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国民间异议思潮文献选辑（1956-1957） 只因我对党说了老实话 怎么反革命越来越多了1954年秋天，《人民日报》社要在各省建立记者站，派我和林沫去内蒙古。 1957年，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文，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来临，到处在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许多记者站发表了鸣放的消息、通讯。而内蒙古却迟迟不动，我怎么能跟上形势，闻风而动，写出“得风气之先”、“指导全国”的报道呢？不怪我没本事，只怪内蒙古工作太落后了！好容易等到5月底，包头开始鸣放了，我好不欢喜！认为这是抓住大题材的好机会。我找了一个厚厚的大本子，准备大记一场。 鸣放中，大家对肃反的意见最多： “斗的场面，比坐牢难受多了。” “一搞肃反，就叮当打人。我说打人不应该，领导说可以推推搡搡，还说我右倾！” “土改时农民对地主是真有仇，可积极分子打斗争对象是假积极。打人一耳光，他脸上很不自然。” “问题还没搞清楚，能那样对待同志？我看现在对这些人就不能和风细雨！” “领导肃反的人是无理、无知、无情、无能，有的还无耻！” “肃反搞得人人自危，是社会大恐怖！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的摧残。” “感谢党的英明伟大，最终弄清了我不是反革命分子，向我赔礼道歉。但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先弄清我的确是反革命，然后再残酷斗争，岂不更好？” 这些意见与报上登的大同小异。看来肃反引起的怨气是全国性的。我想：“是呀，以前在延安第一次整风，搞抢救运动。把好些人斗成特务。那时挨斗的不是党员，就是跟党走的进步青年。你把他斗错了，他能原谅自己的党。可肃反中，挨斗的多半是一般群众。你把他斗错了，他对党会越来越远，甚至会把不是反革命的人推向反革命。”“现在全国解放，党执政了，搞调查很方便，何必先斗一气，再去搞调查、甄别呢？”“这样做，势必会弄错许多人，可能把胡风也弄错了”。 我的笔记本没有记上几页， 突然风云骤变。6月初，《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在变调，6月8日，反右派斗争正式揭幕。《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指出“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挑战”，“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下”。社论还表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一切善意的批评”。原先口口声声说“言者无罪”，现在说成是只听“善意批评”。什么批评是善意的，什么批评是恶意的，谁能说得清呢？6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工人阶级说话了》，一时间，右派分子成了反动派、伪君子、大坏蛋。接着，农民也说话了。6月17日，黄继光的母亲在《人民日报》上说：“哪个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要和他拼命！” 报上大张旗鼓地批流沙河、林希翎、文汇报、章罗联盟……鸣放时，我并没看出他们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对的言论。现在，从批判的内容看，说服力很差。有的看不借，有的牵强附会。似是而非。我把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载《人民日报》6月19日）看了好几遍。上边说：“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但是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我想，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怎么现在又来了呢？反革命已经不多了，怎么一反右派，反革命倒越来越多呢？ 我还想到：“肃反运动斗错了许多人，还未总结，接受教训，又来反右派，一错再错，越错越大。我是共产党员，有责任向党及时提醒。” 我记得1955年初夏，我正在大兴安岭林区采访。大兴安岭的白夜、木头房子、一望无边的森林……给我留下了新鲜的深刻印象。我还来不及酝酿主题，突然报上公布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记者部几次来信、来电话，要我停止工作，回北京参加肃反运动。“稿子写不成了！”我怕别人说我不关心政治，无可奈何地回到北京。 我们的记者部主任陈×是从东北《劳动报》调来的，先在国际部，我还是头一次和他见面。只见他流着热汗、满嘴惊叹号，领着大家把白原一股劲往反革命方面斗。白原是延安鲁艺的学生，与文艺部诗人徐放有些接近。徐放原来被认为是胡风派，现在由于参与了胡风的30万言意见书，被认为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我看陈×新来乍到。太主观了。又想到他当众是一副整人的面孔，可能背后会冷静一些，能心平气和地研究问题，就跑到他房里对他说：“白原比较老实，不会是反革命。你应该从另外一方面去想想！”他立刻翻了脸，训斥我：“你说他老实，他最狡猾了！你不要破坏运动！”吓得我赶忙退了出去。林沫和白原是延安鲁艺的同学，比较友好。在斗争会上，我和林沫都插不上话。记者部特地派人到我们房中，批评我们落后，对肃反不积极等等。林沫就学着大家在会上吼白原了，我仍然发不了言，对白原气不起来。陈×根据大家在会上的表现，伙同记者部副主任汪×背地里划大家为运动的积极分子、落后分子等等，我当然是落后分子了。以后我回到内蒙古，知道弄清白原不是反革命，我在内心负疚：“为了保护自己，不敢对陈×坚持正确意见，浪费大家好多时间，害得大家虚惊一场，也伤害了白原！我的情绪被破坏了，不愿再去大兴安岭，稿子也无法写。真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现在反右派，不能再这样了！我要据理力争、仗义执言。” 自投罗网包头的鸣放被扼杀了。我回到记者站的所在地——呼和浩特。 我是记者站的党小组长，我向小组提出我的担心，另外两个记者都有同感。钦达木尼是蒙古族人，1956年从《内蒙古日报》调来记者站。他说：“我是肃反积极分子，那个时候，领导同志说某某是反革命，我也跟着他穷追猛打，就像得了神经病，疯了一样。以后我再也不盲目跟着领导跑了。”我说：“大家对肃反意见特别大，怎么现在一对肃反有意见，就变成右派分子了呢？我们应该给支部提醒提醒，以免做事后诸葛亮！”林沫说：“那你去给支部汇报一下”。我又说：“胡风派的诗文，我看不懂，欣赏不了，但要说他是反革命，证据不足。以前跟着领导跑，他说啥是啥，不用自己的脑子。领导说他是反革命，我就盲目相信，不去深思。现在想想，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中，说他在国外干了不可告人的勾当，究竟是什么勾当，一点也不明确。又说他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并没有说他们有什么组织关系。在白区，找对方做朋友来掩护自己，是常有的事。可能把胡风也搞错了”。我还说：“最近何其芳的一篇文章中，称胡风集团，并没有称胡风反革命集团。”林沫说：“那你也去问一问。”于是，我向支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农牧部党支部）领导汇报： “就整个肃反运动来说，成绩是大的。根据事后调查，弄清了许多人的问题。但单就肃反斗争会来说，缺点大。因为挨斗的人多，结论是反革命的少，在许多好人心上留下了伤痕。 “从公布的材料来看，胡风与美蒋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不能算是反革命。不知中央是否掌握了其他材料？” 那位领导听了我的汇报，脸色立刻变了。他很惊讶我们记者站三个人怎么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唱一样的腔调？当时到处在找右派、抓右派，许多人躲避还来不及，我却找上门去，自投罗网。 林沫见情况不妙，赶忙到牧区采访。回来后，表示立场转变。支部派他和张×（党委办公室主任）、周×（农牧部副部长）轮番对我进行教育。张×说：“你不想想，挨斗的是些什么人，他们的情况那样复杂，哪是什么好人！”我说：“不管多复杂，是不是好人，他总不是敌人吧？怎么能用对敌人的方式斗争他呢？”周×说：“挨斗有什么要紧？我就当过斗争对象！挨一下斗是有好处的。”我说：“我们党员无所谓，一般群众就受不了。”张×说：“每一次政治运动，都弄清许多人的问题，这就是成绩！”我问：“是不是每次政治运动都有一个审干的秘密目的？如果这样，成绩就大，否则成绩就小。”张×说：“审干是审干，肃反是肃反，不能混为一谈。党不会当面一套，背后又一套。”我说：“既然肃反没有审干的秘密目的，那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能种下冬瓜得扁豆。那弄清许多人的问题就是肃反的副产品，不能说是成绩很大。”我还死死咬住一个理：“你说斗得对，不是缺点，干吗以后又要向他赔礼、道歉？” 周×对林沫说，我的问题十分严重，他们和我没有共同语言，应该把我的言论向《人民日报》记者部反映一下，林沫是记者站的站长，不然对他不利。林沫对我说：“连朋友们都说和你没有共同语言，这个批评的分量是很重的，你应该好好考虑”。就把我的言论写了下来，由我在字句上加以修改，寄给记者部。信上还说他不同意我的意见，与我斗争。我十分坦然，以为中央的水平比地方要高一些，不会草木皆兵，对我大惊小怪，不几天，支部开大会批斗我，说右派分子反对肃反，你也反对，和他们站在一起了。我说：“我不是反对肃反，我是对肃反斗争会有意见。如果斗出真的反革命分子，我拍手称快；如果斗的是自己人，那就不应该。”人们大喊小叫，一个个舌头像快刀、牙齿像枪刺，向我砍杀过来。我一点也不害怕：“你们不了解我，《人民日报》的同志们是了解我的！”钦达木尼在旁边帮腔：“你们不了解刘衡，她比较正直、稳重、水平高！有次，内蒙古党委一位领导要她在报上为他们向中央呼吁经费问题。她认为这个问题只能写内参，不好在报上发表，拒绝了。” 钦达木尼是蒙族人，以后也成了农牧部的斗争对象。因为他与林沫合写了一篇稿子，批评大汉族主义，就说钦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大家怎样批斗他，我不知道。钦达木尼对我说：“这篇稿子是我和林沫合写的，署名时他在我前面，现在他把一切责任都推在我头上！”当时，少数民族不能批评大汉族主义，一批评，就说你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林沫是汉族，又是记者站站长，在紧急的关头，他不去承担责任，于是，钦被划成右派分子。 这当间，我在湖北省人民政府作参事的父亲给我来了信，说他们参事室的主任耿伯钊是右派，他们“如梦惊雷”，正批斗他。