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弗洛伊德主义的文化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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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弗洛伊德主义的文化哲学

　　1．根据弗洛伊德的学说，一切思想意识创造都根源于梦和精神病之类的心理本能。无论其整体，或其形式和内容完全可以归结于这些根源。思想意识体系的每一因素都受到生物心理的严格制约。它是机体内部各种力量斗争相调和的产物。它标志着这类斗争中各种力量间所达到的平衡，或者一种力量战胜了另一种力量。如同神经机能病或呓语的思绪，思想意识体系从无意识深层汲取力量。然而它又不同于精神病现象，它包含着对意识和无意识双方同样有利的，更持久、更稳定的和谐。因而它有益于人的心理。^[1]
　　在弗洛伊德的文化哲学中，我们涉及的是一切都已经很清楚的“心理机制”，因此不必花更多的时间来分析它。

　　2．用神话塑造形象完全类似于做梦。神话是民族集体的梦。神话形象是无意识中被压抑本能的替换象征。在神话中，与忍受和压抑俄狄浦斯情结有关的主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则著名的希腊神话就是这类典型例子之一：克鲁纳斯^[2]吞食亲生的孩子，宙斯的母亲救下宙斯，暂时把他藏入肚中（收回母腹），后来宙斯又阉割并打死了克鲁纳斯。显而易见，这个神话的所有象征形象都来自俄狄浦斯情结。一切民族中流传最广的关于父子之争的传说都属于这一类：日耳曼史诗中的希尔德布兰特和古蒂布兰特之争，^[3]波斯史诗中的鲁斯坦姆与苏赫拉布之争^[4]，我国勇士歌中的穆罗姆人伊里亚和儿子之争。这一切总是描写同一个永恒的主题，即为占有母亲而斗争。
　　宗教体系就更加复杂些。在这里，无意识的“自我理想”和被压抑的性欲情结一起具有极大的作用。然而，就宗教思想和文化的发展而言，俄狄浦斯情结仍然是主要的依据。弗洛伊德主义把宗教分成母亲宗教和父亲宗教，正是根据宗教忍耐中哪一种因素占上风：恋母还是禁欲和父亲毅志。前者的典型例子是东方宗教中的阿斯塔特^[5]教、巴尔^[6]教等。父亲宗教最地道的表现是犹太教，它有着各种禁律、戒条、甚至割礼（父亲禁止儿子性欲的象征）。
　　现在我们来谈艺术。

