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国民间异议思潮文献选辑（1956-1957） 斗争的经过 1953年4月到1953年5月一、 1952年2月，得到了暑假搬家的允许回上海。计划是，在上海参加一下工厂的民主改革（后来是参加了“三反”），整理一下自己和积存材料等，搬京后申请解决组织问题，参加工作或争取到朝鲜去一次。这时候就听到了传闻，说文艺上将有一次大论争，中央宣传部文艺处正在研究我的全部文章。当时觉得，研究我的文章，那是平常的事情，但对于所说的大论争不大明了，更没有意识到是对我的。因为，由我看来，理论是为了服务于实践的；当时正发生了一些使作家苦恼的不能解决的问题，例如赶任务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怎样表现工人阶级的问题等，正在迫切要求得到理论上的解答，对一些作品的不同看法，引起了一片混乱，也正期待着研究和分析，怎么会丢开这些去争论过去的问题呢？ 二、 4月初，看到了《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15号和16号）。检查以后，觉得问题不好处理，觉得用这样不妥当的做法会发生很大的困难的。当时给彭冰山同志看过，他看了说，内容说不上什么，并说周扬同志要路过上海，那时候谈一谈看。同时看到了《胡风文艺思想研究资料》的小册子。没有出版年月和出版处的。 三、在上海和我谈话中，周扬同志斥责我是“抽象地看党”，严厉地斥责我是个人英雄主义，说我把党员作家批评“尽”了，但又指责我和重庆的“才子集团”（指乔冠华等同志）的亲密关系。不过，他的意思是说回北京商量一下，或者约我到北京谈一谈。同时，《文艺报》也准备对夏衍同志过去的作品作一总的批判，周扬同志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周扬同志走后，彭冰山同志觉得这样下去不好，提议叫我写信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请示。我考虑了两天，虽然心里总感到不安，但觉得《文艺报》那种做法要引起浪费和混乱，就贸然地写了信。 四、同时，彭冰山同志要我写一篇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表示一下态度，借此把问题了结一下。本来，我早想从《讲话》中提出几个原则来从实践情况分析一下我的体会，但解放前没有可能做，解放后我没有写理论批评文字，而且，一涉及实践情况总有许多顾虑，所以只想等安定了以后再说。但想不到这成了一个表示态度的问题。 第一，在我的工作中，总是从党底政策和毛主席的文章寻求指引，对于具体环境下的实践角度和实践态度的指引， 从来没有从正面解释过党底政策的； 我是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成和毛主席思想整体相联的部分，不能教条式地去应用，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也引用过某些论点的。 第二，在读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我也曾就蒋管区的文艺实践与民主斗争的结合问题，从思想改造这个角度上作过考虑，把我的一点体会写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逆流的日子》，19——39页）。那文章里没有明提，是因为顾虑到审查关系；就是这样，那文章还被扣了一些时，后来被删去了那里面说到新文艺底（的）战斗任务的几句。 第三，就我所知道的，当时从事理论批评工作的同志冯雪峰、邵荃麟、以群同志等，就没有写过文章。但虽然如此，我还是马上着手写了。当然是根据实践情况，尽我能有的理解写了的。这是我解放后第一次写的理论性文字。题为《学习，为了实践》。当时据我的估计，写了也不会发表，更不会了结问题的。我也把这意思告诉了彭冰山同志。 五、文章刚刚写完，正在斟酌中，就看到了《人民日报》加上按语转载了舒芜的文章。同时，《文艺报》在广泛地动员通讯员们检讨胡风理论，写文章，开座谈会等；读者同意的就奖励，不同意的就批评，以至取消通讯员资格（这做法一直继续到林默涵何其芳同志的文章发表了以后的相当的时间内）。我的《学习，为了实践》，由彭冰山同志送北京审阅。