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文化与普罗艺术（托洛茨基著，迅雷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

普罗文化与普罗艺术

（托洛茨基著，迅雷译）

　　每一个统治阶级都须创造它自己的文化，因之也创造它自己的艺术。历史上曾经有过东方和远古的奴隶占有文化，中世纪欧洲的封建文化以及现在支配着世界的资产阶级文化。由此好像已足以这样引申说，无产阶级也应该创造自己的文化和艺术。

　　然而问题却不像一眼看来那么简单。奴隶主所支配的社会，其存续曾历数世纪之久。封建制度亦复如此。资产阶级的文化假如只从它大张旗鼓的时期算起，亦即是从文艺复兴时代算起，已存续了五世纪之久，但它直到十九世纪，或更精密点说，直到十九世纪的下半期才充分成熟。历史告诉我们，环绕着统治阶级形成一种新文化，需要很多的时间，且仅在该阶级濒于政治衰落的时代，才能达到成熟的境地。

　　无产阶级能以很简单的拿出充分的时间来创立普罗文化么？与奴隶主的、封建地主的乃至资本家的统治制度迥不相同，无产阶级乃是把它的阶级专政看作一个短促的过渡时期。对于这种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我们若不愿太过于乐观估量时，那我们即须指出，蔓延全世界的社会革命，其延续期将非数月，而是数年或数十年——也只是数十年，但并不是数百年更不是数千年。无产阶级能在这个期间创出一种新的文化么？怀疑到这一层是很合理的，因为在社会革命的时期正是阶级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比起新建设来，这儿破坏要占更大的地位。无论如何，无产阶级须倾其主要之精力以从事夺取政权，并且为着求存及进一步斗争的迫切需要，须保持、巩固而且运用这个政权。唯其当着这个革命的时期，这时有计划的文化建设的可能，被局限于窄狭的范围以内，而无产阶级这时亦正达于高度的紧张与其阶级性之充分流露。反之：新的统治制度愈能充分免除政治军事的意外，文化创造的条件愈能顺利时，则无产阶级愈能消融于社会主义的集体之中而脱除其阶级本色，亦即是不复成其为无产阶级了。换言之，在专政的时期谈不上什么新文化的形成，亦即是历史上大规模的建设；但当铁一般的专政需要失其意义时，这时所要开始的前无其伦的文化建设，却已不复具有阶级性了。由此可以做出这样一个一般的结论：无产阶级文化不仅没有，抑且不会有；我们对于这点似乎常没有在意。

　　以资产阶级文化来类推无产阶级文化，这种不伦不类的论调，是由于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毫无批判的看成一例。这种浅薄而任意的，历史形式对比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通之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历史进行的轨道，固迥不相俟。

　　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在资产阶级经过几次的革命，取得国家政权之前的几世纪便已开始了。当资产阶级还是第三阀一切权利半被剥夺的时期，他在文化建设的各方面，便已曾发生过很大的而且与日俱增的作用。在建筑上尤其显然。歌特式的（Gothic）教堂，不是在宗教灵感的冲动之下忽然建筑起来的。克玲礼拜堂的构造，它的建筑与雕刻，汇集人类穴居时代以来的经验，并将这种经验元素并合在一种新的形式中，以体现当代的文化，终之亦即是体现当代的社会结构和技术。旧时基尔特式的行会式的资产阶级前身，实是歌特式建筑的真正创意者。当资产阶级地位渐臻巩固时，亦即是当它更形富有时，它于是乃自动的沿着歌特式而创出他们特有的建筑形式——这已不是为着教堂而是为着建造自己宫殿的需要了。他们依据着哥特式的建筑经验，回溯之于往古（主要的是罗马的建筑），并利用摩尔（Moor）民族的建筑形式，把这一切总揽起来以调节新都市建筑的条件和需要，这样也便形成了文艺复兴（十五世纪念五年末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那些元素是取之于往古，那些元素是取之于歌特人（Goth），以及二者的去取孰轻孰重，专家很可以将它计算出来。总之，文艺复兴实始于这样一个时期：那时在文化上已经饱和的新兴社会阶级，自觉已足以从歌特式拱廊底束缚之下解放出来，把哥特式的艺术以及前此的一切，都一律看作材料，而随心去取那过去的技术成分以自创其建筑艺术。其他一切艺术其情形亦复相类，所不同的，只是因为那些“自由的”艺术更富于可塑性，即它们依据实利目的和材料的程度，比较更浅，故特能显露其风格之取得与蜕变的辩证性，而不像建筑艺术那么呆板。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其目的在于替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中造成一种心理与政治环境的更顺利条件，从那时起，直到政权转入资产阶级手中的革命时期（在法兰西）止，其间经过三四世纪，资产阶级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有长足的发展。法国大革命与因之而生的战争，使文化之物质水平暂趋低降。但自此以后，资本主义的统治制度却竟被认为“自然”而且“永久”的东西了。

