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
垄断资本主义与经济学
（阿特拉斯著，彭苇秋译）
一、经济与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进化的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进化之规律的别面。经济学与经济间的相互关系，不外是“上层建筑”与“基础”间的相互关系。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科学，并且是这样一种科学：它是调节于某个阶级心理的思想成分。然而，经济学这种思想因子的特征，即在于它研究的对象就是“基础”本身——经济。这是所谓“基础的上层建筑”，亦即是说：此种上层建筑，较之其他的思想成分，要更显明的表现“基础”及其一切的矛盾。
要认识某一种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社会特征，不需要怎样在“经济学上”探寻，因为后者（经济学）很明显的就陈列在你面前，并且材料的本身就提供出他自己，描述出理论智识与决定理论智识之经济基础间之相互联系来。
斯塔浮尔德在他著名的贵族商人医士的对话中，完全没有露出工业资产阶级，从这一件事中，还不就明显的说明构成该时代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吗？
亚丹·斯密拿制针作坊来明显的证明大工业对于手工业个人生产的优势，显然的，此种的叙述直接就指明了该种理论的基础。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初步》中，也是汇集了这一些研究与叙述的材料，因为当时每章所讲到的都是机器，而此种活的与死的劳动（固定的与流通的资本）与劳动价值规律间的矛盾，也正是给了前世纪这一聪明的经济学家之不可解决的任务。
为了节省时间，不妨碍我们往前研究起见，我们不再引证政治经济学最近历史中之此种类似的叙述了。因为这些事实横竖在后面还要指明的。如果正确的了解了他所研究的材料，那末对于经济学与经济间之密切的联系，或许就有一个相当明了的概念。
普列哈诺夫叙述马克思所决定的一切社会制度的基本因子间的联系，是用下面一个比较扩大的图表：
1.生产力的状况。
2.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经济关系。
3.在现有的经济“基础”上所产生的社会政治结构。
4.部份的直接由经济部份的由社会政治结构所决定的社会人类的心理。
5.反映在此种心理的特性中之各种不同的思想。
普列哈诺夫所提出的这一个“贯彻着唯物主义”的一元论的公式，当然也没有否定此各个连环间互动的可能与必要。
政治经济学不只是对于物象的写真，也不是一个消极的因子，他本身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也表示绝大的影响。如果说：古典派政治经济学之出现于英国，是整个的完全由经济来限定（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样承认，一切经济学史与英国国民经济史的深刻的研究者都这样的承认），那末就很显然的，在另方面古典派所提出的原则“Laisser Faire, Laisser passer”之发展与普遍化，也促成了生产力之凶猛的增长，并且决定了未来的政治经济学的进程。考布金以“自由贸易联盟”而取消了面包条例，并且因此而更巩固了英国的工业资本主义。但是，如果是没有李嘉图，考布金是难以成其为考布金，亦正如没有旧历史学派的鼻祖李斯特，而难以有德国的保护关税制一样。
布加考夫就已经讲过：“政治经济学和一般的社会科学一样，是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合体。”在这一点上布加考夫是正确的。“纯粹的”，亦即是说与阶级心理和利益不相联系的，“抽象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存在的，亦正如“纯粹的”哲学或“纯粹的”艺术之不存在一样。
如果说“政策”（亦即是形于一定形式国家机关中之社会的阶级结构。）是总的表露于某种思想形态之中，那末在政治经济的关系上（政治经济学此名称中之“政治”一字也不是偶然用来的，虽然此字意义在此处已有变化），此种科学与“政策”间的联系，将更要密切而显然。
虽然各个现代的经济学者，永远是郑重声言纯粹客观与“绝对科学”（即超政治的）的研究任务，但是无论何时何地也不会有过一种经济理论，它是脱离开阶级经济政策问题的。纵使理论的作者不肯公开的将这些关系宣布出来，但是他的理论的本身就提供出他自己来了。
我们试拿以阐解为本职而论货币的实质，在数量与质量上都甚丰富的文字来看。克纳朴当然是以“纯粹”科学的目的，而发明货币的实质的，但是他所创立的唯名主义（Nominalism）却正是国家货币政策的基础，而在这些政策周围，参差了许多种阶级与阶级内部的利益与矛盾。唯名主义与金币论同时既是理论又是政策；没有不适合于某种货币理论的货币流通政策，反之，没有一种货币理论，他不是同时既解决“抽象”理论又解决货币政策之主要问题的，并且是给后者（政策）以基本的指导原则的。
李嘉图是流通学派（Currency School）的主脑，而同时他在金币委员会（Bullion Committee）中所拥护的货币政策原则，完全调节于他们所创立的抽象的数量论，并且其原则完全是由此种抽象的数量论而产生。他的著名的论文《金币价格高涨乃银行钞票价格衰落的明证》，就是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综合的显明的范型。
