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陈尔晋（陈泱潮）《特权论》（1974）
第三篇 现实性
第九章 基本方针
一、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将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力的桎梏——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关系，予以彻底粉碎；就是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变为千百万革命分子的实践、变为既牵动整个下层劳动人民、又牵动整个上层统治集团的空前的群众运动和空前的社会革命；把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把改良主义的幻影清除干净，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全面地、生动地开展起来，用以巩固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和发展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而既能前所未有地解放劳动，解放社会生产力，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又能有效地粉碎修正主义上台的现实威胁，赢得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全面地、稳固地奠定基础。
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直接目的
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这种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见《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61页）相结合的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决定性地要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粉碎少数人对多数人强制性固定化专政的特权生产关系；决定性地要将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以及对党的神话，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去；决定性地要建立和健全马克思主义的法制、实行普选制、把奴隶总管党变为奴隶工具党，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国家形式；决定性地要保障人权。等等。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定将确保劳动人民能够真正当权。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每个劳动者都能真正地享受到主权，人格受到应有的尊重，聪明才智得到应有的培养、锻炼和发挥。领导者只有取得被领导者大多数的同意，才能领导。被领导者一旦为大多数劳动者需要，就能光明正大地成为领导者。同样，领导者一旦为大多数劳动者不赞同，也能不至蒙受阴谋诡计的暗箭和死无葬身之地的毁灭的恐惧，平安地回到被领导者的正常生活中。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将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使人民大众真正地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将切实保护人民，保护革命，保护一切革命的创造性的见解和活动，将帮助人们打开思想的牢笼，把人们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解放出来，并且依靠这些创造力全面完成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不断完善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使社会早日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压迫；使人类的注意力早日集注到发展科学、征服自然上来；使人们早日完全享受到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职业的自由。建立这种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定将对绝大多数人们的未来提供极好的机会，重新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鼓舞起人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的热情。
简言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是防止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的国家演变成修正主义国家的唯一有效的利器，是使权力分工为人民所掌握，当权人物和权力机关在行使权力时不能超越马克思主义法制和人民所授予的范围的切实保障。
三、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三个来源
1、从十月革命以来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事实中发现消除弊病的手段
恩格斯指出：“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马恩选集》第二卷307—308页）
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可以从苏联十月革命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近六十年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找到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从列宁掌握国家政权五年之后在逝世前夕的指示：在我们面前，“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那完全从旧时代接受过来，简直是坏透了的国家机关。”（列宁《一九二三年论文集》单行本第18页）“关于我们国家机关及改善这种机关的问题，乃是极端困难，远未解决而同时又非常迫切的一个问题。”（同上第25页）“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形，如果不说是可恶，至少是可悲到了极点，致使我们必须首先切实加以考虑，怎样来与这机关的缺点作斗争。”（同上31页）“应当及时猛省。应当对那种突飞猛进的运动，对一切夸耀等等怀着万分必要的不信任态度，应当考虑到怎样来检查我们每小时都在倡导，每分钟都在进行，而后来每秒钟都证明其不稳固，不坚牢和不可了解的前进步骤。”（同上，32页）到毛主席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实践，文艺、教育、卫生革命、国家机关的改革、鞍钢宪法等等，尤其是毛主席关于没有无产阶级大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社会主义革命重点对象是党内走资派的思想，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化，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修正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思想等等，以及革命委员会等新生事物，甚至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问题，武斗问题，等等，都或多或少地揭露了矛盾的弊病，或多或少地显现了解决矛盾和消除弊病的手段，或多或少地显现了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轮廓。这是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来源之一。
2、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则
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245页）“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和占有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同上第56页）
列宁肯定：“这个政治形式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列宁选集》第3卷211页）并指明了这种政治形式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办法：（1）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同上第260页）
恩格斯说：“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论巴黎公社》第15页）
因此，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来源之二。
3、吸取欧美社会制度的长处
列宁曾经说过：“无论如何要继续前进并吸取欧美科学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第一等的首要任务。（《列宁全集》第33卷330页）
“要派遣几个有学识修养而又忠诚的人到德国或英国去搜集书籍和研究这个问题。”（《二三年论文集》第37页）“资产阶级在斗争中使用的工具，无产阶级也应该加以利用，当然，利用的目的完全不同。你也不能说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想否认这一点，那你就是把世界上一切革命事件的经验一笔抹杀。”（《列宁全集》第31卷221页）
更为明确的是，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国家》及《国家与革命》中，都曾摘录和引用了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中的话：
