾援助匈牙利人的一位波兰将军）的铜像下，对示威行列讲话，就回想匈牙利大诗人彼多斐的诗句： “我们的军队混合了两个民族，
下午，学生们开始在街道上游行，并且在许多地方举行集会。他们的示威最初被内政部禁止，但当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也来干涉后，禁令就撤消了。纳基曾经在国会大厦前面对广大群众发表了演说。不过他的话是很谨慎的，显然他不得不如此做。这是两个何等样的民族呀！波澜人与马加尔人！（注） 世界上难道还有什么命运之神， 强得过这两个民族的联盟？” 夜间，七时三十分，我跟《匈共党报》（Szabad Nép）挂上了电话，告诉他们英国报纸对于波澜事件的评论，接着（那倒是非常有讽刺意义地）我又告诉了英国航空母舰“大洋号”上有十二名水兵，因非法集会而遭拘捕的消息。我又在电话筒上读了一篇文章，是为匈牙利文《苏维埃文化》杂志写的，关于莫斯科大芭蕾舞团在伦敦演出的情形。当我口述完毕之后，那位传译员，道勃柴（他惯于将我的文章用速记记下来，以大约每分钟译120字的速度译成匈牙利文）说：“请不要挂断，白勃里次同志要跟你讲话。”安娜·白勃里次，这位安详的、工作效率甚高的、外文编辑，却以极其激动的声调对我说话。 她说：“这里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工人日报》想从我们这里得点消息吗？” “我想柯次会送消息来的，”我说，“不过我会查一下，如果他没有送来，我会告诉你。出了什么乱子吗？” “不，”她说，“有少数几个民族主义的口号，不过一切进行得是安详轻松的。” 这是我最后一次和该报通话。两个半小时之后，布达佩斯与外界的电话联络被切断了。在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呢？ 发生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吉罗曾经广播了一篇演说，这篇演说，据人家告诉我，乃是“火上加油”。他称呼游行示威者（此时队伍中已加入了各厂来的工人，学生会派遣代表团到各工厂去的）为反革命派——为“敌对份子”，是企图扰乱“匈牙利的现有政治制度的”。换句话说，他是明告听众中感觉最迟钝的人说：现状将不会有任何改变。虽然党报总主笔马丁·霍瓦脱与设计首长倍来伊退出了党中委会，也不能减损这篇演说的灾害性的影响。 第二件，群众集合在广播电台外面，请求将学生们的要求予以广播，却遭到了广播大厦中三百名秘密警察的射击。无疑的，这是一点火星，它使那次和平的示威（柯次打电话给《工人日报》说：“游行者的安静和守秩序是颇为显然的”）转变成了革命。 广播大厦门前射击之前，学生们曾经提出了什么要求？首先，让英姆雷·纳基代替黑奇陀斯做国务总理。其次是：召开全国会议选举党的新领导机关。与苏联友好，但须以平等为基础。苏军撤出匈牙利。实行自由选举。出版自由。学术研究自由。匈牙利的铀储藏只让匈牙利自己使用。 秘密警察向群众射击以后，人民那股郁积之气爆发出来了。开枪的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了全城，人民很快武装起来，跑到街上，与秘密警察们展开了战斗。他们的要求现在归结成了两点：取消秘密警察与撤退苏联军队。 这些武器究竟从何而来，怎能如此迅速地传到了布达佩斯的工人与学生手中？据卡达尔说（见十一月二十日的《工人日报》所载），“自由山”中有藏匿的武器，当天中午时，即在示威以前，早有人叫青年们到“某一去处”去寻取枪械。