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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东方后共产主义党派
当代欧洲政治中的一个最令人意想不到的特点是前共产主义党派所具有的持久的活力。在东中欧的五个国家[1]中，以前执政的共产党派都是作为左派中最有权威的党派，从1989—1990年的选举中产生出来的。这些最初的选举中有六次，它们所赢得的选票都是最多的。随后，在波兰和匈牙利，这些党派成了最受欢迎的全国性党派。开始向资本主义转轨后过了七年，这些前共产主义党派仍然是这个地区所有国家（捷克共和国除外）左派中最重要的党派。[2]
这些前执政共产主义党派迅速声明与苏联集团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一立宪原则，它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及其联盟的专政[3]——脱离关系。它们全都改换了名称，变成“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保留了原来的名称，而罗马尼亚共产党则重组为“救国阵线”，后来于1993年更名为社会民主党。这些转变决定在一些情况下导致了分裂，有少数派试图保留原来的党派，也有少数派希望比多数派迈的步子更大，建立明确的亲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党派。[4]
1989年后也出现了建立与后共产党为敌的新的社会民主党派方而的努力。这些党派一开始得到了社会党国际的鼓励，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社会民主党，以及后来波兰的劳工联盟。其他带有某种程度的所谓的社会自由主义的党派，得到了中间派，特别是匈牙利的自由民主党和波兰的民主联盟中主张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者的同情。然而，除了捷克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党之外，所有这些党派，包括社会民主党派和自由党派，都不如前共产主义党派那么成功。
本章将设法考察改头换面后的共产主义党派的政策动力，从这样三个主题入手：首先是前共产主义者当前仍具实力的可能原因；其次是前共产主义党派在90年代前期所处的大环境：最后是党派领导层针对这种环境寻求应对策略以加强或至少不会削弱其支撑基石的途径。
在大致地考察了这个地区左派的演变情况后，我们接下来设法更细致地探究一下四大主要后共产主义社会党派的政治：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SDPR），它是波兰“共产主义者”（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主要继承党派；匈牙利社会党（HSP），它是匈牙利“共产主义者”（匈牙利社会工人党）的主要继承党派；保加利亚社会党（BSP)，它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继承党派；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PSDR），是经由初创时期的救国阵线转变而来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的主要继承党派。
表11.1 东、中欧地区1989—1996年期间的投票分配情况
（前三次选举中的后共产主义党派、独立的社会民主党派和自由党派）
匈牙利 1990年3月 1994年6月
HSP 10.9 33.0
HSDP 3.6 0.1
HSWP 3.7 3.2
AFD 21.4 19.8
注：HSP：匈牙利社会党；HSDP：匈牙利社会民主党；HSWP：匈牙利社会工人党，后更名为匈牙利工人党；AFD：自由民主联盟。
保加利亚 1990年6月 1991年10月 1994年12月
BSP 47.1 33.1 43.5
SDP 0.1 — —
注：BSP：保加利亚社会党；SDP：社会民主党。
波兰 1989年6月 1991年10月 1993年9月
SLD 11.0 12.0 20.4
Dem. Union — 12.3 10.6
Lab. Solid/UL — 2.1 7.3
注：SLD：民主左派联盟，由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SDPR）领导；Dem. Union：民主联盟，后来又称为自由联盟；Lab. Solid/UL：后发展成为芳工联盟的劳工团结工会。
罗马尼亚 1990年5月 1992年9月
NSF 67.0 27.5
SDP 1.1
注：NSF：救国阵线，后来更名为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SDP：社会民主党。
捷克共和国 1990年6月 1992年6月 1996年6月
CP 13.5 14.3 10.3
SDP 4.1 7.7 26.4
注：CP：共产党；SDP：社会民主党。
斯洛伐克 1990年6月 1992年6月 1996年6月
CP/PDL 13.8 14.4 10.4
SDP 1.9 6.1 —
AWS — — 7.3
注：CP/PDL：共产党，后来和社会民主党（SDP）合并后更名为民主左翼党（PDL）；AWS：斯洛伐克工人联合会，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之后从中分裂出去的左派组织。
东德 1990年3月
PDS 16.3
SPD 21.8
注：PDS：民主社会党；SPD：德国社会民主党。
后共产主义社会党相对实力的源泉
关于后共产主义社会党变得如此强大的原因，人们众说纷纭。有些人认为，这些党派，至少在Visegrad国家，在所谓的1989年革命中差不多已经被消灭了，它们能“死而复生”，是由于人们因为向资本主义转轨付出了痛苦的代价，所以投了抗议票；另外是因为对过去有保障的共产主义时期具有怀旧情绪。这种观点暗示了后共产主义者得到的这种支持票将来会逐渐消失。有些分析家走到另一个极端，他们提出，后共产主义者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整个地区原来的共产主义国家基本结构只是发生了表面上的变化。这个观点暗示了，除非西方在政治上进行更为积极的干涉，否则在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国家中，专制的后共产主义政体将得到巩固。
这两种对立的观点都存在着这样一些普遍的臆断：执政的共产党在共产主义最后阶段的民众支持少得可忽略不计；1989年瓦解的实质是，“人民”或“市民社会”组成了一个性质相近的团休，起而反抗（共产主义）国家；这些社会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左翼倾向和右翼倾向的两极分化。这些臆断当然是研究苏维埃领域中主导思想模式的产物；极权主义理论，把共产主义看做是没有社会政治根基的国家强制性管理控制体制。一些国家中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自诩为人民阵线的反共产主义联盟，尽管延续时间很短，但似乎为这些成见提供了实质性依据。这样一来，1989年的瓦解被事先看做是一场民众反对中央集权的革命，于是关于这个地区的政治分析大都被归入了关于所谓的脱离专制统治的一般性分析领域。后共产主义在开始的选举中体现出来的实力被看做是转瞬即逝的，他们期望和以前政权有联系的政治力量会被淹没，在选举中消逝得无影无踪，就像70年代的南欧地区。
因而，前共产主义随后在选举中表现出来的持续的实力使那些执意坚持这种典型思想模式的人倾向于认为“市民社会”的“革命”肯定是表面的：经过了遍及这整个地区大部分国家的这场“革命”，共产党的中央集权主义没有消亡。另外有些人则强调这种复活后面存在着偶然因素（所以也许就是暂时性的）：人们对于休克疗法带来的暂时险阵痛表示强烈抗议的投票，对于有保障的过去有怀旧之情的抗议性投票，或者是1989年之后的非共产主义社会民主派选民开始时拒绝接受右派。
但是这个由极权主义理论方面的成见制造的难题有一种更为简单的解释：在整个80和90年代，倾向于支持共产党的社会党选民一直是相当强大的，尽管在Visegrad国家属于少数派。
受忽视的社会党选民
80年代期间，Visegrad国家和东德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人民中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派支待执政党。甚至在波兰实施军事管制后的1984年进行的民意测验也表明，有25%的人民支持共产党的领导，25%反对，还有50%不是没有看法，就是不想发表意见。而且，支持共产党的25%的人民往往持有社会主义的社会价值观，尤其是平等主义以及支持财产国有化，而那些反对者往往反对平等主义，赞成自由市场。这样，波兰政治上左右两极分化，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支持者为左翼。同一次民意测验还表明，大多数人民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原则中的许多重要方面。
邻近国家也得到了类似的证据。自1985年开始，匈牙利举行了竞争性选举，这些选举表明，迟至1989年，匈牙利共产党还获得了30%或者更多的选票，这些选票显示出人民对左翼政治和社会价值观的支持。
东德举行的民意测验说明了类似的情况。1989年11月20—27日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获得支持率最高的党派是社会统一党，支持率为31%。捷克斯洛伐克1989年12月的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人支持的不仅仅是财产社会化，而且也支持中央计划。