不几天，《湖北日报》刊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揪出耿伯钊反党集团，其中就有我的父亲。说他是地主，是吴国桢的干将，他夸耀儿子在台湾当将军等。我立刻写了一封信去责问他，怎么至今还和我哥哥有联系？他回信说，报上登的好些不是事实，老家没有一分地，怎么会是地主？他在汉口市政府时曾在市长吴国桢手下当股长，谈不上是他的干将；他和我哥哥一直没有通音信。还说，他们参事室闹宗派，他曾经打过“老虎”，现在人们报复他等等。本来，我就感到反右派搞错好些人，听父亲这么一说，相信把他也搞错了。 记者部收到林沫的信，立刻把我调回北京。我住在招待所里。陕西记者站的袁良也住招待所，我和他聊天。谈到《湖北日报》报道我父亲是耿伯别反党集团，上边写的许多不是事实。袁良说：“《湖北日报）报道不真实，你应该写信告诉他们”。我说：“我才不！我一告诉他们，他们还以为我包庇父亲。我应该避嫌疑！”转念一想：“为了避嫌疑，保护自己，不去告诉《湖北日报》，是不对的！”我应该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就给父亲回信，问他：参事室里有没有共产党员，有什么意见可以告诉党员。有什么错误要好好检查，不要“无中生有”，也不要“有而不说”。党不会冤枉人的。《湖北日报》如果弄错了，也可以告诉他们。我想，让父亲去提醒《湖北日报》，比我去好。《湖北日报》当然不会“更正”，但会引起内部注意。 我为什么要劝父亲不要“无中生有”呢？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历次运动常常要犯逼供信的错误，好些人只求自己过关，乱说乱咬，给组织增添许多麻烦。运动过后，我不止一次地听见领导同志抱怨：“你瞎说一气，害得我们到处为你调查！”我当然要防备于未然，不让父亲去害组织劳民伤财，自己也落个不好的罪名。 与报上的“右派分子”共鸣1957年6月开始，《人民日报》等报纸纷纷在标题上用文学语言辱骂右派分子，我感到这些标题漂亮，但华而不实，徒有其表，揭发的材料缺乏科学性、逻辑性，也就没有说服力。原先我对一些人在鸣放期间的言论没有太多注意，一反右派，提起了我对这些言论的注意，我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右派、什么是右派言论。结果，我感到好些话不但没有错误，反而有情有理。例如： “每个党员并不等于党。有的机关、学校中有人给党员提意见，竟被批评为反党反组织。这不是比“朕即国家”还有过之吗？”（揭发广西副省长、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属于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呢，还是人民的统治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 还是奴隶？ ”（揭发青岛市民盟曲北韦，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8日） “有不少人已不顾一切地说了许许多多不好听的坏话。这种坏话虽然在实际上是好话，是良药，但往往被误认为坏话。他希望中共不要将好心说了坏话的人拿去斗争，那样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英明的党决不会做的。”（揭发九三学社顾执中，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15日） “不要因为不喜欢乌鸦叫，当乌鸦叫的时候，就一枪打过去。因为一枪打过去，乌鸦固然无法再叫，可是连凤凰也吓得不敢开腔了。”（揭发上海叶元龙，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3日） “在我们周围，不是还充斥着唯唯诺诺、人云亦云、见风使舵、谄上压下之辈吗？……这种现象迟早会被消灭的。我们也有责任促使它消灭、死亡。”（《中国青年报》 记者詹1956年9月给林希翎的信。登在《人民日报》1957年8月6日，说詹是“反对党的勇士。”）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中央民革副主席龙云在鸣放中说：1．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2．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们有的赖了账，有的美国不要他们还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几年都还不清， 还要付利息。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3．苏军解放我国东北时， 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4．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的援助。 许多人纷纷低头认错、认罪：“向人民投降”、“向人民伏罪”、“我做了人民的罪人”、“请求人民宽恕”、“我恨自己是一个右派”、“我要重新做人”……但从检查的内容来看，一点也不具体，尽是给自己扣大帽子。有些右派分子在群众压力之下，表面是低头认罪，把自己骂个狗血淋头，骂自己是“阴险的、丑恶的、狡猾的”等等。实际上是假检讨，使我感到他们不但不是坏人，而且都是忧国忧民之士。例如： 罗隆基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羞愧无以自容”，“愿意以今天之我与昨天之我斗争”。他“认罪”道：关于肃反，我主张“不由原来弄错了的机关来宣布平反，却另外组织一个委员会来进行平反……这就破坏了国家的政治体制。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一条”。“我没有懂得反对下级党的领导就是反党，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二条。”（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 龙云检讨说：“由于身居高位，脱离实际。兼之血压过高，容易冲动。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当面是这样讲，背后也是这样说”。“那时苏联搬走机器，真是帮了人民的大忙，不留给蒋介石利用它来打我们。这种对中国革命胜利具有无穷的潜在作用，我竟不能识别。”关于他早先发表的“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援助”的意见，他检讨道：“我既无远大的目光，又无磅礴的气概，只能小手小脚、小家小管、量入为出”。 这些右派分子的言论把我的思想搞乱，究竟错在哪里？我弄不清楚。更弄不清为什么要把他们划成右派。他们是真服罪，还是假服罪？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倒是令我感到亲切、自然。因为报上说他“拒绝批评”，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常委会联席会上，“章乃器发言，他说大家的热情他很感激，但是从讲道理来说，不能说服他，他说这是他的老实话，要不然他也可以来个假检讨”（《人民日报》1957年6月16日）。6月28日《人民日报》又刊出他的发言。他说，他不是口是心非的人，不是两面派。他始终是勤勤恳恳地把自己整个生命交给党，全部精力献给社会主义。他死了以后，就是把骨头烧成灰，在骨灰里也找不出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来。 在7月16日，《人民日报》又登出他《我的检讨》：“我经深刻检查，我同那些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他从六个方面证明自己和右派分子毫无共同之处。说：“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烁金’；‘曾参杀人’，重复了三次慈母也为之动摇。我认为，这是旧时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我的错误只是理论上的错误。”我最关心的是人们对肃反的意见。例如： 诗人艾青说：“党内没有民主”、“没有温暖”，总是“一批人整人，一批人挨整”。 画家江丰说：“许多人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在群众运动中有偏差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理论十分可怕！” 葛佩琦的意见更是引起轩然大波。《人民日报》1957年5月31日刊登葛的讲话摘要：“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共产党员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搞得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是说不爱国。” 文章刊出不几天，葛佩琦就写了一个更正，说他的原话是：“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发展下去可危及党的生存。” 可是，一贯强调报纸真实性的《人民日报》为了制造紧张气氛，却对此置之不理。于是，到处都说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是反革命。反革命要杀共产党，不肃反，怎么得了？葛佩琦就成了要杀共产党人的大右派。 我那时当然看不见葛佩琦写的更正， 光从报上登的摘要来看， 我对大家说：“他并没说现在就杀共产党人，而是说搞得不好才杀，说得过激了一点，不能因此就证明他是反革命。” 《人民日报》内部的反右派斗争也闹得热火朝天，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批判国际部的蒋元椿。他说胡××是说一不二的“圣旨口”。这样，蒋元椿就变成反党反领导的罪人了。当副总编辑王揖派他到外边参加反右斗争会时，他说：“我才不去当打手！”这样，他既不响应党的反右号召，又辱骂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更罪加一等了。 我和这些右派分子的思想有共鸣。例如：认为历次政治运动不同于农民斗地主，农民斗地主是出自真正的仇恨。在政治运动中，敌我还没弄清，如果没有个人的恩恩怨怨、私心杂念，积极分子哪来那样大的火气呢？像我就对他们恨不起来。蒋元椿骂这些人是打手，我感到十分恰当。再如人们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感到，我们的有些领导同志的确不称职，既然如此，就应该下台。不能说要他下台就是要整个的共产党下台，就是取消党的领导。会不会把我也划成右派？我心里直打鼓。但我从报纸上寻找到许多对自己有利的根据，来为自己辩护。例如，郭沫若6月底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对《光明日报》记者表示：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而我，从小在革命队伍长大，历史没有污点，怎么会是“有罪者”呢？