　　3．弗洛伊德本人把释梦和分析病症的方法首先运用于研究笑话和俏皮话的审美现象。^[7]
　　俏皮话形式正是取决于构造梦幻形象的形式结构的那些规律，即替换表象形成的规律。这些规律就是指用一定方法来合理迂回的方式，即表象融合和词义融合，形象替换，词义的二重性、由一方变为另一方的转义，移情等等。
　　笑话和俏皮话的意向在于：回避现实性，从生活的严肃性中解脱出来，并宣泄被压抑的幼稚型本能、性欲或侵略本能。
　　性俏皮话出于猥亵，作为猥亵的一种审美替换。什么是猥亵呢？它是性行为和性满足的替代物。猥亵以女人及其出现为对象，哪怕是想象的。它试图让女人来进行性刺激。这是一种犯罪的手段。猥亵对象的名称常常是些幻象、呈像或触觉的替代物。猥亵披上俏皮话的外衣，就更隐蔽了自己的意向，使它更能为文化意识所接受。好的笑话需要听众。它的目的不仅在于回避禁戒，而在于贏得听众，用笑去赢得，在笑中造就同盟者，似乎这样能使罪孽社会化。
　　在艺术形式的遮掩下，攻击性俏皮话有独特的表达方式，即由对父亲和父权的无意识态度（俄狄浦斯情结），到最终对任何其他人的仇视（幼稚型独立），转变为对任何规则、法令、国家、婚姻的幼稚型敌意。
　　所以，俏皮话只是宣泄被压抑的无意识能量，也就是说，俏皮话最终为这种无意识服务并控制它。无意识的需求构造着俏皮话的形式和内容。
　　弗洛伊德本人就艺术问题没有更多的专门论述。这方面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已是由他的学生进行的，主要是奥托·朗克。
　　按照弗洛伊德主义者论艺术的意思，任何艺术形象总是在宣泄无意识，只不过是以蒙骗和稳定意识的形式。这是一种有益的蒙骗。因为它在不制造和意识重大冲突的同时，可以解开一般人的情结。
　　在各种艺术形式中，性欲象征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实际上，似乎最无辜和普通的艺术形象，如果加以揭示，原来都是某种性欲对象。我们从俄罗斯文学方面来举一例。莫斯科教授叶尔马科夫运用精神分析方法来解释果戈理的著名中篇小说《鼻子》。据叶尔马科夫认为“鼻子”竟然是penis’a（男性生殖器官）的替换象征。与俄狄浦斯情结（父亲威胁）紧密联系着的名为“阉割症结”的内容，即害怕丧失penis’a或者性能力，是丧失鼻子的整个题材及其展开动因的基础。^[8]
　　我们以为不必再多举例说明。
　　然而，艺术不仅从无意识的“伊底”中汲取力量，而且无意识的“自我理想”也可以成为艺术的源泉。例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基本动机之一就是无意识的原罪感；后期的托尔斯泰则是对人的强烈的道德要求等等；出自“自我理想”范围的类似动机能促进艺术创作，尽管这些动机更重要的意义并不在艺术，而在于哲学。
　　因此，一切艺术内容方面都以个性心理为出发点；它反映人的个别心灵中各种心理力量的变化，却不反映客观社会经济生活及其各种力量与冲突。我们在艺术中常常遇到来自社会和经济关系领域的形象，然而这些形象具有的仅仅是替换意义：就象柯瓦辽夫少校^[9]的鼻子那样，在它们身后一定隐藏着某种个人的性欲情结。
　　至于艺术形式和技巧问题，精神分析者或者完全用沉默来回避，或者从旧的原则观点出发来解释形式，即花最少的气力。形式艺术在于欣赏者花力最小而收效最大。这种经济原则（确实，在较细腻的形式方面）由弗洛伊德用来作为分析俏皮话和笑话的技巧。

　　4．现在，必须扼要地谈谈精神分析理论关于社会形式起源问题。这“理论的基础是由弗洛伊德后期专著《Massenpsychologie und Ich-Analyse》（《群众心理学和自我分析》）奠定的。
