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1956年匈牙利工人代表会（摘译）
第五部 审判
对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五位领导人的起诉书
布达佩斯市公诉人办公室
秘密刑事审理法庭1957年第39号案件
起诉书
被告人拉茨·山多尔及其同谋被控犯有领导了企图颠覆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的运动等罪行，特此对本案进行审理。
※ ※ ※
经过侦查，本人查明了下列事实：
I
1956年11月13日—14日，各临时工人代表会派出代表，在联合电气厂举行了一次会议，成立了这个自称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1]的委员会；这次会议进行得极其混乱，它没有丝毫合法基础，完全罔顾民主程序。无论是它成立之前的各种事件，还是产生了它的环境，都足以证明敌对势力的影响有多么成功，并且敌对势力也混入其中开展工作。
就在1956年11月4日之前，由反革命成立的临时工人代表会体制也已经充分暴露出它们获得了反动分子和外国敌对宣传的最深远的支持。大批特务渗入了反动的工人代表会，轻易地让工人代表会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反革命的要求。由于临时工人代表会的选举发生在公开的反革命武装斗争期间，只有一小部分工人能够来到工厂，而那些表现得最极端、最喧闹和最有颠覆性的分子就能把持领导职位，给特务渗入工人代表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此之后——暂且不提这一小撮人，或者他们自己，散布敌对观点的事实——他们就“以工人的名义，为了工人利益”而站出来，提出了从一开始就有悖于工人阶级真正利益的各种要求。他们一再重复一系列诱人的沙文主义与民族主义口号——民族独立、真正民主、中立——以此来掩饰他们支持的那些要求的反革命本质。各个临时工人代表会的反革命活动的特点，就是他们反复重申要纠正过去的错误，而为了误导群众，他们总是大谈社会主义，同时他们又提出了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的要求。
1956年11月4日之后，在苏联的友好帮助下，工农革命政府粉碎了反革命的公然的武装进攻，并且不顾反动势力的阻挠，开始加强工人运动。尽管反革命势力遭到了军事失败，他们却在境外势力的支持和指导下继续垂死挣扎：他们利用每一种手段、每一个机会去唆使工人群众反对工农革命政府，诽谤刚刚成立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2]，破坏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煽动人们仇恨苏联这个多次向我们伸出援手、帮助我们保卫工人阶级政权的国家。在这种斗争中，他们在1956年11月4日之后，在反革命创造的工人代表会制度中找到了坚实的基础。在那些日子里，很难揭露和孤立由工人代表会执行的敌对行动。这主要是因为工农革命政府考虑到大批被蒙蔽的工人群众一开始还是支持工人代表会的——至少是在工人代表会的有害活动被揭露之前。他们怀着最大的善意，想要纠正过去的错误，但还没有发现自己的活动是有害的。
渗入了临时工人代表会的敌对分子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破坏和阻挠政府恢复法律与秩序、重开生产的努力。为此，他们故意煽动仇恨政府的情绪，用罢工来阻挠复工。当工农革命政府下令复工时，各个临时工人代表会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而且往往是荒谬的——要求，还说这些是“工人的”要求。他们企图用这种方法来延长罢工，削弱工人阶级政权。
在1956年11月13日和14日，这些反革命行动采取了更有组织性的形式，并在联合电气厂举行的临时工人代表会代表大会上达到了新的高潮。在境外势力的指使下，他们决定，为了实现他们的要求，必须一致对抗工农革命政府。为此，他们决定，以最重要的工厂为基础——这些工厂的代表已经统一了他们的要求——并为了实现他们的要求，团结一致对抗政府。于是，在1956年11月14日，“在自下而上的倡议下，经过民主方式，选出了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尽管有几个好心的、真诚的工人也参加了中工代的工作，但中工代其实与工人阶级和民主毫无关系，相反——正如它的活动所一再证明的——它成了反革命在匈牙利的主要基地。
大布中工代的活动，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蛊惑人心的特征，而且它一直在不停地、系统地误导工人群众。中工代在它的成立宣言中，毫无根据地断言：
“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已获得授权，可以代表大布达佩斯地区内各家工厂的工人进行谈判、下令停工或复工。”
显然，工人阶级从来没有授予中工代这样的权力，因为各个临时工人代表会即使是在它们成立的时候，也不能代表工人群众。况且，大布中工代是在第十三区和第四区各工厂的工人代表会的扩大会议上成立的，大布达佩斯还有不少更加重要的工厂都没有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大部分市区工人代表会都是在大布中工代的倡议和呼吁下成立的，它们根本没有资格说自己是“在自下而上的倡议下，经过民主方式选出的”。
1956年11月14日通过的这个决议（第VIII卷，第4页）中还有这样一句话：
“我们宣布，我们坚决忠于社会主义的各项原则。我们认为生产资料是全社会的财产，我们随时准备为保卫它而战斗。”
这些蛊惑人心的、误导性的宣言，与他们以工人的名义提出的八项要求完全矛盾——但这些要求其实是有悖于工人阶级利益的。事实上，大布中工代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继续罢工，同时又把政府必须对它提出的政治要求做出回应定为复工的条件。八项要求决议宣称1956年十月事件具有革命性质，它要求让纳吉·伊姆雷领导政府，“必须让一个深受人民信任的人来领导政府”。他们还要求释放莫雷泰尔·帕尔及其同伙，以及“自由战士”，还有那些由于犯下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人。他们不让忠于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的国家保安局成员继续在新成立的治安机关中工作。他们要求废除明尼奇起草的军官誓词。
显然，实现上述要求，不会加强正在保卫工人阶级政权的工农革命政府。他们还进一步提出要求，要从革命青年和匈牙利军队的爱国子弟中，从警察和工厂工人中招收人员，组成新的治安机关，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削弱我们的保安部队。如果掌权的不是工人阶级的忠诚子弟，而是由受到反革命影响的工人代表会提出的人选，那么他们就能更加轻易地夺取政权。总的来看，他们提出的第一批要求，都有利于夺取政权。他们还要求苏军撤离、废除一党制、举行自由选举、禁止一切政党在工厂内开展活动，这些要求也是出于同样的立场。同时，他们要求报刊和电台必须报道真实情况。在1956年10月23日到11月4日之间发生的各种事件，充分说明了他们对“报道真实情况”的定义：污蔑无产阶级专政，放纵反革命的敌对宣传。
从上面这些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大布中工代“以工人的名义”提出的要求完全是有利于反革命势力的。而1956年11月14日通过的那个含有八项要求的决议，为大布达佩斯乃至全国的大多数工人代表会的活动、为工人代表会制度定下了基调，使它们偏离了原来的目标，屈服于反革命的影响，站到了工农革命政府的对立面上，总的来说加强了反革命事业。因此，在大布中工代指导下的各个工人代表会不仅没有尝试解决经济问题，反而竭力攫取政权，并通过组织罢工和其它敌对行动，阻挠政治和经济形势的稳定。国内外反动势力借此大肆进行反党、反苏宣传，企图离间各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的友好关系，破坏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加强的团结，开辟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中工代主席团委员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是大布中工代的反革命政纲的倡议者，他以匈牙利光学仪器厂临时工人代表会代表的资格参加了中工代，后来他为了躲避法律制裁而出逃国外。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临时工人代表会和第11区临时工人代表会的代表拉茨·山多尔和波利·山多尔毫无保留地拥护中工代的反革命政纲，并自始至终地带头贯彻和推动这个政纲的目标。内梅什凯里·约热夫代表了那些参加过战斗的反革命分子的利益，他亲自渗入了中工代，他以前曾因盗窃国有财产而被监禁，他还是占领了第7区党委大楼的武装团伙的成员。梅什特尔·恩德雷是混入中工代的比较可疑的分子之一，他基本上是一个反革命分子，绰号“留大胡子的铁路工人”，早在1947年就因为盗窃而被判刑，他当过匈牙利国营铁路公司布达佩斯局临时工人代表会书记。第二建材厂临时工人代表会副主席、第3区工人代表会委员奥波德·拉斯洛一直是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的左右手和忠实合作者，他是反革命事业最极端的代表。
所有被告人均认同构成了中工代的政纲的八项要求，并为实现八项要求而进行了顽固的斗争。因此，他们的行为——与中工代内较为温和的、试图做正确的事的委员们相悖——极大地助长了反革命事业的实现。在大布中工代存在的25天里，他们的活动构成了大布中工代的活动中的大部分，并在大布达佩斯及全国的大量工人代表会内促进了反革命目标的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大布中工代及其指导下的各种区域性工人代表会没有任何合法基础，却为反革命效劳，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对我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新闻社的代表每天都会出入中工代的办公室，这绝非偶然；他们伪装成“顾问”，与那些替反革命事业效劳的工人代表会委员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首先是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和和拉茨·山多尔。他们收到的消息，部分出于反革命宣传，部分是为了复辟而炮制的，他们就利用这些消息来挑拨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
在这些事件之后，大布中工代及各种区域性工人代表会的取缔和解散，就在1956年12月9日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一果断措施，对国内外反动势力造成了全新的、沉重的打击，并在很大程度上重建了法律与秩序，促进了生产的和平恢复，加强了工人阶级政权。
II
被告人拉茨·山多尔，出身于农业工人家庭，从13岁起独自谋生。1948—1950年在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当工具匠学徒，此后他一直从事工具匠的职业，直到他在1956年12月9日被捕为止。1956年10月29日，他当上了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临时工人代表会委员，后来又当选为常设工人代表会委员。他在工厂临时工人代表会内担任联络员：他负责与第11区其它工厂的工人代表会保持联络。他从一开始就为反革命效劳，让工人代表会为反革命的目的服务。
就其家庭出身及工作环境来看，被告人拉茨·山多尔本应全力拥护自己的阶级、捍卫工人阶级政权。然而，拉茨·山多尔却没有这么做。他积极对抗工人阶级，他从一开始就为阶级异己势力效劳。他这么做的原因，从他自己的供词中可见一斑：“我以前对政治毫无兴趣，直到1956年10月23日，那天的事件对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被深深地震动了，我的政治观被彻底颠覆了。我毫无保留地认同并坚信1956年10月23日事件后提出的各种政治与经济要求。”（第X卷，第97页）
拉茨·山多尔从未接受过政治教育，也没有相关的实践经验，根据波洛格·约热夫（Balogh József）的证词，拉茨·山多尔的基本政治立场是这样形成的：
“拉茨·山多尔如饥似渴地收听西方广播。如果我们几个人正在收听科苏特电台，他一走过来，就会立即转到自由欧洲电台的匈牙利语节目。”（第V卷，第147页）
后来，根据多位证人的证词，查明拉茨·山多尔不仅收听西方广播电台的敌对宣传，还做了安排，使他在无法收听广播时依然能获知广播中的消息。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夜间值班电话员的首要任务，便是用录音机录下自由欧洲电台和其它西方广播电台的新闻。拉茨·山多尔在从中工代返回后，便会定期收听这些录音。（波洛格·约热夫的口供，第VI卷，第173—173页）
了解这些情况之后，就可以彻底查清：拉茨·山多尔是怎样在帝国主义广播宣传的欺骗和误导下，转而同工人阶级对抗，并成为了当时危及了工人阶级政权的一切敌对运动的喉舌与工具的。拉茨·山多尔自始至终都对工农革命政府采取了粗暴的、粗俗的和敌对的态度。他自觉地为反革命效劳，迅速当上了渗入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工人代表会和大布中工代的反革命分子的头头。在他被捕之前，他一直在反政府、反党、反工会和反苏运动中起到了领头的作用。
在临时工厂工人代表会成立后，拉茨·山多尔立即与波利·山多尔和其他工厂工人代表会委员讨论了在厂里设立发射机，转播反革命的新闻与事件的必要性。经过这次讨论后，他们决定从“红色星火”工厂搬来一台1千瓦的无线电发射机。但是，他们没能成功，因为这台发射机已在1956年10月31日转给了一个自称“大学革命青年组织”的五人武装团伙。（第I卷，第165页；贝雷茨·贝尔托伦的口供，第V卷，第171页）
1956年11月4日之后，在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工人代表会的历次会议上，在车间召开的历次大会上，拉茨·山多尔都成了政治要求的主要鼓吹者之一。他强硬地宣称：
“不要共产党，赶走苏军，不承认工农革命政府，让纳吉·伊姆雷回来领导政府，释放莫雷泰尔，让他当国防部长。”（波洛格·约热夫的证词，第V卷，第147页）
在工厂工人大会上，他宣称：
“到目前为止，有六七万青年献出了生命，换来了革命的成果。我们必须保卫这些成果。我们不怕被捕。我们不承认工农革命政府的成员。它的成员都是背叛祖国的叛徒。要是这个国家的一切都毁灭了，那就更好了。”（贝雷茨·贝尔托伦的证词，第V卷，第169页）
1956年11月16日，他向“红色星火”工厂的工人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出的基本要点是：不许政党在工厂内建立组织，不许在工厂内开展政治活动，苏军撤离匈牙利，匈牙利必须独立。（索特马里·洛约什〔Szatmári Lajos〕的证词，第V卷，第157页）
1956年11月20日前后，在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的一次车间工人大会上，他在谈到党组织时声称：
“目前，无论谁组织政党，都会破坏匈牙利工人的团结。现在还不是组织政党的时候。”（第I卷，第150页）
拉茨·山多尔的活动不只限于工厂工人代表会。在他的倡议下，第11区各工厂以该区最大的工厂——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为首，成立了第11区工人代表会。他通过广播，呼吁第11区各工厂的工人代表会派出代表，于1956年11月12日到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开会。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八项要求决议，并将承认与保证落实这些要求定为复工的前提——这对反革命是有利的。（第VIII卷，第33页）
被告人还协助第11区工人代表会组织了于1956年11月15日在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召开的会议。波利·山多尔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因此，由拉茨·山多尔宣布会议开始。他趁机向代表们介绍了大布中工代成立的消息，然后他离开了会场，代替波利·山多尔参加了当天举行的大布中工代会议。
被告人拉茨·山多尔起初没有被大布中工代允许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布达佩斯有轨电车公司总部举行的），因为他不被承认为第11区的代表。此时，有400多名来自大布达佩斯和全国各地的工厂的代表涌入了会场，他才得以趁机参加了会议。被告人拉茨·山多尔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发表了他的敌对意见。他在发言中建议，按照中工代的方式，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他在发言中还说道：
“如果我们让革命的成果从指缝中溜走，我们就再也不能把它们夺回来了。我们不需要卡达尔，不需要他的团伙。俄国人必须滚蛋。我们现在就是、以后也是匈牙利的领袖。不需要组织政党。必须禁止在工厂内成立党组织。”（第VII卷，第10页）
从他的发言，明显可以看出他认为与政府相对抗的工人代表会已经掌握了政权，成了领导国家的机关。
在中工代的这次会议上，拉茨·山多尔接到了第11区工人代表会的一个电话，说第11区工人代表会已经通过了复工的决议（第VII卷，第16页）。因此，他建议以第11区各工厂的名义复工。但是，主要是出于使政治要求得到接受的目的，他提出了关于复工的立场。这可以从他的声明中看出来：
“政府现在也开始做出一些让步了，它还会做出更多的让步。我们只要迫使它让步就行。我们必须等下去，直到各地都复工为止，否则俄国人就要占领工业中心，更换工人。现在的问题是：谁将成为主人？是我们？还是苏军司令部？”（第VII卷，第12页）
在拉茨·山多尔的参与下，大布中工代经过考虑后，通过了一个包含四项要求的决议，按照这个决议，只有在政府给出切实的保证，承诺会满足一些要求之后，大布中工代才会下令复工。这些要求包括：让苏军根据事先安排好的时间表撤离匈牙利；成立工人武装，其成员由工人代表会选拔；在1945年联合政府的基础上成立新的临时政府；把前一天通过的八项要求定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第VII卷，第14页、第4页）。
从1956年11月15日起，在大布中工代的请求下，工农革命政府与大布中工代进行了多次谈判，商讨复工和恢复秩序的问题，而拉茨·山多尔凭借咄咄逼人的姿态，为自己赢得了参加代表团的资格。在这些谈判中，被告人通过夸夸其谈的民族主义口号，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1956年11月15日的谈判的结果对政府是有利的。只有在这次谈判中，中工代中的善意而真诚的工人的立场才获得了胜利。他们同意大布中工代应当按照政府的决议，赞同布达佩斯工人的要求，支持复工。他们还在国会的时候，代表团根据协议起草了一个声明，题为《致我们的工人兄弟》，呼吁所有工厂于1956年11月17日早上复工，重新恢复生产[3]。这个声明随即通过广播和报纸传达了出去（第VII卷，第17页）。