再如：毛主席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并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而我，有些想法只是放在心里没有说，有些说了的光是在党内进行有组织地汇报，并没有在外边写文章、作演讲。怎么也变不成“行者”！党绝对不会冤枉我的。9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我的散文《包头，你变了！》我更放心了，几次催促记者部，快开我的会，“我要回内蒙古搞反右派报道！”我很害怕我又一次失掉抓大题材的机会。 想起了《巧克力》不几天，《人民日报》记者部召开批判我的斗争会了。没想到，大家讲的话竟然和内蒙古农牧部的同志们一模一样：“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立场站在反革命分子那边了！”无论我怎样申辩：“我不是站在反革命分子那边，我是站在结论不是反革命的斗争对象那边，他们也是自己人！”人们仍然一股劲批斗，说我反对肃反、为反革命分子胡风、葛佩琦辩护等等。我说：“我不是在鸣放期间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我是在反右派以后才发的言，害怕又要出偏差……”汪×连忙插嘴：“反右派了，右派分子都不敢说话了，你仗着自己是党员，就代表他们在党内向党进攻！” 老记者陆×说：“刘衡在我们记者当中，文学修养是最好的，但政治上……”这话戳进了我的痛处。长期以来，我就隐隐约约感到，报社对政治性强弱，存在一种偏差：报道中心工作的叫做政治性强，报道其它工作的叫做政治性弱；报道自上而下的工作指示叫做政治性强，报道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意见叫做政治性弱；写枯燥干巴的经验介绍叫做政治性强，写生动活泼的描叙性文章叫做政治性弱；热衷参加运动的叫做政治性强，欢喜钻研业务叫做政治性弱。我立刻顶嘴：“我在政治上也不错……” “不错？不错到反革命那边去了……”“你以为‘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轻视群众、污蔑群众！”“你污蔑群众斗争会‘宁肯错杀一千，不肯放过一个’。你把共产党和国民党相提并论了！”拍桌子、训斥、辱骂像连珠炮一样地打了过来，使我心里发酸，肺腑刺痛。“怎么连《人民日报》的同志们对我也不能理解了？”散会后，我伏在办公桌上大哭。陈×以为我在悔恨，有什么难言之痛，再三盘问我。我哭得没法讲话，就写了一个条子：“顾×讲话过于简单、粗暴，应该对他进行教育！” “你、你……”陈×气得不知说什么好。在他看来，一当斗争对象，就成了待宰的猪羊，只有索索发抖的份儿，哪里还能反抗？陆×说：“你这是何苦呢，人家鸣放，你听着就是了，何必插一嘴？”他叫我到他家吃饭，我不肯去。陈×见势不好，不知我会发生什么意外，赶紧叫林沫从内蒙古到北京来帮助我。 我吃不下饭，睡不了觉，十分在意别人背后对我的看法，老向林沫打听。他告诉我：“李×（编委）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向组织撒娇！大家对她还是有所了解的。”“陆×说：‘刘衡一句批评都受不了，连我那样的话都不能接受！’”“大家奇怪：刘衡写别人，倒头头是道，怎么对自己，光晓得哭，写不出检查！”只好让林沫帮我写检查。 我亲自出马，了解我的意见究竟错在何处。党总支书记、反右领导成员肖×告诉我：“你们攻击我们的肃反和苏联一样扩大化了。要知道，扩大化是把一些人脑袋砍错了，咱们是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只是斗了一下，不能说是扩大化”。可是，挨斗的滋味是好受的吗？我是不是太娇嫩了？我到处喊冤叫屈，捉摸人们对我的真实意见。老认为：别人嘴上一套，心里又是另一套。问他们：“是不是一搞运动，就不能一边倒，不能说反面的话？一说反面的话，就会破坏运动？”大家无法回答我，只好闷在肚子里笑：“刘衡太天真、太幼稚了！”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正像陆灏说的那样，我在政治上的确是十分幼稚可笑。我不知道易卜生的名言：“当狼群在外面狂嗥时，最保险的是跟着它们一起嗥。”我不会保护自己，成了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说真话的小孩子。 开头几天，陈×对我比较友好，洋洋得意地向我夸耀：“我没有当过斗争对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从来就是斗争别人的积极分子！”“我就是右派分子骂的整人的人，是打手！”他还说：“你不像是在革命队伍里呆了好多年的，就像是一个才参加革命的小青年。”他说我是思想认识问题，叫我好好清理一下思想：“大家对你还是比较了解的，你跟他们（指另外几个被批斗的人）不一样。” 9月11日， 《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 。上边说：“必须指出，在反对党内右派分子的斗争中，也有一些同志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他们对于同党外右派分子的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党员’，往往姑息宽容，不愿意把这些人划为右派分子。特别是对于一些应该划为右派分子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况已经妨碍了某些地方某些单位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在对党内的右派，特别是对有较长党龄的党内右派作斗争中，有些同志所以采取姑息宽容的态度，还因为他们过于看重这些人的‘党龄’。他们总认为，他们这些人是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是对党和人民有功劳的，同时又是自己的同事、老部下……要知道，我们党是一个革命的战斗的组织，不是温情主义的小集团。温情主义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对于我们党只能起腐蚀和瓦解的作用。” 汪×（记者部副主任、支部书记）批评陈×右倾，不应该对我那样温和。陈×立刻对我变脸、疾言厉色了。本来嘛，历次运动中的打手当然要考虑“温情”的后果， 他不能为某个下级影响自己的仕途。 但我没有失望，因为社论上还有一段：“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必须严肃，决不应该有任何的姑息宽容。这当然不是说，在划党内右派分子时可以草率从事。” 9月23日， 邓小平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说：“在反右斗争中，必须像对待党外右派分子一样，一视同仁地对待党内右派分子。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的右派分子的斗争中，表现了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绪必须克服。” 党中央一催再催，反右派运动的重点转移到党内来了。《人民日报》是共产党员的大本营，空气一天比一天紧张。农村部主任林韦原先对我说：“你在革命队伍长大，谁不知道你？我们会帮你说话的”。现在，他为难了，说：“党中央发了脾气，不好办了。”报社从武汉弄来我给父亲写的全部信件，汪×叫我交出父亲写给我的信，并打印出来。我一点也没想到这种“抄家”行动是侵犯我的“人权”，反而十分高兴，放心，以为很快可以回内蒙古。谁知汪×看了来往信件，硬说我让父亲找党员、找《湖北日报》是给他出坏主意，破坏反右派斗争。肖风也为我惋惜，说我有包庇父亲的行动了。我的思想被搞乱了，以为我的脑子出了毛病，就把打印件给李克林（党总支委员）看看。李克林一边看，一边自言自语：“立场是有点模糊，但不是什么坏主意。”以后汪×再一股劲说我包庇父亲时，我恼火了：“你就恨不得把我打成右派，人家李克林看了信，不像你那样”（以后反右倾时，批斗李克林。“同情右派分子刘衡”成了她的一条罪状。）报社要开全社职工大会批斗我们了。临开会时，汪×脸上的表情很不自然，向我解释：“这不是哪个个人决定的，是党决定的”。我说：“我现在明白了，我和我父亲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她满脸通红，说：“是不是政治问题现在还说不定”。但在批斗会上，她又恢复了她穷凶极恶的样子，对我无限上纲。肖×批斗我说：“你说，是汪×划的你。光这一条，划你是右派，就没有错！”以后，陈×对我说：“你们都恨汪×，其实，汪×的后台是我！“‘你瞧不起汪×，其实，她的立场坚定，革命性比我还强！” 批斗大会后，我们好些人被派到图书馆干活。有天，党总支办公室的姜××把我叫去，要我在政治结论上签名。我去时，裴达正在他的结论上签名，姜××对他十分温和、客气。轮到我时，我不肯签，说上面讲的许多不是事实。姜××拍着桌子大骂：“你的态度最坏，明天还要开大会斗争你，要加重你的处分：……你只管事实部分，政治结论是党下的，你怎么不相信党？”我本想写句“我不同意这个政治结论”，但一看他可怕的样子，就像他的巴掌马上要打在我身上一样，不敢写了。光对结论上不合事实之处予以说明，签上名。回到图书馆，我一边干活，一边眼泪叭叭掉。在旁边被划成右派分子的蒋元椿对我说，“你怎么搞的？在革命队伍这么多年，连这个道理都不懂！”我问：“什么道理？”他说：“在历史的转变关头，总是有人要牺牲的。苏联就有许多例子。”我问：“什么例子？”他说：“像《巧克力》”。 《巧克力》又名《佐丁之死》，是苏联的一部小说。写十月革命胜利后，一位名叫佐丁的领导人错用了一位舞女当秘书。那位舞女与白军有勾结，利用佐丁的名义向人们敲诈勒索。不久，白军反攻，人民不肯抵抗。上级知道佐丁罪不至死，但当时情况紧迫，没有时间向人民说明真相，只好把他枪毙。佐丁为了党的利益，自觉自愿地走向刑场而且感到光荣。我对蒋元椿说：“如果党要我牺牲，会告诉我的就像告诉佐丁一样。党不告诉我，我就不盲目牺牲”。蒋元椿说：“党不告诉你，你自己应该这样想。” 我是在1941年到陕甘宁边区不久，看到这本小说的。1943年第一次整风搞抢救运动，我正在关中分区关中师范教书。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师哲从延安带来了一批自称特务的人，号召大家坦白交代。有一位名叫陈英的女同志现身说法，说她在延安怎样拉拢一些人搞小圈子、搞小广播、搞自由主义，破坏党、破坏边区。还说，陕西、山西、河南……等地的地下党都是红旗政策下的假共产党等等。我第二次入党的介绍人年丰上台说自己是特务，我也跟着说。下台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就问陈英：“我们在西北大学时，在党领导的读书会里，都是读马列主义的书。我们去边区时，党都是叫我们好好工作，并没有叫我们搞破坏！”她说：“我们也是这样呀！”我问：“原先不知道自已是假共产党员的现在也变成特务了吗？”旁边一位领导同志赶忙拦住我：“你不要到处说你不是特务，不是假共产党，你破坏整风！”我想，在国民党统治区，当特务的是极少的，怎么到了解放区，特务会这么多。我立刻想起了《巧克力》。佐丁临刑前的一些内心独白震动了我：“死的本身我们永远不会感觉到的，因为根本就没有死。