且看另外一个例子。十九世纪初叶，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在国会中），站在古典派的理论原则之基础上，施行与工厂法运动作斗争（因为此种工厂法是破坏了“Laisser Faire”原则了），并且还要求许多保守党员如Shaftesbury，Faielden'a，Oastler'a等贵族的压迫，以经过国会而实现许多自己的工厂法。此种的例证我们还可以再举出许多。
我们既确定了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之一体之后，还要讲一讲上面所引证的普列哈诺夫的图表。我们不要认为图表中的五个因子是分阶梯的，是一个个顺次依属的。生产力当然是社会一体的基础，但是直接与生产力有联系的社会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的因子也是有特殊的联系的。
不能够说：社会心理或思想是直接调节或反映政治结构，只能说是间接的（经过后者）与社会之经济基础有联系。
马克思说“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真实的基础，在此真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法律与政治的上层建筑，而社会意识的某种形态亦完全与此真实的基础相适应。物质生活之生产方法决定一般的社会、政治与精神生活的过程”。
此处没有什么阶梯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的一定形态”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一样，都是调节着“社会的经济结构”。此双重连环对于“基础”的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他们不只是受同一的基础的限制，他们彼此间还有相互的联系。
我们认为此种校正是必要的，因为“上层建筑”联系之“阶梯”论，是不能够正确的认识政治经济学与思想的进化的。在这种场合下我们需要将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相互对立起来，并且承认两者是平等的。在某种情形下，经济理论实际上只是建基（“支持”）于已经构成的经济政策的体系之中。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下，经济理论则又提出了经济政策之新的原理。而此种新的原理在将来还要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之某个集团之实际所采纳。因此我们不能够提出此种谁“接近”于“基础”的问题。经济理论呢，还是经济政策。当经济理论只是在“依属”着经济政策时（例如德国的历史学派），他们两个对基础的关系是站在同一的距离的；当经济理论提出了新的经济政策原则时（如英国的古典派），那末就可以说：现存的经济政策的体系与调节于生产力发展之路线的经济理论，两者间存在着一种矛盾。此时生产力的发展已与经济政策发生冲突，而此种冲突的解决，只待于新经济政策体系的实现，而此种新经济政策之体系，也在经济理论之发展中准备起来。例如，美国的政策许多年都是保持着禁止垄断协定的原则，但是经济发展的力量比政策还更大些，而判定此种性质政策的经济理论，就完全适合于经济发展的趋势了。
英国的古典学派，当还在重商主义的体系时，在理论上就已经创定了自由贸易的原则，结果终于实现了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的凯旋。
经济政策，我们不要认为狭隘的只是国家的政策，例如：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等等。统治阶级实现他的政策，绝不一定要经过国家的形式。当然，无论在何种情形下，他也要利用自己的力量以压迫国家机关，要求立法机关施行他一定的路线，但是经济政策的含义，绝不仅限于此。
例如：加特尔化与托拉斯化无疑义的是资产阶级统治阶层之一定的经济政策的表现，但是此种加特尔化政策（一般的就是垄断政策）的实现，是不曾经过国家的，例如美国的大工业资产阶级只要求过政府不要妨碍此种过程，因此而复活了“Laisser Faire”原理，但是此种复活完全是在另外的条件之下，而得到的是另外的结果，因为此种原理当十九世纪的前半叶时，不外是自由竞争发展的工具，而现在此种原理的应用，却是向着相反的——垄断的方向发展了，因此，此种体系也正是古典派所斗争的对象了。
经济政策——这不只是国家的方法，而是各个阶级一体的或单个部份的为了巩固与发展其经济力量之一切行动之总合。如果我们说：利益的矛盾不只是存在于各阶级间（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地主阶级）与阶级内部（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工业的与财政的资产阶级，贫农与富农，工人贵族与不熟练工人），并且还有在世界经济中之同一阶级间的矛盾，那末经济政策的意义，就更丰富而且有各种各色的属性了。
