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 第七部分 国际工人协会
一 国际工人协会的源起《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之所以需要如此长的时间，而其后各卷根本就没有问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人，压在马克思身上的工作占据了他的时间。 1852年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之后，马克思曾谨慎地避免任何党派的政治性委任。一方面，19世纪50年代是一个反动时期，左翼激进主义不合时宜。但到60年代初，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刺激了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复苏。在英国，建筑工人为争取9小时工作日的成功斗争促进了工会组织的发展，并促成了1860年伦敦工商联合会的建立。在法国，拿破仑三世已经开始放宽了反工会法，企图利用工人来平衡日益增长的自由主义的对抗。至于中欧，“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十五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1]。（拉萨尔就死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前几个星期。） 这一复苏运动正好和不断增强的国际主义精神相一致，在英国尤为强烈。意大利的独立运动在英国工人阶级中间已经深得人心，加里波第到伦敦时受到了欢迎，马志尼本人也为很多工人阶级领导人所知晓，林肯的废奴宣言在内战中把工联主义者团结到了北方的阵营，1863年3月工会组织的“大规模的会议”给马克思的印象极为深刻，这次大会他例外地参加了。但是，直接促成国际工人协会建立的事件是1863年的波兰起义。一个由拿破仑资助的法国工人代表团在1862年的博览会中已经访问了伦敦，因此，很自然地法国应派代表团参加1863年7月在伦敦召开的关于波兰的群众大会。这种联系由于法国和英国工人互相支援罢工资金而进一步加强了。波兰大会之后，伦敦工商联合会的书记乔治。奥哲尔受委托起草宣言——《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书》，这份宣言是提议建立国际协会，以促进和平，增强各国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法国方面草拟了一封回信。1864年9月28日，在科文特花园附近的圣马丁堂召开了一次会议，交换宣言。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国际协会。[2] 虽然马克思在召集这次会议中根本没有起作用，但他一直在关注着波兰的发展。[3]1856年，他着手研究波兰历史，因为“1789年以来一切革命的强度和生命力，都可以由它们对待波兰的态度相当准确地测量出来”[4]。1863年的起义让马克思充满了强烈的希望。“有一点很明显”，他给恩格斯写道，“在欧洲又广泛地揭开了革命的纪元……但愿这一次熔岩从东方流向西方，而不是相反，这样我们就可以摆脱法国首倡作用的‘光荣’”[5]。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马克思构思了一本小册子——恩格斯写军事部分，他自己写政治部分，并由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出版。计划的框架形成之后，马克思从1863年2月至5月一直在做这件事，直到他的肝病迫使他停了下来。这些直到1961年才发表[6]的手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极为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历史的部分带有纯粹政治的性质，而丝毫没有提到经济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马克思的恐俄症。按照他的说法，瓜分波兰导致了德国其他地方对普鲁士的依赖，而普鲁士反对波兰的政策又反过来促成了俄国对普鲁士的完全控制。这样，“波兰的恢复意味着……挫败了俄国控制世界的企图”[7]。尽管马克思没能完成这本小册子，但他积极地和一个陆军上校拉品斯基讨论了组建抗击在波兰的俄国人的德国军团的问题。[8]1863年10月，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事实上确实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作者很可能是马克思。 马克思是如此积极地关注着即将到来的圣马丁堂会议。关于他被邀请参会的事，马克思在几个星期后给恩格斯的信中叙述如下： 定于18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召开群众大会，召集人是奧哲尔（鞋匠，这里的各工联的伦敦理事会的主席……）和克里默——泥水匠，泥水匠工会的书记……一个叫做勒·吕贝的人被派到我这里来，问我是否愿意作为德国工人的代表参加会议，是否愿意专门推荐一个德国工人在会上讲话等等。我推荐了埃卡留斯，他干得很出色，而我也在讲台上扮演哑角加以协助。我知道伦敦和巴黎方面这一次都显示了真正的“实力”，因此我决定打破向来谢绝这类邀请的惯例。[9]
事实上，马克思被邀请参会好像是很匆忙的事情，因为在会议之前的几个小时，他才收到克里默正式邀请他参加的短信。法国人大部分是蒲鲁东的追随者，他们认为应该由工人管理自己的组织，埃卡留斯是一个当然的选择，因为他是1863年10月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宣言的签名人之一。 会议有2 000人参加，“挤得使人透不过气来”。伦敦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和最主要的实证主义者之一比斯利作为会议主席发表了简短的演说，接着是德国工人合唱团演唱，随后奥哲尔宣读了他去年12月份写的宣言。法国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者、1862年和1863年访问过伦敦的代表团成员昂利。托伦宣读了作为回应的法国的宣言，这篇宣言几乎仅仅局限于（用蒲鲁东主义者的术语来说）资本和劳动之间关系的改良，说这将使工人的工作有一个合理的回报。之后勒。吕贝简要地说明了法国在伦敦设立中心联合会的计划，它将联系欧洲各国首府的分会以制定共同的方针政策。两个英国工联主义者乔治·威勒尔和威廉·德尔则提议成立国际协会，并立即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起草该协会的章程。经过一轮辩论（埃卡留斯在辩论中代表德国发了言）之后，会议结束，选举了由34名委员组成的委员会：27名英国人（其中11名来自建筑行业），3名法国人，2名意大利人和2名德国人，这2名德国人即埃卡留斯和马克思。 总联合会（很快更名为总委员会）lO月5日开了会，选举奥哲尔为主席，在马克思的提议下选举克里默为书记，还选举出了法国和波兰通讯书记。马克思建议德国书记由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选出，不久他本人当选为书记。接着总委员会转向它的重要议题，经过“一次很长时间的热烈讨论”[10]之后，委员会没能达成一致的纲领，鉴于它的规模（加上新增委员超过了50人），这并不奇怪。当马克思被选入一个9人小组，即小委员会来起草宣言原则时，他已经离开了会议。在3天后的小委员会会议上，一位年老和蔼但啰啰唆唆的欧文主义者韦斯顿宣读了原则；加里波第的前任副官沃尔弗少校（现在是马志尼的秘书），提议把意大利工人团体的规章作为基础。马克思由于疾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及其后的总委员会的会议，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韦斯顿和沃尔弗的提议被提交回了小委员会。埃卡留斯焦急地给马克思写信说：“您绝对应该给这个欧洲工人组织的初生儿打上您简洁但意味深长的风格的印记”[11]。紧随埃卡留斯之后，奧哲尔和其他人也对所提议的草案极为不满，他们认为“某些位置的恰当的人选将是马克思”[12]。克里默亲自写信敦促马克思参加。但是，马克思还是没有参加接下来的一次会议，说是没有及时被告知会议的地点。而在这次会议上，勒·吕贝被委派整合沃尔弗和韦斯顿的草案。 马克思最后在10月18日要讨论综合稿的总委员会中露面了。他写道：“当我听到好心的勒。吕贝宣读妄想当做原则宣言的一个空话连篇、写得很坏而且极不成熟的引言时，我的确吃了一惊，引言到处都带有马志尼的色彩，而且披着法国社会主义的轮廓不清的破烂外衣。”[13]马克思设法让这些草案又提交回小委员会。两天以后小委员会在马克思的寓所召开了会议。他的目的是如果可能的话，“这种东西连一行也不保留下来”，为了赢得时间，他建议先讨论章程。这个策略的结果是，到夜里1点钟他们仍在讨论第一条章程，总委员会的会议不得不推迟，直到他们有时间再开小委员会会议。文件就留下来给马克思继续修改。他所写的提要只是表达了对已被总委员会采纳的勒·吕贝的草案的“感情”。为了证明他本人认为处理这个问题使用一种“极其特殊的方法”的合理性，马克思写了《告工人阶级书》，他称之为“对1845年以来工人阶级的命运的一种回顾”[14]。他还把章程的条款缩减到10条。在小委员会的会议上，马克思的草案获得通过，只是正如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所写的：“我必须在《章程》引言中采纳‘义务’和‘权利’这两个词，以及‘真理、道德和正义’等词，但是，这些字眼已经妥为安排，使它们不可能为害”[15]。接着总委员会通过了引言、宣言和章程，其中有所修改。马克思不能完全地自主行事，这一点可以从一个动议的段落中看出来，其中他使用的术语“投机商”被删掉了。 《告工人阶级书》[2]在一个星期内写成，这是一篇巧妙地适应了其听众的文章，还包含了以后在《资本论》中出现的资料。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像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这就必须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16]正因为如此，这篇宣言和《共产党宣言》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中没有一览无遗的概括或对革命行动的呼吁。宣言开头写道：“工人群众的贫困在1848年到1864年间没有减轻，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17]接着就摘录了英国官方的材料证明了这种论断，说明劳动群众的贫困与财政大臣关于国家财富正日益增长的乐观声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马克思最后关于英国状况的原因的详细论述显然还是很朴素天真的观点：“在大陆上所有先进的工业国家里，都在重复着英国的情况，只是带有不同的地方色彩和规模较小罢了。”[18]他承认尽管“实际工资对于工人阶级的少数稍微有些提高”，但1848年来，“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到处都在日益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厉害”[19]。他的结论是：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里，向每个不带偏见的灵魂都呈现出一个真理，而这一真理也只会为那些视自己的利益为愚昧天堂的其他人之障碍的人所否认，即： 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20]