对于活人是没有死的，而死人又感觉不到它。”“看那佐丁的榜样呀，他是个恶棍，他一时为了过去而忘了未来！他像一只下流的畜牲一样，像一只狗一样被枪毙了”。“让佐丁那个下流的臭名爬进人们的脑袋吧。从今以后，让它变成卑鄙和下流的象征，变成背叛那最忠实的、最纯洁的永久的主义和永久的革命的象征，而安慰一切在这挺进的运动中被剥夺了一切的人们：共产主义的存在只是为着未来，只是为着不幸的人们的幸福。为了这个缘故，此刻是值得生、也值得死的呀！……” 我想：“既然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弄脏了共产主义的清水，就让大家把我们当成特务吧，让大家说：‘不要学刘衡呀’！同时为了促使真正的特务坦白交代，不管大家把我当成什么，我都愿意！即使叫我去死，我也感到光荣！” 不久，抢救运动进行甄别，证明绝大部分人是假坦白。我又想起《巧克力）中，领导向佐丁讲的不得不枪毙他的理由：“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了！……群众决不会了解冗长的辩解的。 群众只懂得单音的yes，或no”。我想：“这不是把群众当成阿斗，污蔑群众吗？这本书可能有问题。”听说当年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抢救运动中都不约而同地想起《巧克力》，拿佐丁做榜样。 十多年过去了，在反右派运动中，我又想起了这本书。蒋元椿一提，感到我们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 我去问这本书的译音林淡秋（编委、文艺部主任）：“《巧克力》 不见再版了，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回答：“没有听说”。于是，《巧克力》有没问题，成了我心中的难解之谜，只好不去想它。 我是向党汇报思想中央指示：被划为右派的党员，一律开除。记者部要开支部大会，开除我的党籍了。我痛苦得死去活来，林沫原先照顾着我，陪我到饭馆吃饭。慢慢，不愿和我一块上街了。他多次劝我，不要摆出一种不服气的架势，要低头哈腰，唯唯诺诺、表示认罪，给人一个“态度好”的印象。他埋怨我：“你的问题比较简单，就是因为态度不好才被划成右派的！”他责备我：“你太不懂事了！党说你是右派，你承认了，以后证明你不是的，难道党会责备你当时的承认是说假话吗？会这样的道理吗？”我痛苦得写不出检查，他帮我写了一个，说了些大家都在重复的话，如：我对不起党，辜负了党对我的教育，感谢党对我的挽救，我要低头认罪，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之类。由我抄写，签上我的名，交给汪×。林沫说：“你态度好一点，人家不会划你；即使划了，处分也会轻一些……现在后悔也迟了。开除党籍是最后一关，不管你同意不同意，都要被开除。不要临走还给大家一个坏印象！”我满口答应。 1956年9月八大通过的党章， 是党执政以后的第一个党章。我学习它，仔细寻找我的不足之处。准备大家一说开除，我就举手。 一天晚上，记者部开支部会了。林沫到内蒙古交代工作，准备搬家（内蒙古记者站三个人，我和钦达木尼两个成了右派，林沫这个站长当不成了，因此把他调回北京），无法参加。其他一些老记者有的说要找人谈话，有的说要赶写稿子，找出各种理由，拒绝出席。光是汪×领着傅×等一批年轻人乱起哄……这是我当时的感觉。 汪×当主席，先开除林钢。林钢十分沉痛地说，他因为不好好进行自我改造，以至沦为可耻的右派。他以后要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回到党的怀抱。说着说着，伏在桌上哭了。汪×连忙说：“林钢有悔改之意，我们十分欢迎，建议行政给他较轻的处分。现在举手表决……林钢在被开除前，还有表决权，自己可以表态……现在，同意开除林钢的请举手！“‘轰”地一声，到会的人都举起了手。林钢举起了手，我也跟着举了手。 轮到开除我了，汪×叫我表态。我说：“我也同意被开除……”汪×不等我说完，就插嘴：“你同意？讲一讲理由！”我说：“我感到我不够党章说的党员八项条件……”傅×赶忙说：“我们也不够！我们开除你，不是因为你不够条件，是因为你沦为可耻的右派！”我一下子愣住了。汪×说：“你攻击肃反，为反革命分子胡风鸣不平……”我说：“我不是在鸣放期间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是反右以后向党汇报思想，怕又斗错了自己人。”汪×吼：“你哪里是汇报什么思想？反右派了，一些党外右派不敢讲话了，你仗着自己是党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党内继续向党进攻！”从外表看，我讲的话的确是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一模一样，如果仔细分辨，就能找到我们之间的不同。我不是要共产党下台，而是出主意，要在台上的共产党更好地团结人民、领导人民呀！可是当时有谁去仔细分辨这个不同呢？汪×见我不发一言，接着又说：“你还给你父亲出坏主意……”本来我在肃反、胡风问题上的意见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相似，根据这些划我右派还有点道理，但一提我父亲，我立刻清醒了：“我叫父亲找党员、找《湖北日报》，怎么会是什么坏主意呢？”汪×说：“不管不管！现在举手表决……同意开除刘衡的请举手”！“轰”地一声，大家举起了手，我没有举。汪×又说：“不同意的请举手！”我也没有举。汪×问我：“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说：“我现在迷糊了，我弃权。我回去好好想想，明天再回答你。”眼看就要散会了，我准备了好几天要“低头认罪”的话一个字也找不着了，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大家对我的印象是好、是坏，行政处分是轻、是重，我已毫不考虑。从我的心底突然发出一阵从来没有准备、从来没有想过的吼声（也就是我灵魂深处的吼声）：“我是向党汇报思想，不是右派分子！你们开除我，并不能把我吓倒！我以后有什么思想，还是要汇报的！”汪×赶忙挡住：“你看你看，这个右派分子刘衡最近交给我一个检查，我满以为她的态度变好了，有改悔之心，准备让行政给她较轻的处分。现在你看，她凶恶的面貌又暴露了！她死不甘心，临走还要放一次毒！一个党员向党汇报思想，党就要开除她的党籍，你说党多残酷呀，党内多黑暗呀！”我说：“不是党内黑暗，是你们的工作有偏差！。我并不想和人顶嘴、吵架呀，我并不想最后还要在党内给人留下一个坏印象呀，可是，控制不了我自己，我对我自己毫无办法。”第二天，冷静下来，告诉汪×，我不同意被开除，因为我不是右派分子。她偷偷笑了一笑，没有说什么。 听说开除的事经支部同意后，还要经中直党委批准。我还抱着一线希望，以为中直党委会冷静、慎重一些。我对陈×说：“请你们千万不要马上登报”。我想，报社的领导喜欢赶热闹、表现自己的成绩。如果冒冒失失一登报，就没法更正了。我们更有嘴没处说、有冤无处伸了。谁知不说倒好，一说，在1958年1月6日，报纸就登出，《人民日报》揭发出了一批右派分子，其中就有我的名字。 林沫从内蒙古回来后，知道我的态度无法改好，也无可奈何。他听说我已被开除，虽然是在他意料之中，也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对我说：“真想不到，就像做梦一样。”田流（记者部副主任）对林沫说：“原先我们都把党当成妈妈，以为对妈妈无话不说。现在才知道，对妈妈也不能胡说八道”，汪×对林沫说：“现在看来，和上级搞好关系是很重要的。我过去在工业组，跟组长王揖关系不好，他就把我调出，我就到记者部来了”。肖×对林沫说：“刘衡以为划她右派，是假的，是我们在演戏。现在，报纸都登了，是演戏不是？” 我问蒋元椿，“在开除你的支部大会上，你自己举手没有？”他笑着说：“以前在陕北，中央要开除刘志丹的党籍，他自己也是举了手的”。我很惊讶，党员在接受错误处分的时候，为什么不据理力争，为什么要说假话，隐瞒自己的观点，难道这就是党性强吗？ 接二连三的打击把我打蒙了，我不相信这就是盖棺论定。也不相信中央党报人员的水平真的那样低下，真的分不清敌我，可是，为什么党要这样划我呢？对我更是一个难解的谜。 对党组织不能说假话1958年4月2日，报社开全社工作大会、宣布右派分子处理结果以后，我们大部分人要到唐山柏各庄农场（现唐海县府所在地）劳动了，当时正在干部下放、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声中，我是受的第三类处分，属于劳动锻炼范围。于是，我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这与干部下放并没实质性的差别。林沫对我说，我们去的地方是平原，主要产大米，比有些干部下放的地方条件还好。他叫我好好劳动改造，把懒病好好治一治。我的问题报社已经掌握，不要再到农场喊冤叫屈了，我说；“当然，我身体差，劳动不好，又加上不服罪。农场要把这两个问题连在一起，我就不得活了！” 4月8日，我们十多人和别的单位一百多名右派分子在北京车站坐上火车，以后又走了十多里路， 来到柏各庄农场。我们报社来的全部分到第4分场。蒋元椿、林钢、胡平、刘晓唏、赵克惠、李右、方达、张恩铭到3队；刘时平、吕建中、裴达到4队，我和孙乃、田兰坡到4分场场部。大概领导照顾妇女，除了我和田兰坡外，别单位到4分场的女右派也集中在场部。 有《工人日报》的陈蓓和全国妇联的谢松生，另外还有王兆祥、王济培、左渊明……分别来自中直各机关。 领导我们的是4分场人武部的干事王振山，30来岁，共产党员，谢松生打饭时，脸上毫无笑容，王振山看见她愁眉苦脸的样子，偷偷一笑，我认为他了解事情真相，把他当作党的化身，“无事不可对党言”，对他说：“我们都不是真右派……”他笑了，连连点头“知道知道！”每天，他分配给我一些轻活，和我有说有笑。谁知不多天，农场发下一张表，叫我们填写。我一边看，一边填，填到中间，有这么一项：“你对你的处分有什么意见？”我脑子一闪：“说真的？说假的？说真的对我不利。”立刻，我责备我自己“农场也是党组织，对党组织在任何情况下不能说假话。”于是，我写：“我不同意这个处分，因为我不是右派分子”。再往下填，有这么一项：“你是否受过严格的审查？”我脑子又一闪：“大概我们现在是在受严格的审查！”想到林沫责备我的话：“老爱顶嘴，说话不晓得客气、委婉一点。”这次，不能再给农场留下这一印象了！就在填写对处分意见的前边，加了一句，变成：“我愿意接受党组织严格的审查，但我不同意这个处分，因为我不是右派分子。” 全农场一百多个右派分子，都表示同意这个处分，只有我一个人公开不服、立刻把农场领导惊动了。总场公安局张局长特地赶来了解情况。有天晚上，他和王振山来到我们女右派的宿舍。我正坐着，向他点头打个招呼。他大吼一声：“站起来！”我站起来后，他连珠炮似的训斥：“我走了几十里路（当时不通汽车），大老远跑来帮你解决问题，你坐着一动不动，真是太没礼貌了！”我只好向他道歉，说我劳动一天，太累了，不想动。实际上，是我没有养成向领导低声下气的习惯，不知道见了领导要站起来，更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犯罪的人，应该有个卑恭屈节的模样，想到他亲自跑来帮我解决问题，我内心感到过意不去，我的确是太不懂礼貌了！接着，我就把我为什么不是右派的理由向他说了一遍。还说到，这个问题由报社掌握，本来不想在农场谈的，只因农场让填表，才本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写了出来。