如果认为世界经济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的社会，那末在此种社会中，不断的阶级斗争（各个社会集团为了分得社会的生产品，主要的还是为了分配由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在过去在现在都是沿着此三条路线的。每一个经济政策，归根结局都在于要求增加某一个集团之社会生产品的分量，并且使生产力的发展也依属于此目的之下。
只指明出一般的阶级经济政策之不足，即在于此。所以当我们讲到工业资产阶级的时候，我们必需计算到此工业资产阶级在世界的经济体系中之地位如何（而此工业资产阶级更永远受本国的国家制度的限制）。
根据我们对于经济政策的定义，已经十分显然：经济政策不外是阶级斗争。而成为某种经济政策之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要创造出代表其阶级的某种“社会思想”，此种“社会思想”在实现该阶级的经济发展或巩固其经济的统治上是必要的。因此，对于一般的资本主义结构的辩解（并且对于某一时期，某一国家之具体的形式的辩解），这是每个资产阶级的理论经济体系之必要的特点。
因此，辩解不过就是经济政策，因为此种辩解是阶级统治的有力的武器，因此，资产阶级在他争经济统治的斗争以及保护关税或美孚油公司之帝国主义的侵袭上，此种武器都是必要的了。
※ ※ ※
布哈林说：“每一种科学都是由实际中由社会人类同自然的生活斗争以及各个社会集团彼此间的生活斗争的条件与需要中产生出来。”——这当然是公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立场。
但是，要解释某种埋论经济体系的社会现象，此种一般形式的立论是不够的。根据上面我们所已经说过的，我们应当将理论的经济体系分为两种彼此密切交互掺杂的作用。
第一，政治经济学是反映一定阶级的心理，它永远是以自己阶级（或该阶级之某种集团）的观点，来分析“经济结构”，而正是随着他此种观点之不同来决定他对于现存的经济制度是批评还是辩护。当资产阶级需要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封建组织的壁垒施行斗争的时节，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是曾经批评过封建组织的，但是，当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已经完全肃清，而阶级的矛盾也已经变为另外一种形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时节，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例如：斯益、马克辽德、巴斯加、卡利等等，他们就由批评下亦即是进攻，转到辩护，亦即是保守了。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结构，已经不再攻击，而只是拥护了。
由此看来，经济学者永远是批评者与辩护者，随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之不同，他所持的态度亦各异。当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广大传布的时候，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又转向进攻的——批评马克思的理论了，但是很显然的，他们现在所保持的不过是“以攻为守”的战略而已。
边巴维克对于马克思的价值论是怎样热烈的批评，但是很显然的，他的批评绝对没有任何其他的积极任务的，唯一的任务就在于证明“实质上，资本的利息是不能作为他（马克思）虚妄的责难的材料的”，这即是边巴维克对于使他成为维也那大学讲座的现存制度的拥护。
然而，如果我们断定了各种经济体系的一体是某一个阶级——资产阶级思想之后，我们还要发明并且在现社会的根底上去解释他们间之区别，那末只一般的判断为辩护（或辩护的批评），在论证上还是完全不充分的，因为所有的资产阶级的理论都是辩护的理论。
为了解释这些区别，我们不能够着眼于某个作家的才力的特性，只可以观察那在现有条件下决定他辩护的对象的社会材料。根据历史条件之不同，而过去那些批评的对象，现在却成为辩护的对象，此种辩护的对象，在将来的发展中却又变为批评的对象，因此，我们的所得是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
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是从否定（批评）封建式的垄断中产生，而走到对于自由竞争的辩护，并且以批评自由竞争与辩护资本主义的垄断而完成其发展。此种辩证的过程，我们希望能够在新的政治经济学之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研究出来。
但是，不只是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时期，即便在同一的历史时期之中，也可以发现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在辩护的趋向上深刻的分歧。无疑义的，西斯曼与巴斯加实质上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但是西斯曼批评的武器，恰好正是巴斯加辩护的对象，反之巴斯加之批评也恰好是针对着西斯曼辩护的对象。解释此种矛盾是很简单的。经济发展的过程，将统一的资产阶级分裂为许多集团，在这些集团之中，首先就可以分出小资产阶级以及与他对立的，剥削并消灭他的独立性的大工业资产阶级。由此而产生了上述两种针锋相对的经济体系。