这是马克思学说中关于相对贫困最为清楚的阐述之一。矛盾的是，在英国国际工人协会主要使境况比较好的工人获益，这样一来使得马克思提到的这种贫富悬殊加剧了。[21] 马克思更多地转向了政治方面，他评述了1848年来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失败。但是他认为这种失败为两件重大的事实所缓和：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通过（“资产阶级[3]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22]）和合作运动。但是（马克思这里想到的是法国蒲鲁东的学生们），这种运动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发展，才能取得反对资本力量的胜利。这样，“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23]。最后，马克思简要描述了工人群众在废除奴隶制、支持波兰和反抗俄国——“这个头在圣彼得堡而在欧洲各国内阁里有其爪牙的野蛮强国”[24]——方面取得的成就。他以惯常的呼吁结束全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章程的引言部分，马克思从这样一条原则开始，即“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这一斗争最终将“消灭任何阶级统治”。由于经济奴役是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病症的根源，“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25]。这些内容搀进了马克思不能避免掉的种种术语，如“真理、正义和道德”等，引言之后是10条章程，涉及了每年的大会和总委员会的选举诸如此类的问题。 《告工人阶级书》表明了在没有任何强加的蓝图下，马克思准备把工人阶级运动带到它所能达到的程度。他谨慎地避免了任何可能伤害英国或法国情感的东西，特别是英国大多数工联主义者使马克思不能以任何方式提及革命的目标。比斯利曾谈到圣马丁堂的听众：“他们中只有几个人（也可能一个也没有）属于社会主义派别。我认为他们大多数人不会接受社会主义者这个名字。”[26]同样，尽管马克思对合作运动持有谨慎的批评，但他不得不避免提及任何国家的中央集权主义，这是法国人极为厌恶的一项政策。 二 国际工人协会的发展19世纪60年代初，欧洲典型的动荡氛围——它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国际工人协会的诞生——继续促进国际工人协会在这10年中的发展。政局动荡导致普法战争爆发，1866年至1867年的经济危机使罢工增加，这都不可避免地提高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威望，所以在头几年中，它能够在马克思设计的相当宽松的理论框架内稳步地发展。 在英国，国际工人协会在开始的几年中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它巩固了其他组织——如砖瓦工人和皮匠工人协会之间的联系，它的活动定期在最有影响的工人报纸《蜂房报》上进行报道，总委员会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把马克思起草的《告工人阶级书》寄给“工人阶级的诚实儿子”林肯。1865年4月，爱德蒙·比尔斯和其他一些中产阶级激进派联合6名工人，创建了改革同盟，鼓动成人选举权。马克思与老朋友厄内斯特·琼斯恢复了联系，积极促成了改革同盟的创立。这6名工人都是总委员会成员，马克思给恩格斯在信中热情地写道：“国际协会的伟大成就是：改革同盟是我们一手建立的”[27]。然而事实上，改革同盟只不过削弱了国际工人协会，协会的很多成员认为它的工作没有改革同盟本身的纲领那么具有直接重要性。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很多显然是违背自己的意愿的。例如，1865年3月，他对恩格斯解释他上个星期是怎么过的。2月28日是又一个总委员会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接下来还要在一间酒店开另一个会议，在那里他必须签200多张会员卡。第二天他参加了一个公众会议，纪念波兰起义。3月4日和6日是几小时的小委员会会议，7日总委员会会议又开至深夜。[28]几个月后，马克思佯称旅行以抓紧写作《资本论》；到年底他还抱怨“协会以及有关的一切事情像梦魇一样萦绕着我”[29]。 1866年继续保持了上一年的发展态势，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显示出了英国人认为的主要优点：它能够防止破坏罢工的人从大陆的涌入。马克思对李卜克内西强调：“这样一证明协会能带来直接的实际好处，就在讲求实际的英国人的头脑中留下了印象。”[30]由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努力，伦敦缝纫工人联合会的罢工取得了胜利。他们不久申请加盟国际工人协会，几个小的团体也加盟了。8月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突破：谢菲尔德贸易代表大会推荐它的会员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到1866年在日内瓦召开第一次大会时为止，据报道可能有17个组织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另有13个组织正在协商中。11月，宪章派惟一保存下来的组织——国家改革同盟申请加入。如果能够说服伦敦工商联合会加入，马克思认为：“那末这里的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会转移给我们，而我们就能够把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31]然而，恩格斯并没有让自己受到马克思热情的影响，几年来他对国际工人协会所取得的成就一直保持着明显的沉默。他没有加入曼彻斯特的六人小组，甚至拒绝成为通讯员。 在这期间，马克思和英国人之间关于总委员会的一些问题偶尔有些摩擦，例如，关于对马志尼的崇拜和对埃卡留斯（马克思坚定但不老练的支持者）的嫌恶问题。但是马克思在确立自己的支配地位时毫无困难，这部分归因于他能在英国和大陆之间充当调解人的角色。至于马志尼的反对，他向恩格斯解释道：“吕贝曾经竭力向他们证明，我作为委员会的英国部分的首领要压倒其余的大陆部分；相反地，英国的先生们现在确信，只要他们一做蠢事，我就可以在大陆部分的帮助下把他们完全掌握在手中。”[32]马克思还把他的支配地位归因于德国意识形态的优越性以及总委员会中的其他人认为“德国科学”是“极为有用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33]。 当总委员会在1865年1月讨论波兰问题时，马克思的加入引起了非同寻常的热烈反应，通常是以事实为根据的会议记录写道：“马克思博士的发言充满了以公开形式出现的、极有价值的重要历史事实”[34]。1865年夏天，总委员会讨论了约翰·韦斯顿的观点（这些观点已经在《蜂房报》上发表）：工资的提高只能导致价格的上涨，因此生产者的合作是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惟一途径。马克思认为这种观点是极为肤浅的，尽管“不可能把一门政治经济学课程压缩在一小时之内讲完”[35]，他仍然采取了以前对工人阶级听众演讲的方式，分两个长部分向总委员会作了演说。他极力表明，通常工资的提高不会影响商品价格；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是降低平均工资水平，那么工联的压力对抵制这些侵占是必需的；当然，工联应该永远记住“工人阶级的最后解放，也就是最终消灭工资制度”[36]。在论证时，马克思融入了大量《资本论》手稿中的材料，特别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在这里是第一次做公开阐述。尽管委员会中有几名成员想把这份演讲内容刊印出来，但马克思犹豫了：考虑到把韦斯顿当作敌手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而且也不愿意分散他的伟大作品的出版最终给人的印象。[37] 对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中地位的第一次真正威胁是在1865年底，马志尼的追随者绝不原谅马克思如此大幅度地修改他们成立宣言的第一稿，尤其反对马克思思想中的“阶级”特征。马克思在给表妹南尼达·菲力浦斯的一封信中叙述了这件事： 当我……没有出席国际协会中央委员会的时候，马志尼费了很大的劲掀起一种暴乱来反对我的领导。“领导”从来就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所以我绝对不去追求它。我一直记着你的父亲关于托尔贝克说的一句话：“赶驴子的人总是被驴子憎恨的。”……马志尼这个自由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死敌，非常嫉妒地注视着我们协会的成就……他……在几个英国工人中进行阴谋活动，挑起他们对“德国人的”影响的嫉妒心……他在这方面做得十分起劲，因为他非常讨厌我的原则，在他看来，这些原则体现着最可怕的“唯物主义”。[38]
马克思把所有的国外书记召集到他的房间中，协调力量反对马志尼的追随者（他们从此放弃了与国际工人协会的一切合作），回击他们的指责。[39]1866年9月，马克思被提议为总委员会主席，但他谢绝了，因为这个职位应由体力劳动工人来担当，最后奥哲尔当选了。从一开始，马克思就认为英国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关键。国际工人协会建立几个月之后，他写信给库格曼说：“我倒万分愿意通过‘国际协会’在这里进行我的宣传活动。这对英国无产阶级的影响是直接的和极为重要的。”[40] 在总委员会中，马克思的正式职责是德国通讯书记。但是尽管他认为在德国扩大国际工人协会影响很重要，在第一年他却几乎没有为此做出努力。拉萨尔死于国际工人协会建立前的几个星期，他的党、德国惟一存在的劳动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出现了领导人的问题，以及关于党的集权组织和党对俾斯麦政策的态度的争论。这个党并没有充分联合起来对国际工人协会采取一种立场，直到J.B.冯·施韦泽（一名具有天赋的律师，贵族世家，该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1866年领导该党。马克思对拉萨尔遗留下来的财产长期怀有一种深深的厌恶——“无产阶级的黎塞留”，他想把工人阶级出卖给俾斯麦。[41]“毫无疑问”，他在信中给施韦泽写道，“拉萨尔关于普鲁士政府会实行‘社会主义’干涉的不幸幻想将使人大失所望。事物的逻辑必然如此。但是，工人政党的荣誉要求它自己甚至在幻想被经验驳倒以前，就抛弃这种空中楼阁。工人阶级要不是革命的，就什么也不是。[42] 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后的第一年中，恩格斯曾谈到柏林的李卜克内西，说他是“我们在德国的唯一可靠的联系”[43]。虽然李卜克内西使成立宣言得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但由于他要艰难地维持家计，而且由于受冯·哈茨费尔特的委托，答应撰写拉萨尔生平而把自己置于暧昧不明的立场，他几乎没能做更多的事情。1866年7月李卜克内西被驱逐出普鲁士，马克思失望地写信给恩格斯说。“他……不能在德国为国际协会建立一个哪怕只有六个人的分部”[44]。 在柏林发展国际工人协会可能是异常困难的，因为马克思与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关系不久就濒临破裂。在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之前，李卜克内西和克林格斯在佐林根建议马克思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职务。马克思开始的时候拒绝，后来又同意了，虽然决定如果被选举上了但也不打算公开担任这一职务。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会是一次反对普鲁士政府和反对资产阶级的很好的党的示威”[45]。但是，拉萨尔的遗嘱任命伯恩哈特·贝克尔（他已经行使这种权力了）为主席。这份遗嘱在选举的前几天公开了，马克思的努力彻底失败了，甚至在佐林根他也没有获得支持票。但马克思仍然敦促他在德国的一些老相识保证全德工人联合会在12月份大会上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在给恩格斯的堂兄弟卡尔·济贝耳的信中，他写道：“……要全德工人联合会加入，只是适应开始时的需要，即为了反对我们这里的敌人。这个联合会的整个组织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的，以后应当予以摧毁。”[46] 11月，李卜克内西向马克思、恩格斯转达了施韦泽的邀请，希望他们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马克思的第一篇稿子（除了成立宣言）是为普鲁东写的长篇讣告，其中充满了矛盾的情感。在文中，他复述了《哲学的贫困》中的一些观点，并考虑到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德国的立场，批评普鲁东显然是“与当权者妥协”[47]。然而，马克思和施韦泽之间的关系很快变得紧张：《社会民主党人报》忠实于拉萨尔的信条，似乎在直接与国际工人协会对抗——它刊登了赫斯在巴黎的一篇文章，文章重复了托伦和他的朋友们是波拿巴的代理人的谣言。马克思极为愤怒，虽然施韦泽同意让李卜克内西负责有关国际工人协会的一切材料，但马克思最后还是中止了与他的合作，并对施韦泽向俾斯麦政府让步予以强烈的谴责。如果马克思关于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设想会产生某种结果，那会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因为他活跃于德国的时间超过15年之久[48]，但他在那里的亲密朋友和支持者屈指可数。 