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 彼得·弗莱雅《匈牙利的悲剧》 一、抵达匈牙利 从巴拉东湖的蓝色水中，升起了一个像维纳斯女神的赤裸女孩。她的头发掠过巴达桑尼湖滨一串串芬芳的葡萄。她的头的后面，还画着更多的葡萄，它们围住了密斯可尔的炼钢炉。美丽的长长的布匹，代表着雪奇特地方的纺织工厂，它们从比克斯那座千年大教堂的四塔尖的顶上悬下来，一直拖到地。在这些画像之间，有穿了民族装的农民在跳舞，有穿着日常衣服的农民驾驶拖拉机，有表现匈牙利人健美的运动员，还有来往于布达佩斯的急行列车。在这幅绘画地图的一边，站立了两个理想化的、系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庄严的、天使般的孩子们在吹着长喇叭。周围以及上面，展开着一幅巨大的字卷，上面写着字：“欢迎外国游客到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来！”那上面还钉着共和国的国徽，它那最显著的特征是：一个铁锤和一束麦穗交叉着，这上面是一颗五个尖头的红星。我看见一个年轻兵士，此时正在设法挖掉这颗红星。 他轻快地吹着口哨，穿着不大合身的制服的身体微俯向前——这套制服是依照苏军制服制作的。他全神贯注地在干这件工作，用一把锉子想拔掉那个红星。这工作不易干，它是很坚固地被镶嵌在墙壁上的。当初做的时候就想长期保存的。但那个红星终于给取下了。年青的兵士带起工具，用鞋跟将小石块踏成粉末，逍遥地走去了。 另一颗红星被取去，却省力多了。一群兵士扯下了红白青色的匈牙利旗，在旗子中间用刀子小心的挖了一个圆圈，割去了国徽重新把旗升上去。 这是10月27日，星期六早晨，我在匈牙利边境车站的海奇夏龙所见的情形。此时匈牙利发生的革命还不满四天。自从10月23日夜间爆发于布达佩斯之后，革命便以不可抗拒之势波及到了各省。现在我竟看见那反抗的浪潮达到了国境边沿。路对面，在那支上面涂以红白青三色彩条的界限木后面，站着一群怒气勃勃的新闻记者，其中多数是奥、英、德籍的。一个奥国的边境警察正在使他们稍安勿躁。他们有车子，可没有入境证，而在这个时期，奥国官方是不能让这些无入境证的新闻记者们通过的。我是有了入境证却没有车子。我们全都想上布达佩斯去。隔了这梗边界木，他们和我可说是“异病相邻”。我拟了一个短电，预备送到维也纳去拍给《工人日报》，说我已进入匈牙利国土，正企图再向前去。 我仍处于狼狈之境，而且我得招认，还有一点儿害怕。我的天真的期望是：一到了维也纳，或者，最不幸，一到海奇夏龙，我就会被当作贵宾，一路迎接到布达佩斯的，有如我七月间来匈牙利的情形一样。在边界的海关上，我说明自己是匈牙利共党的报纸《自由人民报》的伦敦通讯员，同时又是《工人日报》驻匈牙利的特派访员时，关员和兵士们对我表示得十分冷淡。他们相互间交谈，说我是一名共党记者。不过他们还是给了我几条毯子，让我在招待室的沙发上睡觉，第二天早晨，他们给了我一杯咖啡，当我说我没有匈牙利钞票付账时，他们只对我笑笑。不过当我询问他们，是否可以打个电话到布达佩斯，或至少到基安尔去叫辆汽车来接我时，他们却简捷地回答我说，革命正在进行，电话与汽车都要为别种目的服务。当朝阳临到那荒寂的平原时，我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处境，这才发现了那些兵士的帽子上，己经将帽徽摘去了，我是落在反匈牙利政府军的手中了。这些人自称为革命者，或被称为反革命者。我是回不去了。就是退了回去，那么凭了我这张限用一次的入境证，是不可能再入匈牙利的。如果这样，则我所委任的工作未曾开始就完结了。我也无法前进，因为我没有交通工具。留住原地也是不成的，因为他们能够给我吃的只有咖啡，而我却已经饥饿得要命了。