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1978）
第三章 “毛泽东思想”——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理论
↘ 保卫马列主义——所有真正的革命者的主要职责
中国共产党的现状，其曲折、摇摆不定的机会主义的立场，其战略的频繁变化，中国领导人过去和现在使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政策，很自然地引起了毛泽东与他的思想（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角色的问题。
“毛泽东思想”是没有马列主义特征的“理论”。所有中国领导人，无论是以前的还是今天的当权者，为了把他们的反革命计划付诸实践，故在组织形式和行动方式，战略和战术目标上都始终发挥着“毛泽东思想”的作用。
当我们看到那写可疑的活动、摇摆不定和矛盾的立场、原则的缺乏和中国内外政策的实用主义与对马列主义的背离，以及他们使用“左”的话语来掩饰它的实质，我们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便逐渐形成了关于“毛泽东思想”表现出的危险性的见解和信念。在我们党成立之时，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以及解放后，我们的人民对中国知之甚少。但是，就像世界上所有的革命者一样，我们也认为它是进步的：“中国是一片幅员辽阔的大陆。中国正在战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反对妥协的革命在中国沸腾”等等。我们对孙中山的活动，孙中山与苏联和列宁的联系和友谊有了一些众所周知的了解，我们对国民党、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存在略知一二，中国共产党被认为是伟大的党，由马列主义者毛泽东领导，仅此而已。
我们党直到1956年才与中国人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由于我们党为反对赫鲁晓夫分子的现代修正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这种联系不断增加。那时，我们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或更准确地说，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联系变得更加频繁和密切，特别是当中国共产党也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发生公开冲突时。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中，尽管进行了很好的、同志般的会晤，但在某些方面，中国、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我们仍然是一个很大的谜。
但是，为什么中国、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是一个谜呢？之所以成为谜，是因为对于一系列重大政治，意识形态，军事和组织问题，许多态度，无论是普遍的态度还是中国领导人的个人态度：有时会在右边，有时则在左边；有时他们是坚决的，有时则是不坚定的；有时他们保持正确的立场，但更多时候是机会主义的立场，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毛泽东的有生之年，中国的政策总体上是一种摇摆不定的政策，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缺乏马列主义的脊髓。他们今天对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会说些什么，明天他们就可能会矛盾。在中国的政策中，找不到一条持久的红线。
当然，所有这些态度都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并不赞成它们。但是，从我们对毛泽东的活动的了解中，我们从一个普遍的观点出发：他是马列主义者。关于毛泽东的许多观点，例如，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存在对立阶级的观点——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作为非对立矛盾的处理；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绝对化——“农村包围城市”等等。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保留和我们自己的马列主义观点，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会向中国领导人表述。同时，某些其他政治观点也代表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这些与我们党的马列主义的观点和立场不符，我们认为这是大国的临时策略，由特定情况决定。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清楚的是，中国共产党维持的立场不仅仅是策略。
通过分析事实，我们党提出了一些一般的和具体的结论，这使我们党保持警惕，但它避免了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领导人的争执，这并不是因为它害怕与他们进行争执，而是因为关于这个党和毛泽东本人的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的事实，仍是不完整的，所以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一度确实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它也反对苏联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尽管现在很明显，它与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并不是由正确的，原则上的马列主义立场决定的。
除此之外，我们对中国的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还不了解。中国政党和国家的组织向来是封闭的。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可能给我们机会研究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组织形式。我们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只知道中国国家组织的概况，仅此而已。我们没有任何机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了解它的运作方式，组织方式，各个领域的发展方向以及具体的方向。
中国领导人的行为是狡猾的。他们没有公开许多能使人们了解其党和国家的活动必要文件。他们过去到现在都非常谨慎地发布他们的文档。即使是那些可供我们使用的少数公开文件，也是零散的。
毛泽东著作的四卷本可以视为正式著作，其材料不迟于1949年。但除此之外，还经过精心安排，以致不能准确反映出毛泽东时代发展的真实情况。在中国，政治和理论上的问题反映在报刊上而不是在文献上——完全混乱不堪，只具有宣传性质。文章中充斥着典型的中国刻板的公式化表达，例如“三善五恶”（ "the Three Goods and the Five Evils"，出处未查明——译者注），“四旧四新”（ "the Four Olds and Four News"，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新反之——译者注），“两提醒五自律”（"the Two Reminders and Five Self-controls"，出处未查明——译者注），“三真七谬”（ "the Three Truths and Seven Falses"，出处未查明——译者注）等。我们发现很难从这些算术数字的意义里得出“理论”。
中国领导人没有邀请我们党的任何代表团来学习他们的经验。当一些代表团应我们党的要求去那里时，中国人进行了宣传，并带着他到那儿去参观公社和工厂而不是给它一些关于党的工作的解释或经验。他们对谁保持这种奇怪的立场？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捍卫他们的他们的朋友阿尔巴尼亚人。所有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可理解的，但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不想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其情况。
但是，最引起我们党注意的是文化大革命，它在我们脑海中引出了许多重大问题。在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的活动突显了令人震惊的政治思想、组织思想和行为活动，这些活动并非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在判断他们先前的可疑行为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观察到的那些行为，尤其是迄今为止这场革命之后发生的事件时，观察这个那个集团在领导层中的兴衰时——今天是林彪集团，明天是邓小平、华国锋等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反对对方的舞台。所有这些促使我们党更加深入地研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和行动，更深入地了解“毛泽东思想”。当我们看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是由毛泽东的党领导，而是在毛泽东一声令下后爆发混乱的时候，在我们看来这不是革命的立场。正是毛泽东在中国的权威使数百万无组织的青年、大、中学生和小学生站起来，向北京、党和国家委员会分散着前进。据说，这些年轻人代表了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思想”，并向党和无产阶级展示了“真正的”道路！
这种具有明显政治特征的革命被称为文化革命。在我们党看来，这个名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实际上在中国爆发的运动是政治运动，而不是文化运动。但是最主要的事实是，党和无产阶级都没有参与这场“无产阶级再次革命”的领导。这种严重局面源于毛泽东的陈旧的反马克思主义观念，即低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而高估了革命中的青年。毛泽东写道：“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出自《青年运动的方向》——译者注）
因此，工人阶级处于观望状态，在许多情况下，它反对红卫兵，甚至与他们对抗。我们当时在中国的同志亲眼目睹了与青年斗争的工厂工人。党被瓦解清算了，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被完全无视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
我们党支持文化大革命，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处于危险之中。毛泽东本人告诉我们，叛徒集团刘少奇和邓小平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政权，中国革命的胜利处于危险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谁的责任使事情已经走到现在这一步，我们党都支持文化大革命。我们党捍卫兄弟的中国人民，捍卫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而不是捍卫为了夺取政权而相互冲突甚至使用枪支进行械斗的反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派系斗争。
事态发展表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不是革命，也不是“伟大的”，不是文化的，更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这是一个全中国规模的清算，对已经夺取政权的一小部分反动派的宫廷政变。
当然，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骗局。它清算了中国共产党和群众组织，使中国陷入新的混乱。这次“革命”是由非马克思主义分子领导的，这些非马克思主义分子是通过由其他反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分子上演的军事政变进行清理的。
在我们的报刊中，毛泽东被描述为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但我们从未使用过并且从未批准过中国宣传的定义即毛泽东是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而毛泽东思想则是作为马列主义的第三阶段和更高的里程碑。我们党认为在中国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膨胀是与马列主义不相容的。
