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

康德、狄慈根、马赫与历史的唯物论

(德国梅林著,苇森译)



  在研究历史唯物论之史的发展时,是脱不开某种不快之感的。当前世纪的九十年代,服膺历史唯物论的人们曾努力用历史的著述以确证其在实际上的正确,同时反对它的人们亦曾用经院哲学的滥调断章取义的妄加攻击。但到二十世纪初,情形便不同了。许多历史唯物论的反对者,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采用马克思之科学的研究方法,因而便必然要拿马克思来招摇撞骗了,而它的继承者们亦为了历史唯物论而极其奋发的研究其哲学上的呓语。

  于此我们完全没有干系到修正派,修正派的疑难与动摇而在这一点上则落得相当的无罪。例如伯恩斯坦在他反对历史唯物论的“前提”所作的辩难,没有丝毫意义,并根本不值得谈起。现在在马克思主义中表现有许多幼稚的力量,他们不去用镰刀开扩荒芜的田野,而宁愿将镰刀置在钢板上,将镰刀错成锯齿。俄国同志中间特别盛行的“狄慈根主义”和“马赫主义”即是这种锯齿,这种浪费。在其他邻近的国家,在工人阶级有那可钦慕的优势的国家,那里亦可找得到质量上和数量上很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崇拜狄慈根,崇拜马赫更连接起康德之光荣的回忆,要求给我们对于历史的唯物论以必要的“补充”,好像此种补充是必要的。

  如果在这一问题上只是作于关于学理的游戏,那便完全是在这上头枉费可惜的光阴和力气。但是要说明关于上面所述的思想中之大的实际的损失,因为,此种学理的游戏,恰恰即是我们留给反对者作口实的最珍贵的部份。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完成的历史的唯物论是否还需要一般的补充,是否有待康德、狄慈根、马赫对他所作的“补充”。对于这些问题提出加以研究,并不是无益的。


  首先要说明几句,关于那极力将历史的唯物论同自然科学的唯物论远相分离的企图,更要指出那关于创造他们彼此间矛盾的企图。历史唯物论的产生即与此种企图不能并存;如果是用得意的话来讲,它(历史唯物论)已经是自然科学的唯物论的“补充了”,同黑格尔分离之后的费尔巴哈即是那种自然科学的唯物论之代表。

  费尔巴哈一般的否认一切哲学,他曾说:“我的哲学就是没有任何哲学”。自然界离开一切哲学而独立存在,自然即是基础,人即在此基础上生长,而人类的本身亦即自然界之产物,除掉自然界和人之外,并没有任何东西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曾是完全同意的;他们的历史的唯物论主要的并不是在说:“人不是生存在自然界,而是生存在社会之中。”而他们是说:“人不只是生存在自然界,并且还生存在社会之中;人不只是自然界的产物,并且还是社会的产物”,因此他们为了理解人即社会的产物,而创立了历史的唯物论。他们之创立历史的唯物论,万是因为它能够用为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锁钥。

  历史的唯物论即是从所有先前的唯物论果敢的前进一步;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所有先前的唯物论的立场,曾是处于批评者的地位。然而,正是因为如此,他们便不曾同先前的唯物论绝缘。纵使那自然科学的唯物论受到最狭隘的批评时期,——估量毕希纳、摩莱萧特、伏格特的财富时期,——根据他们的观点值得责难的还不只他们所指出的那样多,他们所指出的只不过是其有时所呈现的那种奇异形式而已。恩格斯之斥责毕希纳及其同流,只是因为他们将唯物论庸俗化和粗俗化了,而马克思则说:“不承认历史过程之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论之缺点,从其领袖之抽象的意识形态的意象中即已表露出来,也只有他们来决定越出自己的特质之范围”。很显然的,马克思此地所摈斥的并不是自然科学的唯物论,而只是那种唯物论之一定的历史形态。纵使是摩莱萧特及其同流的唯物论之“特质”他亦曾承认的。他只是指出在此种特质之外,他们却陷于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意象之中了,当然,要说明的是,这种批评乃现存的唯物论的派别之最柔和的批评。

