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
四 美元—华尔街体系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演变
从尼克松时代到1993年有关
美元—华尔街体系演变的美国国家政策
尼克松下台以后，我们可以用以两条线索组成的混合体来形容美国政府和美元—华尔街体系的情况：首先，利用美元兼国际私人金融进行的一系列异乎寻常的赌博行为，均对该体系进行充分利用；第二，美国政府越来越坚信，对美国的国际利益而言，美元—华尔街体系具备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不断改进和完善该体系。这两条线索都涉及到使用“美国第一”的方法，但是，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到克林顿时代，才开始出现一个具有一贯性的主要计划，或更准确地说，对该体系在美国国家策略中的作用，才慢慢出现了一种战略性的观点，而且往往是在先前的冒险行为出现了问题、引起了危机之时，才慢慢形成了这种观点。每一次出现问题时，美国政府都设法把不良后果转嫁到他人头上，并采取新的相应的措施，这些措施最终都加强了美元—华尔街体系。只有到了90年代，而且特别是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资本家阶层似乎才一致认为，可能它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计划，该计划涉及范围广泛，所使用的策略性手段均有助于该计划的最终成功。但是按照克林顿政府的执行方式，这一计划也有可能成为另一次漏洞百出的冒险行为。该计划的每一个阶段结束之后，整个世界都因此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的标志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内部条理性不断进化。
卡特政府试图使美元贬值，以保证以工业环节和传统的准凯恩斯主义为中心的某种增长策略的实施。1975年到1979为年期间，随着美国政府寻求提高制造业的产量和出口量，美元对日元和马克的比价下降了四分之一。同时，除了在工业政策方面利用灵活的美元价格之外，卡特政府对未来如何发展和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毫无兴趣。
直到里根政府时期，情况才发生了变化。早在里根当选之前，美元政策就已经出现了变化。由于担心可能无法控制美元的下跌，担心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和工业生产能力过剩，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尔克提出了著名的改革手段，提高利率，使美元价格坚挺，致力于重新树立美元作为一个稳定的价值标准的地位（而不仅仅是流通环节中的一种通货膨胀手段）。后来，里根政府进一步采取了这些手段。
里根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其主要特色是两方面的：第一，几十年来第一次把货币资本列于政策制定的范围之中；第二，把美国利益置于第一位，扩大并充分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在制定政策时考虑货币资本，就意味着降低通货膨胀（因为通货膨胀降低了货币资本的权利金），采取措施解除对银行和金融环节的控制管理，对富有阶层提供巨大的税收减免（这样做总是能够活跃金融环节和投资活动），并执行美元坚挺政策。从原则上而言，战略防御预算的大幅增加，预算赤字的不断增加，并不断从国外吸收资本，这些总能促进工业的发展。美国国家政策的这一方面在根本上意味着，美国整个国家成了美国工业环节出口市场的代言人。货币资本和反通货膨胀运动的这种全新的主导地位，对资本使用者而言，具有一种刺激效果，使他们为了重新赢利，而全然不顾工人的能力、权利和安全。
但是里根政府同时也开始寻求发展美元—华尔街体系，当然最初该体系只是被视为是解决单个问题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使美元价格保持居高不下，这就意味着，除非美国政府能从海外吸引大量资金，使之流入美国金融市场，不然美国国内的利率就会高得惊人。为了能够吸引大量资金，美国政府开始着手解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其他国家内部对资本的控制，特别是日本和西欧国家。这样就开始了一个为时较长的解除资本控制的运动。
撒切尔政府在1979年上台之后所作的第一个决定就是解除英国政府对金融活动的控制，荷兰在1981年紧随其后，而德国总理科尔在1982年一上台时也作出了同样的决策。1984年，法国政府决定推行欧洲共同市场的策略，这就给放松金融控制这项运动带来了重大的突破：法国政府的这项决策其实就是主张在整个西欧市场取消对金融活动的控制。丹麦在1982年实现了金融活动的自由化，同一年意大利也开始了阶段性的自由化措施，而法国在1989年也开始解除对资本项目的控制。在80年代，美国政府成功地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使其部分放松对资金自由出入的限制，这对促进英美金融市场的规模和分量而言，是前进了一大步。
同时，沃尔克在1979年转而采取的高价位美元和高利率的政策又导致了在80年代初期出现的拉美国家和东中欧国家的债务危机。当然，沃尔克提高利率使美元保持高价位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引发这种危机，而且这场危机也几乎摧毁了美国的银行系统。但是，就在试图解决这场危机的过程中，有意对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控制的里根政府学到了一些非常有用的东西。它们从过去的欧洲帝国主义时代吸取了一条珍贵的经验：帝国主义国家会利用某个国家的债务危机，迫使该国对其国内生产的社会关系进行重组，以利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对该国的渗透。因此美国开始使用美元—华尔街体系，迫使其他国家向美国公司打开其国内的金融体系和产品市场。而美国金融机构掌握的第二条经验是，为循环使用石油美元而进行的中长期辛迪加银行贷款，使这些银行的资金都与借款国的命运捆在了一起，因而缺乏灵活性。所以美国金融机构开始寻求更安全地使用生息资本的操作方式：通过购买债券进行放款，所持债券可在证券市场上出售，因而可随时收回借款。它们还学会了促使处于危机中的目标国家建立其国内股票市场，并对此进行操纵，以此作为赚取资金权利金的一个赢利性极佳的方法。但是这些运作方法都要求目标国家解除对资本项目的控制。此外，美国从拉美国家危机中学到的最基本的一课，同时也是极富矛盾性的一课是：当美国南部某一个国家出现金融危机时，由此带来的资金外逃会导致华尔街直接受益。当一个国家出现金融危机时，不仅该国会出现大量资金外逃，其他有可能受影响的国家也会出现资金外流，而这些资金都会流入英美金融市场联盟，增强该联盟内部资金的流动性，降低利率，给整个英美金融市场带来良好的影响。
