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能否得到伸张并不取决于我们（奥波德·拉斯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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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能否得到伸张并不取决于我们

奥波德·拉斯洛

　　奥波德·拉斯洛（Abod László）是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审讯案中的第四名被告，他被判处八年徒刑。1961年4月，他获得单独赦免。他先是加尔文宗神学院的学生，后来又成了小农党独立青年团的活动家，到了1956年，他又成了工人代表会的活动家，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以下是他的简历：

　　奥波德·拉斯洛于1924年1月20日在布达佩斯出生。他的父亲从特兰西瓦尼亚逃来这里，在铁路机车上当了一年半的机械技术员。由于身患疾病，他后来改在铁路上当乘务员。奥波德·拉斯洛上完小学后，进入洛尼亚伊路（Lonyay utca）加尔文宗中学就读，中学毕业后，出于物质和其它方面的考虑，在父母的支持下，进入加尔文宗神学院就读。进入神学院，就可以免服兵役——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打响了——他还可以用铁路给的奖学金，以及参加葬礼上的唱诗班所得的报酬支付学费。同时他还报考了帕兹马尼·彼得^[1]大学文学院，在那里认识了不少人，并进入了左翼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圈子。在上中学时，他就把内梅特·拉斯洛^[2]当作偶像，但他也受到了科拉乔尼·山多尔^[3]的思想的影响。1945年8月，他作为神学生，在巴拉顿莱莱^[4]参加了匈牙利高等院校学生会联盟的成立大会^[5]。通过校友的介绍，他认识了一些小农党人，其中就有米热伊·贝洛（Mizsei Béla）和纳吉·尤丽奥（Nagy Júlia）（纳吉·费伦茨^[6]的女儿），在一些人的影响下——后来他又主动疏远了这些人——他没有参加国家农民党，而是参加了独立小农党^[7]。（“入党——这个说法不对。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参加过哪个政党，不过我确实当过小农党政治委员会委员，但我没有领过党证。”）

　　1945年12月，奥波德·拉斯洛当选为独立青年团（Független Ifjúsági Szövetség）全国书记。他随匈牙利代表团参加了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巴尔干青年委员会会议。1947年他辞去了匈牙利高校协会（Magyar Kollégiumi Egyesület）总书记的职务，改任全国人民学院协会副主席^[8]。同时他还被任命为约热夫·奥蒂洛人民学院院长。

　　1948年夏天，特别是在反铁托运动发生后，他觉得必须做出改变。他觉得自己已经受够了，便请求辞去院长的职务。最近出版的一部关于全国人民学院协会的书中透露，就在他辞去院长职务的同时，全国人民学院协会也取消了副主席职务。然后他进入文化部工作，负责监督地方学校并审判宗教书籍。直到现在，他仍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学习加尔文宗神学的学生，怎么会真诚地鼓吹把所有教会学校国有化呢？（他说：“我在这件事中起到了可耻的作用。”）

　　1950年4月初，国家教育研究所鼓吹把“反动教育学”的代表赶出教育界，奥波德·拉斯洛也因此被文化部开除。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在圣恩德雷（Szentendre）的混凝土公司当上了计分员。一个月后，他便负责生产管理，1953年他被调到布达佩斯第3区的第二建材厂。他在那里迎接了1956年。

　　我在第二建材厂干得很开心，我跟党委书记艾格纳·恩德雷（Eigner Endre）关系很好，几乎算得上朋友了。我听说裴多菲俱乐部之后，就跟他说，他应该去看一下，于是我们俩就一起去了。我们首先参加了关于全国人民学院协会的辩论，但我们没有发言。我就是这样回归政治生活的——通过裴多菲俱乐部。我碰到了许多青年运动中的老朋友，我们欢快地彼此问候。

　　10月23日那天，艾格纳·恩德雷亲口告诉我，有人要搞示威游行。我就说，那我们一定要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我在贝姆^[9]雕像下参加了游行，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我还在国会前面跟群众一起大喊：“纳吉·伊姆雷！纳吉·伊姆雷！”然后我就回家了，因为我身上还带着一台很重的计算器。回到家里，我听我妻子说，在佩斯发生了枪战。第二天早上，我给厂里的艾格纳打电话，跟他说他猜对了；游行确实引起了乱子，所以我不能去上班了。