　　因此，资产阶级文化垒成的基本历程及其风格之凝固，乃系由资产阶级（它是占有的剥削的阶级）之社会特性所决定：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中不仅物质上是在向前发展，用各种方法与后者相缠涉，把财富攫入自己手中；并且远在它还是第三阀没有公然取得政权以前，便已将知识阶级吸收到自己方面来以形成它的文化基础（学校、大学、研究院、新闻纸、杂志）。我们总该记得，德国资产阶级在技术、哲学、科学和艺术上都非常超越，迟至1918年政权还留在封建官僚的掌中，仅到德国文化的物质成分将毁成碎片时，才决定，或者更正确点说，才被迫而直接握取政权。

　　但有人也许可以这样说：奴隶占有时代的艺术，几千年才完成，资产阶级的艺术，几百年便完成，那末，为什么无资产阶级文化不能于几十年之内完成呢？现时生活的技术基础已经不同了，因此速度亦自不同。这种异议表面上似乎足以服人，实则事实上是没有看清问题的实质。固然，在新社会的发展中，必有这样一个时机的来临，那时在经济方面、在文化建设方面、在艺术方面都可得到运行前进的高度自由。至于它的速度这时我们只能憧憬着罢了。在摆脱了每天为面包而煎迫的社会中，这儿的公共食堂要预备优美滋养而适口的食品，任人选择；这儿的公共洗衣厂，要洗净每人的优良衬衫；这儿的儿童，一切的儿童要养育得很好，快乐而且健强，并且可以在其中吸收科学与艺术元素，像吸收蛋白质、空气和太阳的热力一样；这儿的电气和无线电要不像现在一样，成为奇技淫巧，却须随着规置齐全的电纽的支使成为动力集中供给的不竭源泉；这儿要没有“吃闲饭的人”；这儿被解放了的人的自我精神，适成为无上之力！——要用之于全宇宙的了解，改变与改善上——在这样一种社会中，文化发展的动力，将成为空前无比，但这只有经过一个长期而艰苦的涉渡才能进入这个时期，而这种涉渡还在我们前面。我们现在所说的正是这个涉渡时期的问题。