最后一条经验，在某些方面来看也是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毕竟对美国资本主义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存在并不是没有意义的。随着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建立，美国财政部和美国金融市场渐渐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排斥在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快成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个术语而已，里根上台后也无意重振该组织。至于世界银行，里根政府把它视为一个半颠覆性机构，它充斥着陈旧的准凯恩斯主义的关于50年代“美国发展”的陈词滥调。但是里根的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在债务危机中意识到，作为表面而言的世界性组织，这些机构是维护美国资本主义利益的非常有用的工具。因而，自从1985年贝克在汉城提出了后未被通称为“结构性调整”的“贝克计划”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国际上有了新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组织一直是首先服务于美国利益的，但它们主要并不是通过密谋操纵来秘密地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密谋——毫无疑问有着很多阴谋——所以这些组织的决策制定过程极为隐蔽），相反，它们依靠两种机制来发挥作用。首先，通过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完整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积极地维护着一种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美国能够对美元——华尔街体系加以充分的利用。其次，通过重塑危机国家的国内经济，使这些国家有能力偿还债务。世界银行正在把这些国家拉入同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该体系的结构造成了这些国家国内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并重视出口；此外在这一体系之下，这些国家还通过吸引外国资本进行私有化，通过解除对资本项目的控制、吸引硬通货资金的流入等措施，以达到降低预算赤字、在资本项目上多挣外汇的目的。这样，美国放款者的贷款得到了偿还，美国工业界得到了生产所需的廉价原材料，美国公司可以购买包括私有化了的公共设施在内的当地国家的国内资产，而且由于当地国家解除了对资本项目的控制，美国公司还可以进人当地的股票市场进行操作。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提出了许许多多的规则和标准，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在任何时间，真正按照这些规则和标准中的任何一条运作过，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任意要求某个国家对其经济的某一个方面进行改革，而且，它们总能把要求改革的原因归结为某方面不符合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某些规则或标准！这样一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极力维护的这一符合美国利益的体系，似乎更加成了一个以规则、标准为基础的国际体系。
正如尼克松—福特—卡特时期给里根政府留下了后遗症一样，里根时期也给布什（本书中所称布什均为1989—1993年就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留下了不少麻烦：这一次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巨额双赤字，而且特别是由于金融体系中的房地产投机市场的崩溃，致使在苏联国家集团解体时，美国缺乏足够的资金来对这些国家施加影响。但是有一个理论仍然奏效，即一系列的冒险行为也会导致事物的变化与发展，因为债务危机就导致了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样美国就可以利用该体系的发展，来弥补美国在试图控制俄罗斯和东欧发展中出现的不足之处。美国可以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结构性调整体系强加于一个地区，理由是，这是一个新的全球发展变化形式，而不是在拉美危机中服务于美国利益的一种特别设计的措施。布什成功地说服西欧在东欧转制的问题上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的指挥，其结果是，美国成功地加强并巩固了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影响范围，并通过私有化，通过由美国投资银行对当地股票市场进行操纵，通过用美元购买俄罗斯和其他地方的大笔资产，通过在债券市场上购买东欧政府债券获得极高的回报，通过把大笔的东欧外逃资本（大部分为非法）投人英美金融市场，并通过每次对所提供的服务收取大笔费用，使美国金融机构能够有更大的余地与东欧地区前特权阶层联手，从事腐败的但同时又是利润极高的大规模投机业务。总之，这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故事，特别是考虑到这整项事业导致的巨大的灾难性代价，是由远在东欧的国家来负担，而且西欧（当然是靠着北约的帮助）会试图对此进行控制，这一切都与美国无关，考虑到这一点，更会觉得这是十分成功的。
在克林顿于1993年成为美国总统之时，美元—华尔街体系已存在了整整20年。美元依然是极为重要的国际货币，华尔街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远比在70年代时更为举足轻重。以华尔街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与单个国家国内金融和经济体制之间存在的各种障碍已被削弱，在有些国家甚至已被完全排除。而且，由于存在债务上的依赖性，原东欧集团国家和南部国家与华尔街之间的联系被大大地加强了，而这种债务依赖的形式已由原先基于中长期银行贷款的债务依赖，转为基于证券和短期贷款的债务依赖——这种债务依赖更加容易受华尔街证券市场短期活动的影响。除了这些发展之外，美元—华尔街体系发展演变的另一个特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一种公共权威机构，在处理该体系对南部国家和原东欧集团国家所产生的影响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是作为一个凌驾于所有国家之上的公共机构在发挥作用，它的作用只是把控制该组织的国家的政策——即美国的政策——贯彻到正经历着程度不一的危机的国家中去，而这种危机正是由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活动引起的。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克林顿政府在执政期间，发起了一场进一步推进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运动，一力面消除以华尔街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与各国之间的种种障碍，另一方面把一整套新的限制条件强加于各个国家，用以对各个国家的国内活动进行约束。同时克林顿政府也积极推进美国对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利用，以满足美国国家经济策略的目的。但是，在研究克林顿时期之前，我们将先简单地回顾一下，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早期美元—华尔街体系对世界其他国家政治经济的影响。