起初，国际工人协会在德国南部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当李卜克内西到萨克森时，他在那里为国际工人协会所做的事并不比他在柏林做得更多：在萨克森有可能进行活动的惟一政党是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这是一个由几个自由的人民党成员组成的松散联盟，主要是由于反对普鲁士而结合在一起，没有中坚领导人，社会主义性质极少。此外，这里的政治气氛还受到即将爆发的普奧战争的影响。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信中都曾用尖刻的称呼谈到他）愿意帮助国际工人协会（实际上，很明显是受到马克思人格力量的威慑），但政治形势已经不允许这样做了。马克思为正好是他所负责的地方缺乏活动热情而感到困窘，大为夸大了（如果不是公然的不真实）国际工人协会在德国的进展。那时，在德国为国际工人协会工作最富有成效的人是老社会主义者约翰·菲力浦·贝克尔。[49]在国际工人协会创立时，贝克尔积极地在瑞士从他的根据地日内瓦招募成员。1866年底，贝克尔在马克思的鼓励下，至少在12个城市创建了国际工人协会活跃的分部，并在1867年使之形成了一个以日内瓦为中心的组织良好的“说德语的分部”。 即使在那些进展相对缓慢的年代里，由于德国无产阶级缩短社会历史中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能力，马克思仍然像当初一样深信德国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者的天职。在这种背景下，他1867年2月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27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特别令人感兴趣。据记载，他在演讲中把德国革命的优越性归为三个因素：“德国人已经从宗教无意义的说教中获得了巨大的自由；他们不必像其他国家的工人一样要经历冗长的资产阶级运动；他们的地理环境将促使他们对东方的原始落后状态宣战，因为所有反对西方的反动力量都来自亚洲。”[50] 法国仍然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中心，国际工人协会在这里获得了相当的进展，但由于其内部的以及与总委员会的意识形态争论而受阻。法国有两个曾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代表的独立派别：托伦领导的蒲鲁东的追随者以及勒弗尔和勒·吕贝领导的激进共和党人。蒲鲁东主义者希望形成以工人为压倒性多数的纯粹的工联运动，而激进共和党人主要是中产阶级，有着政治性的目标。由于蒲鲁东主义的追随者主要是店主、农民和手工业者，所以他们认为合作机构、信用建制和保护性关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极其怀疑一切中心化倾向和罢工行动。冲突在蒲鲁东主义者翻译宣言章程时就开始了，在宣称“因此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这个目标”[51]这样的关键性的句子中，普鲁东主义者删掉了“作为手段”这几个字，这就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政治活动是某种完全次要的东西。共和党人认为这等于向波拿巴主义妥协。蒲鲁东主义者回应说，惟有工人才可以在工人的组织中任职，而勒弗尔是国际工人协会在巴黎的新闻代理人，因此应该辞职。勒·吕贝（作为法国书记和在伦敦的法国工人的杰出人物，不轻易接受总委员会权威）被派去调查情况，很自然地写了一份支持勒弗尔的报告。但是，托伦到伦敦来亲自处理这件事。总委员会中英国成员对法国人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争吵迷惑不解，也感到厌倦；鉴于“勒弗尔（文人，而且是个有财产的人即‘资产者’，但是这是一个最纯洁的人，并且就美丽的法国来说，是我们协会的真正的奠基人）站在一方面，而托伦、弗里布尔、利穆津等等即工人站在另一方面”[52]，马克思希望双方都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解决。然而，托伦使问题激化了，在一次长时间的、激烈的讨论之后（按照马克思说法，这次讨论“特别给英国人留下了一种印象：法国人的确需要一个波拿巴”[53]，总委员会被迫批评了工人方面。勒弗尔被除去当前职务，勒·吕贝辞职，同情法国共和党人的马志尼的追随者们最终也退出了。 在1865年的伦敦会议、1866日内瓦会议和1867年洛桑会议上，正是这些蒲鲁东的法国追随者成了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主要对手。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大会计划1865年秋天在布鲁塞尔召开。但马克思为当时占上风的理论混乱而担忧，他说服总委员会在伦敦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认真准备来年日内瓦大会的议程。这次秘密会议除了英国和法国之外，只有比利时和瑞士两个国家出席。会议主要讨论组织上的问题，法国代表在会上提出了他们所谓的“普遍选举权”问题，即所有的会员应该有权参加会议并投票。这项极端民主的提议由于遭到英国人的强烈反对而受重挫。会议其余时间都用于为即将召开的会议起草议程，其中最重要的争论就是波兰问题，它曾在创建国际工人协会中起过作用，所有早期会议的议程都和这一问题有关。在年轻的比利时人代表德·佩帕的带领下，大多数法国人对支持波兰独立、反对俄国专制的决议引言表示反对，因为它只对波兰工人阶级有益，而专制需要从总体上加以谴责。这一反对意见被多数代表否决。然而法国人确实成功地保证会议议程包含了关于国际信用团体的形成以及“宗教观念”的决议。[54] 波兰问题1866年在总委员会中又被早早地提出来。在新近成立的伦敦国际工人协会法国分部的支持下，要努力达成与伦敦会议相反的决定。马克思智胜了这一企图，并得到了恩格斯的支持。恩格斯在与国际工人协会的关系上是第一次露面，他为《蜂房报》之后的总委员会机关报——《共和国》写了三篇文章，题为《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当拉法格（他不久成了马克思的女婿，但随后受到蒲鲁东的影响）提出一切民族特性甚至民族本身都是“陈腐的偏见”时，普奧战争还带来了马克思称之为“蒲鲁东派的施蒂纳思想”[55]的泛滥。在蒲鲁东主义者看来——他们在这里直接反对了拿破仑对民族复兴的鼓励——，一切国家本质上是被集中化起来的，因此具有专制性，带来诸多战争，还与蒲鲁东追随者代表的小规模经济利益相反。马克思嘲笑了这种观点，正如他告诉恩格斯的：“我在开始发言时说，我们的朋友拉法格和其他废除了民族特性的人，竟向我们讲‘法语’，就是说，讲会场上十分之九的人不懂的语言，我的话使英国人大笑不止”[56]。 在日内瓦会议上，大多数代表——约六十人中就有33人——是法裔瑞士人，还有一个法国大代表团。为了迎接来自法国人的不可避免的挑战，马克思（只有国际工人协会最后的1872年海牙大会马克思才亲自参加）为总委员会代表起草了详细的指示，主要限于“这样几点，这几点使工人能够直接达成协议和采取共同行动，而对阶级斗争和把工人组织成为阶级的需要则给以直接的滋养和推动”[57]。会议议程大部分是关于社会问题的。马克思的指示强调了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工联的必要性，以及工联在未来的角色，即“在实现其彻底解放的普遍利益中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核心”[58]。这些指示被法国的一份以正义和“互惠”为最终目标的提议所修改。法国人还反对总委员会关于8小时工作日法案，因为他们不相信国家可以作为改良的中介，但他们没有成功。马克思关于童工是“进步的、合理的、合法的趋势”[59]，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扭曲而令人深恶痛绝的论述没有遭到反对。蒲鲁东主义者则使一项限制妇女劳动的修改决议得以通过。 马克思认为，常备军最终应由“人民的普遍武装和对他们使用武器的普遍引导[60]来取代，这一观点也在毫无异议的情况下获得了通过。他还指示，关于国际信贷和宗教观念的问题应“留给始作俑者法国人”。波兰问题又一次不可避免地被提出来，马克思的观点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因为法国人出台了一份引人注目的反对决议，上面写道：“我们，自由的坚定追求者，反对一切专制。我们强烈谴责俄国专制的机构和社会倾向，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导致最野蛮的共产主义形式。但是，作为一个经济会议的代表，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在波兰的政治重建问题上不发表任何意见。”[61]蒲鲁东主义者并没有他们所谓的马克思的“恐俄症”，也没有看到与其他事情相比，俄国专制为什么更应该特别地受到谴责。大会最终采取了由贝克尔提出的折衷解决办法，这个方法与法国人的提议更为接近，对马克思来说就意味着失败。在关于组织的讨论中，托伦又一次提出：惟有工人才可以成为大会的代表。克里默反驳说，在英国很多事情更应归因于中产阶级，“在那些成员中间”，他补充说，“我只提一个人——马克思公民，他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了谋求工人阶级的胜利之中。[62]马克思曾对日内瓦大会抱有巨大的忧虑，但正如他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所写的：“从整个情况看，结果比我预期的来得好”[63]。 三 国际工人协会的顶峰1867—1869年间，随着洛桑、布鲁塞尔和巴塞尔的三次会议的召开，国际工人协会的力量和影响达到了顶点。洛桑会议再度成为法裔瑞士人的集会。马克思太专注于完成《资本论》（第一卷），以至于不能花更多时间来准备会议。法国大代表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成功地促成了一项关于国家教育职责的折衷决议；在有关比利时促使铁路和其他垄断国有化的决议的问题中，他们将只同意“社会所有”这一用语。蒲鲁东主义者支持农民所有权，关于土地国有化的讨论不得不推到来年。关于合作和信用方案的决议也是受了法国人的启发。使马克思和法国人联合起来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答复和平与自由同盟的邀请；和平与自由同盟是一个半和平主义者的国际组织，得到了各种不同的人的支持，例如约翰·司图亚特·穆勒、维克多·胡果、赫尔岑、加里波第和巴枯宁。在国际工人协会开会的同时，这个同盟正在瑞士召开会议，并邀请代表们出席。在总委员会上，马克思强烈反对与这个“无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团体有任何联系，洛桑的大多数代表赞成与这个同盟合作，托伦则设法包括了这样观点的声明被接受：战争只有因为财富公平再分配而建立的新社会制度而终止。该同盟非但没有发现这种观点令人不快，还热情地接受了它，但没有寻求与国际工人协会的进一步合作。 英国当时的工业动荡以及1867年改革法案的通过，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工人阶级运动上，洛桑会议被英国媒体广泛地报道。马克思乐观地给恩格斯写信说： 事情在向前发展着。在下一次革命到来时——它也许会比表面看起来到来得更快些——我们（也就是你和我）就将把这个强大的机器掌握在我们手里。请把这一点同马志尼等人三十年来的活动的结果比较一下吧！而且我们没有经费！此外，在巴黎有蒲鲁东主义者的阴谋，在意大利有马志尼的阴谋，在伦敦有怀着嫉妒心的奧哲尔、克里默和波特尔的阴谋，在德国有舒尔采—德里奇和拉萨尔分子！我们可以十分满意了！[64]
然而有关总委员会的事情却远远不是那么顺利。英国人对埃卡留斯在《泰晤士报》上关于洛桑会议的报道的居高临下的语气强烈不满，马克思又一次反对了英国人，维护了埃卡留斯。奧哲尔带来的麻烦一直存在，直到马克思取消了他的主席职务，他的影响才得以清除。伦敦的法国分部造成了如此多的困扰，以至于马克思有一段时间认真地考虑要把总委员会的会址转移到日内瓦，直到恩格斯提醒他想起1851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总部迁往科伦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才把他劝止了。 在英国，国际工人协会失去了前进的动力，1867年后，几乎就没有进展了：几乎没有新的工联加入，也没有在重工业工人中取得突破，总委员会甚至因为债务从办公地点被赶出来。当马克思意识到改革同盟只不过使得英国工人阶级的领导人分散了对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作的注意力时，他对于改革同盟的热情逐渐消退了。然而爱尔兰也是一个问题，它确实牵引了英国工人阶级领导人以及马克思的注意力，让整个马克思派别都为之吸引。芬尼亚组织的恐怖分子在1867年很活跃，政府用一种显而易见的专制手段来对付它。马克思代表他们起草了一份建议，提交给英国内政大臣。他还在总委员会上发表了演说，叙述了爱尔兰幼小的工业被毁灭的历史以及为英国人的利益而做出的农业上的牺牲，马克思对恩格斯解释说，总委员会中的英国会员没有认识到的是，1846年以来，英国人不再希望以罗马的方式对爱尔兰实行殖民统治——像他们从伊丽莎白和克伦威尔时代以来所做的那样——，而用猪、羊和牛来代替爱尔兰人。第二年，马克思谈到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如何发生了变化： 我长期以来就认为可能借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高涨来推翻统治爱尔兰的制度；我在《纽约论坛报》上总是维护这种观点。但是我更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现在又得出了相反的信念。只要英国工人阶级没有摆脱爱尔兰，那就毫无办法。杠杆一定要安放在爱尔兰。因此，爱尔兰问题才对整个社会运动有这样重大的意义。[65]