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政治发展态势的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是，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官方工会能够在向资本主义转轨期间，作为最有影响的工会联盟保留下来。尽管右派政府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美国劳工联合会—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这样的西方机构协同努力，想削弱它们的影响，但还是徒劳。在匈牙利，主要的工会中心机构MSZOSZ在1988年有450万成员，1991年还有300万成员。波兰的官方工会全国工会联盟OPZZ形成之初有450万名成员，而团结工会成员是230万名。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同样的情况，那里的官方联合会CSKOS占据着主导地位。在保加利亚，随着新兴工会中心机构劳工联盟Podkrepa带着一股强劲势头的出现，那里的官方工会面临着最为严峻的挑战。但是这种挑战后来也逐渐消失了。劳工联盟的成员从1990年末的35万增加到1991年底的60多万人次，但到了1993年初又下降到约22.5万人次。原来的官方工会成员也呈下降的趋势，从1990年底的300万下降到1991年底的250万，1992年底只剩160万，但是它还是保持了其在工会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在罗马尼亚，官方工会尽管在90年代早期分裂成了一些相互竞争的中心机构，但它仍然是最为强大的。
这样看来，共产党时期的官方工会原来并不仅仅是缺乏重要社会基础的“极权主义”国家的传送带；在这些组织中还有一大批工会选民，如果准备向左翼党派倾斜的话，他们就能被它们争取过去。
那么，如果在政体瓦解时期还拥有25%或更多的社会党核心选民，这些党派在90年代前期能作为左派中最强大的党派，有强有力的表现恐怕就不足为奇了。其实，令人困惑的倒是这些党派在1989年后的开始几次选举中为什么没有更好的表现——为什么它们在东德和Visegrad地区得到的选票会低于80年代的民意测验中所表明的迹象。
一种解释可能是共产党以前的支持者们临时被1989—1990年期间向资本主义转轨的热潮卷走，转而支持主张自由市场的右翼党派。这在1990年3月东德的选举中似乎是个重要因素。1990年早期的民意测验表明，东德有超过60%的选民持有社会民主或社会党的政治社会观，然而科尔的竞选承诺却把传统社会民主的撒克逊堡垒中的大多数人拉到了右派一方，使后共产主义的民主社会党只剩下16.3%的支持率，社会民主党只有21.8%的支持率。
从表面上判断，别的地方似乎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1990和1991年的民意测验表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绝大部分人赞成所谓的“市场经济”，只有罗马尼亚的情况相反。到1994年这种支持率已经大幅下降（罗马尼亚除外，那里的趋势相反）。[5]
但是，大部分选民中对市场经济的这种狂热迹象，却不能说明为什么相当一部分对采纳资本主义市场仍怀有敌意的少数派结果并没有完全支持后共产主义者。实际情况是，有很多人弃权。事实上，弃权人数非常多，那些告诉民意调查人员支持市场经济的人中肯定有很多已经决定了不参加投票。在1989年波兰的选举中，投票给团结工会的选民不到50%：第一次竞选的投票参加人数很少，很多人弃权。1991年波兰举行首次全面的议会选举时，投票总数只有43%。1993年的议会选举中，投票总数（52%）和支持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票数都大幅度上升，详细的分析已经表明了，这其中的相关性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成功是极其重要的。[6]匈牙利中间派和右派在参加投票人数少的情况下同样没有能够得到50%以上选民的支持，而相当明确地要求实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党派——自由民主联盟，只赢得了投票人员中21%的选票。在捷克斯洛伐克，公民论坛组织在1990年的竞选中并没有把自由市场作为它们的竞选纲领。
一种可能性更大的解释是，后共产主义党派在1989—1990年期间的支持率下降是因为它们过去的大批支持者决定根本就不参加投票。这种解释也得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的进一步证实，那就是获得选票比例最低的后共产主义党派是波兰和匈牙利的党派——而这两个国家选民的参加比例是最低的。在匈牙利，只有58%的选民投了票，波兰的这个数字大致相同——顺便提一下，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有反对“极权主义”争取自由的民众革命。波兰和匈牙利的高弃权率却暗示了另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在执政的共产党领导层自主决定（1989年2月）转向多元化民主政治体制，并且几年来它们一直在那里发动“市场改革”运动的仅有的这两个国家会出现这种情况，那里的共产主义者是这个地区表现得最糟糕的共产主义党派吗？如果这些选举的重大议题是争取自由（和自由市场），反对极权主义，那么为什么这两个党派的表现比抵制民主变化和市场的那两个政党——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党派还要槽糕呢？[7]
这表明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波兰和匈才利党派的糟糕表现与自由和极权主义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与另一个使这两个党派有别于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党派的特点有关：它们党派的领导层数年来一直积极推进的一些促进市场化和扩大社会差别的政策，往往和党派的社会平等主义思想相矛盾，从而对党派的统治地位所依靠的那部分人产生了越来越消极的影响；这些政策并没有为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党派所推行，但它们那里的经济在中央计划的体制下表现得更为成功。[8]
匈牙利的小型党派在选举中的结果表明的迹象往往能证实这样一个观点，即匈牙利社会党获得低选票的部分原因在于它支持市场化的倾向。匈牙利社会党获得了10.9%的选票，另外8.8%的选票都投给了小型党派，主要是投给了那些在市场化议题上进一步向左冀靠拢的党派：匈牙利社会工人党获得了3.7%的选票；而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农艺技师团体仅仅凭反对解散农业合作社这个议题上的立场，就获得了3.2%的选票；最后还有一些匈牙利社会工人党时期地方上的政治领袖，他们脱离了匈牙利社会党，独自形成了一个地方领导网络，获得了1.9%的选票。
所有这些问题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这里所提供的不过是根据一些经验暗示作出的一组假设。但是它当然可以说明，随着90年代一年年地过去，这些党派总体上有时来运转的趋势：对它们的支持水平恢复到80年代的趋势。尽管反共产主义党派和新闻媒体竭尽全力想使它们失去合法性，它们还是取得了这样的成功。它同时也显示出另外一个结论：有相当的少数选民可能持有比后共产主义党派领导层更左的社会价值观，而且甚至叮能现在还是如此。
表11.2 共产主义党派的改变
原来的名称 改变时间 新名称
波兰统一工人党 1990年2月 波兰社会民主党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 1989年9月 匈牙利社会党
保加利亚共产党 1990年4月 保加利亚社会党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1990年2月破裂
阿尔巴尼亚工人党 1991年6月 阿尔巴尼亚社会党
罗马尼亚共产党 1990年1月 救国阵线
救国阵线 1993年7月 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
社会主义联盟（东德） 1990年2月 民主左翼党
斯洛伐克共产党 1990年 民主左翼党
黑山 1991年 社会主义民主党
同时，在广义上被称为巴尔干半岛的这个地区，后共产主义党派都在最初的选举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强大的党派。[9]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以及后来的阿尔巴尼亚都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它们一开始就取得的成功并不是转瞬即逝的，即使它们后来在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成为了反对党，这些党还是继续得到有力的支持。
非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派的命运
有些人暗示，后共产党在Visegrad地区拥有实力的首要原因在于独立的社会民主党派方面所犯的错误。
在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非共产党的社会党党员建立了新的社会民主党派，并一开始就得到了社会党国际的支持。在波兰，经过了一些错误的开端之后，从劳工团结工会中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类似团体，称为劳工联盟。在捷克斯洛伐克，又重新建立了一个社会民主党，它接着分裂成捷克社会民主党和斯洛伐克杜会民主党。在匈牙利，形成了一个类似的党派——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还出现了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也组建了相仿的小型党派。
所有这些党派都迅速赢得了社会党国际政治上的支持。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党和法国社会党一样，在确保这些团体得到金融支持方面特别积极。因此，这些党派几乎所有的基金都由西方提供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10]
然而，除了捷克和斯洛文尼亚这两个例外——当然还有统一后的德国——这些党派都没有能够和后共产主义者进行成功的竞争，争取到左翼的领导权。它们得到的选票在0.1%和7.5%之间。许多党派都输得很惨，原因并不明显:有关民众革命反对共产主义的标准解释会促使我们期望得到与此相反的结果。
