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 第四部分 科伦
一 从布鲁塞尔到巴黎1848—1849年席卷欧洲的革命运动，1847年11月首先开始于瑞士，当时奥地利不愿支持反动的地方政府反对激进分子，这严重损害了它在意大利的名声：不久以后，那不勒斯波旁王朝国王斐迪南被推翻，那不勒斯、都灵以及佛罗伦萨都宣布成立共和政体。在法国，路易·菲利浦仍然洋洋自得地认为巴黎人根本不会在冬天起义，但当他的军队向赤手空拳的示威者开火时，起义马上开始了；国王被流放，临时共和政府诞生了。巴黎革命的消息2月26日传到了布鲁塞尔。开始，比利时政府极为谨慎；国王甚至表示要退位。而一旦力量集结起来，政府的政策就变得强硬了。2月28日爆发了一场温和的游行，威廉·沃尔弗被逮捕，被驱逐的外国人名单被列出，马克思的名字排在第一个。民主协会已经要求政府武装工人，还给法国临时政府发了贺文。两个星期前，马克思已从母亲那里继承了6000法郎（这可能相当于他前三年收入的总和），警察怀疑（按照燕妮的说法，这种怀疑是正确的，虽然他们提供不出证据）马克思正用这些钱资助革命运动。他们甚至要求特利尔当局质询马克思的母亲，她进行斗争，说她当时寄钱的唯一理由是“她儿子由于他家庭的原因长时间以来一直问她要钱，这些钱是提前给他的继承费”[1]。马克思3月3日收到了一份由国王签署的命令，让他24小时之内离开比利时。同一天，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巴黎的、就他要求撤销先前的驱逐令的回信，信中说： 勇敢忠诚的马克思：
法兰西共和国大地是一切朋友自由的避风港。施行暴政的国家驱逐了您，自由的法兰西对您以及那些所有为这个神圣事业，为这个所有人的兄弟般的事业奋斗的人们敞开了她的大门。法兰西政府的每一位官员必须在这个意义上认识自己的使命。致以兄弟般的敬礼（Salut et Fraternite） 临时政府成员斐迪南·弗洛孔[2] 但是马克思没能安静地离开。这天晚上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布索瓦尼的一家旅馆中召开会议（马克思一个星期以前在这里收到了他的继承遗产的收据），决定把中央委员会地址迁至巴黎，并给马克思自由处理同盟一切事务的权利。[3]凌晨一点，过分焦急的当地警官破门而入，逮捕了马克思。一个星期后，在一封写给巴黎《改革报》的抗议信中，他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我就忙着准备出发，突然一个警官带着十名警察闯进了我的住宅，搜查了整个房间，最后以我没有身份证为借口，逮捕了我。且不说我有杜沙特尔先生把我逐出法国时发给我的完好无缺的身份证，我手中还有逐出比利时的命令，这还是几小时前才给我的。
………… 我被捕后，我的妻子就立刻去找比利时民主协会主席若兰特先生，请他采取必要的措施。当她回到家里的时候，在门口碰见了警察，后者彬彬有礼地告诉她，如果她想和马克思先生谈话，请随他走。我的妻子马上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她被带到警察局，警官一开头就对她说，这里没有马克思先生，接着就粗暴地审问她，问她是什么人，为什么到若兰特先生那里去，她是否持有身份证……他们以游荡罪名，把我的妻子送进市政厅监狱，和妓女一起关在阴暗的牢房里。[4]次日上午十一时，一队宪兵在众目共睹之下把她送到侦讯室。不顾各方面的坚决抗议，把她拘留在禁闭室达二小时之久。她在那里忍受了严寒和宪兵的极其可恶的对待。 最后，当她站在侦讯员面前时，侦讯员对勤勉的警察就差没有把孩子们也一起逮捕表示惊奇。审讯只可能是纯粹形式主义的：我的妻子的全部罪名就是她虽然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却赞成丈夫的民主信念。 关于这件令人愤怒的事情的全部细节。我不想再详谈了。只告诉你一点，当我们被释放时，二十四小时的限期已满，我们不得不立即离开，连最必需的东西也没有来得及带走。[5] 此次整个事件在布鲁塞尔引起了广泛抗议，抗议导致了对下议院的质问和相关警官的被解雇。燕妮一获得释放，就卖掉了所能卖的一切，她把她的银碟子和最好的衣服留下托付给了朋友保管。全家在警察的陪同下迈向边境。因为比利时有大规模的军队行动，而法国的那部分交通由于铁路方面的麻烦事也一度中断，所以旅途很艰难。经过这一极为寒冷的旅途，在第二天，马克思一家终于到达了巴黎。 这个城市中烧焦的废墟和最近设置的路障的碎片还明显地存在。到处都是三色旗，还有红旗。马克思把家庭安顿在巴士底狱附近的一个地方，即博马舍大道（Boulevard Beaumarchais），并敦促恩格斯（现在还留在布鲁塞尔）合计一下他以前的债务，用它们把他的银器和其他一些物品带到瓦朗谢讷［注：法国北部一个城市。］靠边境线的地方来。巴黎的革命热情依然高涨，马克思在人权社团（1848年初，巴黎147个政治性俱乐部中最大社团之一）的集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个俱乐部的发起人是赖德律-洛兰和弗洛孔，马克思到达巴黎的当天就加入了该俱乐部。后来他以发表了支持推迟选举国民议会的演说而闻名，因此比较容易地成为国民军中工人新成员。[6]然而，马克思的主要活动实际上是在移居国外的德国人中间，他们中很多人都有着极高的革命热情。马克思到达之前，德国民主协会已经决定（正像其他主要的国外移居者团体一样），建立一个德意志军团。成员很快就达几千，整个3月份都在三月广场进行训练。临时政府决不愿意看到如此多的潜在肇事者行动，于是在军团场地设置了障碍，给他们行军于边境线的人每人每天50生丁。依照1789年以来的情况，军团领导人伯恩施太德（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和海尔维格（诗人）认为在一场成功的革命之后，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于是这次他们提议做解放力量的先锋者。马克思坚决反对这样的冒险行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塞巴斯提安·载勒尔后来写道： 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坚决宣布他们反对用外来武力强制建立一个德意志共和国。他们在圣丹尼大街举行了公众会议，后来有一些参加者自愿参与到军团行动中来。在一次这样的公众会议上，马克思发表了一篇长的演说，阐明了二月革命应该仅仅被看作欧洲运动的表面的开端。以后不久，巴黎这里就会爆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公开斗争，正像6月份实际发生了的那样。革命的欧洲的胜利或者失败都将取决于这场斗争。[7]
为了使他们的反对更有力，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组织了一次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四个巴黎人支部为基础的会议[8]，并成立了德国工人俱乐部（它的首任主席是亨利希·鲍威尔，继任是莫泽斯·赫斯），这个俱乐部到3月底为止已有400名成员，大多数是裁缝和鞋匠。也有可能重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伦敦的兄弟民主党已经往巴黎派了一个代表团，其中包括哈尼和琼斯，带着给临时政府的致辞。沙佩尔和莫尔被派往伦敦德国工人协会。在3月10日的会议上，马克思当选为主席，沙佩尔当选为书记，莫尔、鲍威尔、恩格斯、沃尔弗和瓦劳当选为委员会成员。马克思还与赖德律-洛兰和弗洛孔两位临时政府成员有友好的联系。弗洛孔要为开办德国语言报纸提供资助，但马克思拒绝了——他希望保持自己的独立。 3月19日，一个消息传到了巴黎，形势完全改变了：一个星期前，梅特涅被逐出维也纳，奥地利国王被迫答应起义者的要求；20日，传来柏林革命的消息。军团立即准备从巴黎出发——确切地说是4月1日：军团在通过莱茵河后第一次与政府军遭遇时就几乎被歼灭了。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也决定返回德国，但是声势已经小多了。他们也得益于临时政府的资助，大多数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前往德国各个城镇（或者单独行动或者小组行动），打算建立一个遍及全国的联系网。他们随身带的有两种宣传文件：一个是《共产党宣言》，首次印刷的1000本已刚刚从伦敦运到德国；另一个是宣传单，上面是马克思恩格斯在3月下旬详细阐述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的十七条。马克思本人资助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的出版，《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使《共产党宣言》适应于德国的一次努力。