　　难道我们的现时乃是非动态的吗？不，实系在大动态之中。不过动力是集中在政治上。大战与革命都是动的，——但这些都很足以破坏技术与文化。固然，大战曾产出许多技术的发明。但由它所产生的贫穷，使这些足以彻底改变社会生活的发明，曾长期延搁而一时不能见诸实用。无线电、航空术以及其他技术的发明都是如此。革命的本身是要替新社会准备下前提。但它是用旧社会的方法，如阶级斗争、暴力、破坏与毁灭这些方法来进行准备的。假使不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则人类也许要窒息于自身矛盾之中。革命拯救了社会与文化，但却用的是残酷的外科手术。一切的精锐力量都集中在政治上和革命斗争上，——其余一切都退至不重要地位，那一切足以妨碍革命斗争的东西都被无情的踏在脚下去了。自然，在这个过程中有其局部的涨潮与落潮：军事共产主义让渡于新经济政策，而新经济政策本身又经过不同的阶段。然根本上无产阶级专政还不是新社会“生产文化”的组织而是争取这种组织的革命战斗的阵列（Order）。忽视了这点是要不得的。我们想，未来的历史家定要把旧社会的顶点位之于1914年8月2日，彼时资产阶级文化的疯狂势力，将帝国主义大战的血与火涂污了全世界。人类新历史的开端，却应从1917年11月7日算起。我们想，人类进化的基本阶段，大致可以划分如下：原人的前史时期；以奴隶制度为骨干的古代史；基于农奴制的中世纪史；榨取自由劳动的资本主义社会，与最后的共产主义社会及其无痛苦的——让我们这样希望——向无国家的社会的过渡。无论如何，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所占的二十、三十或五十年，在历史上看来恰只是由一种制度到另一制度的艰难渡涉期，但绝不能把它特划为无产阶级文化的独立时代。

　　现在，在这几年喘息期中，关于这一层，在我们苏联很可以发生一些幻想。我们已将文化建设问题放在议事日程之上了。若把我们现日的悬想，心理的伸张至辽远的将来，那或有无产阶级文化之可言。但实际上，我们的文化建设虽然重要而且异常必需，却不能不全为欧洲和世界革命的信号所支配。我们依然还是战阵中的健儿。休息时我们要将衬衣洗净，我们要梳剃头发，最要紧的还得把来复枪擦净上油。现时我们一切的经济文化工作，只不过是在两个战争间略事调整我们的队伍而已。主要的战事还在前面——也许不怎么远。我们的现时代还不是新文化时代，只不过是走向这一时代的入口而已。第一我们要将旧文化的重要元素归诸国家占有，俾至少能为新文化填补出一条道路。

　　假若将这一任务就国际范围来加以考察，则问题将愈为显明。无产阶级过去和现在只是一无所有的阶级。即此已将它局限于狭隘范围之内，使其不能吸收资产阶级文化那些可以永列于人类财产簿上的元素。固然，就某种意义讲来，无产阶级，至少是欧洲的无产阶级曾经有过它的改良时代，特别是在十九世纪的后半期，这时它不敢轻于一试去夺取政权，乃暂谋在资本主义统治之下，争得适于其发展的更有利的合法环境。但是，第一，在那与第二国际时代大体相合的“改良”时代（议会政策与社会改良），历史所给予无产阶级的时间只几十年而给予资产阶级的却是几世纪。第二，无产阶级在这个准备时期并没有变成一个更形富有的阶级，并没有能把物质的力量集中于自己的手中——反之，从社会文化的观点来看，它却变到更不幸的地位去了。资产阶级是在当代文化全副武装之下取得了政权；无产阶级在它从事夺取政权的时候，只是在一种获得文化的迫切需要之下而已。既得政权后，无产阶级的主要职任，在于将那些过去与之无缘的文化机关——工业、学校、印刷厂、出版机关、剧场等攫入自己手中，经过这一着，替自己开辟一条到文化之路。

　　在我们俄国，因一切文化传统之贫弱，以及近十年事件所造成的物质毁灭，使这一任务愈加沉重。在取得政权以后，经过几近六年的斗争，以求使这政权继续存在而且越固，俄国的无产阶级不得不竭其全力去造成物质生存最原始的条件并去和文化的初步相接触——而此处所说的初步，实即就字面的真实意义而言。我们决定要在苏联成立十周纪念之时，使全俄人民都能识字，这决不是无所为的。

