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2007）
第五章 “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
1978年12月，面对双重困难——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的政治不稳定以及持续数年的经济滞胀——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宣布了经济改革规划。我们永远无法确认，邓小平是否始终是一位（如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所说的）“走资派”，或改革是否仅仅是一种孤注一掷，为的是确保中国经济稳定，并在面临东亚和东南亚其他地区高涨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下，保持中国的威信。中国经济改革的时间恰好与英国和美国发生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一致，很难不把这视作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巧合。结果是在中国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日益将新自由主义要素与权威主义的中央控制交叉结合。在智利、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等其他地区，早已清晰建立了权威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的兼容并存。
虽然平均主义作为中国的长远目标并没有被放弃，邓小平还是指出，要释放个人和地方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生产力，刺激经济增长。这样做必然会带来某种程度的不平等，但最好把它理解为需要容忍的事情。在“小康”（一个理想社会的概念，其中人人安居乐业）的口号下，邓小平关注的是“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教育和国防科技现代化。改革力图引入市场力量，在内部支撑起中国经济。其理念是刺激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并希望借此促进创新和发展。市场价格机制被引入，但比这更重要的是，中央政治经济权力迅速下放到各个区域和地方。这最后一步被证明尤为精明。与北京权力中心的传统对抗得以避免，地方的积极性可以为新的社会秩序开疆拓土，创新失败很快就被忘掉了。为配合这一努力，中国还向外国贸易和海外投资开放（虽然是在严格的国家监督下），由此终结了中国对世界市场的孤立。此类试验起初主要限于邻近香港的广东省，与北京保持适当距离。对外开放的目标之一是购买技术转让（因此强调外国资本和中国参与者双方合资合营），另一个目标是获取足够的外资储备以大量购买必要设备，为国内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1]
[1] N. Lardy, 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8); S.-M. Li and W.-S. Tang, China's Regions, Polity and Econom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在涉及世界市场如何运作的方面，要不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看上去与中国关系不大的转变，中国的上述改革或许不会有我们今天赋予它们的重要性，中国随后惊人的经济进展或许也不会采取如今这条道路并取得这样的成绩。1980年代期间，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国际贸易中的力量越来越大，将整个世界开放给转型市场和金融力量。就此而言，这为中国乘乱进入并融合到世界市场打开了空间，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这一过程是不可能的。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的醒目出场，部分而言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所带来的意外结果。
国内转型
这样说，决非低估中国内部进行的改革运动的曲折道路。因为，中国必须认识到（某种程度上这一认识过程仍在继续）的事情之一就是，如果没有相应的改变——阶级关系、私有权，以及所有其他制度安排，用以典型地奠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市场本身无法改变经济。沿着这条道路的发展并不连贯，也时常遇到紧张和危机，外来的刺激甚至是威胁当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究竟是有意识的但也是适应性的计划（如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还是由党派人物支持的、产生自邓小平市场改革最初设想的必然逻辑，无疑还将争论很久。[2]
[2] 我有些倾向于后一种解释，虽然不如Hart-Landsberg和Burkett的解释那么有力，但我在此还是会广泛参考这种解释。See M. Hart-Landsberg and P.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Market Reforms and Class Struggle (New York, 2004; =Monthly Review, 56/3).
可以确切地说，中国没有采取“休克疗法”——这是后来1990年代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华盛顿共识”强加给俄罗斯和中欧的道路，令其快速私有化——所以成功避免了困扰这些国家的经济灾难。中国走了自己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或某些人更喜欢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私有化”道路，二十多年来它成功建立了一种国家操控的市场经济，带来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年均增长10%），并提高了相当多人民的生活质量。[3]但经济改革也造成了环境破坏、社会不平等，最终还有某种看上去令人不安的事情——资产阶级力量的重建。
[3] L. Cao, ‘Chinese Privatization: Between Plan and Market’,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63/13 (2000), 13-62.
如果不勾勒出这一转型的总体道路，要理解其中的细节是很困难的。中国政治很难探个究竟，它被党内权力斗争的秘密覆盖得层层叠叠，而这个党则旨在保持其独特和唯一的执政地位。重要决定会在党代会上得到批准，安排好每一步改革试验。然而，党不太可能轻易抵制资产阶级在内部进行的积极重建。它几乎肯定要支持经济改革，以便积聚财富并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从而能够更好地对付国内异议，更好地防卫外来入侵，并在发展日益迅速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将自己的力量辐射到周边地缘政治的利益领域。经济发展被看作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此外，实际采取的发展道路似乎符合如下目标：防止中国内部形成任何稳固的资产阶级权力集团。对海外直接投资的严重依赖（与日本和韩国所采取的经济发展策略截然不同），把资产阶级所有制保持在海外（表5.1），因而国家可以相对容易地进行控制（起码就中国人来说）。[4]对外国证券投资设置的壁垒，有效限制了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的势力。中国不愿意允许国有银行（如证券市场和资本市场）之外的金融调节形式，这就令资本丧失了其面对国家权力时的重要武器。长期以来，试图在保持国有制结构不受影响的同时释放管理自主性，也类似地带有试图抑制资产阶级形成的意味。
[4] This point is emphatically made in Y. Huang, ‘Is China Playing by the Rules？’,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http://www.cecc.gov/pages/hearings/092403/huang.php.
表5.1：资产流入测量：外国贷款、海外直接投资、契约联盟，1979—2002
来源：黄亚生：《中国按规矩出牌吗？》
但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不得不面对一系列棘手的困境。海外华人商人的散布状态提供了关键的外部链接，而在1997年回归中国的香港早就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建构起来了。中国政府不得不与两方面妥协，也要与国际贸易的新自由主义规则（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确立，中国2001年加入了这一组织）进行妥协。政治上的自由化要求也开始出现，与经济新自由主义化同步产生的政治紧张，清楚表明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化并不伴随人权、公民权、民主权利方面的进步。汪晖对另一波新自由主义改革浪潮概括说：
货币政策成为主要的调控手段；大幅度调整外汇牌价，汇率接近统一，从而促进了出口，对外贸易形成了竞争和自负盈亏的经营机制；“双轨制”的差价缩小；上海浦东地区全面开放，各地开发区纷纷上马，等等。[5]
[5] Wang, China's New Order, 66.