在下面的分析中，当我们讲到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时，我们所注意的只是资产阶级领导阶层的思想，资产阶级中那些统治着其余的各阶层之某一阶层，因之也统治了社会之全经济机体。自然，资产阶级中这些阶层的心理也正是培养一般的经济科学的精液。
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以及由此发展而产生的矛盾，是与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下社会矛盾与阶级斗争的真实发展相并行的。”此种原则是本书的基本指导枢纽。资本主义结构的真实矛盾的发展，根本变换了辩护与批评的性质的及经济理论的一切内容。但经济的内容绝不仅限于辩护或批评。
如果我们在总的目标上只认定是辩护与批评，认定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之自觉的或在自觉之下之目的行为，那末我们就不能够认识与解释政治经济学之新的进化了。布留敏在自己的著作中，批评奥地利学派为“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产生的人工的产物，人工的理论创造”。此种估量就是站在上述的立场之上了。当然，阶级斗争的过程，激发起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探寻新的坚固的经济体系，但是，约蔓斯、瓦尔拉斯与敏哥尔这三个彼此不相依属的著作家，同时都创造了界限效用说，而不创造任何另外的“坚固”理论体系，难道我们能承认这是“人工”的，因之也是偶然的么？
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之所以创造同样的界限效用说，这绝不能是偶然的，而是有他的客观基础的。解释此种“基础”，只认定在经济科学的战线上思想的斗争为阶级斗争之形式一种（但不是唯一的形式）是不够的，还必须求分析资产阶级经济政策中之新的任务。
上面我们已经决定经济政策为各个阶级一体的或单个部份的为了巩固与发展其经济力量（因此首先就在于增加其社会生产品的分量）的行动与方法（或经过国家机关实现，或不经过国家机关）的总合。批评与辩护只是此种斗争之一方面，只是其思想的形式。但是批评或辩护之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此种手段只能创造出一种调节的社会空气，以实现此种斗争之最初目的——在现代社会中增加资产阶级之剥削部份。
但是，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合为一体的政治经济学，他不仅是在一般的形式上答复此种剥削之可能，并且还要在具体的形式上指示出此种剥削步骤。他不只是证明可以剥削，他并且证明需要怎样剥削，以“怎样的方法”达到“最低的消费”和“最高的收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何时何地都在执行此双重任务：1.一般的为此种剥削作辩解；2.指出某种形式或提出某种原则，以使在现有的条件下在此方面取得最大的效果。此种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统一，贯彻在一切的理论经济体系之中。只有以此种观点，能够解释重商学派、重农学派、古典学派、历史学派以及最后奥地利派与现代的马尔沙尔、克拉克等的折衷派。
老辩护家克辽德完全正确的说：“政治经济学是在经验的叙述中辩明自己的真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最抽象的理论，是与此种“经验”相联系的，并且马克思主义研究家的任务就在于将此种理论拿到“经验”上去。
资产阶级经济学，一方面是永远受此种“经验”所培养，另外一面即又是此种斗争的武器，并且当经济学所提出的原则不能成为好的武器时，则对于此种不调节于新的“经验”之旧的“真理”，施行根本的修正。
还要讲明：我们现在所提出的分析经济理论进化的原则，绝不是由我们所发现。
在布哈林《有闲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中，完全即以此种原则给了古典学派与历史学派以社会学的评判。布哈林认为：“虽然他们（即古典学派的经济学者）过去是英国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但他们所讲的却是一般的经济生活的规律。”的确布哈林也认为历史学派，同英国以及切身感觉到英国竞争的压迫的德国工业资产阶级比较起来，乃是一种落后的产物。因此，布哈林是以具体的经济利益的观点，划分了古典学派与历史学派，因此也是以同样的观点划定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与不同的历史时期中之不同的任务。此种方法是唯一的正确的与科学的方法。如果说在估量这些学派（古典学派与历史学派）时，马克思主义者间没有什么分歧，可是在以社会学的观点估量奥地利派与现代各派别时，矛盾的观点都是免不掉的。其原因即在于：我们在估量奥地利派时所得到的历史远景是太小了，尤其是在现代的各个派别中，此种远景已完全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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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资本主义的进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商业工业与财政（垄断）资本主义，其原因是因为我们认为每个时期的经济背景在原则上不同于别一个，那末，在政治经济学的进化上，我们也必需划分出与此相同的阶段。