　　也许会有人反对，我把无产阶级文化看得太宽泛了。并以为，充分成熟的无产阶级文化固不会有，然工人阶级在它未消融于共产社会之中以前，固可以在文化上加盖它自己的印记。实际上这种反对的论调，首先我们可以看出，实是从普罗文化阵地的一个严重退却。在专政时期，无产阶级要在文化上加盖上它自己的印记，这是不成问题的。假使我们对于普罗文化的了解，是把它视为在物质创造精神创造的各方面，其智能发达而且和谐的全系统，那么，那种盖上自己印记的文化，与普罗文化相距不知有多么远。只有一件事可以算是极重要的新文化的事实，即便是成千百万的人学会了写、读、算的艺术。新的文化，就其本身性质而言，不应该是贵族的，为着少数特权者的，而应是群众的，普遍而且通行的。这儿可以由量转变到质：随着文化群众化的发展，将可以提高文化的水平并且可以使其整个的改头换面。但这种历程须经过几许历史阶段才能以发展起来。在它成功的程度上，无产阶级的阶级联系将随之日益减弱，而终之亦减弱普罗文化的立场。

　　但阶级的上层分子是么样的呢？它的智识的前锋是怎么样的呢？就在这很狭小的范围以内，是否可以说现时已经完成普罗文化的发展呢？难道我们没有共产主义学院吗？难道我们没有红色教授学院吗？有些人很容易上这种极抽象的设问方式的当。他们似乎以为可以用实验室的方法去创造一种文化。实则文化的基本织物，是由一阶级及其本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交互影响交互动作而织成。资产阶级的文化——技术的、政治的、艺术的——是由资产阶级与其发明家、领袖、思想家和诗人交互影响而造成的。读者创造作家，作家创造读者。这对于无产阶级更是如此，因为它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只有在群众自动创造的基础上才能以形成。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最近几年中的基本任务，不是向壁虚构其没有基础的新文化，而是最具体的文化建设，亦即将那些已有的最必需的文化元素，有系统的、有计划的，且自然是带批评性的向落后的群众灌输。在一阶级的背后，创造一种阶级的文化是不可能的。如果要随着阶级，并且密切的随着它的历史的总兴起而建设文化——那必须……粗枝大叶的去建设社会主义。在这历程中，社会之阶级特性将非日增而是日减，且随革命之成功而渐归于乌有。无产阶级专政之解放意义，乃在于它是一种暂时的——短时期的——工具，用之以清除道路并为非阶级的社会及建在万众一体上的文化打一基础。

　　为得将工人运动发展中之“文化建设时代”这一概念加以具体的诠释，让我们不从阶级而从世代去看历史的继承。它们的承袭性表现于此：每一世代——在社会发展而不是衰落的情形之下——总是将它的宝藏加入于过去文化的积蓄中。但在未能如此实行以前，每一新世代都要经过一个学习期。它要吸收已存文化，按己意加以改变，使之多少与前代不同。这种吸收不即是创造，不即是新文化价值之形成，而只是一种前提而已。就某种程度讲来，以上所说的也可以适用到起来作历史创造的劳动阶级的命运上。所要补充的只是，在无产阶级脱离了文化学习期以前，他已不复成其为无产阶级了。让我再复说一次，第三阀的资产阶级上层曾在封建社会的屋脊下经过它的学习期；当它还在封建社会的胎中，它在文化方面便已超过了旧的统治阶级，并且在取得政权以前，就已变成文化的推动者了。就一般无产阶级而论，或特别就俄国无产阶级而论，则适得其反。它在未能吸收资产阶级文化主要成分以前，便已不能不起而握取政权；它之所以不能不用革命暴力将资本主义社会推翻，便是因为这种社会不许它与文化接触的原故。劳动阶级要努力将国家机关变成强有力的抽水机以解除民众文化的饥渴。这是一件有无限历史意义的工作。假使我们不愿轻率的舞文弄墨，那么，这还不能即称之为无产阶级特殊文化的形成。“普罗文化”、“普罗艺术”等等的名词，十回有三四回是用来含糊地表示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文化和艺术，十回有两回是用来表示无产阶级中某些集团正从事吸取无产阶级前期文化底某些元素这一事实，而十回中倒有五回则系代表一丛概念与字眼，你休想从中找着什么头绪。