《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只有四条被包括进去了：国家银行，运输国有化，高额累进税以及义务教育。继承权被限制而不是被剥夺，没有关于土地（而只有关于封建主地产）国有化的提议。[9]《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一个资产阶级（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行动计划；计划的制订在于吸引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还有工人，极类似于激进共和党人提出的计划。 二 科伦的政治马克思用护照保护自己，而护照只一年有效；他在4月初离开巴黎，旅行到美因兹。随他一起的还有他的家庭、恩格斯和恩斯特·德朗克（一位年轻的激进作家，他最近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他们在美因兹停了两天，那里的工人教育协会不久前刚刚发出呼吁，号召全德国工联组织并团结起来。马克思4月10日到科伦，住在该城市的北部。[10]大约3个月后，燕妮和孩子们也随着来了，之前他们一直住在特利尔等着，直到马克思得到了居住许可证明。他们全都搬进了租来的房子里，这些房子坐落在这座古老城市狭窄的街道上[11]，几乎紧挨着未来的《新莱茵报》的办公室。 科伦有着显而易见的基础：它是普鲁士的第三大城镇，近100 000名居民，位于德国最发达的工业区；那里有马克思的很多故交，而且莱茵省的法律比德国任何其他一座城市的都更自由，并因此而出名。那里还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同盟小组，它在1847年中期每周聚会两次，唱歌、讨论或者宣传[12]——但马克思到达科伦时，沃尔弗报告说它“单调且涣散”[13]。它的领导成员曾是安得列阿斯·哥特沙克（极有才华，父亲是一位犹太屠夫，并曾是科伦贫民的医生），奥古斯特·维利希和弗里德里希·安内克（这两人都是普鲁士前官员）。科伦还是经历工人群众运动的第一个城市。3月3日，柏林革命爆发之前的两个星期，几千名群众在重要的广场集结起来，进入城市委员会会场，哥特沙克和维利希表达了群众的要求：普遍选举，新闻和协会自由，人民自卫军以及国家对工作和教育负有的责任。军队被调集进来，造成了一些伤亡，之后，哥特沙克、维利希和安内克被逮捕了——3周之后柏林革命成功后被释放。马克思到达前的4天，哥特沙克就已经创立了工人联合会（他把它看作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扩展）[14]，在几个月之内就吸收了8000名成员。目前事务是由50名当选的委员决定。哥特沙克受到了科伦工人极大的欢迎，其中超过1/4是失业者［注：2005年的《卡尔马克思传（第3版）》中译本里译为“其中四分之三是失业者”。］。协会按照不同职业分成了几个小组，说服市政当局制定一个民众工作纲要，并就工资和工作时间与雇主进行了谈判。当然，重要的是不能忘记工厂的工人仍然只是科伦工作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手工业者和商人的人数还很多。[15]这样，马克思在科伦就进入了这样的一种境况：工人阶级运动已经迅速发展，有建议说如果他去柏林或许会更好，甚至还可以作为特利尔的议会候选人发挥作用。[16] 马克思和哥特沙克之间的分歧是必然的。哥特沙克是莫泽斯·赫斯的亲密朋友，他的观点是彻底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对宗教采取妥协态度，拒绝阶级斗争的观念；他还赞成用联邦制来解决德国统一的问题。马克思到了不久，便攻击哥特沙克组织的工人联合会[17]，这毫无疑问是因为他认为这个协会活动太狭窄了，只局限于经济要求。但马克思与哥特沙克目前的争吵过于策略了：不论是否参加5月初普鲁士国民议会和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的选举。虽然哥特沙克目前提出的要求是温和的（他认为工人应该以“带有宪章运动基础的君主制”[18]为基础进行干扰），但是他不愿意参加以间接选举制度为基础的选举，这种制度在一些国家几乎到了完全剥夺工人公民权利的地步；他还认为选举只有当工人阶级运动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时才会是成功的，他希望说服工人不要参加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因为在这个共和国中，胜利的果实不会属于他们。马克思强烈谴责了这种把工人与政治过程分开来的观点，他亲自帮助建立并主持了科伦民主协会，在科伦，该协会成功推出弗兰茨·拉沃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候选人。当维利希代表海尔维格的军团幸存下来的流亡者呼吁民主协会提供资助时，民主协会和哥特沙克的工人联合会之间发生了更进一步的公开冲突。民主协会拒绝提供帮助，因为害怕与军团有关系；但是哥特沙克的协会答应解决款项，虽然哥特沙克本人与军团的目标并不一致。 马克思与哥特沙克在一件事情上的确是一致的，这就是越来越远离共产主义者同盟了。在5月中科伦分部的会议上，哥特沙克坚定地作出决定，退出同盟，认为它的章程需要重新修改，虽然他答应如果需要的话，以后会再度合作。[19]然而，此时同盟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波尔恩在柏林给马克思写信道：“同盟已经解体了；它无处不在，却并不存在。”[20]这样似乎是可能的：马克思2月份在布鲁塞尔运用赋予他的权力宣布同盟正式解散，尽管正义者同盟的前任领导们反对这一决定。依照科伦小组成员彼得·勒泽尔（他后来推翻了国王的证供）的说法是：“由于不可能达成一致，沙佩尔和莫尔坚持维持同盟的存在，马克思运用了他自由决定的权利，解散了同盟。马克思认为既然同盟的目标不是共同谋反而是宣传，那么同盟的继续存在就只是表面的、意义不大；而且既然允许出版自由，结社也被赋予了自己的权利，那么目前形势下的宣传可能要公开进行，没有必要秘密活动”[21]。马克思本人后来说同盟的活动会“自动衰退，因为有实现它的目标的更有效的途径”[22]。两年之后，马克思在伦敦发现共产主义者同盟“重新建起”[23]。马克思给出的关于解散的理由看起来似是而非：这些理由只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继续公开存在做了辩护。更为可能的是，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激进政策和“十七条要求”损害了《新莱茵报》寻求的更温和的路线。 三 《新莱茵报》这一时期，马克思主要精力集中于实践从德国革命爆发以来他的一个想法：创建一份有影响力的激进报纸。科伦共产主义者已经计划了一份报纸，由赫斯担当编辑。但马克思恩格斯也制订了他们的计划。在巴黎期间他们就已经开始筹募报纸的订阅费；到达科伦后，用恩格斯的话说，是“我们（主要是由于有马克思）在24小时内就把阵地夺了过来；报纸成了我们的了；不过我们做了让步，把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列入了编辑部”[24]。金钱是主要的困难：恩格斯前往伍珀塔尔收集订阅金，但没有成功。至于父亲，恩格斯写道：“他宁愿叫我们吃1 000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1 000塔勒”[25]。他们计划筹集30 000塔勒，而最后只筹集到13 000塔勒。马克思不得不从自己的口袋中捐出了相当数目的钱。这种钱财共股的方式遭到了工人联合会报纸的尖锐批评，哥特沙克任这份报纸的编辑。该报报道：据说，马克思的报纸已经处于“金钱独裁”之中；其印刷者克劳特已经降低了工资，并竭力强制性地与工人达成不罢工的协议。克劳特回应说他只是拒绝增加工资，并说编辑委员会并不控制印刷工人。编辑委员会除了毕尔格尔斯（他很快被迫退出了）以外全部是由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组成的。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在“一人独裁”，而这“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和无容置疑的，所以我们大家都乐于接受它。首先是有赖于马克思的洞察力和坚定立场，这家日报成了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26]。唯一的批评是马克思工作进度太慢了。波尔恩写道：“马克思根本就不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而且永远不是。