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1952）
第六章 黑人和精神病理学
精神分析学派曾研究在某些社会环境、某些文明领域中产生的神经症的反应。为了听从辩证的要求，人们想必思忖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弗洛伊德或阿德莱的结论能用来企图说明有色人种的世界观。
人们永远也不会足够地强调指出，精神分析试图理解在家庭所代表的那个特殊群体内部的一些已知的表现。如果涉及一个成年人所经历的神经症时，分析家的任务则是在新的精神结构中重新找得与某些幼儿期因素的类似，家庭内部一堆冲突的一种重复、一个复制品。在所有情况下，人们努力把家庭看作是“精神的对象和环境”[1]。
然而，这里，现象将非常复杂。在欧洲，家庭的确代表世界所具有的提供给孩子的某种方式。家庭结构和国家结构保持紧密的关系。一个国家的军事化和权力集中化自动地导致父母的权力的加剧。在欧洲和所有的所谓有教养的或文明者的国家中，家庭是国家的一小块。走出父母亲的环境的孩子又发现同样的法律、同样的原则、同样的价值。一个在正常家庭长大的正常孩子将是个正常的大人[2]。在家庭生活和国家生活之间没有不相称之处。相反，如果人们尊重一个封闭的国家，即曾经防御了传播文化的涌流，那么就重新找到上面所描述的结构。例如，R.P.特里勒（Trilles）的《非洲俾格米人的内心》以事实使我们信服；人们从中随时感到需要使俾格米人的心灵天主教化，但从中发现的文化描述"~文化的模式、宗教仪式的持久、神话传说的继续存在——并不给人以“班图人哲学”的人为印象。
在一种和另一种情况下，有家庭环境特点投影在社会环境上。确实，小偷或强盗的孩子习惯于某种小集团的法律，看到世界上其余的人表现不同会感到十分惊讶，但新的教育——除非反常或迟钝（厄伊埃）[3]——可能会引导他们提高自己的道德观点，使其社会化。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人们发觉病因在家庭环境中。“国家权力对于个人来说，是家庭权力的再现，他在童年时由这种权力塑造而成。个人把以后碰到的权力同父母亲的权力相似对待：他根据过去来领会现在。就像所有其他的人类行为那样，面对权力的行为被学会了。这种行为在家庭内部被学会了，通过那家庭的独特安排，即通过权力在家庭的分配和实施的方式，从心理学的观点可以识别。[4]
然而，我们看到在有色人种家里却相反，这一点可十分重要。一个正常的黑人孩子，曾在一个正常的家庭里长大，稍微和白人世界接触就会正常化。有人不会立即明白这句话的。因此我们要开倒车。弗洛伊德在给予布勒尔博士正确的评价时写道：“几乎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注意到症状可以说像情感经历的残渣，为此，我们后来把这情感经历叫作精神创伤。症状的特性与引起症状的创伤场面的性质相同。根据固定的表达方式，症状由一些‘场面’决定的，它把这些‘场面’形成记忆的残渣，这就不再必要从这些症状中去看神经症那任意的、捉摸不透的结果了。然而，与人们预期的相反，症状并不总是起因于单一的事件，大部分时间是起因于许多经常相似和重复的创伤，因此必须按照年代再现整个一连串病原回忆，但次序颠倒，一开始是最近的，最初的在末了；不可能一直深入到最初的创伤，如果跳过中间阶段，经常最有效。”
人们已经再肯定不过了；在神经症的初始，有确定的Erleb-nis（体验）。弗洛伊德更进一步补充说：“的确，病人把这创伤从他们的意识和记忆中驱逐了出去，并表面上免除了大量的痛苦，但抑制本能的愿望继续存在于无意识中；它伺机表现并不久再现，但在认不出的伪装下；换句话说，抑制本能的想法在意识中由另一个充当其代用品的想法所替代，而所有苦恼的印象都来依附在这个想法上，人们认为这些印象由于抑制而被排除了。”这些“体验”抑制在无意识中。
在黑人的情况下，你们有什么看法？除非运用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这一令人眩晕的论据-它如此地使我们精神失常，人们绝对莫明其妙。在被殖民的国家中每天上演一个悲剧。例如，如何解释一个黑人业士到巴黎大学准备哲学学士学位，在一切围绕他的冲突的安排之前，已有戒备？勒内·梅尼尔用黑格尔学说的话汇报这种反应。他使这反应成为了“建立奴隶意识，代替抑制本能的‘非洲’思想，代替主子表示的迫切要求——建立在集体的内心深处的要求，集体应该像驻军监视被征服的城市那样监视这要求——的结果”[5]）。
在我们关于黑格尔的一章里，我们会看到勒内·梅尼尔没有弄错。然而，我们有权对自己提出问题：再说在完全与白人同化时，如何解释在20世纪时这种反应持续着？经常，正常化的黑人从未与白人联系过。是不是在无意识中有旧经验和压抑？黑人小孩是否见到过他父亲受白人的拷打和虐待？是否有过实际的创伤？我们对这一切回答说：不，那又怎样？
如果我们想正确地回答，我们不得不求助于“集体陶冶”概念。在一切社会，一切集体中，存在着，应该存在着一个渠道，一扇出去的门，通过这渠道和门，堆积的力能够在挑衅的形式下释放。这就是儿童教育中的规则，集体治疗中的心理剧，以及为青少年出版的更为普及的图画周刊所力求的，——每一种社会都自然地要求一种确定的形式的陶冶。人猿泰山、12岁的探险家，米老鼠的故事，以及所有的画报，趋向于真正的集体挑衅的压抑。这是些由白人为白人小孩写的报纸。然而，悲剧就在这里。在安的列斯群岛，当地年轻人贪婪地阅读的是同样的画刊，且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其他的殖民地状况是相似的。而狼、魔鬼、凶神、邪恶、野人总是由黑人或印第安人代表，并如同始终与征服者等同起来那样，那黑人孩子变成探险者、冒险家、传教士，他同白人小孩一样容易“有被那些凶恶的黑人吃掉的危险”。人家会对我们说这不很重要；但这是因为他们丝毫不会考虑这些画刊的作用。下面是莱格曼（Legman）对这的看法：“除了很少的例外，每个在1938年时六岁大的美国孩子到现在最少吸收了18，000个残忍拷打和血腥暴力的场面……美国人是除了布尔人外，有史以来惟一把当地居民从他们安家落户的土地上扫除出去的现代民族[6]。那么只有美国可能有要平息的民族内疚，它用虚构‘Bad Injun（印第安坏人）[7]的神话的手段，为了以后能够再介绍可尊敬的红皮肤人的历史形象，这些人未能成功地保卫自己的土地，反对以圣经和枪支为武器的侵略者；我们应得的惩罚只能通过否认对坏事负责，把指责转嫁给受害者来转移；证明——至少我们亲眼目睹一我们首先和只此一次的出击，纯粹是合法的自卫行动……”作者考虑这些画刊对美国文化的影响，还写道：“这个问题依然是分开的：这种固恋暴力和死亡的躁狂症是受审查的性欲的替代品呢，还是确切地说它在留给性审查的自由道路中没有起到把孩子和成年人的挑衅欲望引向反对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作用，而这个结构，借助他们自己的同意，使他们变坏。在这两种情况下，倒错的原因是主要的，不管它是性欲范畴还是经济范畴的；只要我们不能理解这些压抑的根本原因，一切针对诸如‘连环漫画书’的简单逃避行为的攻击依然是毫无意义的。”[8]
在安的列斯群岛，那个黑人青年在校内不住地重复“我们的父辈们，高卢人”[9]，与开发者、传播文化者、给野蛮人带来真理——一个完全白人的真理——的白人同化。视为同一，就是说黑人青年主观地采取白人的态度。他使那主人公——他是白人——充满挑衅性，——这个时代，挑衅性与奉献的性质紧密相似：充满性虐待狂的奉献。一个8岁的孩子赠献某种东西，甚至送给一个大人，不能容忍遭拒绝，渐渐地，在这安的列斯青年人身上形成和凝成一种态度，一种想问题和看问题的习惯，这态度和习惯主要是白人的。在校内，当他有时读到一些白人作品中的未开化的人的故事时，他总是想到塞内加尔人。当小学生时，我们就野蛮的塞内加尔人的所谓的习俗讨论了整整几小时，在我们的谈话中有一种最不反常的无意识。但这是因为安的列斯人不认为自己是黑人；他认为自己是安的列斯人。黑人在非洲生活。安的列斯人在主观上、在理智上像个白人那样地为人。然而，这是个黑人。他一旦在欧洲，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且当有人谈论黑人时，他知道这涉及他，也涉及塞内加尔人。在这一点上，我们能下什么结论呢？
把同样的“凶神恶煞”强加给白人和黑人是严重的教育错误。如果有人愿意把“凶神恶煞”理解为“这个”的人道化企图，他就会领会我们的观点。我们将极其严格地说儿歌遭到同样的批评。人们已觉察我们就是想编出一些专门给黑人读的画册，给黑人孩子唱的儿歌，甚至编一些历史作品，至少是教育修业证书。因为在有相反证明以前，我们一直认为如果有创伤，它就发生在这个时期。那个安的列斯青年是个随时都会被喊来和一些白人同胞一起生活的法国人。人们经常有点忘了他。
白人家庭就是某个结构的受托人。社会真正是家庭的总和。家庭是个机构，它显示一个更加广大的机构：社会或民族的群体。参照方向是同样的。白人家庭是准备和培养社会生活的地方。“家庭结构在超我中内心化并被投射到政治行为﹝我们说社会行为﹞中”（马居斯）。
黑人如果待在自己家里，他所实现的东西比白人小孩还要少。但就算他到欧洲去，他需要重新考虑他的命运。因为法国黑人在自己的国家里感到自己与他人不同。有人很快说：黑人自卑。事实是人家使他产生自卑感。那个安的列斯青年是个法国人，时刻被认定和白人同胞一起生活。然而安的列斯家庭实际上同国家结构不保持任何关系，即跟法国结构、欧洲结构不保持任何关系；于是，安的列斯人应该在家庭和欧洲社会之间作选择；换句话说，这是向社会——白种女人，开化的女人——“高升”这个人，在想像中趋向于拋弃家庭——黑种女人，未开化的女人——，与我们前面描述的幼儿期的“体验”有关。
马居斯的图解变成这种状况：
家庭 ← 个人 ← 社会
家庭结构被抛弃在“这个”里。
黑人发觉许多建议不现实，他曾参照白人的主观态度，把这些建议变为自己的主张。于是，他开始自己真正的学徒期。而现实显示出极端地抵触……但，有人会对我们说，你们只描述普遍现象，——成年的标准恰好是适应社会。于是我们会回答说这个批评没有在节骨眼上，因为我们正好指出了黑人需要正视一个幻想。一个根深蒂固的幻想。黑人长期不知道这幻想，在他的自己人中也长期存在这幻想；但白人乍一看他，他就感到自己那黑素的分量。[10]
然后，有无意识。种族的悲剧在野外展现，黑人来不及把它“无意识化”。白人在某种限度上成功了；因为出现一个新因素：犯罪。黑人和优越性情结，他们的自卑情结或平等感是“有意识的”。他们时刻把这些情结转换。他们有他们的悲剧，在他们身上没有这种成为神经症典型的情感上的记忆缺失。
每当我们读过一篇精神分析的作品，同我们的教授们讨论，跟一些欧洲病人谈话时，我们对相应的图表和黑人提供给我们的现实之间的不相符感到震惊。我们逐渐从中得出结论：在从白人的心理学过渡到黑人的心理学时存在着辩证法的替代。