政治经济学中之重商学派及其后起的货币论与贸易抵算论，是调节着商业资本主义时期，这是已经确定的事实。古典学派的理论，正调节着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已发展了的（但还未终结其发展）工业资本主义，这也是已经确定了的事实。
同样的也可以说：从自由竞争的工业资本主义转到了垄断的财政资本主义，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切内容随之也起了根本的变动。此种转变，在程度上讲无论如何也不亚于由重商主义到古典主义。
然而此种转变究竟在何时发生的呢？其具体的表现在哪里呢？资产阶级的书籍对于这些问题已经给了答复，下面就要指明，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经济学者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之新的形态，而正确的领受了经济学之新的精神。
为了述明理论上的此种转变，我们必需先解释（虽然是很简短的）此种因为新的经济环境关系而遭受了严重修改的古典学派的理论。但是我们只限于分析理论的根本基础而不能够一一的叙述其全体系。
价值（或价格），分配（利润——利息——工资——地租）与复生产——恐慌，这是一切经济体系的中心。价值论（建基于一定形式与原则之方法之上）可以说又是此中心体系之基础，价值论建立起自己的标志，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预定出（如果该学说体系的发展是循序的、演绎的）一切基本的经济问题的集体的解决。
分析那由经济实体进化的基础所产生的价值——价格——论的进化，给我们以认识整个的理论经济体系进化的锁钥，其原因即在于此。
我们的任务就在于解释古典学派的价值论（自由竞争的原理即建基于此价值论之上）怎样并且为什么发展到了自身的否定，并且代之而起的胜利的凯旋者——界限效用说，怎样和为什么根本的否定了一切解释现象之因果相属的科学理论。但首先我们先讲一讲关于古典派进化的社会历史基础。
二、古典派经济学的衰落
英国古典学派的经济学者，是工业资本主义凯旋的歌颂者。结果引起了后来瓦特、哈尔利夫斯、亚尔克拉特与克蓝普顿的技术发明，此种发明从唐伯时起即可完全称为“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
不错，此种凯旋的第一步，已经就暗示了工人的公开的斗争——拥护那旧日禁止使用机器的法律，例如因为一八〇二年维尔特史尔与麦史尔两处骚动的结果，在这些区域之内棉纱的生产上都未得应用机器。在另方面圣西门的《日内瓦通信》也在此同年出世；一八〇八年傅里叶的第一部著作出版，虽然其理论的基础只是关于一七九九年；最后，合作运动的鼻祖欧文在一八〇〇年一月一日得到了纽蓝纳尔克工厂的指导，进而实现担负在他身上的勇敢的社会尝试的历史光荣。
然而，无论圣西门、傅里叶、欧文，怎样革命的起来反对此种新社会关系的物质形态——机器，无论他们怎样创造社会乌托邦的思想与尝试，他们也没有力量挽住此种在社会生产关系上的革命，此种生产关系的革命是技术革命的必然结果。恩格斯说：“如果说一八OO年代，新社会结构的冲突还只是在萌芽，那末解决此冲突的方法将更是合理的。”
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的有力的支点，生产力的“动摇”更使生产关系往前进。生产关系之新的形态——资本主义——决定“古典学派”的新的经济理论的出现，随资本主义之发展，此种经济理论亦因之而发展而巩固。
肯尼、斯密、李嘉图诸学说之异于以前或后来的各学说的特征，是大家都晓得的，我们现在只提出其几点，以作为我们分析新的经济学派时的对照。
如果说：在以前商业资本主义的时期，资本主义利润的唯一形态，就是此种与工业因之也与劳动没有直接联系的商业利润，那末现在从十八世纪后半叶起，一般的状况就大大的变更了。
以前因为商业的联系薄弱，因为没有适当的交通，因为到东方诸国的贸易要遭到危险且时间上也特别久远，所以资本主义式的商品回转是很稀少的，商品劳动价值量的决定也不能形成调剂的作用，在交换经济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此种劳动的价值才发生调剂的作用。
商业资本主义思想家——重商主义者，他们注意的中心都是贸易都是回转，并且以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此种由回转而造成利润的学说与实际间的矛盾，是不存在的。
回转（消费）的观点，被古典派的彻底的生产观点所代替，此种观点（生产）的产生，是直接由于十八世纪的后半叶与十九世纪初叶之生产力的突飞发展。