被告人拉茨·山多尔从1956年11月15日起，定期参加大布中工代的工作，并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挑衅性的做派，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
1956年11月18日，他促使中工代通过了一个决议，成立了由内梅什凯里·约热夫——此人也已渗入了中工代——领导的三人委员会，同苏军司令部和匈牙利保安部队及警察部队保持永久联系。这个委员会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争取释放被保安机关和警察机关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塞尔维尼·伊姆雷的证词，第IV卷，第101页）
该决议要求保安部队应当接纳由各市区工人代表会推荐的人选。该决议认为：
“苏军司令部只应承认获得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及各市区工人代表会的授权、且被授予正确证件的人为人民的真正代表，而不是滥用人民名义的旧拉科西制度的奴仆。”（第VII卷，第18页）
从这个要求中明显可以看出，大布中工代想要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力，同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农革命政府分庭抗礼。
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的计划，充分暴露了混入大布中工代的反革命团伙的夺取政权的狼子野心，他们几乎是毫不掩饰地要让全国工人代表会扮演同工农革命政府分庭抗礼的角色。1956年11月15日，被告人拉茨·山多尔在向大布中工代发表的第一次讲话中，就已经提出了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的建议，在1956年11月16日同政府的谈判中，也提出了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的计划。在这次谈判中，卡达尔·雅诺什同志在答复代表团时坚决指出：工人代表会是以南斯拉夫工人代表会制度为榜样而成立的机关，它们的职责是工厂经济生活的管理与自治，因此，在人民民主国家完全没有必要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政府在1956年11月16日发布的关于工人代表会职能的第2号（16.xi.1956）法令中表明了这一立场。出于同样的精神，1956年11月22日颁布的1956年第25号法令对工人代表会的体制进行了细致的规定。
尽管如此，被告人拉茨·山多尔在他参与大布中工代的活动的过程中，与持有相同观点的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还有组织委员会领导人特凯·费伦茨一起，不断地要求把组织全国工人代表会列为最优先事项。在1956年11月19日的中工代会议上，尽管他们的要求已经遭到了政府的拒绝，他们仍然决定，根据拉茨·山多尔的提议，于1956年11月21日在体育场召开全国工人代表会代表大会，企图把全国的工人代表会串联起来。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和拉茨·山多尔以大布中工代的名义，在召开大会的宣言书上签了名。被告人拉茨·山多尔给布达佩斯广播电台打了电话，要求通过广播播送宣言，他在这次通话中说道：
“同志，请转告您的上级，一定要让他们明白，这份宣言非得在明天播出不可，因为我是一个好匈牙利人，我不想让自由欧洲电台抢先播放它。”（第VII卷，第24页）
他们还为全国工人代表会起草了一个章程草案。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企图利用区域性工人代表会组织去实现政治目的，而不是解决经济任务。（第VII卷，第19—23页）
拉茨·山多尔组织全国工人代表会的举措，遭到了中工代内较为清醒、稳健的委员们的反对。被告人因此大骂弗泽克什·雅诺什——第4区代表、中工代主席团委员——是卡达尔的走狗，是工人的叛徒，叫他立即离开中工代的办公地点，因为他是卡达尔政府的奸细。
主席团委员戴维尼·约热夫也是在同样的情况下被迫辞职，然后又被开除的。就在同一天，一个代表用惊人的消息打乱了中工代的议程：他不停地大喊：矿工被枪杀了。拉茨·山多尔趁机跳起来，愤怒地站到他身边，宣称：
“我们坐在这里空谈，玩着模拟联合国的游戏，可是矿工却正在被枪杀。我们必须立即号召罢工。”（戴维尼·约热夫的证词，第X卷，第3页与第6—7页）
拉茨·山多尔要求会议立即讨论他的罢工提议，并进行表决。由于他行为不轨，主席戴维尼·约热夫要求他遵守纪律，并驳回了他的提议。拉茨·山多尔便气势汹汹地质问切佩尔钢铁厂代表戴维尼·约热夫和第8区代表波拉日·约热夫：“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们总是站在政府一边？”同时，他建议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戴维尼·约热夫的活动，并查明切佩尔抢在大布中工代发表呼吁之前就复工的原因。
由于遭到了直接的人身攻击，戴维尼·约热夫辞去了主席团中的职务。取代他的是渗入了中工代的不负责任的分子，他们把拉茨·山多尔选了上去——拉茨·山多尔通过对政府、党和苏联进行咄咄逼人的攻击，反复证明了他值得他们的信任。从这一刻起，拉茨·山多尔就当上了大布中工代的主席，而科洛乔伊·杰尔吉和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也当上了主席团委员。在这种情况下，反革命势力通过拉茨和舍贝什季恩，控制了中工代主席团。反革命企图利用大布中工代挑起政府和群众的矛盾，并最终——为了反动派的利益——颠覆工农革命政府。（弗泽科什·雅诺什的口供，第V卷，第37—38页；戴维尼·约热夫的证词，第I卷，第3页与第6—7页）
政府察觉到了他们的反革命野心，便禁止了原定于1956年11月21日在体育场召开的全国工人代表会代表大会。（内梅什凯里·约热夫的证词，第X卷，第129页）
尽管如此，被告人拉茨·山多尔还是在奥卡茨佛大街的布达佩斯有轨电车公司总部举行了非法会议，原本来参加全国大会的部分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然后，他发表了充满仇恨的讲话（“我们受够了卡达尔的密探，受够了独裁者。我们应当立即号召罢工，与矿工一起罢工48小时。”——戴维尼·约热夫的供词，第X卷，第6—7页）。于是，便通过了在1956年11月22—23日举行48小时罢工的决议，围绕着这个决议，产生了争议。戴维尼·约热夫以切佩尔钢铁厂的名义反对这个决议。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谴责了大布中工代的这个决议，并认为这是严重的错误。切佩尔的决议指出：
“不久前，布达佩斯工人代表会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号召举行48小时总罢工。再次打断刚刚开始恢复的生产，就是重新破坏工人阶级好不容易赢得的权力，并毫无意义地让本已十分严峻的经济形势更加恶化。
“我们向全国的所有工人代表会，首先是布达佩斯工人代表会发出呼吁：承认吧，现在已经不是无脑蛮干、单凭一腔热血猛打猛冲的时候了。”（第X卷，第11页）
然而，就连这个呼吁，也没有让混入大布中工代的为反革命效劳的集团回心转意。1956年11月21日通过的包含七项要求的决议，企图以罢工为武器，迫使工农革命政府屈服，满足对反革命有利的各项要求。这个决议要求政府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并从1956年11月24日起，以1956年11月14日通过的决议中包含的各项要点，以及随后由外地工人代表会加以补充的条件为基础，同工人代表会进行谈判。这个决议是在会议上草率通过的，它的态度之蛮横，这些要求的内容及其敌对的态度，充分暴露了拉茨—舍贝什季恩团伙的目的就是要对抗政府。他们甚至还以慷慨激昂的语气，为开启谈判定下了条件：他们要求“立即释放被逮捕、被监禁和被驱逐的平民与军事人员”。这个要求，事实上就等于释放因参加反革命活动而被逮捕或拘留的反动犯罪分子，并有可能引发新的武装挑衅（第VII卷，第29页）。工人代表会的代表们把罢工决议的副本传遍了布达佩斯乃至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工厂。因此，在生产刚刚开始恢复之时，大布中工代的罢工决议对全国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并给反革命势力重新发动猛攻提供了机会。
大布中工代内的反革命团伙本想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让其扮演对抗政府的角色，但是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大布中工代便在没有丝毫合法性的情况下，扮演了全国工人代表会的角色。中工代的委员们继续与外地的工人代表会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还试图协助组织区域性工人代表会。拉茨·山多尔为此在1956年11月25日与其他一些中工代委员参加了在维斯普雷姆召开的工人代表会会议，企图成立该州的中央工人代表会。这次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忠实地反映了由大布中工代代表的反革命路线。（第VIII卷，第23页；贝雷茨·贝尔托伦的口供，第V卷，第170页）
从一开始，在各工人代表会内开展颠覆活动的敌对分子就把大布中工代当作自己的靠山，在从大布中工代成立到被取缔这段时间里，他们几乎每天都会去访问大布中工代。由于反革命倾向在中工代内占了上风，作家协会从它成立之初就参加了它的活动，此后作家协会还让厄尔西·伊什特万作为自己的代表，定期参加中工代的会议。作家协会通过这种方法，想让人们注意到它毫无保留地拥护大布中工代的反革命要求的立场（莫尔纳尔·佐尔坦的证词，第V卷，第14页）。由于他们关系密切，作家厄尔西·伊什特万还把作家协会的一封信交给了拉茨·山多尔，里面包含有题为《我们的关注与信仰》的反革命煽动材料。拉茨·山多尔随后于1956年12月5日将这份材料的一部分发表在大布中工代的第三期《新闻公报》上（厄尔西·伊什特万的证词，第VI卷，第113—117页，第VII卷，第118—119页）。除了作家协会之外，知识分子革命代表会也急于向大布中工代提供支持。1956年11月底，库茨科·彼得[4]和几个同伙一起参加了中工代的会议，并以知识分子革命代表会的名义宣读了一份声明，表示他们承认大布中工代是领导工人的正当组织，同时他们还宣布同中工代站在一起（科尔绍伊·山多尔〔Karsai Sándor〕，第V卷，第124页）。
西方新闻社的报纸与广播的通信员也向中工代提供了同样的保证，这绝非偶然。他们利用关于中工代的新闻报道进行敌对宣传。在这方面，由于中工代的混乱与无序，为各种敌对性质的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充足的机会。在1956年11月22日的中工代会议上，甚至还成立了一个由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领导的四人小组，负责向媒体提供消息，并规定只有这个四人小组才能向媒体发布书面消息，还必须事先得到中工代或其书记处的批准。但是，这个规定却从来没有得到遵守。在做出这个规定后，中工代主席拉茨·山多尔仍然允许任何中工代委员以中工代的名义向记者提供新闻，尽管他明知自由欧洲电台和西方报纸的记者已经不止一次地利用了由某个中工代委员提供的消息，加以歪曲和伪造后，再用于敌对宣传（第I卷，第101页；弗泽科什·雅诺什的口供，第V卷，第39—40页）
然而，拉茨·山多尔的所作所为，暴露了他放纵西方记者的原因。毕竟他首先是在西方电台的敌对宣传之下才开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代表帝国主义国家的记者每天都出入中工代，更是让他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
1956年11月22日的中工代会议纪要，充分暴露了在拉茨·山多尔领导下、在通过新的敌对路线之后，中工代的活动已经急剧右转。根据这次会议的纪要，在拉茨·山多尔的发言中，有这样的言论：
“我不赞成并谴责政府对待工人代表会的态度和行为；无论是在体育场，还是在建筑工会，还是在奥卡茨佛大街，他们都不允许我们开会（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政府的这种做法，根本是不想解决问题。政府必须发表声明，宣布布达佩斯工人代表会发布的命令具有法律约束力，必须继续谈判下去，直到政府承认大布中工代是工人的中央管理机关为止。我们要的是一个诚实的政府，而不是把谈判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敷衍塞责上的政府。”（第VII卷，第30页）
从这些言论中，不难看出，拉茨·山多尔把问题得不到解决的原因归咎于政府而不是他自己。他企图不惜一切代价，迫使政府承认大布中工代是“工人的中央管理机关”，尽管它的活动实际上根本不符合工人的真正利益，它与工人尖锐对立，并为敌对势力效劳。
拉茨·山多尔还进一步发表了反政府言论，同时他又指出，尽管全国工人代表会未能成立，外地依然信任大布中工代并接受它的措施。在这方面，他发表了这样的言论：
“在国会里出现了两种倾向，卡达尔倾向和明尼奇倾向。卡达尔想通过宣布苏军部分撤出布达佩斯来换取工人复工，但明尼奇反对这种做法，他们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分歧。尽管全国工人代表会未能得到承认，外地依然对布达佩斯代表会充满信心，并接受它的措施。至于托托巴尼奥已经复工的消息，这跟政府无关。当地工人复工，不是因为政府的命令，而是因为中工代的决定。我认为，拉科西正躲在莫斯科大使馆里，我想知道他正在干啥。”（第VII卷，第30—30/a页）
然后，被告人拉茨·山多尔又建议，为了同政府谈判，应当成立一个新的代表团。他宣称：
“在谈判过程中，卡达尔必须把他的真正目的告诉我们，因为现在到处都有人说他之所以不愿让谈判取得进展，是因为他想让苏军继续留下来，留得越久越好。”（第VII，第31页）
在1956年11月22日的工人代表会会议上，除了要求跟工农革命政府谈判外，他还在议程中加入了一项：讨论准备寄给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信件草稿，这是拉茨·山多尔的典型作风。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修改了信件草稿，然后宣读了它，其中有这样的言论：
“苏联用军事力量镇压了我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而且，它们的军队——不顾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仍然驻扎在匈牙利领土上。总理阁下想必已经得知，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我国人民已经献出了几十万最优秀的儿女的生命，而苏军的占领，会使我国人民面临肉体灭绝的危险。”（第VII卷，第55页）
在这段开场白之后，信件草稿还用反革命煽动的话语，呼吁印度总理在列强之间调停，并进行谈判，争取就中立、苏军撤离和举行自由大选等问题进行全民公决。信件草稿中还要求在苏军撤离后，在联合国的庇护下，“由中立国军队进驻，作为治安部队维持秩序”，这充分暴露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第VII卷，第56—57页）。
拉茨·山多尔强迫会议对这篇公开提出反革命要求的信件草稿进行表决，但是，由于较为清醒的中工代委员们的抵制，这篇信件草稿未能获得支持。尽管如此，拉茨·山多尔仍然不肯放弃，他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新的草稿（第I卷，第81页；第VII卷，第31/a页；科尔绍伊·山多尔的口供，第V卷，第129页）。
1956年11月22日深夜至23日凌晨，工农革命政府应中工代的要求，再次同中工代谈判，中工代派出了以拉茨·山多尔为首的六人代表团。在谈判成果的基础上，中工代内较为清醒的代表们采取了赞成立即恢复生产的立场，并通过广播和报纸发布了中工代关于立即恢复生产的声明（第VII卷，第32—34页）。
1956年11月24日，被告人拉茨·山多尔同政府代表山多尔·约热夫进行了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他要求匈牙利政府和罗马尼亚政府安排大布中工代的代表同纳吉·伊姆雷会面。被告人用这种方法，引起了人们对这一事实的关注：他认为工农革命政府不是合法政府，纳吉·伊姆雷才是（第VII卷，第38页）。
中工代主席拉茨·山多尔和新闻组长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一直把创办中工代自己的报纸、并使其获得承认当作头等大事。被告人拉茨·山多尔在同政府谈判的过程中，曾多次提出准许中工代办报的要求。政府——注意到了中工代内的明目张胆的反革命现象——驳回了中工代的要求，因为如果允许中工代办报，它肯定会利用报纸来为政治要求和目的服务，而不是用于解决经济问题。
拉茨·山多尔反对政府的立场，他与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决定，如果政府不批准他们办报，他们就要非法出版中工代的报纸《工人新闻》。按照这个决定，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和奥波德·拉斯洛承担了非法出版报纸的具体工作。同时，他们还制定了计划，准备号召报社工人、印刷工人、记者和新闻媒体的一切劳动者罢工，以此向政府施压、迫使政府准许他们出版报纸。为此他们还在1956年11月26日的中工代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决议，但这个决议未能贯彻执行（塞尔维尼·伊姆雷的证词，第IV卷，第100页）。
拉茨·山多尔还在中工代的多次会议上公开表达了他对于非法出版报纸的看法。因此，在1956年11月28日的“内部”会议上，他发表了下列言论：
“如果他们不让我们合法出版，那我们就非法出版，因为人民渴求工人代表会的报纸，就像渴求每天的面包一样。”（第VII卷，第70页）
看了这段话，就知道这次会议为什么是“内部”会议了。这次会议最主要的议程之一，就是讨论非法出版中工代报纸的问题（第VII卷，第70—78页）。
除了非法出版报纸之外，拉茨·山多尔还打算在工厂里非法设立双向无线电台，传播中工代的新闻。他还打算利用在工厂里非法设立的双向无线电台同西方国家直接联系（弗泽科什·雅诺什的口供，第V卷，第38页）。
1956年11月下半月，被告人与“红色星火”工厂工人代表会主席索特马里·洛约什多次讨论了在工厂内安设非法无线电台的问题。在侦查过程中，被告人拉茨·山多尔对此作了如下陈述：
“我下了指示，要求把无线电台保持在可工作的状态，这样一来，在我们需要它的时候，就能利用它广播中工代的新闻。由于得不到出版报纸的许可，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非法出版报纸，要么就得设立广播电台。”（第I卷，第166页）
然后，为了进行新的敌对行动，在1956年11月30日的中工代会议上又提出了抵制报纸的问题，并对此进行了表决。这次会议的纪要中的第三项写道：
“在今天的中工代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抵制报纸的决议，这份决议以书面形式下发给全国劳动人民：
“大布中工代号召全国人民不要购买和阅读政府、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与全国工会理事会的报纸，直到中工代被允许出版报纸为止。我们要求获得新闻自由。“（第VII卷，第98页）
根据上述决议，还准备了成千上万份传单，传单的内容为：
“向全国人民呼吁！我们号召全国所有真诚的工人采取联合行动，只要政府仍然拒绝新闻自由，谁也不要去散发、购买或阅读任何政治报纸（《体育新闻》例外）。”（第VI卷，第100页）