　　10月28日，我去厄特沃什·罗兰大学，找以前的全国人民学院协会主席科尔多什·洛奇（Kardos Laci）。进门之后，我看见了这样的景象——在走廊上，大学生为了维持秩序，正在学习分解和组装机枪。他们的“教员”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弗泽科什·久里^[10]。那是我头一次碰见他。我跟科尔多什讲起了各地都在成立国民委员会的事，还说国民委员会应该有一个全国中心，就像爱国人民阵线那样。我和根茨·奥尔皮都不是党员，所以他们就让我们去找爱国人民阵线，建立全国性的国民委员会。这个机关建起来了，还专门发布了公告。然后，我们还跟科尔多什讨论了一下，应该让整个过程冷静下来，还要跟政府联系。

　　在这以前，大概是27日吧，艾格纳·恩德雷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厂里要选举工人代表会，叫我去参加。他叫我担任工人代表会主席，因为他们原本打算推选的主席梅雷-卡达尔·艾尔文（Mérey-Kádár Ervin）参加了格尔盖伊^[11]反法西斯营，打仗去了。梅雷—卡达尔以前是我的同学。他原本在博物馆工作，但在1950年被单位开除了，我帮他找了个看门的活儿。他在23日还是24日受了伤，所以不能来开会了。

　　我们是个小厂，工人大概有三百人。我们把工人集合起来，然后从比较优秀的工人当中选出了六七个代表会委员，因为比较优秀的工人也比较懂得怎么表达自己的想法。比方说吧，在我们的工人中间，有前男爵卢卡奇，还有一些跟他差不多的人，但是谁也没有推荐他们。在艾格纳的推荐下，我被一致选为工人代表会主席。许多住在外地的工人都没来上班，因为交通停了。所以，后来有人就说，工人代表会只能代表很少一部分工人，工人代表会是坏蛋搞出来的玩意。我得说一句，当时成立的工人代表会只敢把自己叫做临时工人代表会，因为它们都相信，等到生活恢复正常后，就会举行新的选举——正规的、不记名的选举。后来，到了11月11日，全国工会理事会也发表了关于重新选举工人代表会的声明。

　　有一两个工人比较冲动，他们想马上把墙上的列宁像取下来。我们就对他们说，墙上挂什么并不重要。反正我们很快就会用列宁或恩格斯的语录来代替。我后来就是这么做的，结果成了我的主要罪状之一。

　　有人说工人代表会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根本没这回事。就好比说吧，代表会经过投票，把两套房分给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党委书记艾格纳·恩德雷。我们成立工人代表会，是要让工人真正管理工厂，工人自己管理工厂之后，官僚管理制度就可以废除了。

　　11月1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的委员有：多纳特·费伦茨、卡达尔·雅诺什、科帕奇·山多尔、洛雄奇·盖佐、卢卡奇·杰尔吉、纳吉·伊姆雷和桑托·佐尔坦——第二天，在科尔多什·洛奇的帮助下，裴多菲俱乐部也重新出现了。不管在哪里，带头的都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改革派。我当时觉得，虽然我从来不是党员，但我现在应该入党了。我甚至还让洛奇帮我安排入党；但是，这一切马上就被枪林弹雨打断了。对了，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跟裴多菲俱乐部的老朋友和战友们见面。

　　几乎所有市区都成立了工人代表会，我们第3区也不例外。在成立大会上，来了四十几个人，而且，可能是因为我的发言比较清醒，比较有想法，所以，在附近一个工厂的工人代表会主席基拉伊·费伦茨（Király Ferenc）的推荐下，大会委派我参加11月14日在联合照明厂举行的全布达佩斯工人代表会大会。

　　11月14日，四百人——从切佩尔来的，从新佩斯来的，从昂焦尔弗尔德来的——来到了联合照明厂，主要是大工厂的代表。后来有人说，这个会谁都能参加，但这是错误的。要参加这个会，非得有有效的委任状不可；我那份委任状一直保留到今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个非常聪明的经济学家，叫林格·伊什特万（Ring István）的，建议大家应该建立一种组织形式，就像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这种，它应当由各地代表组成，还应当选出一个领导层。比斯库·贝洛和加什帕尔·山多尔也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了这次大会，他们俩正好坐在我旁边。我们讨论了这个组织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怎样组织起来，然后我们选出了一个委员会，把我们的要求写下来，再提交给政府。草案写好后，我们经过表决，通过了这个草案。