  此种唯物论即是法国的唯物论之合盘的再现,是十八世纪反对专制的封建的宗教压迫之革命的战争所曾经用过的。马克思以及恩格斯对于此种唯物论从来是具有极大的同情的,虽使他们曾很明显的了解了那种在历史上受当时自然科学的状况所规定的界限。不过这种界限,这种限制,当毕希纳、摩莱萧特和伏格特登台的时候,即已经消失大半了。然而,这些人们曾完全是没有勇气的,反之,比起他们法国的前辈来其不坚决简直是不可比拟。在他们著作中所反映出来的,并不是大革命的朝气,而是小反动之后的可憎的头痛而没有出路。固然他们会经对上帝的名义搬出过憎恶面孔,但是在地上所遇到的那种上帝的奇异代表的面前,却表示莫大的谦恭敬慕。毕希纳曾是弗里茨·腓特烈之恍忽的崇拜者,海克尔是算崇拜俾斯麦的,而伏格特所意识到的波拿巴,纵使是狡猾的,亦是“负有使命的人”而要取法于他的。

  在“历史过程”的范围内,此种无意义的盲目的彷徨,不仅激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厌恶,并且还惹得费尔巴哈和阿尔伯特一般人的厌恶。过去费尔巴哈亦曾准备接受摩莱萧特的唯物论。但到后来他又不承认他了,而郎格曾认为摩莱萧特的唯物论对于自然科学是有益的,但依据哲学的观点看来,则认为他是浅薄了。他们两派都不曾找到的那条道路,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于十年前即已找到了。固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亦曾同一切哲学决裂,然而却将哲学的历史之果——历史发展的意思——移植于唯物论之中了。他们这种思想,首先不是用之于自然界,而是用之于历史,这在主观上的解释,是因为他们两者并不是博物学家,而是历史学家;而客观上的解释是:为使唯物论不致变为比唯心论更要凄惨的破产起见,必须给以新的支柱。

  但同时这即是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系遵循另一规律,与自然发展所循的规律不同。正是因为如此,唯物论曾很坚决的攻击那:多少对于自然界的规律有相当认识,便认为可以用来对于一切社会问题希望完全无缺的说明,而对于社会问题并没有坚定的任何真实的基础的见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的唯物论中曾寻找过并且已经找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至于历史唯物论的本身,我们此地暂不去详细解释。他开始曾是一种科学上的假定,当然,此种假定所需要的并不是“补充”,而是依据历史的材料给以实际的证明。这种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开始了,这种工作的继续,乃是有志在他们这种精神下作工夫的人们之第一个最重要的任务。这卽是判定历史之唯物的认识的确实与否之唯一无二的法门。此种唯物的认识之最恳挚的纠正、最精当的批评,如果他们不是深进到最科学的“成份”,是不能够证明他的确实性和错误性的。

  然而,企图用完全与此不同的观点,特别是那依附于自然科学范围的观点,来“补充”此种理论,会直然走到原先的混乱。当然,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彼此间是在极密切的联系着。当然,自然科学正和社会科学一样,亦具有同样的意义和同样的重要。但是,正因为历史发展规律同自然界发展规律之根本差异,在彼此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亦完全不同。

  关于这一点必须注意:即自然史与人类社会史间的界限,从来是非常明显的和确定的。如果历史的唯物论并不破坏自然科学的唯物论之规律的法则,那末他便能够且应该同样坚持自己规律的法则,坚持那从他整个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之规律而产生出来的规律的法则。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即在实际上已被证明他的说明之不正确性时,他才能够废除此种法则。

  然而,我们来看,他是怎样的被康德、狄慈根和马赫所“补充”的。


  关于康德我们只能限于简单的几句话,因为他的时髦性似乎是已在终结了;虽说恩格斯曾给以驳斥,称康德的整个认识论为“哲学的不可思议”,然而我们还应该提及他。固然,康德曾经说过,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并不是那种东西的真实形态,而是那种东西由我们的感官所表现出来的形态。然而,他在现象界所研究的,完全不只是一些眼见的现象,而是实际经验之全部世界,恩格斯正想用以反驳他的,亦即康德自己所会叙述的那些论据,即是,混合土质的证明是在于去咀嚼混合土质。

