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崛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陈尔晋（陈泱潮）《特权论》（1974）

第六章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崛起

一、共产党的变化

1、吸毒者

　　如上所述，共产党的地位变了。共产党由昔日的国家的造反者，变成了今日国家的统治者，因而使自己从被政权迫害的对象、镇压的对象，变成了受政权保护的对象、腐蚀的对象。在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里，即在处于叉路口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方式，使执政的共产党既拥有主宰整个社会的巨大权力，也面临被整个社会新旧邪恶势力联合起来内外进攻和腐化的危险。共产党因为固定化垄断权力的特殊地位、特殊利益和既得地位和既得利益，而使自己泡在了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以及对党的神话混合而成的特效腐蚀剂中。这种情况势必使处于这种地位、享受此种利益的“恐怕相当大一个多数”的人“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而严重的问题是，糖弹与其说来自于敌人的阵线，毋宁说主要来自于自己的营垒，与其说来自于别人的赠予，毋宁说来自于自己的需要。此种地位的变化，埋伏着使一个穷苦而精悍的小伙子变成一个虽拥有巨资而鸦片烟瘾日渐深入膏肓的人的危险。

2、敲门砖

　　入党做官的毒雾包围着党。在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方式支配下，资本已经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条件，它只有依附强权、通过特权才能增殖。或者说，资本的形态已经由货币资本转化为特权资本。在私有制社会里，资本就是能够生出更多货币来的货币，而在公有制社会里，资本却成了不要一文钱就能够索取到很多货币的特权。在政经一体高度组织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中，垄断政权就能垄断一切的状况，使社会上所有企图吸血的臭虫都想方设法要混进党内来。因为权力是共产党固定化垄断着的，不是党员就不能当官，不能掌权。这些品质恶劣、手段卑鄙、贪图禄位、一心想吸血的投机分子，把入党当作了做官求荣、升官发财的敲门砖。他们高唱着对党的赞歌，高举着拥护党的双手，投和着当地党组织领导的胃口，披上种种的合色外衣，大批地涌入了共产党内。以至列宁曾经十分愤怒地断然说过：“我们应当说：现在，当党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新党员。我们非常清楚，在日益瓦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定会有许多坏分子要混到党内来。”（《列宁全集》第30卷161页）当冒着生命危险为真理为光明而战的艰难困苦的革命已经成为过去，新的情况是以巩固的地位长期稳定地执政的时候，党遭到入党做官毒雾的包围，原是不奇怪的。“野心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机混到执政党里来，这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见《列宁全集》第29卷393页）成问题的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些只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任的人”（《列宁选集》第四卷76页）入党后，又反过来按自己的志趣物色和发展“新同志”入党。拉出去，打进来，已经是阻止不了的了！而那些“真正开明的、能够保证丝毫不信空言、丝毫不昧良心说话的分子”（列宁：《一九二三年论文学》莫斯科外文出版社版33页）即真正愿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先进分子却往往被排斥在党的大门之外。这种状况，却有使执政党成为藏垢纳污、集污秽于一身，由量变引起质变的危险。

3、癌细胞

　　走资派——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出现。事实上，上述来源于内外两方面相互作用的危险早已不是“可能发生”的，而是“现实存在”的事实了。共产党内出现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事，就是证明。其实，所谓走资派走的并不是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的修正主义道路。只要看一看他们不准农民开垦小片生荒，不准工人私自生产计划指标以外的产品，只要看一看他们如何“苦大仇深”地组织和发动群众斗争资本家子女和地富子女、孙子女的情况，尤其是只要看一看他们压迫人、剥削人、谋取私利、化公为私、贪污腐化、盗窃行贿、投机倒把的新手段，乃是靠特权、吃特权、和特权命相连，就知道他们不是走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的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道路。他们不是要把公有制社会生产拉回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社会去，恰恰相反，他们是力图通过政经一体化进一步把生产高度组织，高度集中起来而领导权永远霸占在他们手中并世袭给他们的后代，把社会引向修正主义社会。这个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一开始就以前所未有的贪婪性和虚伪性而表现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一切固有的特征。他们自从尝过人肉之后，就不愿意再吃别的东西了。这个派别的出现和共产党的上述两个变化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使这个派别数量发展的总趋势不是减少而是每日每时都在有新的增多。这种情况已经严重地瓦解着执政的共产党的战斗力和严重地改变着革命的共产党的政治素质。这是一个隐藏在执政的共产党体内，代表着反动的生产关系，有朝一日要使其发生质变成为修正主义法西斯党的“癌细胞”。