夏尔·奥迪埃所谈的“原始价值”[11]在白人身上和黑人身上是不同的。社会化的努力并不反映同样的意图。千真万确，我们改变世界，一个严密的研究应该这样呈现：
——对黑人的生活经历作精神分析的解释；
——对黑人的神话传说作精神分析的解释。
但我们惟一的依靠——现实——禁止我们这样的行动。事实要复杂得多。什么事实？
黑人是引起畏惧和抑郁症的对象。从那个患Serieux et Capgras综合症的女病人[12]—直到这位向我们承认跟一个黑人睡觉对她来说代表某种恐怖之事的姑娘，人们看到所有程度的我们所称的黑人恐怖症。关于黑人，人们大谈精神分析。我们怀疑能实施精神分析[13]，我们宁可给这一章加上标题：《黑人和精神病理学》。期望弗洛伊德、阿德勒、甚至连荣格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都未想到黑人。在这方面他们很有道理。人们经常忘记神经症不是人类现实的构成因素。不管愿意不愿意，黑人身上并不快要产生恋母情结。有人可能用马利诺夫斯基[14]反对我们说母权制度是构成这种意识丧失的惟一原因。但我们除了可能思量那些满脑子都是对他们那文明的情结的人种学家是不是在努力地从他们研究过的民族身上重新发现这种情结的翻版，我们还能相对容易地指出在法国籍的安的列斯人中，97%的家庭不可能诞生一种恋母的神经症。我们明确地庆贺这种不可能性[15]。
撇开一些出现在封闭环境中的失败，我们可以说安的列斯人身上的一切神经症、一切不正常行为、一切情感的强烈兴奋是残酷的处境的结果。换句话说，有一堆资料、一系列的主张借助于作品、报纸、教育、教科书、广告贴、电影、广播，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人——同时构成他所属的集体的世界观[16]。在安的列斯群岛，这种世界观是白人的，因为不存在任何一个黑人的表现力。马提尼克人的民间创作十分贫乏，而在法兰西堡，许多青年不知道“兔子兄弟”一路易斯安娜州的雷米大叔的复制品——的故事。例如，一个欧洲人知道当今黑人诗的现状，却在得知直到1940年没有一个安的列斯人能够认为自己是黑人时，感到十分惊讶。只是由于埃梅·塞泽尔的出现，人们才能够看到出现要求和假定黑种人的性格。况且，最具体的证明是来到巴黎的年轻一代大学生感受的对此的印象：要搞明白接触欧洲迫使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他们必须花几个星期，直到那时他们没有触及过这些问题。然而这些问题是明摆着的[17]。
每当我们同我们的老师讨论时，或跟欧洲病人谈话时，我们发觉这两个世界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最近我们跟一位始终在法兰西堡行医的大夫交谈，我们把我们的结论告诉他；他大加赞同，对我们说这是真的，不仅是在精神病理学方面，而且在普通医学方面。他补充说，这样，你们决无像你们在研究医学论著中所研究的那样纯伤寒症；在这上面总是插人多少有点明显的疟疾。考虑描述黑人意识经历的精神分裂症会是引起关注的，——如果在那儿的这种错乱到这般程度的话。
我们的意图是什么？十分简单是这样：当黑人到达白人世界，有某种致敏的行动。如果身体结构显示出脆弱，那就眼看着“自我”的垮台。黑人停止以“起作用的”个人行事。他行动的目标将是“他人”（在白人的外表下），因为只有“他人”能提高他身价。在种族方面这是：提高种族的身价。但还有别的东西。
我们曾说过黑人是恐怖症患者。什么是恐怖症？我们借助埃斯纳尔的最近作品来回答这个问题：“恐怖症是一种焦虑不安地害怕一个客体（更广义地，害怕个人身外的一切事物）或引伸地害怕一个处境的神经症。”[18]当然，这个客体应该具有某些外貌。埃斯纳尔说，必须这外貌引起害怕和厌恶。但在这方面我们会碰到一个困难。应用基因的方法来理解恐怖症，夏尔·奥迪埃写道：“一切焦虑不安都来自某种与母亲的不在联系在一起的主观上的不安全感。”[19]作者说道，这发生在第二年左右。
研究恐怖症患者的身体结构，得出这个结论：“在直接指责成年人的信仰之前，应该在其所有因素中分析产生和导致这些信仰的幼儿期结构。”[20]因此对引起恐怖症的客体的选择是“超确定的”。这个客体不外乎虚无的黑夜，在某种情况下，这个虚无在主体身上引起了情感。恐怖症是这种情感对主体世界深处的潜在影响；有成形的构造。因为客体当然不需要在那儿，只要它是可能做到的事就够了。这个客体具有不好意图和不祥力量的所有象征[21]。在恐怖症患者身上，居先的是轻视一切合理思考。正如人们所见，恐怖症患者是遵守合理的前逻辑规律和感情的前逻辑规律的人：思考和感觉的过程，它使人想起给人以不安全感的事故产生的年代。预示的困难如下：在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位少妇身上有无给人以不安全感的创伤？在大部分敌视黑人的男性身上有无诱拐的企图？口淫的企图？下面就是我们通过一丝不苟地应用分析结论所得出的：如果客体十分可怕，如同一个多少有点想像的侵犯者，引起恐怖，这尤其是夹杂了性厌恶的害怕。“我害怕男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人们弄清楚引起恐惧的人的动机时：因为他们可能对我做各种各样的事，但不是粗俗的虐待：性虐待，即不道德的、丢人的虐待[22]。
“简单的‘接触’足以引起不安。因为接触同时是最初性行为的概括典型本身（摸、碰、手的接触——性欲）。”[23]由于我们习惯于所有用自我来自卫的手法，我们知道必须避免一丝不差地否认自己。难道我们不是面对着全面转变吗？其实，这种害怕强奸不正好使人想到强奸吗？正如有几张讨厌的面孔那样，人家不可以描述一些要强奸的妇女吗？切斯特·海姆斯在《如果他喊叫，就放开他》中很好地描述了这机械论。每当那黑人走近时那个金发胖妇就昏厥。但她什么也不怕，因为工厂里满是白人……最后，他们睡在一起。
我们当军人时能看到白种妇女——其中有三四个欧洲国家的——在舞会期间面对黑人，所表现的举动。大部分时间，妇女们匆匆躲避、退场，满脸惊慌，这惊慌并非装出来的。然而，邀请她们的黑人根本就不会干随便什么反对她们的事，即使他们想干也无这个能力。这些妇女的举止是在想像的层面上被理解的。因为敌视黑人的女人实际上只是个被推定的性搭档，——正如敌视黑人的男子是个禁欲的同性恋者那样。
的确，面对黑人，一切都发生在生殖的方面。几年以前，我们让跟我们讨论的朋友们明白，白人对于黑人的行为通常就犹如哥哥对弟弟的出生起的反应那般。从此，我们知道在美国理查德·斯特伯同样明白这点。在现象学方面，本应研究一种双重的实在性。人们因为犹太人的适应潜力而怕他。到处有“他们”。犹太人充斥银行、交易所、政府。他们支配一切。不久国家将属于他们。他们在“真正”的法国人之前在竞争中被认可。不久他们将在我国制订法律。最近，一位准备考行政学校的同学对我们说：“你白说，他们互相支持。例如，在莫克执政时，被称作犹太人的数字多得吓人。”在医学领域，情况没有差异。一切考进来的犹太大学生是“走后门者”。——黑人们，他们有性能力！你们想想看啊！他们用他们具有的自由，在丛林中！似乎他们随时随地地睡觉。这是些生殖者。他们的孩子那么多，所以不再去数了。我们要当心，因为混血孩子会使我们人满为患。
明确地说，一切都不行……
政府和行政管理部门被犹太人包围了。
我们的妻子被黑人们包围了。
因为黑人有特别的性能力。就是这用语：准是这种能力“是”引起幻觉的。思考这个问题的精神分析家们相当快地找到一切神经症的齿轮。这里主要是性焦虑状态。我们认识的所有仇视黑人的妇女的性生活不正常。她们的丈夫遗弃她们；她们是寡妇，而她们却不敢更换死者；离了婚的，却在周围新对象面前犹豫不决。她们所有的人都授予黑人一些他人（丈夫、情人、次要人物）不拥有的权力。后来，介入了反常的成分——幼儿期结构的持续：天知道怎么做爱！这想必是可怕的[24]。
有一个表达法，它久而久之奇怪地带有色情性质：强健的黑人。一位少妇向我们吐露其中有某种令人作呕的东西。一个妓女告诉我们，起初跟黑人睡觉的念头使她获得快感。她找黑人，避免向他们要钱。她补充道，“但跟他们睡觉不再比跟白人睡觉更加新奇了。在行动之前我就到达快感。我想（想像）他们可能对我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这点妙极了。”
始终在生殖方面，厌恶黑人的白人不服气性无能感觉或是性低能？理想是绝对的男子生殖力，它同被理解为男性生殖器象征的黑人相比，难道没有减小的现象吗？死刑处死黑人不是性报复吗？我们知道一切虐待、拷打、体罚具有性的东西。如果再读几页关于萨德侯爵的书，就会容易信服了。黑人的优势是否真实？大家都知道不是。但重要的并不在此。恐怖症患者的前逻辑想法决定他如此[25]。另一个妇女自从读了《我要唾弃你们的坟墓》后，有对黑人的恐怖症。我们提醒她注意白人受害者也跟黑人一样有病，试图向她指出她的见解没有道理。此外我们补充说，问题并不是标题让人领会的那种黑人的要求，既然此书的作者是鲍里斯·维昂（Boris Vian）。我们不得不吹嘘我们的努力。这位少妇什么也听不进去。谁读过这本书谁就很容易明白这恐怖症表达什么样的情绪矛盾。——我们曾认识一个黑人医科大学生，他不敢对到妇科来看病的病人作阴道指检。他向我们承认有一天曾听到一个病人的这种顾虑：“那里边有个黑人。如果他碰我，我就扇他耳光。对于他们，谁能料得定呢。他想必手很大，而且他肯定很粗暴。”
如果想从精神分析角度来了解种族的形势，不是总的设想，而是通过特别的意识感受到，那必须十分重视性现象。对于犹太人，人们想到金钱及其派生词。对于黑人，则想到性。在有关土地的方面，反犹太主义易于成为合情合理，因为犹太人把国家占为己有，所以他们很危险^最近，一个同志对我们说虽然他不是仇视犹太人者，但他不得不指出他在战争期间认得的大部分犹太人的表现是卑鄙的。我们徒劳地试图使他承认在这个结论中含有处处揭露犹太人本质的坚定意志的结果。
在临床方面，我们听说这位有指检妄想的少妇的故事，自从人家给她介绍了一个犹太男子的那一天起，她不停地洗手和胳臂。
让-保罗·萨特曾权威地研究过反犹太主义的问题，让我们试着看看嫌恶黑人究竟是怎么回事。这种嫌恶是在本能和生物方面。极端地，我们会说黑人当然在其出现在白人的现象世界的时候，用他的身体妨碍白人姿势图的关闭装置。我们通过考虑身体侵入另一身体而得到了结论，这儿不是汇报这结论的地方。（例如假设一组四个15岁的孩子，多少有点公然宣称是爱好体育的。他们中一个跳高以1米48获胜。突然冒出第五个人他超过1米52，那四个身体遭到结构破坏。）对我们有重要性的是指出“与生命有关的”周期因黑人而开始了[26]。