有人提出，社会民主党派失败的原因在于，它们的名称因为有着与共产主义历史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联系而受到了影响。这一点也许能说明它们为什么得不到右翼选民的选票，但这不能说明它们在左翼部分选民中的失利。另外一些人则提出了一种历史文化方面的解释：从历史上看，社会民主只是在两次战争期间的捷克斯洛伐克起过重要作用，因此，在其他地方并没有这种文化传统。就部分巴尔干地区来说，这是实情，但是它却忽视了左翼方面的这种传统在两次战争期间的波兰和匈牙利所具有的支配地位；同时它也排斥了当前的政治行动能在当前的地区政治中起重要作用这样一种可能性。
一种更为直截了当的解释是，这些党派的失败是由于它们没有认真地去投合我们上文所提到的那部分社会党选民。许多这样的党派仅仅是强调了西欧社会民主党派在90年代早期一直主张的要在这个地区内部实行的自由市场纲领。西方的社会党领导层，可以说，在对于东方的外交政策上，常常把国家的利益置于党派之上，主张支持东中欧地区实现彻底的自由市场改革，并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他们主张实行的一些政策，首先需要废除平等主义和福利方面的一些安排以建立资本主义，以便日后再建设福利资本主义，这种主张显得不够真诚。这些政策彻底摧毁了巴尔干地区和匈牙利的社会民主党派。[11]
另一方面，在波兰，劳工团结工会作为一个反对团结工会主流——新自由主义巴尔采洛维齐计划（休克疗法）——的左翼反对派的姿态出现，后来演变成劳工联盟。它提出了工人阶级所真正关切的问题，反对自团结工会中产生的政府。同时它脱离了与团结工会及民主联盟在天主教方面的关系，1993年它积极地捍卫堕胎的权力，而民主联盟的新自由派却设法在这个问题上迎合教会统治集团。这一行动的结果是，劳工联盟在1993年的选举中赢得了左翼方面的真正支持，获得7.3%的选票。与此同时，这种左派倾向和反共产主义相结合。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在经济上支持劳工联盟，希望能利用这个组织分裂波兰前共产主义组织。它们把一位重要的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拉门托维奇拉拢到这个党派一方，并想方设法造成后共产主义者内部斯齐莫泽维奇和米莱尔之间的分裂，为此还把后者描述为一名顽固守旧的共产党人。但是这些策略均告失败，反而劳工联盟自身却在1995年的总统大选中出现了分裂，劳工联盟的其他领导在为民主联盟的候选人贾塞克·库隆奔走游说的时候，拉门托维奇却支持后共产党领袖克瓦希涅夫斯基参选，因而被驱逐出党。结果，劳工联盟自己的候选人获得的支持却是微乎其微。
但是在这个地区有两个国家，非共产党的社会民主派确实成功地把后共产主义者抛在了后面，那就是捷克和斯洛文尼亚。斯洛文尼亚的这种动态是由南斯拉夫的分裂决定的。尽管南斯拉夫共产党联盟在1990年4月斯洛文尼亚的选举中是最大的党派，但是在斯洛文尼亚脱离南斯拉夫的运动中，它的支持率缩减了：出于强烈的民族主义要求，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在左翼党派中占据了支配地位。
上述所概述的那种模式中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例外是捷克，它趋向于证实上述所提出的关于社会民主党在这个地区其他地方之所以失败的那种解释。在捷克，社会民主党开始时在1990年6月只获得了4.1%的选票（共产党获得选票为13.5%）。在1992年6月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的选票上升到了7.7%（而共产党的选票也上升到14.3%）。但是在1996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决定性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成为左翼中占支配地位的党派，获得了选票的26.44%，而捷克共产党获得的选票仅为10.33%。
这一转变有三个关键性因素：共产党不设法占据中间偏左的思想阵地，却摇身变成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向选民提出左倾方面呼吁的决策；社会民主党建立重要工会基础方面的能力。从西方获得的经济上的支持当然有帮助：这个党派上上下下所有的资金都是由西方提供的。但是如果没有另外几个因素，那么有这笔钱也无济于事。
捷克共产党支持率的下降不仅仅是由于它们继续坚持共产主义传统：其实，1990年后，它们的支持率实际上是上升了，在地方上的选举中，它们几乎赢得了18%的选票——这是90年代早期欧洲大陆所有共产党党派中所获得的最高选票。但是1993年，共产党因为内部的冲突而四分五裂，冲突使它只顾忙于自己党派的内务，最后，一个新斯大休集团被驱逐出党，几个右派团体倒戈；同时，党内的多数派势力没有能够形成党派战略协调一致的特性。
与此同时，捷克社会民主派却能够把自己表现为是把新自由主义纳入左翼的一个重要组织。首先，它们招募来经济学家科马雷克，他是“丝绒革命”前克劳斯的老板，由于持有反对共产党提倡经济改革的思想而在1990年变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后来又详尽地用翔实的材料批评了克劳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体系，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可选经济策略。在这个地区这是独一无二的：最知名的非共产党经济专家，具有无可挑剔的政治资历，提供了一种可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权威性方案。
社会民主派的第二项重要成就，是能够通过它在前官方工会联盟（CSKOS）领导层中强有力的代表，扩大它在其中的影响。这些关系无疑因为德国的工会联盟给予CSKOS的援助而得到了加强。当泽曼接过党派的领导权，并使政策向左翼进一步倾斜时，这种种优势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导致捷克这种情形的另一个因素，并能强化所有其他因素的，无疑是这个国家的地理政治环境和地理经济环境。插在维也纳和柏林之间，捷克共和国接收到了来自德国政府的非常强烈的信号，暗示它将是第一个完全融入西欧体系的围家。这个国家的劳动力技术含量高，历来就具有先进的工程传统，再加上它的地理位置，使它的人民滋生了将来能大幅度提高生活水平的希望。这一切情况综合起来，使左翼政治获得了最重要的地位，左翼政治在实际中注重像社会民主党派提出来的一些工人阶级所面临的明确而量化的问题。
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捷克社会民主党在1996年选举中选票的大幅增加，主要地并不是从捷克共产党那里夺过来的，而是由于原来被拉到中间派一方或那些在1990年和1992年的选举中弃权的那一大部分捷克社会党选民，现在又从中间派那边被争取过来了。
后共产主义社会党所处的环境
我们将讨论的四个党派所面临的最为基本的环境问题，是90年代初期使它们国家经济受到冲击的严重经济衰退，与之相关的是经互会地区贸易和支付体系的瓦解、苏联的解体，这个地区的债务和金融危机以及反映西方政府在这个地区目标的国际金融机构对经济进一步衰退的要求。
保加利亚的经济危机最为严重，也最为旷日持久、因为它和苏联在经济上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不得不拖欠它那笔沉重的债务支付，这个国家至今仍处于深刻的萧条之中。匈牙利的经济在极为缓慢地从衰退中队复过来，但它的债务问题很严重。波兰和罗马尼亚的经济自1993年以来一直有所增长。
在这种大环境之中，这个地区的国家面临着的财力危机多少是严重的，体现为长期而尖锐的财政问题、债务支付困难，并鲜有机会通过从国内外的私有资金市场上借款来处理这些问题。罗马尼亚在80年代就清偿了债务，但是却面临着硬通货严重短缺和预算困难等问题。波兰独一无二地得到了一揽子债务减免的政策，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它使政府中的左翼党派具有了施展策略的一定空间。但是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两国的金融危机几乎是不间断的。[12]
这里的许多问题本来是可以容易解决的，如果欧盟向这个地区的出口尤其是这个地区较为先进的工业部门的出口敞开市场。但是在欧盟各国国内市场处于长期停滞和饱和状态而且失业水平高的背景之下，欧盟各国的政府在经济上是没有兴趣采取这一步骤的。与此同时，经济危机和国家的财政危机使西方列强获得了一种能支配这个地区政府的不同寻常的影响力：它们可以使这些政府得不到资金支援，它们只要继续保持冷战时期欧共体针对苏联集团实行的禁运政策，就能使这些政府得不到替代经互会的贸易网络。
这种影响力是为西方推进的一场野心勃勃的运动服务的，就是要在这个地区进行全面的社会规划，确立一种新的社会政体：取消这些国家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具有有力保护的政体，代之以社会保护方面还不如英国这样的国家政体，并且使这些国家以“全球化的”机制面向外部世界，换句话说，就是一种向产品和资金包括短期流动资金开放门户的极端形式。这些政体目标被贴上了“市场经济”的标签，但是实际上却是为确保这些经济体制在所计划的新的欧洲国际劳动分工中处于从属地位，其指导原则源于美国80年代以来所实施的重组国际经济关系方面的策略，以便在最大程度上有利于它们本国的资金。苏联危机和国家社会主义政体的瓦解使全球范围中的左翼都无所适从，变得杂乱无章，从而极大地促进了这场运动。在这种种情况下，美国在重要西欧国家的支持下（尽管法国政府也曾半心半意地试图进行部分抵制），觉得有能力在东中欧国家处于危机之时，把这项计划强加于它们头上。这场运动一开始就明显地加剧了这场经济危机，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西方的影响力。
这项议事日程向这个地区的国家提供了慷慨的奖赏，它们可以获得资金或者有可能和西方资本家建立伙伴关系；但是，它往往会使这个地区的多数人成为输家，使相当一部分的少数人贫困化。这后面两类人当然就是社会党派理所当然的选民。因此，从美国策略的观点来看，后共产主义党派必定是一种潜在的障碍，需要积极、努力地削弱它们。
但是这些特别为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所提倡的全球政体目标，由于重要西欧国家地理政治上的利益而可能有所改变。从一开始向资本主义转轨，Visegrad国家可能就希望在地理政治上获得超过它们东南面邻近国家的优势：它们处干德国东部边缘地带这一位置，意味着德国政府会有意把它们牢牢地吸引在自己的麾下（主要通过欧盟机制）。这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对于德国来说，这些国家获得一点儿稳定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可能会比总的政体目标更为重要。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同样希望通过脱离南斯拉夫，从德国的外交政策中有所获益，但是对于克罗地亚来说，这些利益的获得因为战争而推迟了。波兰也希望利用它在地理政治上对于美国的重要性。
