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国民间异议思潮文献选辑（1956-1957） 散文三篇 早春1957年春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记得我在元南的小照后面写了句话： “小乔初嫁了。” 这句话是苏东坡的词《赤壁怀古》中的。原文前后连起来是：“遥想公理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那意思很明显，把元南比作小乔，我自然就是周郎了。踌躇满志之态可见。 那时我是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因慢性支气管炎于1956年7月休学疗养。 元南那时已在桃源师范毕业，分配到县机关幼儿园当教师。她叫程度珍，小字元南，是桃源县城关镇人。我们是1953年开始恋爱的，书信往来已经三载，所以我就决定休学时到桃源与她结婚，结婚后也便住在她的家里。她家在桃源师范学校附近一条巷子里，那巷子名叫观音巷，我便常戏称她是观音菩萨。她家只有一个老母亲，十分清静。 新婚燕尔，我便专门写作、读书。放学的时候，我便去幼儿园把元南接回来。我们在桃源的街上走过，便招来许多惊讶和羡慕的眼光。那时她穿一件豆色的毛料旗袍，（这旗袍是新婚之后我亲手为她改制的。）把两条长辫子高高地绾成两个髻子扎在耳后，她的体型本来就很苗条，这一妆扮，自然更增加了风韵。我自己那时穿的是一套银灰色毛料西装，打着领带，穿着背带裤子，样子也还潇洒。所以许多年后还有人说我们那时在街上“一走一条浪。”那时刚解放，人们都想表示自己是革命的，是劳动人民，无产阶级。男的一律穿干部服，女的老少都穿列宁装，无论男女都穿解放鞋。而我们的衣着却被视为资产阶级情调。我很奇怪，为什么把美好的东西都推给了资产阶级。 元南的那两间木板房，也是十分别致的。南面的板壁开了一长排玻璃窗子，从窗内可以望见碧玉般的菉萝山，那山就绵延耸立在沅江边上。早晚都有白云缭绕，而近处则是葱翠的田野，一片青绿。在这一排玻璃窗下便是我写作的大书桌，书桌后面是一把古藤靠椅，每到晚上，我便坐在这把藤椅上写诗，元南伴着我，真是“红袖添香夜读书”！古人也认为是人生最好的享受了。 使我终身难忘的是，元南曾送给我两件宝物。一件是一枝美国进口的派克金笔，这金笔是她父亲的遗物，是在解放前赠给女儿的。这枝金笔后来随伴我在一个劳改厂里过了三年，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可惜后来在砍柴的时候失落了。另一件是一块像玉一样晶莹的桃源石印章，上面有鲜艳如桃花的花纹，有的殷红如血，所以又叫文石、泪石、也是非常名贵的。我曾在一首旧体诗中说：“此生愿化桃源石，刻骨相思作印章”，那时我在《湖南文学》（当时似叫《新苗》）上发表的《桃源断章》四首中，就有一首题名《桃源石》。现在把它抄录在这里： 桃源石桃源石亦名文石，色润质坚，花纹华美，制成图章和工艺品，畅销国内外，为桃源特产。 是桃花源林中的桃花瓣， 石头里绽开个美丽的春天； 是桃花源里的晚霞片， 天上的牡丹飘落人间； 是桃源姑娘水灵灵的眼， 晶莹，明亮，幻想的光芒忽忽地闪。 姑娘送我一块桃源石， 她要我临摩着写诗篇。 这首诗自然是送给她的。我虽没有写明送给谁，但读过这诗的人都会猜想，我是有一个美丽的桃源姑娘相伴着。 就在这一年间，我接连在《人民文学》、《星星诗刊》、《长江文艺》、《新苗》、《湖南日报》、《工人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诗作。1957年春天，《星星》诗刊几乎每一期都有我的组诗发表。有人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便是人生最欢乐最得意的时候了。而我这时候，也可以说是兼而有之了。 到了1957年4月， 我们又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在欣喜之际，我甚至给医院的助产士吴贞慧也写了一首诗，说她“用一双温柔的手掌，把一个新的世界捧给了年轻的父亲。”孩子取名路沙。那时候我国与苏联友好，一切都是苏联的模式。苏联的文学艺术对我们那一代影响很大，连取名也想仿效。我和元南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商定：如果是个女儿（我们希望生个女儿），就取名露莎，像个苏联女孩的名字；如果是个儿子，就不要字头，叫路沙吧。除了像苏联人名音译之外，还有点卑微的奉献意识：让他做一粒铺路的砂子吧。 总之，那个春天我们是幸福的。作品发表，新婚甜蜜，儿子出生，怎么一下都来了呢？ 那时全国正搞大鸣大放，整党整风，一时政治空气非常活跃。与此同时，工农业生产也在飞快发展，物产丰富，物价平稳，人民安居乐业。所以大家心情也很乐观，各界开座谈会都能畅所欲言，我的眼前真是一片光明。 但也有些人心存疑虑。因为解放后几次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批俞平伯、反胡风等等）使有些人心有余悸。