年迈的邓小平1992年南巡，亲自视察改革开放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什么影响。视察后，他自己说感到非常满意。他说“致富光荣”，还说“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整个中国都开放给市场力量和外国资本，尽管仍处于党的监督下。城市地区鼓励消费民主，从而遏止了社会动荡。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接着便加速进行，有时几乎要超出党的调控。
1978年邓小平开始改革进程时，一切重要的事情都位于国家部门，国有企业占据经济领导部门地位。根据大多数论者的观点，这些国有企业具有相当的盈利能力，它们不仅为职工提供就业保障，还提供广泛的福利和养老金等优惠（人们所谓的“铁饭碗”或国家生活保障）。此外，还有许多地方的国有企业，受到省市或当地政府的控制。农业部门根据公社体系组织起来，大多数论者承认这种体系在生产力上落后，急需改革。福利安排和社会供给内化于每个部门，虽然分布是不均衡的。乡村居民最少受到照顾，并且户籍制度把他们和城市人口区隔开，城市人口得到许多福利和权利，而乡村人口则没有。户籍制度还成功阻止了大规模乡村迁入城市的移民潮。每个部门都被整合进一个地方性组织的政府计划体系，在其中按计划规定产量目标并分配生产投入。国有银行大体上是存款储备所，并负责提供政府预算之外的投资资本。
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控制经济的稳固中心，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些企业给予职工的保障和利益——虽然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微薄——多年来为相当部分的人民群众维持着一张社会安全网络。通过解散农业合作社，提倡个体化的“个人责任体系”，一种更开放的市场经济围绕国有企业创建起来。公社资金被用于建立乡镇企业，而后者成了创业精神、弹性劳动活动、开放市场竞争的中心。起初，完全的私有部门仅限于小规模生产、贸易、服务行业，还有雇佣劳动方面的限制（随着时间推移，这样的限制渐渐放宽了）。最终，外国资本流入，在1990年代期间积聚势头强劲。外国资本一开始还被限制在合资合营领域和部分地区，但最终所向披靡——虽然分布不均衡。国有银行体系在1980年代扩大了，逐步取代中央来为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私有部门提供信贷规定。这些不同的部门并不各自独立发展，乡镇企业起先从农业部门筹措资金，并为产品提供市场，或给国有企业提供调节性的生产投入。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国资本开始进入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私有部门变得越来越重要——既是直接的（以所有者的形式），也是间接的（以股东的形式）。国有企业变得不那么能盈利了，而它们得到的银行信贷利息却很低。随着市场部门力量和重要性的增大，整个经济朝向新自由主义结构迈进。[6]
[6] D. Hale and L. Hale, ‘China Takes Off’, Foreign Affairs, 82/6 (2003), 36-53.
那么，需要考虑的就是各个不同部门如何经历了发展。就农业而言，1980年代初农民有权在“个人责任”体系下利用公社土地。起初，农民可以按照自由市场价格出售剩余农产品（超出公社目标的那些数量），而不用按照国家制定的价格。到1980年代末，公社已经完全解体，虽然农民无法正式拥有土地，但他们可以租赁和出租土地，雇用劳动力，并按照市场价格出售产品（双重价格体系实际上崩溃了）。结果，1978年到1984年间，农村收入惊人地以每年14%的速度增长，产量也类似地增长了。从此以后，农村收入停滞不前甚至实际有所下跌（尤其是1995年以后），只有一小部分特选的生产领域和生产线不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城市收入在1985年平均只有每年八十美元，2004年这个数字蹿升到超过一千美元，而农村收入在同一时期只是从将近五十美元上涨到将近三百美元。此外，以前在公社内部建立的集体性社会福利（虽然可能很薄弱），如今也丧失了，这意味着农民不得不面临各种开销负担：孩子上学、医疗卫生，等等。这些对大多数常驻城市人口而言不是问题，他们在1995年后也受到照顾：一项房产法律使城市居民获得房产所有权，他们由此可以进行房地产价值投机。根据估算，中国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如今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高。[7]
[7] J. Kahn and J. Yardley, ‘Amid China's Boom, No Helping Hand for Young Qingming’, New York Times, 1 Aug. 2004, A1 and A6.
农村居民被迫到他处谋生，结果许多农村移民（很多是年轻女性）涌到城市里（不合法律也没有居住权），形成了庞大的劳动力储备（一群法律地位不确定的“漂泊”人口）。中国目前是“有史以来世界上发生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的地方，“曾经重塑美国和现代西方世界的移民，与中国相比已是小巫见大巫”。据官方统计，有“一亿一千四百万迁移劳工暂时或永久离开农村，到城市里找工作”，政府专家“预计到2020年这个数字将增加到三亿，并最终上升到五亿”。上海一个市就有“三百万迁移劳工；相比之下，1820年到1930年期间，整个爱尔兰去向美国的移民大概也只有四百五十万人”。[8]这支劳动力很容易受到严重剥削，并给城市居民工资带来压力。但是，城市化步伐很难停下来，速率保持在每年约15%。由于农村部门缺乏动力，如今人们广泛同意，不管出了什么问题，要么在城市解决，要么根本就不解决。寄回农村的汇款如今成为农村人口赖以为生的重要部分，农业部门悲惨的状况及其产生的不稳定是今天中国政府面临的极其严重的问题。[9]
[8] J. Yardley, ‘In a Tidal Wave, China's Masses Pour from Farm to City’, New York Times, Sept. 12, 2004, Week in Review, 6.
[9] Kahn and Yardley, ‘Amid China's Boom’.
公社解体后，此前的公社政治和行政权力移交到新建立的乡镇政府手里，后者是根据1982年宪法设置的。后来的立法允许这些政府占有公社的实业资产并把它们重建为乡镇企业。地方政府从中央控制解放出来后，典型地摆出了创业的姿态。农村收入刚开始大幅增长，提供了可以重新投入乡镇企业的储蓄。以当地范围为依靠，与外国资本的合资合营（尤其是来自香港的资本，或通过散布世界各地的华商）也得到广泛开展。大城市（如上海）和省区（如广东）边缘的乡镇企业特别活跃，这些城市地区都向外国投资自由开放。在改革的最初十五年里，乡镇企业成为不可思议的经济动力来源。到1995年，乡镇企业职工数量达一亿二千八百万人（见表5.2）。这些企业致力于平民实验，发挥着改革奠基石的作用。[10]乡镇企业奏效的先例可能随后就成为国家政策的基础。为经济大幅增长做出贡献的主要功臣，来自轻工业生产的出口消费品，由此引领中国走向一条出口工业化道路。然而，国家在1987年才最终定下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思路。
表5.2：变化中的中国就业结构，1980—2002（以百万计）
来源：普拉萨德（Prasad）：《中国发展与融入世界经济》，表8.1
[10] C. Stevenson, Reform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ast Lessons for Current Problems (Washington, DC: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http:www.gwu.edu/~ylowrey/stevensonc.httml.
关于乡镇企业的性质，人们做出的解释五花八门。有些人用证据指出，乡镇企业就是私人企业，“除了名字不是”，这些企业剥削低廉的农村或迁移劳动力——尤其是年轻女性——而且运营完全不受任何管制。乡镇企业工资经常相当低，也不提供任何福利或法律保护。但是，有些乡镇企业提供有限的福利和养老金，也有法律保护。在过渡期的混乱状态中，各种差别都会冒出来，而这些差别经常标志着地方和区域的表现形式。[11]
[11] Hart-Landsberg and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35; Li and Tang, China's Regions.
1980年代期间日益清晰的是，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率，大部分来源于国有企业之外的部门。在革命年代，国有企业为劳动力提供工作保障和社会保障。但在1983年，国有企业被允许雇用“合同工”，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和有限期的职位。[12]国有企业还被认可在公有制外拥有更大的管理自主性，管理者可以保留一部分的利润，超出目标的剩余产品也可以按自由市场价格出售。市场价往往要比官方价格高出许多，由此确立了一种艰难而短命的双重价格体系。尽管有上述刺激因素，国有企业还是没能兴盛。很多国有企业陷入债务困难，不得不靠中央政府或国有银行（它们被鼓励以有利条款借贷给国有企业）支撑下去。此举后来给银行带来严重问题，因为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大幅增长。国有企业部门进一步改革势在必行。所以，1993年国家决定“把指定的大型和中型国有企业改为有限责任制或股份制企业”。前一种企业将拥有“二至五十名股东”，而后一种将拥有“超过五十名股东，可以公开发行证券”。一年后，一项更宽泛的企业化方案出台：除了最重要的国有企业外，其余国有企业均转为“股份基础的合作制”，所有员工名义上都有认购股份的权利。进一步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转制浪潮发生于1990年代末，到2002年，国有企业仅占全部制造业就业人口的14%，1990年这个数字是40%。国家最近的动作则是把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完全开放给外资所有。[13]
[12] Hart-Landsberg and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38.