  然而,强认为补充历史唯物论的康德的认识论,完全是哲学的流产,而恩格斯即已窥破他那不全然附着实际的“强辞夺理”了。康德曾希望自己的认识论并不触害那教义哲学,而僭望用自己的论据以证明上帝的存在,——这在康德时代是非常可尊崇的任务,但在现在更完全不需要和无差别的了,——他同样希望阻碍住走向无神论、唯物论、自由思想的不信任之途径,关于此种企求的本身竟已取得了“国家先知先觉”的圣名。他之企图废除知识,乃是为了要破除信念。当时这种主张已并不特别壮观,现在则更少鲜艳了。

  康德的“物之自体”,由现象的被岸所统治,人的感觉和智慧所窥察不到的“物之自体”,对于任何人都不像对于康德的信徒们那样严重的程度;其严重正如石头一般,虽说这不像石头那样笨重。康德的信徒们将“物之自体”竟比作旧的幻想,同霍亨索伦白妇人的传说相比拟,而用此种传说始得从万劫不复的艰境中拯拔出来。新康德派的贤达之士则只是解释其为整个认识之总合,以及认识之无穷的任彩。这并非惊异谜语的申述,而是无限平衡的说明,这种平衡便是预定认识向前进步的中止。康德是否曾了解到“物之自体”便是此种含意,我们还相当怀疑,纵使有如此或更要聪明些,康德认识论的界说是丝毫说不上新的历史唯物论的,就连他自己也不会摸到什么是历史唯物论。关于这点在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中很可找到说明。

  此外,对于历史唯物论之必要的“补充”尚不只是康德的认识论。并且还有他的伦理观,对于此点我们同样的要略涉数言。康德的伦理观完全适合于小资产阶级环境的条件。而康德自己亦即在这种环境中长成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所造成的伦理的冲突,日以百计,康德这种伦理观对于伦理冲突,完全是不适用的,更不能帮助这种冲突的解决。康德的先天范畴说乃是摩西十诫之复苏。他关于人类的自然始而积极作恶的理论——在那原始的神话的触犯上的变迁——所有这些久已被康德继承者中之最天才的叔本华证明了。

  还有这种立场:“人类的行为(在你是如此,在其他人同样是如此),对于亦从来不仅只是一种手段,而同时永远是目的。”此种立场对于康德并不是别的,乃是那种非道德的非常事实之道德的假面具,即资本主义为了剥削者的目的而需要自由的劳动者。他们描述封建的生产方法之灭亡,特别认为是工人的解放,而没有从中看到:封建的削剥方法变为资本主义的剥削方法这一转变,这是资产阶级文明所特具的特点之一,是一种欺骗,一切欺骗都是一样的,是都其很诚意的或艺术的创造,其所称为欺骗者,因为他有意的掩盖了实际中之最蛮悍的事实。例如法国革命,虽以自由、平等、博爱相标榜,而却剥夺了工人阶级的选举权,即是康德所许可于劳动阶级的,也只是居住权,而不是国家享平等权利的公民。对资本主义剥削方法之辩护的意义这一点,乃是康德百年来所解释的伦理之基本立场。当德国的大学教授们还不曾从懒散的蒙昧中拯拔出来,还不曾宣布其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时,这样的立场实质上在德国的自由主义的作品中,他还起有极大的作用。

  所以这种荣耀是属于那光荣的发现者的,他“很深刻的将康德超越的唯心论发挥尽致”:他将一切后学从那溺人的涸井中拯拔出来。


  谈到狄慈根,他从来对于“恢复到康德”,就如同对于“反动的滥言”的关系是一样的。因此,历史的唯物论有待于康德之“补充”的说法,狄慈根是坚决而干脆的否认的。

  对于狄慈根的关系,亦正为对于康德的关系一样,我们首先要铲除他那不正确性,这些不正确性是由马克思主义方面所指出的,虽说不是由恩格斯所指出,而是由一些极少名望的人所指出。在我著的党史中,我同时曾叙述到:狄慈根曾独立的发展了唯物史观。狄慈根同志对此曾有所辩难。他认为他的父亲(老狄慈根——译者)与《共产党宣言》相结识,只是在一八五二年,而当时他的认识论和他的宇宙观即已粗具规模了。当他看到了马克思所给的社会关系的说明,同他关于思维之特殊学说相吻合时,他便更加兴奋起来。这种订正完全是正确的;这些话在我著的党史中,我叙述“唯物史观”时,同时亦曾注意到“唯物的辩证法”了。狄慈根的意见,亦同样是无条件的正确的,狄慈根的认识论和宇宙观的雏形,在他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结识以前,即已具备了。狄慈根的“自然一元论”,实际上其本身即带有费尔巴哈影响的遗迹,关于费尔巴哈,狄慈根总说是第一个启发他的智力的人。他的“自然的一元论”,同费尔巴哈在一切散文和小品中所解释的,根本上并无差异:

  “真实,你只能有一次。要毫无怨言的顺从这个。一切真实的都只有一次。精神生存一次,自然生存一次。生活只是因为生活,其他是不能够有的。二度存在只是无中生有的幻想;无形的存在,唯一的存在——即是世界的能力,精神和实质。”

  假使我们再引一段狄慈根论思维的过程,即论自然的过程,他已完全是归结到费尔巴哈以下的立场:

  “那末,我们——构成自然界的一部份——谈到关于自然,而实质上自然的本身即供出他自己,因此,他(即如其本身所现示的)即是真理。客观永远是人类的真理,人类的客观,因为,自然如同人类的自然一样,亦是经过人类的自然来表现的。而除开要求主观性的声色、嗅味、哀乐的那种真理或客观,只有去乞怜于虚无的佛教或无稽的‘物之自体’才有可能。他如,在关于感觉之客观性和真实性的问题上,我并不是从物理的或自然的物体相对立的‘我’出发,而是从自身以外的‘我’出发,在同自身相对立的有‘你’,而对于其他‘我’的关系,即同是‘你’一样,都是由感官所得到客观的,独立的实质。这虽是感觉的,经验的‘我’,按真正的生活,生活的真理,他是适合于思维的真理,对于我是真理的‘我’,‘我’如果不愿落到一个最粗俗的诡辩家,在一切的问题上,我便应该由‘我’出发。如果我怀疑到感觉的真理性,那末我便应该同样怀疑到我的存在的真理和真理的本身。如果没有感觉,亦便没有‘我’,因为没有‘我’,‘我’亦便同样不是‘你’,而‘你’只是对于感觉存在。‘我’是思维的真理,而‘你’乃是感觉的真理。这在人对人的关系上是正确的,人对自然的关系上亦同样正确。对于自然界他不只是‘我’,并且还是‘你’。当我们看到——完成目力所及的宇宙之总合过程时,霍布斯亦说出大概如下的话:认识即是全宇宙综合的过程。”

  狄慈根谈到关于思维的过程,如同谈到关于自然的过程一样,都是用费尔巴哈那种并行的立场,此外,费尔巴哈又如霍布斯之证明他的说明一样,同样并不曾搜集有任何新的证明。整个的唯物论都是用自然的过程来估计思维的过程,然而,马克思或伏格特所论列的,当然要有极大的差异。即如后者之极无意义的推断,认为思想对于脑筋的关系,如同胆汁对于肝脏,或能力对于肾脏的关系一样,已久经毕希纳给以恰当的驳斥了。

  狄慈根之特别比费尔巴哈进步的是他的唯物的辩证法。狄慈根曾是个自然界的辩证论者。他从来晓得依据他一般的相互依附的观点观察自然界的现象,他的著述之主要魔力亦在于此。但是,他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而独立发明的辩证法,还完全没有达到他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有何卓越之点,而能够“补充”他的程度。恩格斯说:“为要求得历史之辩证的认识,同时以及历史之唯物的认识,必须同数学和自然科学相结识。”如果他在这一点上,对于他自己同样对于马克思都毫无特别的心愿(按其特有的字义),他们只是利用空闲的时间,偶尔或部份的有涉猎自然科学的可能,——一切都尽于《反杜林论》一书之中,而关于这类问题,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恩格斯所涉及的计算起来比从狄慈根全集中的要多过许多。固然,马克思主义之最幼稚的代表中之一,于几十年前曾认定:狄慈根在物理学之基本的观点上已超过恩格斯很远,因而曾补充道:“恩格斯在物理学上或许因为狄慈根所确定的一般的观点,而得到更详尽的认识,狄慈根并不曾以他的为满足。”然而此种判断有些提起了那老自然哲学家斯蒂芬斯根据某些学者研究对象比研究绝对为多所指明的否定的注释。在我们尊崇辩证法的情形之下,没有辩证法的真实的认识,在我们看来,总比没有真实的认识之辩证法,要有更多的价值。