在工人代表会的代表们的协助下，这份呼吁抵制报纸的传单不仅在布达佩斯散布，还在国内许多城市散布了。反革命分子利用这一敌对行动，进行了新的挑衅：他们在许多地方烧毁了《人民自由报》和《人民意志报》[5]，还袭击报贩或在公开场合购买报纸的人。中工代组织的抵制报纸行动，给西方新闻社提供了新的机会，它们趁机大肆污蔑工农革命政府。
就在中工代的非法报纸面世之前，那个渗入了中工代、以拉茨·山多尔、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及另外几个同伙为代表的、为反革命效力的集团认为，必须以中工代的名义进行书面宣传。他们怀着这样的目的，以必须把同政府谈判的结果告诉工人为借口，出版了新闻公报，并通过工人代表会的代表们，将新闻公报的复制品传给了大多数工人代表会。中工代的几期新闻公报是由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主办，并在拉茨·山多尔的准许下发行的，它们主要关注的是政治要求而不是经济问题，它们为反革命大肆宣传，还报道了大布中工代的反政府、反党、反苏和反工会活动。
在1956年11月27日发行的第一期《新闻公报》上，为了与政府谈判而于1956年11月13—14日在联合照明与电气厂成立的那个团伙，自称为“大布达佩斯各工厂及各市区中央工人代表会”——却对它是在何种情况下成立的只字不提——以此来误导工人。《新闻公报》以明确的语句，向工人宣布，它要为了实现反革命的纲领而战：
“我们在谈判过程中，一刻也没有背离10月23日的光荣的民族革命的目标与基本要求
[6]。”（第VII卷，第61页）
尽管1956年10月22日颁布的关于工人代表会的法令只批准了在生产性企业里选举工人代表会，并规定了工人代表会的职能，而且政府反对成立毫无合法基础的区域性工人代表会，反对区域性工人代表会的活动，但中工代却将新闻公报用于成立区域性性工人代表会等用途。在第一期《新闻公报》上，大布中工代呼吁工人在各地选举市区一级——以及州一级——的中央工人代表会，然后再与大布中工代建立联系（第VII卷，第62页）。中工代接纳了区域性工人代表会，并把它们连结在一起，它显然是企图用这种方法来建立一种新的国家政权机关，同合法的国家政权机关对抗。中工代出于确保自己的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动机，在第一期《新闻公报》上攻击了工人代表会法令——1956年第25号法令——的第11条，按照这一条的规定，经理是由上级国家机关任命的。《新闻公报》还通过暗示和影射，煽动工人反对那些忠于人民民主国家制度、负责任地履职的共产党领导：
“我们呼吁各工人代表会实现我们的要求，不要接受那些妄自尊大的、早已声名狼藉的、不忠于人民的、被上面强加给工厂的领导，而且还要警惕那些来历不清不楚的野心家。
[7]”（第VII卷，第63页）
在第一期《新闻公报》上有这么一段话，明显而毫不掩饰地暴露了中工代企图把工人代表会变成与政府对抗的政权机关的野心：
“新成立的‘自由工会’声称工人代表会应当被认为是纯经济机关，我们对此表示抗议。我们要斩钉截铁地指出：在现在的匈牙利，只有工人代表会才能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在现在的匈牙利，工人代表会掌握了最强大的政治权力。我们必须全力工作，加强工人政权
[8]。”（第VII卷，第63页）
尽管中工代口口声声说要加强工人政权，但它的活动却将其变成了反革命的基地，这证明了它真正为其效劳的对象，与它口头上说的完全相反。中工代所做的一切，恰恰是要削弱政府、党和工人阶级政权。
为了欺骗群众，诱使群众抛开政府，它一再高呼迷惑性很强的沙文主义与民族主义口号——民族革命、民族团结、建设符合民族特色的独立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匈牙利。它高呼这些口号，本质上只是为了替它忠实执行反革命路线打掩护。
1956年11月29日，中工代发行了第二期《新闻公报》，反对政府的立场，提出了实行多党制、禁止在工厂内设立党组织的要求：
“我们认为，应当尽快批准一些立足于社会主义之上的政党开展活动；入党应当是自愿的，而且应当被认为是个人的私事。目前我们不赞同在工厂内设立党支部
[9]。”（第VIII卷，第93页）
中工代自始至终坚持这个立场，尽管在1956年11月14日的谈判过程中，卡达尔·雅诺什已经坚决地指出，在他看来，禁止党在工厂内开展活动的要求，明显是反革命的。中工代在1956年12月5日发行了第三期《新闻公报》，称赞了妇女游行，而这次游行是为了进行反革命挑衅而组织的。它还刊登了南科马罗姆州[10]国民委员会的宣言，里面满是反革命宣传和反革命要求，企图在拥护政府的农民中间制造混乱。这个宣言明确表示完全拥护大布中工代，并提出了明目张胆的反革命要求：苏军撤离、中立、有多党参加的自由而不记名的选举。要求释放由于参加反革命活动而被捕的人，显然是为了加强反革命路线。这个宣言还要求仿效工人代表会，成立地区、市区和州一级的革命农民代表会，并以它们为基础成立全国性的农民代表会组织，与合法的行政机关及国家政权相对抗。
与上述宣言相呼应，中工代的《新闻公报》呼吁各州工人代表会支持农民代表会的工作，并与它们建立密切的联系。
在第三期《新闻公报》上，还刊登了一篇题为《匈牙利作家之声》的文章，对匈牙利作家的状况进行了完全不符合实际的描写。这篇文章的序言是这么写的：
“匈牙利作家被迫闭口不言。但是，我们工人不能允许自己听不到作家在报纸专栏上的声音，同样地，作家——感到自己与人民站在一起，自己正在与人民一起斗争，直到匈牙利人民争取自由的革命获得完全胜利为止——也不能允许自己彻底沉默。”（第VIII卷，第118页）
从作家协会的来信中引用的段落，包含了同样不真实的声明与宣言——他们以此来进行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的煽动。比方说，其中有一段是这么说的：
“我们的文艺作品不被允许独立地、自由地、不受干扰地表达真实意见，这让匈牙利作家协会感到非常担忧。我们不能出版自己的报纸。”（第VII卷，第119页）
从这一段可以看出，中工代和作家协会想通过反革命宣传，推动资本主义复辟，尽管1956年十月事件的反革命性质早已昭然若揭。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在反革命遭到军事失败之后，作家协会为什么要向替反革命效力的大布中工代及其它工人代表会的斗争致以“特别热烈的祝贺”了。
大布中工代不承认全国工会理事会是代表匈牙利工人利益的机关，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被告人拉茨·山多尔的反工会活动。他们反复号召重新选举工会领导，促进了工会的瓦解，让那些被工人代表会接受的人选混入了新选出的各个工会委员会。在1956年11月27日发行的《新闻公报》上的一段通讯，充分暴露了中工代在工会问题上的立场：
“我们的意见是：必须要有代表工人利益的机关，要有工会，要有工厂委员会，但它们必须是经过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产生的，它们的领导人必须是工人阶级的真正的忠诚代表。因此，在工人代表会最终成立后，工厂委员会的选举一定要以最民主的方式进行，这样它们的人员组成才能保证革命的要求会得到落实
[11]。”（第VII卷，第63页）
在1956年11月29日发行的中工代第二期《新闻公报》上，对全国工会理事会发表了如下看法：
“关于全国工会理事会的作用，我们已经指出：我们认为，工会也急需改组，必须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对它进行改组，还要通过同样的方法对人员进行健康的变动，全国工会理事会只有这样做才能成为平等的谈判伙伴
[12]。”（第VII卷，第92/a页）
在1956年12月5日发行的中工代第三期《新闻公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谁来选举工会领导？》的通讯，对工会进行了同样恶毒的攻击：
“据广播报道，全国工会理事会已经选出了各个工会的‘新’领导，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在各工会的‘新’领导当中，我们发现了许多旧领导。通过革命赢得权利的人民，只应承认那些经过自下而上的不记名选举产生的工会和工会领导是真正的自由工会。由上级把领导和工会强加给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第VI卷，第118页）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在拉茨·山多尔的指导下，中工代竭力离间工人与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机关——工会。在这背后潜藏着险恶的用心：这样做的话，反革命就能越来越牢固地控制大布中工代。在1956年11月28日举行的中工代“内部”会议上的发言，充分暴露了拉茨·山多尔及其同伙为什么不愿承认工会。在这次会议上，拉茨·山多尔发表了他对工会的看法：
“工会往我们这里派了一个代表。我认为，我还要对他们说：他们应当等待，直到我们也朝他们那里派去一个代表为止。我们还不清楚工会的立场，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他们还没有明确表示他们不愿同卡达尔政府合作。”（第VII卷，第70页）
布达佩斯第20区代表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最充分地暴露了中工代与工会关系中最基本的指导原则：
“我们不应承认工会；只承认那些经过自下而上的选举产生的新工会。我们应当与这些新工会合作。我们不应承认加什帕尔团伙为谈判伙伴或盟友。
“工会已经开始自发瓦解了，我们必须推动这个过程。我们要的是自下而上的选举。我们也不应承认加什帕尔。“（第VII卷，第70—71页）
拉茨·山多尔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暴露了他的反革命态度：
“政府和全国工会理事会同样不可靠。无论是政府还是全国工会理事会，都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在工人代表会的建议下，人民想要选出新工会。这就是加什帕尔来到这里打探消息的原因。我认为：政府和工会已经达成了协议。他们正在拖延时间。”（第VII卷，第71页）
中工代对工会采取了敌对的态度，导致了几家工厂的工人代表会违反了规定，下令重新选举工会委员会。波波伊·伊什特万想以中工代书记处的名义，在《人民意志报》上发表声明，表示中工代与全国工会理事会关系良好时，却遭到了拉茨·山多尔和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的阻挠，所以他最后没能发表声明（第VII卷，第44页）。波波伊·伊什特万想代表中工代同全国工会理事会进行定期谈判，也遭到了拉茨·山多尔的反对（波波伊·伊什特万：第II卷，第67—68页）。在1956年12月1日举行的中工代会议上，波波伊·伊什特万汇报了同全国工会理事会的谈判结果。当波波伊·伊什特万宣布，全国工会理事会的代表团正要过来谈判时，拉茨·山多尔拒绝同全国工会理事会谈判，并宣称：“我们不能出卖自己，我们不跟全国工会理事会谈判。”在全国工会理事会代表团抵达之前，中工代书记波波伊·伊什特万就劝拉茨·山多尔不要像以往那样咄咄逼人。然而，被告人却用了一句非常不友善的话来迎接代表团：“我们只给你们三分钟。”他在发言中强调了匈牙利人民的团结：
“匈牙利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团结一心，他们能够赤手空拳地向苏联坦克进攻。”（哈里·贝洛〔Hári Béla〕的口供，第X卷，第44页）
经过长时间争论后，双方才达成一致，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中工代最终承认了工会，并保证会与工会一起解决经济问题，而不是提出政治问题。在进行表决之前，拉茨·山多尔再次发表了符合他的性格的讲话。11月4日之后，《人民意志报》的文章发生了变化，没有发表工人的立场，他对此表示反对。他非常粗暴地表达了他对于报纸的看法：
“编辑先生，我一拿起您的报纸，就觉得反胃作呕。”（林格·伊什特万的证词，第V卷，第87—88页）
在他发表了这般不友善的意见之后，多亏了代表着比较健康的倾向的集团在争论中采取了正确的立场，这个声明才得以通过，并发表在1956年12月2日的《人民意志报》上。
尽管中工代发表了这个声明，但它实际上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大布中工代——尽管它根本没能解决各工人代表会面临的经济问题，它的活动也根本没有合法依据——继续采取措施，建设、扩大和强化它的组织。在1956年12月1日的中工代会议上，拉茨·山多尔简要描述了大布中工代的内部组织结构。除了主席团（由3人组成）与书记处之外，还成立了组织部、新闻部和经济部（第VII卷，第106页）。
在这次会议上，还讨论了由特凯·费伦茨起草的大布中工代组织章程。从这点就可以看出，拉茨·山多尔及其同伙从一开始就想让大布中工代起到全国性的作用。按照这个章程，获得区、州和全国一级的组织与机关的授权的代表，以及获得较为重要的工厂的授权的代表，都应当成为代表会委员，享有完全的投票权（第VII卷，第103页）。
这一事实还证明了大布中工代实际上起到了从未真正成立的全国工人代表会的作用。这也可以从这一事实看出来：在1956年11月28日的中工代内部会议上，因为原先在1956年11月21日组织全国大会的尝试由于没有得到政府批准而遭到了失败，他们便制定了一个计划，准备重新召开全国大会，这是他们为了落实他们提出的反政府要求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在1956年11月30日的中工代会议上，他们就此通过了一个决议，并委托特凯·费伦茨负责组织任务。他们还规定，每个州最多能有两人出席这次大会（第VII卷，第99页）。
在1956年12月1日的中工代会议上，特凯·费伦茨已经制定好了组织这次全国大会所需的各项措施。按照他的安排，要邀请17个州[13]和29个工业中心的代表参加大会。还要邀请大学生。要过几天再把召开大会的时间地点通知给代表们。从这些事实还可以看出，于1956年12月8日召开的非法的全国工人代表会代表大会，是敌对性的、长期的精心策划的结果。
在大布中工代成立时通过的八项要求决议中，有一项要求是实行多党制，并“禁止一切政党在工厂内开展活动”。这项要求显然是专门用来对付工人阶级政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在发生反革命暴乱后，它代表了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拉茨·山多尔完全拥护这些反党思想，而且他自己还变本加厉。他用鼓噪的、敌对的反党言论，发动了一场在早已被反革命分子渗透的全国各个区域性工人代表会与工厂工人代表会之中，阻挠工人阶级政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建设组织的斗争。作为中工代主席，拉茨·山多尔容忍了来历不明的分子混入代表之中，高声发表敌对性的、挑衅性的反党言论；而他自己更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在他领导下，中工代采取了阻挠社工党建立组织、将社工党赶出工厂的立场。久洛工人代表会主席团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而被告人拉茨·山多尔也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就好像这是他自己提出的一样。拉茨·山多尔把中工代会议提出的反党呼吁书交给了塞尔维尼·伊姆雷，让他去复印和散发（第VII卷，第45页；第II卷，第68页；第I卷，第84页；塞尔维尼·伊姆雷的证词，第IV卷，第100页）。
被告人拉茨·山多尔完全相信，随着工人阶级政党——社工党的壮大，反革命势力的披着伪装的攻击就会被揭露，并被击败。所以他的言行才会充满了粗暴而不友善的反党性质。在1956年11月28日的中工代内部会议上，被告人表达了他对于党的立场：
“我们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政党！我们要同卡达尔团伙斗争。他们正在组织社工党。这样就会削弱我们的力量。你们必须在自己的单位里阻止他们。”（第VII卷，第76页）
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拉茨·山多尔不仅反对党的组织工作，还煽动工人代表会去进行反党活动。在大批工人代表会中长期存在的反党倾向——表现为阻挠党的组织工作，把共产党管理人员和工人驱逐出工厂——基本上都是由此造成的。
1956年12月3日，中工代在建筑工会总部（第6区，多若·杰尔吉大街，84/a）举行了会议，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在这次会议上代表渗入中工代内的反革命集团，介绍了准备于1956年12月4日发动的妇女游行的详情，并建议中工代支持这次反革命挑衅，参加游行的组织工作，并散发海报和传单。中工代的整个活动的特征在此暴露无遗：中工代就这个反革命建议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争论，举行了几次表决，然而，虽然这个建议得到了拉茨·山多尔本人的赞同，但是，跟拉茨·山多尔持有相同的敌对立场的集团却未能使这个建议获得通过。围绕妇女游行的争论持续了好几个钟头，这也证明了拉茨·山多尔和那些毫无经济专业知识的中工代委员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问题，他们对经济问题一点也不关心，或者只是出于偶然才会谈到经济问题。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经济部领导林格·伊什特万提交了了一份关于进行较高水平的工业管理的计划草案，但是，拉茨·山多尔只安排了十分钟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时间紧张”，然而这么点时间根本不够讨论。
即使是在妇女游行的挑衅性质已经暴露之后，拉茨·山多尔仍然没有改变他对于妇女游行的立场。尽管他知道敌对分子会利用这次游行来打出法西斯口号，在西方大使馆门前进行反动宣传，但他仍然同意在1956年12月5日的中工代《新闻公报》上发表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称赞妇女游行的文章（第I卷，第101页；第VII卷，第115页；林格·伊什特万的证词，第V卷，第87页）。
1956年12月6日，忠于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的共产党工人举行游行，支持工农革命政府，赞同工农革命政府巩固工人政权的努力，要求采取断然措施，镇压制造、参与并继续支持反革命动乱的分子。不出意料，被告人拉茨·山多尔对此极为厌恶。因此，在1956年12月6日的中工代会议上，他当着外地代表的面，以煽动的态度，汇报了同政府的谈判未能取得进展的情况，他还进一步煽动反政府情绪，这得到了敌对分子的拥护。他说，“莫罗山把参加妇女游行的人称作贱货，却把12月6日的共产党游行称作光荣的工人运动。”他宣称：“只有打着红旗的人才能游行。没有红旗，工厂工人就不能上街。”（塞尔维尼·伊姆雷的证词，第IV卷，第45页）
然后，会议就《备忘录》[14]进行表决。中工代在制造了敌对的、紧张的罢工气氛之后，又炮制了这个《备忘录》，企图进一步煽风点火，它在《备忘录》中以自高自大、居高临下的态度，要求政府进行进一步的谈判。《备忘录》把谈判的日期定为1956年12月7日，还要求政府在同一天通过广播表明它对谈判中涉及到的一切问题的立场。这个《备忘录》明显是为了挑衅而起草的，自称中工代的那个团伙毫无任何合法依据，却自命为工人群众的代表，然而他们却积极为反革命效劳，站到了工人阶级的对立面上。
他们在《备忘录》中声称：“我们是由大布达佩斯人民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我们得到了外省工业企业还有各州的代表的全力支持”——然而，他们很清楚这根本不是事实。这段言论暴露了他们企图攫取政治权力的狼子野心：
“毫无疑问，工人代表会、不断增多的农民代表会与知识分子的革命委员会，代表了绝大多数的我国人民