[13] See ibid., and Global Policy Forum, Newsletter ‘China's Privatization’, http:www.globalpolicy.org.socecon/ffd/fdi/2003/1112chinaprivatization.
对于海外直接投资来说，它们在1980年代得到了各不相同的结果。起初海外直接投资被引入南方沿海四大经济特区，这些特区“起初的目标是生产出口商品，赚取外汇。它们也扮演着社会和经济实验地的角色，了解外国技术和管理方法。它们提供了一系列吸引外国投资者的政策，包括免税期、早期利润汇款、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14]但是，外国企业尝试在汽车和制造业等领域开拓中国内部市场，却并不奏效。虽然大众汽车和福特汽车（勉强）生存下来，通用汽车却在1990年代初失败了。最初的成功仅仅在几个部门清楚记录下来，这些部门出口包含着大量劳动力的商品。1990年代初，超过三分之二的海外直接投资（存活下来的商业投资甚至比这个数字更高）都是由海外华人组织的（尤其是来自香港的华人，但也有来自台湾的）。资本主义企业受到的法律保护很薄弱，致使海外华人要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付出额外费用开发非正式的地方关系和信用网络。[15]
[14] Li and Tang, China's Regions, ch.6.
[15] Li and Tang, China's Regions, 82.
随后，中国政府指定了几个“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发区”给外国投资（图5.1）。1995年后，中国政府实际上把整个国家开放给任何形式的海外直接投资。1997—1998年，席卷乡镇制造业的破产浪潮，波及主要城市中心的许多国有企业，成为一个分水岭。接下来，竞争价格机制接管了从中央向地方下放的权力，成为推动经济重构的核心步骤。结果，大量国有企业就算没有被摧毁，也受到了重创，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口。大量劳工怨声四起（见下文），中国政府面临困境：要想维持自己的存在，就得吸收大量过剩劳动力。[16]中国政府不能仅仅依靠日益庞大的海外直接投资来解决问题，虽然这一手可能也很重要。
图5.1：1980年代中国向外国投资开放地形图
来源：迪肯：《全球转型》
[16] China Labor Watch, ‘Mainland China Jobless Situation Grim, Minister Says’, http://www.chinalaborwatch.org/en/web/article.php?article_id=50043, 18 Nov.2004.
自1998年起，中国人就设法通过以下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贷款投资大型工程项目，改造物质基础设施。他们正在规划一项比已然规模宏大的三峡大坝更雄心勃勃的计划（耗资至少六百亿美元）：把长江的水引入黄河。惊人的城市化速率（自1992年以来，不少于四十二个城市已扩大到超过一百万人口的规模）需要巨额的固定资本投资。主要城市建立了新的轨道交通系统和高速公路，八千五百英里的新铁路将连通内陆地区和沿海经济动力地区，包括一条上海与北京间的快速铁路以及一条通往西藏的铁路。奥运会也正给北京带来大量投资。“中国还试图建立一个城际高速公路系统，比美国五十年前建立的更大，虽然实际上每座大城市正在建立或刚刚建成了大型新机场。”迄今为止，中国已经有“超过一万五千条高速公路正在施工，将给国家增添十六万二千公里的道路，长足足绕地球赤道四周”。[17]这些工程远远超过美国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期间所建的城际高速公路系统，也有潜力在未来数年内吸收剩余资本和劳动力。然而，这些工程是财政赤字投资的（按照经典的凯恩斯主义方式）。另外，它也产生了高风险，因为如果投资不能如期收益，那么财政危机就会很快到来。
[17] J. Kahn, ‘China Gambles on Big Projects for its Stability’, New York Times, 13 Jan.2003, A1 and A8; K. Bradsher, ‘Chinese Builders Buy Abroad’, New York Times, 2 Dec.2003, W1 and W7; T. Fishman, ‘The Chinese Century’,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4 July 2004, 24-51.
快速城市化提供了一种渠道，可以吸收大量集中在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例如，毗邻香港北部的东莞在短短二十年内从一个小城镇发展为拥有七百万居民的城市。但是，“城市官员不满足于每年23%的经济发展速度。他们为一个巨大而崭新的城市添上最后一笔——他们希望吸收三十万工程师和研究人员，这将是全新中国的先驱者。”[18]东莞也将是所谓世界上最大的购物中心之所在地（由一位华人亿万富翁建造，有七个区域分别仿造阿姆斯特丹、巴黎、罗马、威尼斯、埃及、加勒比、加利福尼亚，据说每个都建造得惟妙惟肖、难辨真假）。
[18] H. French, ‘New Boomtowns Change Path of China's Growth’, New York Times, 28 July 2004, A1 and A8.
这类新型城市之间总是处于激烈的城际竞争。例如，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每座城市现在都设法尽可能多地捕捉商机，“比周围城市建造得更好，这种做法往往带来双重结果。1990年代末，方圆一百公里内建了五个国际机场，港口和桥梁也要如法炮制”。[19]各省市和城市都抵制中央对其投资的管制，部分是因为它们有权力出售房产开发权，从而为自己的规划筹措资金。
[19] K. Bradsher, ‘Big China Trade Brings Port War’,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7 Jan. 2003, 12.
城市也成为疯狂的地产开发和房地产投机的聚集地：
1990年代初期到中期，一种“赌场心态”虏获了这个国家，各地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忙不迭地资助大规模的地产开发。上流阶级的办公空间、奢侈的别墅、装潢考究的城市住宅和公寓一夜间拔地而起，不仅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城市如此，许多更小的省市和沿海城镇也是如此……所谓的“上海泡沫”将这个一度单调的城市改造为世界上最富丽堂皇的大都市之一。到1995年底，上海盖了超过一千座摩天大楼，近一百家五星级宾馆，约一千三百五十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这个数字是1994年二百七十万平方英尺的五倍——而一个“烫手”的房产市场正在以超过新纽约的速度积累股本……1996年后半年泡沫破裂，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低效率的资源配置和生产力过剩。[20]
[20] S. Sharma, ‘Stability Amidst Turmoil：China and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sia Quarterly (Winter 2000), www.fas.harvard.edu/~asiactr/haq/2000001/0001a006.htm.
但是，1990年代末强势恢复的增长势头，据说到2004年止，在核心城市市场中又涌现出许多建筑。[21]
[21] Hale and Hale, ‘China Takes Off’, 40.