　　这个备忘录里有八项要求：让纳吉·伊姆雷领导政府；赦免革命的全体参加者；苏军必须撤离；举行自由选举。我们对新成立的保安部队吸收了前国家保安局成员一事提出了抗议；我们还要求废除一党制，政党不得在工厂内开展活动。在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大会上，政治考虑显然占了关键地位，但是，让工人代表会真正掌握工厂内的权力，这也是我们的目标。因此，经理不能由上级领导委任，而要由领导工厂的工人代表会选任；经理应当对工人代表会负责，在关于投资与支出的重大问题上，工人代表会应当具有说一不二的权力。我们认为，一定要设计出一套既能提高质量，又能满足产量的要求的工资制度。有意思的是，冶金与机器工业部也提出了同样的想法。我们认为，政党退出工厂后，应当由工会取代工厂，让工会真正成为工人利益的忠实代表。所以，我们并不反对工会，我们只是反对以前那种工会。

　　我们还宣布，我们要进行罢工，在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之前，我们只会让那些最必不可少的行业保持运转。所以，工厂仍在预热，机器仍然得到了保养，只是不进行生产。就在同一天，我们的领导把这些要求提交给了政府。

　　这次大会的主席是戴维尼，他是切佩尔的一个老社会民主党人。几天后，由于他表现得不够坚决，就被罢免了，新当选的主席是拉茨·山多尔，他是贝洛扬尼斯工厂的工具匠，是个坚强的年轻人，脑子很聪明，总是能说出自己的想法。

　　后来，拉茨建议我们应当组建全国工人代表会。政府不肯就这个要求跟我们谈判。拉茨后来也说，跟卡达尔团伙谈判，比跟苏联人谈判更艰难。其实中央工人代表会确实跟苏军司令部联系过，他们甚至还参加了我们的几次会议。他们表现得很友善，他们带着翻译过来，还说了一些几乎算是同情我们的话。显然，他们在会上听见的，跟政府告诉他们的大不一样。

　　在这次大会上，还成立了新闻与联络委员会。他们要我来当这个委员会的头，但我没接受。我建议让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来当头，不过我还是参加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我们要定期给外国记者和电台播音员提供信息。比方说，《人道报》——法国共产党的报纸——有个记者叫安德列·乌尔姆泽尔（André Wurmzer），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法国共产党员，叫安德列·斯蒂尔^[12]，我跟他们都谈过。我跟他们谈了什么？他们说这是反革命。我就对他们说：开什么玩笑，中央工人代表会副主席波利·山多尔就是党员，他到现在都没丢掉党证。这场革命根本没有反共性质；我们只是要改掉不好的地方，我们想活在一个权力真正属于工人阶级、属于人民的社会里。

　　11月22日发布的主席团法令承认了工人代表会的权利，但是我们中央工人代表会仍对它不满意，因为它只承认工人代表会是经济性组织。我们跟政府开了几次会，要求修改这个法令，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由于我们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抹黑，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报纸。在11月28日的紧急会议上，中央工人代表会决定，如果政府不准许我们出版独立的报纸，我们就要出版地下报纸。我认识厄尔西·皮什托^[13]、奥贝尔朔夫斯基和加利^[14]，我就把他们介绍给了舍贝什季恩。我们在舍贝什季恩的房间里讨论了该怎么办，我们几个人是：舍贝什季恩、厄尔西、奥贝尔朔夫斯基、加利、西尔瓦西·洛约什^[15]、戴尔日·山多尔^[16]和我。奥贝尔朔夫斯基的人从11月中旬开始出版《我们活着》，他们有一台复印机。我们还得找到会操作复印机的人。由于卡达尔团伙不让我们出版报纸，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就从11月30日秘密出版《新闻公报》。在11月28日那次会议上，还有人建议组织妇女游行，后来这次游行在12月4日举行了。这次游行非常成功：几百名妇女前往英雄广场，向无名战士墓献花，纪念牺牲者。当天晚上，许多窗户前都点燃了蜡烛。

　　12月4日以后，事态转变得非常迅速。12月9日，中央工人代表会被取缔，它的领导也接连被捕。我知道自己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了，就退出了公共生活。奥贝尔朔夫斯基和厄尔西在12月初就被捕了^[17]。我连家都不敢回，住在朋友家。但是，在1957年4月底以前，工人代表会都还在工作，我也一直去厂里上班。我在12月1日被任命为经理；我甚至还收到了部里的任命书，他们并没有找我。到了4月1日，我被解雇了，于是就回去继续当部门主任。最后，到了1957年4月26日那天，我被捕了。