任何一个反犹太主义者都没有阉割犹太人的念头。人们杀死犹太人或使他绝育。黑人却是被阉割了。阴茎——男子生殖力的象征——被毁灭了，就是说它被否定了。人们察觉两种态度之间的差异。犹太人在其信仰的个性、历史、种族方面，在他所保持的同袓先和晚辈的关系方面受到伤害；在使犹太人绝育方面。人家铲草除根；每当一个犹太人受迫害，这是人家通过他迫害整个种族。但人们伤害黑人的是在其实体性方面。作为具体的人格被迫害的他。作为现实的存在，他是危险的。犹太人的危险被害怕黑人的性能力所替代。在《殖民化的心理》中马诺尼写道：“种族主义者在世界各处用以反对不同意他们信仰的人的论据，因其揭示出来的特点值得一提。‘什么？’这些种族主义者说，‘如果你有个女儿要嫁出去，你会把她嫁给一个黑人吗？’我见到过一些表面上丝毫不是种族主义的人，被这种论据搞得狼狈不堪，失去一切批评的观念。因为一个这样的论据触及他们身上一些十分暧昧的（确切地说是乱伦的）情感，这情感通过防御的反应推向种族主义。”[27]在继续说下去之前，我们似乎应该提出下列意见：在承认有乱伦的无意识倾向时，为什么这些倾向更特别地表现在黑人方面？一个黑人女婿在什么上绝对地不同于一个白人女婿？在这两种情况下难道不显露出无意识的倾向吗？为什么不认为那父亲反对是因为按他想法，黑人将把他的女儿引到一个性世界，而他不拥有这个世界的钥匙、武器、特性呢？
一切智力的获得要求性潜力的丢失。开化的白人对性放荡的特殊时期有着无理性的怀旧，怀念狂欢的场面，不受惩罚的强奸，不加制止的乱伦。总之，这些幻觉符合弗洛伊德学说的生活本能。白人把自己的意图投到黑人身上，表现得“仿佛”黑人真正有这些意图。当涉及犹太人时，问题很清楚：人们对他不信任，因为他想拥有财富或安置在支配的岗位。黑人则是固定在生殖的位置；或至少是人家把他固定在那儿。两个领域：智力和性。罗丹的《思想者》阴茎勃起，这是个引起反感的形象。按情理，人们不能到处“装硬汉”。黑人代表生物的危险。犹太人代表脑力的危险。
有恐黑症，就是害怕生物学的危险，因为黑人只是生物学的。这是些牲畜。他们赤身裸体地生活。只有上帝知道……马诺尼还写道：“这种需要在类人猿的猴子身上，在卡利班[28]身上或在黑人身上，甚至在犹太人身上重见好色之徒的神话形象，在人的内心达到一个‘深度’[29]在此深度中思想混乱，且性冲动奇怪地同挑衅和暴力——大权势的原动力——联结在一起。”[30]作者把犹太人纳入那范围内。我们看不出不合适。但这里黑人是支配者。他是这问题的专家：谈论强奸就意味着谈论黑人。
在三四年中。我们询问了大约五百个白种女人：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我们利用某种讲知心话、无拘无束的语气，无论如何我们期待我们的对话者丝毫不怕向我们敞开心扉，就是说深信不得罪我们。或者，在自由结合期间，我们把“黑人”这字眼插到二十来个其他词中。将近十分之六的回答表现为这样：
黑人＝生物的、性、强壮的、爱好运动的、强有力的、拳击手、乔·路易、杰斯欧文、塞内加尔狙击兵、野蛮的、动物、魔鬼、罪恶。
塞内加尔狙击兵这词使人联想到那些：可怕、残暴、结实、强壮等词。
值得注意的是对“黑人”这词，五十分之一回答：纳粹、党卫队；当人们知道党卫队形象的情感价值时，人们明白同前面的回答的差异是微乎其微。补充说一下，几位欧洲人帮了我们的忙并对一些同志提出问题：比例明显地增长。必须从中看到我们黑人品质的结果：无意识地有某种克制。
黑人象征生物的。首先，他们身上的青春期在九岁时开始，十岁有孩子；他们热情，血气旺；他们强壮。正如一个白人最近带点苦涩的口吻对我们说：“你们体格强健。”这是个棒种族，看看那些狙击兵……战时，人们不是把他们叫作我们的黑鬼吗？……但他们想必是粗鲁的……我不待见他们用那大手拍我的肩。我对这怕得发抖。十分清楚在某种情况下必须反过来解读，我们理解这位如此温柔的妇女：其实，她非常清楚看到的是那个强壮的黑人折磨她柔弱的肩。萨特说，当人们说“年轻的犹太人”这一熟语时，有想像的强奸、掠夺的味道……相反地，我们可以说在“漂亮的黑人”这个熟语里有“可能”影射类似的现象。我总是对那从“漂亮的年轻黑人”过渡到“马驹子、种公马”的速度之快产生强烈印象。在电影《丧服适合埃莱克特》中，一大部分的阴谋是基于性争夺上。奥兰责备他姐姐维妮赞赏爱情岛的出色的光身土著人。他不原谅她这件事[31]。
对现实的分析是棘手的。一个研究员面对他的课题可能采取两种态度。或者他以解剖学工作者的方式继续描绘，在对胫骨所作的描述中，当人家问他们拥有的前腓骨凹陷的数字时，他们都感到十分惊奇。因为在他们的研究中，这从来都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别人的问题；在我们的医学研究初始，经几次引起恶心的解剖之后，我们硬起心肠使自己设法避免这些不安。方法很简单：“亲爱的，就当是解剖一只猫，一切会顺利的……”——或者，在描述现实之后，打算改变现实。此外，原则上，描述的意图似乎含有关心转变期的意思并由此要求向找得某种解决办法突破。正式的或趣闻轶事的文学创作了太多的黑人故事，人们不能不说这些故事。但把这些故事集中起来，显示黑人机制的真正任务并不进展。对于我们来说，主要的并不是堆积事实、行为，而是点明他们的感觉。在这点上我们可以依靠雅斯佩尔斯的名声，他写道：“对于单单一种情况的深入理解，经常能使我们现象学地普遍应用无数的情况。经常是人们一次抓住的东西不久又重新出现了。在现象学方面具有重要性的是较少地研究无数情况，更多地直觉和深入地理解一些特殊情况。”[32]摆在面前的问题如下：白人能否对黑人表现得正确合理？黑人能否对白人表现得正确合理？
某些人会说这是假问题。但我们说欧洲文化具有对所有可能产生的冲突负责的黑人的意象时，我们并不超越现实。在关于语言那章中，我们曾指出在屏幕上黑人忠实地再现这个意象。甚至连一些严肃的作家也成为其颂扬者。米歇尔·库尔诺是这样写的：“黑人的剑是支剑。当他用剑刺死你的妻子，她感到了什么。这是个启示。你的小饰物丢失在他们留下的深坑中。_于花了很大力气，你使静室浮动，犹如你在唱歌。人们互相道别……四个下体器官显著的黑人挤进一座满是人的大教堂。他们出来时想必符合规则地等待轮到他们；而在交错的人流中并不是件轻轻松松的事情。
“为了不受拘束，没有纠纷，他们只剩下露天了。但严峻的对峙在那儿守候着他们：对付棕榈树、面包树和那么多为了支配权而不松弛的高傲的性格，这性格训练成好像是为了永生永世和处在尽管完全难以达到的高度。”
[33]
关于这一点，必须提到一个事实：一个同黑人睡过觉的白种女子很难接受一个白种情人。至少这是我们尤其在男人们身上遇见的一种想法广谁知道‘他们’给她们什么呢？”的确，谁知道呢？肯定不是他们。对这主题我们不能闭口不谈艾蒂安布尔的这个意见：“种族的忌妒促使种族主义的罪行，对于许多白种男子来说，黑人恰好是这把永远贯穿他们妻子的奇妙的剑，他们的妻子将因此改变面貌。我的统计部门一点也未给予我这方面的资料。然而我认识一些黑人。一些同黑种男人有来往的白种女人。最后一些与白种男人有来往的黑种女人。我了解了足够的隐情，能够对库尔诺先生用其才能给一个奇谈打气而感到遗憾，在这奇谈里白人总是会找到一个似是而非的论据：不可明言的，值得怀疑的，因而双倍有效的。”[35]
清查真实是个巨大任务。我们收集事实，我们评述这些事实，但在写每一行时，在提出每一个建议时，我们感到有种未完成的印象。加布里埃尔·达布西埃揭露萨特时写道：“这篇把安的列斯人、圭亚那人、塞内加尔人和马达加斯加人放在一起的文选制造了令人遗憾的混乱。这混乱就这事提出了海外国家的文化问题，它把这事同每个国家的历史和社会现实分开，同民族特点和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强加给他们各个国家的不同条件分开。因此当萨特写：‘黑人由于对其过去的奴隶回忆简单地深化，断言痛苦是男人的命运，但它仍然是不该受的’时，是否体会到这对于一个霍瓦人、一个摩尔人、一个图阿雷格人、一个刚果或象牙海岸的班图人意味着什么？”[36]
这个异议是有道理的，它也击中了我们。最初，我们想局限于安的列斯群岛。但辩证法无论如何重占优势，故我们不得不“看待”安的列斯人首先是黑人。然而，我们不会忘记有比利时、法国、英国籍的黑人；存在一些黑人的共和国。当一些这样的事实要求我们时怎样企求抓住实质呢？实际情况是黑人种族分散，它不再团结一致。当墨索里尼的武力侵入埃塞俄比亚时，有色人种开始团结一致行动。但如果从美国派一两架飞机到被侵略者那儿，任何一个黑人实际上并不反抗。黑人拥有一个祖国，在一个联盟或联邦里占一席之地。一切描述都应该是处于现象方面，但在这方面我们仍然请教无数的观点。黑人的普遍处境模糊不清，然而这种模糊不清在其具体生活中解决了。由此他可以说是酷似犹太人。与上面援引的障碍相反，我们将要求强调：“不管黑人到哪儿，他仍然是个黑人。”
在某些国家中，黑人渗透到文化。正如我们在上面让大家所领会的那样，人们不会太重视白种孩子接触黑人现实的方式。例如在美国，白人青年即使不住在有机会具体看到黑人的南方，也透过雷米叔叔的传说而了解黑人。——在法国，可以提及《汤姆叔叔的小屋》。萨利小姐和马尔斯·约翰的小男孩怀着又怕又钦佩的心情听兔子兄弟的故事。贝尔纳·沃尔夫把这白人的情绪矛盾变成美国白种女人心理学的特点。他甚至依靠乔尔·钱德勒·哈里斯的生物学，竟至于指出钦佩心情是由于白人的某种与黑人认同。人们知道这些故事的问题所在。兔子兄弟同几乎所有的大自然的动物进行斗争，且当然他总是胜利者。这些故事属于种植园的黑人们的口头传说。因此人们很容易在其兔子那非凡的讥讽和轻蔑的外貌下认出黑人。白人们为了抵制他们无意识的受虐色情狂——它想要他们面对（黑）兔的壮举心醉神迷——，曾试图去除这些故事中的他们的挑衅潜力。这样他们得以自思“黑人使一些动物成为人类智慧的低等范畴，只有黑人自己懂得它”。黑人自然感到自己“同低等动物紧密接触，比同各方面都如此高于他的白人接触更密切”。另外一些人正好提出这些故事不是对在美国的黑人所创造的条件作出反应，而仅仅是些“非洲遗迹”。——沃尔夫给我们解答了这些阐明：“十分明显，兔子弟弟是只动物因为黑人应该是动物；兔子是个外来者因为黑人想必被打上——直至染色体——外来人的烙印。从奴隶制开始起，他作为奴隶主的民主和基督教的犯罪引导拥护南部同盟者确定黑人是牲口，不变质的非洲人，他的特征由‘非洲的’基因固定在原生质里。如果说黑人处于确定自己是未成形状态之人，那不是由于美国，而是由于热带丛林中他祖先的结构低级。”因此拥护南部同盟者拒绝在这些故事中见到黑人注入的挑衅。沃尔夫说，但编纂者哈里斯是个精神变态者：“他特别善于这项工作，因为他脑袋里塞满了反常的种族的顽念，除了折磨南方——至少程度，整个白人的美国——的顽念之外……确实，哈里斯和许多其他美国白人认为，黑人无论从哪一方面都似乎是否定他本身的惶惶不安的自我：无忧无虑、易于交际、能言善辩、肌肉放松、从不烦恼，或消极被动、恬不知耻地有暴露癖、从同情自己在集中的痛苦境况中解脱出来、感情洋溢……”但哈里斯始终感觉是残缺人。因此沃尔夫把他看作是个受剥夺的人，——但不是根据通常的略图：在于他本质上不可能在黑人的“自然”世界上生活。人们并不禁止他这点：这对于他是很难的。不受禁止，但不能实现的。因为白人觉得自己受黑人的剥夺，因为他也要剥夺黑人，把黑人束缚在各种禁锢中。再则，白人成为他无意识的牺牲品。让我们始终听听沃尔夫所说：“雷米的故事是描述南方的情绪矛盾的不朽著作。拥护南部同盟者的原型哈里斯寻求黑人的爱，并声称得到了这爱（雷米的“露齿而笑”）[37]。但他同时在大量的无意识和受虐色情狂中，寻求黑人（兔子兄弟）的仇恨，从这寻求中得到莫大的乐趣，——可能惩罚自己不是黑人、黑人的旧框框、慷慨的‘赠与人’。难道不可能南方的白人和或许最大部分的美国白人在其和黑人的关系中经常同样地行事吗？”