二、劳动者的变化

1、要当家作主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给劳动者带来的第一个变化，就是使劳动者在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奴役下初步解放出来的同时，也从传统的剥削阶级的奴化意识中初步获得了解放。从前，无产阶级劳动者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就没有劳动对象。而没有劳动对象，劳动者除了挨冻受饿以外，不可能生产出任何物质产品来，正如马克思所引叙的威廉·配第的话：“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资本论》第一卷57页）这种情况，迫使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受雇于掌握着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资本家和地主。可见，劳动者受资本家和地主的压迫和剥削，首先是由于劳动者遭受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奴役。而现在，处于叉路口的社会主义社会，却已将生产资料私有制变成了公有制。作为公有制的两种表现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已经成为了整个国家经济结构的基本形式。这样，劳动者就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和这个解放相应的，是劳动者愈来愈普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千百年来剥削阶级集团在劳动者头脑中的奴化意识，第一次被打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大改变，以及伴随这一改变过程的急风暴雨的政治运动，土改，合作化，持续不断的社会主义教育，四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等等，使劳动者愈来愈认识到他们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当然主人翁的地位，愈来愈明白他们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所处的地位和所担负的责任。《国际歌》所表达的思想“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愈是深入劳动者的心灵，他们对救世主、对神仙皇帝的迷信就愈是破灭，他们的主体意识就愈是得到确立；因而他们就愈是不安于他们对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无权过问的地位，而发出了直接参加管理的要求；他们就愈是不安于他们只有被分工的份而要求参与分工；他们就愈是不满足于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种生产关系而要求改变这种生产关系！劳动者要当家作主，要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矛盾混合物

　　劳动力从商品性质转化为一身兼具主体、商品、无条件绝对服从物性质的矛盾混合物——这就是劳动者的第二个变化。从前，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以换取工资维持生活。在那个时候，劳动者在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这一点上，在实践上是这么做的，在思想意识上也是这样认为的，不矛盾。而现在，公有制的基础，在理论上，在党所不断宣传的社会主义教育中，首先就否定了劳动力的商品性质，力图使劳动者明白使用劳动力参加社会生产，不是为他人干活，而是为自己而干活，要劳动者在思想上明确主人翁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劳动者主体意识的确立，并不等于劳动者主体地位的真正实现和巩固。尽管在宣传上，在法律上不存在什么雇佣劳动，可是，公有制本身的国家资本主义属性发生作用，劳动力却还依然具有商品的性质。工资制度就是劳动力作为商品的表现：工人不上班就没有工资。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劳动者在生产组织中的地位。从前，劳动者是在组织性较为松散的社会里生活，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场所和居住地点，多少有一定的自选余地，劳动力作为自由劳动出现，劳动力的所有权在劳动者，因而在那时劳动者“是自由劳动者”（《资本论》第一卷782页）。而现在，劳动者是在政治经济一体高度组织化的公有制社会里生活，劳动力已经不是作为自由劳动者，而是在组织中的劳动者。劳动力的所有权已经不属于劳动者本人，而属于政经一体化起来的组织，属于社会。劳动者已经失去了独立性和自由性。劳动者在什么地方使用劳动力，是由“组织”决定的。作为一般劳动者的分工，你得服从“组织”的安排，决不可能凭你今天想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明天想到那个部门就到那个部门。没有“组织”的分工，不经过“组织”的安排和允许，你就休想变换工作和迁徙居住地点。你生产什么，到什么地方去生产，在什么时间内进行生产，等等，无不服从握有权力体现着“组织”的上级领导的支配。可见，劳动者在生产组织中是处于无条件绝对服从的地位。劳动者在生产组织中的这种地位，与其在思想上的主体意识和在分配上的商品性质，是矛盾的。劳动者陷入了一身兼具主体、商品和无条件绝对服从物的矛盾之中。这样，处于叉路口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作用于劳动者，使劳动的二重性不仅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价值，而且表现为自主的劳动和被迫的劳动，劳动者成了矛盾混合物。这一点，正是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所发生的全部问题的秘密所在，或者，如马克思所说：“事实上的一切了解全在这上面”（《马恩通信集》第三卷465页），“在事实上，这就是批评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马恩通信集》第四卷第7页）