我附一短信给周扬同志，告诉了他我看了《人民日报》按语以后的惶惑情况。彭冰山同志也觉得《人民日报》按语不妥，是“不负责任的”。周扬同志回信，说我文章没有自我批评，不宜发表（后来在会上他说我不该“大骂”了一通公式主义），但叫我到北京来讨论文艺思想问题。我开始再检查我的几本小册了。 六、车票买好了，上车的当天看到了《文艺报》六十六期发表了两篇“读者中来”，是要求公开批评我的文艺思想的。因为《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所发表的第一篇“来信”，我作了简单分析附在给周总理的信里，这次换了另一篇；但第二篇还是在《内部通报》发表过的第二篇，只改了几个字，是专门指出我对何其芳同志的“恶劣态度”的。既然我提出了问题，周扬同志又约定了我来北京大家讨论问题，但在我来北京之前赶着发表了这来信，这就造成了一种很急迫的不能平心静气地对待问题的情势。彭冰山同志觉得这就把问题弄得更困难了，但觉得还是来北京的好，我自己更觉得有到北京来了解党的要求和同志们的意见的必要。 七、到北京后到开会前，见到过周扬同志两次，每次大约十多分钟。他的态度很严厉。关于我本人的，主要思想有几点：（一）我反对了党员底（的）意见，但党是代表群众的， 党内人底（的）意见总要对些。又说社会民主党最危险，这是50年3月他向干部作的报告中已经提出过的。（二）舒芜是进步了（他说不是投机取巧），舒芜说的“几个人”，实际上是指我。（三）我说的话九十九句对，但如果有一句在致命的地方错了，那就全部皆推翻了。（四）他觉得过去的事不必谈，但还有几个人受我的影响，所以，要舒芜和受我影响的青年来出席，也要茅盾来出席，大会小会轮流地开。（五）要我主动地检讨，少说或不说优点，只说缺点。（六）要打掉我的架子。……我已是罪人的身份，什么都不能说了。这以后，他说工作忙，由林默涵同志多和我谈。 八、丁玲同志见面多些，但她说不搞理论，提不出意见，只问我和香港争些什么问题。又说《文艺报》收到了一百多封信。 九、我向其他同志征求对我的文字的意见，如何其芳林默涵冯雪峰等同志，但都说没有时间看我的文字，只说些一般性的意见。冯雪峰同志接触了一些有关的实际问题，有的提得很严重，但在我看来，有的与事实不符，有的是人事问题，已无法挽救，有的只能当作理论问题去检查。托林默涵同志请过胡绳同志提意见，但因为他忙没有机会。 十、周扬同志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说不要先存一个谁错谁对的定见，平心静气地好好地谈。林默涵同志也传达过周总理的指示和胡绳同志的意见，也是说不要先存一个谁对谁错的定见。周扬同志还要我自己在会上说话，说也许是别人误解了我。我当然是需要把过去彼此的意见加以分析研究的意思。但看一看气氛和同志们的态度，听一听同志们的意见，我觉得没有这个可能，所以决定了用“依靠组织，实事求是，尽其在我”的原则对待这个问题，专门检查自己的错误，不作任何申辩，尽可能快些做一个初步的结束，写出检查来，免得多费同志们的时间。就在传达周总理的指示的时候，周扬同志依然用的是严厉的口气，现出了冷冰冰的不屑多谈的神气。 十一、但除开检查出来了对于五四当时领导思想的错误提法，违反了毛主席的分析和结论以外，在我的理解上，其余都是同志们对于一些文字上的误解或者我在文字上的缺点问题等。检查出来了这个原则错误，我就口头向林默涵同志汇报了。其余的限于水平，实在找不出来，所以只好征求同志们的意见，希望提得具体些，给我帮助。例如同志们说《论现实主义的路》里有反马列主义的东西，但我自己在关于文艺的分析中找不出原则错误，只是耽（担）心对于政治发展情况的叙述和社会内容的分析也许有不妥之处，和强调一点因而会引起片面印象之处。 十二、周扬同志交来了周总理的信，除文艺理论以外还提到应该检查“生活态度”。读过以后我反复地思索过，感动地发现了这是给我很大的帮助。以我这个追随党的事业的人说，首先应该澄清对于组织的错误态度，那以后，才能够顺利地检查理论问题。周总理是把我当作阶级事业的一个追随者看待，所以才指示了这一点的。冯雪峰同志还说这对我不一定有必要。但周总理指示我多和周扬、丁玲同志洽商，由于前面说过的情况（周扬同志说他忙，由林默涵同志和我接头；丁玲同志说不搞理论，没有具体意见，后来她又不在北京），没有可能做到。 十三、怀着感激和自愧的心情，写完了《对我的错误态度的检查》以后，我的情绪上得到了很大的澄清。 我是尽可能体会了周扬同志所说的“抽象地看党” 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意思写的。