人们寻找黑人，索要黑人，不能省掉黑人，人们要求他但却想以某种方式粗暴对待他。很不幸，黑人拆散体系并违反协定。白人会不会反抗？不会，他对此凑合。沃尔夫说，这事实说明为什么许多论述种族问题的作品是“畅销书刊”[38]。“当然无人被迫完成一些黑人和白种女人做爱的故事（《根深蒂固》，《意外的收获》，《雷米叔叔》），白人发现自己是黑人的故事（《皇亲国戚》，《迷失的境界》，《雷米叔叔》），白人被黑人掐死的故事（《土人》，《如果他喊叫，就放开他》，《雷米叔叔》）……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民间文化中广泛地包裹或展示这种黑人的露齿笑，就像件大衣对这受虐色情狂那样：甜蜜的爱抚攻击之。正如《雷米叔叔》所指出的那样，种族游戏在这里大部分是无意识的。当白人因一成不变的露齿而笑的微妙内容而兴奋时，他并不十分意识到自己的受虐色情狂，比起黑人在把老一套换成文化的短粗木棍时不意识到自己的性虐待狂来，好不到哪儿去。可能更糟。”[39]
正如人们所见，在美国黑人制造一些事端，在这些事端中他变得有可能发挥他的挑衅；白人的无意识使这挑衅成为正当和提高身价，把这无意识转向自己，这样重新产生受虐色情狂通常的略图[40]。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一个方针。大多数的白人认为黑人代表（未受教育的）性本能。黑人体现凌驾于道德和禁止之上的生殖力。白种女人通过真正的诱导，经常觉察黑人在那扇不可触知的大门口，大门开向那纵酒狂欢、特别的性感受……的王国。我们曾指出现实使所有这些相信丧失价值。但这处于想像方面，无论如何处于谬误推理的一个方面。把不吉利影响归于黑人的白人在智力方面倒退，因为我们曾指出他只达到八岁的智力年龄（看连环图……）。在性演变的成熟前阶段难道没有倒退和停滞吗？没有自我切除生殖腺？（黑人由于使人惊愕的性器官而让人惧怕。）通过承认黑人在性能力方面的优势来解释自己的被动？有许多问题值得提出来。有些男子到“馆”里去叫黑人鞭抽；一些被动的同性恋男子要求黑人搭档。
下面可能是另一解决办法：首先对黑人有性虐待狂的挑衅，其次，受重视的国家的民主文化对这种行为施加的惩罚使人产生犯罪情结。于是这种挑衅由黑人来承受，由此产生受虐色情狂。人家会对我们说，但你们的略图是错的：那里找不到通常的受虐色情狂的因素。可能这种境况的确不是通常的。不管怎么说，这是解释白人的受虐色情狂行为的惟一方式。
从启发的观点，如果不过高估计现实，我们宁愿提出一种对“一个黑人强奸我”的幻觉的解释。根据埃莱娜·德茨[41]和玛丽·博纳帕特[42]——她们两人都重又接受并且可以说是最大限度地运用了弗洛伊德关于阴蒂、阴蒂-阴道，然后纯阴道性欲交替发展的妇女性欲的观点——的研究，由于跨越了其双重的恋母情结而使其被认为被动的性欲和挑衅性被保存得多少有点复杂的妇女，在完成其生物的和心理的发展进程后，最终到达她的由神经心理整合所实现的角色完善。然而，我们不会回避某些失败或固恋。
主动的恋母情结对应着阴蒂阶段，尽管按玛丽·博纳帕特的说法，丝毫没有连续，但有主动和被动的共存。在姑娘身上去除性欲挑逗没有在小伙子身上那样成功[43]。阴蒂被感觉到像缩短的阴茎，但超过具体的，姑娘只考虑质量。她从质量的角度来体会实在。就像在小男孩身上一样，她身上会有对母亲的冲动；她也想要捅破母亲。
然而我们寻思除最终实现女子特征之外，有没有对这幼稚的幻觉的坚持。“此外，一个妇女对男人的粗野游戏太强烈的反感是反对男性和极端的两种性特征的可疑烙印。一个这样的女人有可能是个‘阴蒂性的’。”[44]以下就是我们对此的看法。起初小姑娘看到父亲打一个与之争夺的孩子，性冲动的挑衅者。在这阶段（5至9岁），父亲尽管保持性冲动的极点，但可以说还是拒绝承担小姑娘的无意识要求他的挑衅。这时，这种释放的挑衅得不到支持，要求转换。由于孩子是在这个年龄，在为人所知的形式下深入了解民俗学和文化的，黑人成为这种挑衅性的命中注定的拥有者。如果我们更加深入到那迷宫中去，我们观察到：当妇女经历被黑人强奸的幻觉时，这可以说是实现一个个人的梦，一个内心的希望。实现掉转头来反对自己的现象，就是妇女自己侵犯自己。我们在妇女们于性交过程中对另一方说“弄痛我”这一不足为奇的事实中，找得确证。她们只是表达这个想法：把我弄痛，就像我要是你就把你弄痛那样。被黑人强奸的幻觉是这一复现表象的不同说法：“我希望黑人进人我身体就像我要从一个女人变成他那样。”有人在接受我们对白种女人的心理一性欲的结论时可能向我们要求我们对于有色人种妇女可能会提出的结论。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至少我们能提出的是对于我们将称之为近乎白种女人的许多安的列斯女人来说，塞内加尔人类型或无论如何一个下等人（被看作是这样）代表侵犯者。
黑人是生殖者。是否这就是全部故事？不幸地并非如此。黑人是另一码事。这里我们还碰到犹太人。性器官把我们区分开来，但我们有个共同点。我们两种人都代表邪恶。黑人更甚，理由就是他肤色黑。人们是不是在象征体系中说，白色公正、白色直理、白色贞洁呢？我们认识一个安的列斯人，他在谈论到另一人时说：“他的身体是黑的，他的舌头是黑的，他的灵魂也必然是黑色的。”这个逻辑，白人每天在实现之。黑人是邪恶和丑陋的象征。
亨利·巴鲁克先生在其精神病学新概要中[45]描述他所称的反犹精神病。
“在我们的一个病人身上，谵妄的粗鲁和猥亵超出法语所能包括的一切东西，并且表现出明显的同性恋影射
[46]，其主题转移内心的羞愧，把羞愧转移到替罪羊犹太人头上，他呼唤对他们进行大屠杀。另一个病人，由于1940年事件促使他谵妄突然发作，显出如此强烈仇视犹太人，以致有一天在一旅馆里怀疑隔壁房间的旅客是个犹太人，夜里他冲进那旅客的房间去痛打他……
“另一个病人，体弱多病，得了慢性结肠炎，因自己的身体不好而感到丢脸，最后把这归因于‘细菌液’的中毒，这种液体是由一家他先前待过的医院里的护士给他喝的，——反教权主义的共产党护士，他说，他们因他的观点和天主教信仰而曾想惩罚他。他到我们科里，逃过一个‘工联主义成员’，认为自己逃出狼窝又入虎穴，越来越糟，既然他在一个犹太人的手中。这个犹太人肯定只能是个强盗、一个凶恶的人、一个什么罪行都能犯下的人。”
那个犹太人（真实或不真实的）被那“坏蛋”打死了。局面成了这样，因此他所做的一切被指定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犹太人自然是自己选定的，且他有时会忘了自己的犹太人身分，或忘了掩盖这身分、隐藏这身分。因为他当时承认雅利安语系有价值。有善良就有邪恶。邪恶是犹太的。所有犹太的东西是丑陋的。我们不要再是犹太教徒。我不再是犹太教徒了。打倒犹太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最好斗的。就好像巴鲁克的这个病人得了迫害狂症，他有一天看见一个佩戴黄星标记的人，挑衅地打量他并轻蔑地高声道：“喂！先生，我啊，我是法国人。”而这位女病人则：“在我们的同事达德博士的科治疗，在一小屋里有她的一个教友，这位教友是别的病人讥笑和令人不愉快意见的对象。一个非犹太病人替她说话。那第一位病人于是轻蔑地对待那位替犹太人说话的病人，并把所有反犹太主义的恶意中伤都泼在她头上，同时要人家使她摆脱这个犹太女人。”[48]
这里我们有个反应现象的好例子。犹太人为了反抗反犹主义，自己变成反犹太主义者。这就是萨特在《缓期》中所指出的，书中比南夏兹终于紧张地经受了他的否认，这紧张几近疯狂。我们将看到这话并不太过分。那些到巴黎来的美国人看到那么多的白种女人在黑人的陪伴下，惊讶不已。在纽约，西蒙娜·德·波瓦尔由于跟理查德·赖特一起散步，使得一个老太太要她遵守秩序。萨特说·这里是犹太人，别处是黑人。需要的是只替罪羊。巴鲁克不说另一回事：“只有当人类知道放弃替罪羊的情结时仇恨的情结才得到释放。”
错误、有罪、拒绝这种犯罪、妄想狂，重又处于同性恋的地位。简而言之，别人所描写的犹太人的情况完全应用到黑人身上。[49]
好一坏、美一丑、白一黑：这就是有特点的一对对现象，迪德和吉罗的表达重又采用这些现象，我们把这叫作“谵妄性的善恶二元论”[50]。只看黑人的典塑、把仇视犹太人和敌视黑人进行比较，这似乎就是这里所犯的分析错误。当我们对某人谈论我们的工作时，他问我们对这工作期待什么。自从萨特的决定性研究《文学是什么？》（《形势》2）以来，文学越来越投入它惟一真正“当今的”任务，这任务是使集体过渡到思考和调停：这工作想成为发展基础的一面镜子，镜中可发现黑人正在摆脱束缚。
当不再有“人的最低值”，就不再有文化。知道班图人认为“Muntu是力量”对我无关紧要，——或至少这本可能引起我的兴趣，只是某些细节使我很尴尬。人们从别处读到：“1946年，在75，000个黑人矿工罢工时，国家警察局用开枪和刺刀强迫他们复工。有25人死亡，几千人受伤。
“斯马茨（Smuts）在当时是政府的领导人和和平大会的代表。在白人的农场里，黑人劳动者几乎像农奴般地生活。他们可以把家眷带去，但没有其主子的准许任何人不能离开农场。如果他离开，警察局就得到报警，他被强行带回并遭鞭打……
“依照《关于土著的行政管理的条例》，总督作为最高领导，对非洲人有专制权。他可以宣布逮捕和监禁一切被认为危害公共安定的非洲人。他可以在随便哪个土著的部门禁止十人以上的集会。对于非洲人，没有人身保护法。不管什么时候没有逮捕证就进行大逮捕。
“南非的非白人居民走投无路。所有现代形式的奴隶制阻碍他们逃过这灾难。尤其对于非洲人，白人社会打破了他的旧世界而不给他一个新世界。它摧毁了黑人生活的传统的部落基础并在关闭了过去的道路后阻挡未来的道路……
“南非的种族隔离企图禁止黑人作为独立和自由的力量参加现代史。”[51]
在读到以上这些时，对班图人的本体论的思考意味着什么。
我们很抱歉作此长段摘录，但它能使一些黑人可能犯的错误变得明显了。例如阿利乌纳·迪奥普在其《班图人的哲学》的引言中指出班图人的本体论不了解欧洲的这种形而上学的不幸。然而它从中得出的参考却很危险：“提出的两面性问题是知道是否黑人的天性应该致力于造就他独创性的东西、这种年轻的心、这种对人和造物的天生尊重、这种生活的欢乐及和平，这种和平丝毫不是加强于人、歪曲人类并由心理卫生来忍受，而是同生活难能可贵的尊严和谐一致的……人们也思忖黑人能给现代世界带来什么……我们能说的是，被设想作为革命意志的素养观念本身是同我们那作为进步观念本身——我们的天性^背道而驰的。只有在我们对生活、自然条件有些抱怨时进步才烦扰我们的意识。”注意！当班图人的生活处于非存在地位、处于无法估计的因素的地位时，谈不上在他们思想中重新找到上帝[52]。当然，班图人的哲学并非让人从革命意志出发去理解：但正好在由于班图人的社会封闭，人们看不到这种用开发者替代兵力的本体论关系的范围内。然而，我们知道班图人的社会不再存在。而种族隔离毫无本体论的东西。这议论够多了。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于黑人谈论得很多，甚至过多了。黑人想要人家忘掉他，以便重新组织他的力量，他真正的力量。