　　我们且从许多例证中挑出一个显然拖泥带水的，含糊的，且很带危险性的滥用“普罗文化”这一名词的最近例证。隋佐夫（Sizov）说：经济基础及与之调节的上层建筑体系形成每一时代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文化特性”，因此，无产阶级文化时代在这儿是和资产阶级文化时代并列在一起了。然而此地所指的无产阶级时代只是由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到另一体系——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短期过渡罢了。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前，同样曾经过一个过渡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在求阶级统治之绵续（而其企求也成功了），无产阶级革命则与之相反，其目的在于消除无产阶级之阶级存在，且尽可能的求于短期中实现这一点。这一期限之长短，则直接视革命成功的期限如何而定。居然把这一点忘了，而将无产阶级文化时代与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并举，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如此，那么我们就不能有无产阶级的科学了吗？我们就不能说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无价的科学元素吗？

　　自然，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说无论是就无产阶级的阶级武器来看，或是就一般的科学来看，都有莫大之意义。单拿《共产党宣言》来说，就比那经过许多教授专门编纂、考证、校刊过的历史丛书和历史哲学丛书，更富于科学的价值。但我们是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乃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产物呢？是否可以说，我们已真能运用马克思主义不仅为政治斗争之用，而且为广泛科学之用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中，自然是在资产阶级文化上而不是在无产阶级文化上长育起来的，假使没有工人阶级及其罢工、斗争、痛苦与暴动，自然便不会有科学的共产主义，因为干脆就不会有这种历史的需要。这种学说虽曾向资产阶级文化宣告作最后的决死战，但它终是在这种文化（科学的政治的）基础上建成的。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所浸润，成为它的最勇敢最诚实而且最有见地的代表者，在资本主义矛盾打击之下，卒跃达总的自我否定的地位，用一切批评的武器及资产阶级科学的准备步骤将自己武装起来。这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起源。

　　无产阶级并不能立即地，直到现在也还不能完全的从马克思主义中取得它的武器。而这种武器，主要的，且几于是绝对的，只能用之于政治斗争。辩证唯物论之普遍的实际的运用及方法论的发挥，还全在于将来。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马克思主义才能由政治斗争的片面工具一变而为科学创造的方法，精神文化的重要元素和工具。