关于民众武装的这一说法，那是完全避开了匈牙利人民军的态度问题。布达佩斯的军队（稍后，在各省驻防的军队亦然）怀有两种心情：有的想保持中立，有的则准备参加在民众方面，跟大家一起作战。中立派（多半居于少数）愿意将自己的武器交给工人与学生，让他们能跟秘密警察作战。另一些人则携带了武器参加革命。此外，工人们又从各厂“匈牙利志愿防卫组织”的军械库里拿取了许多猎枪。所以人民如何武装起来这个“秘密”其实一点都不神秘。没有谁能够拿出一件西方制造的武器出来作证的。 犯过两个灾难性的错误的匈牙利斯大林主义者们，现在是犯了第三个错误，或者，我们仁慈一点说，这错误是苏联硬套在他们头上的。这就是：决定引用那华沙条约中其实并不存在的条款，召苏联军队进来。苏联军队的第一次干涉，恰好给了民众运动以必须的推动，使它转变成联合一致的，暴力的与普及全国的运动。按照多种迹象看，在英姆雷·纳基就任总理职务之后，以其名义发出的召请书之前三、四个小时，苏联军队多半已经行动了。此说法是带有争论性的，但这一召请书实际乃是吉罗及黑奇陀斯所发，却无可争辩；后来发见了此事的证据，且曾加以公布。纳基之就任国务总理恰恰是过迟了二十四个小时。那些攻击纳基对右派让步，借此向之抛掷污泥的人，应该想想斯大林主义者在绝望的狼狈中逃离舞台时，所交给纳基的是怎样一个可怕的混乱局面。 纳基当权之时，如果立刻接受了人民的两大要求：立即撤退苏军与解散秘密警察，则最后的悲剧还是有可能避免的。但纳基在初当总理的几天内却不是自由的。布达佩斯的人知道，当他作第一次广播时，他的背后，有汤姆枪在指着他（如果这说法不能照字面意义来了解，至少在譬喻的意义说是如此的）。那时候存着一些力量，仍旧希望给人民以鞭笞，让拉可西——吉罗集团重掌政权，正是这些力量于十月二十五日，星期四，在国会大厦前面制造成那次挑衅事件。 一星期之后我遇见了查尔斯·柯次，那时他对于整个动乱的细节还记得很清楚，他对我讲了国会大厦前面发生的情形。一个人数众多的、完全非武装的游行从拉可西路出发，人们携带着国旗与悼念死者的黑旗。在去国会广场的途中，队伍遇见了一辆苏军坦克，坦克停止了。一个兵士探出头来，站在队伍前列的人便开始对兵士解释，说他们不带武器，从事和平的游行。兵士教他们跳上坦克；一些人跳了上去，坦克开动了，参加游行——“这情景我还拍了张照的”，柯次说。 进入国会广场时，他们遇到了另一辆苏军坦克，这是派来向他们开火的，可是它也掉转了头，参加了游行。在广场上又有三辆苏军坦克和二辆装甲车。群众直向他们走去，开始和兵士们谈话。苏军司令员说：“我在苏联有妻儿们等着我。我根本不想在匈牙利呆下去。”这时，从屋顶上射下三排枪弹来。群众中有的奔向广场两边躲避。有的，俄国人要他们躲在坦克后面。广场上躺着约莫三十个死伤者，其中一名苏军官长。坦克与装甲车向屋顶还火。 “直到现在我还不清楚，究竟最先开枪的是谁，”柯次说，“极可能是秘密警察。”那是极可能的。这个挑衅总算达到了目的：阻止苏军兵士与民众亲善。同时，“苏军对非武装游行者开枪”的故事就此传开了。如果苏军是在十月二十四日撤退，而非一星期以后才撤退，或者，如果苏军根本不曾进入那个场所，或者如果秘密警察在十月二十四日就被解除武装予以解散，那么更大的痛苦和受难是可能不会发生的。 十一月二日，我从布达佩斯用电话打回第二则通讯去，论到革命的原因与它如何在匈牙利首都爆发出来。这个电讯的内容。全部就是我和查尔士·柯次的一次谈话。除了很短一段引子是我所写之外，其中每一句话都是柯次讲述时我做的笔录，那是在星期五早晨，在杜那旅馆里我和他同进早餐时作的。