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发展及其发展结果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观点，即我们仍然不完全清楚地认识到马列主义在中国没有得到应用。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并没有持有马列主义的观点，虽然他们使用过“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的口号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术语。
鉴于这些事件，我们党已经开始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领导人曾经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立场摇摆不定的原因，例如在1962年寻求和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和解与团结，据说是以与苏联修正主义者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名义进行；或者在1964年，他们继续为与苏联和解而努力，周恩来前往莫斯科欢呼勃列日涅夫集团的上台[1]。这些犹豫不决并非偶然，这反映出他们缺乏革命性的原则和一致性。尼克松受邀访华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宣布了与美帝国主义和睦相处的政策。显然，中国的路线和政策完全反对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此后，中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野心开始变得更加清晰。中国领导人开始更加公开地反对世界无产阶级和真正的马列主义的人民解放斗争与革命运动。它宣称所谓的“三个世界”理论，并试图将整个马列主义运动强加于它的总路线。
为了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利益，由于认为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中观察到的错误，是由于对情况的不正确评估和各种困难所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已尽了最大努力。我们不止一次试图帮助中国领导人纠正和克服它们——我们党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公开和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并对中国的许多直接影响马列主义运动总路线、人民利益和革命的行动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党已用官方书面的形式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分歧，并欢迎对我们党的这些话进行的正确和原则性的评论。但他们从未答复过这些，也从未同意过讨论这些。而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在国内外的反马克思主义行动变得更加明显露骨。所有这些，迫使我们党像其他马列主义者一样，重新评价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党的政治思想观念、具体活动及其后果。结果我们看到，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所一直受到和被其指导的思想——代表着现代修正主义的危险变体，必须对之进行理论和政治上的全面斗争。
“毛泽东思想”是修正主义的变种，甚至在修正主义开始形成之前就已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尤其是1935年毛泽东上台后。在此期间，毛泽东及其支持者以反对“教条主义”（dogmatism），“经验主义”（ready-made patterns），“洋八股”（foreign stereotypes）等斗争的口号发起了“理论”运动，并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否定了马列主义的普遍性。他用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方式”代之以马列主义对待问题的方式，推崇中国式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作风和气派”（出自《反对党八股》——译者注），以此来传播认为在各国，马克思主义都应有自己的具体内容的修正主义论点。
“毛泽东思想”被誉为当今时代马列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国领导人宣布“毛泽东已经取得了超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成就……”。在毛泽东领导下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共章程》说：“毛泽东思想是这个时代的马列主义……”，就是毛泽东，“ ……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出自林彪《九大报告》——译者注）。 把党的活动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而不是以马列主义的原则和规范为基础，为中国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和派系斗争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大门。
毛泽东思想源于古代中国的哲学、它的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其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实践。所有中国领导人，无论是现在执掌政权的人，还是曾经执政和已经下台的人，都设法将其反革命计划付诸实践，他们已经将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领导思想基础了。毛泽东本人也承认，左派和右派都可以利用他的思想，正如他所说的，是组成中国领导层的各个组织。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中肯定说：“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法国《世界报》12 月第 72 期——作者注）。 这表明毛泽东不是马列主义者，他的观点是折衷的。这在所有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中都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些著作充斥着“革命性”的措辞和口号，却不能掩盖“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没有共同点的事实。
对毛泽东的著作，包括部分著作，进行批判性的考察，观察他对待共产党的角色、革命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等基本问题的方式，使得“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之间完全地出现了根本的区别。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党的组织及其领导作用的问题。毛泽东假装使用了列宁主义原则关于党的学说。但是，如果具体分析他对党的思想，尤其是对党的生活的实践。很明显，他已经用修正主义者的论点取代了列宁主义的原则和规范。
毛泽东并没有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原则组织中国共产党。他没有努力使它成为列宁主义类型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式政党。毛泽东不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是没有阶级限制的政党。他用口号赋予党派群众性，以抹消党和阶级之间的区别。结果，任何人只要愿意就可以进入或离开该党。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思想”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和“欧洲共产主义”的观点相同。
除此之外，毛泽东始终使党的建设、党的原则和规范取决于他的政治立场和利益，如他忽左忽右的机会主义、他的冒险主义政策、他和各派之间的斗争等。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存在真正的马列主义的思想与行动的统一。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存在着各派之间的斗争，这意味着该党没有确立正确的马列主义路线，也没有受到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在党的主要领导人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倾向有时是左倾的，有时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有时是中间主义的，甚至是公开的无政府主义、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观点，而毛泽东及其周围的人一直是党的领导者，这些倾向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征。毛泽东本人主张党内必须存在“两条路线”。他认为，两条路线之间的存在和斗争是很自然的事情，是对立统一的体现，是一种灵活的政策，它本身既忠于原则又现实妥协。他写道：“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 （出自《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译者注）
这些观点与列宁主义关于共产党是有组织的先锋队，必须有思路和行动的统一的教导截然相反。
党内阶级斗争，反映了党外阶级斗争的发生，这与毛泽东关于“党的两条路线”的观念没有共同之处。政党不是阶级的竞技场，也不是反对派之间的斗争，它不是一个持有相反目的的人的聚会。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只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它以阶级的利益为基础，这是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性因素。斯大林捍卫不允许党内存在许多对立趋势并反对这种趋势的列宁主义党内原则。斯大林强调：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党，而不是不同阶级成分联盟的党。” （出自《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译者注）
但是，毛泽东认为党是同时包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矛盾的阶级联合体，是由“无产阶级工作人员”和“资产阶级工作人员”两股力量组成的组织，他们从基层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相互对峙、斗争。因此，在1956年，他要求选举左右派的领导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并为此提出了幼稚可笑的论点。他说：“他们犯路线错误是全国著名、全世界著名的， 选举他们的道理就是他们出了名。你有什么办法呀，他们是出了名的，你那个不犯错误的和犯小错误的名声没有他们大。在我们这个有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他们是旗帜。选举他们，许多人就会这么说：共产党还是等待他们的，宁可让出两个位置来给他们，以便他们好改正错误。”（出自《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译者注）毛泽东在放弃党内有原则的斗争的同时玩弄派系的游戏，寻求与某些派系妥协以抵制另一些派系，因此通过这样的组织平台，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成为马列主义政党，列宁主义的原则和规范没有得到尊重。没有定期召开会议：例如，第七届和第八届代表大会之间相隔了11年；而战后，第八届和第九届代表大会之间相隔了13年。除此之外，举行的大会是正式的，比工作会议更隆重。代表大会不是按照马列主义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由选举产生的，而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根据常任代表制行事。