解决的办法在于爱尔兰自治、土地革命和保护关税。马克思还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上发表了同样内容的演讲，他写信对恩格斯说，只要有可能，他就很愿意这么做，因为他的痈使得只有站着才是惟一可以忍受的姿势。 和在英国停滞不前的情况相反，国际工人协会在欧洲大陆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尤其是在作为不同国家的工联之间的联络组织，支持彼此的罢工方面——这一活动最初是在英国获得成功的。英国工联的对巴黎铜业工人的经济援助使他们取得了罢工的胜利，于是国际工人协会在法国的名声大大提高。不久之后，一个自称为“实证主义无产者”的巴黎人团体申请加入国际协会的要求，在马克思给总委员会的提议下得到了批准，条件是他们只能称自己是“无产者”，因为“孔德主义的原则是同我们的章程直接抵触的”[66]。国际工人协会还在为日内瓦建筑工人和巴塞尔纺织工人提供帮助上发挥了作用，由于这是一个罢工高涨的时期，所以它获得了远远高出它的实际影响的名声。在德国，李卜克内西直到1867年底仍然没能进一步推进国际工人协会的目标：除了他缺乏组织能力之外，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还没有准备好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反普鲁士主义仍然是它的、也是李卜克内西的主要关注点。但是到了1868年初，形势朝着有利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方向发展了。一位天才的组织者——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主席倍倍尔，感到联合会需要一个更为可靠的纲领；李卜克内西看到施韦泽重新给马克思的建议对于自己产生了威胁；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在面对俾斯麦与自由主义者联合的问题上逐渐“左”倾，由于这样的一些事实，国际的工作变得相对容易了。贝克尔通过他的说德语的支部的网状联系奠定了稳固的根基。[67]1867年在整个欧洲大陆，国际工人协会的规模、成功和威望都获得了稳步发展。 洛桑大会的结果就使马克思深信，一定会在布鲁塞尔与蒲鲁东摊牌。他写信给恩格斯：“在下次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我将亲自置这些蒲鲁东派的蠢驴们于死地。在我的书没有出版和我们的协会没有扎下根以前，我用外交方式进行这整个事情，而不愿亲自出面。”[68]布鲁塞尔大会是国际工人协会开的时间最长、人数最多的一次大会，确实是蒲鲁东思想衰落的一个标志。会议公开讨论并通过了万一爆发战争就举行总罢工的提议，虽然马克思把这种想法当作“比利时人的愚蠢”而拒绝接受——因为“工人阶级还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还不能对事变进程起某种决定性作用”[69]。关于和平与自由同盟进一步的出路，大会的回复是其会员最好解散自己的同盟，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大会接受了罢工是工人阶级施压的合法武器的观点，还采纳了一项由埃卡留斯代表总委员会提出来的关于机器的影响的提议，用《资本论》中的大段引文加以论证。这项提议是由马克思起草的，概述了他已经在《资本论》中发表的机器的矛盾性质的观点。马克思以前在草拟布鲁塞尔会议议程的总委员会上曾详细地论证过这种观点。[70]蒲鲁东主义者关于自由信贷和交换银行的提议被返回到各分部研究。最为重要的是，大会采纳了一项要求土地、铁路、采矿以及森林的集体所有权的提议。马克思对大会的结果特别高兴。有一项被通过的决议特别赞美了《资本论》，认为“卡尔·马克思作为第一位把资本置于科学分析方法之下的经济学家，具有不可估量的贡献”[71]。在大会之前和大会期间，马克思给总委员会的代表埃卡留斯和列斯纳的指示定下了大会的基调，而庞大的比利时代表团的大力支持使之提升了。马克思曾为之奋斗的主要有两点：生产资料的公有和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必要性，这两点都成了国际工人协会纲领的一部分。《泰晤士报》刊登了埃卡留斯两份详细的报告。尽管马克思对埃卡留斯在报道中关于机器的争论部分忘了提及《资本论》很恼火，他还是热情地给在美国的迈耶尔写信说：“《泰晤士报》丢掉对工人阶级的嘲笑腔调而‘十分’认真地对待他们，这是破天荒第一次”[72]。 1869年的巴塞尔大会是国际工人协会的顶点，它巩固了对蒲鲁东主义者的胜利，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还不具有危险性，这次会议它还是一次最具有代表性的大会，第一次有德国代表团参加。施韦泽恢复了与马克思的通信。1868年秋在汉堡召开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热情地赞扬了国际工人协会和马克思。这样，李卜克内西被迫声称他亲自说服了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在1868年9月的联合会大会上采用了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引言的前四段。以此为基础，李卜克内西接着试图使马克思发表对自己有利的言论，谴责施韦泽。马克思拒绝了，他仍然认为李卜克内西对国际工人协会缺乏热情。事实上，德语分部的贝克尔小组在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方面更为积极了。马克思总结了自己对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的态度；“总委员会就其地位来讲，应该采取中立态度。因此，是否再等一下更好？即等到：第一，施韦泽的表演毫无成果暴露得更明显的时候，第二，李卜克内西等人能够真正有所组织的时候。[73]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最后终于明朗了。施韦泽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与哈茨费尔特重新联合，这一步使得全德工人联合会中更具自由思想的成员大批地离去。这些人在1869年8月的爱森纳赫大会上，和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一起创建了社会民主工人党，并派包括李卜克内西在内的12名代表参加了巴塞尔会议。 这次大会以决定性的多数重申了布鲁塞尔大会关于土地国有化的决议，这一点对马克思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土地国有化是爱尔兰民族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马克思认为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74]巴枯宁支持这个决议，这是他在大会上第一次露面。他还支持了总委员会的一项提议，即总委员会在下次会议做出决定前，应该有权暂停任何一个违背国际工人协会利益的分部，这项提议不久就被用来反对巴枯宁本人。他还尽力说服总委员会废除财产继承权。正如在总委员会中所讲的，马克思认为第一项任务是要改变社会的经济机构，继承法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关于这个具体问题，站在巴枯宁一边的大多数人——虽然没有达到法定人数的三分之二普遍支持他的观点，反对总委员会。 财产继承权只不过是巴枯宁在意大利和瑞士鼓动的许多观点中的一个，1861年他罗曼蒂克地从西伯利亚逃离之后，最近几年一直在意大利和瑞士活动。巴枯宁没有一个有条有理的头脑，但是当他确实要表述他的观点时，常常和马克思的思想相对立：他反对任何的和一切的国家政权的表现（他认为马克思的观点是“独裁的共产主义”），他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任何集中形式，反对与资产阶级政党的一切合作。马克思则认为新社会要从旧社会的胚胎中汲取营养，因此新旧社会之间就存在某种连续性，而巴枯宁则深信要彻底摧毁现存社会的一切方面。马克思认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是“继续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主要指蒲鲁东主义者、拉萨尔派，最终也包括巴枯宁的追随者）。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发展和真正工人运动的发展总是成反比。只要工人阶级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独立的历史运动，宗派是有其（历史的）理由的……可是，在国际的历史上还是重复了历史上到处出现的东西。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75] 在俄国和意大利任何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都不可能的背景之下，巴枯宁发展了他的思想，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马克思首先考虑的是德国、英国和法国。在国际工人协会初期，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的关系还是友好的。巴枯宁1864年在伦敦拜访了马克思，马克思认为“我很喜欢他，而且比过去更喜欢……他是十六年来我所见到的少数几个没有退步、反而有所进步的人当中的一个”[76]。到1868年年底，巴枯宁在和平与自由同盟中已经很活跃，由于该同盟不接受他废除继承权的思想而从中退出。一退出他就创建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接着这个组织就申请加入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第一次听说这个组织，就认为它是“死胎”[77]，不过恩格斯更为他试图建立“国中之国”[78]而担忧。总委员会没有接受该同盟的申请，因此这个同盟就解散了，并鼓励它的各个分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虽然马克思极端蔑视巴枯宁起草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纲领[79]，但总委员会还是接受它早就拟议的加入，条件是在纲领中去掉“阶级平等”而代之以“消灭阶级”。即使如此，日内瓦还是争吵不断，在那里国际工人协会的地方支部拒绝接受该同盟为一个成员组织。 巴枯宁的思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有巨大的影响，这些思想在法属瑞士和法国南部产生了某种冲击，参加大会的比利时代表团在很多问题上更倾向于巴枯宁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的。但是，认为巴枯宁实际上在国际工人协会内组织了一个反对派，这样的观点是非常不正确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它更接近于这样一种状况，即它只不过是一个巴枯宁用于他的全部朋友、熟人和通信者的名称而已。巴枯宁并无心挑战马克思，尽管他被马克思的合作者李卜克内西和赫斯恶毒地指责为俄国间谍。当赫尔岑鼓动他挑战马克思时，他回信说马克思是一个“伟人”，“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他已经用智力和精力公正无私地为此工作了将近二十五年。在这项事业中，毫无疑问他超过了我们所有的人”。 他接着写道： 马克思对于协会的影响毫无疑问是非常有益的。直到今天他一直对他的党有着明智的影响力。他是社会主义的最为坚强的支柱，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意图侵蚀的最为坚固的堡垒。如果我仅仅为报复他，而曾努力破坏或削弱他的有益影响的话，那我绝不能原谅自己。[80]