就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而言，西方联盟对它们一开始就没有多少地理政治上的兴趣。1990年期间，后者对它们采取了特别强硬的方针。但是南斯拉夫战争事态的发展（以及希腊—土耳其重新出现对抗）使保加利亚在政治上的地位日益突出，西方列强在所谓的象征性政治领域缓和了对它的态度。另一方面，尽管有过法国的努力，罗马尼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国际政治中被冷落的境地。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内政治议程更多讨论的是关于“国家的重建”，而不是所谓的“正常的政治”。议题包括：新的国家和经济要有什么样的社会原则；国家和经济都有什么样的机制结构；什么样的宪法、政治体制等等。但是，最首要的还是什么样的阶级结构，新兴的资产阶级由什么样的人组成。
在如此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所有党派都在想方设法加强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而主要途径是从西方那里得到权威性认可。在这里，对于中间偏左的党派来说，最为重要的支持来自社会党国际，但是在转折时期的头五年，只有匈牙利社会党从那一方面得到了最低程度的认可，于1992年被授予了观察员身份。另一方面，意大利共产党于1989年转变为民主左翼党，并寻求完全融入社会党国际，它的发展对于前共产主义党派的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间接的有力鼓舞。
因此，这些环境状况对于相关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府来说都是极端艰难的，对于左翼政府更是几近于灾难性的。如果是处在一个不同的国际环境中，它们的行为无疑也会迥然不同的；而且在对它们的行为——特别是执政党的行为——进行分析时很难区别哪些是出于这些党派内部的自发性政策推动，哪些是来自外部环境的约束，或者甚至是外来的明确的绝对命令。但是下面我们将尝试着作一分析。
后共产主义党派的政策倾向
我们将设法对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后共产主义党派政治活动的有些方面作一考察。这里有三个党派自1990年初以来在名称和组织结构方面都有着连续性：波兰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党、匈牙利社会党和保加利亚社会党。但是罗马尼亚的组织演变模式是极其不同的。
罗马尼亚的政治转变是由潜在的本质上相对立的两股力量联合完成的：民众造反反对齐奥塞斯库独裁和齐奥塞斯库可怕的禁卫军发动的宫廷政变。政治领导权为伊利埃斯库所领导的共产党中的亲苏联派所攫取。这一集团接着取缔共产党，并同时把共产党的力量转移到一个新的救国阵线中，从而成功地稳固了新政权。1992年，救国阵线分裂为两个单独的运动团体，一个由伊利埃斯库领导，另一个由前总理皮特·罗门领导[13]。伊利埃斯库领导的团体后来在1993年形成了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并声称支持社会党国际。同时，由维尔德茨领导的另外一个团体成立了社会劳工党，宣布忠于罗马尼亚共产主义传统。直到1996年秋，伊利埃斯库领导的团体都一直是所有选举中最有影响力的党派。
如今，所有这四个国家的后共产主义者都声称忠于社会党国际，宜布维护欧洲委员会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原则，并捍卫“市场经济”观念和多元化自由民主原则；同时都宣布它们的目标是最终成为欧盟的成员国。然而，这些宣言性承诺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并且还掩盖了这些党派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异。
体制变革方面的差异
从体制角度来看，在独党政体的政治瓦解之后，这个地区的国家可以说是把社会所有制形式与政治民主相结合这种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民主形式。这些党派的纲领性目标因而就具有了特殊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党派面临的问题就是，它们准备在多大程度上废除现存的机制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在体制方面要在多大程度上脱离社会所有制和经济活动中的政治方向。
就这个基本的纲领性议题作出决定大都要基于对下列两种情况的判断：它们国家所处的新的国际环境；在这样一个新时代，在它们自己这样一个社会中，它们所能拥有的选择余地。
波兰和匈牙利的领导层断定他们的国家即将融入西欧范围，而他们的党派必须接受在一个资本主义的、西方化国家内部属于左翼的命运。就波兰来说，爽直的波兰统一工人党领袖拉科夫斯基在1989年秋的一系列演讲中清楚而详细地阐述了这种背景对党派未来角色的影响：新的党派应该成为波兰政治中最有影响力的中间偏左派力量，与中间偏右党派相抗衡；与此同时，它应该接受一种依靠市场作用力的新经济体制。在匈牙利，从1989年以来，向多元化民主和资本主义两者的转化都为领导高层内部所普遍接受。
对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领导层来说，1989—1991年期间的国际事态远不是那么容易解读的。戈尔巴乔夫在苏联重建社会主义的努力仍然有可能取得成功：而且几乎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西方会有什么强烈的推动力，把它们的国家融入西欧资本主义体系。因此在罗马尼亚，总统伊利埃斯库一开始把赌注押在戈尔巴乔夫会成功这方面，不顾西方的强烈反对，准备和苏联缔结一项安全公约，并且把救国阵线的目标确定为市场社会主义：继续走非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拒绝接受西方的政体方案。
但是，随着1991年底苏联的瓦解，罗马尼亚在一个以苏联为中心的地理政治和经济空间内发展的这一前景也破灭了。以前的总理罗门对此作出的反应是于1992年从救国阵线（现称为民主救国阵线）中分裂出去，并建立了新的救国阵线组织，准备开始向资本主义转变，并和一个自称为民主党的团休合并。第二年，伊利埃斯库随着他领导的救国阵线转变为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他自己也转变了立场，开始以引进资本主义为导向，但是他的资本主义是强烈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不是“全球化”类型的资本主义。这在罗马尼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中成为一个有力的主题。
对国际环境作出评估对保加利亚社会党领导层来说是最为艰难的。其国际经济关系主要是和苏联的关系，但是，和罗马尼亚政府不同的是，它正处于两种潜在的迅速扩大的危机的交汇点，而美国政府正是这些危机的焦点，并且插手其中，这两种危机是南斯拉大危机以及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对抗，所以这个国家在地理经济和政治上的未来定位非常含糊。同时，保加利亚与西方债权人之间还面临着一场极其严重的债务危机。保加利亚社会党领导层在对待体制日标的态度上，设法保持某些模棱两可的成分，在一般的公开声明中赞成私有化和“市场改革”，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并不热心。一般说来，党派领导的努力似乎是致力于保存强有力的国营部门和农业合作社形式，抵制西方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强调对资产保持国家控制的重要性。
党派组织上的转变
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匈牙利社会党、保加利亚社会党都是在前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形成的，并且就新党派在思想政治方面的新特点进行了公开的辩论；同时还确定了新的组织安排，并随后定期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在党内出现了真正的辩论和明显的分歧。但是罗马尼亚的模式却截然不同。
罗马尼亚救国阵线的形成显示出，由下层的造反和上层的官廷政变相结合产生的新政治制度具有深刻的矛盾性。伊利埃斯库领导集团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提出一种能够以某些方式为这两股本质上互相对抗的力量都能接受的一种政治特性，从而形成了含糊不清的救国阵线。后来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的形成同样不是救国阵线党内政治分化这个有机过程的结果，而是伊利埃斯库政府的一次主动出击。奠定这个新党派的代表大会并没有采纳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新的名称是由上面在代表大会之后确定的。因此，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着这样的特色：一个由总统伊利埃斯库本人的支持者组成的、特征并不明确的团体。尽管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是这些分歧并没有在党的代表大会的公开讨论中清晰地反映出来。这样，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类似于所谓的领袖党，它往往用明确规定的一些纲领性因素代替领袖的意志。
放弃“党的领导地位”这一原则必定同时会造成社会性分离，前共产党从旧政体广泛的管理层中分离出来——既有政府官员也有经济管理人员。1989—1990年间波兰和匈牙利的这一组织分化的过程规模大，进展迅速，并由于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和匈牙利社会党成为反对党而得到了加强。党组织变成了西方式的、致力于选举政治活动的党派。