一天他说：“我那黑种人性格既不是一座高塔……”
而有人来把他希腊化，俄耳甫斯化……这个黑人寻求全世界。他追求全世界！但在1950年6月，巴黎的旅馆拒绝接待黑人旅客住宿。为什么？非常简单，因为盎格鲁-萨克逊的顾客（正如每个人都知道的他们有钱和敌视黑人）有可能会搬走。
黑人涉及全世界性，但在银幕上，人们保持他黑人的原汁原味，他黑人的“本性”：
“始终是仆人
总是卑躬曲膝和面带笑容
我，从不偷窃，从不撒谎
永远说蹩脚法语……”
黑人遍及全世界，但在巴黎的圣路易中学，人们辞退一个黑人：他十分冒失地读了恩格斯的著作。
这里有悲剧，黑人的智慧有可能中其圈套。
怎么？我刚刚睁开被人蒙住的双眼，而人家已经要把我淹没在全世界？其余的人呢？那些“毫无嘴巴”，“无声无息”的人……我需要消失在自己的黑种人性格中，需要懂得骨灰、种族隔离、镇压、强奸、种族歧视、抵制。我们需要用手指触摸黑种仆人那一道道被划的伤口。
人们已经看到阿利乌纳·迪奥普在寻思黑人的天性在全世界的合唱团中将是什么地位。然而，我们说在现在的条件下不可能产生一个真正的文化。当人重新找到自己真正的位置时会谈到黑人的天性的。
我们会再次请塞泽尔帮忙；我们想要许多黑人知识分子从中得到启发。应该也反复对我自己说：“尤其是我的身体和我的心灵，你们不要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而袖手旁观，因为生活不是演戏，因为苦海不是前台，因为一个叫骂的人不是一只跳舞的熊……”
在继续清点现实，努力确定凝聚象征的时候，我很自然地处于荣格的心理学的大门。欧洲文明的特点是在荣格叫作集体无意识的内部出现原型：表达恶劣的本能、完全自我的固有的阴暗心理、没有教养的野蛮、潜伏在一切白人心中的黑人。荣格确认曾在未开化的居民处观察到同他复制的略图一样的心理结构。我个人认为荣格搞错了。况且，他认识的所有居民——亚利桑那州的印第安人部落或在英属非洲的肯尼亚黑人——都多少跟白人们有创伤性的接触。我们在前面说过安的列斯青年在其萨拉文化（salavinisations）中决不是黑种人；我们曾试图说明这种现象与什么相对应。荣格把集体无意识确定在遗传的脑体中。但集体无意识不需要求助基因，完全只不过是偏见、幻想、一个确定的群体的集体态度总和。当然，在以色列定居的犹太人于不到一百年间所产生的集体无意识，同1945年在他们被从那儿驱逐出去的那些国家中的犹太人集体无意识是不同的。
在哲学讨论方面，有人在这里提出本能和习惯的老问题：本能是天生的（人们知道必须对“先天性”的看法），不变的，特有的；习惯则是后天的。在这方面只要指出荣格把本能和习惯弄混了。果然，按他的说法，集体无意识是与大脑结构关联的，幻想和原型是人种永久的印迹。我们希望曾指出过不是这么回事，而事实上这个集体无意识是文化的，就是说是后天的。同样，一个喀尔巴阡山脉的乡下青年，在当地的物理化学的条件下会看到自己出现黏液水肿，同样一个像勒内·马朗的黑人，曾在法国生活过，表现出并被纳人了种族主义的欧洲幻想和偏见，领会了这个欧洲的集体无意识，如果他具有两重性，只能看到他仇恨黑人。必须慢慢来，悲剧在于必须逐渐地展示在他们的整体性中呈现的机制。人家能理解这个建议吗？“在欧洲，邪恶是由黑人来代表的。”应当慢慢来，这我们知道，但这很困难。刽子手是黑肤色人，撒旦的皮肤是黑色的，人们谈到愚昧黑暗，如果人脏了那他就是黑色的，——这一点适用于身体肮脏或精神肮脏。如果有人费神把大量使黑人变成罪孽的表达法集中起来，人们会大吃一惊的。在欧洲，黑人或具体地或象征性地代表性格不好的一面。如果人们没有明白这个提议，就必定会徒劳无益地就“黑人问题”说话。黑色、黑暗、阴影、愚昧、黑夜、地道、深不可测，这些词给某人的声誉抹黑；而另一方面：天真无邪的明眸、和平白鸽、仙境般的、天堂的光明。一个金黄色头发的漂亮孩子，在这说法中包含多少的和平、欢乐，尤其是含有多少的希望啊！同一个漂亮的黑孩子毫无可比之处：这十足是件非同寻常之事。我还是不打算重新考虑黑天使的故事。在欧洲，即在所有的文明和开化的国家里，黑人象征罪孽。黑人代表道德标准低下的原型。人们在德苏瓦伊（Desoille）的《醒来的梦》中所发现的正是那同样的矛盾。如何解释代表品质低劣、下等的无意识是被染成黑色的？在德苏瓦伊的作品里，感到在玩文字游戏，情景更加清楚，始终涉及上上下下。当我下去时，我看到岩穴、山洞，一些野蛮人在那里跳舞。尤其——但愿没搞错——在德苏瓦伊传递给我们的一场醒来的梦中，我们在一个岩穴中遇见一些高卢人。但应当说高卢人是憨厚老实的……一个高卢人在一个山洞里，这好像有种家庭气息，——可能，“我们父辈高卢人”的结果……我认为要明白某些精神的现实必须再变成孩子。荣格就是在这方面是个发明者：他要到世界的青春时代去。但他大大地搞错了：他只是到达欧洲的青春时代。欧洲的无意识的最深处制造着极其卑劣的杂交，其中潜伏着最不道德的冲动、最不可公开承认的欲望。由于一切男人向白皮肤和光明攀升，欧洲人想要摒弃这企图自卫的非文明人，当欧洲文明同黑人世界、这些野蛮人民族接触时，大家都同意：这些黑人是邪恶的根源。
荣格经常把外国人与难理解、不良倾向相似对待：他完全有道理。这个发射机制——或如果愿意，叫作传递性机制——由传统的精神分析加以描述。如果我发现自己作品中有些不寻常的、应受指摘的东西，那么我只有一个解决办法：摆脱之，把其作者资格推给另一人。这样，我结束可能会破坏我平衡的往复紧张。在开头几场醒来的梦中，应该当心，因为太快地下来并不好。应该在同无意识完全接触之前，升华齿轮为主体所认知。如果在第一场梦，出现一个黑人，应该马上摆脱他；为此，向你的主体提议一座楼梯、一根绳子，或劝说他坐直升飞机让人带走。黑人必然留在他的洞里。在欧洲，黑人有一个功能：代表低级感情、不良倾向、心灵的阴暗面。在“西方人”的集体无意识中，黑人——或如果愿意，称作黑肤色——象征邪恶、罪孽、贫困、死亡、战争、饥荒。天下乌鸦一般黑。在马提尼克岛——它因集体无意识而是个欧洲国家——，当一个“肤色发青”的黑人拜访你时，人们说：“他带来什么倒霉事？”
集体无意识并不取决于大脑的遗传：它是我称为“轻率的文化强制”的结果。因此，对于一个安的列斯人经受了唤醒梦的方法，重新体验与欧洲人同样的幻想这件事，这没什么令人惊讶的。因为安的列斯人有着与欧洲人同样的集体无意识。
如果明白了前面所说的，就能够陈述下面的结论：安的列斯人敌视黑人是正常的。出于集体无意识，安的列斯人把欧洲人的所有原始型都看作是自己的。安的列斯黑人的“灵魂”几乎总是白种女人。同样安的列斯人的“愿望”总是白种男人。因为在阿纳托尔·法朗士、巴尔扎克、巴赞或“我们的”某个小说家的作品中，不提及这个朦胧的、然而却是出现的黑种女人，也不提及眼睛炯炯发光的阴郁的阿波罗……可我表露出来了，我谈到了阿波罗！没办法：我是个白人，然而，我无意识地怀疑我身上的黑色东西，就是说怀疑我内心的全部东西。
我是个黑人——但当然我不知道这，因为我是。在家里，我母亲用法语给我唱法国抒情歌曲，歌中决不涉及黑人。当我不听话、太吵闹时，家里人叫我别“当黑人”。
稍后，我们读白人的书，我们逐渐吸收从欧洲灌输给我们的成见、梦想、民间传说。但我们不会接受一切，某些成见在安的列斯群岛行不通。譬如，不存在反犹太主义，因为岛上没有或只有很少的犹太人。如果不要求集体陶冶观念，我能很容易地指出是黑人轻率地将自己选定为可能带来原罪的客体。对于这一角色，白人选择黑人，而当白人的黑人也选择黑人。安的列斯黑人是这个文化强制的奴隶。在当了白人的奴隶之后，他自我奴隶制化。黑人从一切词义上来说，是白人文明的牺牲品。安的列斯诗人的艺术创作不具有特有的痕迹，这没有什么令人大惊小怪的：这是白人的创作。为了回到精神病理学上来，应该承认黑人感受一种特别神经症的大杂烩。二十岁时，即在集体无意识有点儿消失的时候，安的列斯人发觉自己生活在错误中。为什么这样？仅仅因为被认作是黑人，而这点十分重要，但由于伦理道德的逐渐转变，他发觉（集体无意识）如果人们是不好、软弱、凶恶、本能的，那么他们是黑人。一切同这些成为黑人的举止相对立的则是白人。应该从中看到安的列斯人的敌视黑人的根源。在集体无意识中，黑皮肤等于丑恶、罪孽、愚昧、不道德。如果我在生活中表现为有道德的人，那么我一点也不是个黑人。在马提尼克岛，从这观点产生出一个习惯：说到一个白人不好时就说他有黑人的心肠。肤色无关紧要，我甚至看不见，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良心的纯洁和我灵魂的清白。另一人说“我白得像雪一样”。
文化强制在马提尼克岛轻而易举地实行。伦理道德的逐渐转变并未遇到障碍。但真正的白人在等待着我。他在最初的机会就告诉我单单白人的愿望是不够的，而是必须实现全部是白人的。只是在此时我才会意识到背叛——我们作出结论吧。一个安的列斯人出于集体无意识、出于大部分的个人无意识和几乎是他全部的个性形成而成为白人。他的皮肤是黑的，荣格在其作品中未提及这一点。所有的不理解都来自这种张冠李戴。
当塞泽尔在法国准备他文学学士学位时，他“重新发现自己的懦弱”。他知道这是懦弱，但他从不能说出为什么。他觉得这很荒谬、愚蠢，我甚至要说不健康，但在他的任何一本著作中，找不到这种懦弱的机制。因为必须消灭眼前的情景并试图以孩子的心灵去理解真实。电车里的黑人滑稽而丑陋。肯定，塞泽尔觉得很逗乐。因为在这个真正的黑人和他之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在法国的一个白人圈里，有人介绍一个漂亮的黑人。如果这是个知识分子圈子，你们肯定这黑人会试图使人接受。他请人家别注意他的皮肤，但注意他知识的力量。在马提尼克岛，许多二三十岁的人开始研究孟德斯鸠或克洛代尔，惟一的目的是引用他们的著作。因为他们打算通过熟悉这些作家使人忘记他们的黑色。
道德心包含一种分裂、意识的中断，光明部分反对阴暗部分。为了有道德，必须黑色、阴暗、黑人从意识里消失。因此，一个黑人随时在与他的形象作斗争。
如果向埃斯纳尔先生承认他精神生活的科学观点，如果从错误、犯罪出发去理解疾病领域，那么一个正常的人将是卸掉这种犯罪感的人，他将能无论如何都不犯罪。更直截了当地，一切个人应该把他低级的迫切要求、他的冲动算在低劣基因的账上，这基因将是他所属的文化的基因（我们看出来这是黑人）。这种集体犯罪由应当叫作替罪羊的东西来承担。然而，替罪羊对于建立在进步、文明、自由主义、教育、光明、灵敏这些梦想的基础上的白人社会而言，正是反对这些梦想的扩张和胜利的力量。是黑人提供了这股粗暴和敌对的力量。
在安的列斯社会里，梦想同第戎或尼斯社会的梦想一样，黑人青年与文明人同化，使黑人成为其精神生活的替罪羊。