政治经济国家对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反应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关注了美国在美元—华尔街体系中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简单地研究一下，从20世纪70年代美元—华尔街体系建立至今，世界经济的其他主要组成部分对该体系所作出的反应。
在战后时期，世界经济的中心是由以德国为中心的西欧国家和日本，以及北美组成的。从国际政治经济角度来看，欧亚大陆这两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德国的复苏是建立在西欧内部地区间不断加深的联系之上的，而日本在亚洲大陆上则是孤军奋战，一开始与美国加强联系，随后同西欧市场的联系也不断加强。所以，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美元—华尔街体系在70年代的逐步建立，对美国以外的这两个经济中心产生的影响截然不同。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的资本主义领导人都不赞同也不欢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以及美国对此体系进行利用的各种方式。与此相反的是，无论在亚洲还是在欧洲都有美元—华尔街体系的拥趸者，当然特别是在像英国、荷兰之类金融环节特别发达的国家以及与国际私人金融关系密切的经济环节中更是如此。
德国和西欧
对于美元—华尔街体系在70年代造成的国际货币的混乱无序，德国和日本都是极端敌视而且又十分担心的。西欧对此作出的反应是通过四个方面慢慢体现出来的：首先是在货币领域对该体系作出一种防御性反应，即在西欧建立一个新的地区性货币体系——汇率机制，朝着统一货币的方向努力。其次，转而采用一种新的积累策略，这种策略使货币资本能够控制资本使用者。第三，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对该体系进行利用。第四，对“借贷”资本主义在西欧社会中的作用，欧洲内部存在着纷争。我们将逐个研究这四条线索。
● 地区性金融体系
如果西欧没有对美元—华尔街体系作出防御性反应，那么欧洲内部混乱无序的货币活动就会使欧盟为关税统一所作的努力化为乌有，使欧洲内部实行自由贸易成为一种无稽之谈。所以德国能够说服它的西欧同伴，以德国马克为中心，对西欧货币进行管理。这样，整个西欧就能维持货币的稳定性，德国马克就成了西欧经济与不断波动的美元之间的联系。而且德国在70年代就作好了准备，声称德国与德国马克的这种主导地位，只不过是努力实现货币统一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如法国所希望的）。所以尽管经历了70年代建立之初时的不稳定，80年代和90年代的各种危机，这一地区性货币体系还是牢牢地建立并维持了下来。
苏联国家集团的解体使人们对这一体系产生了疑问，因为人们首先对未来德国资本主义的走向产生了怀疑。德国总理科尔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决定实现真正的货币统一，以此来维持这种地区性安排。这一决策一直贯彻至今。[1]
● 金融资金的自由流动以及货币资本的全新的中心地位
一些西欧国家想要维持凯恩斯模式的资本积累方式，即国家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工业资本的扩大。法国社会主义政府在80年代初期就尝试这么做，但是里根政府利用高价位美元和高利率与法国人的计划相抗衡，由于里根政府所采取的经济策略的影响，这一努力以失败告终。法国人这一计划的失败使密特朗政府意识到，对国际金融活动控制权的争夺是一个更大范围内（统一市场以及实现货币统一）的策略中的一部分。由于国家的政策框架是由固定汇率和资金的自由流动构成的，西欧国家政府除了德国以外，都把它们对货币政策的绝大部分控制权拱手让给了欧洲私人金融市场。[2]当西欧国家政府声称，“全球化”使它们无法像从前那样驾驭其国内经济时，它们实际所指的是，由于它们决定使本国经济管理服从于欧洲固定汇率机制和资金的自由流动，它们在国内的手脚就被捆柱了。这种变化使得西欧与美国在国内宏观经济优先问题方面出现了相似之处：优先考虑的问题是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率，为了货币资本的利益，维护货币作为固定价值标准的地位，促使资本使用者在经济活功中减少人工劳力并降低工资成本。这就是出现大西洋新自由主义的真正基础。
● 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元—华尔街体系加以利用
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中，西欧资本一直面临着国内长期的经济不景气现象，而现在，西欧资本终于能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所提供的可能性，转而向外寻求资本积累的新领域。就这样，为了能够打开其他经济国家的市场，西欧资本与该体系共存并受益于该体系，而且还接受了该体系中美国的领导地位。
● 关于投资环节所起作用的争端
虽然上面所提及的变化大大改变了货币资本在货币资本家／资本使用者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中的力量，但是大部分的西欧国家政府并不同意摧毁用来控制国内金融体系以及控制金融体系与生产性环节之间相互关系的整个机构性框架。它们试图维持这么一种金融结构，其中心是大型的受控制的银行、相对小型的证券市场和大部分由国家控制的金融体系。为了要维持这样一种结构，它们不断面临来自不受规则约束的英美金融机构的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以及各种各样越来越强的宣传攻势，要求它们把金融体系中与健康、养老金和社会福利项目有关的那些部分转移到由“借贷”资本控制的私人金融市场上。这种宣传攻势主张对金融体系中的这此部分进行私有化，因而明显地不利于受雇者，但却因为能帮助降低税收压力而赢得了资本使用者的青睐。但是西欧国家中的大部分资本家阶层都对这场运动采取了抵制的态度，部分是出于政治原因（害怕缺乏足够力量对抗未来国内可能出现的叛乱），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活动会极大地增加有利于英美金融机构的机会，使它们不仅能控制西欧国家的金融环节，而且还能控制其生产性环节。[3]有关这些问题的争端主要是在德国和英国政府之间发生的，两国为投资银行（按传统的英国说法为商业银行）的不同规范方式争执不已。在l992年末，终于出台了一个有关投资服务和资本充足率标准的折中性的欧盟指导方针，这一方针主张在该领域实行更大的自由化。
所以，欧洲大陆地区的这种自发产生的机制使机构性障碍慢慢减弱，整个局势越来越有利于“借贷”资本家的利益，因为欧洲所建立的区域性体系导致政府规范性机构之间产生竞争，这种竞争的结果是金融环节中最不受规范约束的机构将获胜。如果欧洲大陆不具备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性权威机构的话，那么针对美元的欧元屏障只不过是试图在华尔街和美国公司越来越强的控制之下，对金融体系和生产性环节进行保护而已。
日本