[15]。”（第VII卷，第155页）
被告人拉茨·山多尔还以中工代的名义，把《备忘录》的一份副本寄给了政府。1956年12月7日，政府再次接见了中工代代表团——它希望能在中工代内的正直的、善意的工人的帮助下，纠正中工代的活动，使其致力于解决经济问题。然而，考虑到拉茨·山多尔此前的言行已经暴露了他的敌对态度，政府代表山多尔·约热夫要求中工代把拉茨·山多尔和一切与他意见相同的人逐出代表团，否则就不会继续进行谈判。中工代书记波波伊·伊什特万把政府的请求转告了拉茨·山多尔，但是，尽管代表们想拉住拉茨·山多尔，他却挣脱了出来，自己跑去加入了代表团，还跟代表团一起参加了同工农革命政府成员的讨论。顾虑到此前发生过的一切，拉茨·山多尔在讨论过程中一言不发。他只是充满恶意地瞪着政府成员（波波伊·伊什特万的证词，第X卷，第166页）。卡达尔同志和莫罗山同志在讨论过程中的坚定发言——指出了中工代的反革命作用——使拉茨·山多尔陷入了绝望。他认为，与政府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因为他显然不赞同对中工代发出的帮助解决经济问题而不是提出政治要求的呼吁。
然后，就在第二天，也就是1956年12月8日那天，早已在策划和组织的全国工人代表会代表大会就在建筑工会总部非法召开了。
工农革命政府得知了这个反革命的新动向后，政府代表山多尔·约热夫便给拉茨·山多尔打电话，通知他说这次全国大会已被禁止。在电话中，拉茨·山多尔声称自己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而组织部头头特凯·费伦茨赌咒发誓，说自己只是要汇报昨夜的谈判结果，根本不是要举行什么全国大会。然后，特凯·费伦茨当着几百名代表的面，关上了会议厅的大门，把刚才的公开会议变成了内部会议。这次大会的最终目标不是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重新组织反革命行动。
中工代在1956年12月8日召开的全国大会，完全符合中工代一贯以来的活动、它的紊乱、它的反革命目标与野心。跟它的大多数会议一样，这次会议也没有得到正确的组织和监管——反动分子以工人代表会为掩护，用危言耸听的举止和咄咄逼人的语气，煽动反政府和反党情绪，主宰了这次会议。
这些反动分子对科洛乔伊·杰尔吉的语调温和的报告感到不满，在他做完报告后，他们立即煽动敌对情绪，要求罢工。就在他们开始煽动的时候，一个自称来自托托巴尼奥的代表声称前一天在托托巴尼奥发生了“大屠杀”，还声泪俱下地列出了死伤人数。下一个来自托托巴尼奥的发言人甚至吹得更狠，声称有80人死亡，120人受伤，全然不顾这一事实：在驱散向党委办公楼投掷石块的反革命团伙时，仅有三人受伤（罗斯特·恩德雷〔Roster Endre〕的证词，第X卷，第149页）。这些挑衅言论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科巴尼奥制药厂代表戴内什·雅诺什（Dénes János）要求立即举行“最多两到三天的”全面抗议罢工：
“让这样一次罢工扩展到生活中的每一方面，让卡达尔政府和苏联看到支持这次罢工的是何等的纪律和决心，让他们停下来好好反思一下。让灯光消失，让煤气中断，让一切都停止吧。”（第VII卷，第153页）
后面的发言人纷纷以敌对性的和挑衅性的发言来支持这个提议。在这种气氛中，年纪较大、经验较为丰富、头脑较为清醒的人试图让与会者意识到他们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却徒劳无功。科洛乔伊·杰尔吉和波拉日·约热夫要求继续谈判，但他们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这次充满恶意的挑衅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此时已经无法阻止它了。
在此之前，拉茨·山多尔已经接到了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工人代表会的决议，从中得知他已被从中工代召回，他不再享有参加中工代会议的权利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参加了这次煽动（第VII卷，第144页）。
被告人拉茨·山多尔在发言中有这样的言论：
“与卡达尔政府的谈判，我大部分都参加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有这样的感觉：根本不该跟他们谈判。莫罗山甚至说，谁需要独立工会，谁就该被吊死。就算布达佩斯工人代表会会上当，我也不会上当，因为谁也不能让我闭嘴，因为我不会容忍别人的侮辱。这不是对我个人的侮辱，而是对全体匈牙利劳动人民的侮辱。
“我是在这个制度下长大的。我是按照它的精神培养起来的。我是共产党人，但我跟政府里的人不一样。但我必须强调指出，我从来没有见过像我国政府这样的法西斯政权，它的部长要用武力来压制工人的合理要求，还要让共产党再次领导国家。
“如果他们是好共产党人，那他们以前为什么让格罗和拉科西出卖国家？在匈牙利有共产党人，在布达佩斯中工代里也有几个，但他们跟那些想看到人民受苦——也就是被奴役——的人完全不一样。
“他们想要的就是：20个政府成员，3000名警察和两个军官分队，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九百万人，统统都是反革命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在我们组织工作的时候，卡达尔团伙却在重新组建党。
“卡达尔对罢工的答复是：他根本不害怕罢工，没水、没电、没气、没面包，他也不担心，反正那不是他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问题。而莫罗山的答复是：如果发生罢工，他就会用武力镇压。
“第11区支持我们的罢工号召。当然，这是大多数人的意愿，这才是最关键的。我会尊重表决的结果。遗憾的是，我不得不指出，我国有一些人愿意把自己出卖给这个政府。”（第VII卷，第160—161页）
他的粗俗言论中有一种明显的迹象，在会议纪要中，他的一些充满恶意的话语被删掉了，尽管别人听见了他说的话。比方说，在谈到政府不愿让他参加12月7日的讨论时，他宣称：“那就吊死卡达尔！”（塞尔维尼·伊姆雷的证词，第V卷，第81页；罗德瓦尼·雅诺什〔Radványi János〕的口供，第X卷，第52页）
在他发表了敌对言论之后，又发生了一个挑衅行为，对炮制拥护罢工的情绪产生了决定性的效果。在会议过程中，有人敲响了上了锁的大门。接线员凯雷凯什·伊姆雷（Kerekes Imre）被放了进来。他看上去非常激动，他对讲台上的拉茨·山多尔说，他接到了朔尔塔戈里扬的电话，那里的工人遭到了枪击。拉茨·山多尔马上跳起来，准备离开。在离开前，他向中工代会议宣布：
“我们必须跟朔尔塔戈里扬代表一起去苏军司令部。我跟你们说，这是千真万确的：工人正在被枪杀。”（第VII卷，第157页）
被告人的言论产生了他想要的效果。他的言论造成了恐慌气氛，在这种气氛中，会议通过了决议，决定号召在1956年12月12日至13日举行48小时总罢工。在他们为了进行反革命挑衅而起草的罢工决议中，有这样的言论：
“今天，大布中工代、各州的工人代表会及重要工业中心的工人代表会的代表们讨论了匈牙利人民目前面临的严峻形势。他们得出结论：卡达尔政府不能领导国家走出目前的悲惨局面。
“工人代表向政府提交了《备忘录》，但政府既没有理睬，也没有做出答复。因此，政府暴露了它对匈牙利工人阶级及其选出的代表们的蔑视。同时，工人代表会的领导与委员却正在被逮捕和绑架。出于这些原因，我们决定：
“1.为了向卡达尔政府的反人民、反工人行为表示抗议，从本月11日午夜至12日午夜（含12日在内），在星期二和星期三两天，全国要举行48小时总罢工。维持矿山生产所需的能源供应，以及城镇的供水，将会继续运作。急救、消防队、医院和医生将照常工作。
“2.号召全世界所有工会的工人在同一时刻举行声援匈牙利工人的罢工，支援匈牙利工人争取没有恐惧的生活、争取个人自由的斗争。”（第VII卷，第164页）
在做出这个决议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怀疑大布中工代在其反政府、反党活动中的反革命作用了。为了贯彻执行这个为了反革命目的而制定的罢工决议，中工代下令实行新闻封锁，在1956年12月9日8点之前不得对外泄露任何消息，让外地代表趁这段时间返回原地。
罢工决议的第二项内容，即为了敌对目的，呼吁世界工会联合会的工人举行声援罢工，是由拉茨·山多尔亲自执行的。显然，为了这个目的，拉茨·山多尔希望利用他与西方报刊和电台记者的密切关系。这可以从这一事实中看出来：就在中工代会议——它要求在第二天早上之前实行新闻封锁——结束后，拉茨·山多尔立即邀请合众社的匈牙利记者于次日（12月9日）早上在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同他会面。在这次会面中，他把罢工决议交给了她，还请她把罢工呼吁书交给世界工会联合会[16]（第I卷，第67—68页；第V卷，第6页）。
了解这些事件之后，我们便不会对此感到诧异了：自由欧洲电台在1956年12月8日的周六晚间广播节目中宣布，大布中工代将于次日发表重要声明。次日，他们广播了48小时罢工决议（塞尔维尼·伊姆雷的证词，第IV卷，第34—35页）。
在为反革命效力的国内外反动分子的蛊惑下，在通过敌对宣传传播的罢工决议的影响下，一部分工人上了当。大多数工厂再次停止了生产。本已极为严峻的我国经济形势变得更加危急了。这次罢工在多处地方引发了敌对性的挑衅行为，两天的停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经济、精神与政治损失。
大布中工代在十二月发表的48小时罢工决议，彻底暴露了它的真面目——真相大白了：它是为反革命的目标与利益服务的，它的目的是夺取政权，所以它进行了反革命活动。因此，工农革命政府为了制止进一步的反革命挑衅，而于1956年12月9日下令取缔大布中工代（它的活动始终没有任何合法基础）、布达佩斯所有市区工人代表会以及外省的州、市级工人代表会，这一坚决的措施，赢得了广大正直工人的拥护。它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受反革命影响、为反革命的目的与利益服务的那些人立即停止了活动。
为了建立和扩大工厂内的工人民主，工农革命政府对中工代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承认它的委员当中也有一些正直的、善意的劳动者。然而，从中工代的全盘活动中可以看出，由于反革命分子在中工代内占了大多数，他们甚至还公然地把工人代表会变成了反革命的工具，所以，那些理智的、善意的工人无法实现自己的目的。
中工代内由正直的、善意的工人构成的少数派集团反对反革命煽动者，他们谴责了罢工决议。因此，中工代被取缔后，由波波伊·伊什特万领导的四人代表团于1956年12月10日求见工农革命政府总理卡达尔·雅诺什同志。在双方的讨论中，他们强调指出，他们得到了另外八位同事的支持，他们宣布罢工决议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他们保证会在返回工厂后尽力劝阻罢工：他们将会现身说法，告诉工人罢工是错误的。这个声明发表在国内外报纸上，它证明了工农革命政府取缔大布中工代及各种区域性工人代表会的非常措施是正确的，是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哈里·贝洛的口供，第X卷，第45页；波波伊·伊什特万的证词，第X卷，第168页）。
拉茨·山多尔依然顽固地坚持敌对态度，他仍然不肯承认罢工决议是错误的。1956年12月9日，当政府代表山多尔·约热夫给他打电话，要他发表声明反对罢工时，他拒绝服从。同时，在1956年12月10日，他为了组织罢工，当着他自己的工厂的工人的面，宣读了罢工决议。1956年12月11日，被告人被捕，此后他再也不能进行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的反革命行动了（第I卷，第27页；第X卷，第92页）。
III
波利·山多尔，出身工人家庭。1946年进入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工作，掌握了工具匠的技术，此后一直从事工具匠的工作，直到他于1957年3月2日被捕为止。他因工作表现良好而名声鹊起。他曾多次被评为斯达哈诺夫工作者[17]——最近两次被评为斯达哈诺夫工作者时，他还被授予“卓越劳动者奖章”。他的义务劳动的良好表现，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反革命事件发生前的四年里，他一直担任生产管理与工具制造工段的工会工厂委员会主席。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波利·山多尔本应忠于人民民主制度，人民民主制度确保了他的名望、工作和福利。然而，在1956年10月23日开始的反革命动乱中，波利·山多尔不但没有保卫工人阶级政权，反而抛弃和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为阶级异己势力效劳。
在1956年10月25日举行的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临时工人代表会选举中，他当选为工人代表会委员（共15人），在1956年11月底，他又当选为常设工人代表会委员。因此，被告人在临时工人代表会和常设工人代表会中都担任了主席的职务。
从反革命动乱的第一天开始，由于贝洛扬尼斯工厂是第11区最大的企业，所以，该市区的其它工厂的代表便纷纷来找贝洛扬尼斯工厂寻求建议和消息。因此，从各种实际意义上来说，第11区临时工人代表会在1956年10月底就已经成立了。波利·山多尔成了它的领导，直到各市区代表会于1956年12月9日被取缔为止。1956年11月14日，被告人以第11区工人代表会代表的资格，成为了大布中工代的委员，后来他又当选为大布中工代政治委员会委员。因此，被告人从一开始，就在协调第11区各工厂的活动的工作中起到了领导和指导的作用。他成为大布中工代的委员并积极参与其活动的事实，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反革命动乱发生后，被告人与工农革命政府接连发生冲突，他还亲自参加了那些——忠于反革命利益的人——的反政府、反党、反苏、反工会活动。被告人波利·山多尔在参加工人代表会的活动时，总是宣称自己是工人的代表，并声称他提出的要求都是符合工人利益、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然而，他的这些言论，却与他的敌对行为自相矛盾，他的行为与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是完全相悖的，因而对反革命是有利的。
1956年10月25日，被告人与临时工人代表会组织了200—300名工人，从工厂出发，参加了大学生的示威游行。被告人亲自和工人一起参加了游行（贝雷茨·贝尔托伦的口供，第V卷，第168页）。
1956年10月29日，在被告人波利·山多尔领导下，贝洛扬尼斯工厂工人代表会提出了八项“民族革命的要求”。在这八项要求中，该厂工人代表会表示完全拥护用民族主义口号掩饰的、为反革命利益服务的要求，比如撤离苏军、多党制、不记名大选，以及“言论、出版和集会的完全自由”等等。到了1956年12月8日，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常设工人代表会仍在重复这些要求（第VII卷，第74页；第IV卷，第11页）。
根据1956年10月底的讨论，工人代表会委员约若·贝洛（Józsa Béla）说服了“红色星火”工厂给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提供一部1千瓦的双向无线电台，安装在厂内。但是，这部电台却未能安装，因为工人代表会已经将其交给了一个武装团伙使用；这个团伙共有五人，并以布达佩斯大学医学院的名义进行活动（第VII卷，第21页；梅萨洛什·杰尔吉·波多什﹝Mészáros György Pados﹞的证词，第VI卷，第13—15页）。
在被告人波利·山多尔的指导下，第11区工人代表会的代表们已经举行了一次工人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们一同提出了六项反革命要求。其中第一项是：
“第11区各工厂的代表们一致决定，只要鲜血仍在匈牙利的土地上流淌，只要苏军仍留在匈牙利，第11区工人就绝不会复工
[18]。”（第VII卷，第173页；物证：转轮印刷机印版）
其它要求包括：举行有多个政党参加的不记名普选；免除所有部长的职务；匈牙利立即退出华沙条约。
反革命武装叛乱被击败后，被告人波利·山多尔并没有按照工农革命政府的呼吁，在第11区各工厂里组织复工。相反，在他领导下，第11区各工厂的工人代表会于1956年11月12日派出代表，在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开会，提出了八项要求，并决定以满足这些要求作为复工的前提条件。这八项要求包括：改组政府；实行多党制；举行自由选举；苏军撤出匈牙利领土；立即释放纳吉·伊姆雷政府的成员、谈判代表及“自由战士”。一个由五人组成的代表团把包含上述要求的决议递交给了政府，被告人波利·山多尔便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第VIII卷，第33页；第X卷，第76页）。
为了把提交给工农革命政府的要求给统一起来，被告人波利·山多尔想出了一个主意：给布达佩斯所有工厂制定一个计划，用一个能够代表所有工厂的工人的机关来提出统一的要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个计划迅速变成了现实，波利·山多尔以第11区工人代表会代表的资格，参加了一个自称大布中工代的委员会的组织工作，这个团体是由当时在场的各个临时工人代表会的代表们组成的——这些临时工人代表会都是在根本谈不上民主的情况下选出的。成立大布中工代，是为了把工人的要求统一起来，并同政府进行谈判，争取实现这些要求。在这次会议上，波利·山多尔成了这个团体的一员，这个由22人构成的团体后来自称为大布中工代。在这个团体成立时，他发表了反苏言论。他在发言中声称，就在前一晚，他跟另外几个人一起，被俄军从第11区工人代表会大会上抓走了，工人代表会必须做好准备，防止这种意外发生，必须认真对付这种情况。
1956年11月14日，大布中工代成立了，然后，被告人波利·山多尔就在晚上参加该团体的工作，同时，他还要领导第11区工人代表会和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工人代表会。在他向大布中工代发表演说时，他把社会主义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做了对比，并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更自由、更好”（林格·伊什特万的证词，第V卷，第104—109页）。
被告人赞同1956年11月14日通过的八项要求决议，并将其作为中工代委员的活动的基础。出于这种精神，他还使他领导下的第11区各工人代表会通过了复工的决议，这个决议除了包含有先前的各项要求之外，还利用重新罢工来要挟：
“如果卡达尔政府不能兑现承诺，我们就会立即停工，一切责任将由政府及它的靠山苏联来承担。”（第VII卷，第16页）
被告人波利·山多尔在中工代内一贯支持以拉茨·山多尔和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为代表的反革命路线。这可以从这个事实中清楚地看出来：他参加了1956年11月21日和1956年12月8日的两次非法大会，两次都投票赞成举行48小时罢工（第VII卷，第29页、第164页）。
在他的立场影响下，第11区的工厂参加了两次罢工。他还以同样的方式，在他自己的工作单位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组织了两次罢工（一次在1956年11月22日—23日，另一次在1956年12月11日—12日），在他的煽动下，该厂工人代表会也支持罢工。由此导致的两次罢工对市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并妨碍了工农革命政府恢复生产的工作。在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工人代表会通过了将被告人从中工代召回的决议，并将该决议通知他之后，他依然出席了1956年12月8日的中工代非法会议，参加了全国罢工的组织工作（第VII卷，第144页）。