另外两个国家的分化过程却有所不同，在那里，经过初次选举后，前共产党仍然处于执政地位。结果，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和保加利亚社会党继续行使着政府任命的巨大权力，仍然是要在管理层中谋求利益的焦点。这一点是后来保加利亚社会党演变的特点，其中的一些成员同时和一些强大的商业团体（国有和私有）有着联系。但是保加利亚社会党在组织上转变成一个政治交流和讨论的自治组织，多少是循着Visegrad国家党派的方针路线发展的，而在1991年它成为反对党之后更是如此。
在这一领域，罗马尼亚的情况是非常独特的。在某些方面，齐奥塞斯库政权——这个党和政府的复合体的垮台，使上台的政府掌权人物根本没有任何真正的党派结构，而后共产党派形成的过程也是极其缓慢的，并且由居于国家总统地位的伊利埃斯库指挥。救国阵线的第一位思想理论家布拉坎提出的杰出人物统治论的官方思想体系反映了这种社会政治现实。在第一阶段，这一执政集团设法对救国阵线作尽可能少的政治限定，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政治机动性，而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同样是由上面的国家总统明确规定的，因此并没有完全划分政府和党派行动的界限，使罗马尼亚90年代初期的情形有点和苏联解体后在独联体的部分地区起作用的那种“权力党派”相似。甚至在建立“社会民主”党之后，它也很少有它自身的党内活动。这样，这个党似乎更像是附属于国家领导层的掌权人物中心，而不像是一个多少自治的集体政治行动者。但是，随着党派竞争机制的发展，罗马尼亚社会民全党不得不更为清晰地规定它的政治权限和组织结构。
国内政治分歧和党派的政策
90年代期间，各个不同的后共产党党派通过相互交叉重叠的国内政治分化和分歧对自身进行界定。在四个国家中的三个，这些分化对党派体系的影响使左派和右派的方针产生了分歧，但是在罗马尼亚，这种影响的幅度因为民族主义的影响而变得模糊了。
● 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
这四个国家最大的分歧在于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就选举来说，所有这四个国家的反共产主义在转折的第一阶段的呼吁大都已不起作用，因为它已为其他分歧所覆盖。但是，这种分歧仍然是这四个国家更深层结构上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分歧，因为它还是把每个国家社会政治中的杰出人物分成了两部分，而且还因为这些国家的未来尚不确定。
在所有相关国家中，这些党派可以通过查询它们领导成员的出身进行识别：来自前共产党核心集团的和并非来自于此的。同样，所有的国家在过去五年中的基本特点是新资本家阶级的形成和合法化，这个过程多半属于政治决策的问题，和私有化（而不仅仅是私有资金在独立的经济领域内的“自然”积累）有关系。因而，存在着党派分歧还反映了掌权人物阶层的社会分歧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这确实是一种重大的分歧，那么要使掌权人物在所谓的国家策略上超越党派的分歧达成一致意见就更为艰难。
与此相关的是在关于民族和国家历史发展的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取得一致的问题。在这个领域，所有这些国家仍然还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在右翼反共产主义党派中间，国家社会主义时期被说成是一个受奴役时期，而两次战争中间波兰的毕苏斯基政权、匈牙利的霍尔蒂政权以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君主政体和独裁统治却被说成是国家具有可靠性的时期。另一方面，后共产主义党派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具有积极的进步发展特征，尤其是它结束了两次战争中间的独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残留思想。
搭建跨越这一鸿沟的桥梁本可以由具有强烈未来意识的政治自由主义中间派组织完成，它们没有与两次战争中间的政权相关或与国家社会主义期间相关的传统。在匈牙利出现过这种可能性，自由民主联盟乐意跨越反共产主义这一分歧，和匈牙利社会党结成联盟。另一方面，在波兰，政治自由派迄今一直和反共产主义的右翼结盟，后者承袭着天主教和民族主义，它们摒弃1944年以来全部波兰历史的传统。保加利亚也出现了类似的分歧。
另一方面，在罗马尼亚，前共产主义阵营和反共产主义阵营都包含着两种思想意识倾向。和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结盟的极端民族主义党派一直提倡一些使人联想起法西斯铁卫团和安东内斯库独裁统治的主题和标记，而反共产主义阵营具有着强烈的君主主义因素。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主题在两大阵营都有提倡。
但是一般而言，这种分歧的前景将受到其内部的政治变化的影响，也同样会受到这些国家的国际和经济前景的影响。
● 新自由主义和社会保护
第二大分歧出现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支持者和这一纲领的反对者之间。这种分歧首先出现在匈牙利，并超越了第一个分歧，使右翼匈牙利民主论坛和匈牙利社会党处于与自由民主派和青年民主派的对立面。在波兰，由于巴尔采洛维齐计划的影响，出现了这一分歧，随着分歧的进一步演变，它造成了反共产主义政治联盟的分裂，并且还使社会民主党（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得以能够在一个扩大的利益集团和党派联盟中占据了领导地位。同样的基本模式还出现在匈牙利，在那里，由于匈牙利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加强了匈牙利社会党的力量，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们沦为少数派。在保加利亚，新自由主义分歧仍然只是表面性的，因为民主力量联盟没有一贯地维护这种政治姿态。在罗马尼亚，新自由主义鼓吹者的力量还很薄弱。
但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明确后共产主义社会党所一直在设法推广的、替代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方案。这一分析性问题大半是来源于这些掌权的党派在实践中所受到的极度约束，因此也是来源于如何划分外来约束和这些党派内部自发的政治意愿之间的分界线。
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匈牙利社会党以及保加利亚社会党在野时都和重要的工会联盟结成了强有力的同盟。在波兰，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和波兰全国工会联盟形成了民主左翼联盟，结果，1993年约有70名波兰全国工会联盟候选人被选进了议会。匈牙利社会党把工会联盟的领袖纳吉·山多尔放在全国党派领导的第二号位置，仅次于领袖霍恩。保加利亚也确立了同样的联合。在罗马尼亚，1990年冒出了许多小型的工会联盟（据有些联盟说，它们是受到了政府的有意鼓励），但是1993年春形成了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之后不久，从齐奥塞斯库时期发展而来的主要团体与其他的大型团体合并，形成了一个新的占优势的工会联盟。罗马尼业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欢迎这一事态的发展，因为它给正在商谈的产业关系注入了一定的秩序。
因此，我们可以说后共产主义党派的一种大体倾向是设法把工会联盟纳入自己的组织，作为它在国家政治活动中的重要伙伴，对政府决策具有影响力。
与此同时，在执政的党派和工会之间也存在着争端，尤其是在工资政策和福利问题上，而党派无论如何都决不会愿意允许给予工会领导层在与劳工有利害关系的问题上以重要影响力。
在波兰和匈牙利，社会党已经感觉到有必要在自己政府的组建过程中使国际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消除疑虑。匈牙利社会党就是这样做了，尽管它在匈牙利议会中占据多数，但它还是和自由民主派结盟。同时，它把财政部专门留给了自己的党派掌管。在波兰，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任命了一位无党派学者科洛德克做财政部长，他曾批评过巴尔采洛维齐计划，但他是主张维持较低水平通货膨胀和预算赤字的正统的捍卫者。
财政部长和政府的其他部门之间在就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重要方面总是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其中财政部长一般会反映来自国际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压力。最为典型的是，尽管总统（波兰）和总理（匈牙利）已经表明了他们对财政部通常做法的不满，财政部长还是会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获胜。
在波兰，财政部长科洛德克和劳工部长莱舍克·米莱尔之间在这个国家的关系重大的问题——养老金问题上展开了一场长时期的较量。米莱尔力争养老金的增加要和平均工资挂钩，而科洛德克要求与生活费用挂钩。最后米莱尔被免去了劳工部长的职务，科洛德克获得了胜利。与此同时，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批评他自己的政府在对待公共开支问题上的态度过于拘谨，而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则改组了各部门，创立了一个综合性的经济部，财政只是它的一个部分。这样，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把捍卫福利国家的思想与全体利益结合起来，非常正统地强调在财政方面要紧缩银根。它之所以能把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是因为波兰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增长势头，而且波兰早先在新自由主义政府时期获得了债务减免。科洛德克没有迅速地提高福利开支，而是制定了一项包含重要经济指标的指示性目标以及以后几年的开支目标的中期经济计划，为波兰的选民们提供了一幅未来繁荣的远景。同时他结束了为鼓励私有部门而明显歧视国营企业的政策，并设法通过向国营企业提供更为有利的立法机构使它们得到进一步加强。同时，他还承诺要改善与西方以及更东面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