于是又重新检查我的几本小册子，一面尽可能征求各方面同志们的意见，并等待开会听意见。 十四、9月6日开第一次会。开会前一天，林默涵同志一定要我先说话，但我因为抓不住问题到底在哪里，觉得困难得很。得到林默涵同志底同意，就《文艺报》发表的“读者中来”所提的理论问题说明了一下，并且申明这是初步的检查，似乎得不出那里面所下的结论，希望同志们帮助。接着同志们发言，有的责备我不该“强辩”，主要发言人胡绳、何其芳、林默涵、冯雪峰、周扬等同志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问题和要求，有的同志口气非常严厉，有的同志口气充满了嘲笑，冯雪峰同志开始是带有讨论问题的口气，并说《文艺报》底（的）按语不对，读者断章取义，但一听到周扬同志底严厉口气就又马上改成了完全不容讨论的口气。这样的情况是完全出乎我的想象的。但因为已经确定了“依靠组织”的原则，我没有在情绪上受到一点影响。但最使我奇怪的是，主要发言人好像并没有看过我的文字，只是随便抓一两句来任意解释，有的还好像是临时从《胡风文艺思想研究资料》那小册子抓来的。周扬同志是主持会的，他连后一句都没看就用前一句来斥骂了一阵。我已经是罪人的身份，当然什么都不能说。林默涵同志归纳，要我就“现实主义”，“生活”，“主观精神”，“民族形式”，“五四”五个内容进行检查。 十五、我详细慎重地考虑了同志们底发言内容，分门别类地进行了检查以后，感到困难得很。困难之一是，无法确定同志们底（的）要求目标。例如冯雪峰同志在一次个别谈话中说过不是算旧账，但林默涵同志在一次个别谈话中又说“本来就是要算旧账”。于是一面再检查，一面等待同志们进一步提意见。因为周扬同志在会上又说过要大会小会轮流地开的。 十六、9月25日， 《文艺报》发表了舒芜底（的）《致路翎的公开信》，前面加上了“编者按”。这封信在开第一次会的前一天，我收到了打印本。看了以后，觉得意外，在我的理解上，他所说的理论问题不但混乱得很，而且也是和我连不上的。对路翎同志的批评，在我看也是和路知同志连不上的。路翎同志为了对党负责，他写了和舒芜的关系的报告，送呈中央宣传部文艺处。但舒芜底《公开信》还是公开发表了，只不过删去了几处太明显了是捏造的事实。 十七、就是《文艺报》出版的这一天下午，林默涵同志来我我，一道到中山公园谈了几小时的话。这是一次最长最亲切的谈话。除了一些政治情况，胡乔木因病休假和习仲勋同志来主持中央宣传部的事情以外，主要的内容有这些：（一）路翎提供关于舒芜的材料，他相信是真实的。（二）这以前对舒芜底（的）情况不大了解，只听到他从刘邓大军占领过的家乡跑出来的事情，也对他有些揣测；广西也没有送来材料。大概舒芜没有政治问题，否则不会给他当中学校长。（三）路翎是有贡献的，舒芜一开始就犯错误。（四）路翎过去作品解放后都不能出版发行，那是下面不理解，过了这件事就会解决的；这件事过去了，路翎是可以作很多工作的。关于我的主要有两点：（一）有些文章提问题提得不够明确，容易生副作用；（二）其实现在大家忙，没有时间谈过去的问题。发表了舒芜文章的当天（舒芜十多天前到了北京），林默涵同志表示了这样的态度，当时使我很迷惑。他说过“就是要算旧账”，现在又说没有时间谈过去的问题，那现在这样大张旗鼓底目的到底在哪里？想问他这个问题应该怎样结束但又觉得不能由我提这样的问题。我曾经当林默涵同志提到胡乔木同志的时候，两次提出过想和胡乔木同志谈一谈，得到指示，后来在北京剧场偶然见到胡乔木同志的时候，也当面提出过，但都没有得到回答。现在看到林默涵同志似乎谈得诚恳，我又提出希望看一看胡乔木同志底（的）病。林默涵同志后来一直没有回答，我就完全找不出把问题放到正常道路上的努力方法了。 十八、因为同志们一再提到“小集团”，我有责任交待，我写了《关于〈希望〉的简单报告》，把我所知道的党员与非党员投稿者列出名字来，便于组织上检查。因为同志们一再追究和舒芜的理论关联，舒芜又坚持说他的理论是完全依从我的，我有责任交待，写了《关于舒芜和〈论主观〉的报告》。我只简单地说明直接和我有关的事实作了自我批判，对解放后我所了解的舒芜底情况不加叙述和判断，免得同志们误会我是想封他的口的。 十九、在这期间，除了《文艺报》在继续加紧动员读者批判胡风及其“小集团”以外，《人民日报》“文艺组”也向全国通讯员发出了《积极参加文艺界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通讯》，第二十八期，十月一日）。 二十、这中间，我一面检查自己，一面等待开会。