  在狄慈根关于朗格“唯物论的历史”的判断中,特别用批评的方式所说明的那些认识是不充分的。固然,狄慈根很慈悲的承认朗格带社会主义派别的民主主义的色彩,同样还承认该种著作之许多次等的可观和功绩,但是他对朗格的哲学观点,则称之为“在形而上学的网罗中,时而可以看到的极可怜的反抗”,并斥之为“典型的混乱真理”,如同毫无谄媚性质之“无意义的字句之堆集”。讲到形而上学网罗中的“反抗”,这种注释是正确的,但是“可怜的”这个字的采用,则只是因为朗格在自然科学研究的领域内取得了非常普遍的认识,而此种认识曾惹起了他对于群众的怀疑,对于狄慈根所以完全不同者,简单的是因为他并曾取得那样广泛的自然科学的认识。如果朗格到狄慈根这种批评时还活着,那末他亦便同样的重复,依据另外的理由说道:“非常近观的人们想象到,狄慈根的眼镜帮助他看得更加清楚,而且,实际上带起眼镜来,比没有眼镜是要看得清楚一些。但是那些没有锐利眼光窥察将来的人们,经过狄慈根的眼镜观察一切物象将更加模糊不清。”

  狄慈根是无疑义的要超过朗格的,他曾是历史唯物论的信号,并曾了解了历史的唯物论。但他在不同的场合下曾表示:只有自然科学才得称为科学,且据此只有对于自己的“自然的一元论”增加了意义,并且还曾说:唯物史观他整个的是借助于马克思。实际上欧根·狄慈根这种思想完全是正确的,约瑟夫·狄慈根(老狄慈根——译者)同历史的唯物论结识之后,并没有增加特别的意义。他并不曾晓得将他运用于自己特殊的哲学范围之中。

  固然,狄慈根曾有一次在其《论逻辑的信札》中说过:“不能不指明,百年来,这一问题累世相传已完全显明了。大名鼎鼎的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都是此种研究的途径中之诸阶段。不能够否认进步的。但是精神和形骸,尤其是经济的发展间之联系有非常之有力的曲解。人们并不曾找到精神与肉体间的桥梁,整个的时期,直至我们现在,哲学的发展都曾认为是纯粹精神的行为,这种精神的行为系表现于一二十个著名人物的智力之上。”然而,狄慈根此种阐释完全是些废话。

  如果我们仅限于《论逻辑的信札》一书,那末我们便看到:他是在企图用笛卡儿和斯宾诺莎的大名来赞助神体实体论的论据,——而康德却曾证明这种论据之没有根据了。这一论据很显然的要归结到以下的推论:当我们想象上帝时,我们所想的上帝便是个十分完全无缺的总体。但因此他首先必须存在,因为不存在的实质必然不是完全无缺的。因而,上帝应该是存在的,因为不然他便不是完全无缺的实质了。狄慈根认为笛卡儿所引用的论据“太阳般的明显”,假设这种论据不足以证明关于“超感觉的神像的存在,那末,在一切情形下,他便证明全部世界的实质之绝对真理”。如果我们不能道破费尔巴哈那“上帝存在之玄妙的论据”而去了解这种意思:人类思想的实质即是其真理的,神灵的,最高的实质,则此种离奇的观念完全无法了解的。

  狄慈根同样在《论逻辑的信札》的其他地方竟直接称自己为斯宾诺莎主义者:“唯心论者和唯物论者之间的争论继续有千年之久的问题,即是宇宙的精神抑是精神的宇宙问题。我们的回答完全是确定的和明显的:他们彼此间有不可割裂的联系,他们的综合构成一种物体和一切物体的物体。精神和自然即是一个实体的两种属性。”在第三个地方狄慈根则标扬那希腊哲人普罗塔哥拉的英勇,但是,这丝毫无碍于狄慈根后来以责难琐碎为名而拒绝研究诡辩家们的真理,其中最著名的即是普罗塔哥拉。他用一般所采用的方法上来为难他们,并攻击格罗特和黑格尔。在第四个地方狄慈根却说盖尔拉赫、列奥和施塔尔,即是《十字架报》中的天使,他之所以用赞美的口吻来评论他们,乃是因为他们同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共同“将他置在脚底下去”,都曾带有“黑格尔派的色彩”。而同时,盖尔拉赫曾是个封建的小说家,如果封建的小说家会有关于黑格尔的表现,那对于黑格尔亦便完全是敌对的关系;固然,施塔尔似乎对黑格尔派曾有过某种程度的羡慕,但只是抱了用哲学的观点以粉饰封建剥削方法之目的而已;而列奥亦同样是黑格尔哲学之热烈崇拜者,而将同德意志大学有关系的“黑格尔派”出卖于维持风纪的法庭和侦察的监督。