　　关于艾格纳·恩德雷这个人，我还要讲几句。他又当上了党委书记，后来当上了佩奇一家企业的经理。但在十月里，他还痛哭流涕；毕竟他以前相信过这个体制——他甚至还撕碎了党证。我劝他说：你以前就算相信过这个体制，也没有什么；你要么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要么就不是。工人代表会给了他一套房子，可是后来我受审时，他却做了对我不利的证词。法官问我有没有问题要问证人的时候，我就说：“我跟这种人没什么可说的。”

　　我在布达佩斯中央警察总局关了一个礼拜，跟普通的刑事犯关在一起。审讯员非常粗暴。他们威胁我们；但他们没有碰我，都没打过我一下。我对付审讯的办法是这样的：除非他们给我出示两个证人的书面供词，否则我什么也不承认。“我们团伙”犯的主要错误，就是他们大都不知道不能把什么都说出来，因为只要招认了哪怕是最小的一件事，都会产生严重后果。奥贝尔朔夫斯基—加利案件的审判结果，证明了我的方法是对的。在他们受审时，我还没被捕。我在牢里听说奥贝尔朔夫斯基被判了三年，加利是一年。在审讯过程中，他们肯定是把什么都招了。后来他们的案子又被拿出来重审，这次就瞒不住了。他们俩都被改判死刑，最后能逃过一劫，是因为——我是后来听说的——伊利亚·爱伦堡^[18]和肖洛霍夫^[19]为了这个案子，给匈牙利政府写了信。所以他们才能改判无期徒刑。1963年他们在大赦中获释。

　　他们把我们从中央警察总局转移到了弗街监狱，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事已经被关在那里了。然后大审判开始了。弗街监狱的条件非常差：他们什么东西都不给我读；牢房里的灯日夜都亮着；白天不许我们坐在床上，晚上总是吼醒我们。看守我们的人是以前的希腊游击队员，因为他们的匈牙利语说得很糟糕。他们穿的是又宽又软的拖鞋，走起路来没有声音。我被单独关押，有时他们会把一个告密者跟我关在一起，但我没有透露任何东西。为了让自己有事可做，我用肥皂在毛毯上画了对数表。这种毛毯是用长马鬃做的，质量很好。审讯持续了三个多月，非常难挨。审我的人都是文化很低、心胸狭窄的人。他怎么也无法理解，我这个收入很好的部门主任为什么会对体制不满。

　　审讯结束后，我被转到莫尔科街监狱，跟另外一些人关在一起，不过他们跟我的案子当然没有关系。然后就到律师开始询问了。

　　中央工人代表会审判案的被告有五个人。第一被告是拉茨·山多尔，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第二被告是波利·山多尔，中央工人代表会副主席；他还是贝洛扬尼斯厂工人代表会主席^[20]。第三被告是内梅什凯里·约热夫，办公室职员。他是作为联络员参加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他多方奔走，促使苏联高级军官参加了会议。我是第四被告，第五被告是铁路工人梅什特尔·恩德雷——他是作为铁路工人的代表参加中央工人代表会的。

　　他们给我安的罪名是：成立工人代表会；发动罢工；在厂里贴上了恩格斯的语录，大意是“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21]”。我故意断章取义，歪曲了恩格斯的本意，损害了体制。我参加了裴多菲俱乐部的会议，在厂里传播裴多菲俱乐部的讨论内容。我甚至裹挟党委书记参加了裴多菲俱乐部的会议，所以我进行了反革命宣传。我组织了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新闻发布会，还研究过出版地下报纸的可能性。我煽动了妇女游行，还给外国报纸提供消息。

　　我的律师跟审讯员截然相反；我发现他绝顶聪明，而且总是对的。看来他认为审讯员的调查报告并不可信，因为除了我的口供之外，他还要寻找进一步的证据。他质询了我的秘书，她以前帮我打印、复印了呼吁妇女游行的传单，还有作家协会的声明《我们的关注与信念》，并在厂里粘贴。她还帮我打印了被驱逐到苏联的维斯普雷姆大学生的名单。这个名单我也贴到厂里了，因为我上过化学工程系的夜校。谁都不肯承认发生过大学生和青年工人被驱逐的事情，但是，有许多人——50到90人——分成两批，被驱逐到了苏联，因为他们参加了革命。我还跟其中一个人的母亲谈过，她儿子就是从那里回来的。