　　一切科学在某种程度讲来，它会反映统治阶级的趋势，——这是不成问题的。愈是与征服自然有密切关联的科学（物理、化学、一般的自然科学），它愈为非阶级的全人类的宝藏。愈是与社会剥削机体有极深关系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或愈是抽象概括全人类经验的科学（心理学，非就其实验生理的意义而言，系就其哲学意义而言），则它愈须听命于资产阶级之阶级私利，而它对于人类知识的总和亦愈无何种意义。在实验科学方面视其普遍化的开展程度如何，而具有不同程度之科学的纯真性与客观性。照例，在方法论的新学和宇宙观这些绝高的学术领域中，资产阶级的趋势总喜欢更自由的找到这些地方驰骋。因此必须自下而上的来清理科学的结构，或更正确些说，自上而下的来清理它，因为这种工作的开始，必须从上层起。但如果以为无产阶级在运用科学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以前，便要批评的重建一切从资产阶级传来的科学，那就未免太憨了。这几等于和乌托邦的道德家一起说：在未曾建造新社会以前，无产阶级应该先升达共产主义道德的高峰。实则无产阶级固应激烈的改造伦理，也应改造科学，但这只是建造新社会（纵然是粗枝大叶的）以后的事。这我们不是走入了魔道吗？怎么可以借助于旧科学和旧道德来建造一个新社会？这儿我们却需引用一点辩证法，即是我们现在在抒情诗中，在公务中，在白菜汤和粥中，无处不胡乱应用的辩证法。将无产阶级意识从资产阶级心理束缚之下解放出来，需要某一些依据，和某一些科学方法，无产阶级前锋在开始工作时便须找到这些的根据和方法；它在学习这些，并且一部分已经学到家了。它已将它的基本方法，在历次战斗中在各种情况下试验过了。但这还和无产阶级科学离得很远。尽管党还没有决定是否接受电子和伊洪的假设，佛劳特（Freud）的分析心理学和相对论的数学新发现等，但革命阶级依然要不停的向前斗争。固然，在取得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得到了更大的可能去学会科学并且去审查科学。但做起来决没有口说那么快。无产阶级绝不能等它的新科学家们（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还穿着短裤在街上跑呢）把一切知识的工具和道路，清理审查好了才来从事社会主义的建设。它对于那现有的科学方法和结论，一面要排除其显然不需的、荒谬的和反动的成分，一面要马上用之于建设工作的各方面去，有时这中间甚至难免挟入了一些反动阶级的掺杂物。这，实际的结果会从头到尾的来校正它，因为在社会主义目标统驭之下，既得的实际结果，自会将一种理论的方法和结论逐渐加以统取和检讨。这时自可以在一种新环境之下养成一些科学家。无论如何，在未能自上而下的将科学加以总清理之前，无产阶级定要尽可能的提高社会主义的建设。亦即是尽可能的满足一般社会之物质的文化的需要。这在我全不是说，我要去反对那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工作，而这种批评检讨工作，在各方面正用着研究班或专科的方式在那儿进行。像这类的工作本是必需的、有效果的，应该用各种方法使之扩大而且加深。但我们却又需保持马克思主义者衡量事物的眼光，认清现时此种经验与努力，在我们整个历史工作中应该占多少分量。

　　以上的话，是不是说在革命专政时期，从无产阶级行伍中，全没有产生科学家、发明家、戏剧家和诗人的可能呢？并不是全无这种可能。但若果随便指某个工人出身者的某种有价值的创获，说这就是“普罗文化”，那便太过于轻率了。文化这一概念，不能像零用钱一样可以随便替每人分发，而且，也决不能单凭某个发明家或诗人之一纸无产阶级护照，以决定一个阶级文化之成功。文化是知能的有机总和，它表现全社会或至少是它的统治阶级的特性。它遍处而且渗透人类创造的各方面，并把它联成一体。个人的创获超越这个水平，同时便渐渐可以使这个水平提高。

　　现时我们的普罗诗歌与整个劳动阶级文化创造之间，是否有此种有机的相互关系存在呢？很显然的，并没有这种相互关系的存在。无产阶级某些分子或团体，正开始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创造的艺术相接触，且一直在十分折衷地去运用它的技术。难道这为着要表现他们内在的无产阶级的世界吗？事实上远不是如此。无产阶级诗人的创作尚缺少一种有机性，而这种有机性须使技术与整个文化的现状及其发展发生极密切之交互联系才能产生。我们有高明的天才的无产者的文学创作，但这并不就是普罗文学。不过，这也许可以算是它的支源之一吧？

　　自然，在现今世代的工作中，已显露着许多的胚种、根荄和支源，后辈们有人将可以循着这些线索以追溯将来各种文化的前踪，正如我们现时的艺术史家将易卜生剧场追溯至教堂的神秘，将印象主义与立体派追溯至僧侣的绘书一样。在艺术组织中也像在自然体系中一样，亦是一切不会消灭，一切互相连属的。实际具体而且重要的是：从无产阶级出身的诗人，它们现时的创作，迥还不是循着准备未来共产文化条件的历程——亦即是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历程而向前发展的。