我是在十四岁时懂得现在叫作文化强制的价值的。我以前有个同学，后来他去世了，他的父亲是意大利人，娶了一个马提尼克岛女子。这个人在法兰西堡居住了二十多年。人家把他看作是个安的列斯人，但在私底下，记得他的原籍。然而，在法国，意大利人在军事上一钱不值；一个法国人顶十个意大利人；意大利人不勇敢……我的同学生于马提尼克岛并只与马提尼克岛人往来。某一天蒙哥马利使意大利军队在班加西陷于混乱，我想在地图上查明盟军的前进。面对可观的地面进展，我热烈地欢呼：“你们拿下多大的阵地啊！……”我的同学——他不可能不知道他父亲的籍贯——极其尴尬。况且我也是。我们两人都是文化强制的牺牲品。我深信明白这现象及其所有后果的人确切知道在何方找到解决办法。听听那叛逆者所说：
“他向上爬……他从地底深处向上爬……黑色波浪翻滚……浪嘲泡哮……动物气味的沼泽……雷雨从光脚处泛起泡沫……总是麇集了从小山的羊肠小道滚滚而下的其他泡沫，攀登猥亵和荒凉的湍流沟壑，这些沟壑因混沌的河流、腐蚀的大海、抽搐的大洋而扩大，在大刀的炭黑色和劣质烧酒的笑声中扩大……”
懂了吗？塞泽尔“下来了”。他同意完全深入地观看发生的事，而现在他可以高升了。他开始成熟了。但他不把黑人留在下面。他把黑人扛在肩上并将其捧上天。在《回乡笔记》中，他已经告诉我们了。这是上升的心理，为了重新运用巴歇拉尔的话[53]他选择了：
………………………………
“为此，牙齿洁白的上帝，
脖子易折断的男人们
接受和理解三方面的必然的平静
和我这方面的舞蹈
我那不祥黑人的舞蹈
属于我自己的舞蹈
打破枷锁舞
跳越监狱舞
作为黑人是美好和合法的舞
属于我自己的舞且太阳在我手掌上跳动
但是不平等的太阳不再满足我的需要
风啊，围着我新的成长盘绕吧
停息在我有节奏的手指上吧
我把我的良心及其肌肉节奏交给你
我把闪烁着我弱点的火交给你
我把一群囚犯的锁链交给你
我把沼泽地交给你
我把三角形环行的外人观光局交给你
吞下风吧
我把我那粗鲁的话交给你
吞下和卷起来吧
在卷起来时用更大规模的战栗拥抱我吧
拥抱我直到狂怒的我们
拥抱吧，拥抱我们吧
但同样地把我们咬得出血
拥抱吧，我的纯洁
只是同你的纯洁
结合在一起
但晚上拥抱我们多彩的纯洁
捆吧，没有内疚地把我捆起来吧
用你那发亮的黏土制成的宽阔胳臂
把我捆起来吧
把我黑人的颤抖就绑在世界的肚脐上
捆吧，把苦涩的博爱与我捆绑在一起
然后，用你那星星套索把我勒死
上升吧，白鸽
上升，上升，上升吧
我跟着你，印成我祖先的白色角膜
上升吧，上苍的马屁精
我想淹没其中的大洞
另外那个月亮
在那里我想现在钓到夜晚那
不吉祥的用语
黑暗似铁板一块一动不动！”
[54]
人们明白为什么萨特看出在黑人诗人采取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中那黑种人性格的逻辑性目的。以下确实就是所发生之事。由于我发觉黑人是罪孽的象征，我开始仇恨黑人。但我看到自己是个黑人。为了逃避这个冲突，有两个解决办法。要么我请求别人别注意我的皮肤；要么相反，我要人家发觉我是黑人。于是我试图提高不好的东西的价值——既然我不假思索地同意黑色是罪恶的颜色。为了结束这神经症的处境，在这处境中我不得不选择一种不健康的、冲突的、怀有幻想的、对立的、不人道的解决办法，归根结蒂，——我只有一种解决办法：飞越别人在我周围策划的这个荒谬的悲剧，撇开这两个同样不可接受的结局，并通过别人伸向世界。当黑人跳下时，换句话说下来时，发生某种异乎寻常的事。
再听听塞泽尔的诗：
“啊！啊！
他们的力量是十分稳固的
一致确认的
是需要的
我的双手沐浴在稀疏的欧石南丛中
在喁喁私语的稻田中
且我有星宿的大脑袋
但我软弱。哎呀我软弱。
帮帮我吧。
现在我又处于变化状态
陷于困境，盲目的
害怕我自己，对我自己担惊受怕
害怕诸神……你们不是神。我是自由的。”
“反抗女子。——我同今夜有条约，从我二十岁起我感到这夜晚慢慢地向我走来，在呼唤……”
[55]
重新发现了这个夜晚，即感到他的身分，塞泽尔首先指出：
“人们把树干根部刷白是白搭，下面的树皮的力量在呼叫……”
然后，一旦白人在他身上暴露，他就杀死他：
“我们把门强行打开。主人的房间大开着门。主人的房间灯光辉煌，主人在房里十分镇静……我们的人停步不前……这是主子……我进去了。他十分镇静，对我说，是你啊……是我。我对他说，正是我，那个好奴隶，忠实的奴隶，盲目服从的奴隶，突然他的眼睛像雨天时两只受惊的小动物……我打他，血喷溅出来：这是我记得的惟一的‘洗礼’。”
[56]
“通过一场意外和有用的内部革命，他现在敬重自己的极端丑陋。”
[57]
欧洲人又知道又不知道。在自省方面，黑人就是黑人；但在无意识中，有黑人一野蛮人的形象，这形象在无意识中钉得牢牢的。我可以举出不是十个而是几千个例子。乔治·穆南在《非洲影响》中说道：“我有幸在社会学课程中没有通过莱维布鲁尔（Levy-Bruhl）的《原始精神状态》去发现黑人；更通常地，有幸发现与通过阅读发现的不一样的黑人——我每天为此感到高兴 ”[58]
人们不会把穆南看作是个普通的法国人，他补充道：“我可能在人们思想上没有偏见的时候可以得知黑人是像我一样的人……我这个白人，大概有可能始终自然地和黑人在一起——并决不在面对他时愚蠢和冷不丁地站在人种志调查者的立场，这种立场经常是我们那‘把他们放回原位’的令人难堪的方式……”
在同期的《非洲影响》中，不可能被怀疑是仇视黑人的埃米尔·德曼汉写道：“我的一个童年回忆是参观1900年的世界展览，在参观时我主要关心的是看黑人。我的想像自然是由阅读激发出来的：《十五岁的船长》，《罗伯特历险记》，《利文斯通旅行记》。”
埃米尔·德曼汉对我们说这表达了他心中对异国情调的爱好。如果我准备好失手在他手中，相信这个写文章的德曼汉，我要他允许怀疑那个1900年展览会上的德曼汉。
我后悔重又采用人们争论了五十年的题材。写关于黑人友谊的可能性是个宽厚之举，可是很不幸，那些仇视黑人者及其他一丘之貉是排斥宽容的。当我们读到“黑人是个野蛮人，而引导野蛮人只有一种方法：踢屁股”时，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愚蠢的话应该从我们的工作台上消失”。但在这点上大家都同意。雅克·霍莱特在《非洲影响》（第5号）中写道：“另外，似乎有两件事对黑人在世界上远离别人起了作用，跟我无法相比：他的皮肤颜色和他的赤身裸体，因为我想像黑人是赤身裸体的。——当然，一些表面因素（尽管人们不会说他们不继续同我们的新思想、我们修改过的观点打交道达到何种程度）有时能适用于这个远方的、几乎不存在的裸体黑人；戴着小圆帽、挂着费尔南代尔[59]式的咧嘴微笑——某种含巧克力的早点的象征——，善良的黑人就是这样的，他还像塞内加尔的勇敢士兵，‘禁令的奴隶’、没有威严的堂吉诃德、一切属于‘殖民地史诗’范畴的‘好孩子角色’，最后，他就像‘要转变的’黑人、‘长胡子传教士’的‘听话儿子’。”
雅克·霍莱特在其学术报告的下文中告诉我们曾通过反应使黑人成为纯洁的象征。他向我们端出其中的道理，但我们不得不认为他不再是八岁，因为他对我们谈及“性的不良意识”和“唯我论”。此外我深信雅克·霍莱特把这个“成年人的纯洁”丢在他身后远处，丢得很远很远。
毫无疑问，最有意思的证明是米歇尔·萨洛蒙的见证了。尽管他否认，他还是发出种族主义的臭味。他是犹太人，他有“反犹太主义的千年经验”，可他却是个种族主义者。你们听听这个：“但是，否认在他的皮肤和头发的事实中，在他（黑人）散发的好色气息中，有某种吸引人的或令人厌恶的拘束，这就是凭着那从来什么也解决不了的荒谬的假正经，无视明白的事实……”更有甚者，他竟至于跟我们谈到“黑人那惊人的生命力。
萨洛蒙先生的研究告诉我们他是医生。他想必怀疑这些非科学的文学观点。日本人和中国人比黑人的生育力强十倍：他们因此就是好色的？再说，萨洛蒙先生，我正要向您交代：我从未能在听到一个男人说另一男子“他多么好色啊！”时而不恶心的。我不知道一个男子的好色是什么回事。你们想像一下一个女人说另一个女人：“她极其肉感，这个漂亮而没有头脑的女人……”萨洛蒙先生，黑人既不通过他的皮肤，也不通过他的头发散发出好色气息。只不过，长期来好色和生殖的黑人生物形象日日夜夜地摆在您面前，而您不知道摆脱这形象。“眼光”并不仅仅是镜子，而是调整的镜子。“眼光”应该允许我们改正文化的错误。我不说眼睛，我说“眼光”，我们知道这眼光反映什么；不是裂沟，而是这种从梵·高的红色中出现的、从柴可夫斯基的一支协奏曲中掠过的相同的闪光，它绝望地紧紧抓住席勒的《欢乐颂》，它听凭自己由塞泽尔那蠕虫般的大口传送。
黑人的问题并不导致生活在白人中间的黑人的问题，而是受剥削、被奴化、受资本主义社会、殖民主义社会蔑视的黑人的问题。萨洛蒙先生，您问问自己将干什么“如果您在法国有80万黑人”；因为您认为有个问题，黑人高升的问题，黑人危害的问题。马提尼克岛人是法国人，他想待在法兰西联邦内部，他只要求一件事，就是那些傻瓜和剥削者让他有可能人道地生活。我清楚地看到自己完了，被萨特或阿拉贡这样的一些人那源源不断的人流所淹没，这对我再好也没有了。萨洛蒙先生，您说完蛋了什么也捞不着，我们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如果娶个随便哪个欧洲女人并没有放弃自己个性的印象；我对您肯定地说我不干“受骗上当的交易”。如果有人嗅闻我的孩子们，如果有人检查他们的指甲新月形斑，这仅仅因为社会没有改变，因为正如您说的那样，社会把它的神话保存得完好无损。至于我们，我们拒绝考虑关于方式的问题：或者，或者……
这个黑皮肤的民族、黑人民族的历史是什么？我是法国人。我与法国文化、法国文明、法国人民有关。我们拒绝把自己看作“旁人”，我们完全处于法国剧情中。当一些不是根本地坏，而是受蒙蔽的人侵入法国来控制它时，我的法国人职业向我指出我的位子不是在旁边，而是在问题的中心。就个人而言我与法国的命运、法国的价值、法国民族有利害关系。我这个属于黑皮肤帝国的人，该做什么呢？
乔治·穆南、德曼汉、霍莱特、萨洛蒙十分愿意就关于黑人的幻想起源的调查作回答。我们大家深信一件事。真正查封黑人的现实想必牺牲文化的结晶。
最近，我在一份儿童报上读到这句话：“这是我的祖先烧煮你们的袓先的那口大锅。”这句话是一幅图画的说明文字，图中画着一个年轻的黑皮肤童子军向三四个白人童子军介绍一个黑人村落。人们很想承认不再存在吃人肉的黑人，但我们记着这事……不过说到底，我认为这位作者是在无意识中帮助黑人。因为读这段话的白人孩子不会把黑人想像为正在吃白人的人，而是已吃过白人的人。不容争辩，这里有一个进步。
在结束这一章之前，我们想传递一份病例，这是由于圣伊利精神病医院的妇科主任医师的帮助而得。这份病例阐明了我们在这里捍卫的观点。它说明黑人的幻想、黑人的思想走极端，达到决定真正的精神错乱。
B小姐于19xx年3月进这个科时是十九岁……证明书上注明如下：“我署名人，P博士，从前的巴黎住院实习医生，证明曾对B小姐作过检查，她患神经错乱症，包括烦躁不安的发作、运动不稳、肌肉抽搐、有意识的但她不能克制的痉挛。这些错乱越来越厉害并妨碍她过正常的社会生活。她需要在一家由1838年的法律决定自愿出资的医院内住院观察。”