　　还有个事：厂里有个女药剂师，以前在部队待过，后来因病退役了，她是个极左分子，后来被厂里开除了，而我赞成了开除她的决定，这也成了我的罪状。她不喜欢当时发生的一切。工人代表会的全体委员都想赶走她，因为她粗暴、恶毒，整天穿着军服和军靴走来走去。

　　起诉书写完了。我能感觉到律师是同情我的，甚至可能是普遍的同情。我们一起谈过很多话，他允许我妻子在开庭时给我带点小吃。我们之间建立了某种个人关系。

　　请注意：控方律师在起诉书的开头，要求对两名主要被告处以重刑，但不是最重的刑罚，他原本可以要求判处他们死刑的。这让我稍微放心了一点。我们被指控阴谋颠覆国家，这个罪名成立的话，我们最高可以被判十五年徒刑。

　　在起诉书中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全体被告都说自己的行为是出于一片好心，只是为了改善社会主义民主的缺陷，他们想要的是真正的工人政权。

　　这次审判是在1958年初秘密进行的。唯一的旁听者是国家保安局的人。审判长不是那种“绞刑法官”。审判本身是“按照规定”进行的；检方发表起诉书，然后质询被告人，再传唤证人质询，我们再做最后陈述，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

　　据起诉书说——在庭审过程中还反复强调——这次审判的根本理由，就是整个中央工人代表会都是在国外势力的唆使下成立的反革命组织。我在自辩中讲到工人代表会的组织时，总是会援引铁托，援引南斯拉夫工人代表会的事例。法官甚至还叫我不许再提铁托同志。西尔瓦西·洛约什和林格·伊什特万也被传唤作证。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这很奇怪。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逃到了西方，所以他们不能起诉他。安德列·乌尔姆泽尔也没有来出庭证明我当时是支持共产党人的。

　　我在最后陈述中说，我在成长过程中，一直被教育要为人民事业服务；我赞同卢卡奇与纳吉·伊姆雷；我受到了南斯拉夫工人代表会运动和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哪怕这样会让我被打成修正主义者。我用约热夫·奥蒂洛的诗句结束了我的陈述：

　　“但是，作为一个流亡在外的匈牙利人，
　　我的灵魂在恐惧中尖叫：
　　亲爱的祖国，让我走进您的心里，
　　让我成为您钟爱的儿子！”

　　拉茨和波利都用非常聪明而巧妙的方法，说出了他们必须说出的话。拉茨比波利更年轻，他用较为抒情而又毫不生硬的方式解释了——在十月革命期间，他看见高中生、青年工人、大学生和普通劳动者掌握了国家命运，觉得深受鼓舞，他觉得自己应该加入他们。他说，他觉得自己作为匈牙利工人阶级的一员，只是做了工人阶级期待他做的事情。他觉得也许自己原本可以做得更多一些。

　　波利的陈述，给人留下了一个真诚、聪明的劳动者的印象。他不断地、严肃地解释说，他是被委以重任的。他是党员，他早已了解工人运动。十月里发生的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他正是出于这种精神，才代表了工人。他没有为自己找借口；他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他说，他必须这么做，而且他也这么做了。

　　拉茨被判处无期徒刑，波利十二年。内梅什凯里十五年；我八年，梅什特尔五年。他们没判我们死刑，显然是因为在跟工人有关的问题上不想流更多的血，那样只会让更让政府丢面子。我的同案被告给我留下了最好的印象。我们所有人在陈述中都指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让权力真正属于千百万劳动者——让这句话不仅仅停留在文件上，不仅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要真正地实现。

　　我们在瓦茨的国家监狱开始服刑。那里也不给看书，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干活，可是他们不许拉茨和波利干活。我是化学家，所以我成了纽扣车间里的“首席纽扣上色工”。我那个牢房里关了四个人。有个狱友是拉科西·盖尔格^[22]。我发现我的狱友主要是高年级学生，他们因为参加了武装斗争，而被判处无期徒刑。我记得里面有个人叫罗德诺蒂·伊万（Radnóti Iván）。我给他们上过课。我们每年可以写四次信，他们允许我妻子每年见我四次。

　　不久之后，我被调回布达佩斯，关在收藏家中央监狱，因为我的老狱友向监狱规划局推荐了我，在那里我们可以为监狱的建筑和必要的社区投资制定规划。这个局的局长是平民雇员戴梅·拉斯洛（Deme László）。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我很感激他。那里聚集了一批非常好的人，其中就有歌剧演唱家伊洛什弗尔维·罗贝尔特^[23]。吃饭的时候，他们有时会允许我们四个一起唱歌。还有伊姆雷·贝洛（Imre Béla），他是雅斯尼贝雷尼^[24]工人代表会的代表，还有工程师贝凯·若尔特（Beke Zsolt）。

