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 第十部分 马克思的遗产 《泰晤士报》确实刊登了关于马克思的一个小讣告，但其中惊人的错误表明了在他去世的时代人们对他的了解是多么少。[1]在他的葬礼上，恩格斯在对少数忠诚的朋友发表的讲话中宣称：“他的名字和他的工作将数百年地继续存在下去”。这一预言的确被证明了是正确的。在卡尔·马克思去世之后的世纪中，他已经获得了很少有人得到的世界声誉与影响。 马克思不但宣称他已经发现并解释了社会运动的规律，而且还确信这些规律表明了恰恰是那些没有权力的人们——工人阶级能够而且将改变社会。他们将通过革命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马克思认为这一革命性的变化不仅是令人向往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对他来说，这是一门科学，就像生物学一样。 在海格特墓地宽厚的墓碑上刻着马克思的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是改变世界”。马克思在世的时候，世界的确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些变化是他始料未及的，虽然很多在他预料之中，例如全球化以及资本主义的垄断趋势。但是资本主义并没有被推翻。在他生活的年代，任何地方的革命都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在一代人之内，就在他去世之后的34年，作为他生活和工作的直接结果，整个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坟墓中的马克思引起了1917年11月的俄国革命——世界历史上一个真正的重大事件，世界从此与以往不同了。 对三分之一个世界来说，马克思的列宁主义版本有助于证明现存秩序的合理性，并赋予其权威性。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的固化剂。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代表革命的反面。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意味着秩序，虽然马克思本人永远不会赞成任何一种秩序。的确，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所做的一些事情将会使坟墓中的马克思翻过身来——只要他还没有被身上的大理石和青铜的巨大重量压得不能动弹的话。 马克思本人不是先知，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的应然状态也提到得很少。马克思自己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特征的所有阐述都是极为粗略的。他说得更多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正是马克思最著名的学生列宁，在领导马克思的俄国追随者们取得了1917年的革命胜利之后，担负起了努力创建马克思主义社会的责任。列宁从来没有见过马克思。当马克思去世的时候，他还只是个小孩子，成长于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列宁改造了马克思的遗产，使之成为拓展了的遗产的一部分。这一“拓展了的遗产”现在通常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和他的革命战友们的成功把马克思主义写进了世界地图，意味着从此对大多数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已经与苏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苏联的灭亡马克思会既不惊奇，也不失望。但是，不仅仅是在马克思主义国家，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在世界其他地方，他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不论我们是否赞同马克思，他都已经塑造了我们对于社会的观念。他建立起了一个来源于哲学、历史、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体系。虽然专业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常常不接受他的理论，但是他们却不能忽略它们。由于我们关于历史和社会的很多观点是和马克思的幽灵进行对话的结果，这些理论已经成为20世纪以及未来精神框架的一部分。 为了理解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必须剥去很多历史的外壳。因为马克思的思想被很多不同的解释所遮蔽，并被用于证明很多不同政治类型的合理性。我们怎样评价这个幽灵在当今世界中的重要意义呢？在马克思去世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马克思的思想中有什么样的启示（如果有的话）提供给我们呢？当然，从马克思写作的时代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克思的时代是蒸汽动力和电报的时代。对他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他在先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所实际知道的那种传统手工业者，正被不熟练的或半熟练的工厂工人（即现代真正的工人无产阶级）所替代。马克思去世一个世纪后，工人无产阶级正处于分裂中。在西方，它正失去自身的特点。集成电路使得白领工人替代了蓝领工人，并带来了长期的结构性失业。这种集成电路把他们从工厂、制造厂或者工矿中赶了出来。马克思、列宁所知道的生产方式变化非常迅速。工厂工人的比例将极大地降低，技术专业和服务工人的人数在上升。在工业社会里，同样的技术进步已经赋予非个人化的国家以巨大的、令人惊恐的干预和控制的力量。 马克思和19世纪普遍的看法一样，认为人类发展的历史无疑总是在进步的。虽然毫无疑问会有挫折和苦难，但是人类支配自然的斗争中，最终将建立这样的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的能力将会获得更大的发挥，人的需要将会得到更大的满足。但生产力最近的发展，尤其是原子能的发展，已经使很多人产生了疑问：人类支配自然的努力是否走到了一个根本错误的路口。全球气候变暖潜在的灾难性影响现在只不过刚开始被认识到。