中国基本属国家所有的银行体系，在这一切背后扮演着金融角色。1985年后，这一部门快速扩大。例如，到1993年，国家银行的分支银行数量已经“从六万零七百八十五家增加到十四万三千七百九十六家，员工从九十七万三千三百五十五名增加到一百八十九万三千九百五十七名。储蓄同期从四千二百七十三亿人民币（折合美元五百十六亿）增加到二万三千亿人民币，总贷款从五千九百零五亿人民币增加到二万六千亿人民币”。[22]到那时为止，银行开支超过政府预算达五倍。大量资金被用于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银行显然“要为创造‘资产泡沫’负主要责任，尤其是在不稳定的房产领域和建筑部门”。不良贷款成为问题，最终中央政府不得不花费“巨额资金清除呆账”，相当于美国在1987年解救储蓄和贷款行业所花的资金（那次经济援助“在公共基金上花了一千二百三十八亿美元，在金融机构的辅助性存款保险金上花了二百九十一亿美元”）。例如，2003年中国政府宣布从其外汇储备中综合转让出四百五十亿美元给两家大型政府银行，这是“不到六年内给予银行体系的数目第三大的经济援助”。[23]尽管不良贷款资产占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35%，但这个数字与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超支（overhang）与消费者债务比起来不算什么，后两者超过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00%。[24]
[22] Liu, ‘China：Banking on Bank Reform’, Asia Times Online, atimes.com, 1 June 2002.
[23] K. Bradsher, ‘A Heated Chinese Economy Piles up Debt’, New York Times, 4 Sept. 2003, A1 and C4; K. Bradsher, ‘China Announces New Bailout of Big Banks’, New York Times, 7 Jan. 2004, C1.
[24] Liu, ‘China：Banking on Bank Reform’.
中国有一个方面显然是向日本学习的。教育和科技的现代化，必须伴有明确无误的研究和发展策略，既是为了军事目的也是为了民间目的。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投资相当大，如今甚至可以提供商业人造卫星（这令美国很愤怒）。但是从1990年代末以来，许多外国企业开始将相当数量的研究和开发活动转到中国，微软、Oracle、摩托罗拉、西门子、IBM、英特尔在中国都设立了研究实验室，因为中国“作为技术市场越来越有重要性，也越来越复杂”，中国也有“大批技术精湛但经验不足的科学家，而中国的消费者虽然还是比较穷，但正在越来越富裕，且渴望新的技术”。[25]包括英国石油公司和通用汽车等巨头在内的二百多家主要外国企业，如今都将大量研究活动放在中国。这些企业经常抱怨，认为中国本地企业非法盗版他们的技术和设计。但它们对此也无计可施，因为中国政府不愿干预；而且，如果它们过于纠缠这类事件，中国政府的权力可能给它们制造麻烦，致使其难以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中施展拳脚。活跃的不仅仅是外国企业，日本和韩国在中国许多大型的“研究型城市”中投资，以期利用高新技术和廉价劳动力。整体结果是，中国更能吸引高科技部门的经济活动。[26]甚至印度的一些高科技企业也发现，将经济活动投放到中国更为便宜。本地的高科技部门也在许多领域中腾飞。例如，在深圳，“规模越来越大的大学校园，拥有许多明快光洁的石板和玻璃建筑（就算在硅谷也不落伍），容纳了许多工程师，由他们和其他人组成的一万人的工程师团队，后来将华为建设成中国在通讯领域第一个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1990年代末，“华为开始在亚洲、中东和俄罗斯大幅投资建立销售网络；它如今在四十个国家销售产品，价格往往要比竞争对手低三分之一”。[27]在个人电脑营销和生产领域，中国企业如今也表现得非常活跃。
[25] C. Buckley, ‘Let a Thousand Ideas Flower：China Is a New Hotbed of Research’, New York Times, 13 Sept. 2004, C1 and C4.
[26] J. Warner, ‘Why the World's Economy is Stuck on a Fast Boat to China’, The Independent, Jan. 24, 2004, 23.
[27] C. Buckley, ‘Rapid Growth of China's Huawei Has its High-Tech Rivals on Guard’, New York Times, 6 Oct. 2003, C1 and C3.
对外关系
1978年，对外贸易仅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7%；但是，到了1990年代初，这个数字涨到40%，并自此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也在同期增加了四倍。到200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0%以上来自海外直接投资（其中制造业占了半数）。到那时为止，中国已经成为拥有海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许多跨国公司也正从中国市场获利甚丰。通用汽车曾在1990年代初冒险失败，但1990年代末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到2003年报告说它在中国的利润远远高于其美国国内企业。[28]
[28] K. Bradsher, ‘GM To Speed Up Expansion in China：An Annual Goal of 1.3 Million Cars’, New York Times, 8 June 2004, W1 and W7.
看起来，似乎出口导向型发展策略获得了巨大成功。但这一切都出乎1978年计划之外。邓小平发出了离开毛泽东的国内自力更生政策的信号，但最初对外开放还是尝试性的，并且仅限于广东的几个经济特区。直到1987年，中国共产党注意到广东的成功试验，才接受了出口导向型发展。而只有到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中央政府才全力推动向海外贸易和海外直接投资的开放。[29]例如，在1994年，通过官方汇率贬值50%，双重汇率制（官方和市场）得以废除。虽然这次贬值在国内激起了些许通胀危机，它却为贸易大幅增长和资本大规模流入铺好了道路，而后两者使中国如今拥有世界上最有活力和最成功的经济。至于这为新自由主义化的未来预示着什么，还有待观察，因为新自由主义化借助竞争性不均衡地理发展具有瞬息万变的特点。
[29] Z. Zhang, Whither China? Intellectu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Durham, NC：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邓小平策略的初步成功依赖和香港的联系。作为亚洲经济“小龙”之一，香港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资本主义动力中心。不同于这一区域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新加坡、台湾地区、韩国）纷纷采取高度的国家计划，香港在没有大规模政府指导的情况下，以一种更为混乱的企业方式进行发展。华人商人已经建立起重要的全球联络，香港在其中轻易就占据了中心。香港制造业曾经依照高强度劳动和低增值的路线发展（以纺织业为首），但到1970年代末，香港遭受了海外竞争的严重打击，劳动力也急剧短缺。隔海相望的中国广东拥有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因此，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不啻是天赐良机。香港资本抓住了这次机遇，它利用许多隐秘的联系跨越边境进入中国，调节中国已有的所有对外贸易，并利用其全球经济营销网络使中国制造的商品可以轻易流动。
至迟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近三分之二的海外直接投资（FDI）是通过香港进入的。虽然其中部分是香港的专业经济调节，以寻求更多样的外国资本渠道，但毫无疑问的是，香港毗邻的地理位置这一偶然事实，对于中国整体上展开的发展道路至关重要。例如，深圳市的城市经济开发区在1980年代初并不成功。吸引香港资本家的是农村地区新创建的乡镇企业，香港资本提供机器、生产投入和市场营销，乡镇企业从事生产。这种运营方式一旦建立，其他外来资本家也可以效仿（尤其是台湾人，主要围绕着开放后的上海）。海外直接投资的来源在1990年代期间非常多样，因为日本、韩国和美国企业开始极大程度地利用中国作为海外生产中心。
1990年代中期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对外国资本越来越有吸引力。虽然只有10%的中国人拥有一个初生且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购买力，但在超过十亿的人口中有10%，这依然是个庞大的国内市场。竞争纷纷展开，为这群人提供汽车、手机、DVD、电视机、洗衣机，此外还有购物中心、高速公路、“奢侈”住宅。汽车月平均产量从1993年的二万辆左右上升到2001年的五万辆以上，此后又在2004年中一跃增加到每月近二十五万辆。一波外国投资的浪潮——从沃尔玛到麦当劳再到电脑芯片生产，无所不包——涌入中国，预示国内市场在将来的快速发展，尽管还存在制度上的不确定性，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显然还有生产过剩的危险。[30]
[30] K. Bradsher, ‘China's Factories Aim to Fill Garages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 Times, 2 Nov. 2003, International Section, 8; id., ‘GM To Speed Up Expansion in China’; id., ‘Is China The Next Bubble？’, New York Times, 18 Jan. 2004, sect. 3, 1 and 4.