垄断的与经济生活之万能的条例的观点，也被一种自由竞争与国家完全不干预经济关系的思想所代替。但是此种自由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之所谓“永久理性”之最高理想的表现，在实际上却有些不同，这不过是将该时期的“中等平民转变为资本家，而此资本家的‘特性’，就在于他以工厂的方法生产生产品，在当时所统治的历史一定关系中进行贸易。”（恩格斯）。
利润与价值和生产与劳动间的联系，从实际的经验中使资本家显然的了解，因此而创造了辟特——斯密——李嘉图的古典学派的价值与分配的理论，由应用大的技术（最初手工业，然后机器生产）而引起劳动量的缩小，使商品的价格能够降低，扩大商品的销路，将手工业家庭工业的作品从市场上排挤出去，最后，增加了利润量。但是此种过程之能够实现，只有在消灭了万能的行会壁垒之时，例如：学徒条例、商业垄断、粮食税等等，这一些都是阻碍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赘物；古典学派所倡导的所谓“坚固的”与“自然的原则”的理论，在一八二〇至一八五〇年，被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在实际中实现出来了。
古典学派的市场与恐慌学说与他们的价值论和分配论有密切的联系。马尔萨斯与西斯孟，李嘉图与斯益，这两方面的理论斗争是大家都晓得的，关于他们此种争论，我们现在只指明一点，就是：他们此种争论绝对不是工业资产阶级间思想的冲突，而是在现有的情形下各种不同阶级集团间的利益的冲突。马尔萨斯与西斯孟他们共同证明“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之不可能，剩余价值实现之不可能，因此必然的发生不断的资本主义恐慌，他们所反映的是敌对工业资产阶级的阶级经济政策的利益。他们的悲观主义——不信任资本主义进化发展的可能——只是一定阶级的经济政策的理论的反映。马尔萨斯——土地的占有者，西斯孟——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铁蹄”下遭受到无情的摧残的独立的小生产者。
西斯孟在大陆上批评“英国”的工业资本主义，并且指出了由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社会的贫困。这完全是“大陆派”的批评，正如图干-巴兰纳夫斯基所指明的那样：大陆诸国，尤其是西斯孟的家乡瑞士纺织业的状况，较之英国的手工纺织业要强的多，因为在这些地方（大陆诸国）农业还没有与纺织脱开。但是小资产阶级的此种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与马尔萨斯的地主的批评相适应了。
因此，在经济学上反对古典学派的反对派，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反对派。当然，争论的解决者不是理论，而是实际，而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有力的发展。进步阶级的理论战胜了，他们的经济政策也促成了广大的生产力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就是此进步的阶级，其思想的代表就是斯密——斯益——李嘉图——约翰穆勒。他们都是乐观主义者，他们认为生产的发展没有什么社会的界限；现有的一切生产力可以尽量的利用，因为马尔萨斯——西斯孟——乔美斯——冒法特所提出的纯粹社会制度的界限，不外是需求，但是生产提高到若何程度，需求就扩大到若何程度。由此，供求的混合论，代替了简单商品交换的回转论。“生产的发展从来不能特别超过需求。生产是需求的原因，并且是其唯一的原因。生产如果是不能同时创造同量的需求，则亦不能创造供给。”（约翰穆勒）
他们将供求的一体论，转变为供求的混合论，因此，他们将商品的回转（即将“商品——商品”的公式，分为“商品——货币”与“货币——商品”）同简单的商品交换（商品——商品）混同起来。因此，恐慌是不会有的，即有也是偶然的，并且他们不是以生产过剩来解释，而只是以某些生产部门的生产不足来解释。
然而他们此种理论上的错误，也是有他客观的经济基础。当时，资本主义还正是在所谓创造时期，而且涵养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矛盾，还未能在明显的形态中表现出来。不错，当李嘉图（他的著作第一部是在一八一七年）以前，当约翰穆勒与斯益（他们的著作是在十九世纪之初二十年）以前，已经就有工业恐慌的发生了，但是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恐慌，因为此种恐慌的产生是由于特殊的，按布尼秦的术语就是：外来的因子所引起。例如：一七一九年的恐慌是约翰洛的财政活动的结果；一七二一年英国的恐慌是“南海公司”倒闭的结果；一七九三年与一八一〇年的恐慌是由拿破仑战争所引起。破坏经济体系平衡的因子都是从外来的。因此他们也不能够确证或否定李嘉图、斯益、穆勒他们所宣传的“自然的规律性”，此种宣传他们是由斯密的荒谬的复生产学说为出发——将社会的生产品分为V（可变资本）与M（剩余价值）与未定的C（固定资本）。
当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虽然实际上有某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但是此种障碍都是旧日经济关系的遗迹，——封建制度、行会制度以及其他许多条例及垄断等。