我们已经失去了勇气，最近二百年来，我们自己的发明已经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对“进步”产生更多的怀疑。 马克思的很多期望还没有实现。有两种情况尤为明显：第一，西方工人阶级中革命动力的缺乏。马克思低估了工联后来的作用，以及无产阶级在不诉诸革命的情况下境况得到改善的种种可能性。他以之为起点的两个阶级模式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斗争的观念，由于旧的中间阶级的持续存在以及新阶级（例如技术人员和经理）的出现，已经被证明是过于简单化了。由于工人阶级中缺少对革命性政见的支持，马克思主义领导人面临着两难处境：要么表达工人的心声，制定冲淡马克思主义的改革政策；要么远离或高于自己声称要代表的那些人的观点，以保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第二，马克思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虽然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对民族感情很敏感，但他认为阶级的分化将会比民族的分化更强烈。1914年8月是一个关键的时期：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德国）在民族主义的浪潮中被席卷而去，这使得马克思主义者改变了自己的策略。在所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中都有强大的民族主义因素。列宁本人就擅长利用沙俄帝国中非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南斯拉夫、中国、古巴以及越南这些国家的革命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的色彩。 由于对经济决定论的强调以及对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马克思主义常常沉湎于对人性种种可能性的浅层次乐观之中。因为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只是假定地认为，存在着一个道德更优越、总体上更有效的方式组织生产的社会，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物。[2]在这方面，马克思是启蒙运动的真正产儿。而在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悲观主义之后，世界陷入了极大的黑暗，理性的光芒常常缩小为微弱的亮光。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实践中严重失去了光泽，当然就像基督教由于十字军东征和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自由价值由于西方政府的行为而逐渐暗淡无光一样。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仍然在解释世界方面，比在努力改变世界方面给人的印象更深刻。 与大多数政治理论研究领域一样，对马克思的这些不同解释受到大规模转换的思想范式的强烈影响。因此，审视西方马克思解释史的有益方式，就是把它看作试图与这些社会中的一系列主流思潮相妥协甚至相融合的历史。毕竟，马克思自己是在伟大的黑格尔身影里发展出他的思想的，他后来的著作，以及恩格斯更多的著作，都带有19世纪热衷于实证主义和科学的烙印。这种科学的观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20年中，继续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著作中占有统治地位，进而便占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 随着晚年列宁尤其是早期卢卡奇的著作中类似黑格尔理论观点的兴起，黑格尔精神因战争而来的变迁得到了复兴。在法兰克福学派赖希、马尔库塞和早期哈贝马斯的著作中都可以感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纳粹主义的兴起及其结果，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转移到了法国，并且使后来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化模式存在主义得以出现，之后便是结构主义的迅速崛起和衰落、后现代主义的系统的无序状态，至20世纪80年代，则是明显悖论性的“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rational choice’Marxism）。 20世纪70年代，法国流行的结构主义开始影响对马克思的理解：萨特的影响逐渐让位于阿尔杜塞，后者的《保卫马克思》（For Marx）与《解读〈资本论〉》（Reading Capital）英文版分别于1969年和1970年出版。利用当时结构主义语言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声望，阿尔杜塞的目标是“恢复”马克思的地位，即恢复在他那个时代之前的作为一位结构主义者的马克思的地位。这样，阿尔杜塞延续了把马克思分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和后期的科学的马克思的斯大林主义的分法，——但是使用了一种与以前表述这种观点十分不同的概念论证。大体说来，结构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理解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的关键在于社会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这些组成部分彼此以系统的规范性原则（regulative principle）结合在一起的方式。 阿尔杜塞对孔德式的永恒理性（atimeless rationality）的探索（马克思本人对孔德则没有投入时间），包含着对历史和哲学的放逐。当这一做法运用于马克思的时候，就涉及了以1845年左右这个分界点把马克思的著作划分成两个独立的概念结构。把马克思理解成人道主义者、黑格尔主义者或者历史主义者（由于这些思想都清楚地包含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的任何解读都必须抛弃。