　　我得专门讲一讲我的狱友、青年电气技师波普·伊什特万（Papp István）。当兵的时候，他是优秀射手。1956年12月10日，在他的单位科巴尼奥陶瓷厂，他跟几个工友多喝了几杯，就想找点乐子，他们朝工厂门卫岗上的灯泡开枪，看谁能先打中。皮季尤第三枪就打中了，可是工厂当时已经被一个团包围了^[25]。他被逮捕了，军事法庭判他死刑。厂长、党委书记和五十几个工人联名写信替他求情，他才保住一条命。皮季尤很有表演和语言的天份。我教过他英语。他很快就学会了最复杂的语言表达方式，还掌握了语法。在多尔沃什·伊万^[26]、门沙洛什·拉斯洛^[27]和霍尔瓦特·耶诺^[28]等人的帮助下，他的演技大大提高了。等到气氛较为宽松的时候，他们还允许在监狱里成立独立剧团或合唱团。

　　有一次，戴梅·拉斯洛为了制定修整瓦茨监狱的计划，叫我测量一遍监狱。我把监狱上下都走了一遍，从天花板到顶楼都去过了。我看见了关着严管犯的牢房，高度低于多瑙河河面，里面没有窗户，湿气很重，犯人被丢在里面自生自灭。在监狱医院里——那里的条件稍微好一些——我见到了一些熟人：多纳特·费伦茨、戴里·蒂波尔和弗泽科什·久里。

　　在收藏家监狱的一个小翼楼的最顶层，有一个车间，叫做“特别”车间。那是内务部的车间。我也被带去过那里的翻译部，因为我的英语和德语都挺好，在牢里我还开始学法语。那里只有一张桌子。我右边坐着弗泽科什·久里，他以前打过游击，后来当上了苏联红军的中尉，在政府的帮助下，他从瓦茨那边调来这里。我左边的是科尔多什·洛奇，他当过全国人民学院协会总书记；我对面的是马尔顿·昂德拉什（Márton András），他当过兹里尼军事学院的院长，由于兹里尼军事学院投靠了革命而坐牢；最后是外号叫“菲利”（Fili）的大学生托特（Tóth）。

　　他们还在“特别”车间里生产电子设备，所以他们给我们做了一台小收音机，虽然收音机在监狱里是严禁犯人拥有和使用的。他们叫我用这台收音机收听维也纳的电台，不过总是有人在旁边监督，虽然他什么都不说。这是一种巧妙的小工具，可以塞进我们的军服口袋里面，还能在晚上带进牢房，让“值班军官”听。也就是说，我们总是把收音机交给值班军官，让他听新闻。1961年4月，在等待大赦的时候，我就拿着这台收音机。第二天，我们有好多人都没去上工。他们叫我们到一个大房间集合，对我们说，出于宽大，我们的余刑被减免了。所以我们四十一个人就这样获释了，那天是1961年4月1日。跟我一起获释的有弗泽科什·久里和演员纳吉·奥蒂洛^[29]。

　　我们先休息了几星期，然后才开始找工作。我想，久里以前是个优秀的编辑和记者——他应该能在报社当个邮递员；而我是社会学家或神学家，哪儿都找不到活儿干，所以，虽然我没拿到化学家的学位，但还是得找个化学家的职位。我以前的大学同学帮了我，给了我一些地址，我才能找到建材工业中央研究所，见到了人事部主任波普·玛丽奥（Papp Mária）（她不是波普·皮季尤的亲戚）。我不会忘记她，因为她人很好，帮了我大忙。她怀着极大的同情和善意接待了我。过了一星期，我去问结果，她很失望——党委书记驳回了我的求职申请。所以她建议我去找科巴尼奥陶瓷厂。那里需要硅化学家，她会跟那里的厂长霍布多·亚当（Habuda Ádám）说一声的。