不久之后他写信给马克思说：“现在我的祖国是国际工人协会，您是它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因此亲爱的朋友，您看到，我是您的学生，我以此为荣。”[81] 然而在日内瓦，由巴枯宁的追随者控制的《平等报》开始攻击总委员会，建议它从伦敦迁往日内瓦。总委员会的回应由马克思起草，并在说法语联合委员会上宣读，强调了总委员会在英国领导革命运动的必要性。这对于大陆运动的成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仅仅凭借自己的资源，英国的运动就会失去一切原动力。在接下来的3月份，马克思（他一直更为强调巴枯宁的被指控的阴谋诡计，而不是他的思想）给爱森纳赫党的布伦瑞克委员会寄去了同样内容的函件，并附加了一份材料，抨击巴枯宁是彻底的阴谋家和谄媚的寄生者。虽然这场争论在以后几年中一直支配着国际工人协会，但当时它还不是一个主要因素。 如果说1869年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力量和影响发展的顶峰的话，那么它有多大的重要性，而马克思又发挥了什么关键性的作用呢？[82]很多同时代的人认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泰晤士报》认为它有25万，甚至大约50万的追随者，该报还报道说国际工人协会可控制的资金达数百万英镑。这当然是夸大其词。1869—1870年，总委员会的收入大约是50英镑。总委员会的确从一个国家的工联贷款给另一个国家的工联，尤其是用于支持罢工，但它本身却经常为一些小的债务而烦恼。 至于它的成员，重要的是要记住，与后来的第二、第三国际不同，第一国际允许个人会员组成地方支部，地方支部反过来又在全国性的同盟中联合起来。英国到1870年底为止，个人会员总数不超过254人；德国到1871年为止，有58个支部，会员总人数385人；法国在1870年有36个地方支部；意大利在巴黎公社后，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增加了，但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其会员总数也不会超过几千人。巴塞尔大会的西班牙代表声称有20 000名会员。据说美国有30个支部，500名会员。但是任何一个熟悉这种松散组织形式的人都会知道，其领导人会多么地倾向于夸大它的会员人数，甚至提供的这些人数本来就不会缴纳会费，否则总委员会就能解决所有的财政困境。 我们可以在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的不同组织形式中发现这些较为庞大的数字的某种基础：工会的加入和政党的加入。[83]英国由工联加入的总人数是50 000人（当时的潜在会员数大约是800 000人）。法国在罢工期间由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帮助，可能有庞大的会员人数。在德国，虽然联合为国家法律所禁止，但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最终都宣称为百万工人代言，也声称它们是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基本原则的。但是在所有这些国家中，这种承诺是情感上的，并没有严密组织形式上的、思想学说上的或者（除了英国）财政上的联系和支持。 即使在英国，重要的工会领导人很多在总委员会中任职，并与马克思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制定工人阶级的政策，但没有提到国际工人协会。工会领导人对马克思的智力水平有着深刻的印象，在处理有关欧洲的大陆的问题上，他们的支持给了马克思和总委员会以极大的威望，英国人对这些问题只是有微弱的兴趣。但是当涉及本国的事情时，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响就变成外围的了。1867年后尤其是这样，当时随着芬尼亚主义威胁的消失，在爱尔兰任何改变现状的希望似乎也失去了，改良运动的成功使得工会领导人在要求上也具有较少的革命性。马克思仍然深信，正如他在从1849年以来所深信的，如果没有类似于英国的运动，欧洲的革命不可能成功。但是，在国际工人协会甚至不能成功吸收新的工联之外，他也越来越没有办法给加入进来的英国工联主义者灌输“社会主义理论和革命特性”。1867年之后，只有三个新的工联加入进来。国际工人协会这种动力的丧失是由于它不能吸引重工业工人——它在除了比利时之外的所有国家都是这样。在英国它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中心机构设在伦敦而大多数重工业都集中在了北部工厂，在那里工人安心于自己的技术优势，不像手工工人那样认为受到了大陆方面的威胁。一般而言，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中手工业者比工厂无产阶级人数要多。 在德国，尽管爱森纳赫派坚持国际工人协会的基本原则，但是德国的政治形势阻碍了与总委员会任何严肃的合作。《合并法》（Thc Combination Laws）的使用变得越来越严，无论如何，布伦瑞克的党的执行委员会和莱比锡的李卜克内西都更多地关注建立与拉萨尔派对立的爱森纳赫党。马克思往德国免费发了几百张会员卡，而大概也只能做到这样了。此外，贝克尔在许多方面曾是国际工人协会在德国的极为可靠的联系，对爱森纳赫党的形成已没有很大影响了。恩格斯后来在总结这一情形时，解释说：“德国工人党同国际的关系始终是不明确的。这种关系纯粹是柏拉图式的，甚至个人（极少数例外）也没有正式会籍，而建立支部又为法律所禁止……实际上，这些人竭力企图使国际服从于德国的特殊目的”[84]。马克思的通信表明了在支持国际工人协会方面，他对李卜克内西的影响是多么的无能为力，对其他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更是这样了。当然，他关于活动策略的建议是受到重视的，人们总是征求他的同意，特别是随着《资本论》的出版和再版他的一些早期著作的要求被提出、他的威望提高之后。但是他具体的思想在德国几乎没有影响，这种影响在他去世之后才开始。[85] 虽然法国人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创立者之一，并且显然是最强大的国家支部，但他们几乎不受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影响。他们从来不做任何常规的捐助，并且对伦敦的本能反应是某种不信任。马克思不能反对像托伦这样的蒲鲁东主义者，而甚至当瓦尔兰开始取代托伦成为国际工人协会在法国的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时，他的思想中仍有太多无政府主义的东西，认为可以轻易地与总委员会合作。 虽然国际工人协会是一个国家团体之间的非常松散的联盟，每个团体的政策都更多地根据地方利益而不是考虑到总委员会，然而马克思却理性地对前5年的工作感到高兴。更为重要的是，蒲鲁东主义者在土地国有化的决议中曾被决定性地击败；和平与自由同盟的挑战被击退；作为帮助罢工者谈判的结果，国际工人协会如果说不是在财力上，那么就是在威望上得到了极大地提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终于宣称他们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基本原则；最后，总委员会曾使自己对地方支部的权威提高了，至少大体上到巴塞尔大会为止是这样。即使如此，国际工人协会也是一个太脆弱的组织，以至于不能经受普法战争的风暴。 四 普法战争和国际工人协会的衰落总委员会决定在巴黎召开1870年的大会，但国际工人协会遭到法国政府越来越多的迫害使他们把会议地点改在了美因兹。然而在大会将要召开的前两个星期，拿破仑三世（俾斯麦通过精心编写了一份特快专递电报，有谋略地给拿破仑三世以蓄意的侮辱性）向德国宣战了。国际工人协会巴黎分部立即对战争进行谴责；在德国观点有分歧，但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认为战争是防御性的：拉萨尔派在德意志（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德国国会）中投票支持战争贷款；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由于决定弃权而被孤立。马克思起初好像是同意李卜克内西的立场——虽然他看到了德国胜利的有利条件，因为他认为德国的“社会运动”比法国“成熟得多”。在李卜克内西弃权之前，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 法国人是该受鞭打的。如果普鲁士人取胜，那末国家权力的集中将有利于德国工人阶级的集中。此外，如果德国人占优势，那末，西欧工人运动的重心将从法国移到德国。只要把1866年以来两国的运动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德国工人阶级在理论上和组织上都超过法国工人阶级。它在世界舞台上对于法国工人阶级的优势，同时也就会是我们的理论对于蒲鲁东等人的理论的优势。[86]
1870年7月23日，即战争爆发的第四天，总委员会签署了由马克思起草的第一篇宣言。宣言的开篇摘录了法国分部的声明，宣布这场战争是纯粹王朝性质的。宣言作了预言：“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87]，接着马克思宣告，就德国方面来说，战争是防御性质的，但他谴责了普鲁士，因为它通过在德国建立一个虚假的波拿巴主义王朝怂恿了战争。宣言警告说：“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容许目前这场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末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88]。但是马克思继续乐观地写道：“……国际的原则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得到了很广泛的传播，并扎下了很深的根，使我们不必担心会发生这种悲惨的结局。”这里不可避免地谈到了“俄国的阴森形象”。宣言充满信心地得出结论：法国和德国工人之间的友爱互助将证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89]总委员会对事件的过程不可能有重大的影响，但是这篇宣言在英国得到了广泛的接受。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向总委员会发了贺信，甚至莫利也表示了他的赞同，和平协会筹措资金印刷了30 000份宣言。 恩格斯比马克思更为坚定地站在德国一边，8月中旬他给马克思写信说： 如果德国胜利了，那末，法国的波拿巴主义就无论如何都要遭到破产，因恢复德国统一而发生的无穷无尽的争论就将最终平息，德国工人就能按照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全国规模组织起来，同时，不管法国出现什么样的政府，法国工人无疑将获得比在波拿巴主义统治下要自由一些的活动场所。[90]
马克思也有这样的感想：“波拿巴的最终失败，或许会引起法国革命，而德国人的最终失败则只能使现状再持续二十年”[91]。事情发展很快：法国国王最终战败，被迫在色当投降。9月4日晚，共和国在巴黎成立。布伦瑞克委员会发出呼吁，支持光荣的和平，反对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但他们马上被逮捕，并被投入监牢。 随着德国采取了较少的“防御性”军事姿态，总委员会发出了第二份宣言，这份宣言也是由马克思起草的。马克思在着重提出第一份宣告关于第二帝国终结的预言之后，接着提出抗议说，面对企图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事实，现在这场防御战争已经变成一场侵略战争了。借鉴了恩格斯的军事经验，马克思指出不存在善意的军事原因，比如认为占有阿尔萨斯和洛林会加强统一的德国的安全，这种吞并只不过播下了新的战争的种子。马克思接着以深刻的洞见预言： 如果军事上的侥幸、胜利后的骄横以及王朝的阴谋把德国推到宰割法国的道路上去，那末德国就只有两条路可走。它必须不顾一切成为俄国掠夺政策的公开的工具，或者是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重新开始准备进行另一次“防御”战争，但不是进行那种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92]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告诉一位德国流亡共产主义者：“……目前的战争必然会导致德国与俄国之间的战争……除了同俄国结成同盟并屈从于俄国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独特的‘普鲁士主义’。此外，第二次这样的战争将是俄国的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助产婆。”[93]和第一份宣言相比，马克思某种程度上更为现实地承认了工人阶级的虚弱。“既然法国工人在和平时期尚且不能阻止侵略者，那末德国工人在军事狂热时期又怎么会有较多的希望制止住胜利者呢？”