唯一事情我能够做的，就只有在附近周围去闯，希望日间有过境来的其他记者，能有空的车位，让我搭乘。 我以悲伤的心情回忆起伦敦伊顿广场匈牙利领事馆中那个年青人的乐观态度，给我入境证时，他向我保证说：“这是按照英姆雷·纳基同志本人的训令发出的”，他说，布达佩斯知道你要去，一切都安排好了；又说，如果维也纳没有飞机去匈牙利，我只要跑到该地的匈牙利领事馆去，“他们就会给你任何帮助”。听了他的话，因此我随身只带了十个英镑。我在匈牙利有朋友，该地的银行里又存得有钱，纵使是维也纳至布达佩斯的飞机停了航，从维也纳的匈牙利领事馆，弄一辆汽车送我到边境，再由匈的首都派出一辆汽车到边境来接我，该是容易不过的事吧。还只在前一天，伦敦的《工人日报》就向它的读者们保证道：“政府已完全控制了局势，局势在稳步改善中”。 我在维也纳的领事馆里浪费了将近五小时。他们是客气而且同情的。但他们无法跟布达佩斯通电话——联络在午夜就已断了。他们不能借辆车给我。而且——非常抱歉，他们不能借我一点钱。“如果你想去匈京（布达佩斯），我们不能阻止你，”他们说：“但我们也不能帮忙你。” 在维也纳的匈牙利领事馆里，请求签入境证的记者们中，有《每日邮报》的积夫雷·勃利斯，他神气活现，穿着时新的服装。他是突然从开罗搭机飞到此地的，所以必须改变行装，借以适应维也纳秋季的寒冷。不过为要接受前去维也纳的任命，光是改变服装还不够。他告诉我，英国的记者们，包括他的同事诺尔·巴勃在内，化了怎样可惊的代价才雇到车子，去冒那个从维也纳到布达佩斯的160英里路之风险。有些人干脆地就卖了汽车。我如果打电报给大卫·恩雷——《工人日报》的书记——说我要钱买汽车，他一定会惊骇得目瞪口呆的吧。因此我感激地接纳了勃利斯让我搭载到海奇夏龙去的提议，在该地，他将会合巴勃，收取他的电稿。巴勃在前一夜里，曾独自驾车到了匈京，并回到海奇夏龙，或许他愿意带我前去布达佩斯。不过当我遇见巴勃时，他却即将出发，到西部匈牙利去旅行。他这种不小的勇气，稍后，让他得到了报应——苏军的子弹打中了他的头盖骨，受了重伤，在医院里过了好些个危险的日子。 勃利斯和我就这样地从维也纳出发，在微雨中，到达奥国边境地点尼克尔斯道夫，时间大约为下午九点。这里充满了新闻记者与红十字会人员。在警卫室里，有一个兴奋的女孩声音，在电话筒里叫喊，只听到：“200人受伤；他们十万火急需要血浆跟别的你们能够送出的东西。” “打匈京来？”一个愁眉苦脸的奥国军官，拿起我的护照，伸手去拿橡皮印时，向我发问。“不，”我说：“我是去匈京。”他吃惊地望着我。一个年青人说：“你去不了匈京的。” “我得试试。”我回答。“你会送命的，”他说，“你在自杀。” 费了几分钟唇舌，才使他们相信我真的要上布达佩斯去。他们看了看我的匈牙利入境证，在我的护照上遗憾地盖了印，然后派了两名带来福枪的兵士与我们一同上车，保护我们沿着那条无人地带的道路，通过黑暗潮湿的荒原，汽车向海奇夏龙开去。当我下车时，奥国兵士和我握了手。我相信他们以为我是发了疯。 此地，我又回到我生平第一次出国访问的那个国家。我爱这个国家的人民，我踏在它的土地上会觉得安全，而且像处于朋友之间 。在这个国家里，举凡过去14年中成为我习惯的、象征的一切东西，特别是苏联的红星，已经成为正式的徽章了。在这个国家里，“我们”是当了权的。在这个国家里，一种新生活在建立，那里是工人当了家；那里，有如拉可西（译者注：匈牙利共党的头号领袖，一直当权到匈牙利革命的前夕。）在五年前就说过的，“那可咒诅的过去的遗留，业已消失，”“我们劳动人民安静地瞻望明天，怀着对于较善未来的可靠认识，按照了计划，正胜利地建设他们自由、社会主义的国家。” 一个痛苦的觉醒正在等待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