记得那个春天，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便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早春天气就是像李清照说的“乍暖还寒时候”，这个时候“最难将息。”我当时也觉得文章写得好，说出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心里话，或者说至少描绘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态。 然而我当时的心态是洋溢着春天的温馨的。我相信我们祖国的未来，相信我自己的未来。我天真地认为，旧中国一切污秽与黑暗全都被革命的浪潮冲刷干净了，从此道路都是平坦的，开满鲜花洒满阳光的。我写了不少热情歌颂新中国的诗，如《洞庭湖之秋》、《桃源断章》等等。我已经和当时涌现的一大批青年诗人如末央、邵燕祥、梁上泉、流沙河等人并驾齐驱。我又是解放中南和西南的参加者，也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我在战争中负过伤、立过功、受过奖，各种纪念章和军功章在我胸前挂了一排。在大学，我还是学生会的文化部长、校刊文艺版编辑，中文系团总支宣传委员。这时真的是满身光彩，自己也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我把鲁迅的诗句“我以我血荐轩辕”写了贴在壁上，还和桃师的一位语文教师赖汉屏照了一张像。他穿长衫，我穿西服，俨然鲁迅和翟秋白的样子。这就不仅是洋洋自得，几乎可以说是狂妄之极了。 这年夏天，我便带着这样沾沾自喜的心情，兴致勃勃地离开桃源，回长春去复学了。 那时正是暑假，元南抱着路沙，送我到常德。一路上她唱了许多歌，唱得同船的人都回过头来对我们看。我们也不怕看，越看我们越唱。那时她能歌善舞，年轻漂亮，是桃源县总工会组织的业余歌舞团副团长，排演过歌剧《王秀鸾》，哪里还怕别人看呢！ 到了常德，我们就住宿在我的婶婶桂悌家。悌婶那时在常德西堤小学给一位女教师带小孩。这个学校背靠沅江，学校的教室后面，有一个长长的木板走廊。走廊下面便是滔滔的江水。原来学校靠江的几间教室便是高悬在江面上，用木架支撑着的，是堤边的吊脚楼。那走廊更在教室之外，所以便伸到江面上空去了。夏夜燥热。而这里却分外凉爽。我们便拿了一床灯草席子，铺到走廊的木板上当床。但我们并不睡觉，却是相偎相倚在木栏杆上看月亮。晚风一吹，景致和心情都极好，真的是天上一个月亮，水中一个月亮，我们心里也好像有一个圆圆的月亮。一会儿，那白絮般的一片浮云飘过来，把月亮遮得朦朦胧胧的；一会儿，那浮云又飘散了，月亮反而格外光明，于是元南便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轻声低唱起来：
这是解放前曾经流行一时的一支歌，歌名是《花好月圆》，大约她此刻心里想的，正是花好月圆吧。但这歌在解放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没有人敢公开地大声唱了，只有在这静静的深夜里，她才敢伴着爱人小声地低唱。自然，我们心里都是甜甜的，我们约定，以后每当月圆，我们就互相怀想，重温旧梦。 后来才知道：我们此后真是只能旧梦重温了。这个美好的夜晚是我们婚后最后的一个幸福的夜晚。第二天早晨我上轮船之后，伴着儿子路沙的一声哭叫，凄风苦雨就降临到我们的身上了。我们婚后的幸福生活还不到一年！ 也许，我不该在结婚时写这样一副对联：
对联写的那些话，后来都应验了。 我回到学校之后，还参加了学校的红专大辩论。我反对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也反对只红不专，不学业务知识，我组织了一个“又红又专辩论团”，并且当了辩论团团长。这时学校反右派斗争已近尾声，红专辩论就是反右斗争后的思想建设阶段。到了1958年秋天，正当我们这个辩论团即将大获全胜的时候，忽然有一天，中文系党支部书记把我叫了去。这个书记是我同班的好友，名叫宋维润，也是调干学生。他是北方人，曾在一个县里当过区委书记，我把他当老大哥，戏呼他为宋大哥。当时他正培养我入党，连入党申请书的表也让我填了。他把我叫去，十分惊异地告诉我，说桃源师范给学校党委来了一封信，寄来了揭发我在桃源的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材料，要把我划成右派分子。他先给我透了风，让我有一个思想准备。 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我震得张口结舌，百思不得其解了。我的确万万没有想到，我会被人划做右派分子的。我想我并非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虽然生长在旧社会，但对那个黑暗的旧中国是不满的。在省立四师读书时，我和未央等人就组织了一个“乎乎乎文艺社”，乎是文言虚字，表示疑问。三个乎表示疑问很多，问题很多。我们写的文章都是对那个社会的揭露和讽刺。