在对付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货币市场混乱的过程中，日本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由于依赖于美国市场，日本不断面临着个一个又一个由于美国的缘故而遭至的调整性危机，同时又一直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必须与美国建立一个管理贸易体系，此外美国还不断试图对日本国内生产的社会关系进行干涉。日本试图通过产品多样化打进西欧市场的做法受到欧盟的强烈抵制，即使走了英国的后门，也只能克服部分的障碍。美国依赖于日本向纽约金融市场投入大量资金，而这又加剧了美国公众对日本的不满情绪。日本在80年代末期屈从于美国的压力，放松了国内的经济政策，从此，日本政府发现在本国的金融体系中出现了大量的泡沫现象，而这些泡沫现象正是德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极力避免的。到了90年代，这些泡沫的破灭，使日本国内经济陷入了长期的不景气，至今仍未复苏。
然而在80年代的后半期，日本经济界的精英们确实开始发展一种新的资本积累策略，即在东亚和东南亚发展起一个牢固的区域性网络，该网络不是建立在西欧模式的新重商主义区域性贸易政策的基础之上，而是主张向该区域投入生产性资本，以促进该地区的区域性发展——这种政策无论是在西欧对东欧和东中欧的政策中，还是在美国对拉美国家的政策中，都无法找到。通过这种策略，日本资本可以应付美元价格的大幅度波动：高价位美元为日本本国经济提供机会，而低价位美元又为日本在周边地区的经济提供机会，使与日本有关的资本获益，因为这些周边国家的兑换率大部分都与美元挂钩。处于该网络中的经济国家除了发展区域性贸易和金融活动之外，还向北美洲和欧洲出口。
日本的这种防御性策略与东亚和东南亚已经呈现出的强劲的发展势头相吻合，并大大地增强了这种势头。其结果是，在世界经济中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发展中心，在整个90年代，这一中心就如同一块磁铁，吸引了世界其他主要经济国家的资本。所以，从经济自发合理性来看，日本资本主义为对付美元—华尔街体系而采取的区域性策略绝对是成功的。日本在本国资本与东亚和东南亚之间，创造着一种活跃的资本积累的巨大良性循环。纯粹从区域性角度而言，这比德国资本主义在西欧领域所找到的解决方法更为有效。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其脆弱的一面。德国政府以货币统一和一种大政治观念（欧洲一体化）的形式，构筑了一道政治—货币屏障，而德国的欧洲邻居们都认同这两种形式。但是，日本的区域性策略并不存在这种政治—货币屏障与之旗鼓相当。如果说德国在这一领域中的屏障就如阿基里斯般刀枪不入的话，那么日本的屏障就如它的脚后跟一般不堪一击：因为该区域中的大部分国家属于美元区，所以在这种区域性策略中的政治—货币方面存在着分裂；而且，不管在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这一层面，还是在普通的社会层面，都不存在政治性集团。相反，该区域却由于政治方面的互相猜疑，由于过去发生的敌对行为所遗留的宿恨，而四分五裂：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在韩国和日本之间，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等等，均是如此。在战后初期，部分是由于美国的支持，西欧克服了彼此之间同样根深蒂固的敌意，而在日本的区域性腹地，这种变化并未发生。
南部的分裂
在战后长时间的经济繁荣中，南部国家从整体上而言，同样出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在1960年到1975年之间，这些国家中有50个国家的年度平均增长率超过3%。在中东和拉美地区，要素生产的总增长特别高，分别为2.3%和1.8％，而东亚的年度生产增长仅为l.3%。
随着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形成和石油危机的出现，不同的国家出现了不同的发展局面，其决定因素只有一个，即相关国家应付新体系所出现的反复无常的而且经常是异常剧烈的变化的能力。随着石油危机的冲击和逐渐形成的核心国家的经济萧条局面，南部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感受到了在经常项目上出现的压力。为了缓解这种压力，它们要么在新的美元—华尔街体系之下大借外债，要么在国内进行大幅度的宏观经济调整，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使本国货币贬值。在这两种选择中，从国外融资是相对容易的一种选择：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方面是英美银行体系急于放款；另一方面，从国外融资可以使这些国家避免出现宏观经济调整会导致的国内社会冲突。
我们非常有必要强调的是，从华尔街融资不仅极为容易而且在70年代的情形之下，对各国政府而言，在经济上还是十分理智的选择。在1983年，美国副国务卿依利那·康斯特伯对美国国会解释道，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如何创造了一些条件，这些条件使正在执行目前经济政策的南部国家政府会走向一条灾难之路：“我们的政策并未把对调整的需求作为焦点。相反，我们主要关心的是，鼓励对欧佩克顺差资金的有效‘循环使用’——这是保证各个国家能够按需借款的一种委婉的说法。用来鼓励借款而非调整的措施十分诱人，从目前和预期的通货膨胀考虑，利率极低，甚至为负数；到处都有流动资金；而且借款者和放款者都认为持续的通货膨胀会带来不断增长的出口收益，并且会降低外债的实际负担。”借款国政府主要的失策之处是，只在目前经济理性框架之内制定经济政策，而没有意识到，它们所面临的整个经济框架会受到通过美元—华尔街体系贯穿于整个世界经济的美国政府所作的有关美元价格和利率的政治决策的影响，而发生改变。
那些采取借款方式的国家——中东国家、拉美国家和部分原苏联集团国家（特别是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在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规定的“结构性调整”的过程中，陷入了债务危机以及长达15年甚至更久的经济萧条。而走国内调整路线、避免债务陷阱的国家主要在东亚，这些国家经受住了由新体系的建立所带来的冲击，并持续发展。[4]其他国家则由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缘故，出现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这些金融危机对整个国家都造成了影响。在70年代，一年之中出现金融危机的国家不会超过五个，而在1980年到l995年这段时间中，只是在两个年度（1988年和1989年）中，这一数字低于五个，在有些年度中，一年之中出现金融危机的国家甚至超过十个。根据国际货币基会组织的统计，该组织三分之二的成员国，从1980年起都经历过严重的金融危机，有些国家甚至不止一次。