近日，一篇由所谓理论组织炮制的有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办公厅”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刊登（1977年9月8日《永远铭记毛主席的教导》——作者注，译者完善）。这篇文章说，毛泽东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该机构一直保持着毛泽东在政治局的地位，并使党、国家机关、军队、安全部门等处于监视和控制下，其禁止所有人（包括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进入该厅以及了解其工作知识。在这里，制定了将这个或那个派别组织撤下或升迁的计划,。该厅的人无处不在，他们在党的控制范围之外从事窃听，观察和独立报告工作。除了这些目录外，该目录还拥有以“毛主席卫队”的名义隐藏的全部武装部队。每当主席想“一击”时，这名拥有50000多名士兵的保卫队便开始行动，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屡见不鲜，而最近随着“四人帮”及其支持者被华国锋逮捕而被揭露。毛泽东还以与群众保持联系为借口，在群众中建立了专门的告密人网络，负责对基层干部进行监督，调查群众的状况和思想状态，这些没有任何人了解。他们直接向毛泽东报告，所以毛泽东切断了与群众的一切交流手段，仅通过他的“中央办公厅”特务的报告就看到了世界。毛说：“就我自己而言，我是一个不听广播的人，无论外国还是中国的，但我有自己的渠道。”他还说：“我已经公开声明不再阅读《人民日报》，我告诉报纸总编辑‘我不看你的文章’。”（摘自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与我们党同志的谈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档案馆）
《人民日报》的文章提供了新的信息，使人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了毛泽东在中国政党和国家中的个人权力和的反马克思主义倾向。毛泽东对中央委员会或党的代表大会没有丝毫尊重，更不用说整个党及其在基层的委员会了。党委，领导干部和中央委员会本身收到了“中央办公厅”的命令，这是仅对毛泽东负责的“专职人员”。党的会议及其当选机关，至今没有任何权力。《人民日报》的文章说，没有先经过毛泽东的批准，任何人都不能签发电报、信件、文件、命令。原来早在1953年，毛就曾发表明确的命令：“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出自《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译者注）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谈论集体领导,党内民主或列宁主义规范。
毛泽东无限的权力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他甚至任命了他的继承人。他曾一度任命刘少奇为继任者。后来他宣布，他去世后的国家继承人将是林彪。这在马列主义政党的实践中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在党章中也得到了认可。再次是由毛泽东任命华国锋去世后担任该党主席。毛泽东独自掌握了批判、审判、惩罚的权力，并在后来使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复出，邓小平也是如此。邓小平在1966年10月23日的所谓自我批评中说：“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所有这些都表明，“……（我）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摘自《邓小平1966年10月2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原作者注，译者完善 ）。尽管这位资深修正主义者已承认自己犯下了这些罪行，但他还是被放回了原来的位置。
“毛泽东思想”对党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及其作用，在党和军队的关系上，在理论中得到构想，并在实践中得到体现的过程中，也很明显。在实践中，尽管毛泽东使用了“党指挥枪”、“政治挂帅”等轻描淡写的口号，他把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要政治角色留给了军队。战争爆发时，他说：“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组织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出自《把军队变为工作队》——译者注）
因此，军队高于党，高于国家机关，高于一切。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党的作用作为领导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性因素的话只是口号。无论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为一派或另一派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无休止的斗争中，军队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也起了主要作用。那是毛泽东的最后手段。1967年，毛泽东说：毛泽东说：“依靠军队……”（出自《论革命的三结合》——译者注）“……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决定时，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出自《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译者注）
为了清算他的意识形态对手的对手，毛泽东始终在发动军队。他率领林彪为首的部队，向刘少奇-邓小平集团发起了进攻。后来，他与周恩来一起组织并率领军队对付林彪。受“毛泽东思想”的启发，即使在毛泽东去世后，军队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像所有在中国上台的人一样，华国锋也依靠军队并通过军队行动。毛泽东死后，他立即发动政变，与叶剑英、汪东兴等人一起策划了军队叛乱，并逮捕了政治对手[2]。中国的权力仍然掌握在军队手中，而政党却落后于军队，这是修正主义盛行的国家的普遍特征。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武器，以压制社会主义的敌人，避免他们崛起，并保卫国家免受帝国主义和和国外反动派的最终攻击。但是，正如马列主义教导我们的那样，要使军队发挥这种作用，它必须始终在党的领导之下，而不是在军队的领导下。
目前，正在中国制定法律的，正是旨在使中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中最强大、最反动的派别。
未来，随着中国向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转变，军队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和力量将稳步提高。为了捍卫资本主义政权和其经济，它将加强武装分子的近卫军。这将成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如果人民的抵抗力量很强，这种专政甚至可以采取公开的法西斯形式。
毛泽东思想通过宣讲在国家领导层中存在许多政党的必要性，即所谓的政治多元主义，完全反对马列主义关于共产党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不可替代作用的学说。正如毛泽东向斯诺宣布的那样，他考虑由几个政党的领导国家，他认为这是美国模式之后最民主的政府形式。毛泽东问道：“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他自答道：“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 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出自《论十大关系》——译者注）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政党以与中国共产党相同的法律权利和特殊权利参加国家政权并治理国家。不仅如此，这些资产阶级政党，据他说，是“历史性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也消亡的时候才应该消亡，也就是说，它们将共存直到共产主义。
按照“毛泽东思想”，只有在所有阶级和所有政党的合作基础上，新民主主义制度才能存在，进而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概念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各方的“长期共存和相互监督”，并且非常类似于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其他修正主义者当前的说教，他们公开否认马列主义政党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没有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无产阶级的专政就不可能存在，社会主义也无法建立和捍卫。
斯大林说：“一个党的领导（这个党不与其他政党而且不能与其他政党分掌这种领导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有任何巩固的和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 （出自《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译者注）
毛泽东的修正主义思想在中国共产党一贯奉行的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和同盟政策中存在基础，这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最早出自《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译者注）的反马列主义路线的源头，这是对立的意识形态并存的直接体现。
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唯心主义和宗教必须与无产阶级思想，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并存，“毒草”的生长以及“香花”等都必须允许存在。据说，这条路线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必要的，以便为辩论和思想自由开辟道路。而实际上，通过这条路线，他正在努力为资产阶级合作及与其意识形态并存的政策奠定理论基础。毛泽东说：“……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 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出自《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译者注）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将永远存在，因此，他们不仅必须存在还不能反对，而是必须赋予它们开放的机会，可以公开竞争。这种对一切反动派的和解立场，甚至使社会主义社会的动乱不可避免，而对敌人活动的禁止则被认为是错误的。他说：“我看，谁想闹谁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你急于收场，总有一天他还是要闹。”（出自《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译者注）
所有这些并不是对科学讨论的学术贡献，而是为反对马列主义而建立的反革命机会主义政治路线，这使中国共产党混乱无序，现在已有一百零一种观点和想法在流传了，今天确实有了百家争鸣，这使资产阶级的黄蜂能够在百花齐放的花园中自由飞行并释放毒液。
这种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立场有其根源，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从成立到实现国家解放的整个时期中，一直没有为在意识形态上巩固自己而努力，没有努力灌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没有不遗余力地掌握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问题，并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将其逐步应用。
“毛泽东思想”是反对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的。
毛泽东在其著作中经常提到革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从本质上讲，他坚持与唯物辩证法相反的形而上学和进化论的概念。唯物辩证法设想螺旋式的渐进式发展，毛泽东则以循环的形式宣讲发展，即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回到平衡的起伏过程。再次，从运动到休息，再回到运动，从上升到下降，从下降到上升，从前进到后退，再到再次前进，等等。因此，他坚持古代哲学关于以火净化的概念，毛泽东写道：“要定期‘放火’。以后怎么搞呀？你们觉得以后是一年烧一次，还 是三年烧一次？我看至少是象闰年、闰月一样，三年一闯，五年再闯，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搞两次。”（出自《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译者注）因此，他正像古老的占星家， 在农历的基础上，他推导了关于周期性起火的规律，在发展上从“大治”——到“大乱”——再到“大治”，因此定期循环重复。