强烈依赖海外直接投资使中国成了一个特例，与日本或韩国相当不同。结果，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太完整，内部区域间贸易发展非常薄弱，哪怕已经在新型通讯方式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广东等省份与外国进行的贸易，远远多于它和中国其他地区进行的贸易。在中国，资本并不会轻易地从一处流向另一处，虽然最近发生了许多合并行为，以及由政府主导的、在不同省份之间建立区域联合的尝试。[31]所以，对海外直接投资的依赖仅有些许缩减，即资源配置和资本主义链接在中国内部得到改善。[32]
[31] K. Bradsher, ‘Chinese Provinces Form Regional Power Bloc’, New York Times, 2 June 2004, W1 and W7.
[32] H. Yasheng and T. Khanna ‘Can India Overtake China?’, China Now Magazine, 3 Apr. 2004, www.chinanowmag.com/business/business.htm.
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在过去四年内，中国的对外贸易关系发生了变化。虽然这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很大关系，但中国经济发展的纯粹动力，以及国际竞争结构的不断变化，已经使贸易关系的关键重组不可避免。在1980年代，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的地位主要是依靠低增值产品，依靠在国际市场上大批销售廉价纺织品、玩具、塑料制品而确立的。毛泽东的政策留给中国充分自足的能源和许多原材料（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之一），中国仅仅需要进口机器和技术，并（依靠香港的殷勤相助）获得进入市场的渠道。它可以利用自己的廉价劳动力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中国纺织品生产的每小时工资在1990年代末维持在三十美分；相比之下，墨西哥和韩国是二点七五美元，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水平徘徊在五美元左右，而美国则要超过十美元。[33]然而，中国产品在最初阶段听命于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商人，后者为中国提供全球市场的渠道并牟取巨额贸易利润，然后通过收购或投资乡镇企业或国有企业，日益实现反向企业合并。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生产企业雇用多达四万名劳工都不算稀奇。此外，低报酬使得有可能产生资本节约创新。高生产力的美国工厂使用昂贵的机械系统，但“中国工厂颠倒了这个过程，它们把资本抽出生产过程，再把更多的劳动力重新投入进去”，总共所需资本一般可以减少三分之一。“低工资和低资本投入的结合，典型地使资本收益率比美国工厂高。”[34]
[33] P. Dicken, Global Shift: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ic Map in the 21stCentury, 4th edn.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3), 332.
[34] T. Hout and J. Lebretton, ‘The Real Contest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n Line, 16 Sept. 2003; 有趣的是，这正是马克思当年评论十九世纪英国和美国利用技术的不同方式。See Capital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i.371-372.
不可思议的劳动力工资优势，意味着中国可以在低增值生产部门领域（如纺织品）和其他低成本国家展开竞争，如墨西哥、印尼、越南和泰国。随着中国（虽然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赶超墨西哥成为美国消费品市场的主要供应商，墨西哥在短短两年内失去了二十万个工作岗位。1990年代期间，中国开始转向高增值生产，并在电子技术和机械工具等领域与韩国、日本、台湾地区、马来西亚、新加坡展开竞争。这部分是因为上述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决定将生产移向海外，利用海外大量价廉技高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都是中国大学系统栽培出来的。起初，最大规模的企业流入来自台湾地区，据说如今有多达一百万名台湾企业家和工程师在中国大陆生活和工作，他们占据着很大的生产力。来自韩国的企业数量也很多（见图4.4）。韩国电子企业如今在中国有许多分支企业。例如，2003年9月，三星电子宣布正在把个人电脑生产业务完全移到中国，三星此前已在中国投资了二十五亿美元，“建立了十个销售子公司，二十六个生产公司，总共雇用了四万二千人”。[35]日本在中国的生产外包导致日本制造业就业从1992年的一千五百七十万人下降到2001年的一千三百一十万人。日本企业同样也开始从马来西亚、泰国等地撤出，以重新投入中国。这些企业在中国投资甚多，以至于“一半以上的中日贸易是在日本企业之间进行的”。[36]正如在美国发生的情况那样，有可能企业日子过得很好，自己国家却饱受煎熬。中国给美国造成的制造业岗位减少，不如在日本、韩国、墨西哥等地那么多。中国的惊人增长——既是国内的增长，也是国际贸易地位上的增长——对应着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生产落后、出口滞胀，以及东亚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周期性危机。消极竞争给许多国家带来的后果，或许不久便会加剧。[37]
[35] See Hart-Landsberg and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94-95; K. Brooke, ‘Korea Feeling Pressure as China Grows’, New York Times, 8 Jan. 2003, W1 and W7.
[36] J. Belson, ‘Japanese Capital and Jobs Flowing to China’, New York Times, 17 Feb. 2004, C1 and C4.
[37] See Forero, ‘As China Gallops’.
另一方面，中国的急剧发展也使其更依赖于外国原材料和能源的资源。2003年，中国用去了“世界煤矿产量30%，世界钢铁产量36%，水泥产量55%”。[38]中国从1990年的相对自足状态，变成2003年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中国能源企业寻求里海盆地石油的股份，并与沙特阿拉伯谈判协商以获取中东石油供应；中国对于苏丹和伊朗的能源兴趣使之在这些领域与美国关系紧张。中国战胜日本，获得了俄罗斯的石油供应。在中国1990年代寻求新金属能源的过程中，它从澳大利亚的进口翻了四倍。由于中国急需战略性金属，如铜、锡、铁矿、铂、铝等，它急切地与智利、巴西、印尼、马来西亚等许多国家签订贸易协议。中国向各地寻求农业和木材进口（中国从巴西和阿根廷大规模采购大豆，给这些经济部门带来了新鲜活力），而中国对废金属的需求也很大，在这方面给出的价格全球最高。甚至美国制造业也从中国对推土设备（卡特比勒公司［Caterpillar］）和涡轮机（GE）的需求中获利。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出口也以惊人的速度增加，中国如今是韩国出口的首要目的国家，而在日本出口市场，中国也可以和美国比肩。贸易关系的迅速重新调整，最好地体现在台湾的事例上。2001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台湾地区出口的第一目的对象（主要是中层制造业产品），但到2004年底台湾地区向中国大陆的出口量已经比向美国的出口量多一倍。[39]
[38] K. Bradsher, ‘China Reports Economic Growth of 9.1% in 2003’, New York Times, 20 Feb. 2004, W1 and W7.
[39] K. Bradsher, ‘Taiwan Watches its Economy Slip to China’, New York Times, 13 Dec.2004, C7.