对这种经历，有一点必须强调，支持美元—华尔街体系的理论家声称，拉美国家—（和东欧国家）的债务危机是由于这此国家早先执行的、涉及国内众多环节及贸易保护主义的进口替代发展策略的失败引起的，所以，它们不得不引进一种新的策略性变化形式——所谓的“自由市场”形式。然而，正如丹尼·罗德里克所证实的，这些国家出现的债务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金融危机，并非是由于进口替代策略和政府控制的资本积累策略所引起的——按主流经济学的说法，这些策略是微观经济发展手段——而是因为这些国家政府未能根据70年代石油涨价和货币—金融新体系的影响，作出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罗德里克解释道，进口替代工业化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为拉美、中东和北美的许多国家，甚至一些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在70年代的后半期，这些国家的经济开始崩溃，其原因与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本身或政府的干涉程度几乎无关。最后只有那些迅速并果断地进行相应的宏观经济调整（在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方面）的国家才渡过了难关。”
所以，在采用了美元—华尔街体系之后，经济局面出现了转变，这种转变的因果关系的真实形式如下：一个成功的发展战略突然面临着宏观经济战术方面的巨大挑战，这种挑战是由于国际货币—金融新体系有意造成的混乱局面而引起的。宏观经济方面的这种战术性失败导致了严重的货币和金融危机，而正是由于这些危机的出现，使得华盛顿政府能够把一种新的战略性模式强加于这些国家。当时，华盛顿声称，这种模式优于先前失败了的战略。然而，这种新模式不过是为偿还美国银行贷款而采取的一些特定解决方法的综合，而且国家将因此变得十分脆弱，无力抵御美国资本主义的进攻。
当号称是新模式样本的墨西哥在经过了十年的经济萧条和短暂的经济增长之后，又一次陷人严重的金融危机（1994—l995年的墨西哥危机[5]）的时候，人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情况确实如此。因为，由于通常的意识形态机制的作用，华盛顿共识的上层人物们确实相信他们的新模式，就如先前的债务危机所“证实”的那样，是优于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他们真是没能注意到墨西哥新模式的极度的脆弱性，因而墨西哥后来发生的崩溃对他们是一大打击。但是，他们仍未认真对待墨西哥危机所提供的前车之鉴，即所谓的经济改革自由市场模式只会导致将来抵御危机能力的下降和政策脆弱性的增加。这种模式必须成为一种好的模式，因为这是惟一的一种符合美元—华尔街体系实际情况的模式，而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国家——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越来越离不开美元—华尔街体系了。
所以，这些危机的发生使南部国家分裂成了两个区域：新的依赖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国家和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新的经济发展中心。新的依赖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国家，彼此之间也存在许多不同之处，有些国家走上了社会分裂的道路（大部分的非洲国家），而其他国家进入了经济不景气的时期，间或不定期地出现经济增长（大部分的拉美国家和中东国家）。
在80年代之后依赖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这些国家，经常出现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和经济的不景气，间或出现强劲的经济增长，继而又出现金融崩溃。从1980年开始，一个又一个国家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三分之二的成员国逐一受到过至少一次的影响。每一次危机出现的时候，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英美国家媒体就会指责该国家的政府无能、腐败，或者其他使全球半数以上的国家中的每一个成为特例的原因。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些说法渐渐地不再令人信服，因为我们意识到，整个世界上似乎所有的国家都极为腐败和无能，因而出现危机；而与此同时，仍然是这些媒体又在向我们保证说，每次除了一个国家之外，整个世界就整休而言运作得非常良好！
按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计算的话，这些金融危机的代价是十分高昂的，特别是在危机形式发生于银行体系中心的国家，更是如此：在阿根廷1980—1982年的危机中，这些代价不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55.3％；在以色列1980—1983年的危机中，是30%；在墨西哥1994—1995年的危机中，是13.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如何分配这些代价时起了关键的作用，该组织积极地为美国利益服务，而三国集团（三国集团指美国、德国、日本）中的其他国家也被动地接受这种做法。
东中欧和东欧
从90年代起，在美元—华尔街体系控制之下的国家的经历与80年代绝大部分拉美国家的经历惊人地相似，都是悲剧性的。美元—华尔街体系的鼓吹者有充分的理由祝贺自己，因为他们成功地使这些国家中的一些接受并采用了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对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这是个十分痛苦的过程。而十年后，只有波兰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该国1989年的水平，整个地区所有的其他国家都一个接一个地发生着金融危机，而且只有当这些危机有所缓和时，笼罩着所有这些国家的愁云惨雾才有所消除。
新的经济增长中心
东亚和东南亚的新经济增长中心包括中国大陆、韩国、台湾，而且现在也越来越发展到了更靠近南部的国家。它们之所以走到了一起，不是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国内发展模式，而是因为它们所采用的宏观经济策略使它们都经受住了70年代国际新体系的考验，因为它们能够进入美国市场，因为它们中的许多国家在进入了80年代之后能够获得大量的资金流入，这些资金不是来自纽约市场的游资，而是来自东京的生产性投资。它们构成了一个新的增长中心，该中心的意义不在于这些国家具有很高的增长率，而在于更深的层次：在整个世界中，这些国家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持续性的资本积累中心。
在80年代初期，该地区（不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只占世界产出的六分之一。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就购买力平价调整而言，该地区已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约四分之一，如果这种形势继续下去的话，那么到2005年，该地区会占到世界总产出的三分之一。而加上日本之后，我们会发现，整个世界经济的中心在500年中第一次不再受大西洋地区国家的控制了。