所以我们还没毕业就结伴自愿从军，加入了解放军，参加了革命战争，出生入死在所不辞。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是真心热爱的，怎么会去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再说，从1956年到1957年，我是休学在家养病，没有参加过一次鸣放会，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发表一篇争鸣的文章，桃源师范揭露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又从何说起呢？莫须有吧！ 我当然不服，我向组织申诉我的不服。 “你有没有和桃源师生往来？有没有鼓励学生办墙报之类的事？”宋维润反问我说。 哦！我记起来了。我和桃源师范的学生确实有过交往。我原先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1953年我从朝鲜归来，到母校去看望我二叔，在那里遇见了我初中的语文老师杨昌炽，他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认识闻一多先生，也爱写作，是他在初中就鼓励我走文学道路的，因此我对他很景仰。在桃源师范重逢，自然都十分欣喜，他介绍我认识了语文教研组的赖汉屏老师、杨林民老师、张新民老师等。还介绍我认识了赖汉屏老师的学生程度珍，而且我们很快便相爱了。那年学校举办校庆，他又把我向全校师生作了介绍，并要我在晚会上朗诵自己的诗，说这个学校出了丁玲、未央和饮可等作家诗人，是学校的光荣。这就造成了很大的影响。1956年我回桃源结了婚，住在城关，这几位老师就常到家里来闲谈，也有一些爱好文学的学生来拜访，有的还拿着习作来要我修改。后来他们要办一个墙报，要我给取一个刊名。我想到鲁迅的一篇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正是写少年求学的趣事，便对他们说： “就叫《百草园》吧！” 他们拍手叫好，并要我写个发刊词，我也便写了。大意说，他们现在还只能算是一些小草，但小草长大了是会开放出鲜艳的花朵的，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就闯下了大祸，后来竞把《百草园》定为“反党小集团”。说党的文艺政策是百花齐放，而我们却用百草来和百花对抗，百草就是毒草，百草园就是毒草蔓生的园地，所以《百草园》的成员全是反党的，而我和赖汉屏等人便成了《百草园》的“黑后台”，于是我们便当然要划为右派了。当时中学生中不开展反右运动，不好给那些学生戴帽，而在他们毕业分配之后，又在各自的单位把右派的帽子给戴上了。这是一种什么手段，我至今还觉得悲哀。 这在当时，我是糊里糊涂的，一点也没有料到。那时我确信，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我也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非分明的。因此我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当时对大学的领导说：桃师的师生还在，时间过得不久，我认为一切可以对证，我能把一切说清楚，讲明白，因此我要求回桃源去与他们对证。学校领导也认为我在校表现很好，要定我为右派缺乏依据，现在的揭发材料都是桃源的事，确不确实也应该弄个水落石出，所以也便同意我的要求，和桃源取得联系之后，由学校党委写了个委托桃源县委处理的公函，要桃源派人接我回去，我也便等着桃源来人接我。 后来才知道，我那时太天真太幼稚了。我上火车，就发现来接我的人，简直就是把我当作犯人解押的，在车上上厕所都被监视。一到桃源，他们便把我禁闭在一间空房子里了。他们宣布：不许外出，不许和外人接触谈话，连家属也不能来往，甚至也不通知她们，不让家人知晓。开头一些日子，只要我写反省材料，也不与我谈话，也不开会，我觉得似乎一下落在一个荒无人烟的旷野里了。我有什么反省的？我写不出材料来，便写诗，写一些怀念我的爱人的小诗。这些小诗因为都有真情实感，都很珍贵。后来似乎开过一两次批判会，他们安排了一些积极分子，一上来就要我低头认罪，我一开口他们就喊口号，根本不容我申辩。我不承认他们加给我的罪名，他们就动拳脚，说我顽抗，不老实。记得有一个姓陈的什么老师，恶狠狠地冲上前来，伸手就打了我一个耳光，把我的眼镜也打落在地下。我怒不可遏，干脆咬紧牙关，一言不发了。他们没办法叫我认罪，只得再把我关进小房，不再开会了。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早已把我定为右派分子，材料其实也早就写好，只等我承认了，还有什么和我对证要我分辩的余地呢？我真的是天真得可笑啊！ 我在那个小房里，被他们关了几个月，直到这年12月，他们才向我宣布：学校决定开除我的学籍，划为右派，由桃源县委送劳动教养。接着就把我们一群右派分子送到二里岗红砖厂去劳动。大约一个多月后，又押到桃源，有一辆专车，把我们一群送往常德去了。 