主任医师开出的二十四小时的证明书：“从十岁起得了突出肌肉抽搐的神经症并随着青春期和最初的户外工作而病情加重。带有焦虑不安的短暂的忧郁症，伴随着症状的再发作。肥胖症。要求治疗。同别人在一起很放心。门诊病人。有待保持原状。”
在那些个人的过去病史中，没发现任何病理过程。只记住十六岁时的青春期。体检没检查出什么，除了脂肪蓄积、外皮稍微的浸润，使人想到轻度的内分泌腺的不足。经期有规律。
一次谈话使人明确了下面几点：
“尤其在我工作时肌肉抽搐出现了”（病人住院了，因此生活在家庭环境之外）。
眼睛、额头抽搐；气急，走投无路。睡觉很好，不做噩梦，吃得好。来月经的日子并不神经紧张。上床时，在睡着前，面部肌肉抽搐频繁。
看护的意见：尤其在她单独一个人时是这样。当她和别人在一起或谈话时，就不显著。抽搐取决于她干什么。她以跺脚开始，不断对称地抬高双脚、腿、手臂、肩膀。
发出一些声音。人家从未能听懂她说什么。人家一叫她，她就停止。
主任医师开始几次启发梦想。一场预备好的谈话展示了存在可怕的圆圈形式下的幻觉症，医生要病人回忆这些圆圈。
下面是第一次汇报的摘要：
“圆圈深而集中，按黑人的达姆达姆鼓的节奏扩大和缩小。这达姆达姆鼓声表示有失去她双亲，尤其她母亲的危险。
“于是我要她对这些圆圈画个十字，它们没消失。我叫她拿块抹布把它们抹去，它们消失了。
“转向达姆达姆那边。她被半裸的男男女女围了起来，他们可怕地跳着舞。我叫她别怕进入这个跳舞圈子。她这么做了。这些跳舞的人立刻改变面貌。这是个吵吵嚷嚷的集会。男女穿着整齐并跳一个华尔兹舞：黑人之星。
“我叫她走近圆圈：她再也见不到这些圆圈了。我叫她回忆这些圆圈；它们在这里，但破了。我叫她由开口处进入圈子。她本能地回答说，我不再是被完全包围了，我可以走出来了。圆圈碎成两半，然后碎成好几段。只剩下两段消失了。她在叙述时喉头和眼睛抽搐得厉害。
“一系列的谈话治疗从运动的动荡不定引导到镇静。”
下面是另一次谈话治疗的摘录：
“我叫她回忆那些圆圈。她看不见。后来看见它们在那儿。它们被打破了。走到里面。它们断裂、升起、然后慢慢地纷纷掉入空际。
“我叫她听达姆达姆鼓声。听不见。叫她，听到在左边。
“我向她建议一个天使陪她往鼓声那儿去：她要自己一个人去。然而有人从天上下来。这是个天使。他脸带微笑；他把她领到达姆达姆鼓附近。那儿只有一些黑种男子，他们不怀好意地围着一堆大火在跳舞。天使问她他们要什么：他们要烧死一个白人。到处找这白人。没见到。
“啊！我看见他了。这是个五十来岁的白人。他的衣服被扒了一半。
“天使跟黑人首领交涉（因为她害怕）。黑人首领说这个白人不是本地区的，因此他们要烧死他。但他没干坏事。
“他们把他放了并重新开始欢快地跳舞。她拒绝参与舞蹈。
“我派她去跟首领谈判。他一个人在跳舞。白人不见了。她想离去，似乎并不坚持要认识那些黑人。她想同她的天使一起到某个地方去，在那儿她将是在自己的家，同她的母亲、她的兄弟姐妹们在一起。”
抽搐消失了，停止治疗。几天后又见到这位病人，她的病复发了。汇报治疗谈话：
“始终是那些圆圈靠近过来。她拿了一根棍子。它们碎成段。这是根魔棒。把这些铁块变成非常漂亮的闪闪发亮的物质。
“朝一堆火走去：这是跳舞黑人们点的火。想认识首领。朝他走去。
“停止跳舞的黑人又跳开了，但按另一个节拍。她伸出手围着火堆跳舞。
“一次次谈话治疗明显地使病人好转。她写信给她父母，接待访问，去看医院放映的电影。她参加小组游戏。一个女病人在小屋的钢琴上弹奏华尔兹，她邀请一个女病人跳舞。她的伙伴们很尊重她。”
我们摘录下另一次谈话的这一段：
“重新想这些圆圈。它们碎成一片，但在右边少了一块。最小的是完整的。她要打碎那些小的。她把它们拿在手里拧；它们碎了。然而，剩下一个小的。穿过去。另一边处于黑暗中。不害怕。叫唤某个人，她的守护天使从上面过来，和和气气，面带微笑。他把她带往阳光下，在右边。”
启示的梦想对于目前状况产生一些相当重要的结果。但只要病人“单独一人”时，抽搐就出现了。
我们不想对这精神-神经症的基础放松。主任医师的盘问展示了对想像的黑人的害怕，——12岁时经历的害怕。
我们跟病人作了大量的谈话。
在她十岁或十二岁时，她的父亲，“殖民军的老前辈”，喜欢学习黑人音乐的节目。每天晚上达姆达姆鼓声在家中回荡。当时她已上床睡觉了。
我们曾经说过，另一方面，就是在这个年龄时期出现吃人肉的野蛮黑人。
这中间的联系很容易辨认出来。
加之，她的兄弟姐妹们发现了她的弱点，闹着玩地吓唬她。
在床上，耳朵里是达姆达姆鼓声，她果真“看到”一些黑人。她颤抖着躲到被窝里。
然后，越来越小的圆圈出现并使黑人成为盲点。
因此又找到圆圈作为防御幻觉症的机制。
今天圆圈出现时没有黑人，——防卫机制成为必要却不知道它的决定论。
我们见到了那位母亲。她证实了她女儿所说的。她非常易动感情，在十二岁时，她经常在床上发抖。我们的在场没有引起任何精神状态的明显改变。
今天，“只有”圆圈发动运动现象：呼叫、面部肌肉抽搐、乱七八糟地做手势。
但如果保留一部分体质，显而易见这种精神错乱是害怕黑人的结果，这害怕受决定性的环境支持。尽管病人明显好转们还是怀疑她是否能很快重过社会生活。
[1] 《情结，家族心理学的具体因素》，拉康，《法兰西百科全书》，8—40—5。
[2] 我们愿相信人家不因最后的这句话对我们提出诉讼。那些抱怀疑态度的人问道：“你们称作正常的是什么？”一时，我们找不出恰当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了防止最紧急的事，让我们援引G.康基尔汉那十分有教育意义的，单纯的生物问题为重点的作品《正常的和反常的》。只补充一句，在精神的领域中，请求、要求、恳求的人是不正常的。
[3] 虽然这种保留本身是有争议的。请见朱丽叶·布托尼埃小姐的学术报告：“反常难道不是一种极度情感迟钝吗？这种迟钝是由于孩子曾生活其间的条件而保持下来或产生的，至少也由于体质上的健康情况，它明显地是个原因，但大概不是惟一的责任者：。"（《法国精神分析杂志》，1949年第三期，第403—404页）
[4] 若阿辛.马居斯，《家庭结构和政治行为在家庭和国家中的权力》。（《法国精神分析杂志》，1949年4月-6月号）
[5] 借用米歇尔·莱里的援引，《马提尼克岛一瓜德罗普岛一海地》（《现代》，1950年2号）。
[6] 顺便指出加勒比人遭受来自西班牙和法国的冒险家的同样的命运。
[7] “Bad Indian”（印第安坏人）的贬意歪曲。
[8] G.莱格曼，《连环漫画的心理病理学》，罗比伊奥（Robillot）译（《现代》，第43期，第916页及下页）。
[9] 正如在许多情况下，当有人把这教学特点带回马提尼克岛时，引起的是微笑。人们很愿意看到事情的喜剧性，但不计它长远的后果。然而重要的是这些长远的后果，因为是从这些三言两语的句子出发，设计了安的列斯群岛的青年们的世界观。
[10] 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引述萨特所写的：某些孩子从六岁起就对一些把他们唤作“犹太人”的同学挥拳相向。另一些孩子则长期不知自己的种族。在一个我认识的家庭里，一个以色列姑娘直至十五岁还不知犹太人的本身含义。在占领时期，一个枫丹白露的犹太医生，在家闭门不出，抚育他的孙儿们，对他们的出身只字不提。但不管以什么方式，他们有朝一日必须知道真相：有时通过他们周围的人的微笑，有时通过传闻或辱骂。发现得愈晚，打击就愈厉害：他们一下子发现别人知道他们所不知道的某些事，人家给予他们这种暧昧和令人不安的，在他们家不使用的形容词。（《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第96—97页）
[11] 《精神生活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两个根源》。
[12] 《妄想狂》，埃斯纳尔援引，见《过失的病域》，第97页。
[13] 我们特别想到美洲；参见《我是个黑人》。
[14] 马利诺夫斯基（Malinowski，1884—1942），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和人种学家。——译注
[15] 在这一点上，精祌分析家们对赞同我们的意见持犹豫态度。例如，拉康博士谈到恋母情结的“多产”。但如果说孩子打算杀死他父亲，还是必须父亲同意死。我们想起黑格尔说道：“孩子的摇篮是父母的坟墓”。想起了尼科拉·卡拉（《火灾的家》），让·拉克罗瓦（《家庭的力量和软》）。
战后，在法国道德标准崩溃这一事实可能是国家代表的这个精神自身失败的结果。大家知道在家庭范围内能决定这样的创伤。
[16] 我们向那些不信服的人建议下面的试验：观看一部人猿泰山电影在安的列斯群岛和在欧洲放映。在安的列斯群岛，年轻的黑人实际上进入泰山这个角色，反对黑人。在欧洲的电影厅里，事情困难得多，因为看电影的人虽然是白人，但不由自主地与银幕上的野蛮人联系在一起。这个试验很关键。黑人觉得肤黑不受损害。一部在法国一个城市里和在法兰西堡放映的纪录影片引起相似的反映。不过最好还是：我们肯定布须曼人和祖鲁人更加引起安的列斯青年们的突发大笑。如果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反应的夸张让人猜想对承认的怀疑，这倒会是十分有意思的，在法国，看这部影片的黑人完全愣住了。不再有托辞：他既是安的列斯人，也是布须曼人和祖鲁人。
[17] 他们更加特别地发觉他们的自我增值路线得改换方向。我们确实看到来法国的安的列斯人打算把这次旅行作为他们性格的最后阶段。我们完全能毫不担心搞错地说为了相信自己的白皮肤而到法国去的安的列斯人在那儿发现自己真正的面貌。
[18] 《失误的病域》，法国大学出版社，1949年，第37页。
[19] 《焦虑和造成幻觉的思考》，第38页。
[20] 出处同上，第65页。
[21] 出处同上，第58和78页。
[22] 埃斯纳尔，同前书，第38页。
[23] 出处同上，第40页。
[24] 我们在若阿辛·马居斯的研究中重新发现那主张，根据这主张，社会的神经症，或面对随便某个他人的不正常举止，同个人处境保持紧密关系：“对调查表整理分析，说明最强烈仇视犹太人的那些人属于家庭结构最冲突的。他们的反犹太主义是家庭环境内遭受挫折、失望的反应。这充分说明犹太人是反犹太主义的替代品，这就是那些同样的家庭环境根据当地的情况，产生仇视黑人、反天主教或反犹太主义的事实。因此可以说与当前的意见相反，是态度发现内容而不是内容造成态度。”（同前书，第282页。）
[25] 如果依旧从奥迪埃的观点来看，应该更确切地说“不合逻辑推论的”：“当涉及退化时，即涉及成年人的特有的过程时，可以提议‘不合逻辑推论的’这个词。”（《焦虑和造成幻觉的思考》，第95页）