同样地，在过去的十年中，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出口几乎翻了一番，大约占世界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此外在工业化国家的出口中，它们作为目标市场所占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这对1990—l993年大西洋地区连续出现的经济衰退起了缓冲作用。从90年代开始，一直到1997年，该地区在全球新投资中大约占据了三分之二，同时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增长值中大约占到一半。所以，该地区作为大西洋地区国家经济的直接推动者，其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
而在实现这一切的同时，该地区并未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国际运作理念以及与该体系紧密联系的英美“借贷”资本家的利益发生冲突。所以迈克尔·康德斯一直喜欢强调，该地区的－些股票市场向西方“借贷”资本提供了非常良好的机会，例如，在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作为国民生产总值一部分的股票市场的市价总值，超过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市价总值。当然，他也会声称（尽管这一观点站不住脚），在90年代，大西洋地区的投机性资本流入这些证券市场，对该地区的生产性资本的发展起了某种基本的帮助作用。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1997年9月在香港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上，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总执行官对来自各国的中央银行和政府的官员作了一次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对这种情况作了如下的解释：
亚洲地区的大部分储蓄，特别是政府部门和私人环节的制度化了的储蓄，仍然投资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就我们香港而言，8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的95%以上投资于亚洲以外的国家。在对外汇储备的管理中，比较中庸的做法是，外汇储备中的75%都是以美元为单位的资产，大部分是美国政府债券。而在我们的管理中，我们已经放弃了这种做法，同时我也知道，亚洲总的外汇储备中的80%以上，共计6000亿美元，大部分是投资于北美和欧洲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亚洲在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提供资金，解决预算赤字问题，但是同时，亚洲却需要通过国际对外投资，吸引外来资金进入亚洲地区。而对外证券投资的不稳定性是亚洲经济国家货币金融体系动荡的主要原因。有些人甚至认为，亚洲经济国家在为非亚洲国家的对冲基金提供资金，而正是这些对冲基金扰乱了亚洲国家的货币和金融市场。这种看法可能不太友善……但是本地区金融中介的有效性确实存在问题，而这种问题正阻碍着长期储蓄转化为长期投资。
美国的政治经济
美元—华尔街体系的构筑对美国金融体系和美国经济起了巨大的反馈作用，而同时，美国本身的发展又对美元—华尔街体系内部的发展趋势起了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不断增强的作用美国金融体系具有一个结构性特征，这种特征使美国金融体系几乎与其他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体系都不同，即美国的银行体系极度分散化。其他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体系几乎都拥有大型的、全国性的零售性银行，这些银行控制了国家信贷体系，而且与中央政府保持着一种密切的内部关系，而美国并不具备这种模式。[6]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中，随着经济条件的不断变化，美国金融体系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力量，填补了有些人所说的银行体系分散化留下的空白。而且，随着这些新生力量的不断壮大，那些用来防止程度最危险的体系脆弱性进一步扩大的条例、规则就对它们不具备约束性。[7]下面我们来列举一些最具意义的变化。
首先，在向生产性环节提供信贷方面，商业银行的地位有明显的下降，而所谓的共同基金的作用在不断增强。这些共同基金组织以债券而不是银行贷款的形式，向公司提供信贷。共同基金购买公司发行的债券，这样，共同基金就可以向储蓄者支付高于银行储蓄的利息。此外，共同基金还可以通过债券和其他证券（在金融市场上可自由买卖以获得资金权利金的书面文件）投资的多样化，使储蓄者受益。这样，美国企业所需的货币资本的供应就与证券市场上价格的涨跌联系在了一起，而且美国国内各个阶层的储蓄也与这些市场上的价格走势捆在了一起。共同基金越来越庞大，其规模不能说超过，但至少也与全美银行体系的储蓄规模相当。
第二个主要的趋势是金融业各个环节之间障碍的消除。随着共同基金的发展，银行也开展起它们自己的共同基金业务，这样也就越来越涉及到证券市场的交易。美国储蓄与贷款机构（与建筑协会等同）被解除了管制，这样，它们就能进行证券交易，能够如商业银行般地开始进行操作。通过这些方式，整个美国金融体系都被卷人了证券市场这个巨大的旋涡中，向投机性投资打开了大门。
第三大主要的变化是出现了许多系列的新的证券形式。例如，抵押合同已成了可进行买卖的文件；所谓的垃圾债券，即为筹集大笔资金进行公司收购而发行的高利率的债券，已经变得十分抢手；而且一整套称为衍生工具的新的证券形式又发展极快，这些衍生工具的价格是由其他的初级证券或货币的价格动向派生而来的。衍生工具的大部分交易都不受约束，因为这些交易都是买卖双方在场外直接进行，而非通过规范化的交易方式进行的。衍生工具交易发展所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它把一个市场——如股票或债券市场——的价格动向与另一个市场——如外汇市场——的价格联系在了一起，因此，与以前相比，一个市场上出现的震荡会更容易影响到其他市场。
第四大主要变化是对冲基金的出现。对冲基金这一名称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其实就是投机性机构，它们利用不同时期价格的差异和不同市场上价格的差异，自负盈亏进行证券的买卖，以此赢利。最大型的对冲基金都不是边际投机者，而是大型投资银行和互助基金的产物。对冲基金还有其他名称，所以作为合伙企业的哥德曼·萨克斯公司，其实主要是一个对冲基金公司，换言之，该公司l996年和1997年的利润的大部分来自自负盈亏的投机性交易。从本质上而言，所罗门兄弟公司其实也是一个对冲基金公司。因为银行无法从事投机性活动，所以银行经理就帮助有权进行投机性活动的公司建立对冲基金机构，这样，就不是银行，而是合伙企业在从事投机活动，这此合伙企业通常为了逃税，在境外注册。然后，大型银行就向这些其实是它们自己创造的企业贷款，使得这些对冲基金机构拥有真正巨大的资金来源，能够对市场进行操纵。拥有巨大规模的资金来源非常重要，因为投机者通过使用规模极大的资金，能够使市场价格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调整。