“‘……美国式的充分的自治权，而这正是我们所应该有的。至于应当怎样组织地方自治和怎样才可以不要官僚制，这已经由美国和第一法兰西共和国向我们表明，而现在又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其他英属殖民地向我们证明了。这种省的和公社的自治制比瑞士的联邦制要自由得多。在瑞士，每个邦对整个联邦国家固然是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它对县和公社也具有独立性。由邦政府任命县长和其他地方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里是绝对没有的，我们将来在自己国内也必须坚决消除这种现象，取消普鲁士式的各级行政区长官’（专员、县长、省长以及所有由上面任命的官吏）。根据这一点，恩格斯建议把党纲关于自治问题的条文表述如下：‘各省’（省或区域）‘各县和各公社通过普选选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列宁选集》第3卷226—227页）
——尤其必须重视的是，列宁把恩格斯的这段话称为是在“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问题的纲领性观点”！（同上，226页）
那么，美国等欧美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是怎样组织地方自治和怎样不要官僚制的呢？看来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用美国《独立宣言》的话来说，就是“当一个政府恶贯满盈、倒行逆施、一贯地奉行着那一个目标显然是企图把人民抑压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时，人民就有这种权利，人民就有这种义务，来推翻那样的政府，而为他们未来的安全设立新的保障。”“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这新的政府，必须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的基础上，并且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组织它的权力机关，庶几就人民看来那是最能够促进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的。”（见《1765—1917年的美国》）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美国对于资产阶级说来正是在这样的原则基础上，使推翻旧政府、组织新政府的行动成为顺理成章的受法律保护的行动。
这里所谓旧政府被新政府代替，虽然新旧两者本质上没有根本的差别，但是，毕竟是一种不断更新或更换的形式。它的存在表明了统治阶级阶级民主的存在，统治阶级的阶级民主显然使统治阶级的阶级力量得到了增强。美国正是通过成文宪法，取消任命制、实行普选制、两党制、年度选举、总统任期限制、军队从属于文职当局，等等，尤其是依靠了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基本权利来做到地方自治和不要官僚制的。
第二点，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就是“每一个国家有三种权力：（一）立法权力；（二）有关国际法事项的行政权力；（三）有关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论法的精神》）
美国正是通过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以达到使权力互相制约、互相平衡、互相限制，以权治权，实行地方自治和不要官僚制的。实践证明，三权分立，地方自治，两党制，年度选举等办法，确是不要官僚制的民主共和国行之有效的办法。形式始终是为内容服务的。这其中难道没有无产阶级可吸取的合理成分吗？
形式始终不过是为内容服务的。让我们不妨再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他说：“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只能在其中进行到底的国家形式。——这种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正式讲什么财产差别了。”（《马恩选集》第四卷169页）马克思也说：“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2页）等等。
怎样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上述指示呢？让我们还是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本人的论述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列宁说：“彻底发展民主制，找出发展的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等等，都是为社会革命进行斗争的任务之一。”（《列宁选集》第三卷231页）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有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恩选集》第一卷40页）“所以我断言——恩格斯说——现代的民主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难道不对吗？”（《马恩全集》第二卷677页）
因此，对欧美社会制度实行革命的扬弃，“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38页），是完全应该的。欧美社会制度的长处，是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第三个来源。
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形式问题的几段论述
1、起初总是因为内容而忽略形式
恩格斯指出：“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不应有的疏忽。这种情况过去就有，起初总是因为内容而忽略形式。如上所说，我就这样做过，错误总是在事后才清楚地看到。”（《马恩选集》第四卷502页）
2、考茨基之流破产的根本原因
列宁指出：“像考茨基、奥托·鲍威尔等等……破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死盯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某一个形式，而忘记了这个形式的片面性，他们不敢正视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急剧变化，而继续重复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起来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三大于二。然而，政治与其说象初等算术，不如说象高等数学。”（《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84页）
3、共产主义者的责任
列宁还指出：“……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只要像德国和美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那样，说什么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一条笔直的道路。我们不允许机动、通融和妥协，这就会造成错误，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而且共产主义运动部分地已经受到或正在受到这种危害。右倾教条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忽略新内容，结果遭到了完全的破产。左倾教条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知道我们共产主义者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任何形式的变换——这种变换并不是我们的阶级、我们的努力引起的。”（《列宁全集》第31卷85页）
4、两个很重要的实际结论
列宁还说：“一切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它的内容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丰富多彩，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不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理想；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聪明才智特别高涨和紧张的时候，由千百万被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理想来实现的。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很重要的实际结论：第一，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不遗漏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有时在夺取政权以后，还要冒着巨大的危险去做它在夺取政权以前没有做完的工作）；第二，革命阶级必须时刻准备着最迅速和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77页）
5、这一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重要
“一支军队不想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做法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这一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为重要。”（同上）
6、需要找到能够解决问题的新形式
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说过：“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中共“九大”文件汇编》第20—21页）
7、新的斗争形式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毛主席还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同上，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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