中国凭借其巨大的全球影响力，有力地统治着整个东亚和东南亚，成为区域性霸主。中国并不避讳重新主张自己在这个区域的帝国传统。2004年，阿根廷担心廉价的中国进口产品会摧毁刚开始复苏的本地纺织品、鞋、皮革等产业，中国对此给出的建议是：就让这些产业消失吧，专心做好自己给蓬勃的中国市场供应原材料和农产品的工作就行了。阿根廷当然不会忘记，这正是英国在十九世纪殖民印度文明的方式。尽管如此，中国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仍使全球经济中相当一部分已上了中国的轨道。相反，中国在2004年发展脚步有所减缓，已经——
使得各地的商品和金融市场心神不宁。镍价格从持续十五年的高价位上大幅下跌，铜价格也从持续八年的高价位急剧下降。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商品驱动型经济的国家也遭了殃。亚洲其他出口驱动型经济的市场也受到影响，担心中国会减少向台湾地区采购半导体、减少向韩国采购钢材、减少向泰国采购橡胶、减少向越南采购大米，还有减少向马来西亚采购锡。[40]
[40] W. Arnold, ‘BHP Billiton Remains Upbeat Over Bet on China's Growth’, New York Times, 8 June 2004, W1 and W7.
正如成功的资本积累动力都会发生的情况，会有一个时刻国内积累过剩，需要向外部输出。一种方式是购买美国债券，借此为中国产品维持活跃的市场，同时方便地将人民币与美元价值挂钩。但是，中国贸易企业在世界上一直很活跃，它们也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极大地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同样，中国企业也投资海外，确保自己在外国市场中的地位。中国电视机如今在匈牙利进行装配，确保销往欧洲市场的渠道；同时也在北卡罗来纳进行装配，确保销往美国的渠道。一家中国汽车公司计划在马来西亚组装汽车，并最终在那里建一个工厂。中国企业如今甚至在太平洋区域投资旅游业，以满足本国居民日益高涨的需求。[41]
[41] M. Landler, ‘Hungary Eager and Uneasy Over New Status’, New York Times, 5 Mar.2004, W1 and W7; K. Bradsher, ‘Chinese Automaker Plans Assembly Line in Malaysia’, New York Times, 19 Oct.2004, W1 and W7.
但是，中国在一个方面显然偏离了新自由主义的轨道。中国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如果要实现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就必须要么吸收、要么压制这些剩余劳动力。如果采取前一种方案，那么中国只能靠债券融资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计划和固定资本形成计划（2003年固定资本投资增加了25%）。潜在的危险是，有可能发生固定资本过度积累的严重危机（尤其是在建筑环境方面）。有大量迹象表明存在生产能力的过度（比如在汽车制造和电子技术方面），而在城市投资中已经发生了暴发与亏损的循环。但是，这一切都要求中国政府偏离新自由主义教条，而像凯恩斯主义国家那样行事。这要求中国保持对资本和汇率的控制，这些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美国财政部的全球规则不符。虽然中国被豁免履行这些规则以作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临时条件，但中国不能永远如此。随着人民币通过香港和台湾渗透到全球经济之中，要想强制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变得越来越艰难。值得记取的是，让整个凯恩斯主义的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条件之一，正是由于美元逃离了美国的货币监管，致使欧洲美元市场形成。[42]中国人很像是在复制这条道路，而他们的凯恩斯主义也相应受到了威胁。
[42] K. Bradsher, ‘China's Strange Hybrid Economy’, New York Times, 21 Dec. 2003, C5.
中国银行系统处于目前债券融资的核心，它当前无法抵抗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因为其半数未偿贷款都是不良贷款。幸运的是，我们看到中国可以运用收支顺差为银行清除麻烦。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可能出现另一个问题，因为中国能如此行事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美国积累收支顺差。一种独特的相互依赖关系由此产生：中国——以及日本、台湾地区和其他亚洲中央银行——购买美国债券，从而美国可以方便地吸收这些国家的生产过剩。但这使得美国很容易受到亚洲中央银行家们奇思异想的影响。相反，中国经济动力却受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掣肘。美国目前也以凯恩斯主义的方式行事——巨额增加联邦赤字和消费债券，同时坚持其他任何人都必须遵守新自由主义规则。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立场，如今美国有许多强有力的声音指出，这样做可能带来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43]对中国来说，这将导致从劳动力吸收的政治转向公开压制的政治。这样的策略能否奏效，关键将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平衡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自己与这些力量的关系。[44]
[43] Volcker's remarks are cited in P. Bond, ‘US and Global Economic Volatility: Theoretical, Empirical and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Empire Seminar, York University, Nov. 2004.
[44] Wang, China's New Order; T. Fishman, China Inc.: How the Rise of the Next Superpower Challenges Americ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Scribner, 2005).
迈向阶级力量的重建？
2004年6月9日，某位王先生在北京的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购买了一辆九十万美元的迈巴赫（Maybech）超豪华私家车。显然，此类奢侈轿车的市场相当活跃，表明“一小撮中国家庭积累了大量财富”。[45]至于不那么高级的私家车，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梅赛德斯-奔驰汽车的最大市场。某些地方的某些人，不知怎么一来就变得非常有钱。
图5.2：中国收入日益不平等：农村（上图）与城市（下图），1985—2000
来源：吴喜明与佩罗夫（Perloff）：《中国长期收入分配》
[45] K. Bradsher, ‘Now, a Great Leap Forward in Luxury’, New York Times, 10 June 2004, C1 and C6.
尽管中国经济或许属于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行列，但中国也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图5.2）经济发展的好处“主要让城市居民、政府和党的官员享受到了。在过去五年里，城市富人和农村穷人的收入差距急剧拉大，甚至于某些研究开始不恰当地把中国的社会分化与非洲最穷的国家作比较”。[46]社会不平等从未在革命年代里消除，城市和农村的差异甚至被写进法律。但汪晖写道，随着改革的进行，“这一制度性不平等迅速转化为阶级和阶层及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从而促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47]如基尼系数等形式化的社会不平等测量方式，证实中国已经从世界上最贫穷但也最平等的社会之一，变成了持续不平等的社会，这一切都发生在二十年里（见图5.2）。（通过户籍制度固定下来的）城乡收入差距正迅速扩大：富裕的城里人开着宝马轿车，而农村的农民一周能吃一次肉已经不错了。更需要强调的是农村和城市内部越来越大的不平等。区域不平等同样加剧了，部分南方沿海城市高速领跑，而内陆和北方“老工业区”要么经济无法发展，要么在作艰难的挣扎。[48]
[46] X. Wu and J. Perloff, China's Income Distribution Over Time: Reasons for Rising Inequality, CUDARE Working Papers 977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2004).
[47] Wang, China's New Order.
[48] L. Wei,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0).