我们会在后面重新研究这种市场力量问题。但是，现在非常有必要强调一下的是，对冲基金公司能够大量吸收银行和共同基金的贷款，对市场进行操纵。这种借款方式，用行话来说，叫做“杠杆作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对冲基金机构在任何时间所能使用的银行贷款可以达到机构本身资本的20倍。最大的对冲基金机构之一的老板索罗斯曾经说过，为了进行操作，公司的举债规模可以达到公司本身资本的50倍。而现在我们发现，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举债经营能力竟达到其资本的250倍，换言之，如果该公司的资本为25亿美儿的话，那么它实际可以运用的资本达到6000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美国对冲基金机构的总资本估计为3000亿美元，假设对冲基金机构的举债能力为其资本的50倍，那么它们所能使用的资本达到惊人的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金融体系的中心存在着这么大规模甚至更大规模的投机资本，而且它们完全不受约束。
我们要谈论的最后一个美国金融体系中的结构性变化是，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交流的巨大发展。美国国内市场上的所有主要机构——共同基金、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以及对冲基金公司——大都大大地介入了国际业务之中。外汇市场和外汇衍生工具市场是两个最活跃的发展环节，但是这两个市场都是不受约束的场外交易市场。同时，美国金融市场与世界各地市场之间的资金流动也有了巨大的发展，而且随着其他金融市场在压力之下不断地对外开放，美国大型金融机构也在全球各地设立了办事处。
从上述简短的概括中，我们可以大致得出两条结论：一是就正常情况下的业务量而言，美国证券市场的规模已经变得相当巨大，这就使得这一市场具有了能够吸引生利资本所有者的一种特质：在正常情况下：美国证券市场具有相当的流动性，换言之，任何人如果想要抛出并退离市场的话，很容易就可以做到，就如想要买进的人能够很容易找到卖主一样。但第二条结论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内部结构从战略上而言，变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无法抵御危机。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信贷体系所经历的所有一切都说明了，由于法规体系的瓦解、证券市场不断增强的主导地位、高风险的新型证券的巨大发展以及由于这类新型证券在整个投机性资金体系中越来越强的主导地位，美国金融市场比以往都更加脆弱，更加无法抵御恶性的金融危机。即使在普遍有着严格管理监督的银行环节中，这种监控管理似乎也被大大地削弱了。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只有3%的美国银行在严格按照法规条款行事。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美国政府为什么会允许出现这样的发展局面，而且不采取任何阻止手段？最直截了当的答案就是，制定法律、法规的管理者本身与大投机者关系密切。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罗宾本身就是个职业投机商，因为他曾经是哥德曼·萨克斯公司的管理层中的一员；联邦储备局的格林斯潘在未进入政府工作之前，一直在进行着市场操纵工作；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成员们也是不断地在华盛顿的工作和市场交易之间两头忙。上述的解释显然很能说明问题，但是因为这个问题极为重要，我们当然希望美国政府中的其他权力部门能够进行干涉并加以控制，如美国急统和国会。
第二种解释可能是政府的这些其他机构本身依赖于金融投机机构，以获得竞选资金：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华尔街的好朋友。事实上这是千真万确的。罗斯科普夫曾经说道，民主党主席隆·布朗向克林顿指出，发展符合华尔街利益的经济政策极为重要，因为这样便能充分利用华尔街可能提供的巨大的竞选资金。这种说法当然也有道理。但是，除了金融市场之外，美国资本主义还存在着其他非常重要的权力中心，如果政府的决策性控制权落于投机性机构手中的话，这些权力中心一定会表示不满，并吹毛求疵。
而第三种解释可能是美国社会中所有的战略性社会团体都已受制于金融市场的机构性动态发展。大公司管理层的收人和财富与股票和债券市场上的未来价格捆在了一起，因为它们把储蓄投入了投资银行、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所以它们一直在本公司进行重组，把“股东利益”的扩大作为公司经营的主要目标。而且美国的工人阶层也慢慢地依附于证券市场，以获得养老金、健康保健，甚至是工资，因为这些都越来越与证券联系在了一起。任何规范性的措施都会不可避免地对目前的经济活动产生消极的影响，所以主张采取这些措施的政治家们就会失去范围相当广的政治性选民的支持。
而这种政治方面的障碍又得到了主张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的投资理念的支持。但是我们不必去夸大这种理念的作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层的生活，不仅是因为工资关系，也是因为储蓄关系，而与资本紧密相连。如能像西欧那样，由政府介入储蓄体系，那么工人阶层的社会福利保障就不会如此受制于市场的发展和“借贷”资本家的利益。但是如果储蓄关系直接由私人金融市场控制，工人阶层本身也会具备投资者的利益要求。
这些确实似乎是美国在90年代所面临的政治局面，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美国历届政府为了所谓的美国资本家的利益，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而造成的。但是这样做究竟是否加强了美国资本主义相对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牢固地位，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讨论。但是有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种做法对整个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产生了一种类似于麻醉剂的效果，并使美国的政治经济在金融方面变得越来越脆弱。
随着克林顿政府的上台，不断发展的美元—华尔街体系不再只是美国从其在金融货币方面的主宰地位中获得巨大利益的工具，它已演变成了美国建立全球主宰的一种极端手段，而且也成了克林顿政府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政治性战略的中心内容。
美元—华尔街体系与国内社会经济
和意识形态变化的动态
我们研究了美元—华尔街体系对各国政治经济的影响，这种研究使我们注意到了该体系是如何通过运用政治经济因素，对世界各国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改变的。具体的改变方法是，在国家内部造成社会冲突，而且美元—华尔街体系引起的这种冲突定是发生在力量不均等的社会集团之间。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国家内部的某些社会集团可以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以达到增强其在本国的政治社会地位的目的。