这样，“毛泽东思想”就反对了唯物主义的辩证发展观，正如列宁所说：
“ ……（辩证唯物主义的）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 ‘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而形而上学则是“死板的、贫乏的、枯竭的。”（出自《谈谈辩证法问题》——译者注）这在毛泽东处理矛盾问题的方式上更加明显。据中国的宣传，毛泽东据说对此做出了“特殊贡献”，并在这一领域进一步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确，毛泽东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经常谈到对立、矛盾、对立统一，甚至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语录和词句，但是尽管如此，他远不是从辩证唯物主义来理解这些问题。在处理矛盾时，他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出发，而是从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论点出发，以机械的方式将对立视为外部现象，并将对立的转变想象为它们之间位置的简单变化。毛泽东通过与古代哲学的永恒对立，如上下，前后，左右，轻重等，进行对立，从而消除了事物和现象中固有的内在矛盾，并加以对待。实际上毛泽东否定事物和现象所固有的内在矛盾，而把发展当作简单的重复，用相同的对立面和它们之间被观察到的相同的东西作为一系列千古不变的状态。对立面的相互转化被毛泽东理解为仅仅是交换位置而不是矛盾的解决和一个包含对立面的特有的现象的质变，这被毛泽东用作一切事物所服从的正式模式。在这种模式的基础上，毛泽东甚至宣称：“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出自《事情正在起变化》——译者注），“形而上学转化为辩证法，而辩证法转化为形而上学”（出自《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里的“古代的辩证法转化为中世纪的形而上学，中世纪的形而上学转化为近代的辩证法”一句——译者注）等。在这种荒谬的说法和玩弄对立的诡辩术背后，潜伏着毛泽东的机会主义和反革命的概念。因此，他不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消灭了对立阶级和对人的压迫和剥削的社会质变，而是将其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位置的简单变化。为了证实这一“发现”，毛泽东写道：“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比如，我们和蒋介石国民党就是根本对立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结果，我们和国民党的地位都起了变化……”（出自《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译者注）
同样的逻辑也导致毛泽东在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对马列主义理论进行了修改：“按照辩证法，就象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那不是跟宗教教诲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出自《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译者注）
这样，就公开修正了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概念，本质上，这是一个类型的两个阶段，是一个社会经济秩序，并且仅在它们的发展和成熟程度上有所区别。而毛泽东却将社会主义呈现为与共产主义截然相反的东西。
从这样的形而上学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来看，毛泽东把革命问题当作是一个无休止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人类存在的整个时期中定期重复的无休止的过程。从胜利到失败再到胜利，等等。毛泽东关于革命的反马克思主义概念，有时是进化论的，有时是无政府主义的，在他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更加明显。
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分析问题和确定中国革命的任务时并没有以马列主义理论为基础。1962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本人承认：“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出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译者注） 这使中国共产党无法确保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并将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从来没有正确地理解和解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紧密联系。与马列主义理论相反，马列主义理论已科学证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没有一道万里长城，这两个革命不必长时间分开，毛泽东却断言：“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出自《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译者注）
毛泽东在整个革命时期，甚至在解放后，都坚持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这不是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因此，毛泽东在1940年说：“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出自《新民主主义论》——译者注）
1949年3月，在毛泽东提出解放后中国发展纲领的中共中央全体会议上，他说：“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出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译者注）这些观点和“理论”导致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不是为将中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而是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发展留下了自由。
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以第二国际首领的立场为代表。第二国际首领最先攻击并歪曲了马列主义关于革命上升的理论，并提出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并为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条件，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没有给资本主义以不可能的步伐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是跳过阶段。毛泽东则说：“……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出自《论联合政府》——译者注）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反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概念在毛泽东对待革命动力的方式上更加明显。毛泽东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作用。列宁说，在帝国主义时期，每一次革命，无论是在民主革命、反帝国主义民族解放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领导权都必须属于无产阶级。而尽管毛泽东谈到无产阶级的作用，但实际上，毛泽东低估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并提高了农民的作用。毛泽东曾说过：“……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出自《新民主主义论》——译者注）
毛泽东在他的总论中表达了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即“农村包围城市”。他写道：“……革命的乡村可以包围城市……中国革命运动应该以乡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出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译者注）毛在写有关农民在国家中的作用时也表达了这个想法。他已说过，所有其他政党和势力都必须服从农民及其观点。他写道：“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出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译者注）
毛泽东还鼓吹农民在革命中作为世界革命之路的领导权作用的论点。这就是其反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源头，该概念把所谓的第三世界（在中国政治文献中也称为“世界的乡村”〔出自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译者注〕）视为“当今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力”。按照中国的观点，无产阶级是一支二流的社会力量，它不能与马克思和列宁在和资本主义压迫的一切力量同盟的情况下发挥与马克思和列宁所设想的那样的作用。
中国革命以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为主导，小资产阶级广泛的各阶层已经影响了中国的整个发展。
毛泽东没有以马列主义理论为基础，马列主义理论告诉我们，农民，一般是小资产阶级，是摇摆不定的。当然，贫农中农在革命中起着重要作用，必须成为无产阶级的亲密盟友。但作为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反其道而行之就是反马列主义。这是毛泽东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主要来源之一，对整个中国革命产生了消极影响。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完全没有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作用的基本革命指导原则有所了解，因此它没有在实践中适当而始终如一地运用这一原则。经验表明，农民只有与无产阶级结盟并在其领导下行动，才能发挥革命性作用。这是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在我国得到证明的。
阿尔巴尼亚农民是我们革命的主要力量，但尽管工人阶级很少，它仍是农民的领头羊，这是因为马列主义——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体现在今天的共产党。劳动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革命的领导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仅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取得了胜利。
尽管我们在道路上遇到了无数困难，但我们还是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成功。我们取得了这些成功，是因为，首先，我们党完全掌握了马克思列宁理论的精髓，了解了革命是什么，由谁来进行和由谁来领导，懂得必须有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在工人阶级的最前面并与农民结盟。共产党人必须知道，这个党绝不能仅是名义上的共产党，而必须是一个在我国的具体情况下运用马列主义革命和党建理论的党，这将开始为建立社会主义而开展工作。我们以列宁和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榜样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给了我们党的胜利，使我国拥有了今天所拥有的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假如我们采取不同的行动，假如我们不始终如一地应用我们伟大理论的这些原则，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像我们一样在一个被敌人包围的小国中建立。即使我们暂时取得了政权，资产阶级也将再次夺回政权，就像在希腊那样，在赢得这场斗争之前，希腊共产党将其武器交还给了当地的反动资产阶级和英帝国主义。