仅仅是社会不平等加剧还无法作为阶级力量重建的确切指标。这最后一方面的证据很大程度上是道听途说，没有确凿证据。然而，我们可以进行一番推测，首先看一下社会最底层人民的情况。“1978年，中国有一亿二千万工人。到2000年，这个数字是二亿七千万。加上进城找到长期工作的七千万农民，中国工人阶级目前接近三亿五千万人。”在这些人中，“超过一亿人”目前受雇于非国家部门，正式说来算雇佣劳动者。[49]事实上，受雇于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同样处于雇佣劳动者的地位。因此，中国就有一股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浪潮，出现于私有化过程的各个阶段以及实行劳动力市场弹性化的各个阶段（包括取消国有企业的福利供给和养老金义务）。政府也“拆除”了公共服务。根据中国劳工观察组，“农村政府几乎得不到富裕地区的资助。这些政府向当地农民征税，强征无休无止的费用来修建学校、医院、道路建设，甚至治安设施。”就算国家经济增长达9%，这些落后地区的贫困依然在加剧。1998年到2002年，随着国有企业规模从二十六万二千家减少到十五万九千家，二千七百万工人被打发走人。更惊人的是，过去近十年内中国制造业工作岗位净损失约一千五百万个。[50]由于新自由主义需要庞大、容易剥削、势力相对薄弱的劳动力，中国肯定有资格算作新自由主义经济，虽然是“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
[49] L. Shi, ‘Current Conditions of China's Working Class’, China Study Group, 3 Nov. 2003, http://www.chinastudygroup.org/index.php?action=article&type.
[50] China Labor Watch, ‘Mainland China Jobless Situation Grim’.
社会天平另一端的财富积累是更复杂的情况。似乎这一过程某种程度上是通过贪污腐败、秘密计谋、公开攫取曾经公有的权利和资产而进行的。随着当地政府将企业股份移交管理，作为自身的重建策略，许多企业经理“通过各种方式，一夜间拥有价值数千万元人民币的股份，形成了一个新的富豪集团”。当国有企业重新结合到股份制企业时，“企业经理获得大部分股份，有时候其年收入是企业职工平均收入的一百倍”。[51]青岛啤酒在1993年成为股份制企业，其主管不但在这家利润丰厚的企业中拥有大量股份（青岛啤酒凭借接管许多本地啤酒企业，提升了自己的全国知名度和市场垄断力量），而且收入也相当可观。党员、政府职员、私有企业主、银行之间的特权关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兴私有化的企业经理拥有一定数量的股份，他们或许会通过银行（或朋友）贷款收购工人手里的其余股份（有时是强迫收购，例如通过威胁停工）。由于大量银行贷款都是不良贷款，这批新企业主或者把企业拖垮（从中倒卖资产牟取个人利益），或者千方百计抵赖债务而不宣布破产（破产法在中国还不健全）。政府拿出四百五十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补助被严重剥削的劳动力，并给予银行经济援助，使之填补非盈利性贷款的缺口；当政府这样做时，它很可能正从下层阶级那里将财富重新分配给上层阶级，而不是勾销错误投资。无所顾忌的经理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新兴私有企业及其资产，并利用它们来牟取个人财富。
[51] Shi, ‘Current Conditions of China's Working Class’.
在财富创造过程中，本地资本也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凭借二十多年的合资合营，许多中国企业从技术转让中获利，并且这些企业有幸拥有大量熟练劳动力和管理技术，也具备企业雄心的旺盛精力（animal spirits）；它们如今不但能在国内与外国企业竞争，在国际舞台上也能与之抗衡——并且不再仅限于低增值部门。例如，目前排名世界第八的电脑制造商是1984年由一批中国科学家靠政府资助成立的；到1990年代末，它已经从批发商转变为制造商，占据中国市场的最大份额。这家企业便是联想（如今叫Lenovo），目前正与几家主要公司激烈竞争；它还接管了IMB的个人电脑生产线，以便获得更好的进入全球市场的渠道。这笔交易（不经意间威胁到台湾在电脑行业的地位）使IMB能够与中国软件市场建立更牢固的联系，同时也在电脑行业树立起一个业务遍布全球的巨型中国企业。[52]虽然国家可能在联想等公司持有股份，这些公司的管理自主性仍然可以保障其所有制和奖励系统能让公司执行官积累大量财富，就像世界其他地方那样。
[52] D. Barboza, ‘An Unknown Giant Flexes its Muscles’, New York Times, 4 Dec. 2004, C1 and C3; S. Lohr, ‘IBM's Sale of PC Unit Is a Bridge Between Companies and Cultures’, New York Times, 8 Dec. 2004, A1 and C4; S. Lohr, ‘IBM Sought a China Partnership, Not Just a Sale’, New York Times, 13 Dec. 2004, C1 and C6.
房地产开发——特别是在大型城市之内和城市周边，以及出口发展地区——似乎是另一种有利手段，借以将大量财富积聚到少数人手里。由于农民并不拥有土地，他们可能很容易就一无所有，土地转而为城市牟利所用，导致劳作者在农村无计谋生，被迫离开土地加入劳动力市场。提供给农民的补助通常仅相当于土地价值的一小部分，而土地则被政府官员转手给开发商。过去十年里，多达七千万农民以这种方式失去了土地。例如，市镇领导经常通过与外国投资者或开发商协商决定市镇土地和资产的实际产权，这些权利随后被批准归后者私人所有，实际上是把公共利益圈给少数人。汪晖写道：在转型期的混乱中，“大量的国有财产‘合法’或非法地流入小部分私人手里”。[53]土地和房产市场的投机现象——尤其是在城市——相当活跃，哪怕还没有明晰的产权体系。耕地损失日益严重，1998年中央政府不得不下令停止土地转化，直到能够实施更合理的土地使用计划。但一系列破坏已经发生了。有价值的土地被囤积起来，开发商（利用与银行的特权关系）已着手展开工作，将大量财富聚集到少数人手里。甚至就小规模而言，房产投机所获的资金要比生产所获多得多。[54]有人正是用自己在房地产上赚的钱购买九十万美元的汽车，这个事实意味深长。
[53] Wang, China's New Order; J. Yardley, ‘Farmers Being Moved Aside by China's Real Estate Boom’, New York Times, 8 Dec. 2004, A1 and A16.
[54] C. Cartier, ‘Zone Fever. The Arable Land Debate and Real Estate Speculation: China's Evolving Land Use Regime and its Geographical Contradic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0 (2001), 455-469; Z. Zhang, Strangers in the City: 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资产价值方面的投机行为（通常利用带有优惠条款的贷款）也非常重要。这种现象在大城市及其周边——例如北京、上海、深圳、广东等地——的房产领域尤其明显。盈利（经济蓬勃发展时期往往盈利甚丰）一般归投机者，而经济不景气时的损失则基本由银行承担。在所有这些领域（包括无法计算的暗中贪污腐败区域），通常由党的部分领导人或政府官员进行的资产挪用已经把他们从国家力量的代理人变成独立且极为富有的商人，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的新财富，必要时还可以通过香港将财富偷运至国外。
高涨的消费文化已经在主要城市中心出现，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又带上了特殊的性质，比如许多城市都有封闭且受到保护的富人高档住宅社区（往往带有像“贝弗里山庄”之类的名字）、富丽堂皇的特权阶级消费场所、饭店和夜总会、购物中心、主题公园。后现代文化在上海登陆并大红大紫。所有西化的标志在那里都能找到，包括社会关系的转型——年轻女性用自己的身体做交易，打扮得花枝招展，各种文化安排（从世界小姐选美盛会到大型艺术展览）以惊人的速度将上海打造成夸张版的纽约、伦敦或巴黎，甚至达到戏仿的程度。随着每个人都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投机，如今所谓的“吃青春饭”成为主流。这在性别方面造成的影响相当显著。“在沿海城市，女性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极好机遇，她们可以赚数目惊人的钱，也可以获得很好的职业岗位；另一方面，在制造业中赚的工资就较少，她们也可能从事地位低下的服务行业，如餐饮、家政服务、卖淫。”[55]
[55] C. Cartier, ‘Symbolic City/Regions and Gendered Identity Formation in South China’, Provincial China, 8/1 (2003), 60-77; Z. Zhang, ‘Mediating Time：The “Rice Bowl of Youth” in Fin-de-Siècle Urban China’, Public Culture, 12/1 (2000), 93-113.