我们可以把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这种方法非常清楚地表达出来：当发生了金融危机时，某些社会集团就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重组计划中获利。它们的货币资本可以流入华尔街以躲避国内的危机，而整套重组计划的实施一般能够加强它们在本国的社会地位；为重振国家金融而进行的国营产业的私有化又使某些能够筹集到大笔资金的资本阶层获利，出口环节也能受益于整套重组计划，而资本阶层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组计划中，把它们的统治强加在其他的、从属的社会集团的头上。受到削弱的国内资本环节是那些从事进口替代的环节，而向国内市场供应日常用品的企业会被国外的跨国公司收购，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的计划，这些跨国公司就有了新的途径，可以收购国内资产。
所有这些结果都不是自发产生的，它们都是因为社会集团之间存在政治争端而产生的，而发生危机时该国国内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又决定了这些政治争端的最终结果。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努力推行一个标准化的、适合所有国家的经济重组计划，但是其结果的具体形式总是随国家的不同而不同。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来说，在原苏联国家集团中，私有化的形式就非常多种多样，而不同形式的私有化对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又造成了新一轮的社会政治冲突，反过来，这些冲突又对经济重组带来的后果十分不利。这就是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社会和机构性策划者会竭尽全力，力图使重组计划能够经受得住预计会出现的强烈反击的打击。
然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特定国家国内的某些社会集团所结成的联盟而言，它们所推行的这些社会改革计划，至少是部分成功的。这种成功当然不是指持续性的宏观经济发展——离这还差得很远，因为通常新的危机就潜伏在不远的将来。但是，不管社会集团的强烈反应造就了什么样的政府，这一政府将会面对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平衡，而且，如果想避免出现新的金融混乱危及市场的话，政府也只能在很大程度上接受这种新的力量平衡。所以，美元—华尔街体系就这样造成了许多国家国内社会动态机制的一种深层次的社会转化。
然后这些变化又反馈到了国际理论界。国际社会“整合”的发展使国际理论界集中出现了一种理论，其主要表达形式为“华盛顿共识”。一眼看去，这种共识的起源似乎是个谜，它被认为是一条纯知识学习曲线的结果：人们是如何了解到所谓的中央统制经济政策并不可行或者不如“自由市场”的“借贷”，投资策略来得可行的。然而这种对“华盛顿共识”理论的解释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比起新的自山市场策略在当前（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的业绩来，过去的中央统制经济策略在过去所取得的业绩更好，而在最近一段时期中，惟一真正活跃的经济国家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其中一些国家实行的就是高度的中央统制经济机制。
要掌握实际的情况，当然必须彻底研究理想化状态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华盛顿共识”这一观念教会了人们去改革社会关系；而是社会关系的实质性变化使“华盛顿共识”这一观念有了市场，而且推动整个过程的不是在某个问题领域中建立起的一套法规、标准和原则的准法律体系，而是美元—华尔街体系中货币和金融所具备的强大的物质力量。一旦这个国际社会经济体系开始瓦解，那么“华盛顿共识”这一观念也会受到影响。
[1] 符合德国资本主义利益的是一个小范围的马克联盟，倾向于向东欧发展，而不包括地中海国家。但是迫于政治上的压力，德国不得不支持一个大规模的欧洲货币联盟，这种联盟必将要求德国或地中海国家作出重大的调整。
[2] 在美元—华尔街体系之下，除美国、德国和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政府，只能控制下述三个特点中的两个：汇率控制、完全的资金流动性和独立的货币政策。
[3] 私人金融在养老金等领城的巨大扩张，将会需要证券市场也同样进行大规模的扩张，而且还会削弱银行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同时向美国货币资本打开收购欧洲企业的市场。
[4] 能否迅速进行国内调整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该国国内各社会阶层的力量平衡情况。而东亚国家之所以能够迅速进行国内调整，是因为与那些未能进行国内调整的国家相比，它们更具备把进行调整的代价转嫁到工人阶层头上的能力。
[5] 墨西哥危机也同样十分有趣，因为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内部引发了美国和西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冲突。墨西哥对美同而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所以美国下决心要稳定墨西哥经济，即使这意味着要花掉西欧200多亿美元，也在所不惜。而西欧认为，墨西哥危机对全球金融体系不构成威胁，所以，这笔钱应该由美国出，国际结算银行只负责提供过渡性资余，其余的应由美国从共他地方筹集。但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成功地说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迈克尔·康德斯，让他公开宣布西欧将提供全部资金，而非仅仅是过渡性资金。这就意味着，如果欧洲人公事公办的话就会使墨西哥危机进一步恶化，因而就会被认为是整个墨西哥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事会的会议记录，前所未有地第一次向公众公开了，这是因为欧洲官员故意泄密，以显示他们井未投票赞成这种帮助墨西哥摆脱困境的方法（而是弃权了）。
[6] 大型全国性银行具有这种主导性地位，这不仅在日本、法国和德国（德国也有地产银行）是如此，而且在英国和原英国统治之下的国家如加拿大也是如此。七国集团中只有意大利与美国类似，在其金融结构中不具备强有力的全国性银行支柱。
[7] 当然，美国金融体系中有一些部分仍受制于英国金融机构所谓的极为严格的控制管理，因为证券及交易委员会的权力是巨大的。但是证券及交易委员会对进行证券交易的机构进行管理，其出发点不是为了降低宏观经济风险，而是为了确保各机构进行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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