另一方面，由于匈牙利没有获得债务减免，因而从90年代早期的经济严重衰退中获得复苏的整个过程极其缓慢，匈牙利社会党政府一直处于国家财政严重紧张的重重围困之中。而国际金融机构以及与匈牙利有关联的金融市场上的主要角色有效地利用了这些问题，它们积极地削弱匈牙利社会党作为一个社会自由福利国家捍卫者的可信度。但是，应该说，金融机构在匈牙利社会党的部分领导层有同盟者。
1995年初，匈牙利总理霍恩接受了新自由派财政部长贝凯西的辞呈，而不同意他要把国营旅馆联号廉价出售给西方买主的要求，于是一场危机爆发了。国际金融机构对于贝凯西辞职一事的反应是提出了两项引人注目的要求：第一，要求匈牙利的公用事业公司私有化，主要交给西方来掌管；第二，要求把付费因素引入卫生保健和教育部门，并要求削减养老金和残疾抚恤金。公用事业大量私有化这种墨西哥式的发展形式，在这个地区也是仅此一例，它成为向西力投资者提供丰厚利润的不枯的源泉；而福利削减的一整套计划是为了粗暴地摒弃匈牙利社会党所捍卫的价值观。总理霍恩直接向德国总理科尔和奥地利总理弗拉尼特斯基呼吁，要求他们能介入阻止这一揽子计划，但遭到了断然拒绝。随即出现了一系列要求离开政府部门的辞呈，以及由最高法院作出的关于这一揽子计划很多方面违反了宪法的一系列裁决。等教育和卫生部门职员的大规模抗议和罢工持续到1995年的11月，自由民主派的教育部长也觉得由于教育政策的变化，自己有义务辞职。
这一揽子计划的政治特点相当明显：要么匈牙利社会党果断地转向右翼，从而失去其可信性；要么由于西方（尤其是美国）资金撤离布达佩斯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撤消支持，匈牙利社会党政府被一场金融危机所吞噬。西方金融界和美国决策层的期望是，不管如何抉择，匈牙利社会党的整个机构都会遭到削弱，除非它扶持一位新自由派领袖取代霍恩。但是党员们继续支持这个领导层，并坚决反对强加于他们的这些政策。同时，政府大幅增加工资，并提高最低工资额，设法重沟通与工会的相互理解关系。
出于不同的原因，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一开始没有遭受匈牙利社会党所面临的那种压力的影响。罗马尼亚没有债务负担，再加上政府对国内金融体系的严格控制，使得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金融跨国公司在那里缺乏市场影响力，而罗马尼亚国内强大而一致的民族主义思想意味着与国内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联系也是非常脆弱的。因而，由于罗马龙亚政府寻求进入西方金融市场的努力，而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产生的计划主要集中在纯粹的财经缩减方面，而不是在社会工程方面。[14]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的私有化方案是为了把大批企业的所有权转移到罗马尼亚人手中，而不是为国外的买主提供大量机会。党派致力于保护一个福利国家，并在工资和一些社会问题上建立与工会的政策对话关系。
在保加利亚，随着90年代国家经济危机的持续加深，危机处理成了国内决策的头等大事。由于在国内持续萧条的状况下还要偿还沉重的债务，经济压力非常大。在略高于10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中，西方的债权人1996年期望拿到12.7亿美元，1997年拿到17亿美元。国际金融机构把这些巨额的还款重负看做是说服保加利亚社会党政府把国家最有价值的那部分企业出售给西方买主，从而可以短时期地引入硬通货以支付西方银行（却从此要承担对西方股东们长期支付股息的义务）的一种途径。因此，到了1996年，当情况清楚地表明保加利亚将再一次没有能力继续支付债务利息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提供援助，直到最后政府同意把资产出售给外国投资者，并关闭无利可图的国营企业，致使至少有4万名工人被解雇。保加利亚政府自己的计划——通过国内的凭单销售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对于国际金融机构来说是不够的。
也许与西方决策者有利害关系的另一个因素是：直至1996年，保加利亚的私有部门主要还是由一些联合大企业控制的，企业大都由以前共产党政权中的官员建立，和两大主要政党都有联系，并且许多还同时与俄罗斯的一些强大的商业集团有密切的关系。与这种力量模式发展相并行的是保加利亚和俄罗斯之间又重新确立起来的日益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重要的能源部门，而且还体现在军用物资供应领域。
1996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保加利亚社会党之间的僵局造成了国际货币市场于货币价值猛跌，转而又造成了国内通货膨胀的迅速上升，保加利亚社会党政府这时被迫于1996年夏顺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但是恰恰就在这个时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变得更为蛮横，它停止了金融上的支持，要求保加利亚强行建立货币委员会。国家的金融危机迅速升温，使社会陷入了可怕的困境，引起了民众的抗议，保加利亚社会党政府随之垮台。这些事件最有可能的解释在于美国的区域策略：代顿协议意味着保加利亚的政治稳定性变得无足轻重；同时俄罗斯政府作为对北约扩张的一种反应，要求与保加利亚签订安全公约。这些事态的发展使华盛顿无法接受保加利亚社会党政府。
● 民族主义和欧洲主义
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和匈牙利社会党都仍然强烈地支持一种反民族主义、欧洲主义和国际主义倾向。在波兰，民族主义者的反欧洲主义主要出现在右派中，它造成了团结工会政治阵营的分裂。但是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的同盟——波兰农民党对欧盟对外农业政策的敌意，使之转向采取一种倾向于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与民主联盟不同，在它看来，欧洲主义与支持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方面的灵丹妙药没有关联，而是相反，它意味着维护民主权利、现世权利和公民权利，反对排外主义和基督教民族主义者的独裁主义。但是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还涉及到它对于融入西方机构的优先考虑。
在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于1993年的选举中取得成功之后，右派的政客们声称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完全致力于成为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国。瓦文萨的外交部长奥莱霍夫斯基声称，他于1995年1月辞职的原因正与此相关，但是这样一些指责在波兰国内外都没有什么反响。[15]克瓦希涅夫斯基当选为总统后，首次使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在外交政策上拥有了全部控制权，但在这些核心问题上并没有引起明显的变化，优先考虑加入西方组织这一点支配着其他一切事务。
但是，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差别。尽管克瓦希涅夫斯基成为总统以后，在促进波兰加入北约方面和瓦文萨一样积极，但是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和波兰农民党的领导层一开始就接受了北约扩张的可能性，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热中于此。两个党派都希望更着重于发展全欧洲的共同安全体系。在接受北约扩张的同时，它们努力强调，它们在谈论的是一个经过改革的新的北约。它们和整个大陆上具有着不同政治信仰的许多其他党派一样，怀疑北约扩张所意欲达到的把俄罗斯有效排斥在欧洲安全政治之外的这种做法是否明智。同时，如果北约扩张看来是北约的重要强国已经确定下来的决心，波兰左翼将不会对此表示反对。
在与欧盟的关系方面，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继续强调前外交部长思库比泽维斯基阐明的观点，希望波兰成为牢固制度化的政治组织——欧盟中的一员，拒绝接受源于英国的松散的自由市场观念。[16]大体上来说，波兰决策者中间对于欧盟在过去的八年中对待波兰的行为普遍持怀疑悲观态度，波兰左派领袖也有着同样的看法，但是这种怀疑态度丝毫没有削弱它们要把成为欧盟完全成员这一目标作为这个国家首要目标的决心。
在这四个国家中，匈牙利的民族主义和欧洲主义的分歧由于与国内党派有关，同时也因为它在外交政策方面的重要性，因此对于匈牙利主要政策的意义最为重大。
在一般的意识形态问题上，匈牙利社会党的态度和波兰社会民主党大致相同，而这种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分歧，由于与匈牙利外交政策的一些重要方面的联系，在大选前的竞选时期开始变得越来越突出：关于匈牙利边界线的确认，以及对于生活在邻近国家的匈牙利少数民族权利问题上各党派的看法。直至1994年，执政联盟对这些问题都一直采取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态度，它包含着一种民族统一主义意味，而匈牙利社会党和欧洲主义阵营却谴责这种态度。以前由自由民主派和青年民主派组成的新自由主义阵营，随着民族主义主题在后者中间变得更为突出，它们在这个问题上也日益分化。另一方面，自由民主派和匈牙利社会党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的协议，是这些党派后来能够在一起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截然有别于波兰。波兰的民主联盟由于反对共产主义，信奉新自由主义，它最后不得不对排他主义的右派作出让步。