　　我去了陶瓷厂，发现正面入口处的金属大门上有许多弹孔。我马上想起来了——老天哪！那就是波普·皮季尤试枪的地方。我跟厂长谈了半个多钟头。谈着谈着，电话响了，是波普·玛丽奥打给厂长的。霍布多对我说：“我们还不了解彼此，但我信任您；我先让您当体力工人吧。我们正在建造连续式熔炉（continuous furnace）。您是硅化学家，您会说好几种语言，您一定能帮我们大忙。”第二天，由于我血栓发作，就在胳膊上打着石膏去见他，问他我都这样了，还能不能给我个活儿干，因为我实在没钱了。我被调去连续式熔炉，他们烧出了一批大型传送车，刚刚冷下来。我就拿了一台来当桌子，上面堆着几千页文件；我就坐在一个包装箱上。我就在那里干翻译，从早上六点开始，但是到了九点，办公室就跟我说，如果我需要的话，可以给我派个打字员。

　　我的手好了以后，我跟一个西德工程师一块干了半年，然后我被任命为瓷窑车间主任。我在六月进厂，十月就当上了车间主任！这就能看出霍布多是个多么好的人。后来我跟他成了好朋友。1961年圣诞节那天，我妻子接到了一个电话。是霍布多打来的，他说：“亲爱的夫人，您经历了漫长的艰苦岁月。希望您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祝您幸福健康。”他还亲自给我打电话。世上还有这样的人！

　　1985年我退休了。在那段时间里跟我同甘共苦的那些人当中，我跟不少人还保持着联系。但是，部分是由于岁月流逝，部分是因为我太忙——除了我的本职工作之外，我还要翻译和编写课本——我跟他们的联系变少了，有时甚至断了。在那些年纪比较大的人当中，弗泽科什·久里一直是我的好朋友，直到他去世为止。我和我妻子都很喜欢厄尔西·皮什托。只要科尔多什活着，我就是他的好朋友。其他人，比如多纳特·费里^[30]，只有在葬礼上才会偶尔碰面。

　　最近我又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了，在这些会议上经常讨论关于我们的真相。但是，我觉得，正义能否得到伸张，并不取决于我们，而要由别人去伸张正义，为了我们。

采访者：弗尔戴西·约热夫（Földesi József）
布达佩斯。《Hitel》，第5期，1989年

^[1] 帕兹马尼·彼得（Pázmány Péter，1570年10月4日——1637年3月19日），匈牙利耶稣会教士，1616年担任匈牙利大主教。1635年创立布达佩斯大学（Budapesti Tudományegyetem）。

^[2] 内梅特·拉斯洛（Németh László，1901年4月18日——1975年3月3日），匈牙利牙医，作家。

^[3] 科洛乔尼·山多尔（Karácsony Sándor，1891年1月10日——1952年2月23日），匈牙利教育家。

^[4] 巴拉顿莱莱（Balatonlelle）是匈牙利中部的一个城镇，位于巴拉顿湖南岸。

^[5] 匈牙利高等院校学生会联盟（Magyar Egyetemisták és Főiskolások Szövetsége ，MEFESZ），是1945年成立的青年民主组织，1948年被取缔，由劳动青年团（Dolgozó Ifjúság Szövetsége，DISZ）取代。1956年革命爆发后的几周里，大学生重建了匈牙利高等院校学生会联盟。——原注

^[6] 纳吉·费伦茨（Nagy Ferenc，1903年10月8日——1979年6月12日），独立小农党政治家，1945年11月29日——1946年2月5日任匈牙利国民议会议长，1946年2月4日当选为匈牙利总理，1947年5月31日辞职。随后流亡美国。

^[7] 纳吉·费伦茨在1945年是小农党领袖之一，1946—1947年出任总理。1947年，在正式出访西方时，他决定留在国外，后来定居美国。——原注

^[8] 全国人民学院协会（Népi Kollégiumok Országos Szövetségének，NÉKOSZ），原本是帮助工人阶级与农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构，在1945—1949年行使了文化鼓动与宣传工作。——原注

^[9] 约泽夫·贝姆（Józef Bem，1794年3月14日——1850年12月10日），波兰工程师、军事将领。波兰与匈牙利的民族英雄。

^[10] 弗泽科什·杰尔吉（Fazekas György，1914年6月6日——1984年5月22日），匈牙利记者，曾为《自由人民报》工作。积极参加了1956年革命，1956年11月4日同纳吉等人一起进入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革命失败后被判处10年徒刑，1961年获释。

^[11] 格尔盖伊·奥尔图尔（Görgei Artúr，1818年1月30日——1916年5月21日），1848年匈牙利革命的英雄，在革命战争中曾指挥多次战役，并担任陆军部长。