因此，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问题，因为革命的进程和发展取决于谁来领导革命。
“放弃领导权思想……”列宁强调，“是改良主义的最露骨的表现。”（出自《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译者注）
“毛泽东思想”对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的否定，正是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没有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之一。在毛泽东的《论新民主主义》一文中，他鼓吹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将建立一个以“民主阶级联盟”（在《论联合政府》中正式抛出——译者注）为基础的政权，其中包括无产阶级和农民，还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写道：“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出自《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译者注）这个想法也反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有四颗星星代表各代表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革命，带来了国家的解放。缔造了一个独立的中国国家，对中国人民和世界反帝国主义与民主力量都是伟大的胜利。解放后，中国发生了许多积极的变化：外国帝国主义和大地主的统治被清算了，贫困和失业被消除了，有利于劳动群众的社会经济改革被实现了，开展工作与落后的文化教育作斗争。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建受战争破坏的国家，并进行了一些社会主义性质的转变。在中国，过去曾有数百万人因饥饿丧生，但现在饥饿已不再存在。等等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人民的重大胜利。
从采取这些措施以及共产党上台这一事实来看，中国似乎正在走向社会主义，但是事情并没有变成那样。以“毛泽东思想”为活动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应该谨慎行事，不要左倾，不跳过阶段，被证明是“民主的”。 自由主义和机会主义大行其道，却没有人始终如一地带领这个国家走上通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折衷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观念给解放后的中国带来一个不稳定的上层建筑，一个混乱的国家组织和从未取得稳定的经济。中国一直处于混乱状态，甚至处于无政府状态，毛泽东本人以口号鼓励它：“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出自《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译者注）。而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他是一位能干的经济学家和组织者，但从来不是马列主义的政治家。作为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他知道如何实现他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并使之完美地适应每个在中国上台的组织。他是个不倒翁，总是能设法保持步调，尽管他总是从中间向右摇摆，但从不向左摇摆。周恩来曾是无原则妥协的老手，他曾支持被定罪了的蒋介石、高岗、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林彪、“四人帮”，但他却断绝对列宁、斯大林和马列主义的支持。解放后，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观点和立场，在党内的政治方面可以观察到全方位的动摇。“毛泽东思想”的主张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必须长期持续的趋势在中国一直存在。毛泽东坚持认为，现阶段社会主义的过渡将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进行，这是他所优先考虑的。由此，他提出了关于资产阶级与社会主义并存很长时间的理论，并说这对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都有利。对于那些反对这种政策并提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人，他答道：“俄国资产阶级是个反革命阶级，那个时候，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套他不干，他怠工，破坏，拿起枪来打。俄国无产阶级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干掉他。这就惹火了各国资产阶级，他们就骂人。我们这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比较缓和一点，他就舒服一点，觉得还有些好处。”（出自《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译者注）
毛泽东提出了他对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立场，作为对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教导的创造性实践。但是，列宁的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即允许无限制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维持社会主义中的资产阶级关系上有根本的区别。列宁承认，新经济政策是一个退步，它允许在一定时期发展资本主义要素，但他强调：
“只要无产阶级牢牢掌握着政权，牢牢掌握着运输业和大工业，无产阶级政权在这方面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出自《论粮食税》——译者注）
实际上，无论是在1949年还是在1956年毛泽东倡导这些事情时，中国的无产阶级都没有掌握政治权力或大工业。
此外，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当时俄罗斯的具体条件所强加的一项临时措施，长期内战给它造成了沉重打击，而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事实是，在新经济政策颁布后的一年，列宁强调撤退已经结束，并提出了为在经济中打击私人资本做准备的口号，而在中国，保留资本主义生产的时期被认为几乎是永恒的。按照毛泽东的观点，解放后——共产党几乎已经掌握政权的时候——在中国建立的秩序必须是资产阶级民主秩序，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只有在无产阶级坚决地把资产阶级从政权中铲除并剥夺其权力后才能实现。
只要中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分享权力，只要资产阶级保留其特权，在中国建立的国家权力就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国家权力，因此，中国革命就不可能成长为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对剥削阶级保持仁慈的机会主义立场，毛泽东公开主张将资本主义分子和平地融入社会主义。毛泽东说：“天下的顽固分子，他们虽然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也顽固，但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到了后来，他们就要变了。……也有变好了的，也是由于斗，七斗八斗，他认错了，就变好了。总之顽固派是要起变化的。”（出自《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译者注）
毛泽东希望为这种仁慈的机会主义概念提供理论基础，并发挥“对立转变”的作用，他说：通过讨论，批评和转变，对立矛盾转化为非对立矛盾，剥削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变成他们的对立面，即成为革命者。毛泽东在1956年写道：“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出自《论十大关系》——译者注）
从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出发，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阶级敌人将得到纠正。因此，他提倡阶级和解，并允许他们继续富裕自己，去剥削，去说话，并自由地反对革命。为了证明这种对阶级敌人的投降主义立场是正当的，毛泽东写道：“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出自《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译者注）根据这些与敌人和解的观点，在实践中，中国的国家行政机关交由旧官僚处理，蒋介石的将军们甚至出任了部长。的确，即使是溥仪——伪满洲国皇帝，日本占领者的傀儡——也受到了非常仔细的保护，变成了博物馆展品，以便各代表团可以见面并与他交谈，看看这些人是如何接受“社会主义”中国的教育的。除其他外，对这位前伪皇帝的宣传目的是消除君主、酋长和在其他国家的外国傀儡地恐惧，使他们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很好，没有理由害怕它。
对于那些对中国人民犯下无数罪行的封建地主和资本家，中国也采取了不实行阶级斗争的立场。毛泽东把这种立场拔高到理论的高度，并在他的接受下公开庇护反革命分子，他说：“……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出自《论十大关系》——译者注）作为一个诡辩主义者，毛泽东说，处决反革命分子是没有好处的，据说这样的行动阻碍了生产，国家的科学水平，并将给他们在世界上留下了的坏名声等等。如果一个反革命分子被清算，“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出自《论十大关系》——译者注）
由于毛泽东思想所倡导的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矛盾、关于阶级的概念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中国从来没有走过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去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残余在中国社会中不仅存活下来并继续存在，而剥削阶级也继续作为阶级存在，并且仍然掌权——资产阶级不仅仍然存在还继续从它所拥有的财产中获得收入。
资本主义的租金在中国还没有被法律废除，因为中国领导人一直坚持毛泽东在1935年制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战略，当时毛泽东说：“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出自《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译者注）按照平均地权的政策，以中国现存形式存在的富农阶层保留了巨大的利益和利润。毛泽东本人下令，不得触及富农。因为这可能会激怒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和组织上形成统一战线的民族资产阶级。
所有这些表明，“毛泽东思想”没有也不可能指导中国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确，正如周恩来在1949年宣布的，当他们暗中向美国政府申请帮助中国时，毛泽东及其主要支持者都不支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周恩来说道：“中国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国家，如果毛泽东的政策得到正确执行，它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成为一个共产党国家。” （《国际先驱论坛报》，1978年8月14日）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以一种蛊惑人心的方式将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所有声明从属于其实用主义政策。因此，其在所谓的“大跃进”那段时间的目的是在群众的眼睛里撒灰——他们从革命中崛起，渴望着社会主义，他们被宣布在2—3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将直接进入共产主义。但是后来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这些人又开始鼓吹社会主义的建设和胜利将需要一万年的时间[3]。