　　杜保夫斯基（Dubovsky）很懊丧，因为它有一篇文章激起了普罗诗人团体的反对，在这篇文章中——据我看，除了一些可疑的思想而外——固自表出一些真理，虽不免有些悲苦意味，但大体是无可訾议的。杜保夫斯基的结论是这样：普罗诗歌不能求之于“库司尼查”（Kuznitsa，原意系冶铁厂）社中而须求之于无名作家投稿的工厂墙报中。在这个结论中固亦含有正确之思想，虽立论似近乖僻。同样亦许可以这样说，无产阶级的莎士比亚们和哥德们，现在还正在光着脚到处乱跑并且都还在初级小学中上学哩。无疑的，工厂诗人的作品，就其对工人阶级的生活，环境与兴趣而言，它是比较更富于有机性。但这也还不是普罗文学而只是一种文字上的鸿爪用以表明无产阶级文化增高之微小历程而已。我们在上面已经解释过，这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工人通信员、地方诗人和宣示人（Revealer），他们都是在执行着伟大的文化工作，在锄开地面，将它准备好，以为将来播种之用。而文化与艺术的丰收将是——应该很愉快的说！——社会主义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了。

　　普列特涅夫（Pletnev）在《论普罗诗歌之道路》一篇有趣的文章中曾提出这种意见：普罗诗人作品，撇开它的技术价值而论，它大体已和阶级生活发生直接之关系。普列特涅夫举出许多普罗诗歌作品为例，以充分证明劳动诗人的心情，是在随着整个无产阶级之生活与斗争的进程而变迁。他并且特别指出，普罗诗歌作品——虽不是整个的但却是多数的——乃是文化历史的重要文件，这一点也是毫无疑义的。但这并不是说，那些作品乃是艺术的文件。普列特涅夫在表扬一个从祈祷心情升到交缓革命心情的劳动诗人时，他说：“假如你高兴，你尽管说这些诗歌是微弱的、旧式的、不通的，但它难道没有指出普罗诗人生长的道路吗？”无疑的：微弱的、平淡的，甚至是不通的诗可以指出诗人与阶级之政治生长的道路，且可以有无限文化表征的意义。然微弱的，尤其是不通的诗歌并不能形成其为普罗诗歌，一般讲来，且并不能形成其为诗歌。普列特涅夫循着无产阶级之革命的生长以追溯劳动诗人的政治演进时，他很确切的指出，在最近几年中，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开始以后，许多普罗作家有脱离阶级的事实发生，这是极可注意的现象。普列特涅夫以党对于诗人的忽略来解释这种“普罗诗歌的危机”以及那同时发生的形式主义与俚俗主义的趋向。因此以至说，诗人“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压迫而清退下来了，或者还正在溃退”。这个解释显然太不充分。那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压迫还存留在我们中间呢？何必这么过甚其词。党过去对于普罗诗歌是否能给予以更大的援助或不可能，这个问题且不置论，但只是这一层，亦迥不足以概括那种诗歌本身缺乏抵抗力的全部问题，正尤之单用“阶级的”深刻暗示（这是“库司尼查社”宣言的调子）绝无补于它的内力不足一样。事实上是，在革命的前期或初期，普罗诗人不把诗艺视为有其特殊规律的艺术，而是把它视为一种鸣诉不平及表现其革命心情的工具。只是到了近几年，内战的紧张已经弛缓之后，普罗诗人才逐渐注意诗歌的艺术与技巧。于是又发生这样一种情形：无产阶级的在艺术范围以内，还没有造成一种文化的背景，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无论好坏，这种背景总是有的。问题并不在于党或其上层“有没有充分加以帮助”，问题却在于下层的艺术修养太不够：艺术也和科学一样，需要素养。苏联无产阶级有其政治文化，——其程度足以保持专政之存在——至于艺术文化呢，却还没有。当普罗诗人还杂在军阵之中时，他们的诗歌则固如上所述，含有革命文件的意义。但在诗人之前发生艺术与技巧问题时，他便自然会不由自主的要开始替自己找出一种新背景。所以这儿并不是简单忽略的问题，而是由于更深刻的历史环境的关系。然这并不能说，陷入危机中的普罗诗人，会永绝于无产阶级。我们希望，至少总还有人能从这个危机中振拔出来。这又不是说，现时劳动诗人之分化，便足以替伟大的新诗歌筑下一个坚固不拔的基础。不是这么一回事。就一切表征讲来，这是属于下一世代的事，要进入这一世代必然要经过一些危机，因为在这样一个长时期中，缘于阶级文化之未能充分成熟，必然有文化思想的团体，会走向不正确的，迷惑的，错误的道路上去。