直到二十多年之后，我才听一些人说起，那时划右派分子，和后来评先进一样，各单位都是有指标有百分比的。真是荒谬！而所以划到我头上来，主要是我得罪了当时桃师的校长。他觉得当时桃师学生对我的崇敬超过了他，是我“占领了桃师的思想阵地”，使他的威信下降了。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反省室记趣1958年秋，我从长春被押解回桃源，关在桃源师范学校的一间空房子里。这房子便是我的反省室。 当时我是东北人民大学的调干学生。我是想回桃源来把我的所谓右派言行澄清的。谁知一来就被禁闭，失去了自由。会上也不容分辩，只有认罪的份儿，我这顶右派帽子就这么铁定了。 我要求回桃源时，私下里还有另一个希望：就是我又可以因此看看我的年迈的母亲，新婚的妻子和初生的儿子。我十分想念他们。 我离开他们一年了。分别的时候，儿子路沙还只出生三个月，还不会叫爸爸，只在轮船响起汽笛、将要开走的时候，他发出了一声哭叫。但那声哭叫，是因为他知道爸爸要远离他而去，还是被汽笛惊吓得“哇”地一声呢？现在他应会叫爸爸妈妈了，我多么希望能抱着他，让他叫我一声“爸爸”啊！ 还有我的母亲，一个孤寡的老人。她体弱多病，常年咳嗽气喘。我这个被她视为命根的独生儿子，却有许多使她伤心的事的。这些年来，我没有尽到一个儿子的责任，或者就是不孝吧。记得我父亲去世时，只有三十九岁。母亲那时大约也就是三十七八岁吧。父亲没了，留给她的仅有几亩祖遗的薄田和两个儿子——我和弟弟。可是第二年，九岁的弟弟又夭折了，只剩下我和她形影相吊，孤苦伶仃。到我十八岁的时候，我又瞒着她偷偷参加了解放军，随部队走了。她得知消息后从家里赶到临澧，部队已开往常德，她又从临澧赶到常德，部队又到了桃源，她又赶到桃源。部队却因参加衡宝战役，奔赴雪峰山前线了。她想见儿子一面也没有见到。回到破漏的老屋里，把一只老母鸡一直养到我从朝鲜回国省亲的时候。我结婚之后，把她从临澧鳌山接到桃源，和我们一起居住。岳母也只有一个独生女儿，我便建议两家合成一家。仅仅过了一年，我又回长春复学。现在我被禁闭在这里，连见面也不许。我成了罪人，我真的把她的心伤透了。现在我多么想见到她，跪在她的面前向她哭诉、向她悔罪啊！然而这也是不允许的。 而我的爱人，我的新婚的妻子元南呢？她又会如何的伤心落泪呢？她是一个独生女儿，父亲是国民党一个上校。她的幼年，曾跟着父亲在重庆、南京就读小学、初中。到了1948年，她父亲觉得国民党政府腐败，不可救药了，自愿请长假回乡，靠两架木机子与岳母纺织度日。1949年桃源解放，因他是国民党军官，被送到西洞庭农场劳动改造，不久得了肺结核病，终于病死在那个劳改农场。岳母胆小，连尸骨也不敢去收，遗体不知被人埋在什么地方了。元南幼稚，坚决要与父亲划清政治界限，表示自己真诚拥护革命，连父亲的遗物也不肯去认领。母女俩也是相依为命，在桃源师范认识了我，认为我才华出众，思想进步，经过三年热恋，便嫁了我，以为生活从此幸福，谁知婚后只过了一年，我又划成了右派，她又必须和我划清界限了，多么可悲可叹的命运啊！当地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时，该又是如何的震惊，如何的痛苦呢？不，我不能让她痛苦，我不能接受对我的指控，我要向她去解释，我是冤屈的，我深信她是了解我的，她知道我决不会去做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事。我是多么爱我们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啊！为了共和国的成立，又为了保卫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我都流过汗流过血的，多少也是有些汗马功劳的。我们三叔伯兄弟一同参军，一个弟弟就牺牲在朝鲜前线，尸骨抛在清川江畔，我怎么会反社会主义呢？ 啊，我是如此地思念元南啊！我认为这时候，只有她是能够理解我的，信任我的。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命运是是相连的。这个时候，我最怕她被这突如其来的不幸击倒，失去精神的支柱，我必须安慰她，鼓励她，给她以生活的勇气，而且我也需要她的支持，她的信任，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应该是永远给人以力量的。 这一切便是我私心想回桃源的原因，可我没有想到，这一切都落了空，我被关在这间反省室里，她们也许还不知道呢！ 这间房子据说原先也是一位教师住的，那老师划为右派之后，被送到什么地方改造去了，于是他的住房临时做了我的反省室。 我反省什么呢？我没有什么过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我只有枯坐。 不，我不能枯坐，我有思想，我有思念，我有宣泄不尽的情爱。于是我写诗，偷着写诗，用一些纸烟盒子偷着写一些精短的小诗。好在屋子里只关了我一个人，没有人在旁边监视。 而且我写小说，写朝鲜前线的故事。记得其中一篇题名《下一站》，写一个抗美援朝的汽车司机，一个英雄，一个很风趣很善良的英雄司机。还写了他与一个朝鲜老大娘和一个朝鲜小姑娘的血肉深情。另一篇题名《香烟》，写志愿军的艰苦生活以及他们在患难中的生死情谊。 但我写得更多的还是诗，是写给我的爱人元南的一些小诗。例如：