其他人可能两个小时就完成的一篇社论，他要写一整天，好像在思考解决深刻的哲学问题。他修改、润色、再修改，永远不能按时做好。”[27] 《新莱茵报》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份几乎不含任何地方性内容的国家报纸。恩格斯在初期写了大部分主要文章，紧跟法国和英国形势进展；而马克思则集中于国内政治。该报总的特点是富有实践性和讽刺性，而不是理论性的；其中有一个由格奥尔格·维尔特负责的引人注目的专栏。 马克思怀着使他在巴黎所经历的某种革命再生的希望到了德国，但是他很快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德国的“革命”只是局部的革命：只有在柏林和维也纳才有严肃的暴力行动；整个德国只有一个王子失去了他的王位，更谈不上要他的脑袋。1848年改变专制制度才是可行的：这些制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完全消失，因为独裁政府竭力保持对军队和行政比法兰西和英国更强有力的控制（这是因为它控制着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在当时需要保护）。1848年革命之所以有这种必然缺陷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普鲁士，即德国的要害，仍然与东欧和俄国，而不是与西欧有着更为相似的社会结构。[28]拥有土地的贵族统治者——容克们仍然有着决定权力，而这种权力是建立在基本上还未获解放的农奴的基础上。第二个原因在于对当局政府的反对性质：一旦答应组织全德国性的集会（它直到5月中才集结起来），反对派就会准备选举、发请愿书，并沉湎于这些希望。这种反对本身就存在着严重分歧，其中各种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几乎没有统一的计划纲领。工人阶级的组织也不能产生影响力：虽然这些组织当时已经合法，并在迅速发展，但它们依然还是主要集中于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 面对这种形势，《新莱茵报》的纲领，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主要包括两点：“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和对俄国进行一场包括恢复波兰的战争”[29]。在普鲁士，三月事件迫使弗里德里希-威廉建立了一个以来自莱茵省的著名自由主义商人卢道夫·康普豪森为首的内阁。选举产生的新普鲁士国民议会制定了宪法。这个国民议会远不是激进的：它把王后的兄弟，普鲁士王子，从英国召回来（他是3月份逃到那里的）；并一致认为其任务是在“与国王达成一致”前提下阐述宪法（这是那个时代的灵丹妙药）。6月中旬，柏林爆发的一次起义失败了；略微有些民主倾向的汉塞曼代替了康普豪森，汉塞曼在位到9月份。在《新莱茵报》开始的几个月中，马克思写的几篇有关德国政治文章中的大部分是对康普豪森内阁的摇摆不定以及本质上管理的无能展开的辛辣批评。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普豪森没有实行专政，指责他没有马上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30]。马克思感到必须批评普鲁士国民议会的一个具体方面是：它们决定，农民可以购买他们的自由，但价格却惊人地昂贵。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片刻也不抛开自己的同盟者——农民。资产阶级知道：它的统治的基础就是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就是创立自由的占有土地的〔grundbesitzenden〕农民阶级。
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可是农民与它骨肉相联，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31] 在刊登于该报第一期的一篇关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FrankfurtAssembly）的文章中，恩格斯抨击了国民议会没有保护人民的权利和相应的宪法主权。这立刻丧失了该报一半的股东。一个星期后，马克思对法兰克福左派提出了如下建议： 我们并不提出空想的要求，要a priori〔预先〕宣布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但是我们要求所谓的激进民主党不要把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出发点同它们的最终目的混淆起来。德国的统一以及德国的宪法只能通过这样一种运动来实现，这种运动的决定因素将是国内的冲突或对东方的战争。[32]
然而，该报基本上没有论及法兰克福议会（Frankfurt Parliament），该议会正当地认为自己和德国事务的发展越来越不相干。虽然其中有许多卓有才华的人，但选举方法导致褊狭的中产阶级议会产生；由于被剥夺了行政权威，它发现自己进行的讨论毫无意义。几个月过去了，它还清楚地意识到了想寻求一个包括奥地利在内的统一德国的“大德国人”和只寻求普鲁士霸权的“小德国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随着工人运动6月份以降的低迷，中产阶级越来越发现自己面对政府时显得孤立且脆弱。 柏林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如此无力，《新莱茵报》在什么地方可以寻求到帮助呢？恩格斯十分清楚： 当我们着手在德国创办一种大型报纸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决定了我们的旗帜。这个旗帜只能是民主派的旗帜，但这个民主派到处，在各个具体场合，都强调了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这种性质是它还不能一下子就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如果我们当时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站在已经存在的、最先进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那一端去参加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那我们就会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巨大的行动党了。但我们已经不适于做沙漠中的布道者：我们对空想主义者研究得太清楚了而我们制定自己的纲领也不是为的这个。[33]
《新莱茵报》的副标题是“民主派机关报”，它支持一个由一切民主力量组成的“统一战线”。它的一个标志是马克思对科伦民主协会的支持，尽管其报纸谴责了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在制定出《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则之后，马克思认为工人的主要任务是支持资产阶级激进派，帮助资产阶级革命实现自己的目标。《新莱茵报》没有倡导社会主义共和国，也没有倡导纯粹的工人共和国。其纲领是进行普遍的选举、直接的选举，废除一切封建义务和税收，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制度，并认为国家对失业负有责任。资产阶级（甚至国家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和阶级对立将仍然存在，而且的确在扩大。纲领的实质是用对工人和农民的一些妥协取得资产阶级的解放。这一立场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离开了工人为自我改善而进行组织的努力，没有顾及马克思对哥特沙克在科伦的政策的批评，也没有顾及他缺乏对波尔恩在柏林成功地创建一个全德工人运动、各种互助资金以及合作机构的热情。马克思断言，在这种背景下，“无产阶级没有权利把自己孤立起来；无论看起来多么艰难，它必须拒绝能把自己与同盟者分裂开来的任何事情”[34]。《新莱茵报》在这一政策上表现谨慎，不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在1848年间都没有发表任何有关工人阶级诸如此类的利益或境况；但有一个例外，尽管恩格斯在前面做了断言。 这个例外是马克思在巴黎写的一篇关于“六月的日子”的热情洋溢的文章。巴黎的工人发现境况比他们二月革命之前的还要糟糕，他们自发起义，但经过6天激烈的巷战数千名工人被卡芬雅克将军的军队消灭，那些幸存者被流放。马克思在文章的结尾写道： 有人问，难道我们对那些在人民的愤怒面前牺牲的人，对国民自卫军，对别动队，对共和国近卫军，对现役军人不流一滴眼泪，不叹一口气，不发一言吗？