　　整个这—社会心理学体系的中心是我们已熟悉的自居作用机制和无意识方面的“自我理想”。
　　我们看到，“自我理想”（无意识欲求、责任嘱托、良心等的综合体）是和父亲以及其他控制自己早期恋爱对象的不可及者的自居作用（自我认同），而形成于人的心中。“自我理想”表现有一个重要方面，我们现在还无须说明。众所周知，在一般情况下，恋人热衷于用对象其实并不存在的一切优点和理想来装饰自己的恋爱对象。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说，人把自己的爱物理想化了。这一理想化的过程是无意识的。因为，显然恋人完全确信，所有这些优点确实属于对象本身，并且不怀疑仅在他心中实现的理想化过程的主观性。进一步说，不仅狭义的性爱物可以理想化，而且我们还常常把自已的老师、领导、喜爱的作家或艺术家理想化（过高地评价其优点，而忽视其缺点），最终甚至可以把某一机关或思想理想化。一句话，可能的理想化范围极其广泛。
　　什么是理想化的心理机制呢？我们可以说，理想化过程和“自我理想”的形成是逆向的。因为，那里我们把客体吸收进自身，用它来丰富自己的心灵。这里却恰恰相反，我们把自己本身的部分，特别是“自我理想”注入客体。我们丰富着客体，同时使自己贫乏。在一般的性爱中，这一过程大多数是不完全的。但是如果我们完全为客体而让出“自我理想”，或者换句话说，把外部客体放到“自我理想”的位置，我们会失去任何可能反抗这一客体的意志和权威。显而易见，既然它占据着“自我理想”的位置，我们良心的位置，我们怎么能反对它呢？这种权威的意志是不容争议的。这就形成了领导、神甫、国家和教堂的威信和权势。^[10]
　　这样，在俄狄浦斯情结时期，父亲声音进入人的内心并成为人的良心的内在声音。现在，通过逆向过程，重新外露，并成为绝对和崇敬的外部权威之声。^[11]
　　据弗洛伊德看，催眠现象正是依据于用他人人格来替换“自我理想”这一过程。作催眠疗法的医生掌握患者的“自我理想”，占据这一“自我理想”应有的位置并以此便容易控制人的弱意识的“自我”。
　　但是，社会组织本来就还不限于人对权威者，如领袖、祭司等个人关系。显然，除了这种关系之外，还存在着部落、教会、国家一切成员之间密切的社会关系。如何解释这种关系呢？这还是自居作用的机制。由于这一机制，部落的所有成员都把各自的“自我理想”移到了同一个客体身上（领袖），他们在相互等同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只有相互平等，消除差异。这样就形成了部落。
　　弗洛伊德本人总结的定义就是：蒙昧无知的群众（集体）是一些个人的总和。他们把同一个外部客体放在自己“自我理想”的位置上，因此，他们把各自的“自我”互为等同。^[12]
　　正如读者看到的那样，弗洛伊德完全用心理机制来解释社会组织。心理力量促使并形成交际，赋予交际以稳定和持久性。大多数情况下，同一定社会权威的斗争，社会和政治的革命，在“伊底”那儿有自己的根基：这一“伊底”是对“自我理想”，更准确地说，对替换它的外部客体的一种反抗。在文化创作的一切方面，我们的意识“自我”具有最小的意义。这一“自我”坚持现实性的（外部世界的）利益，它以此企图缓和“伊底”的欲望和冲动。在“自我”上又压着具有自己绝对要求的“自我理想”。这样，意识“自我”就为三个敌视的主人服务（外部世界，“伊底”和“自我理想”，并且竭力调和它们间常常发生的冲突。在文化创作中，“自我”起着形式与警察的作用，而“伊底”和“自我理想”造就了文化的激情、力量和深度。