在被告人领导的第11区工人代表会内，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遏制由敌对分子煽动的罢工情绪；其实他自己就是主要煽动者之一。有一件事可以证实这一点：中工代的非法全国大会是在1956年12月8日召开的，但早在1956年12月6日那一天，波利·山多尔领导下的第11区工人代表会就已经宣布支持罢工了。在那一天召开的中工代会议上，被告人波利·山多尔还汇报了第11区工人代表会的立场：如果政府不释放工人代表会成员，就要举行一次短暂但全面的总罢工。因此，被告人也是1956年12月8日通过的号召举行总罢工的决议的教唆者之一。被告人还投票赞成了挑衅性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是为了煽动罢工情绪而炮制的（塞尔维尼·伊姆雷的证词，第IV卷，第105页；第VII卷，第134页）。
顺带一提，在罢工决议通过后，新佩斯采矿机器厂工人代表会委员弗泽科什·雅诺什通过广播发表了反对罢工的声明，波利·山多尔便给他打电话，对他大肆咒骂——下流的无赖、工人的叛徒；这件事充分暴露了波利·山多尔的敌对态度（弗泽科什·雅诺什的口供，第V卷，第41页）。
被告人波利·山多尔在1956年11月28日召开的中工代内部会议上的发言，暴露了他的反政府、反工会态度。他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如下言论：
“我们该不该承认政府？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们必须在一些问题上跟政府达成妥协。
“至于工会，它正在瓦解，这个过程是健康的，我们应当鼓励这个过程。”（第VII卷，第73页）
在政府的安排下，布达佩斯一些大工厂的经济管理人员与工人代表会代表在国会举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谈上，被告人充分暴露了他的反革命态度。他在发言中——这个发言通过广播播送了出去——称赞1956年10月事件是民族革命，他还宣称必须仿照1945年的政党联盟，实行多党制（第I卷，第109页）。
1956年11月30日，中工代将波利·山多尔和他的三名同伙选入中工代政治委员会，承认了他代表的政治路线。
被告人波利·山多尔利用担任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工人代表会主席职务之便，使用该厂的转轮印刷复印机，印刷了中工代的新闻公报、传单和决议，并将其散发，极大地助长了中工代的反革命活动。中工代于1956年11月30日发行的第二期《新闻公报》、于1956年12月5日发行的第三期《新闻公报》就是这样在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印刷的（第VII卷，第94页、第120页）。1956年11月21日的罢工决议、1956年11月30日通过的号召抵制报纸的传单、1956年12月6日的《备忘录》，还有第11区工人代表会的多项决议也都是在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印刷的。这些印刷品印出来后，第11区各工厂的工人代表会的代表就会到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领取印刷品，再带回各自的工厂（第VII卷，第172—173页；贝雷茨·贝尔托伦的口供，第V卷，第170页）。
波利·山多尔不仅给大布中工代提供了厂内的印刷设备，还通过其它方式协助大布中工代的工作。比方说，在1956年12月初，波利·山多尔给中工代提供了两台收音机、两台打字机和一台录音机。同时他还给他们提供了六盒录音带，用于录制西方广播电台的匈牙利语敌对宣传（第X卷，第95页、第186页）。
被告人波利·山多尔在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工人代表会内的活动，充分暴露了他的反革命思想与敌视政府、党和工会的态度。在1956年11月19日举行的该厂工人代表会会议上，十七名工人——大部分是共产党人——被禁止进入工厂。按照1956年12月20日的工人代表会会议决议，这些被驱逐的工人只能从事体力工种（第VIII卷，第11页、第19页；第IX卷，第56页）。
在同一次工人代表会会议上，工人代表会主席波利·山多尔宣布，工会工厂委员会的工作应当仅限于发放福利，因为工人不接受现任工厂委员会。他将临时工人代表会关于党的决议解释为：
“工人坚决要求，禁止政党以任何形式在工厂内存在，在工厂内不得有专职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员，工厂的建筑物不得用作政党的活动室和办公室。我们要彻底结束这些现象。我们希望的是，今后如果有人想搞政治，就应该到政党在市区内设立的党部去搞，在我们的工厂里，就得劳动和生产。我们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的工人认为，今后应当有多个政党，任何人都可以去找原则与自己最接近的政党登记注册。但在工厂里——我们要特别强调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形式的政党。”（第VIII卷，第12页）
这种反党立场，显然不能代表整个工厂内的正直工人的意见，这完全是违背民主程序、混入临时工人代表会的反动分子的立场。
根据1956年11月19日的工人代表会会议记录，波利·山多尔发表了关于结束罢工、恢复生产的言论：
“我们依然反对卡达尔和莫罗山的广播讲话，我们对他们的看法依然不变。必须恢复生产。如果我们不在厂里恢复生产，俄军司令部——你们也可以说是苏联——就会派苏联经理、外国工程师甚至还有工人到厂里来。我们必须复工，才能阻止俄国人把人带走。
“俄国人亲自向卡达尔提出了这个问题：苏军还有必要留在这里吗？不管怎么样，目标迟早都是在我国举行自由选举。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必须回到厂里，必须劳动。我们要聚拢起来才能行动。如果我们分散开来，他们对付我们就会容易得多。只有回到厂里，我们才能把力量团结起来。”（第VIII卷，第12—13页）
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被告人波利·山多尔组织复工的动机，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自1956年10月23日起提出的各种反革命要求。出于这种动机，他还对工农革命政府进行了污蔑。在发表了空洞的敌对言论后，波利·山多尔致闭幕词，结束了1956年11月19日的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临时工人代表会会议：
“我从可靠的消息来源得知——这个消息直接来自国会——分别以卡达尔和明尼奇为首的两个团伙正在激烈内斗，这并不是坏事。希望这一切能对我们的事业有利。”（第VIII卷，第18页）
工人代表会主席波利·山多尔的反党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领导下的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临时工人代表会与常设工人代表会，导致它们阻挠党在工厂内开展组织活动。在常设工人代表会成立大会上通过的这个决议，充分暴露了这种反党路线：
“布达佩斯电信器材厂厂长今天出席了会议，他发表声明，声称他赞同工人代表会的政治目标，他认为政党不应在厂内建立组织，他本人也不会进行任何党务工作，根据他的声明，我们表示信任厂长贝雷茨·贝尔托伦。”（第IX卷，第71页）
在1956年12月4日举行的工厂工人代表会会议上，通过了拥护抵制报纸的决议，这也显示出了波利·山多尔造成的反革命影响是何等严重：
“工人代表会呼吁全厂工人关注中工代的决议：尽管政府曾多次承诺，会批准中工代发行自己的报纸，但这个承诺至今仍未兑现，为了对此表示抗议，中工代号召大家抵制市面上的两份日报。
“在目前的形势下，为了让全厂工人及时了解情况，工人代表会将用广播系统不断播送国内外的新闻事件。”（第IV卷，第76页）
1956年12月11日，被告人波利·山多尔因涉嫌参与反革命活动而被拘捕。他在1956年12月16日获释后，仍然没有与反革命活动一刀两断。他直到最后都在坚决要求释放那些由于在工人代表会内进行反革命活动而被捕的罪犯。在波利·山多尔领导下，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工人代表会通过了关于政治路线与被捕者的决议：
“同时，工人代表会声明：它认为，要想在全国范围内恢复生产和秩序，就必须要有独立、自由和民主的匈牙利，而不是一党制的匈牙利。
“工人代表会坚持要求：要想让全厂完全恢复生产与秩序，就必须尽快释放四名被捕的工厂工人；工人代表会还要求工人代表会主席团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确保他们获释。”（第IX卷，第69页）
由于公然犯下的恐怖主义罪行，由于工农革命政府的多次声明，全国人民已经看清了1956年十月事件的反革命性质、起因与目的，尽管如此，波利·山多尔在参加工人代表会的活动时，依然为了反革命的利益，把这次事件称作“民族革命”，并忠于它的目标。1956年12月29日的工人代表会会议通过的决议，为此提供了佐证：
“工人代表会认为，它有必要做出澄清：工人代表会致力于改善劳动纪律、提高劳动强度，这绝不等于它抛弃了得到全厂工人积极拥护的民族革命的目标——首先是民族独立、自决权与政治自由。
“工人代表会正在坚决斗争，争取释放两名在押的工厂工人，工人代表会完全相信他们的正直与善意。自从他们被抓走后，工人代表会天天都在营救他们，并授权主席团采用一切可用措施施压，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当局仍未发表声明，指控他们究竟违反了现行法律法规的哪一条。”（第IX卷，第60页）
被告人波利·山多尔以同样的方式，一贯坚持反党立场。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下，工人代表会在1957年2月8日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社工党在厂内的地位的决议：
“工人代表会主席团向代表会转交了社工党工厂临时组织的请求：允许党执委会的一名委员定期出席工人代表会的会议，让党组织在厂内拥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并定期使用厂内广播系统。
“工人代表会规定：根据关于工人代表会职能的法令，社工党的代表不得参加代表会的会议。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确定了立场：为了政治问题而在上班时占用工人的时间，无论是对经济、对工厂的未来，还是对全国经济都是有害的。因此，工人代表会决定：不批准党组织的请求。”（第IX卷，第6页）
被告人波利·山多尔在反革命暴乱期间及之后的整个活动，使他赢得了西方间谍雷纳·彼得（Renner Péter）的信任；雷纳·彼得是以基拉伊·贝洛[19]为代表的反革命组织的特务。雷纳·彼得根据他的表现，认为他是合适而可靠的人选，便同他建立了联系。特务雷纳·彼得的任务是：同包括若干工人代表会在内的多个反革命团伙建立联系，并向其提供反政府传单与武器。为了完成任务，他在1957年2月19日通过大学生艾尔代伊·蒂波尔（Erdélyi Tibor）向波利·山多尔传话。
艾尔代伊·蒂波尔在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找到了波利·山多尔，对他说，有个从西方非法潜入匈牙利的人想跟他当面交谈。波利·山多尔当即接受了这个建议，他们决定在次日——1957年2月20日星期二晚上6点在“冰屋酒吧”（Igloo Bar）会面。
次日晚上，被告人波利·山多尔按时赴约，在“冰屋”见到了雷纳·彼得。然后他们跟艾尔代伊·蒂波尔一同前往盖雷尔特饭店（Gellért Hotel）。他们在盖雷尔特饭店共进晚餐时，雷纳·彼得解释了他是如何非法潜入匈牙利的，还说他是基拉伊·贝洛的代表，他来这里是为了执行任务。他对被告人说，基拉伊·贝洛的团伙“革命委员会”——背后的金主是美国——想在匈牙利建立左翼资产阶级民主，为此他们正在组织武装叛乱。他们企图通过叛乱，把匈牙利西部分裂出去，并建立一个过渡性的对抗政府，这样他们就可以制造“两个匈牙利”，获得在联合国内代表匈牙利的权利。所以，他的任务，就是同工人代表会、作家协会和裴多菲俱乐部的人建立密切联系，并向其提供援助，争取他们参加叛乱。他还说，他们会给被监禁的工人代表会委员的亲属提供财政支援。为此，雷纳·彼得当即提供了贰万福林，他保证会让大学生把这笔钱发下去。波利·山多尔接受了这个条件，但不愿参加散发传单、储备武器和撰写文章的活动。
在交谈中，雷纳·彼得向波利·山多尔提出了大量问题。被告人在答复中介绍了他不久前被逮捕拘禁的情况，并把他在接受警方审讯时做的口供的一些细节告诉了雷纳·彼得。他还介绍了他在拘留期间获知的关于两位作家——戴利·蒂波尔与哈伊·久洛的一些情况。雷纳·彼得问波利·山多尔：能否推荐几个可靠的作家，他想联系他们。波利·山多尔就介绍了曾担任作家协会驻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代表的基什·卡洛伊[20]，但他并不建议雷纳·彼得同基什·卡洛伊联系，因为基什·卡洛伊参加了工人代表会的活动，所以他已经暴露了。
谈话结束时，波利·山多尔同意接受雷纳·彼得为被捕的工人代表会委员提供的贰万福林，并继续通过艾尔代伊·蒂波尔保持联系。
波利·山多尔同敌方特务雷纳·彼得的联系，确凿无疑地证明：他企图通过为反革命的利益与目的效劳的活动，来颠覆工人阶级政权（第I卷，第192—194页、第215—218页；雷纳·彼得的证词，第VI卷，第2页；艾尔代伊·蒂波尔的证词，第VI卷，第5页；索洛伊·盖佐夫人﹝Szalai Gézané﹞的证词，第VI卷，第7页）。
IV
被告人内梅什凯里·约热夫，出身工人家庭。曾在戏剧艺术学院学习三年。1942—1944年在军中服役。1947年初因感染肺结核而退役，并因75%残疾而获得军队抚恤金。在放弃戏剧之后，他从1947年起进厂做工，做过多种工种。1952年，在多瑙河制鞋厂工作时，他因盗窃鞋底而被判处监禁六个月，在服刑三个月后，由于1953年第11号法令实行的大赦而提前获释。从1952年秋季开始，他在钢铁器械厂担任机器操作员。1954年，他完成了调度课程，1955年初，他开始从事调度工作，直到反革命暴乱发生为止。
从反革命暴乱的第一天起，被告人内梅什凯里·约热夫就证明了他是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的仇敌，像他这样由于盗窃公共财产而被监禁的人根本不该获得大赦。
从1956年10月底起，被告人就与多个反革命武装团伙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56年10月30日，他加入了一个武装团伙，这个团伙来自科尔文胡同[21]，成员有20—22人，他们占领了第7区党委办公楼（第7区，列宁大道6号）。被告人凭借其反动思想，当上了这个自称“科苏特旅”的叛乱团伙的头目（伦托·波拉日﹝Rontó Balázs﹞的证词，第VI卷，第52页）。被告人凭借这个职位，以该武装团伙代表的身份，出入科尔文胡同的反革命司令部，并同附近的一些武装团伙联系。被告人在充当团伙头目时，给团伙成员下达命令，举行简报会，指派武装巡逻任务，调拨粮食，并手持武器，与他人一同对路人进行身份核查（伦托·波拉日的证词：第VI卷，第52页；梅萨洛什·贝洛夫人﹝Mészáros Bélané﹞的证词：第X卷，第19页；小伦托·波拉日﹝ifj. Rontó Balázs﹞的证词：第X卷，第15页）。
被告人内梅什凯里·约热夫曾多次前往科尔文胡同总部，为科苏特武装团伙的成员领取国民自卫军证件及服装，因为他们非常缺少服装。他没有获得任何服装。1956年11月1日，他为自己与22名同伙领取了准许他们携带武器的国民自卫军证件；这批证件是由国民革命委员会科尔文胡同总部准备的；他把这些证件分给了团伙成员（第VII卷，第30页；第II卷，第108页、第160页）。
1956年11月1日，被告人以科苏特武装团伙代表的身份，代表多个武装反革命团伙，出席了在第7区陆军征兵中心举行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自称是科尔文胡同总部联络官，还自称为占领了第7区党委办公楼的武装团伙的头目。这次会议决定，该市区内的多个武装团伙必须组织武装巡逻勤务。
1956年11月3日，被告人以武装团伙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市区警察局举行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基拉伊·贝洛将军当选为国民自卫军司令，科帕奇·山多尔上校当选为副司令。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一个决议，号召成立国民自卫军市区司令部，并把不同的武装团伙整编起来，加强武装力量。
这次会议结束后，第7区的各个武装团伙在波罗什广场（Baross tér）9号的反革命中心讨论了整编的措施。被告人也参加了这些讨论，他后来还采取了措施，给分派到第7区党委办公楼的其它武装团伙提供住处。在整编过程中，第7区党委办公楼内的武装人员超过了120人。当多个武装团伙被分配好营房后，为了谁来当头的问题，它们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内梅什凯里·约热夫介入争吵后，当上了整编后的武装部队的司令。内梅什凯里·约热夫虽然接受了这个职务，但他只当到了1956年11月4日，因为就在那一天，从第7区陆军征兵办公室调来的德罗邦特（Drabant）少校接替了他的职务。
此后，被告人继续参加反革命武装团伙的工作，尽管该团伙的成员正在负隅顽抗，抵挡进入我国领土提供友好援助的苏联军队。他们向苏联坦克和武装分队开火，利用手榴弹和“铁拳”火箭使坦克失去战斗力，并用汽油弹引爆坦克。
1956年11月4日，被告人从当地的24小时杂货店与附近的一家面包店取得补给品，让他的武装团伙继续负隅顽抗。
在1956年11月5日、11月6日两天，被告人找到武装团伙的成员，得知他们已在战斗中俘获两名苏军士兵。占领第7区党委办公楼的武装团伙在战斗过程中溃散后，他与该团伙的关系就中断了（科瓦奇·埃尔诺﹝Kovács Ernő﹞的口供，第VI卷，第60—61页；第II卷，第160—168页、第181页）。
被告人不愿承认反革命武装斗争的失败，企图继续顽抗。但是，他这次没有采用公然的武装斗争方式来对抗人民民主国家制度。被告人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建立非法组织，同人民民主国家制度对抗。
在公然的反革命动乱时期，被告人就已经认识了赫斯·德若（Hösz Dezső）博士与弗尔科什哈齐·维尔莫什（Farkasházi Vilmos）博士。这两位医生经常前往第7区党委办公楼，为武装团伙提供急救服务（第II卷，第178页）。反革命团伙溃散后，被告人及其同伙小伦托·波拉日（他也参加了反革命斗争）于1956年11月9日、11月10日找到了上述两位医生，当时他们正在科拉尼·弗里杰什[22]医院值班。在讨论过程中，赫斯·德若博士与弗尔科什哈齐·维尔莫什博士承诺，他们会提供制作传单的必要设备（一台打字机、一些蜡纸和一台复印机），随后他们便决定制作传单。
次日，他们在医院再次碰面，一起制定颠覆性传单的内容。被告人及其同伙把他们的草案写在不同的纸张上，交给了弗尔科什哈齐·维尔莫什医生，后者与他的同事起草了终稿。他们据此制作了几百份传单，并于1956年11月14日以“科苏特革命司令部”的名义散发，传单上有这样的反革命煽动口号与要求：
“匈牙利人！布达佩斯人民！
罢工吧！直到我们要求获得满足为止！
争取自由的匈牙利！
自由选举！
自由政府！”
（第VIII卷，第30页） |
内梅什凯里·约热夫拿走了25—30份传单，并在拉科齐大街散发。