我将那个电讯限于报导柯次的所述，为了两大理由：1，通电话是严格受了限制的，我的电稿一定要弄得很短，短到一个打字员能够在二十分钟以内打下来。第二，那是更重要的理由，柯次的判断当时已比我更能得到馆方的尊重，由他说出革命原因会具有无偏无倚的保证。终究说来，他已经在布达佩斯住了三年，这样长的年月，足以使他能够得出公正的结论。 报馆收到了这篇电讯，曾企图淡然置之，简单说是由于柯次“政治上的糊涂”。当时乔治·马修斯，英共的副总书记，代理正在莫斯科的坎倍尔当《工人日报》的主笔，他提起了蓝铅笔，在电讯上划了一轮杠子。我揣想，编辑部人员对于马修斯的此种办法一定是不以为然的。他们想弗莱雅可能喝醉了洒，或者神经脆弱，或者暂时失去了政治的立场与平衡。但这些话是那位老诚持重的查利·柯次说的，这个人，谁都知道可靠，头脑清醒稳当的。 看来是此种压力的结果，某些被删去的字句又被采用，及时登上第一版了。另一些文句则在第一与第二版之间也被恢复采用；但是更重要的字句，我以为读者们如想正确了解匈牙利动乱的意义乃是最主要的字句，却仍被完全删除。《工人日报》做了一个惊人的声明，说这篇电讯只是简单地做了些“常规的编排与补缀工夫”。可是柯次的谈话共被删去了四百五十字，我的引子不用了，有许多别的字眼被精心改过（“革命”被改成“暴动”，“柯次君说”被改成为“柯次君以为”与“柯次君相信”）如此重要的一篇访问记，被如此“编排”，我觉得完全不是常规的。删削的结果是篡改了这篇电稿，使读者们看不到真正重要的事实。 例如，柯次引证一个匈牙利共产党员正当战斗时对他说的一句话：“此地的情绪正像一九四七年的五一节，那时我们在街道上跳舞。”这句话被删去了。关于“知识份子造反”这一段也被删去。另外被删去的又有如：柯次说“共产党不再是共产党，它已简单地成了国家的一个机构。”柯次为了支持他这个看法，又引用一位忠诚共党对他说的话：“我们的党不是共产党。你不能改革任何东西。” 将柯次的下一声明删掉是特别有意义的，他说：公安警察是共党内部得势一派所刻意建成的，这一派人归苏联：拉可西，法卡斯与吉罗。他又说：这个得势的小派系“不能独立思想，不管对与不对，均唯苏联共党的思想是赖。他们认为，苏共转一个向，则他们也必须跟着转。” 柯次那个经过考虑的意见，即他认为十月二十四日的召请苏军，除了吉罗与其他领袖为了关心自己的脑袋与地位之外，不能有别的理由，这意见也给《工人日报》删掉了。柯次告诉我说：“召请苏军并非为了恢复秩序或保卫社会主义”这段话当然又被删去。柯次对我描述了那陷在匈共党总部中的四十名秘密警察如何被捕，如何被吊死，十三、四岁的孩子们如何带了机关枪及汤姆枪作战，自然也没有在《工人日报》上登出来。柯次对我转述自由战士们如何对他说：“要像他们教我们生活的方式活下去，还不如死了的好，”那句话自然也不能让《工人日报》的读者们看到。最后，柯次对紧急局势所作的预测，认为八年以来，“匈牙利将首次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它不是为职业政客与官僚所操纵，而是为那些忠于原则且为此受过苦难的共产主义者所领导。”——这些话，当然也做了“常规编排”下的牺牲品。 读者们可以自己判断，所谓“常规的编排与补缀工夫”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难道不是英共诸领袖因为害怕把整个悲惨的，震撼人心的与（对他们说是）危险的真相让人知道，以致处心积虑地决定来篡改我那篇报导吗？ （注） （译者注）：马加尔人是匈牙利民族的主要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