在写以前，我还闪过“说真的、说假的”念头，这是不对的，以后不再这样了。他说了一些冠冕堂皇、老生常谈的话，像什么党不会冤枉人的，你要低头认罪，接受改造、重新做人之类，我当时听不到心里去，现在自然更是记不清楚了。 我记得清楚的是；王振山从此对我变脸了，不断对我训斥、责骂：“你这个右派，欺骗我们工农干部，我差点被你骗了！你真害人不浅，你害得我挨批评，差点要撤职拿办！”还说：“你在报社的政治结论上，明明签名表示同意结论，来到农场你又变了卦”。我听了，十分高兴，看来农场已和报社联系，看了我的政治结论表。就说：“我是对一些事实有出入的地方，加以说明，然后再签的名，是对说明签名，不是对政治结论签名。”他说：“你太小看我们农场了！只有报社才能解决你的政治问题，我们农场不能解决？”我说：“我当时以为你们只管我们劳动，政治问题由报社管。现在你们也管，我真是太高兴了！我一直对你交心。说真心话，怎么会小看你呢？”一有机会。我就向他解释，靠扰，把他当成知心朋友，甚至傻到对他说：“我解不了你的秘密，你的职业的秘密。你外表很凶，不断训斥别人。其实你的心很软，见不得别人的眼泪。那天，谢松生愁眉苦脸地向你买饭，你偷偷一笑，我看见了。” 王振山让我做较重的活，让我挑水、掏厕所等等。嘲笑我的气力、姿势：“连10岁的小孩子都不如：”他知道我害怕把劳动和服罪连在一块，不停地说：“你劳动不好是因为你不服罪，你不服罪所以你才劳动不好”。“你到这里是因为你犯了罪，如果你没有犯罪，你怎么会到这里？”有一次，训着训着，他向我说开了悄悄话：“你不应该把你们不是右派的话告诉我的，你不应该对我说……”立刻，他感到他说漏了嘴，又大声对我吼了起来。 他让大家监督我、孤立我，说：“她是不服罪、反改造的，你们不要相信她，跟着她走。你们要好好服罪，争取早日摘掉帽子，回到人民队伍。”大家对我没有好颜色了，老是横眉瞪眼，表示他们和我不同，我成了四分场场部斗争的重点，我的日子不好过了。 李有是第三队的重点，和大家闹得不可开交，王振山鞭长莫及，就把他调到场部。他来后，因为有我这么一个比他更顽固的人，他才免于当重点，得到解放，参加到批斗我的行列在右派小组改造，也和划右派时一样，你划了别人，自己就免于被划。别人当了重点，自己就可以免于当重点。自己的安全是建筑在别人的罹难上面。 这年年终作改造鉴定，大家都很紧张，因为这是关系大家前途、命运、能不能回到人民队伍里来、什么时候回来的大事。我仔细看了看鉴定表，上边把右派分子排成三类：第一类口服心服，第二类口服心不服，第三类口不服心也不服。我对王振山说：“第二类口服心不服，不是对组织说假话吗？怎么比第三类还要改造好些呢？”他说：“口服，是讲不出道理了，不得不表示服。当然比心不服口里也对抗的好。”我听了，并不以为然。列宁说：“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怎么一到敌我斗争的紧要关头，共产党的章程就变了，变得我不能理解了？明明不同意自己被开除，却要自己举手表示同意；明明不服组织对自己的处分，却要把不服放在心里，不在嘴上说，这样的人比心口如一，不隐瞒自己观点的人还要好！共产党不是逼着党员哄自己、欺骗自己吗？为什么党要这样做呢？真是不可思议： 我属于第三类是无疑了，但我想不通，也无可奈何。 农场怎么违背党章1958年底， 王振山管理右派有功，由干事升为人武部部长，1959年2月，总场让右派分子回家过春节，四分场的右派分子全部放假回家了，只把我一人留下不让走。无论我怎样哀求，也不生效。我写去一个汇报： 我感到时间有点长，如果我是光身一人，戴着帽子来到右派小组，和大家一块劳动、学习、开会、斗争，长期下去，即使有些烦恼，但也不无好处。 可是我有爱人和小孩子。我的爱人早就不愿等待，因为我的爱人当的不是光荣的革命军人家属，等待出征的妻子，带着幸福的微笑，观看来自前线的捷报。我的爱人当的是可耻的右派分子的丈夫，而从农场传回去的有关我的消息，始终都是不好。只要想到我的家庭，我就感到软弱，不能支持，感到风浪太大，时间有点长。 春节过后，右派分子都按时回来了。 不几天，总场场部突然向全场发出一个通告，说我是现行反革命，一直不服罪、反改造，要加重对我的处分，由第三类上升为第二类。即由劳动锻炼上升为监督劳动， 每月生活费由60元降到26元。全农场100多名右派分子都知道了，纷纷把我当作反面教员互相检举、揭发、批斗。我们4分场也召开右派小组会，要我表态。我并没有被吓倒，只是感到奇怪，会上，我说：“党章规定，党员对自己的处分有上诉之权，并没有说上诉错了要加重处分，何况我并不错。农场怎么违背党章呢”？“一个人是不是右派与他的工资多少没有关系，减少我的工资我不是右派，即使增加我的工资，我也不是的”。“是不是右派与处分轻重没有关系。加重我的处分我不是右派，即使减轻我的处分，我也不是的。” 王振山淋头泼下一顿大骂：“你这个顽固右派，你太把我们农场看扁了！你说我们违背党章，你有什么资格？你早已不是党员了”！“告诉你，跟姓共的碰，没你好下场”！“你的嘴像啄木鸟的嘴一样，铁硬铁硬”！“你是一块啃不动的老牛筋！我要看看，胳膊拧不拧得过大腿”？我对王振山当众骂我已经习以为常，不但不生气，还经常提醒他，让他掌握政策，做好工作。会后我对他说：“你们只在右派分子这个小范围搞，倒没什么。千万不要散布到群众中去，要是散播出去，党的威信损失就更大了”。 谁知不说倒好，一说……不几天，这个加重我处分的通告就贴在四分场场部的墙上，王振山洋洋得意地对我说：“看你还有什么话说？”我的日子更不好过了。农场的职工们都知道我是一个抗拒改造的顽固右派， 编了歇后语， 嘲笑我，如：“刘衡过沟，没辙！……” 我是平反问题1959年9月， 为了迎接国庆10周年，中央决定特效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并给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子，柏各庄农场轰动了、到处都在谈这件事。右派分子们看见了一线曙光，偷偷希望自己正是这摘帽中的一个。我内心十分不安：“大家都摘帽走了，光剩下我一个人了！反右派运动采取大呼隆办法划右派，又采取大呼隆办法摘帽子，我就糟糕了！” 王振山、四分场领导不断找我个别谈话，要我赶快认罪、承认帽子，早日回到人民队伍。有次，场长说：“你看，连溥仪都摘了帽子，你还摘不了！你还不如溥仪……”我说：“我们两个性质不同。溥仪是伪满洲国皇帝，这是千真万确的，改好了，当然可以摘帽子。我不是右派分子，就不是摘帽问题，我是平反问题。”就这样，说着说着，他突然冒出一句：“你这个人虽然很顽固，可是对党倒很忠诚。” 不多天，总场要召开摘帽大会了。那天，我们从各个分场向总场大礼堂集合。大礼堂没有座位，只有一个半月形的主席台，台上有几位农场的干部。我们对着主席台排队站着。先由一位干部宣读《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再由一位干部宣布农场第一批摘帽右派分子的名单，并简单地介绍了他们改造的成绩、摘帽的理由。每个人姓名后面都加上“同志”二字。我们报社的裴达也在其中。大家一听，摘帽的只有10位，自己不在其中，都泄气了。我倒是松了一口气，“反右派不再采取大呼隆办法，我就好办了。”我们报社30名右派分子，这次摘帽的除裴达外，还有留在报社改造的杨春长。一共2人。 接着，由被指定的摘帽右派代表上台讲话。无外乎是“感谢农场党的领导，使我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但是，在农场的改造只是起点，取得的成绩微不足道，将来的道路更长，今后更要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改造，任凭风吹浪打，不再犯同类错误”等等。 会议休息，大家三三两两的到院子里活动活动筋骨。我坐在石头台阶上，还是和在分场时一样，没有人理我，我也不理任何人。这是我们农场全体右派分子第二次大集合，头一次是1958年4月8日在北京火车站，相距一年多了。我用眼睛寻找认识的人，除了看见我们报社的右派外，还看见了文艺界的陈企霞、钟惦棐、唐达成、穿着补丁连补丁衣服的肖乾……突然，肖乾向我走过来了，我们来农场后，王振山向我谈过肖乾。他说：“三分场的斗争重点是肖乾，人家一斗，他就劈里啪啦交代好些，写了好多好多，尽是反动又反动的东西”。还说：“你交代的材料有半屋高了。三分场的肖乾、四分场的刘衡，你们是一对活宝！”农场关于我不服罪、加重我处分的决定是通告全场的，肖乾当然也看见了。肖乾来找我，我猜他是想和我说说心里话，我知道他和我一样，在农场的日子比别的右派更难过，他不会像别的右派一样，对我横眉瞪眼，和我划清界限。我也知道，他和别的右派分子一样，口里服罪，心里也是不服罪的，我准备和他好好谈谈。谁知我们刚寒喧几句，三分场一个人走过来，赶紧把肖乾叫走。我这才知道，肖乾一直受着监视，人家怕他和我这个顽固右派串联，而这监视他的人正是右派分子中的一员，用右派监视右派，这是最狠毒，也是最令人伤心的。所谓“煮豆燃豆箕”是也。 会议继续，公安局张局长讲话了。他说：“反右派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斗争。经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辨明了是非，擦亮了人民的眼睛，打退了右派分子猖狂的进攻，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扫清了道路，使三面红旗在全中国高高飘扬。在这样大好形势下，经过一年多的改造，一些右派低头了，认罪了，服输了，表现较好。根据中央精神，农场决定给他们摘掉帽子，使他们回到人民队伍里来，他们仍然是好同志，现在摘帽的10个人是第一批，以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我们希望所有在农场改造的人，都能摘掉帽子回去，与家人团聚，重新工作，不希望有一个死不悔改的顽固分子长期留在农场劳改。” 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声音，喊道：“四分场的刘衡，你到现在还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大家都摘帽了，你就摘不了！你想带着花岗石脑袋去见上帝吗？”一些人朝着我看，大家的眼光刺得我的脸发疼，我心里咚咚跳，感到这一下自己可完了。但是，张局长停了一会，接着又说：“不过，你不要灰心、丧气，你还是有前途的。只要你服罪，承认这顶帽子，你也可以摘掉，甚至比别人还要摘得早。”我听到最后一句，豁然开朗：“这不是威胁利诱吗？开头是威胁，现在是利诱。”我心里笑了，脸上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来场开会的路上，我内心沉重。回去的路上，我脚步轻快，不时露出笑容。 一回到四分场，王振山马上召集我们开会，要我们表态、谈感想。大家都表示，要以裴达为榜样，加紧改造，争取早日摘掉帽子，回到人民队伍。轮到我时，我说：“它们是右派分子，应该争取摘帽。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是摘帽，而是平反问题。是右派的要摘帽，不是的就该平反。这里头有个甄别问题。”当然，在我的内心，认为大家都是平反问题，但我不能说。不然会惹起众怒，对我“群起而攻之”。 有甄别问题，为什么不甄别1962年， 我们在农场劳动4年多，领导要把我们全部调回原单位了。我们回报社后，除我之外，都分别摘掉帽子。这次摘帽不像在农场那样大张旗鼓了，而是个别通知他本人，即毛主席说的“阴摘一批、阳摘一批”。在通知的同时，还告诉他组织上对他的安排。留在报社的有蒋元椿、季音、习平、裴达、田兰坡、朱克潜、杨春长和我，其他人都分别到内蒙古、贵州、河南、新疆等地。