[26] 依据拉康的“反映期”概念，肯定会有兴趣思忖在什么范围内，所知年龄的白人青年身上建立的同类的意象，在黑人出现时神经不会遭到想像的刺激。当人们明白了拉康描述的这一过程，不再怀疑白人的真正“他人”是并继续是黑人。相反地，只不过对于白人，“他人”在有形体的形象方面绝对被理解为非我，即不可视为相同者，不可相似对待者。对于黑人，我们曾指出历史和经济的现实都考虑在内。拉康说道，“通过治疗对象的映象去察看是一种对于分析这个病期具有双倍的意义的现象：六个月后出现现象，这时对它的研究示范地揭示当时观察对象的现实的倾向；自映意象，甚至由于这些相似性而成为这现实的良好象征。”（法国大百科全书，8—40，9和10）
我们将看到这…发现是基本的：每当观察对象瞥见自己的形象并向它打招呼时，总是可以说是“他固有的精神协调”受到欢呼。在精神病理学方面，如果人们重视幻觉病或判断狂，人们发现始终尊重这个自我形象。换句话说有某种结构的和谐，个人的完整性和他在谵妄行为的所有阶段所转换的结构。除了能把这一真实归于感情的内容外，并不因而不依旧是个明摆着的事，轻视这事是不科学的。每当有妄想的自信，就有自己的再现。尤其在迪德和吉罗所描述的焦虑和怀疑时期，另一人出现了，因此以色情狂和谋杀者的形式再现黑人就并不见怪了。但在系统化时期，当确定性转化时，就不再有外人的地方。过分地说，况且我们将毫不迟疑地说某些妄想中的黑人主题（在它不是中心主题时）位居诸如动物幻视等别的现象的旁边。莱尔米特描述了有形体的意象的开放。就是在临床方面人们用heautoscopie术语指定的东西。莱尔米特说，骤然出现这现象是非常奇怪的。甚至发生在正常人（歌德、塔尔尼等等）的身上。我们肯定对于安的列斯人，自映幻觉始终是中性的。我们曾向那些告诉我们在他们身上注意到这现象的人经常提这个问题：“你是什么肤色？”；“我是无色人种。”很好，在将入睡时的幻觉中，尤其在自迪阿梅尔（Duhamel）以来人们叫作salavinisation的东西中，同样的过程来回重复。并不是作为黑人的自我在颅盖下活动、思考或受欢呼。
此外，我们向这些结论涉及到的人建议读几篇10至14岁的安的列斯孩子写的法语作文。对所出题目：《出发度假之前的印象》，他们像真正的巴黎孩子那样回答，且发现下列那些主题：“我喜欢假期，因为我可以在田野里奔跑，呼吸新鲜空气，并将又回到‘欢乐’的日子。”看起来我们并不太搞错，让人明白安的列斯人不知道他黑人身分。我们有条件第一次见到一些塞内加尔人时可能是13岁。有关他们，我们知道1914年时的老人们所叙述的：“他们上了刺刀进攻，如果这不行，手握短刀，穿过一阵阵机枪扫射向前猛冲……他们割下‘头颅’并储备耳朵。》他们途经马提尼克岛，从圭亚那来。我们渴望地在街上寻找他们的制服，人家对我们谈到过这制服：红色小圆帽和腰带。我们的父亲竟至于招徕了两个，把他们领到家，在那儿他们得到莫大的家庭之乐。在学校里，保持了同样的环境：我们数学老师，预备役军人中尉，1914年时指挥一支塞内加尔狙击兵部队，他提醒我们说：“他们祈祷时，不应打扰他们，因为那时不再有中尉了。一些打斗的狮子，但尊重它们的习惯。”这话使我们战栗。如果马伊奥特·卡佩西亚在梦中自视为雪白和粉红肤色的女人，但愿不再大惊小怪；我们会说这事情很正常。
有人可能反对我们说如果对于白人，有同类的意象的制造，那么在安的列斯人身上想必产生相似的现象，视觉感知是这个制造的草图，但在安的列斯岛，感知始终处在想像的层面。用白人的话说人们从中觉察他的同类。例如有人会说某人“很黑”；在一个家庭内部，听到母亲声称：“X是我孩子中长得最黑的。”这没有什么令人大惊小怪的。就是说长得最不白的……我们只能重复一位欧洲同事的想法，我们对她谈及此事：在人文方面，这是个真正的欺骗。让我们再说一遍，参照白人的本质，凡安的列斯人被指定由他同属感知。在安的列斯群岛和在法国完全一样，人们碰到同样的传说；在巴黎，人们说：他的肤色黑，但非常聪明；在马提尼克岛，说法并不两样^战时，一些瓜德罗普岛教师来法兰西堡批改业士学位考试试卷，我们出于好奇到B先生住的旅馆里去看他，他是哲学老师，以长得特别黑而出名；正如在马提尼克岛不无带有几分讽刺地说的，他是“蓝色的”。这样的家庭评价很好：“他们长得很黑，但他们所有的人都很棒。”果然有个钢琴老师，是音乐戏剧学院的毕业生，一个女子中学的自然科学老师，等等。至于父亲，他每天在夜幕降临时在阳台上散步，有人说，从某个时候起，不再见到他了。人们叙述在另一个农村家庭里，夜色来临时有时没有电，孩子们得哈哈笑以便人家能发觉他们在。每星期一，某些马提尼克岛职员穿着十分干净的白帆布制服，按当地的符号逻辑，像只“牛奶碗里的李子干”。
[27] 马诺尼，同前书，第109页。
[28] 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的人物。——译注
[29] 如果考虑到被唤醒的梦所提供的答复，我们会看到这些“范型的”神话形象果然在人的内心深处，每当人深入内心，就碰到黑人，或是具体的，或是象征性的。
[30] 马诺尼，同前书，第109页。
[31] ]然而我们要注意状况很嗳昧。奥兰也妒忌他姐姐的未婚夫。下面是活动如何在精神分析方面表现的：奥兰是个定居在母亲处的怕被遗弃者，且他不能真正实现他性欲的客体享有。例如他面对他那所谓的未婚妻的行为。维妮定居在父亲处，她向奧兰证明他母亲不忠，奥兰杀死了敌手。母亲用自杀作反应。奧兰的性欲需要以同样的方式享有，转向维妮。果然，维妮在其行为举止中并甚至在其显示中替代了母亲。因此，这是部拍摄得很好的影片，奥兰经历的是乱伦的恋母。因此奥竺在宣布他姐姐的婚礼上用哀叹和责备破坏了气氛。但在和这位未婚夫的斗争中，他遭遇到的是感情、情感；同出色的土著，黑人的冲突是在生殖、生物方面。
[32] 卡尔·雅斯佩尔斯（Karl jaspers），《普通精神病理学》，卡斯特莱和芒杜斯译，第49页。
[33] 《马提尼克岛》，第13—14页。
[34] 某些作者在这上面接受那些偏见（从词源的意义上），试图说明为什么白人不懂得黑人的性生活。因此人们在《德·佩德拉》中能够读到的这一段并非不把白人“意见”的深刻原因丢在一边，然而它却是说出了实话：“黑人孩子对生殖的表现既不感到惊奇也不感到羞愧，因为人家告诉他一心想要知道的这方面的事，相当明显，且不用更多地求助于繁琐的精神分析，这种差异不会不对思想方式，故也对行动方式产生影响。性行为对于他好像是件最自然的、最值得称道的事情，甚至考虑到其追随的目的：繁殖，非洲人在他有生之年将永远继续在头脑中出现这个概念——而欧洲人在其一生中将无意识地保留一种犯罪感，理智和经验都永远也不能完全使这种犯罪感消失。因此，非洲人打算把他的性生活只看作是他生理学生活的一个分支，完全像吃喝和睡觉一样……这范畴的一个观念是独有的，人们认为欧洲人的思想训练是转弯抹角，为了使扭曲的意识、动摇不定的理智和受束缚的本能这些意向一致。因此根本的差异丝毫不是属于天生的、体质的，而是属于观念的，同样生殖的本能，失去了我们的文学不朽著作所围绕的光环这个事实，丝毫不是非洲人生活中的主要因素，与‘太多的观察家们’断言的构成我们固有生活中的主要因素相反，‘这些观察家随时准备解释他们通过那分析自己的惟一办法所发现的东西’。”（《黑非洲的性生活》，第28—29页）。
[35] 《关于米歇尔·库尔诺先生的马提尼克岛》，《现代》，1950年2月号。
[36] 加布里埃尔·达布西埃，《危险的愚弄：黑种人的性格》，《新评论》，1949年6月号。
[37] 《雷米叔叔》中的主人公是哈里斯的一个创造发明。所介绍的这个甜言蜜语、忧郁、永远露齿笑的老奴隶是美国黑人的一个最典型的形象。
[38] 也请看最近十年来的许多黑人的影片。然而制片人却都是白人。
[39] 贝尔纳·沃尔夫，《雷米叔叔和他的兔子》，《现代》，1949年5第43期。
[40] 在美国，当人们要求黑人解放时常常听到有人说：他们只等待这个机会来扑向我们的女人了。由于白人表现出对黑人的侮辱态度，他意识到换了黑人，对其压迫者会毫不留情的。因此看到他与黑人同化不足为奇：白人爵士乐队，布鲁斯歌唱演员，美国黑人圣歌歌唱演员，编写黑人主人公抱怨诉苦的小说的白人作家，白人在把自己涂黑。
[41] 《妇女心理学》。
[42] 《论妇女的性欲》。
[43] 玛丽·博纳帕，《论妇女的性欲》，《法国精神分析杂志》，1949年4-6月
[44] 同书，第180页。
[45] 马松出版社，1950年，第371页。
[46] 我们很快地提一下我们没有观察到在马提尼克岛明显出现同性恋。应该在那儿看到没有安的列斯岛的那种恋母情结的后果。人们确实知道同性恋的略图。然而让我们回想一下在那儿叫作“打扮成夫人的男子”或“我的大姐”的生活。他们大部分时间穿一件上衣和短裙。但我们仍然深信他们有正常的性生活。他们像随便哪个朝气蓬勃的男子汉那样喝潘趣酒和对女人——鱼贩和蔬菜商--的魅力并非不动心。相反在欧洲我们见到几个成为同性恋的同志始终是被动的。但这丝毫不是神经症的同性恋。这对于他们是个权宜之计，就像靠妓女为生者的办法对于别人那样。
[47] 我们特地想到这一段：“因此，这个男子就是这样，被逼得走投无路，被迫在错误问题的基础上和在错误的境况中决定自己，被他周围社团那危险的仇恨剥夺了超验的感觉，陷入绝望的唯理论。他的生活只是长期逃避他人和自己本人，人家使他变成奴隶，直至他自己的身体，把他的感情生活割成两半，迫使他在一个拋弃他的世界屮追寻一个不可能的普遍友谊之梦。是淮的错？是我们的眼睛照出他那难以接受的像，他想不承认这像。是我们的言谈和所作所为——所有我们的言行、我们的反犹太主义，但也完全是我们的屈尊俯就的宽容大度——毒害了他，-直毒害至骨髓；是我们迫使他决定自己是犹太人，‘或者他自我逃避，或者他自我承担’，是我们把他逼到不真实或真实的进退两难地步……这一类人比其他人更加‘显示出’是人，因为这类人诞生自人类内部的次要反应，这一长得难看、背井离乡的人类精髓一开始就注定是不真实或受苦受难。我们中没有一个在这种情况下是完全有过错的并甚至有罪的；纳粹使犹太人流淌的血倾泻在所有我们这伙人头上”（第177-178页）。
[48] 巴鲁克，同前书，第372—373页。
[49] 玛丽·博纳帕特就这样写道：“反犹太主义者把自己所有的多少有点无意识的本能都扔到犹太人头上，把这些本能都归咎于犹太人……因此，他们通过把自己的重负卸在犹太人肩上来洗刷自己，并完全一干二净地出现在自己眼前。犹太人就这样出色地听凭安排为魔鬼的投影……在美国的黑人也承担这样规定的职能……”（《战争之谜》，第145贞，注1。
[50] 《开业医生的精神病学》，1922年，第164页。
[51] 斯金，《南非的种族隔离》，《现代》杂志，1950年7月。
[52] 见阿兰·帕顿的《啊，亲爱的故乡，哭泣吧》。
[53] 《环境和梦想》。
[54] 埃梅·塞泽尔，《回乡笔记》，第94一96页。
[55] 《狗不吠叫》，悲剧（《神奇的武器》，第144和122页）。
[56] 埃梅·塞泽尔，同前书，第136页。
[57] 第65页。
[58] 对关于《黑人的幻想》的调查的初步回答，《非洲影响》，第2期。
[59] 费尔南代尔（Fenandel，1903—1971），法国演员和歌手。——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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