被一种经济斗争最有力的武器——技术的发明——武装起来了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他只要求一个自由生产与销售，因为，生产的扩大，随之生产的消耗亦特别降低，价格亦特别降低，这都是竞争的武器；所以，古典学派所高唱的，并且在他们的价值论与复生产论的基础上很科学的创立的自由竞争与消灭垄断（旧式的垄断）的原则，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经济政策的要求的真实表现。
垄断与垄断的价格，他们仍认为是一种过错。古典派史淘尔说：“垄断的最高的价格的可能只有在……；有时垄断要从自然规律的本身产生出来，但是很少是由人非正当的构成的结果”。在另方面，政治经济学已经为资产阶级下了命令：用全力扩大生产吧，因为这样既有益于你每个资本家，又适合于全社会的利益。斯益说道：“我们应当这样说：商品之不能卖出，是因为其他的生产品少”。换句话说：经济上困难的产生，不是由于生产过多，而是由于生产过少：“生产者愈多，生产品的数量愈大，则生产品的各种的与扩大的销售亦愈多。”
由此看来，古典学派的政治经济学，乃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之统一的最明显的模型。
古典派的经济学不只是批评了封建主义、重商学派，辩护了工业资本主义。他并且提出了完全适合于资产阶级实际的经济政策的一定原则，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才得到了伟大的成功：Hibbins说“经济学家的学理，结果被活动的人类实现在实际中了”。这是发生于十九世纪的初叶；自由贸易的凯旋，在一八四六年取消了面包税。
但是当自由贸易与英国工业家的激进生产还未能完全巩固了英国资本主义时，英国资本主义的结构就已经露出了破绽。一八二五年虽然没有任何“外来的因子”，虽然经济学者对于此新的经济结构有热烈的赞颂，但是完全出人意外的工业恐慌，究竟又发生了，并且从此时起恐慌就定期的排演。正是此种恐慌的必然实现，使西斯孟意识到劳动与资本间的矛盾，“因此，他在政治经济学上开始了一新纪元”（马克思）。洛伯萨斯很肯定的说：“正是一八一八至一八一九年的恐慌将西斯孟从斯密学派的热烈同情者，变为斯密的坚决的反对者。在二十年代，不仅西斯孟对于资本主义有所批评，拉温斯顶与郭德肯站在李嘉图的价值论的基础上也有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但是现在我们不再叙述这一些批评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了，因为我们的任务乃在于解释工业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学之未来的发展的阶段。
毫无疑义的，革命运动（一八五至一年的里昂暴动，一八三八起一八四二年的宪章运动）一方面在马克思的《经济学批评》未出世以前就加紧了经济书籍中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另方面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也不能不完全揭露出来：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的学说认为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利益相同，认为自由竞争的结果乃是全人类的幸福，全人类的调协，但是事实却愈益确切的流露出此种学说的荒谬。”（《反杜林论》）
正是因为事实“揭穿”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并且颠覆了李嘉图、斯益、约翰穆勒的一切调协说，站在阶级利益的观点上，资产阶级还必需努力的加紧辩护方面的经济理论，因之在舞台上乃有庸俗学派的出现。他们坚决的保持着古典学派的自由竞争的原则，发展了古典学派辩护方面的理论，他们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修正了古典学派的理论，因为实际上李嘉图的理论已经就“发现了，叙述了阶级间的经济矛盾——内部的联系暴露了此种矛盾，——因此，在经济学上发现了、创造了历史斗争及其根本的发展过程。因此加利促成这一点，就好像促成共产主义的父亲一样。
这是很显著的事实：英国在政治经济上创造了些最大的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等，因之在整整的半世纪中（从十九世纪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一直到杰莞西也不曾再有一个创造独立学说的大经济学的出现。此后，德国在保护关税的口号之下，才巩固了、发展了历史学派，其代表为：利斯特、洛色尔、希德伯兰、克尼斯、史冒莱尔等等。然而，德国工业资本主义在保护关税的庇护之下之有力的发展，同时要提高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又进入一长期恐慌的时期，此时德国经济学的代表就是些历史家，他们就直接宣布自己的原则，否定对于经济过程之抽象的理论分析，在其他各国就是些庸俗经济学者的出现，如马克辽德、巴斯加、加利等。