国家将关怀他们的孤儿寡妇，法令将颂扬他们，隆重的殡仪将送他们的遗体入土，官方的报刊将宣布他们永垂不朽，欧洲的反动派将从东方到西方到处赞扬他们。 但是平民则受尽饥饿的折磨，遭到报刊的污蔑，得不到医生的帮助，被“正直的人”叫做小偷、纵火者和流刑犯；他们的妻子儿女更是贫困不堪，他们的那些幸免于难的优秀代表被放逐海外。给这些脸色严峻阴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种特权，是民主报刊的权利。[35] 《新莱茵报》纲领的第二条阐述反对俄国的革命战争。[36] 1789年后，有了法国反对封建德国的模型，对马克思来说似乎唯有进攻俄国才能使革命继续进行。俄国是德国极危险的敌人；俄国作为神圣同盟的中坚，如果不被革命运动粉碎，就会粉碎革命运动。而且，这样的战争也不可能完成统一德国民主力量的任务。反对俄国的战争附带的结果将是波兰的解放（当时波兰为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所瓜分）。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关于波兰形式［注：2005年的《卡尔马克思传（第3版）》中译本里没有“关于波兰形式”。］的争论中，恩格斯在报上发表了以前不曾有过的最长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报道：“这3个强国对波兰进行的瓜分的路线，乃是一根把它们互相连结起来的链条；共同的掠夺用团结的纽带把它们联系起来了……建立民主的波兰是建立民主德国的首要条件。”[37] 普鲁士对外政策一直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那个臭名昭著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两个公爵领地，一个支持普鲁士，一个支持丹麦）的复杂问题。丹麦国王，主要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资产阶级所支持，他为使他们充满斯堪的纳维亚精神正做着艰苦努力，而贵族们对德国则更为同情。普鲁士的军事力量当然具有巨大的优越性，然而英国和俄国在外交上支持丹麦；普鲁士8月底被迫签订马尔莫停战协定。《新莱茵报》通过恩格斯的撰文，清晰地阐述了这个问题。“斯堪的那维亚主义的含义是：歌颂残酷、粗暴和海盗式的古诺曼人的性格，即极端的闭关自守状态，在这种闭关自守的状态下，表达丰富的思想和感情的不是语言而是行动，即粗暴地对待妇女、经常酗酒和疯狂好战〔Berserkerwut〕，而又多愁善感。”[38] 除了编辑报纸外，马克思还抽出时间活跃在当地政治领域。6月中旬，一个有着几乎一百个民主组织的代表们参加的大型会议在法兰克福举行；会议敦促成立一个全国民主同盟组织，并在柏林创立了中央委员会，委员包括克利盖、卢格和魏特林。没有开始着手创立这个全国性的组织的计划，会议却产生了这样一个结果：莱茵省三个主要的科伦组织——工人联合会、民主协会和工人业主联合会决定联手。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工人联合会代表以前是哥特沙克，他给人造就了“一个独裁者，有着铁一样的活力和断头台一样锋利的智慧：一个活生生的罗伯斯庇尔的形象”[39]。哥特沙克想融合这三个团体，因为三个团体的存在使得他的工人联合会处于支配地位；民主协会建议成立一个管理性的委员会。但事情还没有决定，形势就发生了巨大变化。7月3日，由于受到挑动暴力事件的指控，哥特沙克和安内克被捕，他们将在狱中待6个月。莫尔成为工人联合会的主席，沙佩尔是副主席。联合会立刻开始用比以前更多的时间讨论社会和政治问题，而讨论实际经济需求的时间比较少，因此在7月和8月失去了很多活力。莫尔还担任了联合会报刊的编辑。 这三个民主组织的合作在当时是不存在问题的：莫尔和沙佩尔代表工人联合会，马克思和施奈德尔（一位律师）代表民主协会，年轻的律师海尔曼·贝克尔代表工人业主联合会，组成科伦民主同盟委员会。委员会号召组织了莱茵省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8月中旬在科伦举行。这次大会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要扩大工厂工人和农民中的不稳定情绪，马克思以一位领导者的形象参加了会议。卡尔·叔尔茨，当时波恩的一位在校学生，不久之后就移居美国，并成功地使自己成为著名的美国参议员和内政部长。他多年后在回忆录中记述了马克思，当时马克思“引人注目”，“已经是先进的社会主义派别的工人领袖”，虽然当时整体上马克思的讽刺和极度不宽容给他以深刻印象。[40]《纽约每日论坛》（马克思后来为它撰写了大量稿件）的编辑阿伯特·布里兹本对马克思的印象稍有不同，1848年秋天他见到了马克思： 在那里我看到了卡尔·马克思，这位民众运动的领袖……他当时闻名遐迩：大约三十岁，身材不高，体格健壮，脸庞匀称，一头浓密的黑发。谈话极富活力，在自制冷静的外表之下是坚毅的灵魂迸发出来的显而易见的火一样的激情。[41]
在这期间，马克思还不得不反对魏特林（革命一爆发，他就从美国回来，在柏林确立自己的地位）的再次扰乱，维护自己的学说。这次大会选举马克思为科伦民主协会6名委员会成员之一，魏特林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倾向于把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分开。在他看来，民主政治在当前只能导致混乱，提议建立起一个“具有极为敏锐洞察力的人的专政”。[42]马克思在两周后的全体会议上对此回应道，只有社会和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才能取得全面的胜利；政治问题的解决并不在于专政，而在于“由尽可能多的不同方面组成的民主政府”，通过思想的交流，他们必定会制定出更为合适的政治纲领。[43] 虽然《新莱茵报》的发行量已达到约5000份（这使它成为德国最大的报纸之一），但是资金却难以筹到，因此它只得依靠订阅金。7月份困难加剧了。印刷商拒绝进一步信贷，因此在找到新的印刷商之前，报纸停办了一期。马克思不得不亲自两次出庭；警察逮捕了安内克，马克思写了一篇抗议警察无礼的文章，在此之后，报纸办公地遭到了调查。更为糟糕的是，科伦当局不答应马克思成为普鲁士公民的要求。虽然民主协会强烈抗议，马克思也给普鲁士内政部长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当局还是坚持这一决定。这意味着他在科伦的处境很危险，因为他随时都可能被当作“异邦人”被逐出。 四 分水岭1848年8月底，马克思决定去柏林和维也纳与那里的民主派领袖见面，并竭力为报纸筹集资金。他在柏林停留了两天，在那里见到了老朋友科本、巴枯宁以及左派的一些领导人，如充满活力的德斯特尔，他在普鲁士国民议会中是科伦代表。马克思在维也纳停留了近两个星期。在他到达的前几天，那里曾发生了对工人的血腥镇压；10月底，在一个短时间内整个城市将处在民主派的控制之下。马克思参加了民主派俱乐部一个会议，该会议一致同意要求政府辞职，但却对应该是由皇帝还是由国会来组织政府展开了辩论。据报道，马克思暴躁地进行了干涉，说国王和议会在这里基本上是毫不相干的：“一切力量中最伟大的力量被忘记了：人民。我们必须依靠人民，通过新闻、布告、公开集会等一切可能的方法影响他们。”[44]马克思还在工人联合会上发表了两次演说，一次是关于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另一次是重复了他在布鲁塞尔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演说。一回到柏林，他就参加了普鲁士国民议会的会议，并从波兰社团那里成功地获得2000塔勒的赠款，该社团对《新莱茵报》维护他们的事业有极深刻的印象。马克思另外还通过其他渠道筹集到了2000塔勒资金。 马克思在柏林的时候，汉塞曼内阁（它极端反对普鲁士的机制）已经垮台了；与丹麦这一有争议性的停战还造成了整个德国普遍的不安情绪。马克思9月11日匆忙回到科伦，经历了那暴风雨般的一年中最动荡的一个月。科伦市民与士兵（他们大部分来自普鲁士东部）的关系无论如何都是紧张的；9月13日，在经过士兵特别粗暴的挑衅和掠夺之后，沃尔弗和毕尔格尔斯在科伦主要的广场上召集了一次公众会议。数千人围在由黑色、红色、金色旗帜覆盖着的讲坛周围；散发了印有“十七条要求”的传单，选举出了以30人为代表的市民安全委员会，“代表没有为当局代表的那部分居民”[45]；委员会包括马克思和大部分《新莱茵报》成员；其中5人组成执行委员会，由海尔曼·贝克尔领导，马克思不在其中。