　　仅就文学技术之研究而言，便已是必需的且非短时间所能成就的步骤。很显然的，只有技术很娴熟的人，他才能够运用技术。我充分可以说，有许多年轻的普罗作家，不是他们支配着技术，却是他们为技术所支配。这对于天才作家。只能算是发育时期的小病。然对于那些不善运用技术的作家却会使其成为“不自然的”模仿家甚至成为小丑了。由此而做出这样的结论，说工人不需要资产阶级的艺术，这便太奇怪了。但有许多人竟陷于此种错误。他们说：“给我们些什么，纵使是百孔千疮的都好，只要是我们自己的。”这简直是一种虚伪的诞语。百孔千疮的技术并不能算技术，且也不是劳动阶级所需要的。以“百孔千疮”为满足的人，他们根本上便是蔑视群众，也像高明的政客一样，虽然根本不能信任阶级的力量，然当“一切顺利”时，却要趋炎附势的去颂扬它。许多头脑简单的呆人，受了这种愚弄的结果，每每喜欢重复背诵着这个假冒无产阶级招牌的简单公式。这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这只是反动的民粹主义，在“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之下，不过稍为改换了一点头面而已。“普罗艺术”绝不是次劣的艺术。我们必得学习，虽然“教科书”——于必要时须借用敌人的——中含有其本身的危险性在。我们必得学习——且特殊讲来，普罗文化组织之重要，不能就其创造新文化的速度来衡量，而须就其帮同提高阶级（自上层始）文学水平的限度来衡量。

　　像“普罗文学”、“普罗文化”这类的名词统统很危险，因为他们误把文化的前途，拘限于现日之狭隘范围中，他们违反透视法，破坏比例，灭绝标准而且培植党派的傲慢——这一点尤其危险。

　　但假使我们否认了“普罗文化”这个名词，那我们对于普罗文化组织将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以为普罗文化组织，其作用乃在于从事普罗文化的建设，亦即是坚决作提高工人阶级文化水平的运动。实则此种解释固丝毫不减普罗文化组织之意义。

　　这篇文章是从托氏《文学与革命》一书之第六章译出的。后面本还有三小段，系附带批评苏联文艺界的某几种趋向的，以其较为次要，兹暂从略。
　　近几年来——尤其是近一年来，“普罗文艺”问题，在中国文坛上嚷得十分热闹。但不幸得很，我们所见到的那些摇旗呐喊得最起劲的先生们，大都对于问题本身没有什么真知灼见，只是抓住了一些“捕风捉影”的口头禅在那里自欺欺人。
　　他们把“普罗文艺”的商标，像“出卖伤风”的纸条一样，随便向任何一个垃圾箱上乱贴。最有趣的是：昨天还审查过某人的作品，认为它够不上资格贴普罗的商标；今天一觉睡起来却尽可发现自己的错，赶忙向人家“赔罪服输”，“自承胡闹”。天晓得！这个年头儿究竟是闹的些什么把戏。
　　他们的文艺理论，有的是东邻的来源，而东邻的左翼文坛，其本身也便充满着乌烟瘴气。从这种乌烟瘴气中我们可以检析出两种主要的组成成分：其一，是布哈林的机械论；其二，便是卢那察尔斯基的二元论。在这两种成分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艺术观，与真正辩证唯物论者的艺术观，自然毫无共通之点。我们为要校正这些不正确观点在中国革命文坛上的散布，特先把托氏这篇文章重译发表出来，以后我们还要陆续对于这个问题有所论列。

1930，5，24，译毕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