有些去外地的人愤愤不平了：“怎么我们这些摘帽的不如没摘帽的、我们这些改造好的不如顽固右派刘衡？”有的人甚至向我发脾气，认为我的待遇不应比他好。领导就向大家解释：“刘衡没摘帽子，没有地方肯要，只好留在报社。” 我们在农场4年， 不知什么时候， 谭立当了报社的党委书记， 他见了我说：“别人改造摘掉帽子，你改造却加重处分！”我说：“那是因为我对党说了老实话。”他说：“哈，你说对党说老实话的加重处分？你好反动！”但声音里含着笑意，看来他对我比较了解、同情。我说：“是这样的，现在说老实话的吃不开。”他说：“你回来，随便找个工作干干吧。”我干了短时间的杂工（如挑水）后，没有部门要，被分配到资料室，不久，工资由每月26元升到99元（即17级，比原先下降4级）。 我在资料室，工资是最高的，但工作却是最低的，如剪剪贴贴之类。有的人又发牢骚了：“怎么我的工资还不如当右派的？”以后工资调整，就给有的人升了级，特别是当领导的，他的工资不能低于右派，不然他怎么能叫做领导呢？ 我对这些毫无怨言，因为那些摘帽右派如裴达等都没恢复工作、工资，恢复党籍。使我感到，反右派这个工作没有结束。我必须继续喊叫，促使右派甄别的一天早日到来。我必须继续调查研究：反右派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去拜访许多领导，如梅益、习仲勋……一半为了呼喊，一半为了刺探。 我找得最多的是中央组织部。组织部派一位女同志接待我，听取我的诉说。她说，现在上诉的人有不少，好些外地来的，在组织部门口露宿：“你比他们强，你有工作，有住的地方。有好些人连工作、工资都没有了。”我说：“这就说明反右派的甄别工作更需尽快进行。”我回去后，给她打过几次电话催促。有一次，她回答我：“现在好了，现在中央接受你的意见，决定给右派甄别、平反了。你等着吧！”但过了些天，我打电话问她，她突然改口：“现在中央决定不甄别了！”我再三责问：“有甄别问题，为什么不甄别？为什么？为什么？”她没法回答我，只是一股劲地说：“不甄别了，不甄别了！” 原先《人民日报》社把高粮从内蒙古调回来，告诉他，要为他甄别，不几天，中央决定不甄别，又叫他回内蒙古。 1962年初，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调安徽当省委书记。临行前，刘少奇曾暗示他，在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时，也可以为右派分子平反。李葆华到任后，就大刀阔斧地对右派分子进行甄别。等到中央下命令不甄别，安徽已有数千右派平反了……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搞甄别的省，其他各省（包括《人民日报社》）因动作迟缓，没有赶上趟，李葆华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变化？30年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到了1962年，由于“大跃进”受挫，中央于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7千人大会）。会上，除了林彪为毛主席大唱赞歌之外，彭真、邓小平、刘少奇……同志对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1959年的庐山会议、党内民主生活等等谈了许多意见，谈得很好。 一时间，政治气氛转向宽松。彭德怀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表示要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信，要求审查他的“里通外国”问题：“查出来，就把我的头砍掉，挂在天安门上示众，我毫无怨言。查不出来，我倒要问问你们，为什么……”3月6日，陈毅甚至在广州的创作座谈会上说：“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4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方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一时间，到处都在说“甄别”、“平反”。既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脱帽，在反右倾等运动中批错了的可以平反，很多人联想到反右派运动，就向中央统战部反映，在反右运动中，错划的右派很多，也应予以甄别、平反。于是，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由副部长平杰山主持，在7月26日写出《关于右派分子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 ，指出：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分子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划错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谁知在8月17日， 中央发出《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复示》：有以下三点，请你们注意：1．对右派分子不应当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只是对于其中个别完全搞错了的，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报告中所提：“如果右派分子本人和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包括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应该进行甄别”的意见是不妥当的。这样做起来，实际上会搞成一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普遍的甄别，或者对很多右派分子进行甄别。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对党和人民不利的。2．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后，如果表现很坏，怙恶不悛，应该在审查确实后，选一部分恶劣的，再把右派分子帽子给他们戴上。3…… 一个月后， 即9月24日至27日，著名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会议批判了“三风”，即翻案风、单干风、黑暗风（指对当时的严重困难所作的充分估计）。这样一来，统战部再也不敢提为右派甄别、平反了，还给一批已经摘帽但是表现不好的（主要是要求为自己翻案）右派分子，重新戴帽。 在7千人大会上， 毛主席发扬民主，号召大家讲话，“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即后来称为的“三不主义”）。于是，从大家的讲话中，他看出林彪是忠于他的，刘少奇等人是同情彭德怀、反对三面红旗的，是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这样，就为他以后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毛主席又演了一次“引蛇出洞”。那时候，我当然不知道其中奥妙，只是奇怪为什么有很明显的甄别问题，党为什么不甄别？为什么不“有错必纠”？党已经不是我理想的共产党了！我不死心，我要弄个水落石出，只有继续呼喊、继续刺探。 我在资料室干活的时候，一天，社长进来了。我拦住他：“你知道我的事情吗？”他笑了：“知道知道”。我说：“反右派有个甄别问题，为什么不甄别呢？”他收起笑容，变了脸色：“No no，反右派没有甄别问题！”我说：“有、有，不光我一个人，大家都有这个问题。不要以为大家真的承认自己是右派，他们都在说假话。”他立刻声色俱厉起来，大声呵责：“他们比你好！他们知道不甄别，就不做声。他们比你好！你、你，你在政治上是没有前途的！” 社长也提起“政治”二字，我在政治上不行，在政治上没有前途，究竟什么是政治呢？难道政治是见风转舵、随波逐流的吗？我更糊涂了。同时，我如果像大家一样默不做声，不与人交谈，我怎么能收集材料，了解每个人在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言行、表演呢？何况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能静等领导开恩，坐享其成。看见不对头的事，我必须大声疾呼，提醒领导，唤起民众，尽一点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哪怕头破血流、粉身碎骨。 向毛主席、刘少奇呼吁我们在柏各庄农场的时候，只知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敌人。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中香花、毒草的标准，也是只看他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到人民日报社后，才知反毛主席也算是敌人。“两”反变成“三”反，毛主席的威信空前高涨，我必须好好读毛主席的书，才能解决我的右派疑问。 “毛选”不能解决我的疑问，相反的，越读“毛选”我越心疼，我好像是个受害的人。例如： 毛主席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教导我们“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而我，既没有写文章，又没有作演讲，只是向党组织作汇报。意见再错也不能错成敌人！何况我的意见并不错！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仅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可是，当时划右派光看鸣放前后的那一会儿。即使只看那一会儿，也是只看一个表面现象，并不去区别问题的实质。 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教导我们：“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可是，当时给人戴右派帽子，只凭几句言行就定案，是先下结论，后调查。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爱护的办法是：……第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人们，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可是，在反右派运动中，这些话都不作数了。 