随着自由个人主义（liberalin dividualism）日益占据支配地位以及对市场力量的强调，人们曾经猜想：马克思主义者或许为了自己的目的会设法采纳和运用其主要对手们的方法论原则。这一进程的先行者是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3],这部学术杰作用十分严格的英国分析哲学来捍卫传统的（虽然是功能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或“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倡导者，除了GA.柯亨之外，还有约翰·罗默（John Roemer）和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这种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或者的确也不需要）一种与众不同的哲学（distinctive philosophy）。 不论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想要为什么作辩护，它们都可能成功，方法是使用与主流社会和政治思潮相同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途径，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及其在一些作者〔例如帕累托（Pareto）和哈耶克（Hayek）〕的著作中得到比较广泛回应的方法论个人主义。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一批采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路的著作，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罗默在其《剥削和阶级一般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中，把马克思的剥削概念解释成当代关于讨论分配公正的术语；而埃尔斯特则在其著作《理解马克思》（Making Sense of Marx）中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连枷来对马克思作去粗存精的工作。[4] 最近，许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倾向于放弃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一些比较激进的形式，与此同时又自相矛盾地抛弃他们以前对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很多承诺。[5] 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中，人们从自己的兴趣中生发出一个分支，其已经成为最新的、给人深刻印象的关于基本收入的资本主义[6]，特别是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专题文献。米勒（Miller）的《市场、国家和共同体》（Market, State, and Community）和精神实质上更接近马克思的施韦卡特（Schweikart）的《反对资本主义》（Against Capitalism）是其中的佼佼者，虽然它们与马克思本人的观点仍然距离很远。[7]市场社会主义虽然由于克服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还是社会主义，但却基本上不重视经济平等。马克思对市场并不友好：按需所得而不是应得［注：英文为：incomeaccording to need rather than desert。］才是他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则。而且，马克思所说的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最好观点或许是，它是这样一个社会，“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8]。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市场社会主义也许是目前可以达到的最好的（或者比这个最好还要优胜的）社会。但是，如同任何最终目标一样，它在有关人的动机与潜能的构想方面仍然显出令人忧伤的贫乏。[9]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经验为指针，自称为科学的方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道德沙漠，必然地再度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和伦理学问题的兴趣。1962年，尤金·卡门卡（Eugene Kamenka）以这些回归的主题引发了对青年马克思的讨论[10]，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则于1983年出版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与道德》（Marxism and Morality）一书，在这部著作中，他坚决主张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法权（Recht）中公民权利的谴责与共产主义社会（和谐将支配这个社会，因此对法律的需求将消失）的解放的道德之间有十分明显的不同。[11] 布伦科特（Brenkert）的《马克思关于自由的道德体系》（Marx’s Ethics of Freedom）和伍德（Wood）的《卡尔·马克思》也类似地强调了自由的基本价值和自我解放。[12] 特别是卢克斯，他认为马克思的观点太浪漫了。相比之下，米克尔（Meikle）的著作《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in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和最近菲利普·凯恩（Philip Kain）的著作把马克思的过错追溯至亚里士多德，认为对马克思而言，我们的价值深埋于我们的本质之中，马克思对于解放的承诺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至善论者”。[13] 这一领域一个更具体的方面是最近关于马克思和正义的争论。例如，这场争论中一位最重要的倡导者认为，马克思做出了贯穿整个历史的道德判断，而同时又断定：正义的原则对每个社会而言都是具体的，它不能被用于评价其他社会的正义或者缺乏正义。