但这时候从其他工作岗位的同志得到了暗示：这情况不是僵持起来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外。还传来了这样的意见：别人提意见也提不出什么的，开会不过是形式，不要以为意见提得那样严重就真是那样，还是就可以检讨的检讨；党是爱护我的，检讨了不会对我苛求，但不检讨我就决不能解决组织问题，除非从此搁笔；不检讨，我自己无所谓，但和我有关系的青年就要吃苦了……。我这才领悟到：并不是现在要把理论问题弄清楚，主要地是要我通过理论问题在群众面前表明对党和党员同志们的态度。 这时候记起了丁玲、冯雪峰同志都提过“他们希望你写一篇文章”的话。 二十一、但在我看来，在理论上表明态度，那当然也不能离开“实事求是，尽其在我”的原则。如果抱“过关”思想，离开了实际的感受，把自己没有真正理解到的问题用一些概念说法给自己戴几顶帽子，那固然省事，但那一定要产生有害的效果的。党不会要我这样，同志们也应该是不希望我这样的。抱着这样的心情，我向林默涵同志征求同意：不等再开会，就动手写一篇，但有的问题要解释一下。关于民族形式问题，因为近年来实践情况我不大了解，检查起来需得参考许多材料，暂时不触及，以后再专门去整理。林默涵同志同意了。关于需要解释的意思，也向冯雪峰同志谈过，他也同意了。 他还笑着说，“不能屈打成招的！”这就写成了《一段时间，几点回忆》。现在我一再从回忆中检查当时的心情，我是尽可能有的理解诚恳地写了的，我是用对党说话的心情写了的。是当做党给我任务做的。如果有错误或有不充分之处，那是由于自己的理解力无法达到的缘故。我是希望同志们当作一个我是在尽可能有的限度上做的一个努力结果看的。11月18日送呈。后来夏衍同志说：不发表我的检讨而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底（的）批评，是因为我不该在文章里做了解释。但实际上我是事先得到批准的。 二十二、11月26日，开第二次会，人数扩大了，其中有路翎和舒芜。事先，林默涵同志要我把《一段时间，几点回忆》底内容口头上再报告一次。我觉得写出了用不着再报告，但他说大家忙，无时间详看，还是报告的好。在会上我作了简单说明。舒芜也把他的文章作了报告，那是说他的思想是完全由于我的影响，完全是演绎我的理论的。 二十三、 12月1日，周扬、林默涵、严文井三同志来，谈了相当长的闲天。中间谈到搬家和工作问题，周扬同志问我参加工作还是到生活里去，说参加工作和一些群众在一起，有受到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好处，不过，周总理说也可以到朝鲜去。本来，我没有在北京参加工作（1950年在上海我是打算好好担负上海文联”工人文艺委员会”的工作的），是一个被责难的焦点；前几天冯雪峰同志又叫我向林默涵同志提工作，说林默涵同志会向胡乔木同志报告决定的；当时周扬同志又提到了我一向不赞成不把创作当做工作的看法；所以当时觉得也许周扬同志底（的）两可提法是因为耽（担）心我不愿意参加工作的缘故。因为这，我回答说：以我的情况看，也许参加工作的好，但同志们都了解我的情况，请由组织上决定。这还是从我确定了的“依靠组织”的原则这样说的， 二十四、12月11日，开第三次会，16日开第四次会。完全是同志们对我提意见。主要发言人的口气更严厉，有的同志，如何其芳同志，用他的意思解释了我的几处文字，把问题提到了我是存心反对党的严重程度。同志们没有提过《一段时间，几点回忆》有什么原则错误，另外又提出了许多问题。但使我奇怪的是，主要发言人如周扬、胡绳、何其芳、林默涵、冯雪峰等同志，好像还是没有认真检查过我的文字，只是抓出一两句来照自己的意思随便解释。林默涵同志甚至把我自己检查出来的关于五四当时领导思想的错误提法也当作他自己的意见再说一次。周扬同志底（的）发言更是随便从我的文字抽出几句来斥骂了一阵。其余几位发言较少的同志只是一个不得不表示态度的意思。因为确定了“依靠组织”的原则，我在情绪上没有受一点影响。最后，周扬同志严厉地斥责了我，说我在文艺理论上是反党的“路线”；说政治态度上无问题，但问题不决定于政治态度，而是决定于文艺理论；说我要在文艺理论上“脱裤子”，承认是反党的“路线”……。斥责了以后，归结到：结论要由我自己做。时间太晚了，我要求简单说明我的态度，但还只说了几句，有的同志就大声说明天还有工作，会应该散了。我当时向同志们说明的主要点是：经过这一次，同志们坦白地说出了对我的意见，我感到愉快，但当然还要继续检查，作出结论，在工作上去认识并改正错误，请同志们相信我。