  当《论逻辑的信札》刊布以前,马克思即已去世了。而这些信札是在确定他的见解,即在狄慈根的哲学中“掺杂着一些污点”。此外,马克思在《狄慈根全集》第一卷出书时即斥责以“大部份均是重复”;这种批评对于狄慈根以后的著述当更要恰当,狄慈根以后的著述的本身即只是其第一本著作的重复。这种重复的本身即是可厌的,而所有这些却是证明狄慈根探讨真理的认识之继续不断的努力,这种努力无条件的证明他的光荣,虽说在他对自然科学和历史之极其狭窄的认识之下,他势必在那同一的观点下翻来覆去的重复。大足以完全证明马克思论《狄慈根全集》第一卷之带有赞扬的口吻,而是因为他本身实带有“许多卓越之点,是工人之独立的产物(狄慈根系工人出身——译者),而且是极可惊讶的产物”。我们所要作的斗争,并不是反对狄慈根,而是反对“狄慈根主义”,反对那企图来“补充”历史唯物论的狄慈根主义,而实际上其所能作到的只不过是将历史的唯物论引入岐途而已。人们为要了解马克思而须先结识狄慈根,本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要求,如果他们不去作反的推论,也可谈是完全正确的。凡是从马克思出发去研究狄慈根;便永远会尊崇后者为卓越的和有力的,为探讨真理而不停斗争的一人,虽说有探讨哲理的一切浪费和缺点,而因此却表现出他的天才,虽说不是自发的,而在一切情形下却表现再生产的力量。

  我们还要重复的说:我们的问题并不在于狄慈根,而在于狄慈根主义,狄慈根主义的本身同狄慈根并没丝毫关系。譬如在性情直爽的狄慈根拒绝那妥协急进主义和修正主义于一个最高的统一的狄慈根主义的企图,如同拒绝那“毫无意义的废话”一样。“狄慈根主义”这种勋业直到现在还不曾完成。但是他在这一点上,如果只能够相信《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则还要完成更大的勋业,而将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和解。实质上此种妥协更是德意志统治之最怯懦的机关报《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所颂扬的文章,即是拖延无产阶级胜利到最远的将来之狄慈根主义的主要助手,使今后所有资本主义的剥削者能够很安稳的憩息于正义者的庇护之下。

  我们知道这个人,如果他活到现在,当狄慈根主义这样的公布之后,他一定骂他为鬼话。这个人便是约瑟夫·狄慈根。


  马赫同狄慈根一样是认识论的一元论的代表,而努力消除介乎物理的和心理的之间的一切二元论的。他们中间的区别乃在于:马赫并不想做个哲学家,他和达尔文一样,是个极其著名的博物学家,他十分谦逊,或者可以说是十分自信他可以成为一定科学范围内的主人。

  在这一点上马赫完全是与马克思相附合的,马克思曾完全拖开了哲学,且认为人类之精神的进展只是于历史和自然的知识的范围之实际工作中去观察。但是,这正好比,除了达尔文之外,曾有达尔文主义者存在,将其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历史范围,在历史范围内引起惊人的骚动,——除了马赫之外,亦同样有试究同样志愿和求得同样结果的“马赫主义者”存在。

  我们此处只须借举这些钝才中之一,——彼得楚尔特先生便够了。彼得楚尔特所写的关于《根据实证主义的观点观察宇宙问题》一书以及他的书的开端,即曾粉饰了马赫的名字。彼得楚尔特先生解释哲学之批评的历史,从泰勒斯到康德,即是用历史的方法所描写的那“深奥的渺盲史”,而此种历史的方法亦即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论》一书中所曾精巧的叙述到的:“问题是在认识了真理之单个的天才的个人还是不够的;这些人之出现于现在并不是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所必然发生的事件,并不是什么不可避免的事件,而是简单的侥幸的偶然之结果。这些人同样亦可降生于五百年前,而从五百年的渺盲、痛苦和斗争中拯救出人类。”其差别点乃在于:彼得楚尔特认定历史的不幸事件要比侥幸的事件为多,此外,他为了便于自己的计算而用五百年的五倍代替了五百年。