大布中工代成立后，被告人认为可以利用大布中工代的活动，为科拉尼医院里的反革命团伙的目标服务。因此，被告人打算不惜一切代价参加大布中工代的工作。在中工代成立后的几天里，他向拉茨·山多尔介绍了自己，但是，由于他得不到工人代表会的委任状，所以被后者打发走了（第I卷，第99页）。
遭到挫折后，被告人并没有就此放弃他的野心。他回到了科拉尼医院，1956年11月18日，为了渗入中工代，他炮制了一份委任状，上面有下列内容：
“我们，本文件之签名人，以起义者的名义，授权内梅什凯里·约热夫担任我们的代表，委托他在中工代内代表我们的利益。”（第VIII卷，第30页）
有十一个反革命分子在这份炮制出来的委任状上签了字——他们都参加了反革命的战斗，正在医院里疗伤（亚当·伊什特万﹝Ádám István﹞的口供，第X卷，第14页）。
内梅什凯里·约热夫拿着反革命分子的委任状在中工代露面后，拉茨·山多尔和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没有对他的个人背景进行仔细审查，就认为他是合适的、可靠的人选，可以参加大布中工代的工作，这充分说明了中工代内盛行的气氛。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向内梅什凯里·约热夫提供了中工代的通行证，并几乎是马上就委托他从事相应任务（第VIII卷，第30页）。
根据中工代在1956年11月18日通过的决议，内梅什凯里·约热夫当上了一个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委员会的另外两名成员是工人代表会委员沃尔戈·洛约什、罗波迪奇·雅诺什（Labodics János），它的任务是同苏军司令部和匈牙利治安部队交涉，争取释放由于参加反革命活动而被拘留的工人代表会委员和其它人员（第VII卷，第18页；塞尔维尼·伊姆雷的证词，第IV卷，第101页）。
被告人利用当时的混乱局面，从苏军司令部弄到了通行证，可以在宵禁后自由通行并携带武器，这大大增加了他的机动性（第VIII卷，第30页）。因此，他以中工代的名义，以中工代代表的资格，不断地同苏军司令部交涉，还多次出入国会。他在国会里见到了工农革命政府副总理明尼奇·费伦茨博士，并向后者强调了中工代的要求：必须由工人代表会提名“可靠”人员，加入治安部队。
在侦查过程中，查获了被告人亲笔写下的笔记和1956年的日记，从中查明：早在1956年11月16日，被告人就已经与大布中工代建立了联系，随后，他以中工代代表的名义，多次前往国会和苏军司令部，就释放被捕人员的事宜进行交涉（第VIII卷，第30页）。被告人还多次要求布达佩斯市警察首长或国家警察首长采取释放人员的必要措施，还对中工代报告的多次失踪事件进行了调查。在这种情况下，中工代——在反革命宣传的影响下——被各种各样的人找上门，报告说有大量的人被捕或失踪，也就不足为奇了。警方对这些报告进行调查后，发现被报告失踪的人大多数都不告而别、逃到西方去了（第X卷，第127页；第VIII卷，第24—30页）。
在中工代内，内梅什凯里·约热夫完全赞同以拉茨·山多尔和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为代表的反革命派别，并与他们狼狈为奸。这一点可以由这一事实得到确证：尽管他是混入中工代的，他却仍然成为了中工代最重要的人员之一。当自称托托巴尼奥代表团的反革命分子怀着挑衅的目的，提出关闭矿井内的水泵、以此促进罢工的要求时，被告人支持这个要求，并宣布：
“只要有必要的话，就让我们把一切都破坏掉吧，只要能让苏军离开我国就行。”（弗泽科什·雅诺什的口供，第V卷，第40页）
1956年11月30日，被告人参加了中工代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抵制报纸，而被告人也赞成这个决议（第X卷）。
内梅什凯里·约热夫还支持大布中工代建立和加强市区工人代表会的措施，尽管他非常清楚政府反对这些措施。然而，他还是在拉茨·山多尔的许可下，以中工代的名义，参加了1956年12月1日举行的凯奇凯梅特工人代表会大会，他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中工代所代表的路线。
被告人于当天返回布达佩斯，参加了中工代的会议。会议开始后，佩奇工人代表会的代表报告说，佩奇的一个矿山工人代表会的主席多布罗维奇·艾米尔（Dobrovics Emil）已经被捕了，为了对此表示抗议，大约三百名矿工已经在井下进行了三天的绝食抗议。
在拉茨·山多尔的煽动下，被告人内梅什凯里·约热夫与委员会的委员们一起找到内务部国家警察总局，还找到布达佩斯中央警察总局，争取释放多布罗维奇·艾米尔。他们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随后中工代便决定派内梅什凯里·约热夫与梅什特尔·恩德雷于次日前往事发地点佩奇，采取必要措施。于是，被告人便与梅什特尔·恩德雷前往佩奇，到了那里后，他们在州党委和苏军司令部得知多布罗维奇·艾米尔是由于犯有反革命罪行和其它罪行而被合法逮捕的。被告人在同矿工代表谈话后，本该发现中工代接到的关于工人代表会主席多布罗维奇·艾米尔与所谓的“绝食抗议”的报告是为了反革命挑衅而炮制出来的，因为矿工在下井前，就已经带上了大量的食物和饮料（梅什特尔·恩德雷，第X卷，第148页）。
无数事实证明，内梅什凯里·约热夫渗入中工代，就是为了创造新的机会，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这可以从这一事实得到证实：他继续同科拉尼医院的反革命团伙保持联系。他们继续制作和散播传单，并准备发动进一步的武装行动。
1956年11月20日后，根据先前的在伦托·波拉日与弗尔科什哈齐·维尔莫什博士的协助下起草的传单，他们又以“革命工人代表会”的名义，炮制了新的传单。这份传单呼吁匈牙利工人“提出这些要求：撤离苏军、自由选举、继续罢工，因为政府不是合法政府，只是苏联傀儡”。这份传单有15—16行文字，共复印了大约600份。被告人内梅什凯里·约热夫抵达时，这些传单已经打包完毕，他自己拿了大约30份，并走了出去。被告人内梅什凯里·约热夫在拉科奇大道和联盟街（Szövetség utca）路口遇见了几个学生，他们商量一番后，他便将这批传单交了出去（科瓦奇·埃尔诺﹝Kovács Ernő﹞的口供，第VI卷，第62页；伦托·波拉日的证词，第X卷，第16页、第28页）。
1956年11月底，科拉尼·弗里杰什医院的反革命团伙的成员们——赫斯·德若博士、弗尔科什哈齐·维尔莫什博士、梅萨洛什·贝洛夫人、维雷什·爱沃（Veres Éva）和伦托·波拉日——举行了一次非法会议，被告人内梅什凯里·约热夫对他们说，在他参加中工代的工作时，他曾数次前往国会，所以他很了解国会的情况。他把警卫人员的数量和装备告诉了他们，还说他曾在演播室发表讲话，所以他也知道演播室的布局。
根据内梅什凯里·约热夫提供的这些信息，参加会议的几个人产生了一个想法：与其散发传单，不如利用广播电台煽动暴乱。为此，他们决定由赫斯·德若博士组织一个包括内梅什凯里·约热夫和伦托·波拉日在内的武装团伙，乘轿车接近国会，偷袭哨兵，解除哨兵的武装，趁机以“自由科苏特广播电台”的名义用多种语言播送事先准备好的简短文稿：
“打倒卡达尔政府！
赶走苏军!
不要放弃斗争！
为独立而战！” |
根据这次讨论的结果，他们将上述文稿交给了梅萨洛什·杰尔吉（Mészáros György）博士，让他翻译成几种外语。这一鲁莽的、充满恶意的挑衅行动未能实施，因为在他们动手之前，被告人内梅什凯里·约热夫已于1956年12月4日被拘捕（梅萨洛什·贝洛夫人的证词，第X卷，第24页）。
V
被告人奥波德·拉斯洛出身工人阶级家庭。他曾在加尔文神学院学习，毕业于布达佩斯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此后，他于1945—1947年在独立小农党的青年组织中央机关工作，后来当过约热夫·奥蒂洛学院院长。他从1950年起在圣恩德雷水泥制品工业公司担任生产经理。1953年调入第二建材厂，担任计划部主任，直到他于1957年4月26日被捕为止。
1956年10月29日，被告人当上了第二建材厂临时工人代表会的委员，并担任副主席。1956年11月27日，他还入选了常设工人代表会。1956年12月1日，在常设工人代表会的推荐下，他被住房与公共建设部任命为第二建材厂厂长。他担任了这个职位，直到他于1957年3月1日被撤职为止。被撤职后，他又回去担任生产经理。
在1956年11月上半月，被告人以建材厂临时工人代表会副主席的身份，参与创建第3区临时工人代表会，并在该代表会中担任建材厂代表至十一月底。大布中工代成立后，被告人多次前往奥卡茨佛大街15号的大布中工代办公楼。他在那里认识了反革命路线最极端的代表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以及几个同样具有反革命倾向的中工代委员。由于他赞同中工代的政纲，他便立即积极参加中工代的工作，他从一开始就拥护和追随以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和拉茨·山多尔为代表的极端派别。他的行为还受到了这一事实的影响：早在1956年秋天，他就已经参加了裴多菲俱乐部的几次辩论，他在那里接触到了修正主义思想；这些思想为反革命暴乱做了重要的心理准备；他还在厂内散播这些思想（第III卷，第215页；克洛森·维南德〔Classen Wynand〕的口供，第VI卷，第157页）。
奥波德·拉斯洛在当上临时工人代表会的委员后，他的言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很快就暴露出了真面目——反革命的坚决拥护者（艾格纳·恩德雷的口供，第VI卷，第147页）。他把纳吉·伊姆雷政府当作合法政府，他不赞同苏军的友好协助，他认为罢工——这是与人民民主制度、与工人阶级利益完全相悖的——是实现要求的正当手段（第X卷，第139页）。
他还用实际行动表达了他的政治立场。1956年11月21日，他参加了大布中工代非法召开的全国会议，并赞同于1956年11月22日—23日举行总罢工。他还把罢工决议带回第二建材厂，将其宣读后，他使临时工人代表会通过了罢工48小时的决议。在当时的严峻的经济形势中，他组织的48小时罢工对我国的国民经济造成了更加严重的破坏（第VII卷，第29页；第I卷，第196页、第231页；菲尼维什·赫德维格〔Fenyves Hedvig〕的口供，第VI卷，第137页、第138页）。
48小时罢工之后，被告人似乎赞成复工。但是，他的敌对立场依然暴露无遗。他说过：
“继续罢工是愚蠢的，因为如果我们不上工，他们就会逼我们上工，他们会亲自盯着我们，逼我们干活。”（第VI卷，第149页）
在1956年11月，他仍在发表关于罢工是实现要求的主要手段之一的言论：
“〔罢工的话〕就会闹出大乱子，矿山就会完全停工，还会水淹矿井，到时政府就得换一种口气来讲话了，或是不得不屈服。”（第VI卷，第148页）
被告人参加了1956年11月22日的中工代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们讨论了准备寄给印度总理的信件的草稿，并在其中提出了公然的反革命要求（第VII卷，第55—57页）。在这次会议上，被告人还与另外三人一起入选了由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领导的新闻部。
新闻部的任务是向不停地找到中工代的报纸和电台的记者——大多数来自西方——提供信息。根据已经通过的一项决议，必须在得到中工代全会的批准后，才能把信息以书面形式提供给记者（第VII卷，第31/a页）。但是，被告人奥波德·拉斯洛及其同伙却一次都没有遵守过这项决议。他们继续同西方记者定期会面，让西方记者利用他们提供的材料进行敌对宣传——这已经被大量事例所证实（林格·伊什特万的证词，第V卷，第96页；拉茨·山多尔的证词，第I卷，第159页）。
交给中工代新闻部的大部分任务，都是由被告人奥波德·拉斯洛和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共同进行的。中工代的反革命报纸《新闻公报》的第一期和第三期上的统计数字，是由被告人奥波德·拉斯洛审核与修订的（第VII卷，第40页、第115页）。
他将1956年12月5日发行的第三期《新闻公报》用打字机打了四份，用于进一步复印（第II卷，第183—187页，第137—138页）。
被告人向第二建材厂的工人宣读了中工代的《新闻公报》。他让打字员兰茨基·约热夫夫人（Lánczki Józsefné）把作家协会的反动宣言《我们的关注与信念》打了多份副本，还把一份副本交给了厂长艾格纳·恩德雷（菲尼维什·赫德维格的口供，第VI卷，第139页；第X卷，第139页）。1956年11月，他从中工代拿走了二十份杰尔的反革命报纸《我的祖国》（Hazám），并将其散发。他把几份报纸交给了第2区临时工人代表会代表亚当·马加什（Ádám Mátyás），后者又把它们拿到第2区的其它工厂散发。被告人自己也拿了一份，用铅笔在反政府言论下面划了加重号，然后把报纸贴在正门旁边的公告栏上。1956年11月底，被告人还提供了一份名单，收录了“据说已被驱逐”的维斯普雷姆化工大学学生的名字，贴在公告栏上，进行敌对宣传（第III卷，第193—195页；菲尼维什·赫德维格的口供，第VI卷，第138页）。
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领导的新闻布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解决跟中工代的报纸有关的各种问题。他们花了大量时间，讨论了获取出版许可的各种问题，以及关于印刷和传播所谓的《工人新闻》的其它事项。由拉茨·山多尔、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奥波德·拉斯洛及另外几个同伙构成的小组，对报纸在中工代夺取政权的斗争中的作用寄予厚望，因为报纸能对反革命宣传起到重要作用，并有助于解决组织问题。他们从一开始就想获得政府的批准，出版合法报纸，如果得不到政府批准，就非法出版。
为了出版报纸，他们找到了刚被取缔的反革命报纸《真理》（Igazság）的编辑们——该报的编辑也赞同中工代的反革命政治路线——让他们组成了编辑部。在舍贝什季恩的准许下，在1956年11月下半月，被告人奥波德·拉斯洛在“鹰巢”俱乐部[23]找到了《真理》的编辑——奥贝尔朔夫斯基·久洛及其同伙。他对他们说，中工代已经向政府申请出版报纸，他想请他们担任报纸的编辑。此后，奥贝尔朔夫斯基·久洛及其同伙便多次前往中工代，与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奥波德·拉斯洛及新闻部的其它成员讨论。政府拒绝批准出版报纸之后，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和奥波德·拉斯洛便在拉茨·山多尔的许可下，决定非法出版报纸。
在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和奥波德·拉斯洛的要求下，奥贝尔朔夫斯基·久洛及其同伙组织好了第一期《工人新闻》的稿件，准备在1956年11月26日出版，还在“帕特里奥”（Pátria）印刷厂准备校样。但是，校样还没完成时，中工代不想承担出版报纸的责任，便中止了印刷工作，所以印刷工作没有完成（奥贝尔朔夫斯基·久洛的证词，第VI卷，第93页；西尔瓦西·洛约什，第VI卷，第121—123页；第II卷，第138—139页）。
在1956年11月28日的中工代“内部”会议上，中工代主席拉茨·山多尔汇报说，中工代一定要有自己的报纸，因此，“如果不能合法出版，就非法出版。”（第VII卷，第70页。）在这个原则指导下，被告人奥波德·拉斯洛与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进行了出版中工代报纸的活动。
1956年12月1日，在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的公寓里举行了一次非法会议，讨论了非法出版报纸的各种问题。除了被告人与米克洛什·舍贝什季恩之外，当时正在编辑非法反革命报纸《我们活着》的作家奥贝尔朔夫斯基·久洛、厄尔西·伊什特万、西尔瓦西·洛约什、戴尔日·山多尔和D·索波·洛约什（D. Szabó Lajos）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这次非法会议上，奥贝尔朔夫斯基·久洛及其同伙公布了于1956年12月4日组织妇女游行的计划，并请求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和奥波德·拉斯洛让中工代参加游行的组织工作，因为中工代若能参与，就能发动更多的人参加游行。经过一番讨论后，他们决定共同组织妇女游行，并在非法报纸《我们活着》的专栏上号召妇女于1956年12月4日前往英雄广场，给每一座无名战士墓献上一朵鲜花。同时，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和奥波德·拉斯洛也要设法使中工代参加游行的组织工作。
这次讨论的第二项内容，是非法出版中工代的报纸。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赞同这样的做法：如果政府不准许他们出版报纸，就要非法地印刷中工代报纸，他们要找到一个可靠的地方，用一台复印机来印刷。
为了找到非法印刷报纸的地点，被告人奥波德·拉斯洛与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奥贝尔朔夫斯基·久洛在当天一同乘轿车前往前往第12区梅隆山大街[24]20号的一栋大楼。到了那里后，在当地居民尼里·山多尔（Nyíri Sándor）的协助下，他们打着火把，查看了距离大楼约200米处的已部分损毁的地下室。同时，他们还决定让奥贝尔朔夫斯基·久洛找人运送复印机，此人将用暗号表明身份（奥贝尔朔夫斯基·久洛的证词，第VII卷，第95—96页、第101—102页）；厄尔西·伊什特万，第VI卷，第112页；尼里·山多尔，第VII卷，第103页；第III卷，第148—156页）。在1956年12月3日于建筑工会总部召开的中工代会议上，被告人奥波德·拉斯洛根据在舍贝什季恩的公寓里谈好的协议，要求中工代接受建议，一起参加妇女游行的组织工作。然而，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后，代表着反革命倾向的拉茨、舍贝什季恩与奥波德团伙未能使中工代通过他们的提议，也未能强迫中工代接受，因为中工代内较为清醒的委员们反对这个提议——显然是因为它的挑衅性质。尽管如此，被告人奥波德·拉斯洛依然顽固不化。在1956年12月4日，也就是举行游行的那一天，他让第二建材厂的女工离开工作岗位参加游行。他显然是想通过这种做法，表明他随时愿意用任何方式来为反革命效力，以此来证明他值得被任命为厂长，值得工人代表会的拥护（第III卷，第162—173页、第220页）。
现已查明，被告人在担任工厂临时工人代表会副主席时，他的活动导致了厂长戈蒂扬·雅诺什（Gattyán János）被免职，还导致了几名共产党工人被撤职，包括人事经理苏罗夫·伊什特万（Szurov István）和生产经理杜吉克·久洛（Dudzik Gyula）在内。从1956年12月1日开始，根据工人委员会的推荐，被告人占据了厂长的职位。被告人在担任厂长期间，在实行合理化改革时，出于政治原因开除了两位工人党员菲尼维什·赫德维格和多巴尔·洛约什夫人（Dobár Lajosné），因为他们反对罢工和妇女游行。菲尼维什·赫德维格提出上诉后，被告人在工人代表会的许可下，找到了建筑部和第3区党委，阻止菲尼维什·赫德维格复职。他的这些做法暴露了他的反党思想（菲尼维什·赫德维格的口供，第III卷，第136—140页）。
VI
被告人梅什特尔·恩德雷，出身工人阶级家庭。读完小学四年级后，从事过多种体力劳动。1945年春季，他在米什科尔茨因遭遇炮击而患上弹震症，加剧了他从儿时便患有的神经衰弱，因此，他于1946—1947年在神经疾病医院接受了为期八个月的治疗。1947年他进入匈牙利国营铁路公司，在布达佩斯工作。最初担任铁路护路工，随后在匈牙利国营铁路公司布达佩斯局管理与法律部第一处担任辅工。1951年服完兵役后，在上述单位担任主任。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他于1957年1月31日被捕为止。