这是十分真实的情感，思念她的时候，我就把她写的一些信翻来覆去地看。又如：
真的是得道了，大彻大悟了吗？不是。这是一种巨痛引起的麻木，是灵魂受到严重挫伤后引起的迟钝。 人们在痛极之时，往往会对一种幸福生活来一个否定，好像原本没有那些幸福会好些，痛苦会轻松些。没有得也就不会有失。我写道：
这些都是有真实的往事为依据的，1953年我去看我的二叔章道生，他那时在桃源师范教数学，他和二婶就住在女生大楼一个教室的对面。我走上楼梯，迎面遇见一群天真活泼的女学生，她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正嘻嘻笑着下楼，见来了个志愿军，便领我到二叔的房里，一个个热情地向我问这问那，要我讲朝鲜的战斗故事，其中就有元南。她性格开朗活泼，显得最为热情。谈了一会之后，她便拿出她的日记本给我看，要我针对她的思想帮助她进步。我便在她的日记本上写了两页很有感情的题辞，记得我的开头一句话便是： 阅读您的日记直至深夜。
这自然是打动人的话，她看了之后哭了。甚至请病假没吃饭没上课，于是我约她谈话，这就开始了我们的初恋。婚后我带她回临澧鳌山看母亲，走在山林小道上，路上泥泞、便赤脚提着鞋走，虽是路滑，但我们是愉快的，浪漫的，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些印象现在回忆起来，反而增加了痛苦。 还有一首诗写得更为沉痛：
这最后一句我不知是怎么跳出来的。 另外还有一些小诗，就不一一抄录了。总而言之，在那间反省室里，我并没有写出什么反省材料，却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使我写下了不少充满真情实感的小诗。我并不觉得全是空虚与寂寞，甚至也不全是悲苦。 可是，我仍然好像一下子被人抛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我特别需要见到我的亲人，不管给我定什么罪，我必须会见我的母亲，爱人和孩子。我想，就是死囚也是允许直系亲属探监的啊！为什么把我禁闭在这小房子里，就不许我和亲人见面了呢？我的母亲、爱人和孩子就住在桃源师范学校后面——桃源城关镇边街居委会一个叫观音巷的巷子里，相距不过半里之遥，现在却仍像是在千里之外，真的是咫尺天涯了。而且，我从千里之外的长春归来，到了家门口却不能与亲人见面，不许回家，这怎能让人忍受呢？ 过了些时候，对我的监视似乎放松了些。我便趁机提出回家看母亲。他们同意我回去一趟，但不允许在家过夜。 我回家之后才知道，元南因受我的牵连，已经从县城调到乡下一所小学去了，并且受着暗中监视：不允许她和我见面，不允许她回城，还要她向学校领导交心，汇报她的思想，要她坚决与我“划清界限”，否则也要遭到“群众批判”。她于是只有星期六才从乡下回城里来，来了也只能在家枯坐，不敢去看我的。她们的领导有一个最“爱护”她的说法：即他们是把她往革命的道路上拉，是往左拉；而我却是把她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上拉，是往右拉。他们是挽救她；而我却是坑害她。她因此必须擦亮眼睛，坚定立场，她必须恨我，揭发批判我，而决不能有半点同情，丝毫怜恤。甚至连哭泣，连无声的流泪都是错误的，是软弱的表现，是立场不坚定的证据。还有人对她说，要想革命，就必须和我彻底决裂！如此类推，所有右派的妻子就只有离婚，否则就是苦海无涯。啊，这是多么沉重的压力啊，我看比右派本人的压力还要大。 顺便提一件事，不仅妻子，就连远在青海的一个表妹，因为谈论到我时表示了一点点同情，后被人揭发，也遭到了批判，罪名就是同情右派表哥，这真叫人不寒而栗！ 元南不能见我，但她肯定是想见我的，我于是通过我的母亲和她约会。有一次我从母亲的口中得知，元南将随学校上城集体看电影（也许是戏，记不清了）。我于是在那晚也请假去看，我进去之后，很快就找到了她的坐处。我发现她也无心看戏，而是不断回头寻找。我和她递了一个眼色之后，就溜了出来，在约定的老地方等她。等了许久她才来。她告诉我，她的坐位两边都坐着监视她的女老师，她是假装上厕所才跑出来的。并且说，现在连回家也不行了。因为她们发现她逃脱监视之后，肯定会派人到她家里去寻找或守候。于是我们便不回家，却到桃源师范后面的田野里去了。 那是我们爱情生活中的一块圣地，是我们相识后第一次约会的地方，那时她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女中学生，我们还只是互相倾慕，并没有确定恋爱关系。记得我那时和她约会到这个地方谈话时，我曾有意试探她说： “你愿意去遥远的东北吗？” 那时我已从部队转业到旅大市政府办公厅工作，她是知道的。我这样问，自然是转了个弯问她肯不肯随我去远方。她当然也明白，便低下了头，默默不语，却把路旁的一株小树的叶子一片一片地摘下来。看那神态，也是默认了。也许还羞答答地点了点头，记不清了。如果那时我大胆一些，把她抱在怀里，给她一个深情的吻，她也不会拒绝的。