  譬如,大约生于纪元前四八〇年的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即已抓住了真理的要害,然而,在当时“历史的偶然还起有惊人的作用,而几千年来又将人类重新投置于暗无天日的窘困之中了。从普罗塔哥拉到我们现在所曾达到的还不过二十行字,且关于他,我们所知道的同样非常之少;然而,动荡着的情感便可得出像普罗塔哥拉所叙述的他的生活的那种惨事:

  “听到光荣的普罗塔哥拉过去同精干的苏格拉底的著述所作的争论,总该喜悦罢?然而,历史的前进所喜欢的是那种严整的著作。普罗塔哥拉学说之灿烂的光辉,即如我们现今尼采学说之光辉一样,曾几乎被摈弃于无影无纵了。他们两者都会有过特殊的间接影响,他们只是充实了自己的反对者而给予更加坚定的思想。然而,因为切合时势的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发展曾引入歧途,这一歧途直到二千多年以后才纳入正轨,在此轨道中经过了一些时候才跑出一个没有同志和继承者的孤独的普罗塔哥拉。直至休谟(1711-1776年),才重新发现在表现中关于实体之推理的哲学思想之主要缺点。历史的偶然是起有如何惊人的作用啊!一二切合时势的个人,他晓得正确的了解和慎重的发挥普罗塔哥拉之相对主义的基本观念,才得将欧洲的人类从经院学派的中世纪之精神的灭亡中拯救出来。普罗塔哥拉或者是不曾充分的了解自己的思想的伟大意义,或者他这种思想对于我们更较切合,他并不曾有过充分的精神纪律,充分的联系和思维的结论,以便继承者对于自己思想的剖析,而引向胜利之路。他如生在那高度的社会的状况——如同伯里克利斯和欧里庇德一般人曾经寻找过他的社会——之下,他的成功是有保障的。那末我们便难于再有任何其他的选择了。如果他哲学的天才不曾同这种不坚定的个人相联系着,西方的思维历史,同时以及整个的世界史就许可以是完全另外的一种,减少很多的黑暗和残酷。”

  彼得楚尔特更加充分的扩展这种精神,所有关于这些普罗塔哥拉亦同样能够同耶稣的最高伦理相融合,且因此从“教会教条”的压榨下而保全人类。然而,从上面之简短的引文中很足以述明那承认足以“补充”历史唯物论的“马赫主义”之历史方法。固然可以说,如果将彼得楚尔特书中所蕴藏着的历史的钝事,抽引出去,那种漂亮的著述,在科学的意义上实应置于高位。但是这证明什么?难道不能同样来说明关于毕希纳、摩莱萧特和海克尔的著述吗?他们过去或现在还都是突出的博物学家,特别是那种粗俗的和庸俗化的唯物论之著名的创造——毕希纳《力与物质》一书写得格外文化天才。像彼得楚尔特文集这种书是要拉回你们到六十年以前去,至少他们的“马赫主义”亦同样是用作那极可憎的应酬话的,而当时毕希纳及其同流即被这种应酬话所迷惑。

  马赫自己对于此种“马赫主义”完全是无辜的,他任何时候都不会存过需要“补充”历史唯物论的念头,可以说关于补充历史唯物论的事他一点也不晓得。然而,应该从马克思主义者此种“补充”加以限制,因为此种“补充”归根结底是要走到这样的混乱的,此种混乱是要引起整个历史上受过教育的读者们在读到彼得楚尔特的书时的惊讶。历史的唯物论是一种狭隘的理论,是一种为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预言的理论,此种理论的法则系建基于历史发展的本身,且此种理论亦很少同自然科学的方法相混合的可能,即犹之乎他本身并不能表明任何自然科学的宿愿一样。

  只能够根据他的结果去认识他。如果他是不适合的,那用以努力巩固他的一切“补充”,也是不能从失败中将他拯救出来的,但是,如果正如我们所想象的他是正确的,而这些“补充”却足以阻碍他的胜利。

(译自一九一〇年七月二十八日《新时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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