1956年10月24日，被告人由于帽子上别有红星而在街上遭到袭击，此事发生后，被告人本应发现1956年十月事件的反革命性质。尽管如此——从他的其它活动也可以看出——他依然认同反革命的目标。1956年10月31日，被告人参加了匈牙利国营铁路公司[25]布达佩斯局临时工人代表会的选举。在该局临时工人代表会选举之前，该局各部门已经选出了各自的工人代表会。在管理与法律部第一处的临时工人代表会选举中，被告人梅什特尔·恩德雷以咄咄逼人的言行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当律师内梅特·耶诺（Németh Jenő）博士被提名为候选人时，被告人尖锐地宣称：“我们已经受够了这些马屁精。我们不需要他那样的人。”然后，被告人当选为第一处工人代表会委员，同时他还当上了国铁布达佩斯局临时工人代表会执委会委员（共有七人），在执委会内担任书记之职。在执委会书记任上，他执行了前几天选出的革命委员会关于关闭党委办公室的决议，还参加了驱逐政治与人事部工作人员的活动。他通过这些活动，表明他赞成以临时工人代表会为代表的反革命倾向（第I卷，第37页及其后）。
被告人不赞同苏军的友好协助，也不认为工农革命政府是合法政府。在1956年11月4日之后，他跟另外一些持同样观点的反革命分子通过留大胡子的方式来表明这种态度。直到1956年11月29日，他才在同政府谈判的过程中刮了胡子，他这样做，是为了在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的敌人当中表现自己（第X卷，第143页）。
1956年11月26日，被告人以布达佩斯局工人的名义，在办公楼里人流较多的两处地方挂起了两块由制图员马加朔夫斯基·约热夫（Matyasovszky József）制作的标语牌，此举暴露了他的反共态度。这两块标语牌上写有攻击已被解散的政治部的经理与工作人员的内容：
“我们要求本科维奇·德热（Benkovics Dezső）立即离开布达佩斯局，而且前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不得担任管理职务。”（第III卷，第45页；奥罗托·卡洛伊﹝Arató Károly﹞的口供，第VI卷，第71页）
在国铁布达佩斯局临时工人代表会主席加什帕尔·阿科什（Gáspár Ákos）博士的邀请下，被告人梅什特尔·恩德雷参加了在铁路东站教育大厅里举行的全国铁路临时工人代表会代表大会。在这次有400多名代表参加的大会上，被告人频频打断发言，吸引了人们的关注。他三次攻击前政治部主任本科维奇·德热，理由是“根据他得到的消息”，本科维奇·德热将被任命为政府专员。同时，被告人还谈论了关于成立铁路工人代表会的问题。
他通过自己的活动，使自己入选了三人团，这个三人团是临时铁路工人代表会在大布中工代内的代表。被告人在这次大会上，还对关于成立铁路工人代表会、承认大布中工代为铁路工人代表会的上级机关、禁止政党在工厂内开展活动的决议投了赞成票。这次大会还通过了一个决议，让铁路工人通过中工代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要求。如果政府不能在四天之内满足这些要求，全国的铁路就要停工。
1956年11月26日，被告人与三人团的另外两人——菲雷普·奥洛达尔（Filep Aladár）和加什帕尔·阿科什博士——一起找到大布中工代主席拉茨·山多尔，向他提交了包括铁路工人的要求在内的决议，让大布中工代在同政府谈判时利用这个决议。在这次会面中，拉茨·山多尔让梅什特尔·恩德雷担任铁路工人代表会驻中工代代表，并邀请梅什特尔·恩德雷参加当天晚上的同政府的谈判，向政府提交铁路工人的要求（第III卷，第45—48页；山多尔·卡尔曼﹝Sándor Kálmán﹞的口供，第VI卷，第78页）。
因此，在1956年11月26日那一天，被告人加入了中工代的十二人代表团，在国会与卡达尔·雅诺什同志和莫罗山·杰尔吉同志进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他说铁路工人已经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不在四天之内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会罢工（第III卷，第61页）。
1956年11月27日，被告人向全国铁路工人临时代表会的六人主席团汇报了他在中工代内的活动以及同政府谈判的结果。他还在1956年11月28日举行的全国铁路工人代表会代表大会上就此做了报告。在这次大会上，被告人提交了辞呈，但代表大会拒绝接受，并通过新的表决，再次确认梅什特尔·恩德雷为铁路工人代表会驻中工代代表（第III卷，第62页）。
被告人完全认同由中工代代表的反革命倾向。这也可以从这一事实得到确认：他协助中工代复印《新闻公报》和多种反革命传单，并将其在铁路工人中间散发。1956年11月29日，他收集了中工代的第二期《新闻公报》，这份公报收录了反党和反工会的言论。它要求重新选举全国工会理事会，还要求实行多党制，禁止政党在工厂内开展活动（第VII卷，第92—93页）。在他的协助下，这一期《新闻公报》复印了约200份，并通过国铁邮车发往全国各地。在多次作出类似行为后，被告人梅什特尔·恩德雷又在1956年11月30日入选了由四人组成的中工代政治委员会（第VII卷，第98页）。被告人在次日对他获得的信任做出了回报：他亲自用一台手动复印机复印了约300份号召抵制报纸的传单。随后，中工代把这些传单发给了各市区工人代表会的代表，让他们拿回工厂散发。同时，被告人还用国铁邮车把35000份中工代报纸——他们未经许可就印刷了这些报纸——发往外地（第III卷，第77页）。
根据中工代的决议，被告人于1956年12月2日同内梅什凯里·约热夫前往佩奇，营救被捕的佩奇工人代表会主席多布罗维奇·艾米尔。他趁机带上了约30张事先准备好的要求抵制报纸的传单，交给了他在佩奇的联络人波尔诺·托马什（Barna Tamás），让后者散发。然后，被告人发现，所谓佩奇矿工绝食三天的报告完全是为了敌对宣传而炮制的，对工人代表会主席多布罗维奇·艾米尔的逮捕也是完全合法的（第X卷，第148页）。
被告人还把中工代在1956年12月5日发行的第三期《新闻公报》——包含了大量的反革命宣传——交给了全国铁路工人代表会总大会主席团，后者用电报将精简后的《新闻公报》发给了国铁网络的每一个分支（山多尔·卡尔曼的口供，第VI卷，第70页）。
1956年12月6日，被告人参加了一个六人代表团，前往国会，争取释放三位铁路工人代表会的委员，这三人是因为参加反革命活动而被拘押的（第X卷，第148页）。
1956年12月7日，中工代为了进行挑衅并炮制罢工气氛，起草了《备忘录》，被告人复印了《备忘录》并将其在国铁工人中间散发。为了复印《备忘录》，他制作了模板，但是，由于国铁经理奥罗托·卡洛伊不会允许复印，他便把模板交给了中工代组织部头头特凯·费伦茨，后者说他会另找地方复印（第III卷，第63页、第64页；第VII卷，第134—135页）。
1956年12月8日，被告人参加了大布中工代在建筑工会总部举行的非法的全国大会，在就是否罢工举行表决时，他投了赞成票。他在发言中向与会者保证，铁路系统会坚决支持罢工。根据这次非法会议的纪要，被告人梅什特尔·恩德雷发表了如下言论：
“作为铁路工人的代表，我个人赞成罢工。许多人都说国家已经到了墓坑边，我们要把它推进去；但是，把国家推到墓坑边的不是我们，而是政府。我们在过去十二年里付出了太多太多。我们一定也能忍过这一次。这次48小时罢工一定不能走漏风声。在星期天早上八点之前，大家都要管好自己的嘴，到了八点之后才能说出去。我保证会用电报把48小时罢工的消息通知给全体铁路工人，邮局也会用电话传达下去的。
“在明早八点之前，大家都不要乱说。到了明早八点，就要开始组织。”（第VII卷，第163页、第159页）。
梅什特尔·恩德雷没有向全国铁路工人临时工人代表会主席团征求意见，就擅自就罢工问题作出了决定。这可以从这一事实得到确认：次日，他把罢工决议传达给了主席团，但主席团拒绝支持罢工，并拒绝通过国铁电报系统宣布罢工（第III卷，第64—64页；山多尔·卡尔曼的口供，第VI卷，第81页）。
1956年12月9日，由于托托巴尼奥代表声称在当地发生了“大屠杀”，中工代便派被告人前往事发地点调查真相。根据当地矿工代表会的三人代表团提供的信息，被告人查明，中工代在前几天得到的所谓大批人员死伤的报告是毫无根据的，纯粹是为了煽动罢工而炮制的挑衅（第X卷，第150页）。返回布达佩斯后，他把他的发现转告了中工代的其他委员，然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为了阻止罢工，他准备了一个反对罢工的声明，并通过广播播送，还发表在报纸上。
现已查明，被告人多次试图潜逃国外，企图躲避法律的惩罚。在第一次尝试时，他与一个叫基什·卡洛伊的同伴跑到了波沙尔卡尼[26]铁路桥，但他又折返了。
1957年1月29日，他前往南斯拉夫边境，但在放弃了潜逃的打算后，又从科雷比奥（Kolebia）边境检查站回到了塞格德，他在那里向铁路警卫哨所自首，要求将自己拘留（第III卷，第3页、第89—90页）。
VII
在侦查过程中，所有被告人均否认自己有罪。
拉茨·山多尔、波利·山多尔和梅什特尔·恩德雷承认了事实。
内梅什凯里·约热夫和奥波德·拉斯洛否认自己犯有被指控的部分罪名。
所有被告人在为自己辩护时，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全都否认自己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恰恰相反，他们的活动都是为了改善社会主义制度。除了内梅什凯里·约热夫之外，所有被告人均强调指出：作为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会成员，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他们在这个职位上的活动代表了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他们坚持认为，他们想要实现的要求，正是工人阶级的要求，他们最希望的是纠正过去犯下的错误，扩大民主，实现所谓的“真正民主”。
侦查结果彻底驳倒了被告人的自辩。使被告人当选为临时工人代表会委员的选举，全都违反了民主程序，因此，他们根本没有理由声称自己能够代表全国工人阶级。为了把他们的要求统一起来，并同政府进行谈判而成立的那个由22人组成的委员会，专断地——而且毫无合法依据地——自称为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考虑到它成立时的情况，这个自称大布中工代的团体，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根本没有资格代表工人阶级，也没有资格去争取实现那些主要是政治性的要求。
现已查明，大布中工代所代表的政治路线，是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的，是为工人阶级的异己势力效劳的。尽管他们曾有多次机会去发现1956年十月事件的反革命性质、背景与真实目的，但他们却始终自称是1956年10月23日的“民族革命”的追随者，他们竭尽全力去实现这次事件的政治目标。因此，他们的活动必然会与工人阶级政权的代表——工农革命政府相冲突，与力争实现工人阶级的团结的社工党和工会相冲突。有一个关键的事实可以证明，他们与工人阶级是疏离的，他们是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的：他们不想利用工人代表会去解决经济问题、扩大工人民主，而是要利用工人代表会夺取政权。尽管我国的根本大法已经对行政机关和执行机关的工作作出了规定，大布中工代却从一开始就想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不顾政府的警告和禁令，企图以此来改变力量对比，使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落实自己的要求。
尽管大布中工代未能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它却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当成了有资格领导和指导各地工人代表会的机关——虽然它完全罔顾民主程序。因此，它——毫无任何法律根据——在实质上扮演了全国工人代表会的角色。
中工代的政纲从一开始就是符合反革命的指导原则的——并用社会主义、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口号来掩饰自己。他们在毫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成立了各种区域性工人代表会，他们企图组织全国工人代表会，他们组织了多次罢工，他们号召抵制报纸，他们拥护挑衅性的妇女游行，他们为了非法出版报纸而采取的措施，他们与西方媒体的联系，以及无数的其它事例，全都充分证明了全体被告人都是敌视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的，他们的活动都是为反革命效力的。
被告人内梅什凯里·约热夫不承认他积极参与了反革命活动。尽管他矢口否认这一点，但在侦查过程中查获的传单和其它文件，以及证人的证词，已经提供了充足的物证和人证，可信地证实了被告人在公然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失败后，仍继续在科拉尼医院的非法团伙中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在他的同伙协助下，他渗入了中工代，企图在中工代内进一步进行反革命活动。
被告人奥波德·拉斯洛否认他参与了未经政府批准的非法出版中工代报纸的活动，他在自辩中声称，他是在事后才得知非法出版报纸的计划的。然而，提交给法庭的物证与认证，完全驳倒了他的自辩。
考虑到上述事实，尽管被告人否认自己的犯罪事实，但侦查过程中收集到的物证人证已经完全证明了被告人是有罪的，这些证据已正式被用于对被告人的个别指控。
VIII
根据上述事实，我向下列人员提出指控：
第一被告：拉茨·山多尔，自1956年12月11日起被拘押。
1933年3月17日生于霍德梅泽瓦沙尔黑伊，匈牙利公民，单身，职业：工具匠，月薪1600福林，无地产，文化水平为中学七年级，曾在陆军服役，获下士军衔。
父亲：拉茨·洛约什（Rácz Lajos），已逝世。
母亲：纳吉·萝扎蕾（Nagy Rozálle）。
曾因损坏公共财物而于1953年被凯奇凯梅特州法院判处罚款800福林。居住地址：布达佩斯第7区，穆拉尼（Murányi）大街1号。
第二被告：波利·山多尔，1956年12月11日至16日被拘押，获释后，于1957年3月2日再次被拘押至今。
1923年2月18日生于新顿巴瓦隆（Újdombóváron），匈牙利公民，与索尔奇克·玛丽奥（Szorczik Mária）结婚，育有未成年子女两人。职业：工具匠，月薪3000福林，无地产，文化水平为小学六年级，完成了三个月的军事训练。
父亲：波利·费伦茨（Bali Ferenc）。
母亲：托特·玛丽奥（Tóth Mária）。
无前科。居住地址：布达佩斯第14区，凯雷佩西（Kerepesi）大街，K栋6单元2楼8号。
第三被告：内梅什凯里·约热夫，自1956年12月4日起被拘押。
1921年3月21日生于布达佩斯，匈牙利公民，与科瓦奇·珂托琳（Kovács Katalin）结婚，育有未成年子女一人。职业：调度员，月薪1200—1400福林，无地产，文化水平为高小四年，并曾在戏剧学校学习三年，曾在陆军服役，获中士军衔。
父亲：老内梅什凯里·约热夫（Sz. Nemeskéri József）。
母亲：尤哈斯·爱尔热贝特（Juhász Erzsébet）。
曾因盗窃公共财产、破坏公共供应而被第15区法院判处监禁六个月，并处罚金300福林，在三年内不得参与公共事务。居住地址：布达佩斯第7区，烟草（Dohány）大街68号。
第四被告：奥波德·拉斯洛，自1957年4月16日起被拘押。
1924年1月20日生于布达佩斯，匈牙利公民，与西尔瓦西·莫格多尔诺（Szilvási Magdolna）结婚，在第二建材厂计划处担任经理，月薪1650福林，无地产，未服兵役，曾接受加尔文神学教育，毕业于布达佩斯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
父亲：奥波德·拉斯洛。
母亲：焦姆罗什·伊莲（Gyomros Irén）。
无前科。居住地址：布达佩斯第11区，沃克·波蒂扬（Vak Bottyán）大街4号。
第五被告：梅什特尔·恩德雷，自1957年1月31日起被拘押。
1927年10月27日生于米什科尔茨，匈牙利公民，与塞雷托尔诺什·玛丽奥（Sölétornos Mária）结婚，育有未成年子女一人，职业：匈牙利国营铁路公司职员，月薪1090福林，无地产，文化水平为中学四年级，曾在陆军服役，获上等兵军衔。
父亲：老梅什特尔·恩德雷（Sz. Mester Endre）。
母亲：布洛绍伊·伊洛诺（Brassai Ilona）。
曾因小偷小摸而于1947年被基什佩斯区法院判处监禁三个月。居住地址：布达佩斯第14区，沃舒特（Vasút）街5号。
我指控上述人员犯有下列罪行：
第一与第二被告：拉茨·山多尔与波利·山多尔，
犯有刑法第1条第1款规定的领导企图颠覆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的运动的罪行。
第二被告：波利·山多尔，
还犯有刑法第37条第1款C项、第37条第1款第1附则规定的叛国罪。
第三与第四被告：内梅什凯里·约热夫与奥波德·拉斯洛，
犯有刑法第1条第2款规定的积极参加企图颠覆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的阴谋活动的罪行。
第五被告：梅什特尔·恩德雷，
犯有刑法第1条第2款规定的参加企图颠覆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的运动的罪行。
上述被告的犯罪事实为：
第一被告拉茨·山多尔，曾充当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临时工人代表会与第11区工人代表会之间的联络员，自1956年11月19日起担任大布中工代主席，
第二被告波利·山多尔，曾担任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工人代表会主席与第11区工人代表会主席，自1956年11月14日起担任大布中工代政治委员会委员，
直至他们的职位在1956年12月9日中止，
第二被告波利·山多尔在此之后，在他于1957年3月2日被捕之前，
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利用他们在工人代表会中的职务，进行了反政府、反党、反工会和反苏活动。
第一被告拉茨·山多尔在大布中工代主席任上，与第二被告波利·山多尔分别在全国范围内和第11区范围内领导了始于反革命暴乱时期并扩散到更大范围——首先是工人代表会内，并使其偏离了原本的经济目的——的运动，使其为反革命效力，最后企图推翻人民民主国家制度。当反革命暴乱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压力下爆发，使我国陷入严峻的经济与政治危机之时，当工农革命政府为了恢复法律与秩序、重开生产而付出艰巨的努力之时，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充当了这个运动的领袖。
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分别担任了全国范围内和市区范围内的工人代表会的领导，他们利用职务之便，把工人代表会的工作引上了错误的方向，他们不但没有解决经济问题，反而把工人代表会变成了推行反革命要求的工具。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的行为产生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使工人代表会受到了反革命的影响，同合法的执行与行政机关相对抗，利用反革命创造的机会，不惜以一切代价夺取政权。在最关键的时期，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通过他们的敌对活动，破坏了工人阶级的团结，企图让群众——被大量蛊惑人心的口号所迷惑——对抗正在保卫工人阶级政权的工农革命政府，对抗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工党。