[94]尽管临时政府中有奥尔良党人和公开宣称的工人党人组成的可疑的联盟，马克思还是继续写道：“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95]。 随着色当失陷和巴黎共和国的宣告成立，马克思认定国际工人协会有两个直接目标：通过英国发起承认共和国政府的活动，通过法国工人阶级防止任何革命的爆发。第一个目标已得到英国工人的广泛支持，尽管马克思对形势的判断完全错了——他说：“这里的工人阶级中间发起了一次反对格莱斯顿……的强大运动，这也许会使他垮台”[96]。总委员会向巴黎派了一名密使，以防止伦敦法国支部“在那里用国际的名义干蠢事”[97]。公社宣布成立的当天，巴黎的政府报纸刊登了一封信（据说是马克思写的，而实际上完全是伪造），信中力劝巴黎人放弃一切政治性活动，不要越出国际工人协会的社会性目标。马克思极为蔑视巴枯宁在里昂发动的短命的政治行动，当时，后者攻取了市政大厅并立即宣布废除国家政权。恩格斯1871年9月写信给马克思，认为如果工人们试图发起革命的行动，那么他们“将无谓地遭到德国军队的镇压，并又会倒退二十年”[98]。然而，随着临时政府变得越来越反动，马克思开始修改他关于起义的可取性的观点。无论如何，总委员会再次沦为无助的旁观者的角色。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普鲁士人兵临巴黎城下这种“偶然性”的结果。他写信给库格曼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但是他仍然极其乐观地认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99] 与公社陷落之后公众普遍的看法相反，国际工人协会不论是对于公社的创立还是对于它的政策都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当马克思提到公社是“六月起义以来我们党的最伟大的成果”[100]时，他是在极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党”这个词的。恩格斯甚至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称公社是“国际思想的孩子”[101]，还提到它是“无产阶级专政”[102]。公社的建立不是任何事先形成的计划的结果，而是在梯也尔把地方和中央所有的官员撤走到凡尔赛之后留下的空当造成的。这样就剩下了国民军中央委员会是惟一能有效实施控制的团体。中央委员会立刻进行了由成年人投票的直接选举，组成了一个著名的团体机构，它在1871年3月28日采用了巴黎公社这个名称，沿用了1792年法国革命期间成立的委员会的头衔。[103] 国际工人协会巴黎支部没能在公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它在普法战争爆发之前不久就被拿破仑的警察击垮了，当时只是刚开始重组。在公社委员会的92名成员中，只有17人来自国际工人协会。巴黎和总委员会之间的接触是艰难的，虽然马克思也收到几封公社领导人的信件。拉法格甚至建议恩格斯过去提供帮助。[104]自然状态的公社在社会和政治结构上并不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政策，它的三分之二的会员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关键的职位要么是布朗基主义者，要么是老派雅各宾党人。制定公社现行措施的是改良者，而不是革命者，比如：雇主严禁降低工资，违者处以罚款；面包店中不再有夜班，租金暂延。所有已废弃的事务被转交到合作协会，其中根本没有抨击私有财产。这些措施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的。实际上公社的生命是如此之短，构成它的因素是如此迥异，它又是在如此特殊的环境下运行，以至于很难把它归为任何连贯清晰的方针路线。 几乎从一开始马克思都对公社的成功感到悲观。按照奧地利社会主义者奥伯温德的说法，“起义开始之后的两天，马克思写信给维也纳说它没有成功的可能性”[105]。“看起来似乎巴黎人将要屈服”，4月6日他给李卜克内西写信道，“这是他们的过错，但这种过错实际上是由于他们过分老实而造成的。”[106]由于他们不愿意发起内战，由于他们花时间选举、组织公社，马克思认为他们让梯也尔重新获得了主动权，并集中了自己的力量。几天之后，马克思写信给库格曼表达了他对公社社员的勇气的赞美： 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好像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像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107]
然而他重申了他的观点，认为他们本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而国民军中央委员会过快地失去了自己的力量。1881年他断言：“只要懂得一点常理，公社就可能同凡尔赛达成一种对全体人民群众有利的妥协——这是当时唯一能做到的事情”[108]。马克思给公社领导人的信件只有两封保存了下来。负责劳动和贸易的弗兰克尔曾征询马克思的具体建议，然而马克思的回信丟失了。在保留下来的信件中，马克思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建议，只是认为“我觉得，公社浪费在琐碎事务和私人争执上的时间太多了”[109]。 马克思本人对公社的不明确的态度对解释另外一个奇怪的事实大有帮助，即在公社存在的整整两个月中，总委员会一直保持绝对的沉默。3月28日，即公社成立的第二天，马克思提议起草《告巴黎人民书》，委员会让他来负责。一星期后，他在委员会上说，宣言“不合时宜了”[110]。4月18日，他宣称给国际工人协会一份关于法国斗争的宣言可能很合适，但是总委员会成员一致认为既然到目前为止的信息只是建立在报纸错误的报道之上，那么不可能有任何具体的评论。马克思一丝不苟地核对了不同的新闻报道，然而遗憾的是，他好像没有采用事实上最为出色的《泰晤士报》记者的报道。马克思4月底写信给弗兰克尔说：“总委员会在最近几天就要发表一篇关于公社的宣言。它所以把这个宣言一直拖到现在，是因为天天都在等候巴黎支部的确切消息。”[111]马克思由于没有完成宣言不得不在三次连续的会议上道歉，在最后两次会议上，马克思没有参加，恩格斯解释说马克思病了。但是，这并没有阻止马克思在5月中旬告诉弗兰克尔，他“已经写了几百封信，寄给世界各地……”[112]接下来的最后期限又一次被打破，该宣言直到5月30日，也就是公社覆灭后的第三天，才交给委员会。 这篇宣言标题是《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最终确实交给了总委员会大约四十页的文章，并在此之前曾有两份明显迥异的详细草稿。这些手稿与其他东西相比，表明了马克思对一些公社社员的激进的暴力行动基本没什么好感。在最后版本的四部分的第一部分中，马克思分析了梯也尔领导下的共和国政府，得出结论说，与其说它要击败普鲁士，倒不如说它更为关心镇压工人阶级运动，因为“武装巴黎无疑是武装革命”，这个所谓的国防政府的第一优先考虑就是有条件地投降。马克思用一系列尖刻的素描刻画了政府领导人的特征。例如，关于对外大臣茹尔·法夫尔，马克思写道： ……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住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前后若干年间大胆地拼凑伪造了一套文据，以他的一些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由于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的伪证才没有被揭穿。[113]
而对共和国总统梯也尔，则是： 梯也尔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涯同样卑鄙龌龊，——甚至在现在，当他扮演法兰西的苏拉这个角色时，还是情不自禁地用他那可笑的傲慢态度显示出他的行为的卑污。[114]
第二部分论述了公社成立之前的问题。梯也尔反革命阴谋的惟一障碍是武装了的巴黎。为除掉这一障碍，梯也尔曾编造谎言，说国民军的大炮是国家财产。正是梯也尔派士兵夺取大炮而发动了内战。公社仅有的暴行是勒康特、托马斯两位军官被他们的军队枪杀和驱散旺多姆广场武装的游行队伍事件，这与凡尔赛政府的大批枪杀囚犯的暴行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 宣言最有意义的是第三部分，在这一部分中，马克思叙述了公社的政治组织——既有实际的，也有潜在的。他的编排方式比起《共产党宣言》结尾类似的段落来，显然没那么集中。这一重点的变化在这部分的开头就很明显，“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15]。接着马克思把国家政权机关界定为“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4]，并对它在法国到第二帝国为止的历史作了阐述： 它声称它以破坏议会制度，从而破坏政府对有产阶级的公开屈从状况而拯救了工人阶级。它声称它以支持有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经济统治而拯救了有产阶级。末了，它还声称它已经把一切阶级团结到复活了的国家荣誉的幻想周围。事实上，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治国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116]
公社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是1848年共和国的“肯定形式”。接着马克思叙述了公社的选举（他夸大了其组成的工人阶级性质），叙述了把常备军、警察、行政部门和法官变成了公社选举出的、负责的、可以撤换的机关： 巴黎公社自然应当作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应该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主管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mandat impératif（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像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子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脫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大家知道，企业正像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总是能够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即使有时会犯错误，也总能很快就纠正过来。另一方面，用等级投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117]
和公社社员们的计划相比，这段话更多地表明了马克思对革命之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情形的描绘，前者大多数人可能本就并不同意马克思的规划。[118] 马克思接着论及了对于公社的一些错误观念，它并不是要退回到中世纪，它并不是要分裂国家，它并不是蒲鲁东主义者提倡的某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制度。 马克思写道：“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然而公社仍然只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119]。他接受了有人对公社的责难，即公社建立“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目的就是消灭阶级性的财产，剥夺剥削者，从而详细论述了这种“经济解放”的特征。同时他还断言： 工人阶级……并没有想par décret du peuple〔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用鄙视的微笑回答奴才报人的粗野谩骂，回答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谈家用先知者万无一失的口吻宣讲其不学无术的滥调和宗派主义的臆造。[120]
马克思进一步地宣称公社的措施还有利于确实存在的中下层阶级和没那么明显的农民阶级，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同时也强调这些措施是国际性的。他承认公社的具体措施“只不过预示了一种趋势”，它最伟大的社会措施就是它自身的存在。这可以通过它给巴黎带来的变化得到证明： 法国的京城不再是不列颠的大地主、爱尔兰的在外地主、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瓦拉几亚的封建贵族麇集的场所。在陈尸场内一具尸首也没有了，夜间抢劫事件不发生了，偷窃现象也几乎绝迹了。自从1848年2月以来，巴黎街道第一次变得平安无事，虽然街道上连一个警察也没有。[121]