这种分歧在匈牙利外交政策方面的体现远比波兰要明显。在外交政策的辫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三大议题：融入西方机钩，与邻国之间的关系，维护生活在邻国的匈牙利少数民族的利益。在这每一个议题上，左派和右派的观点都不同，同时它们对于处理这些问题的先后次序也有分歧。
匈牙利民主论坛及其结盟伙伴——小自耕农组织和基督教民主派，执政时往往把捍卫海外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利益的任务表述为一项历史使命，改善与居住着匈牙利少数民族的邻近国家——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的关系是以这些国家能提高少数民族的地位作为前提条件的。而匈牙利加入北约和欧盟有时似乎是进一步完成有关少数民族这项使命的一种手段。
匈牙利社会党努力彻底改变这一先后次序：其使命是加入欧盟，解决与匈牙利邻国的争端是融入西方道路上的第一项必要任务，并认为对于生活在这些邻国的匈牙利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正得到进一步加强，而不会由于和邻国建立了友好关系而有所削弱。
以匈牙利民主论坛为首的联盟一贯拒绝与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签署新条约的意见，对那些国家和匈牙利之间边界线的任何改变都加以否定。它们援引现行的《赫尔辛基最终法案》作为边界线的充分保证，却忽视了《赫尔辛基最终法案》实际上并不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性条约。它们同时还频繁地给人怀有民族统一主义者希望的印象，其中表现得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民主论坛的总理们强调他们是匈牙利目前国界线以内和以外的所有匈牙利人的领袖。匈牙利社会党不仅接受了要以条约作为与邻国界线保证的这种看法，而且还保证要寻求一种历史性的方式来解决与这些邻国的问题。匈牙利社会党—自由民主联盟政府上台后迅速采取行动以达成这样的协议。
匈牙利社会党指责右派企图在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匈牙利少数民族运动中推销自己的思想意识，而不是设法从邻国政府那里获得对它们权利的充分保证。右翼反过来又指责匈牙利社会党准备把国家之间的关系置于少数民族利益之上，并举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匈牙利社会党承诺的仅仅是就拟议中的条约问题征求少数民族组织的意见，而不是赋予它们有效的否决权。
最后，匈牙利社会党批评民主论坛试图利用其与西方的关系谋求胜过邻国的狭隘的国家优势。这就表明了，右派对于迅速加入北约表现出积极性是由于它们抱有这样一种希望，如果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没有加入北约，匈牙利就能利用它在这个组织中的地位加强它对于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对比之下，匈牙利社会党已经设法证明，北约在进行任何扩张之前，都应该有与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进行广泛合作的这样一个较长的阶段。
在北约东扩这个总的问题上，匈牙利社会党和波兰的社会党一样，并不热心。无疑它们会赞成东中欧其他类型的安全体系，一些把俄罗斯（和乌克兰）也包括在内的体系，可它们并没有说出自己的疑虑。但是，匈牙利总理霍恩坚持要访问莫斯科，讨论并说明他想加入北约的意向，寻求俄罗斯的默许。并且，和其他党派不同的是，匈牙利社会党还承诺已将把匈牙利加入北约（以及欧盟）的问题提交公民复决投票。
匈牙利社会党的领导层对于欧盟自己在贸易和其他领域的政策同样完全不热心，但这一点当然只会加强他们突破欧盟屏障的决心。匈牙利社会党的领袖们同样希望，加强与欧盟的联系能使这个国家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受国际金融机构势力的摆布。而民主左翼联盟和匈牙利社会党多少希望，它们能够利用和欧盟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在维护自己国内社会目标方面能增加一些影响力。
保加利亚社会党经过初始阶段带有利用反土耳其情绪的色彩之后，在一般的意识形态领域同样逐渐采取了一种欧洲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态度，并且在9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它一直和土耳其的第三大政党结盟。另一方面，民主力量联盟已经更为明显地变成了民族主义者，在与马其顿的关系上，其阶层中有着支持民族统一主义者希望的极右因素。但是在外交政策领域，保加利亚在加入欧盟和北约问题上的倾向与Visegrad国家的态度不同。尽管保加利亚已经加入了和平伙伴关系，并赞成加入北约，但对于保加利亚社会党领导层来说，这种支持纯粹是为了在万一出现北约大范围东扩的情况下，避免保加利亚被排斥在外。而欧盟的成员资格，以及欧盟和保加利亚的总体关系，在目前的背景下无论是对保加利亚社会党还是保加利亚的大部分决策者，都没什么现实意义。西方对南斯拉夫实行的贸易禁令限制了欧盟和保加利亚贸易的发展，保加利亚距离跨入欧盟门槛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在这个国家的政治中坚力量中，对于自1989年以来欧盟一直没有给予保加利亚优先权怨言甚多。
罗马尼亚政治在这个领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一开始，伊利埃斯库总统和政府行政部门坚决强调民族主义主题，而反对派举着欧洲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旗帜。有证据表明，国家行政部门鼓励极右的极端民族主义党派的发展，而伊利埃斯库准备与它们（以及民族主义社会劳工党）结成一个统治联盟。国内的这一特点和90年代早期罗马尼亚政府具有的明显的民族统一主义倾向有关联：尤其是想重新把摩尔多瓦并入罗马尼亚方面的努力，以及拒绝承认北布科维纳继续成为乌克兰一部分的合法性。
但是从1993年春开始，伊利埃斯库逐渐转向欧洲主义，第一个迹象就是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自身的形成。1993年11月，罗马尼亚被纳入欧洲委员会，似乎加强了这种转变。政府放弃了它过去想重新吞并摩尔多瓦的努力。1995年10月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与极端右翼大罗马尼亚党的联盟破裂，在一次华盛顿之行中，伊利埃斯库把这个党派的领导人和另一结盟的极右派领导人称为“罗马尼亚的日里诺夫斯基们”。与此密切关联的是伊利埃斯库对1994年匈牙利社会党的当选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体现在他想通过两国之间达成“历史性和解”协议，来解决与匈牙利在少数民族和领土问题上的争端。
在外交政策领域，伊利埃斯库1993年的转变表现得同样显著。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政府宣布成为欧盟和北约成员是它的“战略目标”，并且作出了积极的努力，设法确保罗马尼亚能与任何Visegrad国家在同一时间得到允许加入北约，尽管这是徒劳。很明显政府有着两种严重的担忧：其一，北约的第一次扩大也可能就是最后一次，其结果是，罗马尼亚也许会被留在一个安全体系的真空地带，俄罗斯会设法填补这一真空，这反过来会使这个国家更没有可能加入欧盟；其二，政府担心罗马尼亚被排除在北约的第一次东扩之外，而匈牙利却被包括在内，这样一来它和匈牙利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的关系会重新恶化，而且也许会更为严重，这同样会使罗马尼亚更加难以加入北约和欧盟。
● 现世主义和教会
这种分歧在波兰特别重要。在主要是东正教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教会参与世俗和政治事务并没有成为党派之间竞争的主要问题，而在匈牙利，关于天主教会作用的分歧一般就归入其他分歧之中。
但是在波兰，天主教教义还是现世主义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联盟一起捍卫世俗权利。1993年为了反对堕胎法，波兰天主教统治集团不仅设法从右派那里得到支持，而且还从苏霍茨卡民主联盟政府这一自由中间派组织那里获得支持。工会联盟和社会民主党对此都表示反对，1993年新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上台后不久，就彻底改变了这项法律。1995年的总统大选使现世主义这个问题又再一次变得突出，教会统治集团支持瓦文萨，呼吁波兰人不要接受“新异教徒”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克瓦希涅夫斯基。社会民主党也指出他们上台之前拟定的波兰和梵蒂冈之间的政教和约，向教会作出的让步太多。对于波兰知识分子和城市人民的重要阶层来说，鉴于教会统治集团在反犹太主义问题上的业绩，以及在社会政策重要方面有着宣扬独裁主义观念和极端保守观点的历史，这种对现世主义和自由权利的捍卫是波兰共和国社会民王党的一个极大的优势。
● 国内少数民族的权利
在波兰，这些问题并没有严重地分裂重要党派——它们对待西方属地和德意志少数民族的态度取得了广泛的一致。90年代，除了红衣主教格伦普发表过几句评论外，反犹太主义只局限于极右派中极为偏激的人群。
在匈牙利，少数民族权利的主要问题涉及到对吉普赛人的种族歧视。只有左翼党派对他们的事加以认真对待，这包括匈牙利社会党和小型的马克思主义匈牙利社会工人党。
在保加利亚，土耳其少数民族的公民权利是共产党政权最后阶段的主要问题，当时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层试图通过鼓励反土耳其情绪以获得更有力的支持。然而，尽管由于保加利亚社会党领导层在1991年也利用了这种情感，因此受到指责，但是土耳其少数民族党派认为与保加利亚社会党结盟，比与右翼民主力量联盟结盟更为轻松。保加利亚吉普赛人的境况也是非常艰难的，但是主要党派并没有认真对待。同样的问题在罗马尼亚表现得更加尖锐。