没错，虽然中国共产党自称是共产党，但它朝着一个混乱的自由主义路线、机会主义路线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不可能成为领导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力量。它所走的道路在在毛泽东去世后更加明确地具体化：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建设资产阶级，走向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道路。
作为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毛泽东思想”已经用大国沙文主义取代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从其活动的第一步开始，中国共产党就表现出开放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倾向，事实表明，在随后的时期也不能根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说：“白人在世界上居于引导文化的先驱，视异色人种为低下阶级而自居于高上的地位……我们中华民族……”，李大钊继续说道，“应对世界民族加入阶级战争做好准备……但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猛力勇进，要在未来民族舞台施展我们的民族特性，要再在我们的民族史以及世界史上表扬显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出自《人种问题》——译者注）
这种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观点不可能从毛泽东的思想中彻底消除，更不用从说刘和邓的思想中消除了。毛泽东在1938年提交党中央的报告中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出自《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译者注）
当然，每一个马列主义政党都说，它必须立足于自己过去的人民的遗产，但也要记住，它不能将继承来的一切作为基础，而只能立足于进步。共产党人拒绝思想领域以及其他任何领域的反动遗产。就其旧形式，内容和思想而言，中国人一直非常保守，甚至排外。他们将保存下来的旧物为珍贵的珍宝。从我们与他们进行的会谈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对世界的所有革命经验都没有多大重视。对他们来说，只有他们自己的政策、他们与蒋介石的斗争、他们的长征、毛泽东的理论才有价值。至于其他民族的进步价值观，中国人认为它们几乎没有价值，而他们确实没有不辞辛劳地去研究它们。毛泽东宣称：“洋八股必须废止。”（出自《反对党八股》，霍查原文为“中国人应该抛弃外国人创造的公式”——译者注），但他没有定义这些公式，他谴责从其他国家借来的所有陈词滥调和教条。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中国人没有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否也包括在这些与中国无关的“教条”中的“陈词滥调”（clichés）中？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认为苏联垄断了马列主义，这有助于毛泽东和他的同伙培养大国沙文主义的观点，而这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式的嫉妒。他们不认为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祖国，全世界无产者必须依靠它来进行革命，他们必须全力捍卫之，反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对它的猛烈冲击。而几十年前，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甚至发表抨击性的演说来反对斯大林本人。毛泽东指责斯大林搞主观主义，说：“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出自《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译者注），据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出自《论十大关系》——译者注）还有，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和铁托的行动也错了，等等。
尽管为了做表面文章，毛泽东会时不时地为斯大林辩护，说他只有三分错误，但实际上他只提到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在1957年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说：“在斯大林在场的时候，我感觉像是学生在他的老师面前，而现在我们与赫鲁晓夫见面，我们就像同志一样，很自在。”（原文未见，可能是霍查自己听到的——译者注）他公开表示赞赏并同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诽谤，并捍卫了赫鲁晓夫的路线，这不是偶然的。
与其他修正主义者一样，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评证明他偏离了斯大林一贯捍卫的并进一步丰富的马列主义原则。中国修正主义者用对斯大林的攻击来贬低他的工作和权威，以将毛泽东的权威提高到马列主义经典的世界级导师的水平，据说他有一种方法继续从事正确的和绝无谬误的路线！这些批评还表达了他们对斯大林积累的不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层的谴责和批评是他们未能在革命中始终贯彻执行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上，毛泽东公开表达了这种不满，他说：“仗打胜了，（斯大林）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出自《论十大关系》——译者注）同样，周恩来在地拉那与我们会谈时说：“斯大林怀疑我们是亲美的或者我们可能走南斯拉夫的道路。”时间证明斯大林是完全正确的。他对中国革命的预言及其指导思想被证明是准确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以及以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为中心的矛盾，都是在原则上的矛盾，讨论了马列主义革命战略和战术的基本问题。例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忽视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正确的和持续发展的论点，例如关于工人阶级在城市和解放军联合行动中的定位的论点以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特征和阶段的论点等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直蔑视共产国际到中国的代表，称他们为“愚蠢”、“无知”的人，他们“不了解下情”（出自《<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译者注）等。把各国都当作“客观现实本身”、“与其他国家封闭”。毛泽东认为，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是不必要的而且根本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1962年1月的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出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译者注）
在谈到毛泽东的成功时，他们将共产国际排除在外。中国共产党的失败和背离是未能从中国发展的现状理解和正确地推断局势所致，他却将责任归咎于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他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指责共产国际在为夺取政权和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持续斗争中，对他们造成了阻碍，使事情复杂化。但是过去的事实，尤其是现在的中国的现实，证实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的决议和指示总体上是正确的，而且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和精神行事。
“毛泽东思想”具有的特征就是狭窄民族主义的大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后果。这些在过去和现在都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基础，也反映在该党的立场和活动上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对在赫鲁晓夫分子的背叛后成立的新的马列主义政党的立场上尤其明显。从一开始，中国领导人对他们就没有至少一点信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耿飚就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作出决定时公开表达了这一观点。他曾说：“中国不赞成建立马列主义政党，也不希望这些政党的代表来中国。他们的到来对我们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他强调说，“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因为我们不能将他们送走，我们接受他们就像我们接受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一样。”[4]（摘自耿飚1973年4月16日在北京同我们党的同志们的谈话）在毛泽东在世，完全有思想和指挥能力的时候，实行这种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政策，因此得到了他的充分赞同。当这些新的马列主义政党与中国领导人的愿望背道而驰时，他们又奉行了另一种策略，即普遍地、无差别地承认所有新政党和每个组织，只要他们自称“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政党”、“红卫兵”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批评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立场和策略，其他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也做过同样的事，而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读者们仍然继续了同样的路线。后来，中国领导人按照对新成立的政党和组织的实用主义政策，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他们称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为敌人，而反对这些政党的革命国际运动（RIM）所属的组织和政党他们却非常珍惜。目前，中国修正主义者不仅与这些赞扬“毛思想”的反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组织保持联系，而且还邀请他们的代表们表一个接一个地去北京工作，他们得以在北京工作，还被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和支持及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指示，并向他们简要介绍如何对付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他们要求被宣传“毛思想”和“三个世界”理论，并在总体上宣传中国的外交政策，制造对华国锋、邓小平的崇拜，谴责“四人帮”。对中国修正主义者来说，符合这些要求的政党是“马列主义的”，而反对的政党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冒险主义的等等。