说我感到了党是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20多年的工作，党没有不注意的道理；谈出来了，党明白了，我自己也安了心。如果有些问题我不能理解，不能一时解决，那也不要紧，一步一步做去就是。同志们不要耽（担）心意见提得太尖锐，那不要紧，那是为了帮助我猛省的。我自己更加强了求真的精神，要努力再学习，争取做得好一点，在斗争中受到锻炼。……我争取做毛主席底（的）一个小学生。懂得了团结是在党底（的）领导和教育下面工作的问题，要从过去朴素的想法和心情更进一步，争取了十多分钟把这点意思说完了，这是为了希望同志们相信我是要尽可能在党底（的）庄严的斗争要求下面，在党性要求下面对待问题，对待自己，也对待同志们的。 二十五、会后，我照同志们提的意见作过认真的检查，但发现了问题更困难。在在我的理解上，稍一不慎就要犯原则性的错误，会引起有害的结果。这中间，向林默涵同志和周扬同志再提了工作问题和搬家问题。他们没有提过关于理论的问题。周扬同志两次问到参加什么工作好，我说听组织决定。我说参加《文艺报》也可以，那是为了从前没有接受这个工作，现在表示愿参加是承认错误的意思。周扬同志听了有些意外的表情，他改提了《人民文学》，我当时说，那也好。他还提到参加他有权决定的青年剧院的工作。我说这是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怕有些困难，但还是申明了听组织决定。 二十六、但虽然周扬、林默涵同志对我再不提起理论问题，使我相信了周扬同志在“讨论会”上所宣布的、结论要我自己做的决定，实际上他们却在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准备一个对于我的全国性的公开斗争，由文艺思想推进成一个政治问题。首先，在北京召开了党内领导岗位上的文艺干部们开会学习，传阅了和我有关的“材料”，连续地举行了好几次的报告和讨论会。在会上，有的同志说我是思想问题，有的同志说我是唯心论，有的同志终于甚至提出了我是托派。这样，在北京，党内的群众基础已经打下了。除了林默涵、何其芳同志的文章以外，还准备把舒芜“揭发”我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但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完全相信了周扬同志在“讨论会”上所宣布的决定，一面感觉到非常困难，一面在沉重地研究问题，考虑问题。 二十七、 1953年1月27日得林默涵同志信，说他的文章已经写好了，并希望我也快些写出来。 二十八、1月28日，到中南海访邵荃麟同志，说了我的意见，也问了他的意见。（一）林默涵同志的文章要发表，我当然没有意见，不过，我觉得现在就发表了恐怕要产生一些我的力量无法解决的困难。关于这，他问我由我自己写，什么时候可以写出来；我回答他，搬了家以后大约两个月内。他说，他去商量一下看；并且说，要发表，也应该先给我看一看。（二）我向他提出申请解决组织问题。我不提出能够通得过的检讨就不能解决组织问题，早已有同志告诉过我了；还有同志忠告过我，现在提组织问题一定被拒绝，等检讨了自然会有人找我谈的。现在向邵荃麟同志提出，是经过了慎重考虑，以为非提出不可的。这是为了表明：理论问题只有在党底（的）原则下才能解决，希望同志们相信我是要尽可能在党底（的）庄严的斗争要求下面，在党性底（的）要求下面对待问题，对待自己，也对待同志们的。关于这，他的回答是，理论上不先求得一致，怕困难，但要问一问看。这是我意料中的回答。我只希望他把我的申请转达。这两个问题以后邵荃麟同志都没有谈起过。 二十九、1月29日，由全国文协在文化部小礼堂召集了全北京的有群众影响的作家们，严文井同志主持，林默涵同志作了关于检讨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最后说明，只准检讨，不能解释或讨论（我是辗转听来的）。我当时寄住在文化部里面，没有通知我参加。当时林默涵、严文井同志在全国文协都没有工作名义，所以，虽然用的是全国文协名义召集的，但实际的效果等于是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直接召集的。这是企图在党外作家中打下基础的。 三十、 1月30日出版的《文艺报》发表了林默涵同志的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加上“编者按”转载了。