由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代表的政治路线，体现于下列要求之中：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恢复纳吉·伊姆雷政府、撤出苏军、多党制、自由选举、“中立”、所谓的“真正民主”、民族革命及其它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辞藻。当时，这些都是反革命的要求，它们都是反对工人阶级政权的。被告人本来应当发现1956年10月23日以后的各种事件的反革命性质，同政府的谈判以及政府的声明也应该使他们发现反革命的存在与方法，以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然而，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却顽固坚持“民族革命与争取自由”的说法，因此，他们的活动就是为反革命的目的与利益服务的。此外，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在这样做的时候，还在毫无合法依据、也没有任何人邀请的情况下，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还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支持那些本质上与工人阶级毫无共同之处的要求，因为这些要求根本不是工人的要求，而且与工人的利益完全相悖。
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利用反革命造成的思想混乱——在反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成功地骗取了全国大量群众的信任，操纵这些群众进行敌对挑衅。他们对此心知肚明，他们——尤其是第一被告——从一开始就对工农革命政府采取了非常傲慢的态度，他们以各种反革命行动相要挟，企图强迫政府满足各种违背工人阶级利益的要求，并使他们夺取政权。在谈判未能取得成果后，他们进行了一连串的反革命行动，一方面对早已岌岌可危的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又给反动分子和国内外敌对宣传提供了发动新的进攻的机会。在第一被告的领导下，中工代的反革命活动使西方媒体产生了希望，让它们以为通过敌对行动破坏苏联与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使人民民主国家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阴谋是有可能成功的。
他们忠实地执行了为反革命的利益效劳的政治路线，他们据此组织了无数的敌对行动，逐步证明了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利用了他们的领导职位之便从事恶意行动，致使工人代表会——首先是大布中工代——成了反革命推行其要求的工具。他们把满足他们的政治要求作为恢复生产的前提条件，但是，在复工之后，又下令发动新的罢工，还在全国范围组织罢工，再次使已经非常困难的我国经济生活陷入了瘫痪。他们企图通过这些行径，削弱工人阶级的力量，搅乱工人阶级的思想，并趁机打出迷惑性很强的口号，掩盖他们的真实动机，为他们的真实动机创造有利条件：不承认工农革命政府、瓦解工会、破坏社工党在工厂内建立组织的工作、开除和驱逐共产党管理人员与忠于人民的工人、组织抵制报纸、支持和赞扬12月4日的妇女游行。这一切行动，都是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在担任领导职位时从事反革命行动的证据。他们还出于同样的目的，在工人代表会的多次会议上，在多次工人大会上发表了反党、反政府、反苏和反工会的言论，还发行和传播了包含反革命宣传的中工代的传单、决议与《新闻公报》。
查明这些行为之后，就可以明白第一被告拉茨·山多尔为什么要同西方记者保持密切联系，为什么他要利用他与自由欧洲电台的关系来宣布十二月的48小时罢工，这次罢工是违背工人阶级利益的。
对于第二被告波利·山多尔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叛国者基拉伊·贝洛的特务会找上第二被告波利·山多尔，企图建立非法联系并从事间谍活动，绝非偶然。波利·山多尔——他的整个活动都是为反革命效劳的——在得知国外敌对组织的存在后，毫不犹豫地向外国特务提供了有损于我们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利益的消息。他还愿意接受由帝国主义强权资助、以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为目的的组织提供的资金。
第三被告内梅什凯里·约热夫在1956年10月30日参加了占据着第7区党委办公楼的武装团伙，这个团伙一方面在办公楼里制作“新闻影片”，以此进行反革命宣传，另一方面还参加了武装斗争，抵挡前来向我国人民提供友好援助的苏联军队。
武装斗争失败后，第三被告参加了以科拉尼·弗里杰什总医院为活动基地的反革命团伙，他在这家医院里积极参加了制作和散发传单的活动，并准备进行反革命行动。在1956年11月下半月，在以科拉尼·弗里杰什总医院为活动基地的反革命团伙的协助下——并利用由在反革命斗争中负伤的反革命分子提供的委任状——他渗入了大布中工代，企图借助大布中工代继续进行敌对活动。
渗入大布中工代后，他以中工代的名义，找到了多个有关部门，企图释放由于参加反革命活动而被拘押或逮捕的人员。在1956年11月30日举行的中工代会议上，他参加了关于抵制报纸的讨论，并投票赞成抵制报纸。
第四被告奥波德·拉斯洛以第二建材厂工人代表会委员的身份，参加了成立第2区工人代表会的工作，并在第2区工人代表会内担任第二建材厂的代表。他赞同由中工代代表的反革命路线，并从1956年11月中旬参加了中工代的工作。他参加了由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领导的新闻部（共有四人）。他从一开始就是由拉茨·山多尔和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在中工代内代表的极端反革命路线的追随者。
他参加了由中工代在1956年11月21日举行的非法的全国大会，并在这次大会上赞同24小时罢工的决议。他还在自己的厂里就该决议举行表决，并在厂里组织了罢工。他与西方记者进行了讨论，还参与了含有反革命宣传的《新闻公报》的编辑工作。他还在自己的厂里散发《新闻公报》。
奥波德·拉斯洛曾多次与舍贝什季恩、奥贝尔朔夫斯基·久洛等人进行非法讨论，做出了于1956年12月4日举行挑衅性的妇女游行的决定，还做出了非法出版中工代报纸的决定。在1956年11月26日，他们就已经开始在“帕特里奥”印刷厂印刷其中的一期报纸了。后来，为了躲避法律的惩罚，他们决定在第12区马尔通山大街20号的一栋房子里设立非法印刷所。被告人奥波德·拉斯洛为此还与几个同伙一起调查了那栋房子的地下室。
综上所述，第三被告内梅什凯里·约热夫与第四被告奥波德·拉斯洛积极参加了以推翻人民民主国家制度为最终目的——并符合反革命的利益——的阴谋活动。
第五被告梅什特尔·恩德雷，曾任匈牙利国营铁路公司布达佩斯局临时工人代表会书记，后来，从1956年11月26日起，以国营铁路工人临时代表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大布中工代的工作，并入选了大布中工代的政治委员会（共四人）。被告人在参加大布中工代的活动时，完全遵循了由拉茨、舍贝什季恩及其同伙代表的反革命路线。他在铁路工人中间散发中工代的《新闻公报》，还参加了制作与传播号召抵制报纸的传单的工作。
在1956年12月8日的非法全国大会上，他投票赞成组织48小时罢工。被告人以这种方式，积极参加了由大布中工代内的敌对团伙领导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最终目的是为反革命的利益服务，并企图颠覆人民民主国家制度。
侦查结果证明被告人犯有上述罪行，所以对他们的指控是合法的，是有充分根据的。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7条第1款d项，我要求将被告人送回监狱继续关押。
根据1957年第34号法令第4条第1款的a、d两项规定，并根据司法部1957年6月29日第5号法令第1条第2款的规定，布达佩斯市人民法院是审理该案的合法机关。我在第X卷第188页附上了总检察长办公室关于此案的批示，日期为1957年12月19日，编号为No.53389/1957。
根据1957年第34号法令第8条第2款，我将为本案的审理指定日期，并尽快审理此案。
我下令立即释放被告人波波伊·伊什特万。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33条第1款a项、b项的规定，以及刑法第56条的规定，我决定中止对波波伊·伊什特万领导了颠覆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的运动一案的调查。
我下令，在本案的审理结束后，相关文件将收回，用于审理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的案件，此人目前正非法侨居国外。
我向下列人员发出传票，要求他们出席审判：
被告人：
1.拉茨·山多尔（Rácz Sándor），州法院监狱。
2.波利·山多尔（Bali Sándor），州法院监狱。
3.内梅什凯里·约热夫（Nemeskéri József），州法院监狱。
4.奥波德·拉斯洛（Abod László），州法院监狱。
5.梅什特尔·恩德雷（Mester Endre），州法院监狱。
证人：
6.沃罗·乔波（Varró Csaba），科兹莫大街国家监狱。
7.戴维尼·约热夫（Dévényi József），布达佩斯第19区，兹里尼大街112号。（目前被关押在州法院监狱内。）
8.波洛格·约热夫（Balogh József），布达佩斯第11区，纳多尔菲黑尔瓦尔（Nádorfehérvár）小巷3号。
9.塞尔维尼·伊姆雷（Szelvényi Imre），布达佩斯第2区，红军（Vöröshadsereg）大道35号。
10.波格纳尔·雅诺什（Bognár János），布达佩斯第11区，耶诺·阿贝尔（Jenő Ábel）大道8号。
11.贝尔托伦·贝雷茨（Bertalan Berecz），布达佩斯第11区，奥特洪（Otthon）大街13号。
12.弗泽科什·雅诺什（Fazekas János），布达佩斯第15区，基什·拉科什（Kis Rákos）广场6号。
13.索特马里·洛约什（Szatmári Lajos），布达佩斯第12区，市长（Városmajor）大街53/b号。
14.林格·伊什特万（Ring István），布达佩斯第14区，伊洛什弗伊（Ilosfai）大街37号。
15.科尔绍伊·山多尔（Karsai Sándor），布达佩斯第8区，克鲁迪（Krudy）大街16号。
16.波波伊·伊什特万（Babai István），布达佩斯第16区，加波尔·波罗什（Gábor Baross）大街50号。
17.罗波迪奇·雅诺什（Labodics János），布达佩斯第14区，皮隆戈（Pillangó）大街13/b号。
18.约若·贝洛（Józsa Béla），布达佩斯第11区，巴尔特弗伊（Bártfai）大街3号。
19.奥波托夫斯基·阿尔帕德（Opatovszki Árpád），布达佩斯第14区，莫焦罗迪（Mogyoródi）大街69/a号。
20.沃普勒·雅诺什（Wapler János），布达佩斯第4区，拉扎尔·维尔莫什（Lázár Vilmos）大街30号。
22[27].艾尔代伊·蒂波尔（Erdélyi Tibor），科兹莫大街国家监狱。
23.雷纳·彼得（Renner Péter），科兹莫大街国家监狱。
24.索洛伊·盖佐夫人（Szalai Gézané），布达佩斯第11区，洛姆尼茨（Lomnicz）大街3号。
25.科瓦奇·埃尔诺（Kovács Ernő），布达佩斯第7区，凯雷佩西大街16号。
26.老伦托·波拉日（Sz. Rontó Balázs），布达佩斯第7区，烟草（Dohány）大街74号。
27.亚当·伊什特万（Ádám István），布达佩斯第7区，矮树（Alsó erdősor）大街12号。
28.小伦托·波拉日（ifj. Rontó Balázs），军事监狱，布达佩斯第2区，弗（Fő）街79号。
28/a.维雷什·爱沃（Veres Éva），科兹莫大街国家监狱。
29.菲尼维什·赫德维格（Fenyves Hedvig），布达佩斯第11区，拉吉马尼奥西（Lágymányosi ）14号。
30.艾格纳·恩德雷（Eigner Endre），布达佩斯第3区，维德尔（Veder）大街41号。
31.克洛森·维南德（Classen Wynand），布达佩斯第11区，绍朔伊（Sassói）大街18号。
32.兰茨基·约热夫夫人（Lánczky Józsefné），布达佩斯第7区，拉科齐（Rákóczi）大街28号。
33.尼里·山多尔（Nyíri Sándor），科兹莫大街国家监狱。
34.西尔瓦西·洛约什（Szilvási Lajos），布达佩斯第6区，波伊奇—日林斯基（Bajcsy-Zsilinszky）大街65号。
35.奥贝尔朔夫斯基·久洛（Obersovszky Gyula），科兹莫大街国家监狱。
36.厄尔西·伊什特万（Eörsi István），科兹莫大街国家监狱。
37.山多尔·卡尔曼（Sándor Kálmán），布达佩斯第8区，莫朔尼（Mosonyi）大街12号。
38.奥罗托·卡洛伊（Arató Károly），布达佩斯第6区，人民共和国（Népköztársaság）大街38号。
39.莫罗什·约热夫（Maross József），布达佩斯，德宾斯基（Debinszky）大街3/a号。
40.莫尔纳尔·佐尔坦（Molnár Zoltán），科兹莫大街国家监狱。
40/a. 赫斯·德若（Hösz Dezső）博士，科兹莫大街国家监狱。
辩护人：
41.第一被告拉茨·山多尔的辩护人：莫利·约热夫（Mali József）博士，律师，布达佩斯第9区，拉多伊（Rádai）大街4号。
42.第二被告波利·山多尔的辩护人：同上。
43.第三被告内梅什凯里·约热夫的辩护人：莫尔通·久洛（Marton Gyula）博士，律师，布达佩斯第5区，欧利奇（Aulich）大街7号。
44.第四被告奥波德·拉斯洛的辩护人：奥什波特·拉斯洛（Asbóth László）博士，律师，布达佩斯第6区，水手（Hajós）大街17号。
45.第五被告梅什特尔·恩德雷的辩护人：弗戈什·埃尔诺（Fogas Ernő）博士，律师，布达佩斯第10区，科勒西·乔莫（Kőrösi Csoma）大街15号。
布达佩斯，1957年12月19日
艾格雷西·昂德拉什（Egressy András）博士 公诉人
奥维尔·耶诺（Aver Jenő）博士 布达佩斯市副公诉人
判决
1958年3月17日下达
拉茨·山多尔： 无期徒刑
波利·山多尔： 有期徒刑十二年
内梅什凯里·约热夫： 有期徒刑十五年
奥波德·拉斯洛： 有期徒刑八年
梅什特尔·恩德雷： 有期徒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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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文简称“大布中工代”或“中工代”。——编注
[2] 下文简称“社工党”。——编注
[3] 即本书第一部《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与活动》一节中的《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厂呼吁复工》。
[4] 库茨科·彼得（Kuczka Péter，1923年3月1日——1999年12月8日），匈牙利作家、诗人、科幻杂志编辑。1954年获科苏特奖金。1972年创办著名科幻杂志《银河》（Galaktika），并长期担任其编辑。
[5] 《人民自由报》（Népszabadság）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报，《人民意志报》（Népakarat）是全国工会理事会的机关报。——编注
[6] 请参阅第一部《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与活动》一节中的《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告全体工厂、市区及州代表会书》。两处引文略有出入。
[7] 同上。两处引文有较大出入。
[8] 同上。两处引文有较大出入。
[9] 请参阅第一部《中央工人代表会最后的时日》一节中的《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第二期〈新闻公报〉》。两处引文略有出入。
[10] 匈牙利并没有南科马罗姆州，只有科马罗姆—埃斯泰尔戈姆州（Komárom-Esztergom megye）。
[11] 请参阅第一部《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与活动》一节中的《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告全体工厂、市区及州代表会书》。两处引文略有出入。
[12] 请参阅第一部《中央工人代表会最后的时日》一节中的《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第二期〈新闻公报〉》。两处引文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
[13] 匈牙利共有19个州（自1950年起）。各州首府也具有州的权利，另外还有五个虽然不是州府但同样享有州的权利的城市。
[14] 即第一部中的《中央工人代表会最后的时日》一节中收录的《中央工人代表会提交的备忘录》。
[15] 此处引文与《中央工人代表会最后的时日》一节中收录的《中央工人代表会提交的备忘录》略有出入。
[16] 这里的“她”是指莫尔通·伊洛诺（Marton Ilona），她是合众社记者莫尔通·恩德雷的妻子。——编注
[17] “斯达哈诺夫工作者”是苏联式的“明星工人”：在计件工资制下，他们的产量大大超出了定额，并获得了可观的奖金与很高的地位。然而，他们的成就却被用于提高其他工人的劳动定额。——编注
[18] 请参阅《转折点》一节中的《布达佩斯第11区工人代表会的决议》。两处引文略有出入。
[19] 基拉伊·贝洛（Király Béla，1912年4月14日——2009年7月4日），生于考波什堡（Kaposvár），父亲是当地火车站站长。1935年毕业于卢多维科军事学院（Ludovika Akadémia），获少尉军衔。1942年晋升为上尉，随匈牙利第2集团军参加了侵苏战争。二战结束后，于1945年夏季参加匈牙利共产党，并进入新建的匈牙利人民军工作。1946年晋升为少将，随后又晋升为中将。1949年晋升为上将。1949年10月—1950年4月任步兵司令。1951年8月17日被捕，1952年1月15日被判处死刑，1月29日改判无期徒刑。1956年9月7日获释，10月31日获得平反，并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自卫军司令。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89年回国。
[20] 此人跟前文出现过的基什·卡洛伊（1903—1983）显然不是同一个人，请勿混淆。
[21] 科尔文胡同（Corvin köz）是布达佩斯的一条小巷。
[22] 科拉尼·弗里杰什（Korányi Frigyes，1828年12月20日——1913年5月13日），匈牙利医学家。
[23] “鹰巢”（Fészek）俱乐部是一家很受艺术家和作家欢迎的俱乐部。——编注
[24] 原文为Mérronhegyi Street，但布达佩斯第12区没有叫这个名字的街道，只有马尔通山大街（Mártonhegyi út）。
[25] 下文简称“国铁”。——编注
[26] 波沙尔卡尼（Bősárkányi）是匈牙利西北部的一个村子，靠近奥地利边境。
[27] 原文如此，不知为何少了第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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