但我也是初恋，从没吻过女孩子，竟傻乎乎地保持着一点距离，没有吻她。但那次约会的印象却十分深刻，所以我把那一片田野当作我们爱情的圣地了。 现在我们又到这里相会，真是旧梦重温，但心情却完全不同了。不过说实在的，我们似乎也并非抱头痛哭，而是仍然感到幸福。我们在那田间小径上留连忘返，逗留到很晚的时候。夜深了，露水湿了衣裙，湿了她的发辫，我们都不知道了。我们执手相看，似乎也没有恐惧和忧伤。我们仍然充满了幻想，认为我的问题是可以澄清的，我们的未来仍然是光明的，这也不是为了自欺欺人，却是当时的天真幼稚，现在看来几乎是可笑的愚蠢了。 谈着谈着，不觉到了深夜。深秋的夜是清凉的，我们薄薄的衣衫已经耐不住寒露，渐渐冷起来了。我们是夫妻，却又不能回家，也不能在野外过夜，更不放心让她独自回到她乡下的学校去。而且我们此时此刻，也难舍难分，只得大胆决定，偷偷回到我的反省小房里去，把一向关押罪人的小房变成我们幽会的密室。 来到桃师校门前，才发现校门早已关了。我们自然也不敢高声叫门，只得绕到学校旁边翻爬院墙。我先爬上墙去，再把她拉上墙，我又跳下去，再把她抱下来，然后一同悄悄地进了我的反省室。好在这已是夜深，学校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发现。我们不敢开灯，不敢高声说话，只能无声地拥抱在一起，无声地流泪，把枕头都流湿了好大一片。我很奇怪，这时我竟全身颤抖起来，元南在我耳边小声问：“你是不是冷？”她把我抱得更紧了。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觉得过了很幸福很甜蜜的一夜。 这一夜没有人发现，我们也几乎没有入睡。第二天早晨，她装做学生，混在一群到校门前的沅江里洗衣的女学生中出去了。我自己后来也觉得好笑：一对正常的夫妻，却无端变成了一对野鸳鸯。从此，我反倒有些爱上我这间反省室了。 我在这间反省室里住了几个月，后来几乎没有人理我，大约他们只等上级的批复了。到这年12月，才宣布了对我的处分决定：送我去劳动教养，把我送到二里岗红砖厂去。 啊，这个可恨而可爱的反省室啊，别了！ 录鬼新簿写下这个题目之后，我有点犹豫，也有些伤感了。元代的钟嗣成写过一本《录鬼簿》，记的都是他戏曲界死去的故友。我也曾想记下我的一些先我而逝的难友，题名就是如此。 这些逝者的形象，在我的心中，至今还是十分鲜活的。或者说是十分生动的。三十多年来，遗忘这副人类解除痛苦的清凉剂，早已使许多记忆渐渐冲淡，模糊不清起来，而我曾经滴血的心也逐渐平复，是否要重新割开那些创口，让我的这颗伤痕累累的心重新剧痛，再一次滴血呢？ 就算是再经历一次炼狱吧。我还是要忍痛再记下他们，如果他们真有灵魂的话，知道三十多年之后，还有人记起他们写下他们，让他们冤屈的呼号借我的书留给后代，也会欣慰于九泉之下吧。 他们并不是英雄，也不算伟人，名不见经传。他们大多是些极普通的知识分子，或者连知识分子也够不上，只是些猥琐的庸人、俗人，但总都是凡人，活人，他们死的时候多半很年轻，小的只十几岁，二三十岁居多，生命十分短暂。他们的死也极其平凡，用古话说就是“瘐死狱中”吧。因此也根本谈不上什么追悼仪式，更没有举办什么葬礼，甚至有的连尸骨也没有人去掩埋，有的通知了家属，亲人也不去收尸。 因此，本来就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节可写，我写出来怕也是平平淡淡的吧！而且，我们并不是被囚禁在敌人的狱中，谈不上狱中的斗争或劫狱越狱之类的故事。我们是含冤负屈在自己的狱中改造思想，这有什么值得一写呢，我为什么还要写他们记下他们呢？我发现这是出于一种难以压抑的情感冲动，因为他们和我走过了同一段路，他们就在那一段路途中倒下了，长眠在德山之阿了。而我却通过了那一条荆棘丛生坎坷不平的小径，在这个人间又度过了三十多个寒暑。我不记下他们，恐怕就没有人再记起他们了。 今天， 1992年7月14日，离他们死去的时候，又过了32年，我却又记起了《为了忘却的纪念》。我不是为了忘却，而是怕人忘却，怕人忘却那一场劫难，那一个恶梦。忘却会给子孙带来灾难，甚至会使悲剧重演的。 所以我仍然决定记下他们。 在我之前，已经有些人写过他们了，其中有一个人还写了一本《伤逝篇》，全是为死去的“同犯” 写的挽诗， 可惜这个人也先我而逝，不在人间了。而他那个《伤逝篇》的原稿（现在要说是遗稿了），却还珍藏在我的书桌屉子里。 这个人名叫文思，桃源沙坪人。他原是桃源一中的历史（或语文）教师，比我年长21岁。生于1910年十月初五，却和我“同犯”，一同当了右派，又一同送劳动教养，同到常德改进机械厂“改造”，和我相识时应是四十多岁。从年纪看，他应是我的师长，但他一直把我当知心朋友。我在桃源写作的时候。他曾搜集整理了一首长篇叙事的桃源民歌来找我提意见，于是交谈，于是成了知己。可惜那长篇叙事诗的诗稿后来不知怎么个下落，只记得诗题就是起兴的一句：《六月吹南风》，全诗都是三句一节，五、五、七言格式。第一节是这样：