会议的最后议程是发表演说，由恩格斯向普鲁士国民议会提议，敦促他们面对政府压力要站稳。 接下来的星期天，即9月17日，为了支持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反对普鲁士政府对于丹麦的立场，市民安全委员会在沃林根（在科伦的正外围）召开民众大会。还有一点希望，就是会议地点的选择将有助于把住在几个村庄里的农民和工厂工人吸引到革命运动中来。大约有10000人去听支持社会民主共和国的系列演讲，其中亨利·布里兹本（《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和拉萨尔（他在一个著名的诉讼案件中对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支持使他闻名全国）代表杜塞尔多夫激进派发表了演说。基于恩格斯的提议，采取了这一行动：如果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地方政权发生冲突，参加者“将为德国献出他们的生命和身体”[46]。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以前它甚至还没有被考虑过）不倾向于同意普鲁士与丹麦签订的马尔莫休战协定。这一消息还没有到，关于协定就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抗，尤其是民主派，他们认为普鲁士丢了德国的脸，而且拒绝了一切通向国家统一的渴望。法兰克福出现了障碍，两个保守派代表遭到杀害。科伦的反抗力量依然强劲，9月20日群众性的聚会组织起来，通过民主协会和工人联合会以及市民安全委员会支持法兰克福的起义者。《新莱茵报》援助了他们及其家庭。 然而运动已经经过了它的巅峰时期：法兰克福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国王任命普富尔为首相，组建不能再称作自由主义的政府。 莱茵地区民主派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已计划于9月25日举行。但这天早晨，当局采取了行动：贝克尔和沙佩尔遭到逮捕，只是由于抗议人群的结集才使莫尔得以逃脱。当局还发出了恩格斯、德朗克、沃尔弗、毕尔格尔斯的逮捕令，指责他们时刻在阴谋推翻现政权。因为马克思最近在公众集会中不太活跃，所以没有受到起诉。那天下午民主协会的会议（马克思参加了）决定避免与士兵的一切正面对抗。两周后，马克思写道： 民主主义者……向工人宣称，他们无论如何不希望发生“叛乱”。当没有任何重大的问题推动全体人民起来斗争，因而任何起义都必然遭到失败的时候，举行这种起义是卤莽的，这特别是因为最近几天就可能发生重大的事件，决不能恰恰在决定关头的前夕丧失战斗力。[47]
人们设置了路障，虽然这些路障没有发生暴力事件就被拆除了（因此没有发生当局原来想挑起的冲突），但那天晚上还是颁布了戒严令。国民自卫团被解散，所有政治性组织被取缔，《新莱茵报》（以及其他三个较小的报刊）被查封。 戒严令持续了一个星期：柏林方面迫于科伦城市委员会和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压力，10月3日下令解除戒严。《新莱茵报》受到了重创：如果戒严令继续下去的话，马克思原打算在杜塞尔多夫该报出刊，但即使这样，也不可能在10月13日前做出一期来。恩格斯和德朗克去了比利时，沃尔弗去了法耳次，留下来的编辑只剩下马克思和维尔特。诗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是刚进来的没有经验的新手。这样，马克思不得不做更多的工作；燕妮的资金使该报得以复刊，因此报纸成了马克思本人的合法财产。 当该报复刊的时候，上面满是关于维也纳的报道：10月6日，该市已经沦陷，为民主派控制；皇帝被迫第二次流亡，于月底在文迪施格雷茨亲王率领的保皇军队支持下重新即位；文迪施格雷茨亲王早在6月份就给了反革命力量首次的打击，当时他镇压了布拉格的捷克人叛乱。奥地利为普鲁士树立了榜样：11月2日，勃兰登堡伯爵（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与一位精神焕发的保守人士的私生子）取代了普富尔首相；11月9日，普鲁士国民议会迁移到勃兰登堡的地方小城镇。起初，它拒绝迁移，而无法避免地受到了从一个会堂到另一个会堂不体面的追逼；后来终于答应迁移，只是呼吁人民不要纳税以示抗议。 这些事件明确地显示了德国革命前景的结果。为了适应新形势，《新莱茵报》在内容和编辑策略上都有一个异常显著的转变：更少地谈论纯政治问题，更多地谈论工人阶级直接关心的问题；阶级斗争的观念随处可见，整体论调变得更为激进。由于该报人员的匮乏，马克思本人承担了该报更多文章的撰写工作。他似乎已深信，至少一段时间内是这样，即武装起义可能胜利。11月1日，该报在单独插页的社论版上刊登了一条呼吁，要求为维也纳进行武装，招募志愿者。11月6日，马克思亲自向工人联合会严肃的会议宣布维也纳沦陷，并谴责了文迪施格雷茨“维也纳资产阶级的各种背叛行为”[48]。马克思在《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一文中进行了有力的责难。该文刊登在《新莱茵报》的11月7号刊上，结尾写道： 就算武器能帮助反革命在全欧洲复活，金钱也会促使它在全欧洲死亡。欧洲的破产，国家的破产，注定要把它的胜利化为乌有。刺刀尖碰上了尖锐的“经济”问题会变得像软绵绵的灯蕊一样。
………… 六月和十月的日子以后的无结果的屠杀，二月和三月以后的无止境的残害，——仅仅这种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减少和限制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49] 柏林的国民自卫团似乎要拒绝交出他们的武器、支持国民议会，这时马克思说道：“莱茵省的职责就是赶快用人员和武器支援柏林国民议会”[50]。 11月18日，民主派莱茵区域委员会宣布了由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发出的三点纲领，刊登在《新莱茵报》上，这导致了后来对马克思的起诉。纲领提议：反对强行征税；组织民团，“抗击敌人”（给贫民“供应的武器和弹药，应由市镇出钱或靠募捐来购置”）；在国民议会的决定遭到拒绝时，成立市民安全委员会。[51]科伦成立了“人民委员会”（马克思不是其中的成员），但是国民议会的无力反抗排除了对武器的求助，拒绝纳税是纲领中唯一实现的条款：从11月19日起直到12月中旬，《新莱茵报》在报纸的上端写着“拒绝纳税”这一口号，并用大量的篇幅报道运动的进展情况。马克思早在1个月前就已经针对这场运动的历史和经济背景，通俗地运用了他的唯物主义观念： 上帝创造了宇宙和天赋的国王，把比较细小的事情交给了世人，甚至连“武器”和陆军中尉的军服也是用人间的方法制造的。可是人间的生产不同于天上的事情，决不能无中生有。人间的生产需要原料、劳动工具和工资，所有这些总起来说就是生产费用。这些生产费用国家靠捐税来抵偿，而税收的来源是国民的劳动。因此，从经济上说，一个国王究竟能够给予人民什么，这仍然是一个谜。首先人民应当制造武器，交给国王，然后才有可能从国王那里取得武器。国王永远只能把人民给予他的东西给予人民。从经济上说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恰恰在人们开始识破这个经济秘密的时候，立宪的国王就出现了。因此捐税问题始终是推翻天赋的国王的第一个原因。普鲁士的情况也是这样。[52]
尽管《新莱茵报》发起了富有活力的运动，但它越来越难以维持。10月底，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我忙得不可开交，完全不能作更重要的工作；此外，检察机关正在尽其所能来消耗我的时间。”[53]恩格斯10月期间在法国逗留，撰写了心情愉快的旅游日记，表达了对法国农民生活方式的向往，也掺杂了对他们政治愚昧的厌恶。他一到达瑞士，马克思就一直给他寄钱——他们后来角色奇怪地颠倒了。由于编辑委员会缩减了，“愚蠢而反动的股东们”原以为可能会有些经济利益。但马克思回答道：“我有权随意付出我所要给的稿费，所以，他们在金钱上将丝毫占不了便宜。”[54]他进一步向他的朋友承认：“本来，不向报纸投入这样大笔款子，对我更加合理些，因为我被三四起违反出版法的诉讼案所缠，每天都可能被捕，那时我就会像鹿渴求清水那样渴求金钱了。但是问题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住这个堡垒，不放弃政治阵地。”[55]他又说，哪怕让他丢开恩格斯一会儿也是“纯粹的幻想”。“你永远是我的最知心朋友，正像我希望的我是你的最知心朋友一样。”[56]11月4日，当他被迫站在公诉人面前时，民众举行游行对他进行支持，这大大激励了马克思。据政府报告说，“有数百人护送马克思到法庭……马克思回来的时候，他们以雷鸣般的欢呼声迎接他，并毫不隐瞒地表示：如果马克思被逮捕，他们将用暴力解救他”[57]。