积聚财富的另一项来源是过度剥削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地区来的年轻女性。中国工资水平极其低下，劳动条件也乱七八糟且剥削情况严重。更其糟糕的是拖欠工资、不履行养老金义务。李静君指出：
1996年到2001年，在东北老工业区腹地沈阳有23.1%的受雇工人经历过工资拖欠，26.4%退休职工经历过养老金拖欠。全国范围内，未拿到工资的工人数量从1993年的二百六十万上升到2000年的一千四百万。这个问题并不仅限于破败的老工业基地的退休和下岗职工。政府调查显示，国家近一亿迁移工人中的72.5%遭受工资拖欠，拖欠工资总额估计约一百二十亿美元（或近一千亿人民币）。其中有70%发生在建筑业。[56]
[56] S. K. Lee, ‘Made In China：Labor as a Political Force?’, panel statement, 2004 Mansfield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Montana, Missoula, 18-20 Apr. 2004.
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资本积累有相当部分来自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结果造成了许多地区爆发激烈的劳工抗议。虽然中国工人准备好接受长时间工作、骇人听闻的工作条件和低工资，以作为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代价，但拖欠工资和养老金是另一回事。在这个问题上，向中央政府请愿和抱怨在近几年里已经冒头，如果政府无法充分回应，民众就会采取直接行动。[57]2002年，在东北城市辽阳，来自近二十家工厂的三万多名工人进行持续几天的抗议，这是“一个很大规模的示威”。在中国北部的佳木斯，一家之前雇用了一万四千人的纺织厂突然关闭后，约80%市镇人口待业，靠每周不到二十美元过活。请愿杳无音信，几个月后民众爆发了直接行动。“有些天，退休工人成排地坐在路上，阻塞了通往城镇的主要高速公路。另一些时候，成千名下岗纺织工人坐在铁轨上，扰乱了铁路运营。12月底，来自一家境况不佳的纸浆厂的工人直挺挺地躺在佳木斯唯一的飞机跑道上，阻止飞机着陆。”[58]公安部门数据显示，2003年“有将近三百万人参与了抗议活动”。直到最近，此类冲突通过种种方式得到成功解决：让他们保持孤立、分散、无组织，当然还有隐瞒不报。但是，最近的数据表明更广泛的冲突正在爆发。例如，在安徽省有“约一万名纺织工人和退休工人最近抗议养老金的降低、医疗保险和伤残补助的丧失”。在东莞的斯特拉（Stella）国际有限公司（一家台湾人所有的皮鞋制造商，雇用四万二千名员工）“面临这个春天愈演愈烈的罢工问题。有一刻，超过五百名狂怒的工人砸坏工厂设备，重伤一名公司经理，导致警察进入工厂并带走主要滋事者”。[59]
[57] S. K. Lee, ‘Made In China：Labor as a Political Force?’, panel statement, 2004 Mansfield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Montana, Missoula, 18-20 Apr. 2004; J. Yardley, ‘Chinese Appeal to Beijing to Resolve Local Complaints’, New York Times, 8 Mar. 2004, A3.
[58] E. Rosenthal, ‘Workers Plight Brings New Militancy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10 Mar. 2003, A8.
[59] E. Cody, ‘Workers in China Shed Passivity: Spate of Walkouts Shakes Factories’, Washington Post, 27 Nov. 2004, A01; A. Cheng ‘Labor Unrest is Growing in China’,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nline, Oct. 27, 2004; Yardley, ‘Farmers Being Moved Aside’.
各种形式的抗议（“其中有许多带有暴力性质”），“在最近几个月内频繁发生，举国皆然”。农村地区的土地没收所引发的骚乱和抗议也遍地都是，这些是否终将带来大规模运动，尚难预料。但是，中国共产党显然害怕秩序崩溃的危险，并正调动力量先发制人地遏制任何可能产生的社会总体运动的滋生。李静君对于政治主体性的性质做出的结论，在此值得注意。她指出，国家和迁移工人都拒绝“工人阶级”一词，也否认“阶级是建构他们集体经验的话语框架”。他们也不把自己视作“资本主义现代性理论一般所假定的契约主体、法律主体或抽象劳动主体”，具有个体法律权利。相反，他们一般会诉诸毛泽东传统的观念，即人民是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组成，他们的利益相互一致并与国家利益一致”。在这样的论述中，工人“可以做出要求国家保护的道德主张，要求国家加强对人民的领导并对他们负责”。[60]所以，任何大众运动的目标都是要求中央政府实践自身的革命纲领，反对外国资本家、私人利益和地方权威。
[60] Lee, ‘Made In China’.
中国政府目前能否或愿意实践此类道德主张，并借此维持其正当性，还是个未知数。一位杰出的律师在为一名被控挑起罢工的工人辩护时，注意到在革命以前“中国共产党与工人站在一起，反抗资本主义剥削；而今天，中国共产党与资本家携手对抗工人”。[61]虽然中国共产党的某些政策意在挫败资产阶级形成，但共产党同样认可中国劳动力的大规模无产阶级化、打破“铁饭碗”、抽空社会保障、强征各种使用费、建立弹性劳动市场体制，并且认可将先前的公有资产私有化。共产党创造了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可以在其中自由形成和运作的社会系统，在这一过程中，它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并缓解了很多人的贫困问题，但同时也使得大量财富积聚到社会上层精英手里。此外，党内的商界人士也在不断扩大（从1993年的13.1%上升到2000年为止的19.8%）。但是，很难说这反映了资本主义企业家拥入党内，还是表明许多党员利用自己的特权，通过种种可疑的手段成为了资本家。无论如何，这一现象告诉我们，政党和经济精英正在不断合并，而这种现象在美国已经太普遍了。另一方面，工人和党组织的联系却变得紧张。[62]政党结构的内部转型是否会巩固技术精英的优势——同样的技术精英曾使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朝向全面新自由主义化迈进——我们拭目以待。但也不能忽视的是，“人民大众”会试图重建自身阶级力量的独特形式。党如今似乎站在他们的对立阵营，并显然准备动用垄断的手段镇压异议、强迫农民离乡、压制初生的民主化愿望和一些分配正义的愿望。我们可以下结论说，中国已确定无疑地迈向新自由主义化和阶级力量的重建，虽然“带有独特的中国特色”。然而，权威主义、民族主义诉求、某种帝国主义的复兴，这些都表明中国正以其特殊的方式与新保守主义潮流汇合，后者在美国正兴风作浪。这可不是好兆头。
[61] 引自Cody, ‘Workers in China Shed Passivity’; see also various issues of the China Labor Bulletin。
[62] Cody, ‘Worker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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