这后面就叙说故事了。桃源民间老人大约是会唱的，他也会吟唱，唱给我听过，可惜我全记不起来了。我还知道他珍藏着一本宋教仁手写的日记，我也见过，可能是原物，很珍贵的。后来又多次与他细谈，知道他学识十分渊博，特别是文史方面，我是自愧弗如的。那时他雄心勃勃，计划编一本文史研究的工具书：《资治通鉴大事年表》，已搜集了资料，写了十五卷，没有完稿就陷入了冤狱。到了1962年4月，当他知道即将解除劳动教养的时候，他有一天和我谈到深夜，还希望能有写作的机会，把过去准备编写的一些著作完成。 记得那时我和他相约，出狱之后如不允许搞创作，那么我也可以和他合作搞这些学术性的著作。可惜后来不仅文字工作不能搞，而且我们都穷困潦倒，生计艰难，连会面的机会也很少了。 他的古典文学修养很深， 古典诗词都写得很好。 尤善七言绝句及歌行古风。1961年除夕我妻元南来德山看我，他知道我们的感情很深，为赋长篇七言歌行一首，题曰《德山行》。我珍藏了很久，可惜到文革时期仍然失去了。 他出身富绅家庭，旧社会过了二三十年，属于风流才子一类人物。有才华也有风流韵事。他曾亲口告诉我，少年时在常德一客店与一少妇肖四姐邂逅，便一见钟情，至于同榻，后各自东西，无缘再见，解放后则更无消息，不知下落，不料出狱之后，别离三十年的情人又相见于常德街头，且赠诗一首。诗曰：
偶一相逢，情牵三十载，也算一段佳话。 后来他同我一起出狱，他下放回沙坪，住在生产队的一间灰棚里，断断续续写了一本七言诗，题曰《灰棚诗草》，收1962年至1978年间的诗作。1978年我去桃源，约他到县城相见，与同样当过右派分子的李元震、谭介球合影。其时四人均已改正结论，属于错划，并恢复了工作。我在合影下面戏题“出土文物四件”，大家开怀一笑，现文、李俱逝，只剩我和老谭了。 记得1962年夏，他住灰棚的时候，我曾冒着大雨步行六十余里去看望他，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赠他：
80年代，听说他到桃花源管理所工作，并说是他自己要求的，可能是想住在那个世外仙境吧。以后他来常德还和我见过两次，再后来他照了一张仙髯飘飘的黑白像片寄我，求我题诗一首。我却把这事忘了。今年忽听人说，他已经长眠地下，我欠的这笔债无法偿还了。 他的《伤逝篇》和《灰棚诗草》，都是80年代寄我的。如今我拿出来把玩，想来也无法出版，只好在这里把他的《伤逝篇》抄录一些，一则为他做个纪念，保留几首诗；二则我要写《录鬼新簿》。就要叙说那些不明不白死去的人，还可用他的诗来作证，而他的诗也只有我适合为之作注。 他的第一首诗是写给一个姓蒋的临澧人的。这人的名字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很讲究穿着打扮，衣冠楚楚却又面目可憎，不识时务。到了劳改厂里，还是西装革履，一副博士派头。不料被派出修筑三渡水公路时，大约皮鞋不便，从悬崖上坠将下来跌死了。当时就由“同犯”埋在三渡水的溪畔，只盖了薄薄的一层砂土。不料夜间忽下大雨，溪水暴涨，竟把他的尸体冲走，真的死无葬身之地了，这人大家本来有些厌恶，他遭了这样的不幸，却又有些为他叹息了，也许还是兔死狐悲吧，文思为作挽诗曰：
第二首诗写的是杨立中，桃源人。这人小时候与文思是同学，写得一手好字，在改进机械厂也算个书法家，他和文思感情很深。这年十月初五，他知道是文思的生日，只因都在狱中，没有办法祝贺，便拿出半盒卷烟相送，作为寿礼，那时候半盒卷烟也是很珍贵的。所以文思也深为感动。第二年杨立中得了肺病，咳血不止，死在德山狱中。死后也没有亲人来收遗骨，便由几个犯人抬出去，葬在乱葬岗上了。文思作诗曰：
第三首诗是写给一个叫胡天健的桃源人的。这个人很年轻，大约只有二十来岁，高高瘦瘦，风度翩翩，气宇不凡，且喜音乐，二胡拉得很好。常听他独自演奏《梅花三弄》、《空山鸟语》、《光明行》、《病中吟》等名曲，听说他还只结婚半年，就被送到德山来劳动教养。误了自己的青春和前途，把一个年轻姑娘的青春和幸福也毁了。到德山只一年，就因劳累过度，日渐消瘦，终于骨瘦如柴，病死狱中。原先细皮白肉，很英俊的。死后却形容枯槁，真的只剩几根骨头了。他新婚的妻子看到，该如何悲痛啊！文思的挽诗曰：
第四首诗写给一个叫郭述豫的人。这人如何死的记不清了，只记得他是桃源人。他死之后，有个年轻的女人来德山。把他的尸体运回去安葬。似比别人幸运些。因为在那个年代，惧于政治压力，一般家属是不敢去收尸的。还听人说，这个女人并非他的原配妻子，而是续娶的二房或竟是小老婆。文思称之为“如夫人’。“如夫人”古时通常是指妾的。总之，这个女人竟来收尸，是很感人的，文思为作诗曰：
可见，不论什么年代，人间自有真情在！ 那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最不能接受的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我们觉得对于党中央以及社会主义新中国，真是至诚拥护的，怎么会反对呢？记得当时有一个桃源来的右派，名字叫黄德祚。他就对此一直愤愤不已，不肯从罪。后来派他去理公港运石灰，他在路上猝然得病，不能行动了。当时运石灰都是用的一种独轮手推车，乡民呼为鸡公车。同行的犯人就用鸡公车把他送回工棚，他在车上已经昏迷了，略一清醒时还喃喃地说： “我的心里从来没有一个反字。我死之后，可以把我的心挖出来给大家看”！ 他终于含恨死在工棚中了。 有人说他是个书呆子。有人说他是阿Q，文思的挽诗说：