关于这次游行，马克思发表了一个简短演说——这是他在科伦公开集会中唯一的一次演说，他感谢同情支持他的人们。月底，他乐观地写信给恩格斯：“我们的报纸一直处在‘叛乱的’地位，但是却能够不管多次法院传讯都绕过了刑法典。它现在非常受欢迎。我们每天还出附页。革命在前进。”[58] 马克思花费在工人联合会上的时间在增加。10月12日，代表团就曾问他是否愿意任联合会主席（当时莫尔和沙佩尔不在）。马克思提出说他在科伦的情况很危险，因为他还没有得到普鲁士公民身份，极易由于《新莱茵报》被起诉，但他同意担任这项工作，以“在哥特沙克医生获释之前暂时满足工人们的愿望”[59]。联合会对一些规则作了改动：定期召开会议，会上用一半时间研究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从11月开始，详细研读“十七条要求”。 至12月，前三个月的动乱不具有革命性，这是很清楚的。12月5日弗里德里希-威廉采取了决定性的措施：解散普鲁士国民议会；并亲自制定了一部宪法。马克思在系列文章中阐述了他的结论，文章题为《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发表在《新莱茵报》上。文章对他以前的观点作了重大修改。在马克思看来，既然资产阶级被证明不能发动自身的革命，那么工人阶级将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他写道：“普鲁士资产阶级以及一般德国资产阶级从三月到十二月的历史证明：在德国不可能发生纯粹资产阶级的革命，也不可能建立君主立宪式的资产阶级政权，可能发生的不是封建专制的反革命，就是社会共和的革命。”[60]然而马克思当时对德国内部产生这样的社会共和革命的动力感到失望：它只能在外部撞击中得以产生。下面是他1849年1月1日拟定的纲领： 因此，欧洲的解放……取决于法国工人阶级的胜利的起义。但是法国的任何一种社会变革都必然要遭到英国资产阶级的破坏，遭到大不列颠在工业和贸易上的世界霸权的破坏。如果要把法国以及整个欧洲大陆的任何一种局部性的社会改革进行到底，那无论现在或将来都不过是一种虚无飘缈的善良愿望。而旧英国只有世界大战才能摧毁，只有世界大战才能给宪章派这个英国工人的有组织的政党提供条件，来进行胜利起义以反对它的强大的压迫者。只有当宪章派成了英国政府的首脑的时候，社会革命才会由空想的领域进入现实的领域。但是，凡是有英国参与的欧洲战争都是世界战争……欧洲战争将是法国胜利的工人革命的第一个结果。像在拿破仑时代一样，英国将成为反革命大军的首领，但由于这场战争，英国本身将被投入革命运动，将成为革命运动的领袖并赎偿它对十八世纪革命所犯下的罪过。
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世界大战，这就是1849年的前景。[61] 但无论马克思怎么把世界战争看作解决德国问题的途径，还是存在着更为迫切的问题：2月底将在新宪法之下举行选举。去年5月的问题又出现了：参加或者不参加。尽管对资产阶级的立场发生了急剧变化，但马克思的答案还是一样。当安内克在1月15日的委员会议上提议工人联合会将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时，会议记录记下了马克思的话： ……处在这种状态的工人联合会现在不可能使自己的候选人当选，当前的问题不在于获得某种原则上的重大结果，而在于起来反对政府、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封建主的统治；而这连普通的民主主义者，即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也是能做到的，因为他们也完全不满意现存政府。考虑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既然现在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尽可能强大的反对现存专制制度的反对派，那末根据常识也可以判断：如果已明白在选举中不可能捍卫住自己的原则性观点，那就应该与其他也是站在反对派立场上的党派联合起来，不让我们的共同敌人——专制王权获得胜利。[62]
结果，科伦派往柏林的两名代表都是民主派。 五 《新莱茵报》的停刊1849年1月，恩格斯的归来加强了《新莱茵报》的工作力量。恩格斯在伯尔尼时已经写信问了马克思回来是否安全：他并不介意被审讯，但是不能忍受毫无原则地防范性的关押。恩格斯的文章许多是关于东欧形势的，但不是所有的措辞都很恰当：他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是1月份写的，另一篇是2月份写的；文章把整个斯拉夫人民定性（这让人想起黑格尔）为“反动”、“没有历史”的。恩格斯写的这些文章的第一篇，是特别针对巴枯宁不切实际的革命主张；文章谈到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背叛了革命，“决心要对斯拉夫人进行血的复仇”。第二篇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 ……只要法国无产阶级的起义……一取得胜利，奥地利的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就会获得解放，他们就会向斯拉夫的野蛮人伸报血海深仇。那时爆发的大战将驱散这个斯拉夫的宗得崩德，甚至将从地球上消灭掉这些顽固的小民族的名字。
在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中，不仅那些反动阶级和王朝，而且那许多反动民族也要完全从地球上消失。这也将是一种进步。[63] 这种观点在该报的其他通讯员中也很典型：《新莱茵报》被某部分特定的斯拉夫人在1848—1849年间所起的作用误导了，它把全部民族一劳永逸地描写为革命或反革命，描写为拥有历史的权利或者根本没有任何拥有历史的权利。[64] 竞选期间，最后出现了对马克思的诉讼、审讯，理由是他9月份怂恿他人制造了社会麻烦。就在前一天，马克思还不得不与恩格斯和科尔夫（他是报纸的法定负责者）一起到法庭，回答对他的指控——说他去年7月在抗议安内克被捕的文章中诽谤了政府官员。施奈德尔为马克思做了辩护，他是马克思民主协会的同仁；马克思也做了详细辩解。他清晰地援引了拿破仑法典进行辩护；说明了他的那篇文章主题是揭示“汉泽曼内阁和德国各邦政府的系统反革命活动……的一种明显表现”[65]。他接着谈到了不能把科伦的逮捕与德国普遍情况和三月革命的失败割裂开来。最后他说： 为什么三月革命会失败呢？三月革命只是改组了政治上层，而没有触动它的全部基础：旧官僚制度、旧军队、旧检察机关和那些从生到死终身为专制制度服务的旧法官。目前报刊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现存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础。[66]
他的发言赢得了掌声，三名被告获释。 第二天的审讯情形更为严重。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被控作为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委员号召人民拒绝纳税，这是阴谋推翻现政权。马克思又一次为自己辩护，时间近1小时。马克思对受到指控表示了惊讶，政府已经通过12月5日对国民议会的解散亲自废除了法律。再者，这些法律是去年三月会议通过的，这是过时的法律制度。马克思接下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陪审员进行了反驳： ……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现在我手里拿着的这本Code Napolon〔拿破仑法典〕并没有创立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反地，产生于十八世纪并在十九世纪继续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现。这一法典一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它就会变成一叠不值钱的废纸。你们不能使旧法律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基础，正像这些旧法律不能创立旧社会关系一样。