所有这些表明，中国修正主义领导人在与马列主义政党的关系中，并没有执行规范真正共产党之间关系的列宁主义原则和规范。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一样，他们从反马克思主义的“母党”概念出发，诉诸于支配、压力和干涉对方的内政，从未接受过兄弟党的同志建议。他们反对马列主义政党的多边会议、反对讨论革命准备和胜利的重大问题的会议、反对为保卫马列主义而进行的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会议，反对交流经验和协调行动的会议等等，反对这种立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敢在多边会议上与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抗，因为他们为世界资本主义服务的反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理论，以及旨在把中国变成超级大国的战略，都会暴露和被揭露出来。
“毛泽东思想”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的另一个标志是中国共产党与许多异类法西斯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其他政党和组织保持并继续保持着关系。现在，它正在努力为与诸如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以及欧洲、拉丁美洲等其他国家的旧修正主义政党建立或发展关系奠定基础。中国修正主义者越来越重视这些关系，因为从意识形态上讲，它们都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无论它们在战术上有什么不同——这取决于各国资本主义的性质、实力和力量。中国共产党与这些传统修正主义政党的关系将逐步扩大，他们的行动将协调一致，同时它将继续利用自称为“马列主义者”并遵循中国路线的小组织进行斗争和分裂，破坏现存的真正的、仍然坚定的马列主义政党以及正在或即将诞生的其他政党。通过这些行动，中国修正主义者正在公开援助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修正主义政党，以破坏革命的爆发和胜利，尤其是主观因素的准备，将加强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以领导这场革命。
中国共产党在与所谓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的关系中采用了同样的策略，该联盟竭尽全力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与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当前的中国领导人希望与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一起前进，并在与马列主义和所有马列主义政党的斗争中协调他们的行动，以反对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保持实用主义的立场，对铁托和铁托主义的看法有很大的变化。起初，毛泽东说铁托没错，但斯大林对铁托错了，后来同一位毛泽东又将铁托与希特勒和蒋介石并列，并说：“铁托，希特勒，蒋介石和沙皇等人……是无可救药的，只能打倒。”（原文未查明——译者注）然而，他再次改变了立场，并表达了与铁托见面的强烈愿望。铁托本人最近宣布：“毛泽东还活着时我就被邀请到中国来。在联邦立法委员会主席杰马尔·比耶迪奇[5]访华期间，毛泽东向他表达了他希望我访问的愿望。中国主席华国锋还告诉我，五年前，毛泽东说他应该邀请我访问，并强调在1948年，南斯拉夫也是对的，这是他（毛泽东）在一个狭窄的圈子宣告的。但是，考虑到当时的中苏关系，这并没有公布。”（摘自铁托1978年9月8日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激进分子会议上的讲话）。
中国的修正主义领导人正在忠实地履行毛泽东的这一“意志”。华国锋抓住铁托访问中国的机会，特别是他自己对南斯拉夫的访问，，对铁托赞不绝口，称他为“杰出的马列主义者”，而且不仅是南斯拉夫的，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导人”。
这样，中国领导人也公开支持铁托分子对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列主义的一切攻击。中国修正主义者与铁托分子、卡里略及其同伙等“欧洲共产主义者”之间紧密的政治思想联系，他们给反马克思主义者、托派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组织提供了支持，表明中国领导人，受“毛泽东思想”的启发和指导，正在与马列主义的叛逆者建立共同的意识形态阵线，反对革命、反对人民的解放斗争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的所有敌人都为中国的“理论”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看到为他们看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政策，是指向反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
我们分析的这些问题并未涵盖“毛泽东思想”的所有反马列主义的内容。但是，它们足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毛泽东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进步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长期呆了下来，并在中国民主反帝革命的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中国国内、在党内、在人民中以及在中国以外，他都树立了自己的伟大的马列主义者的声誉——他冒充一个共产主义者，以马列主义辩证法自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他是一个折衷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某些要素与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哲学、甚至甚至与中国古代哲学相结合。因此，对毛泽东的观点，不能只从他所发表的一些著作的词句编排上加以研究，而要从整体上加以研究，在实际应用中加以研究，同时还要考虑它们所带来的实际后果。
在评价“毛泽东思想”时，牢记它形成的具体历史条件也很重要。毛泽东的思想是在资本主义衰落之时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在无产阶级革命被提上议事日程时，以及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榜样之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伟大教诲便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坚定指南。在这些新条件下诞生的毛泽东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必须试图像在当时最具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理论——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那样把自己摆出来。但实质上，它仍然是一个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而在危机和衰败中拯救帝国主义的“理论”。因此，我们说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当谈到“毛泽东思想”时，很难分辨出一条清晰的界线，因为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这是来自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现代修正主义、铁托主义、赫鲁晓夫主义、“欧洲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融合，使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短语。在这一切的混合物中，孔子，孟子和其他中国哲学家的旧思想，直接影响毛泽东的思想的形成，在他本人的文化和理论发展，也占据着光荣的位置。即使是以扭曲的马列主义形式出现的毛泽东思想的那些方面，也带有某种带有强烈民族主义、仇外心理甚至佛教色彩的“亚洲共产主义”的印记和特征，最终必然与马列主义公开对立。
今天在中国统治的华国锋和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其反动政策和活动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平台。为了巩固其摇摇欲坠的地位，上台的华国锋和叶剑英周围的人竖起了毛泽东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下，它谴责了天安门示威游行[6]，并清算了邓小平，他们给他贴上了他应得的修正主义者的标签。在这个旗帜下，这个组织发动了政变，粉碎了“四人帮”。然而，一向以混乱为特征的中国局势，混乱被继续加剧。
陷入困境的局势使邓小平脱颖而出并重新掌权，他用法西斯手段再次走上了右翼极端主义的道路。邓的目的是加强自己集团的地位，遵循他不加掩饰的与美帝国主义和反动的世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路线。邓小平提出了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四个现代化”纲领，清理了通过这次革命晋升到国家权力机关、党和军队机关的干部群众[7]，取而代之的是过去曾被曝光和谴责的、黑色反动的人。
现在，我们目睹了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针对毛泽东的大字报，邓小平的信徒用这些大字报装饰着北京的墙[8]。这是“复仇”时期，有两个目标：一是清算毛泽东的“声望”，消除华国锋的障碍；二是使邓小平成为无所不能的法西斯独裁者并恢复刘少奇的名誉。在这种反动演习的背景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都有一些人将邓小平同从未曾是马列主义的毛泽东进行的斗争，与赫鲁晓夫向曾经是并且仍然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斯大林扔泥巴的罪行作比较。任何人，不管他脑子有多小，都不能接受这样的类比。最正确的比较可能是，正如勃列日涅夫和他周围的修正主义团体推翻了赫鲁晓夫一样，现在，中国的勃列日涅夫邓小平正在推翻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
整桩事都是一场修正主义游戏，一个个人的权力斗争，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向如此。只有中国工人阶级和一个真正的清除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思想”，以及所有其他这样的反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才能纠正这种情况。正是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通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使中国摆脱这种状况。
但是我们相信，有一天，马列主义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会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敌人将被击败。当然，如果不进行流血的战斗，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因为要在中国组建马列主义的革命政党，要付出一切努力，而且一个能战胜叛徒和带来社会主义胜利的领袖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相信，兄弟般的中国人民和真正的中国革命者将使自己摆脱幻想和神话。他们将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中，没有马列主义的革命者，而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人追求的路线没有群众和革命者的追求。了解这一点，有必要认识到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本人不是马列主义者。我们马列主义者对“毛泽东思想”的批评与邓小平在发动权力的斗争中针对毛泽东的攻击毫无共同之处。我们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公开、坦率地讲这些问题，是在履行维护马列主义的职责，同时，作为国际主义者，也是在帮助中国人民和革命者在他们所经历的困难情况下找到正确的道路。
保卫马列主义——所有真正的革命者的主要职责