毛主席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教导我们：“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也是这样说：“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的办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可是，在反右派运动中，一些批判却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没有科学的分析，没有充分的说服力。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教导我们：“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还教导我们：“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作老实人。”可是，在反右运动中，“口服心不服”的比心不服、口里也讲出来的要好。在逼供信的空气里，促使大家假认罪、假检讨，以至我这个唯一讲真话的人，变成死不改悔的顽固派。有毛主席的话作后盾，我更有把握、更坚定了。用同志们的话说，也就是更顽固了。我给党组织写去一个汇报：“天不怕，地不怕，天崩地裂也不怕。我心里没有别的巧，只因我听见了毛主席的话。毛主席的话我心里照，不怕霹雷闪电、地动山摇，我心里有个红太阳，斗争起来有力量！”我给毛主席写信，向他讲叙以上情况。告诉他：反右派的好些做法，以及我的种种遭遇，违背了他的许多教导。因此，“反右派必须甄别，不然不是您领导的党！” 我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越看越觉得它能够解决我的思想问题。例如：书上说：“党员如果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只有党的共产主义的利益和目的，没有自己离开党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和私人打算，他真正大公无私，那么……他也可能有最大的勇敢……他理直气壮地拥护真理，告诉别人以真理，为真理而战斗。即使他这样做暂时于他不利，为了拥护真理而要受到各种打击，甚至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指责而使他暂时孤立（光荣的孤立），甚至因此而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因为对他个人来说，他无所畏惧”。 我想，我被划为右派后，一直是孤立派，不同意政治结论，不同意被开除党籍，受到各种各样的指责、打击，我正处在这种“光荣的孤立”的地位。书上说：“他也可能有最高的自尊心、自爱心，而在为了党和革命的前提之下，也最能宽大、容忍与委曲求全，以至在必要时忍受各种屈辱与虐待而无怨恨之心”。于是，我给刘少奇写信，向他呼吁：反右派要有始有终，必须甄别。一开头我就说：“我给您写信，我是泪流如雨，因为您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作者，您懂得党员的心。……” 我给党组织写去一个汇报：“我要加强党员修养，受尽虐待毫不怨恨。光荣的孤立算得了什么？少奇同志是我知心！” 我给毛主席寄去的信就像石沉大海…不，比“石沉大海”还坏：石头掉进海里，要冒一个水泡，我的信寄了去，却没有一点回响。我给刘少奇寄去的信倒是有一点点声响：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天，与我同在牛棚劳改的陈×问我：“你怎么给刘少奇写起信来了？”我说：“他当时是副主席，我怎么不能给他写信？”他说：“他说反右派需要甄别，你也说反右派需要甄别，你和他思想一致！”我说：“刘少奇究竟有什么罪恶，我搞不清楚，不过，他说反右派需要甄别，这点是对的。同时，一反右派，我就在说，我比他说得早，并不是我学的他。”他说：“那你比刘少奇还高明？”看来，造反派对刘少奇抄家的时候，把我给他的信抄出来了。但不知陈×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知道这件事的。 我以当顽固右派为荣在资料组，我按时上下班，剪贴资料，做些不需要多少知识、力气就能胜任的工作。比起在农场，劳动强度小多了。大家为我开过几次批判会。各种千篇一律、牛头不对马嘴的批判接踵而来，一点不能打动我的心坎： “刘衡犯错之后，一再不承认，加重处分后，并未接受教训，的确令人难以想象。花岗石脑袋敲打好多次，没有改进，骇人听闻！”“她搞翻案活动，不能让人容忍！她立场十分顽固，三个问题（指肃反、胡风、父亲问题）和党针锋相对，怨气冲天。这样的错误不算反党，什么才算反党？她1942年延安整风时就有反党思想（指我对抢救运动的看法），20多年来，没点变动，令人惊奇！” “她没有起码的觉悟，没有中国人的良心。她到处活动、告状，兴风作浪，跟党对抗到底。只要容许她发言，她就反驳。只要有机会，她就污蔑，始终不肯回头”。 “凡是在重大问题上，她都有她独特的看法。任你千言万语，她有一定之规。由于她的立场与我们不同，因此是非也就不同，和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 “她攻击党无孔不入，有空就钻。她通过思想汇报向党发动新的进攻，越来越猖狂。‘肃反、抢救运动都错了，逼得大家说假话’，她把党丑化成瞎子，连真假都看不出。她攻击报社党委，‘划人右派，是否夹杂了打击报复、官僚主义’。污蔑报社党委长期把她置之不理，‘不知是慎重呢，还是官僚主义’？我们都不支持你的意见，难道我们都是打击报复、官僚主义？”当然，有些批判稍微能打动我心坎，引起我的思考和反驳： “你是在党的会议上说的，难道在党的会议上就可胡说八道？就可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胡风的“三十万言书”难道不是在党内说的？结果怎样？彭德怀的意见书难道不是在党内说的吗？结果又怎样？” 我心里想：“那他们被划成敌人，也有问题”。但我不能再说，连想都不敢再想下去了。 “你光说把你搞错了，不要说整个反右派。反右派是毛主席领导的，一说整个反右派，问题就大了”。我说：“我正是因为对整个反右派有意见，才汇报的。整个反右派没问题，我还提什么意见？我的问题只有在大家问题解决的同时才能得到解决。” “你要为民请命？太狂妄了！告诉你：当了右派分子，就要低头认罪，夹着尾巴做人，不能骄傲、翘尾巴！” 我说：“我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东西？我不过是保留我的意见。我是用可怜的最低标准来要求自己……是人民？是敌人？即使达到了人民标准，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现在报社没摘帽子的只你一个，你要顽固到底吗？”我说；“多年来，同志们除了逼我承认帽子、给我乱扣帽子外，揭发不出我有任何真正的三反罪状。我对我自己越来越清楚、越肯定，是有大家的功劳的……在你们工作的偏差里，我以当顽固右派为荣！”‘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大伙儿嚷起来了。我只好又说一遍：“在你们工作的偏差里，我以当顽固右派为荣！” 我要做一面不倒的旗给我打击最大、几乎要把我压垮的是林沫提出离婚。 反右派初期，我和林沫的意见是一致的，这才有我以党小组长的身份向支部汇报的一幕。我的汇报引起支部的怀疑后，立刻把他“惊醒”，他就站在我的对立面了。我到农场后，他写来大量信件，对我进行帮助、教育。有些意见（如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批判自己、把自己说得坏坏的……）我接受了，但在根本问题上，我们的分歧很大。例如，他说：“假若你的问题开始提出来的时候，你能及时地进行深刻的检讨，用阶级观点把自己的半生经历和思想状况作一次总的分析和清算，而后痛改前非，破白立红。你是有可能不戴右派帽子的。即使戴了，也会得到很轻的处理。但是，这一步你没有走对。你不能认识自己的错误，不能在党的面前痛心悔过。相反的，你情绪抵触，大叫冤枉，其结果呢，你结结实实地戴上了帽子，而且得到了重重的处理。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你的态度。” 我认为：“态度”好坏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处分轻重，但不能改变一个人问题的性质。同时，态度好坏拿什么来衡量呢？低声下气、唯唯诺诺、满嘴假话叫做态度好， 仗义执言、 据理力争、坚持真话叫做态度坏。这不是颠倒黑白吗？他还写：“你来信仍然认为你的问题是搞错了，还在那里等待中央的什么复查。这说明你仍在原地踏步未动。听说有不少右派分子在劳动改造中都有所进步，他们都在彻底悔过自新，努力争取、变化自己的思想，从右向左转。而在这个改造中，你显然是落在后边了。你如果死抱着自己的观点不改变，那你将一直落在后边。事实将证明你是彻底错了。别人可以争取三年、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摘掉帽子，而像你那样，那就很难说了。” “你在农场大概会经常听到驴子和猪的那种单调而无聊的叫声，但因为人们知道这类生物的特性，所以听了它们的声音，并不觉得愚蠢和讨厌。如果一个人也像它们那样总是发出单调刺耳的叫声，人们会觉得这一定是个怪物。但是也竟有这样的人，你只听她在那里叫着：‘我冤枉了，我不是右派，党应该纠偏！’最近又提出什么‘什么时候划分敌我界限？’界限不是早就划得清清楚楚了吗？还要怎么划？我看这样的事是永远不会有的。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右派分子自己的变化。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悔过自新，在劳动中改造了自己，那就可以重新变化过来。如果他们改正错误很努力，我看时间是可以缩短的，因为全国人民都在大跃进么。但如果像你这样，顽固不变，我看什么时候也是化不过来的。一个人已经到了不通人性的地步，自己硬要去作驴子、猪，我看任何人也没办法。” “像你这样顽固不化的人，在报社还没有听说有第二个。其他我所听到的报社外的有些右派分子，传来的消息大多是在劳动中表现很不错，都在下决心改造自己。你在这个问题上顽固不化，只能表明你的阶级立场，你坚决地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不能改变你的态度。或者说，你始终不能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来观察和认识自己的问题，始终和党对立。你既然不能和党和人民走一条路，那当然，我们就必须分手。不然的话，那你就真心诚意地向人民低头认罪，彻底悔过，下最大的决心在劳动中彻底改造自己。” 我感到，他不是我认识的林沫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陌生人。就像恩格斯说的那样： “工人阶级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他们是这样的不相同，就好像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我们已经分属两个不同的阶级，没有共同语言了。感情的深度是与理解的深度成正比的，我们不可能情投意合了。 我在农场被加重处分后，他向法院提出离婚，法院没有批准。我回到报社后，他不能改变我，我也不能改变他。我们之间的冲突更加升级。