四个国家中在这个领域最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是罗马尼亚的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这同样也是一个极端复杂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西方论述往往带有政治党派的偏见，不是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专家在试着对这个问题作出评价时，应该特别要谨慎。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多达200万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和罗马尼亚政治运动之间的敌意是根深蒂固的，并且要追溯到奥匈帝国时代，当时特兰西瓦尼业的匈牙利地主对待那里臣服的罗马尼亚人民差不多就像对待自己的奴隶。战争期间，德国政府把特兰西瓦尼亚还给了霍尔蒂统治时期的匈牙利。匈牙利少数民族当前的领导层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含有民族统一主义右翼倾向。
另一方面，一直到1994年，罗马尼亚的救国阵线和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还给予极右派民族主义联盟以支持和鼓励，尽管后者采取了一种使人联想起法西斯主义的反匈牙利偏激态度。
与此同时，在这个问题上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设法把自己表现为一股中间派力量，它带着一定的公正态度声称，匈牙利少数民族内部的民族统一主义政治倾向正得到布达佩斯匈牙利民主论坛为首的联盟的怂恿。它认为，一旦匈牙利政府在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中充分保证罗马尼亚的现有边界线，匈牙利少数民族和罗马尼亚政府之间的紧张态势就会得到迅速解决。同时，伊利埃斯库把克鲁日市长盖奥尔格·富马领导的主张极端民族主义的罗马尼亚民族统一党也拉进了统治联盟。[17]
其中的一个主要爆发点是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教育权利问题。匈牙利少数民族的主要党派——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联盟声称，匈牙利人的教育权利是极为有限的，特别是与齐奥塞斯库时期相比。在议会中，尽管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联盟进行了积极的游说，它还是没有能够说服自由主义反对派中的大多数成员，或皮特的社会民主派支持这个法案的修正条款，而且尽管伊利埃斯库一再地答应要带着肯定的态度看待这些修正条款，他那党派中只有大约30名代表支持这些条款。与此同时，欧洲安全合作组织争取少数民族权利的委员宣布新法律没有什么不当之处。另外一些问题，尤其是克鲁日城市的文化象征标记问题，也造成了和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激烈冲突。
欧洲委员会提出的主要议题是罗马尼亚政府拒绝给予匈牙利人集体自治的政治权利。但是随着1994年布达佩斯匈牙利社会党政府的当选，在匈牙利对罗马尼亚的国界线作出明确保证，以及罗马尼亚作出一系列令匈牙利少数民族满意的自治安排这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同时，这个议题上的紧张态势过于根深蒂固，甚至在这样一项协议签署认可后，也不能指望它会消失，而且可能会因为两国民族主义权利而更加恶化。
结论
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和匈牙利社会党都已经转变成为西方式的社会民主党派，可以看做是它们政治民主一体化的堡垒。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已经由一种靠偏激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独裁主义和寡头政治朝着西方式社会民主党方向发展。保加利亚社会党尽管陷入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且面临着由于大部分人民的赤贫化而造成的政局不稳，但它同样发展成为一个致力于民主发展的真正的社会党。
但是这些党派的未来决不是万无一失的。在波兰，深深隐藏着反对社会主义、主张独裁主义思想的一个基督教民族主义右派组织，如果联合起来，仍是一股潜在的强大力量，而自由中间派却是软弱无力的，倾向于和天主教右派结盟，反对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这样一来，中坚阶层继续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在匈牙利，主张民粹主义的极右派如今是最有活力的政治力量，而国际金融机构利用匈牙利社会党从前政府那里接手过来的经济危机横加干涉，已经深刻地分化了左翼力量，并造成了破坏政府稳定的威胁。在保加利亚，无法排除政治秩序崩溃的可能性。但与此相矛盾的是，经济增长和逐渐转向西方式的民族资本义所具有的广泛的民众支持基础，再加上由于极右派民族主义受到了削弱，似乎为中间左派在一个相当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得到发展提供了最有保障的前景，至少目前如此。
但是所有这些问题都将受到欧盟和其他西方机构政策方针的深刻影响，这个地区在过去七年中的不稳定性大都是西方政策实质内容的直接后果。如果继续存在这种政策倾向，西欧式自由民主的发展——这种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一场强有力的左翼和劳工运动的发展——就有可能受到质疑。
看来，就美国关于这个地区政策讨论中有影响的团体来说，它们希望后共产主义党派因此变得不稳定，它们把后者看做是巩固它们所设想的民主的主要障碍。它们认为这个地区的独裁主义和民粹主义右派对它们的民主概念的威胁要小得多。这些看法的来源似乎就是目前美国外交政策中正在宣传的民主新观念：这种民主想促进一种多头政治，民众意见和政策形成的联系应该完全被打破，而且国家为集体目标服务这整个观念被看做是回到法国（以及俄国）革命以来的欧洲集体主义时代的一种大倒退。这种观念对于巩固墨西哥的全球化外围多头政治可能还顶用，但是它们与消除欧洲的分歧毫不相干。
[1] 东中欧是指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后，它们理所当然就变成了六个国家。
[2] 在其中的四个国家（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它们在90年代期间是最主要的全国性党派。
[3] 政治舞台上的这种垄断局面，在匈牙利80年代中期以来实际上已经被打破了，而在波兰50年代以后就不是完全垄断了。
[4] 影响最大的左派分裂出现在匈牙利，有个少数派仍然叫匈牙利社会工人党，并随后在最初的选举中获得4.7%的选票。在波兰，前格但斯克党领袖菲兹巴奇遗留下来的一个团体，由于认为新的后共产党多数派没有进行充分的改造，遂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团体。后来还现了捷克共产党中转向右派的分裂，斯洛伐克共产党中转问左派的分裂，当斯洛伐克共产党在l99l年对自身进行改造时，分裂出去的团体加入了民主党左派。
[5] 1994年，那些说自己以前支持市场经济，但现在已抛弃了这种观点的选民所占的比例为：波兰是21%，捷克共和国是28%，斯洛伐克是29%，匈牙利是32%，保加利亚是47%。参见欧洲委员会：《欧洲征候调查》（1994）。
[6] 韦德等人强调，参选率高“也许是左派1993年强劲复出的最重要的政治原因”。
[7] 波兰和匈牙利的党派的表现比东德的民主社会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还要糟：前两者的支持率分别为10.9%和12%，而后两者则分别为16％和14%。
[8] 波兰的另外一个因素可能是1989年6月的选举所具有的偏袒特点：选民似乎有机会抗议波兰统一工人党政府，但政府却没有被淘汰（下台）的可能性。
[9] 在马其顿，共产党是最大的政觉，但是却没有能力组成政府。
[10] 社会党国际自身并没有直接提供经济支持。流亡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已经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了。匈牙利社会党于1990年成为其中的成员，但后来被降级为观察员地位。
[11] 在匈牙利，尽管社会民主党被接纳为社会党国际的成员，但它在1994年得到的选票却从l990年的3%下降到l%以下。
[12] 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包含在第九章中。
[13] 皮特·罗门的民主党——教国阵线现在已经与小型的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建立了一种选举联盟，联盟称为社会民主联盟。
[1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实坚持要开设一家股票市场，但结果是建立了一家有12家经过估价的公司的证券交易所，而这12家公司中只有一家是完全私有的。
[15] 奥莱霍夫斯基辞职实际上似乎是因为民主左翼联盟提出了一项指控，指控他在担任外交部长的同时，还非法地担任一家私有银行的经理，并拿全额薪水，这项指控就在他提出辞职前得到了波兰法庭的确认。
[16] 在这里一个重要的动机是出于波兰和德国关系上的考虑。正如1990年波兰—德国条约所表明的，波兰政府只有在波兰完全融入欧盟后才会对其西方属地采取更为宽松的态度。
[17] 1992年的议会选举后，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失去了议会中的多数议席，开始寻求一种大规模的联合，但是在没有能够与反共产主义党派达成一致后，与极端民族主义结成了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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