2月15日出版的《文艺报》发表了何其芳同志的文章。发表以后，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紧张地从各方面收集反映。 三十一、 2月21日，林默涵同志和我谈话，意思是希望我表示态度，甚至说，写一封简单的信发表一下也好。不用说，他是要我表示基本上同意他的理论的，一封简短的信当然是最方便最省事的解决办法。从他的地位说，这意思当然就是命令；但看了他和何其芳同志底批评以后，我不能不考虑到个人问题以外的问题，应当采取进一步对党负责的态度，所以告诉他说，我要认真地进行检查，现在写一封简单的信是很困难的。林默涵同志还说我基本上不同意也可以说明的，我马上觉得这是不诚恳的做法；他在群众面前宣布了只准检讨，连解释都不准，如果我说不同意，他就能够进一步给我加上一个“抗拒改造”的结论的。 我被推到了绝路上读了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底批评，我马上根据我原来的文字和半年来几次检查过的札记逐条逐项地做过详细的检查。从处理态度上有几个问题。第一，我尽了能尽的努力写了书面检讨，但林默涵同志只说“胡风虽然开始在个别问题上作了一些检讨”，何其芳同志说“对胡风同志在会上的检讨，我是不满意的”；这是故意在群众面前隐瞒我写了书面检讨的事实，一方面使群众觉得我顽梗不化，一方面使群众摸不清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我已经写成了文字一定要我在会上口头做一次不能如书面详尽的报告，我怀疑就是为了便于不提我的书面检讨的。第二，对五四当时领导思想的错误提法，是我自己检查出来作了检讨的，但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在文章里提都不提一句。第三，周扬同志在会上声明了结论要我自己做，那离林默涵同志写成文章只有四十天，而涉及的问题又是那么重要的原则问题和复杂的理论问题，况且发表前几天我还特地托邵荃麟同志转达我的态度，但林默涵同志却说我“直到今天还没有什么动静”。我觉得这是故意使群众觉得我是没有用何其芳同志所说的“严肃的诚恳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甚至是取了抗拒的态度的。这样的做法使我感觉到：周扬林默涵何其芳同志早已决定了不能由我自己检讨将问题结束，就是我有能力再检查出几个错误来，他们也会压下我的检讨不发表，并且提也不提，只是把我检查出来的问题归纳到他们的文章里去，把我的自我批评作为他们自己的批评的。否则周扬同志为什么告都不告诉我一声就取消了他在会上所宣布的决定，这是使我不能理解的。 其次，从理论上看，我觉得在我现有的水平上是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同意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底（的）意见的。一方面，我感到一个沉重的负担从我的身上卸下了；如果我曾引起了像林默涵何其芳同志所肯定的有害的影响，现在他们下了这样严重的批评，那些影响就解消了，剩下的就只有我个人的责任问题而已了。但另一方面，从我的理解看，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底（的）理论，要在已经陷入困难情况的文艺实践上产生严重的后果，这又使我感到了对于历史要求对于党的沉重的负债责任。这更是完全超出了个人问题的性质。但在林默涵同志从他的工作地位所表示的只准检讨的原则之下，再加上《人民日报》底（的）按语，这就完全超出我的能力以外，把我推到绝路上了。 概括的说明在这一般过程里面，由于当时用党底（的）名义加到我身上的那一种庞大的客观压力，也由于我自己应当向党交待问题的诚意，我无法不把问题缩小到了只专门检查我个人过去的错误；我是付出了能够有的真诚，尽了能够尽的努力，虚心地倾听了同志们底（的）意见，做了详细的检查，写成了书面检讨的。我是把这当做党交给我的一个任务做了的。我以为，我努力做到的这个初步的结果，应该是打下了解决问题的基础，可以用我对党对同志们表示的态度做保证，其余的问题应该在以后的实践中一步一步去解决的。但问题还是扩大起来更发展了。我面对着那一种压力，没有勇气争取正面地讨论问题，没有勇气坚持甚至提出应该遵照周总理所指示的，不先存谁对谁错的定见，大家好好讨论的原则，只图在不违背实际的限度上检讨了事。