他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没有比你更愚蠢的了！”我说：“我是因为反右派有问题才去向党汇报的，现在反右派弄到我头上，我更知道它有问题，怎么能改口呢？我想改也改不过来，只好不改了。” 他说：“你死死抱住帽子不放……别人都摘了帽子，有了合适工作，你还养猪！别人摘了帽子，可以当记者。你就不行，不让你写，人们早把你忘记了。” 我说：“不是我不肯摘帽子，而是他们要我承认帽子后，才能摘帽子。人们说我是小偷，我说我没有偷东西，你就应该研究我偷东西没有。怎么承认了是小偷，就不是小偷了呢？” 他说：“就算将来证明帽子戴错了，可是，这几年，你许多文件不能看，许多会议不能参加，已经是大大落后了，赶不上去了。”他的话打中了我的要害，我只好拿《红岩》里的华子良等英雄人物激励自己：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就是最大的进步；宁要原则，不要脑袋；宁要真理，不要所谓的前途。他说：“党的政策从来只是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少数人是要牺牲的。你的不幸你一个人担承吧，不要连累我、连累孩子、连累我们一家人。” 我说：“你过去常说，有些人在政治运动中落井下石闹离婚，以后问题搞清，这些人被人骂死了，抬不起头来。没想到你现在也这样！” 他说：“这次运动和以前不一样。” 他又以我是顽固右派为理由，再一次向法院提出离婚，法院批准了。我被划右派时，我的三个孩子最大的才7岁，经过长期分离，都不肯要我……在闹离婚期间，我胸部突然剧痛，发作起来痛得死去活来。喉咙里好像堵了一块痰，吐不出、吞不进。中医说我得了胸痹（即心绞通）、痰迷心窍。经过长期针灸，才有好转。我从未想过自杀，但我算是体会到了：“怪不得有人会自杀！众叛固然可怕，亲离更为可悲。身受社会与家庭内外夹攻的人能挺得过来吗？”我决不会自己去死，我要亲眼看到反右派的结局。我想：“真正的战士都有白毛女的性格，我要做一面不倒的旗，能在自己的血泊里站立。” 向党汇报“右派分子”，对我可说是个新名称，1957年反右派了，这个名称才引起我的注意。运动初期，领导是把右派分子归入人民的行列之中，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右派分子就变成反革命、人民的敌人了。既然我对这个名称了解甚少，我为什么能够肯定自己不是有派分子呢？如果自己是右派分子，不肯承认，那就罪加一等。如果我不是右派分子，别人都说我是，我承认了。以后证明我不是，别人也不会责怪我，“法不责众”嘛！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说，我都应该跟着大家一样，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这样才保险。我写去汇报：“虽然明知道承认帽子是最保险的路。对了，表示悔改了；错了，责任不在我，可是，我不能耍滑头，我宁愿当傻瓜，我不能走大多数人走的保险路，宁愿一个人去过我的独木桥，因为我不能对党进行欺骗”。我还写：“即使最后证明我还是个顽固右派，我对我所作的毫不后悔。因为让党了解我的真实面貌，对党来说，是一件好事。党可以针对我的情况对我进行教育，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在这两段话的指引下，我勇敢向前，毫不动摇，无论以后到印刷厂、到牛棚或是五七干校，不管工资一减再减，不管肉体、精神遭受何等折磨，我都遵守我被开除党籍时的诺言，随时随地向党写去大量汇报。下举数例： 我不能对党说谎我不能说谎，因为我面对着的是亲爱的党。我16岁就开始把你寻找，不怕生命的危险。我把命运和你连在一起，跟着你踏过千山万水，我要变成你的一颗细胞，怎么能把你欺骗？如果我要说谎，小苍蝇会变成大象。小小的谎话并不小，它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谎话说过之后，并不立刻死亡，它和植物、动物一切有生物一样，能够不断繁殖生长。即使只说这么偶尔一次，也是我生命的一个污点。我不能为了个人的一点利益，违背你对我的教养。不管形势对我有利不利，不管戴右派帽子是永久还是暂时，我始终一个心眼对你，始终对你绝对地老实。 做老实人毛主席说：“一切不老实的人不会有好结果”。没有想到，老实人竟会遭到极大不幸。如果不信，我的经历可以作证！正因为我对党老实，我被加重处分；正因为我一直老实，一直被留在敌人阵营。我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话：“做老实人！做老实人！”如果让我重新生活一次，我不会有更好的命运： 我要在逆流里向前空洞的帽子对我早已不是重要的问题。我要做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不做挂名的共产党员。我离党对我的要求很远很远，我今后改造的道路很长很长，我要加倍努力，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我个人已经一无所有，就像以前的无产阶级。我把一切献给党，因此，我斗争勇敢，革命坚决。以前的无产阶级，除掉锁链一无所失。我斗争勇敢、革命坚决，不会失掉什么，除了帽子。刀在石上磨，人在世上炼。我要在风浪中不倒，我要在逆流里向前！ 当工人们要我戴高帽子游行后，我写：《我的心好像一座大山》。今天晚上，工人们让我戴高帽子游行。在我耳边大喊：“打倒顽固右派刘衡！”工人们口号声声，一点不能震动我的心灵。我的心没有发抖，不会向口号低头。我的心一动不动，好像一座大山。我的心十分明白：工人们在和假想的敌人作战！ 和“走资派”们一块在牛棚改造时，我写：《我的坦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每天早晚，我们要在毛主席像前念两遍坦白从宽，我坦白；坦白从严，我也坦白。我的坦白，经得起考验。 《一个欺骗》“站出来，请罪！”一转眼，我被推到毛主席像前，我有什么罪？我请什么罪？谁也讲不来。讲不来也要站半天。我没有罪！我没有罪！让没罪的人请罪，是不是对毛主席的一个欺骗？ 《毛主席会不会难受？》又是打来又是吼，不爱文斗爱武斗。游楼、用刑又活埋。罚吃咸菜窝窝头。不听毛主席教导的不请罪，跟毛主席走的在弯腰低头。毛主席的相片如果有知，会不会感到难受？ 《“无的放矢”斗一通》对什么人唱什么歌，什么钥匙开什么锁。对敌人的政策攻心战，怎么适合于对我？越斗越好笑，越斗越叫人恼火。无的放矢斗一通，怎么一点不考虑效果？ 从牛棚出来，在五七干校时，我写：《正因为对党的感情很深》胸口闷，呼吸紧，好像成了时代病。在五七干校接连发生。我谈谈自己，也议论议论别人。我感到……被党组织审查时的痛苦，常常胜过在敌人的法庭。敌人对自己越凶，我心里感到光荣。党组织对自己越狠，我心里感到越疼。在敌人的法庭，同志们常常慷慨就义、英勇牺牲。被党组织审查，有的人会去投河、跳楼、吊颈。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们是同志，不是真的敌人。不但不是敌人，而且对党的感情很深。正因为对党的感情很深，党组织的不信任，不免要在心里留下伤痕。 《生活不应老兜圆圈》“我不是右派分子”，我早就十分肯定。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的话斩钉截铁，我的脚站得稳稳。我不会有任何动摇，不会改变我的声音。同志们尽可放心，不要把我问个不停。同志们一提右派帽子，我是又高兴，又不耐烦。高兴的是：我的政治问题十分简单，有些地方值得夸赞。不耐烦的是：生活应该前进，不应老兜圆圈。 《落实政策》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落实政策，落实政策，首先要落实毛主席准确划分敌我的政策。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不解决，文章无法往下写。如果一定要写，许多事情就要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我怀疑……》我等待我问题澄清的那一天，等待着，等待着，时间是那样漫长、遥远。把自己同志推到敌人那一边，我怀疑他是内奸，或者，是敌人所派遣。 《我有点醒悟》读了鲁迅的书，我开始有点醒悟。我不是什么英勇，而是“迂”，像方孝孺[1] 。方孝孺使他的十族受到杀害，我使父母、子女三代深受痛苦。我是书房里的呆子，不知实际生活中的残酷。被自己战友流弹所伤，这是不幸中最大的不幸，悲苦中最大的悲苦[2]！ 《反右派还没结束》我经历了反右派的开头，经历了反右派的中途，我希望能活很久，经历一下反右派的结束。同志们说：“反右派早就结束。”我说：“没有！没有！反右派既然提出了问题，当然应该有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并不笑得最好》一个浪潮跟着一个浪潮，一个波涛跟着一个波涛，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我会笑在最后，我并不笑得最好。因为我生命的三分之一，十分痛苦的过去了。 1978年，我给邓小平、胡耀邦同志各寄去一信，通过我的奇特经历提出：反右派必须甄别，不然不能提高党的威信。邓小平没有理我。胡耀邦把信转给人民日报领导，上边批示，此人我不认识，请你们酌情处理。于是，社长秦川和成坊到我宿舍找我，要我摘帽子。我说：“不是我不肯摘帽子，是你们要我承认帽子，才给我摘，这不合逻辑。”秦川说：“现在中央只有摘帽一说，我们没有办法。”我说：“那你们给我戴的，你们就给我摘掉吧。”我的帽子被摘掉不久，全国开始了右派改正工作。 1978年12月8日， 人民日报社有10名“右派分子”第一批获得改正，我是其中之一。其余20名以后陆续获得改正，无一真右派分子。我获改正的那一天，我在楼道贴了一张“向党汇报”的小字报，这是我被开除党籍后的最后一次汇报。 1978年12月8日——“向党汇报”之1001[3] 我相信会有这一天，等着这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了，泪水模糊了我的两眼。党啊，您是受难的母亲。外部的敌人想颠覆您，内部的盗贼在蛀空您。真理对着谬误，混战了21年！……党啊，您是光辉的太阳。可是，有的人却自命为是您的化身，打着您的招牌，假借您的名义，招摇撞骗，歪曲了您的形象，染黑了您的脸。现在，党啊，您正在认真总结惨痛的历史教训、经验。正因为您敢于正视自己走过的艰险曲折道路，您才能够变得伟大、光荣、正确。正因为您敢于当众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彻底平冤[4] ，您才能够消除隐患，带领全国人民大步向前。受难的母亲已经抬起头来医治遍体鳞伤，驱散了乌云、迷雾，太阳是多么鲜艳！ [1] 见《为了忘却的纪念》。 [2] 见《杂感》。 [3] 21年来，我向党写去的汇报记不得有多少次了，这里引用的是阿拉伯《一千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谭》）的典故。暴君山鲁亚尔每晚要娶一个女人，第二天清早把她杀死。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自告奋勇地去了，还把妹妹叫了去，每晚讲故事，讲了1001夜，1001个，终于使暴君弃恶从善，不再杀女人了。 [4] 在“平冤”前边，我特地写上“彻底”二字，表示我对党寄托很大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