这极不同于： ……francs-fileurs[5]的巴黎，闲逛男女的巴黎，富人的、资本家的、花花公子的、游手好闲者的巴黎。这个巴黎带着它的奴仆、骗子、文丐、荡妇目前正麇集在凡尔赛、圣丹尼、吕埃伊和圣热尔门；这个巴黎认为内战不过是惬意消遣，它从望远镜中欣赏战斗的进行，计算放炮的次数，用自己的以及自己娼妇的名誉赌咒发誓说，这里演的戏要比圣马丁门剧场中的好得多。被打死者真的被打死了，伤者的呼声也不是假装的，而且在他们面前演着的这场戏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122]
在第四部分，马克思叙述了梯也尔集结军队反对巴黎的脆弱的企图，一旦签订和约，它就会依靠俾斯麦释放的囚犯来行动。当对巴黎最后的战斗终于打响时，凡尔赛政府的暴行是惊人的： 要想找到与梯也尔和那些嗜血豺狼的行为多少相像的东西，就必须回到苏拉和前后罗马三执政的时代去。同样是冷酷无情地大批杀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同样是残酷迫害，不过这一次是迫害整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究隐藏起来的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私敌；同样是任意摧残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在于罗马人没有多管炮来整批整批地击毙俘虏，他们没有“手持法律”，没有口喊““文明”罢了。[123]
对纵火的指控，马克思反驳说战争中火是一种武器，与任何武器一样是合法的。一些人质被杀害，然而即便不是这样，他们也会因为凡尔赛政府对囚犯的枪杀而多次丧命。巴黎公社的结果使阶级对抗更加尖锐： ……但是，它们之间的斗争定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并且规模愈来愈大，所以归根到底谁将取得胜利——是少数占有者还是绝大多数劳动者将取得胜利，那是毫无疑义的。而法国工人阶级不过是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罢了。
………… ……阶级斗争无论在何处、以何种形式、在何种条件下表现出来，自然总是由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产生这个协会的土壤就是现代社会本身。无论屠杀多少人，都不能把这个协会铲除。要铲除它，各国政府首先必须铲除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即铲除它们自身的寄生性生存的条件。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124] 《法兰西内战》（该宣言的标题）是马克思最辉煌的论战篇章，它获得了总委员会以前的任何声明所没有的即时的成功。它两个月出了三版，第二版卖掉了8 00册，并被译成大部分欧洲语言。在全面研究马克思的思想时，这个宣言很重要，因为它把权力分散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加以强调。在社会主义思潮总的背景下，在为列宁提供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基础这一方面，它起了重要作用。（在《国家与革命》的第三章，列宁极力强调了马克思的观点，即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25]——实际上列宁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一观点更类似于布朗基的看法，列宁比马克思更大程度地曲解了公社的情况。）《法兰西内战》只不过是对公社的一种解释，蒲鲁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解释和马克思的一样有道理，因为他们的观点都对公社作了相似的表达。还必须记住的是，《法兰西内战》是一篇讣告[126]，其中几乎没有进行批判性评论。马克思的信件表明了他对公社的功绩保持着更多的沉默，后来他甚至在一封给荷兰社会主义者多梅拉·纽文胡斯的信中说，公社“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可能是”[127]。 然而，在巴黎公社失败后随之而来的席卷欧洲的反动势力中，正是《法兰西内战》的成功，以及它在某种程度上不十分确切的宣称“阶级斗争无论在何处……自然总是由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128]，更把国际工人协会刻画成当时社会和文明的最大威胁。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流言在新闻界被当作事实刊登出来：国际工人协会与拿破仑合谋；与俾斯麦暗通；马克思甚至曾是俾斯麦的私人秘书，而现在他死了。这种煽动性的指责发生的如此频繁，以至于甚至1871年芝加哥的大火也被归咎于国际工人协会。梯也尔政府的外交大臣法夫尔并不满足于铲除公社在法国的残留，他给欧洲所有的政府发出函件，宣称国际工人协会是现有秩序的威胁。这个函件本身就是一个许多不正确阐述的汇总，例如，它引述了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观点，好像这个观点是由国际工人协会提出来的。 欧洲政府严格了各自的律法，而西班牙却是惟一同意对法国流亡者进行引渡的国家。虽然英国新闻界对公社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加以谴责（其中充斥着最荒诞的错误，马克思花了大量时间试图进行驳斥），英国政府还是拒绝与法夫尔合作。在答复西班牙要求引渡外交大臣格兰维尔时说，英国政府没有权利驱逐没有违反英国法律或者按照引渡协定的具体规定没有犯任何罪行的流亡者。 马克思是声名狼藉的宣言的作者，这很快被人知道了。在英国，除了极少数的人之外，几乎尽人皆知，马克思很快变得臭名昭著。1871年6月28[6]日他写信给库格曼，说他的宣言“引起了一片疯狂的叫嚣，而我目前荣幸地成了伦敦受诽谤最多、受威胁最大的人。在度过二十年单凋的沼泽地的田园生活之后，这的确是很不错的”[129]。纽约的《世界报》派了一名记者于7月初采访马克思。在采访中，马克思令人信服地驳斥了有关公社的耸人听闻的谣言。他说国际工人协会“没有规定政治运动的固定形式；它只要求这些运动朝向一个目标”[130]。伦敦的《每日电讯》和《纽约先驱报》也采访了马克思。马克思说甚至他到布赖顿呆几天，也处于警方的监视之下。公社的事对马克思一家产生了深深的消极的影响，他们的很多亲密朋友卷进了屠杀之中，他们很快就不得不面对大批的流亡者，以及“难以名状的困苦和无休止的折磨”[131]。疏解的重担不可避免地落在了国际工人协会身上。燕妮写道，流亡者简直是在大街上挨饿，“由国际来供养，更确切地说，由国际来援助多数流亡者度过生死关头，已经有五个多月了”[132]。除了国际工人协会所有的事务之外，马克思“不仅要和各国的政府进行斗争，而且还要和‘身体肥胖、和蔼可亲和年纪四十的’房东太太们进行短兵相接的搏斗，因为这些房东太太由于某个公社社员没有付房租就对摩尔发起攻击”[133]。 由于这一切的恶名，国际工人协会在公社之后势力衰微，随着表面的持续和平的到来，以及欧洲国家开始更多地关心国内的事务的倾向，国际主义的推动力减弱了。反抗力量只能由更好的政治组织汇集起来，而这只能在国家界限之内进行。法国革命的希望被摧毁了。欧洲革命的一切希望亦如此。此外，虽然像瓦尔兰这样的人曾帮助挫败过国际工人协会内蒲鲁东主义者的观点，但他们的工联主义者对政治行动的反对很快便把他们带进了和总委员会的矛盾之中。总委员会本身已被新吸收的大量的法国流亡者大大削弱了，这些流亡者内部很快开始了争吵，就像1848年之后那样。 马克思的三个女儿都被深深地卷入公社的余波之中。劳拉和保尔在普鲁士包围巴黎之前刚离开那里。他们去了波尔多，在那里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一个男孩——于1871年2月出生了。保尔积极参与了公社的事业，燕妮和爱琳娜启程去照顾劳拉，于5月1日到达。公社一失陷，这四个大人和两个孩子（劳拉的第二个孩子在前一年已经死去了）就退隐到一个小小的休养胜地卢雄浴场，那里离西班牙的边境线远近合适。孩子7月底死去了，保尔由于担心会立刻被捕，就越过边境线到了西班牙。劳拉后来也一起去了那里，她仅有的一个孩子患了痢疾。燕妮和爱琳娜动身返回伦敦，但在边境线上被捕了，她们在拘留所里度过了一夜，经受了详细的盘问。燕妮最终成功地处理掉了一封来自公社的一位领导人弗路朗斯（Flourens）的控告信。她们被驱逐到西班牙，在经历了西班牙警察带来的更多的麻烦之后。她们与劳拉一起终于在8月底从圣塞巴斯蒂安离开了。[134] 德国当时成了欧洲社会主义的主要中心，爱森纳赫派不能与国际工人协会公开联合，无论如何，它不再需要后者的支持来反对全德工人联合会，因为这个老对手已经开始衰落了。虽然爱森纳赫的领导人仍然忠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但从来自伦敦的呼吁表明了与1871年之前不同，总委员会需要德国人的支持甚于德国人需要它。事实上，拉萨尔主义还一直是德国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虽然马克思声望一直很高，但这与其说是出于学说，倒不如说是出于个人。在英国，《法兰西内战》的刊行导致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退出了总委员会，但没有任何工会退出，总委员会仍然非常活跃地支持罢工者。然而，英国工联整体上正变得越来越不激进：由于1867年改革法案和1868年他们候选人的失败，他们正希望与自由主义者的联合，作为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最有效的方式；他们对格莱斯顿的前俄国政策的支持使他们与马克思越来越疏远。除了比利时，国际工人协会在公社失败之后获得发展的仅有地区是无政府主义的根据地——西班牙和意大利。 而这种情况只是慢慢才为马克思所察觉，他在公社失败后几乎一年都沉浸在完全的革命乐观主义之中，他认为国际工人协会的苦难类似于没能拯救罗马帝国的第一批基督徒所遭受的迫害。[135]到1871年秋天为止，国际工人协会两年来没有召开一次大会。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上还是发挥了作用，把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一次大会的提议变成了一项在伦敦召开一次类似于1856年的秘密会议的决定。这次会议只关注自身的组织问题，马克思的目的是抑制正不断扩大的巴枯宁的影响。早在一年前，即1870年8月，他确实已经提议为此召开会议。巴枯宁的影响主要是以瑞士为中心，在那里日内瓦支部分裂了，他的支持者成立了汝拉联合会，这是一个日内瓦的巴枯宁主义者团体，它激烈反对那里的国际工人协会支部。公社失败之后欧洲的政治形势激化了巴枯宁和马克思之间的分歧，马克思逐渐放弃了革命很快到来的看法，他不愿国际工人协会同意支持意大利、西班牙和俄国零星起义（这些国家主要是很容易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任何革命起义都是向摧毁整个当代社会迈出的合理一步。对他们来说，总委员会是独裁主义的不相干的事物。[136] 对政治形势判断的分歧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冲突，这种冲突由于更多的个人因素加剧了。看起来很让人奇怪的是，巴枯宁1869年承担起了把《资本论》翻译成俄文的任务。几乎在同一时间，巴枯宁不幸地遇见并信任了一名年轻的精神错乱的革命者涅恰也夫，他刚从俄国逃离出来，编造了很多广为流传的学生中的革命行动的谣言。涅恰也夫手段绝对无情，当巴枯宁（一个人从未完成自己任何一部著作，而去翻译其他人的著作，结果可想而知）希望暂缓《资本论》的翻译，并把预付款交还他的时候，涅恰也夫写信给巴枯宁的代理人，威胁说如果把这么多钱要回去的话，他就以死相逼。马克思把涅恰也夫的行为归结为巴枯宁对他的憎恨，他对巴枯宁毫无道理的怀疑是他的恐俄朋友伯克罕和尼古拉·吴亭灌输的，他们两个人不断地告诉马克思有关巴枯宁阴谋的传闻。吴亭是俄国的流犯，他曾在瑞士与巴枯宁合作，之后又与他发生了争吵，并在日内瓦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的俄国支部，以反对巴枯宁。[137]这个支部只有六个成员，而且纯粹是昙花一现。该支部请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中代表他们，马克思接受了他们的赞美，对恩格斯说： 做一个青年俄国的代表，这种地位对我来说可真滑稽！根本不知道会把你引向何处去，会使你掉进一群什么样的怪人的圈子里。在正式答复中我赞扬了弗列罗夫斯基，并强调指出，俄国支部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波兰工作（就是说，把欧洲从它自己的邻邦解放出来）。我认为，不管是在公开信里还是在机密信里，都只字不提巴枯宁是较妥当的。[138]