……不顾社会发展的新的需要而保存旧法律……这种做法时刻与现存的需要发生矛盾，它阻碍交换和工业的发展，它准备着以政治革命方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危机。[67] 马克思接着解释道，在这种背景下，国民议会代表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反对联合议会代表的封建社会，不能与君主政体取得一致。而且，国民议会的权力只是来自人民，“当国王实行反革命的时候，人民完全有权利用革命来回答它”。马克思用一个预言结束了发言：“不管新的国民议会选择什么样的新的道路，必然的结果只能是：不是反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新的胜利的革命！也许，革命的胜利只有在反革命完成之后才有可能。”[68] 三个被告又一次获释，富有同情心的陪审团主席感谢马克思富有启发意义的陈述。马克思的两次辩护发言不久就被编辑成了小册子。 二月选举的一个结果是引发了潜伏已久的工人联合会的重大分裂。哥特沙克从监狱中最终获释正好在圣诞前夕。他发现工人联合会自7月份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认识到对他来说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当选主席，于是自动离开了科伦，去了布鲁塞尔。但是他仍然继续有兴趣跟随联合会做事，通过联合会的报刊表达自己的看法；报刊的编辑是他的一位亲密朋友，普林茨。普林茨发动了对民主派的猛烈攻击，第二天，即1月15日的委员会会议决定作出委派，监督普林茨的编辑工作。[69]但普林茨不愿意被监督，联合会被迫创立一份与之形成竞争的杂志。根据沙佩尔的提议，联合会组织“为了避免由于缺乏管理出现不团结的局面”[70]，应该加强团结。沙佩尔本人成为联合会主席；马克思没有担任任何正式职务，虽然他和恩格斯愿意为其会员做关于社会问题的每两周一次的讲座。2月底，哥特沙克以不署名的方式在普林茨的报纸上开始了对马克思的猛烈抨击。哥特沙克着重反对了马克思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一篇文章，该文章捍卫了他对即将到来的选举的看法。马克思曾写道： 自然，任何人都没有我们这样不喜欢资产阶级统治……
但是我们向工人和小资产者说：宁肯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受苦，也不要回到已经过时了的旧社会去！因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以自己的工业为建立一种使你们都能获得解放的新社会创造物质资料，而旧社会则以拯救你们的阶级为借口把整个民族抛回到中世纪的野蛮状态中去！[71] 这事实上的确好像标志着他12月份宣布要在社会共和的革命和封建的反革命之间作出明确选择发生了变化。哥特沙克马上以匿名公开信的形式批评了这种变化的立场，题目是《致卡尔·马克思先生》，这是1848年革命期间（及以后）很多左派对马克思的典型攻击： 为什么我们应该进行革命？为什么我们，无产阶级，要去流血？难道我们要像你（传道士先生）给我们宣称的那样，为了到达你宣传的共产主义信条的阴沉天堂，通过自愿陷入衰败的资产阶级统治的炼狱而逃避中世纪的地狱吗？……对于要解放被压迫者，你是不严肃的。对你来说，工人的不幸、贫民的饥饿只是科学的、教条主义者的爱好。你高居于这种不幸之上；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博学的太阳神照耀着各个党派。你并没有被撼动人类心灵的事物所打动。你并不信仰你表面上代表的事业。是的，尽管你每天按照既成事实的样式修剪革命，尽管你有一个共产主义的信条，但是你并不相信工人的起义，他们起义的洪流已经开始准备击垮资本主义；你并不相信永远的革命；你甚至不相信革命的先天力量……既然我们，革命的团体，已经认识到我们不能期望除我们以外的任何阶级，因此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进行永远的革命，现在你奉劝我们，人民是弱者、是无足轻重的。[72]
哥特沙克这样攻击的主题回应了以前魏特林的观点。马克思并没有回应这种批评，工人联合会的大多数人并不同意这种批评。哥特沙克夏天回到科伦，但9月份在城市贫民居住区处置流行病时死于霍乱。 不只是哥特沙克认为马克思的观点不够激进。莫尔和沙佩尔也从来没有真正同意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单方面的解散决定[73]，德国之外的支部继续（相当隐蔽地）存在着。9月，莫尔一从科伦飞回，在伦敦安顿下来，就复苏了那里的支部。决定了在更广泛的基础上重建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中莫尔、亨利希·鲍威尔和约翰·埃卡留斯（移民裁缝）当选；沙佩尔应邀“甚至未经马克思的同意”[74]建立了科伦支部。沙佩尔召开了当选成员会议，提议1848年12月事件之后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应再次成为必要。会议没有结果，不久莫尔出现在科伦，带着战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打算。《新莱茵报》成员在办公室召开了会议，马克思在会上坚决反对了上述做法。他坚持认为还要争取言论和出版的相对的自由，同盟显得多余。他进一步反对重建同盟，“因为宣布成立一个‘单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是要实现的目标，这就使得制定出来的同盟条例有更多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不是共产主义性质，还因为这些条例具有密谋的倾向”[75]。会议一致反对，莫尔继续去旅行德国其他城镇，但几乎毫无结果。 这期间，《新莱茵报》的压力加大了。军方和市政当局对马克思的报纸以及马克思本人的注意力在增加。3月2日，两位军士到马克思家里，问他一篇指责一位军官非法贩卖军火的文章作者的姓名。马克思在随后的一封给科伦司令官的抱怨信中叙述了他的遭遇： 我回答这些先生说：（1）所说的这篇文章和我没有关系，因为它登在横线以下，所以也可以说是广告；（2）他们可以免费登反驳意见；（3）他们可以对报纸提出控告。这些先生说，由于这个广告，整个第八连都感到受了侮辱。我回答说，只有第八连的全体成员都签了名才能使我相信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不过这种说法也是没有意义的。
于是，这两位军士先生就向我声明，如果我不把“这个人”说出来，“交出来”，他们就“再也不能约束他们的人”，事情就可能“严重了”。 我回答这两位先生说，用威胁和恐吓从我这里是根本得不到什么东西的。之后，他们就嘟囔着走了。[76] 恩格斯在许久之后的一封信中，坦陈不是马克思辛辣的嘲讽使得士兵离开得这么快：“马克思穿着一件睡衣出来见他们，从睡衣口袋里露出了一把没有装子弹的手枪枪柄。”[77]这一场景足以使两个军士停止进一步询问。尽管他们用军刀武装着，但他们还是乱了手脚，离开了。恩格斯后来又叙述道： 在整个德国，人们都因为我们在普鲁士的头等堡垒里敢于面对着8000名驻军和岗哨做出这一切事情而感到惊讶；但编辑室内的8杆步枪和250发子弹，以及排字工人头上戴着的红色雅各宾帽，使得我们的报馆在军官们眼中也成了一个不能用简单的奇袭来夺取的堡垒。[78]
然而《新莱茵报》被迫停刊的日子显然越来越近了。在查封的前一个月，马克思采取了他在科伦期间最引人注目的措施：断绝了与民主派的联系，而直到那时之前他还一直如此热切地渴望与他们加强合作。4月15日，《新莱茵报》刊登了马克思、沙佩尔、安内克、贝克尔和沃尔弗的一则简短声明： 我们认为，各民主团体的现行组织成分过分庞杂，这势必将妨碍有利于事业的有效活动的开展。
我们认为最好是建立一个由单一成分组成的工人联合会的更为严密的组织，因此我们声明：自即日起退出各民主团体莱茵区域委员会。[79] 马克思做这一决定的原因有可能很复杂。民主协会就是否应该变换为民主共和协会的名称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但没有采纳这一提议，结果受到了安内克《新科伦报》的激烈批评。还很可能是因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重建以及工人联合会内部对他拖延态度的批评使马克思断绝了与民主派的一切联系。《新莱茵报》的内容曾一度达到了这种“左”倾：3月，沃尔弗已开始写关于西里西亚农民悲惨境况的系列文章；4月5日马克思开始发表他两年前在布鲁塞尔给德国工人协会做的演说稿《雇佣劳动与资本》。[80]文章开头谈到了各方面的责难，说“我们没有详述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81]。马克思离开民主团体的前三天，科伦的工人联合会已经发出邀请，呼吁所有的莱茵地区工人联合会以地区为基础联合起来；4月16日，总会议决定停止与莱茵地区民主团体的合作；4月26日，工人联合会的领袖们决定5月6日在科伦召开莱茵—威斯特伐里亚两省工人团体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任务之一是选举代表参加下个月在莱比锡举行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大会由德国唯一的全国工人组织，兄弟会（Brotherhood）组织。