当前的国际局势动荡不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的危机越来越严重，超级大国的侵略性政策每天都在日益增多，给各国人民的自由、独立以及世界和平带来了新的巨大危险。资产阶级和赫鲁晓夫分子，铁托分子、“欧洲共产主义”修正主义理论以及中国的理论，都是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破坏社会主义、扼杀革命大的战略计划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情况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坚持对世界重大问题的革命立场，是我们党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任务。我们的正义斗争必须能够建立人民起和进步人士对革命事业、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信心。我们党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它一定会取得胜利，因为全世界的革命者和人民以及马列主义的真理都站在我们这边。
全世界的马列主义者和革命者看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别人攻击马列主义时捍卫了它，而当各种修正主义者把这些原则抛诸脑后，劳动党捍卫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他们看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其立场上，不仅从其本国的利益出发，而且还表达着和代表着非常巨大的、亲近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利益，以及那些以马列主义为基础并受马列主义指导，为世界革命性变革而奋斗的人的利益。
同时，我们注意到，中国在同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关系中所奉行的政策，在世界各地，特别是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引起了怀疑、不满和不断的批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些国家的诚实的人认为中国的政策是不正确的，是一种支持帝国主义的政策，这些帝国主义在向他们施压，而中国领导人讲的很多东西又都不符合他们的行为和具体现实。人们看到，中国实行的是威胁人民利益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
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党也正在作出些许的贡献。人民之所以信任劳动党，是因为它讲的是真理，而真理的来源在于阿尔巴尼亚具体运用着的马列主义理论：我国的发展，过去的解放战争，过去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状况，与世界上许多遭受过或正在遭受内部统治者和外国帝国主义统治者的野蛮压迫的国家，有很多共同点。我们党在人民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积累的经验，是对这些国家人民的具体范例和帮助。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胜利和成功，都是以马列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它激励着劳动党，并得到劳动党的实践运用。
除了走狗和极端反动派，没有人敢直接捍卫中国破产的“三个世界”理论。中国与美帝国主义和解的政策复活了没人想看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幽灵，加深了没人能忍受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黑暗，并支持了所有人都想摆脱的资本主义剥削。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捍卫马列主义思想的纯洁性已经进行斗争、正在进行斗争并将永远坚决斗争。它一直并将永远反对所有试图以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反革命思想歪曲、代替它们的人。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列主义政党，是世界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它决心为此作出一切牺牲，就像它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我们党偏离这一完全国际主义的，光荣和可敬的道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恐吓或征服它。我们党不能与任何机会主义，与马列主义的任何背离或任何形式的歪曲相妥协。我们党也将坚决反对中国修正主义，就像反对任何其他形式的修正主义一样。
我们的党是一个小的马列主义政党，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党，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害怕公开地讲真话。我们党的党员人数不多，但它在许多战斗中都是坚强的。它一向有勇气公开捍卫马列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纯洁性。事实表明，我们与中国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正确的、是必须的，因此得到了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和革命者的认可和支持。
正如我们党一样，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其原则立场。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别人可能会把我们党的勇气和美德当做自大而退缩。党并未教导党员自负，而是教导他们始终坚决、公正、严厉地对抗阶级敌人。在这些问题上，无论党的规模大小，都没有没有讨论余地。
共产主义者、真正的革命者、马列主义者必须彻底了解当今世界的形势如何发展。它们不是以定型的形式发展。如果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教诲，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经验以及每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的经验都有合适的学习、理解和吸收，那么这些发展中的情况是可以被正确理解的，革命将得到有力的推动。
我们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必须充分理解、掌握马列主义，这是绝对必要的。决不能低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包围及对我们施加的压力。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绝不能愚蠢地过分自信，在真正的战斗中，我们必须对周围的敌人发动进攻。
革命已经遇到过挡路石，未来还会有更多，必须用炸药炸毁它们。有些必须直接炸毁，有些必须零碎地炸毁，而有些则必须被包抄，然后进行最后一击——这就是理解革命战略和策略的意义。为了建立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必须组织广大人民群众，使无产阶级意识到它的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的坚定领导，否则就可能会卷入冒险行动并损害革命的胜利。共产党人和被压迫人民必须意识到，帝国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在压迫群众、组织反革命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因此，敌人的战术和策略也必须得到理解和应对，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政策，战略和策略比任何敌人都强大，因为它们为正义的事业、共产主义的事业服务。
现在，对于我们党以及世界上所有的马列主义政党来说，与中国修正主义的斗争应该得到最大的重视，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处理它时，可以忘记苏联修正主义，铁托修正主义或“欧洲共产主义”，它们也是现代修正主义的非常危险的变体。关于它们的策略和战略，所有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无论其斗争形式如何不同，都在一条道路上，具有相同的目标和相同的斗争。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决不能从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资产阶级的斗争或与苏联、南斯拉夫、中国和其他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转移注意力。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但所有这些敌人都是由一根绳子联系在一起的：反对革命，反对马列主义政党及这些党的团结，反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发动革命的斗争。
与现代修正主义，特别是与苏联修正主义、铁托分子和中国修正主义的斗争并非易事。相反，这场斗争是严峻的和长期的。要想胜利地进行下去，我国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所有劳动人民就必须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学习我们党在反现代修正主义斗争中的丰富经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障碍，毫发无损地从充满荆棘的敌对的森林中走出来。
一如既往，我们劳动党必须在正确的马列主义路线上保持清晰、坚决、大胆的立场。我们党的这条路线将有明确的目标，会帮助揭露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以及中国的社会帝国主义，并成功地与它们进行无情的斗争。
我们党和世界上所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竭尽全力捍卫我们的马列主义理论，并清除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者以及所有机会主义者和叛徒制造的所有歪曲。
马列主义是胜利的意识形态。拥护，捍卫和发展革命的人，是光荣的革命军团的一员，是那支伟大的、不可战胜的、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军团的一员，他们将领导无产阶级和所有被压迫者改造世界，摧毁资本主义并建设新世界：社会主义的世界。
[1] 译者注：
1961——1962年，苏联和中国双方都尝试缓和关系，代表事件为周恩来率代表团旁观苏共22大；
1964年，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官僚推翻了赫鲁晓夫，中国试图与之接触，故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十月革命纪念仪式，但不欢而散。
[2] 译者注：毛泽东死后，中共内部局势动荡，李先念、叶剑英等右派分子勾结华国锋、汪东兴等新贵秘密串联，于1976年10月6日对江青等人发动军事政变，逮捕了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3] 译者注：指大跃进及其失败之后的反动
[4] 译者注：耿飚，1909——2000，建国直至80年代一直在外交阵线上活跃。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5] 译者注：比耶迪奇，波斯尼亚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理），1975年访华，1977年因空难去世
[6] 译者注：指四五运动，是青年借纪念周恩来发起的反对十年文革时期的抗议运动，得到了右派分子的支持，被吴德和毛远新弹压。
[7] 译者注：指清理三种人运动，中共中央于1978年8月发出《关于慎重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打砸抢问题的通知》。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开始对"三种人"进行清理。84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要坚决清理"三种人"》的评论员文章。邓小平等右派借此完成了对中共的大清洗，建立了对其自己有利的局面。
[8] 译者注：指西单墙-“民主墙”，文革结束后，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该墙张贴鼓吹全面否定文革和自由化的大字报，给邓小平提供了舆论帮助，后被官方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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