还有一个在德山死去的人，是我的同乡，叫杨承宪，常德县人。他也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并曾参加过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应是真心保家卫国的战友。我很奇怪，这样的人也反党吗？怎么也弄到这里改造来了？他到改进机械厂不到一年，就病死了。在开始基建平整地基时，他挑土推车都很卖力，是个改造的积极分子。但是没有好久他就累倒，病得一塌糊涂。却还说劳动改造不算艰苦，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时才如何如何艰苦，真是至死不悔，十分叫人悲痛，后来文思有诗记其事云：
这该是真正的工农兵群众了，不知为何竟也入了右派之列？不说后来为我们落实政策时承认都是错划。就在当时，像杨承宪这样的右派，我们也认为他是属于错划的。我们错划受了二十年磨难之后，终于平反改正。他没有受这么长的磨难，却不明不白死去了，改正也没有用了。 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右派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也不尽然，我虽是知识分子，却与资产阶级沾不上边。 还有的连知识分子也够不上，我们就戏称他们是‘混进右派队伍里来的’。例如有一个姓龚的桃源人，傻乎乎的，连买卖两个字也分辨不清，说的话也愚蠢可笑。有一次闲谈，他就胡说“我看苏联是个男的”。大家都莫名其妙，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天天听到讲什么苏联老大哥，老大哥不是男的还是女的吗？” 众人哄然大笑。 有人说憨厚平庸的人往往有福气，不料他后来竟也死在德山去理公港运石灰的途中，在一个工棚里无声地辞世了。文思为他写诗道：
还有一个叫卜年禧的人，矮矮胖胖，原是益阳市工商联主席。和人一谈话就痛哭流涕，说自己罪恶深重，当积极改造。后来在狱中死了，恰好临终摘帽通知书也来了，来了也没有用了。文思写诗云：
这是历史的误会。自然，真正的知识分子也是有的，这些人却又后悔不已，认为根本不该读书，不该成为知识分子，认为是“儒冠误我”，还不如春种秋收，务农为生的好。我在德山遇到过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就是这么想这么说的。这人名叫李诚斋，长沙人，也是桃源划的右派。我和他接触不多，但一谈就知道他读了不少的书，知识渊博。后来他被派去澧县运石灰，体力不支，死于张公渡口，临终反复拜托同行的“同犯”，如果谁将来能够出狱，一定要转告他的妻子，儿子都要在家种田，不要让他们上学读书了。同伴都为之心酸落泪。文思后来为他写挽诗曰：
我在德山的三年，正是“过苦日子”的困难时期，饥鸿遍野。德山改进机械厂就有一百多人患水肿病，饿死累死的人也不少。可是后来听说，能到德山改造的，可以算是万福，别的劳改农场死的人更多。有一批去钱粮湖开垦的人，不少死于血吸虫病和水肿病，说是瘟疫，自然也可以说是瘟疫了。还有一个叫刘宽的右派，没有到德山来。留在桃源改造，死于狱中，尸首抛在郊外二里岗上，竟被野狗拖去。他曾是文思的学生，改造时还称文思为老师。文思听到死讯很伤感，为他的惨死也写了一道挽诗：
这诗开头两句大约说刘宽生性傲慢，讲究骨气，是文思影响所致吧！可惜的是人死了，连个掩埋的人也没有，竟葬身于狗腹了。 自然也有多情的，有个叫万松筠的右派，常德县人，是个历史教员。1960年死在德山，埋在厂外的乱葬岗上。过了三天，他的夫人才得到消息，一身白布孝服奔来，哭倒墓侧。见到的人都很感动，认为一个右派死了，竟还有这么深情的妻子，为他戴孝，哭得如此伤心，也算值得了。文思为此也写了这样一首诗：
最可恶的是犯人打犯人，有些所谓的改造积极分子，为了表现自己的立场坚定，觉悟高，往往充当打手。管教干部不好动手的，他们就自告奋勇，动手打人。记得还在桃源时，有个叫赵大漠的人，因为饥饿难挨，就到食堂偷吃了一钵稀饭，当即被查出，把他拉到暂作监狱的一个寺庙的大雄宝殿上批斗，竞被一伙犯人一顿棍棒打死。犯人打犯人，打死就打死了，也没有追究。文思作诗纪其事曰：
还有一个叫邓华国的犯人，就为了一枝钢笔丢了一条命。他是洗衣组的，在为犯人们洗衣时发现别人衣袋里有一枝钢笔，他便见财起意，据为已有了。后来又害怕，偷偷把钢笔丢入池塘。终于被组里的犯人揭发，便开会斗争他，要他交出钢笔。他交不出，说丢进池塘里了，便又令他下水到池塘里去捞，这时已是秋凉时节，下水捞钢笔冻得要死，钢笔仍没有捞到，决定第二天继续批斗，他知道这一关难过，便在晚上用一根棕绳吊死在床头上了。这是国庆之次日，只差几个月他就刑满释放了。 这事文思没有写诗，我的日记中却记下了。还加了个左右都能用的题目：《死有轻于鸿毛》。 那几年死去的人，能记下姓名和文思写过诗的还很多，不知名姓的就更多，不一一写出了。就这里记下的人和事，如果细写，可以写出一部血泪斑斑令人不忍卒读的小说来！ （选自《饮可诗文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