然而，英国的马克辽德、穆勒、辛尼尔、肯斯，法国的巴斯加、美国的加利，他们都不能创造新的派别，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完全还占在以前自由竞争的立场，而将辩护方面的古典的理论庸俗化了。
在自由竞争方面，他们整个的还是继续着古典学派的传统。例如，马克辽德曾说：“贸易上的堕断是一种严重的社会罪恶；因此，政治经济学乃是此种垄断的最大胆的破坏者”。
此时在大陆上又有巴斯加及其娇柔的“经济的诡辩学”的出现：他实行与蒲鲁东斗争，拥护资本主义，他最初认为资本主义乃竞争的工业资本主义。在巴斯加的许多论文中曾有一篇写道：“自由贸易应当割断寡头政治的对内掠夺，垄断和对外（殖民地）掠夺的根源，因为垄断与殖民地完全不适合于商业自由，不外是一种对于自由的人为界限”。肯斯在六十至七十年代的著作中也是激烈的垄断主义的反对者，拥护贸易的自由竞争。
但是，我们要问一问：此种建筑在浓厚的辩护色彩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自由竞争原则，是否已保证了工业资产阶级的阶级的经济利益呢？
对于这个问题是得到了否定的答复，其原因是这样的。古典派之以生产的观点来研究经济现象（首先对于价值），关于恐慌之不可能及需求的隶属作用的学说，一切这些原则在实际中都遭到了破产。在一八二五、一八三七、一八四七、一八五七、一八六六诸年中，英国是经历着严厉的工业恐慌。在七十年代从一八七三至一八七九的六年中又遭遇着工业的极端的衰落。失业工人增加，革命运动兴起，工人阶级的组织成立起来。德国与美国的保护关税制，促成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的强烈的发展。英国在七十年代就失掉了他过去在世界的领导。英德美这三国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减少了。在英国，在大陆诸国，在美国，都一样的进行着资本集中与集合的迅速过程，内部竞争的范围渐次的缩小，而国际上的竞争渐次的尖锐起来。生产的渐次递增是与他（生产）所处的“狭隘的消费的基础”相联系着的。工业资产阶级现在很敏捷的感觉到市场问题是他们的生死问题。古典学派的复生产论，斯益、穆勒的供求混同说，现在在工业资产阶级看来，真就是对于他们亲身经历的实际开玩笑。
资本家对于生产的威力，对于可以无限制扩展的信仰已完全失掉。“自由竞争”不只已经不是提救贫穷的万能剂，反之，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绝对不适合于工业与商业稳定的原则了。对于来日的希望已完全没有，恐慌与衰落成了家常便饭，因之工业资本家就不得不采取掠夺市场的方法，现在这些市场已经完全被他们所统治了。
以前的武器——生产技术，在过去是英国工业家的基本号牌，现在已经是市场竞争与扩大销路的无用工具了。每个人都看到了价格的摇摆不定（在恐慌时期），因此，必然的要打破以前认价值由劳动与生产的消耗来决定的观念：表面看来，价格的涨落是与生产的消耗没有任何联系的。工业资产阶级现在注意力的中心，已不是生产技术，不是劳动，而是市场，而是回转，而是供求了。
因此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为资产阶级提出了根本改变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的问题。而政治经济学（下面要指明）形成的本质，就在于理论上表明出此种新阶级的经济要求。
古典派的经济学以及许多无用的庸俗的古典派的辩护者们（他们在各种场合上都保持着那些旧的与实际有不可共存的矛盾的真理），已经能满足资产阶级的积极任务了。旧经济学已经进入了死巷，因此，创造新的理论经济学的体系，不只是辩解资本主义，并且还能够提出与建立新的经济政策原则，只有这样才能脱开这条死巷。此种调节于十九世纪末叶的新学说，就是界限效用说。
我们现在还要指明一点，就是为什么在德（与奥地利国）感觉到创造此新的理论派别之必要，而在英国则没有发觉。历史学派在过去已相当的反映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在过去一个时期之所以能够保持没有任何理论，就是因为历史学派实质上否认一般的经济理论。他保证了德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基本经济要求，——保护国内市场并制造和缓空气以发展国内工业。但是到七十年代，德国已经不只是需要保护国内市场，并且还需要夺取世界市场了，因此，只一个保护关税政策已经感觉到不够了。在另方面，国内市场在过去还只是在无组织的状态，并且国内的竞争要削弱德国资本在世界上的力量。最后在第三方面，德国（与奥国）此时已经传布了马克思的经济著作（《经济批评》在一八五九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在一八六七年），而当时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各资产阶级学派，还没有力量以自己的学说与马克思对立。上述的一切情形，给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一个大的社会的命令，使他创造新的理论体系，并且此种命令已经被界限效用说完全执行出来了。
（本节完本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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