[14]相比之下，卢克斯和伍德则认为，马克思拒绝资本主义，在于他信赖诸如自我实现和自由的价值，而这些价值与建立在超越的、永恒的原则之上的正义观念是不同的。[15] 最后，近些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社会主义阵营在苏联和东欧的解体——对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经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至今为止，还没有多大影响。有一些人（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宣称，无论如何，苏联的实验并没有体现马克思的理念。在马克思的历史全景中，社会主义是坐在资本主义的肩膀上的；因此，苏联70年的历史可以看作一种发展的捷径，它缩短了西方生产力的缓慢发展期；而它的覆灭使俄罗斯又痛苦地返回到世界历史的主流之中。[16] 那些略具较强的宗派倾向的人总是宣称，苏联及其卫星国们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它们是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他们会无可非议地宣称，仍然是这些国家旧时代的人们拥有并控制着生产力，只是现在他们称自己为资本主义企业的执行董事而不是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官员。[17] 然而，的确，作为一个整体，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分析共产主义的解体方面做出任何令人瞩目的解释。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著作的思想力量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他著作的概念结构（conceptual structure）意味着它不适合处理不具有明显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18] 那么，当前如何看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一些人或许想要重复马克思20年后在努力写他的《资本论》早期手稿时以及（可能在他那臭名昭著的痈的影响下）重读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对自己的反思：“重读了你的这一著作，我惋惜地感到，我们渐渐老了。这本书写得多么清新、热情和富于大胆的预料，丝毫没有学术上和科学上的疑虑！连认为明天或后天就会亲眼看到历史结果的那种幻想，也给了整个作品以热情和乐观的色彩，与此相比，后来的‘灰色而又灰色’就显得令人极不愉快。”[19] 尽管20世纪60年代令人愉快又充满自信的黎明不大可能复归了，但是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未来毫无疑问不是完全“灰色而又灰色”的。这一方法仍然（并且由于巡捕的干扰，一直是这样，请马克思原谅［注：原文为：asever and pace Marx。］）在解释世界方面比在改变世界方面更有效。但是福山（Fukayama）20年前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是最好的这一观点，好像有着越来越令人难以接受的悲观。 由于有力地综合了历史、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成为19世纪最重大的思想成就之一。当萨特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哲学”的时候，他认为马克思的很多思想已经进入到（虽然是毫无意识地）我们现在对世界的看法之中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现在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倾向于把人看作社会的人，而不是孤立的个体；随着社会学的发展（这极大归功于马克思），我们得以研究改变和改善社会的种种方法；我们以历史的观点来正确评价经济因素在人类发展中的中心地位；我们看到，在特定的时代，思想是与特定的社会经济集团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的批判已教会很多人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教他们至少要努力去减少这些现象。 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语言：数百万人用它来表达他们对一个更公正的社会的希望。作为反抗的工具，马克思对宗教的描述给很多从中看到自己使命的人以很大的力量：“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状态的精神一样”。正是把这些简化成科学的公式和把这些热望的程式化，带来了麻烦。正如一位前共产主义者依纳齐奥·斯隆所说：“宣称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越大，这些理论的生命也就越短暂；但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将是永恒的。理论和价值之间的区别没有被充分地认识，但是这种区别是根本性的。依靠一套理论，一个人可以创建一个学派；但是依靠一套价值，一个人可以创建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一种共同生活的新方式。”[20]众所周知，马克思本人对他未来的学生利用他的思想感到愤怒，以至于他在生命将尽时宣称：“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1]但是这些同样的思想（虽然是被歪曲的、修改的或者被重新解释了的）继续影响着人们的心灵和精神。这些思想给我们理解世界提供了新的维度。马克思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价值两方面都是思想的巨人。无论其中一些理论多么令人感到疑惑，无论其中一些价值多么模糊，走过了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都是人类对这种共同生活新方式寻求的不可分割、永恒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