　　5．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弗洛伊德主义发展后期出现的倾向在奥托·朗克的《生之创伤》一书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似乎是弗洛伊德主义文化哲学的总结。我们应该在结尾加以阐述。
　　必须指出，朗克是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他被认为是最正统的弗洛伊德主义者。该书是赠予老师并献给他的诞辰的。无论如何不能把它看作是个偶然现象。它完整地表现了我们时代的弗洛伊德主义精神。
　　据朗克看，人的一生和一切文化创作不外乎是在不同道路上，借助于不同方法的帮助，根除和克服生之创伤。
　　人降生于世就已受创伤：在分娩过程中，从母体挤出的机体经受着可怕和痛苦的震荡。能和它相提并论的只有死的震荡。这一创伤的恐怖和痛疼就是人心理活动的开端，这是心灵的底层。生的畏惧成了第一个置换心境，随之逐渐出现了一系列置换。生之创伤是无意识和一切心理活动的根源。人在此后的一生中不可能摆脱生的恐惧。
　　然而，伴随恐惧一起也产生了回归的向往，即回到逝去的胎态天堂。这种回归的欲望和恐惧是人对待母腹的二重性态度的基础:。它即吸引人，又排斥人。这一“生之创伤”即决定着个人生活，也决定着文化创作的任务和思想。
　　胎态特征是没有欲望与满足间的不平衡，也就是说，没有机体和外在现实的不平衡，显然，狭义的外部世界对胎儿来说并不存在。因为，这是母亲的机体，是直接养育他的个体。神话和史诗中的天堂与金色时代的一切特征，哲学体系和宗教启示中的未来世界的和谐特征，以及甚至政治上的乌托邦的社会经济天堂，这一切都明显地表现出那些来自这种渴求回归人曾体验过的胎内生活的特点。关于确已逝去天堂的混沌的无意识记忆是这些特点的基础。所以，它们如此强烈地影响人的心灵；它们不是被杜撰出来的，但它们的实情不存在于未来，而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过去。当然，天堂的大门由一位严厉的卫兵把守，即生的恐怖。它不允许记忆彻底醒悟，并且用各种置换形象和象征来遮掩回归母腹的欲望。
　　生之创伤重现在病症之中：在儿童的惧怕之中，在成人的神经机能病和变态心理之中。这里，它震动着病人的身躯，不生产地重复着（当然，以较弱的形式）分娩时经历过的、真正的震动。可是，在这种情况创伤不会被根除。彻底克服创伤只能通过文化创作的途径。朗克把文化确定为是每种努力的综合，即努力变外部世界为替换物，为母腹的代用品。
　　整个文化和技术都具有象征意义。我们生活在象征的世界中。象征归根结底只指一个，即母腹（原义uterus，指子宫——译者注）以及入腹的途径。原始人藏身的山洞意味着什么？我们感到舒适的房间是指什么？家乡、国家等等呢？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安适的母腹的代用品和象征。
　　朗克试图分析建筑形式的途径，来揭示它们和uterus的隐蔽的相似之处。他正是从这一源泉，即生之创伤，推出艺术形式。例如，身体弯曲、坐着的古老塑像明确地表示了胎儿的姿态，只有希腊人塑像（在外界自由戏耍的大力士）才标志着克服创伤。希腊人首先在外部世界中感到自己的美好。因为他们不向往黑暗和胎态的舒适。他们解开了了狮身人面像之谜，按朗克看，这谜正是人的诞生之谜。
　　这样，一切创作无论从形式方面，还是从内容方面，都是由诞辰活动所决定的。然而，朗克认为，性生活是天堂的最好替代物，是最彻底的生之创伤的补偿。Coitus（性交）是部分地回归Uterus（子宫）。
　　朗克以为，死也被人看作是回归子宫。和死的思想联系着的恐惧是重复生的恐惧。最古老的安葬形式有：挖地（“大地母亲”），死者盘着双腿成坐的姿态（婴儿姿势），埋葬在小船里（暗示子宫和羊水），坟墓的形式，最后安葬的仪式——这一切都表现了对死的无意识理解，即回归母腹。希腊人烧掉尸体的方法就意味着最成功地克服了生之创伤。根据朗克的意思，濒临死亡的痉挛就是重复出生机体的第一次痉挛。
　　朗克的这一研究方法完全是主观唯心的。他不试图客观地从生理上分析生之创伤及其可能对机体以后生活的影响。他只在梦境、病症、神话、艺术以及哲学之中来寻找创伤的记忆。
　　朗克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他把第一次精神分析看作是分娩活动的再现（精神分析的使用本身一般要持续九个月左右）。因为，开始时病人的里比多固定在医生身上。病人把半明半暗的诊室（在亮处只站着病人，医生在昏暗处）想象成母亲的子宫。治疗结束时通常再现生之创伤：病人应从医生那里解脱出来，并且用此反应出从母亲那里创伤性地分离出来。因为生之创伤是一切精神病的最后根源。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结束弗洛伊德主义的阐释。朗克的论著为我们的批判部分做好了铺垫。这本书充分暴露了弗洛伊德主义某些方面的错误本质。

^[1] 弗洛伊德主义者荣格指出，病人臆想Dementia praecox（少年痴呆）和原始时代各民族的神话间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编者注）

^[2] 克鲁纳斯是宙斯的父亲。（译者注）

^[3] 参见：日耳曼史诗《希尔德布兰特之歆》（流传于八世纪）。（译者注）

^[4] 参见：菲尔多西（伊朗诗人940——1020的史诗《王书》（10世纪至11世纪之交）中的悲剧故事《鲁斯坦姆与苏赫拉布》。（译者注）

^[5] 古腓尼基丰收女神和爱神。（译者注）

^[6] （腓尼基日神）古代东方的神名。（译者注）

^[7] 弗洛伊德：“Der Witz und seine Beziehung zum Unbewussten”（《笑话及其无意识关系》），（1921）第3版，有俄译本。（原注）

^[8] 叶尔马科夫教授：《果戈理创作的心理学概述》。（原注）

^[9] 果戈理小说《鼻子》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10] 《群众心理学与自我分析》，第81页。（1921年）（原注）

^[11] 同上书，第83页。（原注）

^[12] 同上书，第87页—88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