^[12] 安德列·斯蒂尔（André Stil，1921年4月1日——2004年9月3日），生于法国北部一个矿业城镇，毕业于里尔大学，获哲学学位。1940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41—1944年在大学执教。曾长期担任《人道报》记者。1950—1970年当选为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13] 厄尔西·伊什特万（Eörsi István，1931年6月16日——2005年10月13日），匈牙利作家、小说家。生于布达佩斯一个有文化的犹太家庭，曾学习英语文学与德语文学，当过学校教师。由于参加1956年革命，而在1956年12月被捕，被判处八年徒刑，1960年获释。

^[14] 加利·约热夫（Gáli József，1930年2月10日——1981年3月5日），1955年毕业于布达佩斯戏剧与电影学院。1956年10月上演了抨击拉科西个人崇拜的戏剧。积极参加了1956年革命。革命失败后被捕，1957年6月被判处死刑，后改判15年徒刑。1961年获释。1963年进入国家戏剧史档案馆工作，1975年退休。

^[15] 西尔瓦西·洛约什（Szilvási Lajos，1932年1月13日——1996年11月9日），匈牙利作家、记者。生于索尔诺克。1947年参加匈牙利共产党。1950年进入匈牙利电讯社工作，并于1953—1955年担任《自由人民报》编辑。1956年革命爆发后，参加了《真理》编辑部。革命失败后当上了匈牙利电讯社国外政策部专栏作家。1957年底被解雇。1958年开始担任多家报纸的编辑，1990年退休。

^[16] 戴尔日·山多尔（Derzsi Sándor，1919年9月27日——1978年1月23日），匈牙利诗人。

^[17] 奥贝尔朔夫斯基确实是在1956年12月5日被捕的，但厄尔西·伊什特万要到4天之后，也就是1956年12月9日才被捕，正好是在中央工人代表会被取缔那一天。——原注

^[18] 伊利亚·格里高利耶维奇·爱伦堡（Илья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Эренбург，1891年1月27日——1967年8月31日），苏联作家。

^[19]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Шолохов，1905年5月24日——1984年2月21日），苏联作家。

^[20] 其实波利·山多尔并不是中央工人代表会副主席，他在中央工人代表会里也没有担任领导职务。但是，奥波德·拉斯洛会搞错他的职务，也说明了波利在中央工人代表会内的影响之大。——原注

^[21] 弗·恩格斯，《流亡者文献——波兰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第577页。

^[22] 拉科西·盖尔盖利（Rákosy Gergely，1924年9月30日——1998年4月20日），匈牙利作家，曾因参加1956年革命而被判处八年徒刑。

^[23] 伊洛什弗尔维·罗贝尔特（Ilosfalvy Róbert，1927年6月18日——2009年1月6日），匈牙利男高音歌唱家。

^[24] 雅斯贝雷尼（Jászberény）是匈牙利中部的一个城市，距离布达佩斯约100千米。

^[25] “皮季尤”（Pityu）是匈牙利语人名“伊什特万”（István）的昵称。另一种较为常见的昵称是“皮什托”（Pista）。——原注

^[26] 多尔沃什·伊万（Darvas Iván，1925年6月14日——2007年6月3日），匈牙利演员，原名多尔沃什·西拉尔德（Darvas Szilárd），生于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匈牙利裔家庭，1939年移居匈牙利。1946年开始演艺生涯。在1956年革命期间曾组织革命委员会，在革命失败后，于1957年被捕，1959年获释。后从事体力工作。1963年重返舞台。1990年成为自由演员。同年从政，代表自由民主联盟参加选举，当选为国会议员。

^[27] 门沙洛什·拉斯洛（Mensáros László，1926年1月26日——1993年2月7日），匈牙利著名演员。曾获科苏特奖金。在1956年革命期间积极参加了德布勒岑革命委员会的活动。革命失败后于1958年被捕，被判处2年2个月徒刑。1960年获释。1961年重返舞台，1984年退休。

^[28] 霍尔瓦特·耶诺（Horváth Jenő，1915年5月28日——1973年8月19日），匈牙利作曲家。

^[29] 纳吉·奥蒂洛（Nagy Attila，1933年2月12日——1992年5月13日），匈牙利演员、导演。曾积极参加1956年革命，革命失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12年徒刑，1961年获释。

^[30] 即多纳特·费伦茨，“费里”（Feri）是“费伦茨”（Ferenc）的昵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