这固然是因为向我传达了周总理底指示的周扬同志是负责人，他主持讨论，不但不提这个指示，他自己的发言就取的是连解释都绝对不准我解释的态度，表示了和周总理底指示同样意见的胡绳同志自己发言也取的是不容许讨论的态度，成了不是讨论会而是严重的审判会；但我自己一面清楚地知道这个做法不对，但却把这看成了没有一点克服的可能性，因而没有做积极争取的努力。我自己清楚地知道，从问题底（的）实际上说，这是开始而不是结束，非等条件成熟，党中央有可能来检查整个实践情况，我这个从整个客观情况所产生的严重问题之一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但我却完全被周扬、胡绳、林默涵、何其芳、冯雪峰等同志，尤其是周扬同志底（的）完全是代表党中央的态度、做法和口气所压服，总把工作繁重的党中央来检查文艺实践情况的可能时机放在几年以后，因而只是想通过同志们向党交待应该交待的我自己的问题，由这初步地满足周扬同志等底（的）要求，希望同志们允许我参加工作，恢复我的能够从事文字劳动的条件。今天检查起来，在全部经过中间，我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错误，但我没有勇气提出以至坚持周总理底（的）指示，没有坚决地依靠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这个思想斗争的原则，没有能够为党中央有可能来检查文艺实践情况争取一点任何正面的条件，这是我深深感到内疚的。 到林默涵同志底批评发表止（53年2月），从《文艺报》正式地全面地发动群众检讨我的时候（52年3月）算起，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从我到文化部寄住时候（52年7月初）算起，有七个多月的时间。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内，我把精力完全放在检查我的过去上面。一方面感情被拖回到了旧中国的历史环境，摆脱不开那一种沉重而痛苦的气氛，另一方面，愈检查，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和我个人的问题所感到了的对时代要求、对党的负债心情又愈是压迫着我。尤其是寄住到文化部以后，免得产生误会，不愿去接触人，成了几乎没有社会生活的状态。这就弄得体逐渐疲乏了下来。我自己明明自信没有任何理由这样想，但既然被当作了文艺发展底唯一的罪人或敌人，被期待着伏罪，周围的冷眼和白眼还是给了我一种压力。有一次在街上遇见了一个过去在商界做职业，解放后转入出版机构工作的社会朋友，他惊惶地低声问我、“你还能够自由么？”我吃了一大惊，警觉到了社会影响底（的）严重，叹息我无力扫除这个有害的阴影，同时也无法不惭愧地看到我已经被社会上当作一个非法人的身份了。 在后一段时间内，我经常是在痔疮、支气管炎、肠胃不调的状态里面。冬天冷水洗脸，晚上无热水洗脚，慢性湿气病的足趾经常是腐烂状态。但我一直没有向同志们透露过。我唯一的目的是从我自己的文字检查出错误来，做好检讨，澄清我自己，通过同志们向党交待问题，也初步地使同志们满意，好给我一个工作机会，至少也恢复我能够从事文字劳动的条件。但虽然如此，在北京文艺界还有一种传闻：说因为我“拂袖而去”，林默涵何其芳同志这才发表了他们的批评的。 到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底批评发表了，因为问题也告一段落，我又疲乏到了看书都看不进去的地步，我才向林默涵同志提到了我的身体情况，意思是希望负责同志们给我一个改变环境、恢复健康的允许。但林默涵同志听了什么也没有表示。例如，公家买飞机票让沙汀同志回四川过春节，我连提出自己买车票回上海一次的勇气都没有。一直到五三年五月，周总理指名我参加了到东北访问直接遣返的战俘，我才算脱离了这样的处境和环境。 如果负责同志们不是把我当做文艺发展底（的）唯一的罪人或敌人，当会对我采取灵活一些的处理办法的。这和解放以来周扬同志对我的态度相一致，和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底（的）批评态度相一致，也是和下面叙述到的这几个月我感觉到的又恶化了的情况相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