1871年9月中旬，伦敦大会就在离托登楠大院路不远的一个小旅馆里召开，这并不是很具有代表性的集会，没有德国代表；只有两个英国代表；来自法国的代表都是流亡者；来自瑞士的两个人都是巴枯宁的前支持者，包括吴亭。[139]惟一较强的代表团是一个六人团体，来自国际工人协会正蓬勃发展的比利时。这个团体在马克思（在委员会上得到了布朗基主义流亡者的大力支持）和前巴枯宁力量之间进行了调和。在这次大会上，马克思是最为活跃、最具影响力的参与者。大会首先建议总委员会应限制它的成员，不要全部在一个国家吸收成员。接着大会禁止各地方委员会使用总委员会的名称，继续日内瓦大会曾做的获得工人的全面的统计资料的努力，讨论了吸引农民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多种途径，并在总体上努力严格纪律，使国际工人协会成为一个政党，而不仅仅是一个论坛。伦敦大会的决议是国际工人协会专门谈到“工人政党”的第一批文件，会议的主要工作还是与巴枯宁主义者的争论。大会重新强调了政治行动的任务，即宣布“在工人阶级进行军事斗争期间，其经济运动和政治行动要不可分割地统一起来。无产阶级的军事政权中，它的经济运动与整治行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政治运动很可能是在议会民主制的框架内活动，因为马克思宣称：“各国政府是敌视我们的；必须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给它们以反击。每一个被选进议会的工人，都是对政府的一次胜利。但是必须选出真正的人……”[140]而任务的解决是否是暴力取决于当权者：“……在我们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反对你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141]。这次大会与涅恰也夫的活动脱离了干系，马克思尽力不和巴枯宁有什么关系。同时马克思希望谴责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但比利时代表进行了调停，说该同盟看起来已经自我解散，从此之后国际工人协会将只接受其支部或者联合团体作为会员，从而说服大会不公开考虑同盟的事情。在瑞士，持不同政见的巴枯宁主义者被邀参加瑞士联合会，抑或一旦他们感到这一点难以实现，就称自己是汝拉联合会。这次大会还同意建立英国联合委员会。马克思本人提议，因为认识到总委员会不可能向英国工人灌输国际主义和革命精神，他最终放弃，反对它的建立。马克思还批评了工联是“少数工人贵族”[142]的组织，不能涵盖低薪工人。对于留在工联外面的大批工人，还有爱尔兰人，马克思正日益积极地寻求支持。 尽管马克思认为这次大会的成果“超过了以前所有大会的总和”[143]。这次大会使国际工人协会内部的分裂更为突出，大会的决定几乎立刻会招来反对意见，这种反对意见很快彻底打消了马克思整个1871年间的乐观。[144]德国人和以前一样漠然（从1869年9月以来他们没有进行任何财政捐助），马克思迈出了史无前例的一步，请国际工人协会的所有支部与他直接联系。[145]伦敦的法国支部反对大会的决定，美国维克多利亚·伍德胡尔的追随者和意大利、西班牙的支部也是如此。汝拉联合会表达了这一反对立场，1871年9月它发了通告，谴责国际工人协会内部的权威主义和等级制度，指责总委员会已经成为一种统治，并提议它应该由通讯局来代替，作为联系各国支部的自由联合体。马克思为总委员会作了回答，标题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在这篇文章中，他准确地揭露了无政府主义者许多思想的无用性，又一次谴责了源于涅恰也夫事件的巴枯宁，叙述了大量的事实，证明了巴枯宁的两个追随者是波拿巴主义者的间谍，最后把拉萨尔和巴枯宁两人的追随者作为宗派开除出去，这—— 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到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的时期是有其理由的。有些思想家在批判社会矛盾的时候，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些矛盾的幻想的办法，而工人群众则只有接受、宣传和实现这些办法。这些倡导者建立的宗派，按本质来说是弃权论的，即厌弃任何实际活动、政治、罢工、结社——总而言之，厌弃任何集体的运动。无产阶级绝大多数对它们的宣传始终是漠不关心的，甚至是敌视的……宗派在开始出现时曾经是运动的杠杆，而当它们一旦被这个运动所超过，就会变成一种障碍；那时宗派就成为反动的了。法国和英国的宗派，以及目前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证明了这一点。拉萨尔派多年来一直是组织无产阶级的绊脚石，而最终成了警察手中的简单工具。[146]
最后破坏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影响的是在英国这个堡垒中他不得不面临的日益增加的困难。建立英国联合委员会刚开始时没有带来任何麻烦，黑尔担任书记，他继续支持马克思，该组织还努力发展了许多支部。第一个反抗迹象出现在被称为“第十二支部”的美国团体中。该支部由维克多利亚·伍德胡尔和田纳西·克拉夫林创建，它的成员是中产阶级，他们的主要精力是致力于诸如自由性爱主义和唯灵主义的事业，这与弗里德里希·左尔格和理查德·波尔特领导的更多是工人阶级和移民的团体组织形成鲜明对比。在总委员会中，奧勃莱恩的追随者们支持第十二支部，然而马克思仍愿意在委员会中看到他们，因为“在总委员会中形成一种常常是十分必要的、与工联主义者相对抗的力量。他们比较革命，在土地问题上比较坚定，较少民族主义，不易为资产阶级用各种方式所收买。否则他们早就被驱逐出去了”[147]。 然而，马克思的地位由于自己阵营的变节受到进一步削弱。马克思和埃卡留斯之间以前曾存在着紧张关系。埃卡留斯在给《泰晤士报》的报道中，似乎试图把马克思的一些思想归为自己，以取得声望。作为美国通讯书记的埃卡留斯与第十二支部有过交往，马克思指责他滥用职权。埃卡留斯和海尔曼·荣克两人都不喜欢布朗基主义者在委员会中出现，而愿意与工人阶级激进派合作，他们认为马克思的方针只会导致国际工人协会无可救药的分裂。尽管马克思向埃卡留斯恳求说“后天是我的生日，因此我绝不希望以失去一位老朋友和老同志这种不愉快的心情来迎接这个日子”[148]，但是这次仍然是最后的决裂。对马克思地位的第二个打击是黑尔的反对，他在此之前除了有关爱尔兰和自立的英国联合委员会的问题之外，曾一直是马克思的坚定拥护者。他7月份在私人信件中曾抨击总委员会，并被停掉书记一职。在英国联合委员会的诺丁汉会议上，他曾建议英国支部建立与国外支部的联系。争论提交到总委员会那里，总委员会极为艰难地说服黑尔归还了材料。 这样，英国内部的分裂在1872年9月初海牙大会的前夜就已经凸现出来了。这次大会是国际工人协会最后一次全体大会，同时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次大会，只有意大利支部拒绝参加。荣克和埃卡留斯没有从英国来参会，因为他们反对他们所认为的马克思的填满大会的举措，也反对他对布朗基主义者的报复和对英国工联主义者的抨击。海牙大会是马克思惟一参加的一次大会。按照马尔特曼·巴里的叙述（他为《旗帜报》追踪报道大会的情况），孩子们被警告说：“不要拿着有价值的文章到街上去”，因为“国际工人协会快要来了，会偷走它们”[149]。大量的人群跟着代表们从车站到旅馆，“马克思的形象特别引人注目，他的名字总被人挂在嘴边”[150]。在会场上，马克思也是一个突出的人物：身着黑色的外衣，与他的白发和胡子形成鲜明的对比；当他想观察听众的时候，就旋紧他的单片眼镜。大会开始的头三天是在紧闭的房间里检查证件。公众所能听到的是主席丁当的铃声，时不时地在暴风雨般愤怒的声音中响起。马克思本人很紧张，以至于在整个会议期间简直没有睡觉。总委员会的报告通过之后，有一场关于提高总委员会权限的争论。一些人主张总委员会的权力应大大缩减。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说取消总委员会比把总委员会仅仅变成一个信箱更为敏感，总委员会的权威无论如何只是精神上的，它只有在成员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存在。这场争论是32对6人，16人弃权，英国代表意见不一。 巴里报道说，投票之后，“有一段短暂的沉默。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知道将要发生某种事情，并且知道谁将发挥最大的作用，我站起来，观察事情的发展。马克思的得力助手恩格斯站了起来，说他将和大会进行沟通。这是总委员会很多成员所提的建议，关于来年委员会办公地点的问题”[151]。恩格斯提出总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应移到纽约。“当他低声说出最后的话的时候，惊愕和困惑明显地写在有不同意见的那部分人的脸上……在有人讲话之前是一段时间的沉默。这是一次行动，每个人都在指望着别人开口打破沉默。”[152]布朗基主义者反对了这一提议，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他们和德国人一起曾使得大多数人支持了马克思。当对总委员会办公地是否要迁移进行投票时，结果很勉强：26票赞成，23票反对，9票弃权。最后，报道说在大会开始之初，曾依照马克思的意思成立了五人调查委员会，以把全德工人联合会驱逐出国际工人协会。这个委员会发现巴枯宁曾努力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建立一个秘密团体。巴枯宁还被指证为弄虚作假，这个委员会进行调查之后，他就被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了。这标志了大会的结束，马克思退隐到施维宁根，在那里他款待代表们到海滨用餐，以示庆祝。 几乎毫无疑问，马克思认识到了纽约无法作为总委员会的办公地。迁移的争论由恩格斯引发，明显缺乏说服力。在大会之前，马克思曾写信给库格曼说：“这次国际代表大会……将关系到国际的存亡，在我退出以前，我至少要使国际不被腐败分子所占据”[153]。他希望尽一切努力要确保巴枯宁主义者在下次大会不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希望总委员会（巴枯宁主义者在其中有一个令人不快的数字）仍在他的影响之下。如果委员会继续留在伦敦的话，这两点都没有把握做到。马克思由于不能花时间在《资本论》上而日益感到沮丧，他好像早在1871年9月就已经认真地考虑退出的问题了，这一决定在1872年5月最后形成了。[154] 国际工人协会没有马上死亡。马克思和恩格斯极为忙碌地报道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他们一度坚持定期和纽约方面通讯联系。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反对马克思的整体力量现在比过去更强大了，只有在德国马克思还保留着持续的个人感召力。无政府主义者在海牙代表大会后立即召开了一个对抗性的会议。会上只有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的代表，但他们很快与比利时人和荷兰人进行了联系，所有这些人都作为代表参加了1873年的大会。还有一支英国来的强大的代表团参会了。海牙代表大会之后，国际工人协会的英国支部依然卓有成效地运作，但联合委员会分裂了，在黑尔的领导下它的大多数成员退出组织。联合委员会的两个支部接着迅速衰落了。1874年马克思写信给左尔格说：“在英国，国际目前几乎毫无生气，伦敦联合会委员会本身只是名义上还存在，尽管它的某些会员本身是积极的。”[155]在纽约的总委员会试图组织1873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但惨遭失败：委员会甚至不能派出一名代表，马克思不让他的支持者参加。代表大会1874年召开，埃卡留斯是来自英国的惟一代表。左尔格在同年辞去了总委员会中的职务。1876年国际工人协会在费城正式解体。对抗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工人协会存在了更长的时间，在没有总委员会的情况下，它作为独立自主的国内支部的联合会开展工作，并于1877年召开了它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它分裂为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 [注释] （略） [1] 即旧国际。 [2] 即《国际工人协会宣言》，麦克莱伦在此都以《告工人阶级书》的名称出现。 [3] “资产阶级”英文版表达为the middle class。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7卷，355页。 [5] Francs-filcurs直译是“自由逃亡者”,是给在巴黎被围时从城里逃跑出去的资产者起的绰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7卷，770页239注。 [6] 此处中文版为18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3卷，2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