[82]策略上的这些变化进一步削弱了科伦工人联合会：部分成员退出组织；于是他们给哥特沙克写了一封信请他回来，说新近政策的变化仅仅表明“联合会现在的领袖们，过去不清楚，现在也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83]。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马克思缺席的时候发生的。过去的两个月中，《新莱茵报》一直濒临破产。马克思从民主协会退出，马上就到德国西北和威斯特伐里亚进行了三个星期的报纸筹钱活动，并且，毫无疑问，就当时刚刚做出的策略变化来看，还要与工人团体进行联系。他在汉堡的上等旅馆中待了两个星期，与卡尔·冯·布鲁恩和康德拉·施拉姆（他们两人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一起拟订了共产主义运动下一步的计划。[84]马克思在汉堡期间，德国爆发了很多年来的最后一次革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详细地起草了宪法，但是遭到国王的强烈反对，国王此时创出了著名的新话语：士兵是反对民主派唯一有效的药方。5月早些时候，德累斯顿爆发了巷战，持续了一周；在路障后面，有诸如巴枯宁以及年轻的理查德·瓦格纳这样一些闪亮的形象。另外，鲁尔还有一些短暂的起义，而唯有巴登发生了大规模起义。 恢复起来的信心使当局又要驱逐马克思。科伦军方3月份已经向警方申请了对马克思的驱逐。申请到了内务大臣曼托伊费尔那里，没有得到立刻批准，因为科伦市政当局认为没有任何具体理由而对马克思进行驱逐会引起不适当的公愤。但到了5月份，他们足以强烈地感到可以正当地发起这件事：马克思5月9日一回到科伦，就得知他将被驱逐；汉堡当局已经发给他了只能去巴黎的有效护照。16日，马克思接到勒令，命他在24小时之内离开普鲁士，因为外人待遇法遭到了马克思的“粗暴之破坏”[85]。《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要么被驱逐，要么受到逮捕的恐吓。报纸办不下去了。5月18日，报纸用红色字体发了最后一期。首页是弗莱里格拉特写的一首诗，第一节是： 没有了公开战斗中公开的搏击，
只剩下他们对我非难的遁词； 用卑鄙偷袭的打击， 野蛮的人置我于死地； 致命的长矛在黑暗中飞过， 埋伏的小人伤害了我； 但在这里， 我就像死去的反叛勇士， 散发着骄傲的威力。[86] 首页上还刊登了编辑部给科伦工人的话，提醒他们在科伦不要进行任何变乱，结尾写道：“无论何时何地，他们［注：“他们”的英译文表达为“《新莱茵报》”。］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87] 马克思发表了一篇具有挑衅性的文章，文章难以置信地宣称报纸永远是革命的，并且毫不隐瞒自己的意图： 那末你们干吗要玩弄虚伪的词句，制造荒唐的借口呢？
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你们要求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但是保皇恐怖主义者，上帝和法律所宠爱的恐怖主义者，在实践上是残酷的、卑鄙的、下流的，在理论上是胆怯的、隐诲的、虚伪的，而在这两方面都是无耻的。[88] 这期“红色刊号”发行了20000份，并且价格很快涨到了原来的10倍。甚至有传闻说报纸被昂贵地框起，珍贵地保存起来。 马克思留下来处理报纸最后的事情。所有的设备、机器都是马克思个人的，必须把它们卖掉，以支付股东、工人以及撰稿人的欠单：马克思后来说因为报纸，他自己贴进去了7000塔勒。[89]停刊的时候，报纸的发行额将近6000份，而增加的只是开支，收入并没有相应增加。遗留下的一切东西，包括一些投稿，马克思都移交给了《新科伦报》。剩下来的只有燕妮的银器了。银器打成了包裹放在手提箱里，借给了一位债权人。全家1849年5月19日离开了科伦，沿莱茵河到了宾根，燕妮在朋友那里待了几天。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去法兰克福，在威廉·沃尔弗的帮助下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派领导人见了面，说服他们担任德国西南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职务，并把这些地区的革命力量召集到法兰克福。这期间，燕妮在魏德迈的帮助下，在法兰克福典当掉了她的银器，然后带着孩子去特利尔与母亲待了一些日子。她发现母亲变化很大：“紧张的环境和年老已经侵入了她的心灵（有时也很温和），经常显出苛刻和自私的性格来，深深伤害她周围的人”。燕妮把特利尔人的粗鄙狭隘作为消遣用来安慰自己，以对马克思的信心来鼓舞自己，“我们现在所感到的一切压力只是预示了我们的思想即将到来的胜利和更彻底的胜利”[90]。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法兰克福并没有取得与左派一致的意见，他们就向南去了巴登，在那里花费了一个星期，白费力气地敦促了革命领导人（他们曾组建了临时政府）去法兰克福。在施佩耶尔，马克思遇到了维利希，他依然对运动充满着热情；在凯撒斯劳滕，马克思见到了德斯特尔，后者委托他代表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最近马克思在其中极为关键），代表他们与巴黎的社会主义者联络。马克思显然在德国没有发挥更多的作用。两个朋友决定分开：马克思去巴黎，恩格斯在巴登革命者中以一名炮手发挥作用。然而在从凯撒斯劳滕返回宾根的途中，他们被黑森人武装逮捕了。马克思恩格斯被带到达姆施塔特和法兰克福，最后在那里获释。马克思回到宾根，6月2日前往巴黎，随行的还有斐迪南·沃尔弗。 六 重返巴黎马克思到了巴黎，打算在那里待3个月，他深信不久就会爆发革命运动。事实上，随着路易·拿破仑在去年12月大选中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军事独裁在迫近。马克思以M．伦博兹的名字住在荣军院附近的百合花路。他看到巴黎的“暗淡”；事实上，与上一年相比，也必然会是这样。此外，霍乱正大范围地流行蔓延。但是马克思仍然对即将到来的革命充满信心，并开始履行委托给他的代表职责。6月7日，他写信给恩格斯：“革命火山口的大爆发从来没有像现在的巴黎这样逼近……我正同全体革命派会晤，过几天我就将掌握所有的革命报刊”[91]。但实际上，形势是严酷的：德国零星的武装起义在逐渐消失，匈牙利起义被俄国军队镇压，在意大利的法国军队正重新处于罗马教皇控制之中。6月11日，在由赖德律-洛兰和激进的山岳党发起的对政府进行责难的行动后，工人团体提出要在夜间发动武装起义，但山岳党反对这样做。两天后山岳党举行了和平示威游行，被政府军方轻易地遣散了。因此，这两个政党在“相互削弱、彼此欺骗”[92]。“革命”结束了。 7月初，燕妮和孩子们到了巴黎，与马克思在一起，发现自己处境贫困，并将长期如此。马克思为了能够买《哲学的贫困》的版权，并从第二版中赚一些钱，就请魏德迈帮着努力说服曾因为《新莱茵报》答应给马克思个人资助的一位女士。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中说：“如果我得不到任何方面的援助，我就完了……我妻子的最后一件首饰也已经送到当铺里去了。”[93]马克思还写信给拉萨尔，他回话迅速而且慷慨；但是当从弗莱里格拉特那里得知拉萨尔已把这件事作为饭后谈资时，马克思非常后悔给他写了信。然而7月19日，正如燕妮所写的，“熟悉的警吏又来了，通知我们‘卡尔·马克思及其夫人必须在24小时之内离开巴黎’”[94]。马克思被允许移居到布列塔尼半岛的摩尔比安省。马克思很不友好地把这个地方描写为“布列塔尼的朋齐维沼地”[95]，整个过程是“变相的谋杀”[96]。经由向内务部呼吁，马克思至少可以拖延一段时间。他给《新闻报》编辑写信说，到巴黎来“所抱的唯一目的是为我在5年前就已动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史再多收集一些材料”[97]。马克思仍然宣称他对目前的政治情况是“满意”的。他写道：“事情非常顺利，官方民主派所经受的滑铁卢应该看作是一个胜利。”[98]尽管还背负着令人瞩目的债务，马克思还是请魏德迈努力说服列斯凯出版他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他还试探性地提出希望在柏林创办一个政治经济月刊。8月17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法国政府逐步加强的反动本质为日益迫近的革命暴动燃起了希望：“我们应该努力来办一个有收入的文字事业。我等待着你的建议。”[99]一个星期后，他乘船去了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