3、在奴化劳动中日益消沉

　　劳动者本人不能随便选择场所使用劳动力的状况，更使劳动者产生了一种要发挥主人翁精神，干预指定给自己劳动场所和生活环境的公共事务的要求。这种要求一方面因为劳动者力图寻找发挥自己思想意识上已形成了的主人翁精神的出路，另一方面因为社会分工的固定化，使这种指定给劳动者的劳动场所和生活环境，与劳动者一辈子乃至子孙后代的利益都发生了紧密的、直接的关系。但是，实践证明，在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的生产关系，在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对党的神话的情况下，这种干预不但往往是徒劳的，而且往往要给干预者本身带来祸患，饱尝权势迫害的苦头。劳动者无不自觉不自觉地感受到了极大的矛盾和不幸。消极的教训必然冒了出来：各自随大流混混过，如今越少管事越好，什么当家作主，什么创造性劳动，与我们毫无权力的劳动者，简直隔得太远太远了！劳动者在现实存在的支配下，在奴化劳动中日益消沉下去。这种变化对整个社会生产的影响，是非常之巨大的。列宁曾经明确指出：“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是工人、劳动者。”（《关于用自由平等的口号欺骗人民》单行本35页）任何时代生产力的发展，都首先取决于劳动者的积极性是否充分的解放了出来。当着整个社会的劳动者社会主义积极性普遍受到压制和摧残，主人翁精神普遍遭到打击和扼杀，自主的劳动热情普遍被泯灭和窒息的时候，社会生产力便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这就是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成了公有制社会生产力桎梏的一个明证。

三、阶级关系的变化

1、境异时迁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阶级关系基本上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这种阶级关系，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历史文献中，已经作了非常清楚明白的剖析。毛主席这篇文章，是我们认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的阶级关系、用以分辨这个时期和阶段的真正的敌友的利器。除了毛主席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正确性以外，这主要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革命的基本对象，大体上是一致的。这个主要问题和基本对象，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但是，在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当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以后，阶级关系是否还是老样子呢？除了丧心病狂、狼心狗肺企图混淆视听的骗子以外，几乎每个有思维能力的人都会回答：作为基础的所有制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生产方式也随着发生了变化，依附于所有制关系和生产方式的阶级关系，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并且确实是发生了变化。

2、阶级关系变化的根子

　　阶级是怎样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以为，阶级首先是“由于分工而分离开来。”（《马恩选集》第一卷38页）“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马恩选集》第三卷321页）
　　不错，阶级划分是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的。但是，私有制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原来，私有制的产生最初也是由于分工而引起的。当生产力的发展使原始社会有了剩余产品，当分工去管理这些剩余产品的人在把管理职能变为剥削职能，因而把属于生产者大众共有的社会剩余产品窃为己有的时候，私有制出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马恩选集》第一卷第37页）可见，分工不仅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而且是私有制产生的前提，因而也就是社会所由分离出阶级来的基础。
　　是的，“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马恩选集》第四卷482页）从分工的观点来看，对生产资料进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是颇有些与原始共产主义后期的状况相仿佛的。从分工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对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仅仅不过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方面改变了私有制，还远远未“就活动而言”方面取消了私有制，因为产生私有制的前提即阶级分化的前提，在处于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里依然存在。阶级关系的变化，是现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从分工的观点看，叉路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起关键性作用的权力分工上所推行的制度——权力为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是一个严重的、致命的弊病。这个弊病就是导致阶级关系发生新的两极分化的根子。

3、关于阶级的定义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全集》第29卷382页）

4、新的阶级关系

　　（1）新的阶级对立代替了旧的阶级对立高度组织起来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把浩如烟海的整个社会上的人，简化成了两种人：管理者和生产者。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进一步使这种简化同化，打破这两种人的分界线，从而“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马恩选集》第四卷第332—333页）
　　但是，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这种状况及与此相应的固定化的社会分工，却使这种简化又大为复杂化了。这种复杂化使从资本主义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马恩选集》第一卷251页）
　　这种代替主要表现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已经不是从前的地主和资本家，而是穿着共产党紫衣红袍的现今当权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方式，已经从资本的雇佣劳动变成了特权的奴化劳动。地主资本家声名狼藉的剥削已为官僚主义者阶级冠冕堂皇的剥削所取代。
　　（2）官僚主义者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首要标志，就是将社会主义旗帜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招牌下的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特征就是强制性固定化集政治领导和经济支配大权于一身，享有所谓“一元化领导”实则为“一人化领导”的特权，并且利用这个特权“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官僚。毛主席早在1964年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批示中，就已十分明确地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这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在公有制社会生产体系中，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上。公有制社会生产在政经一体高度组织状态下进行，劳动者也就生活在这种严密的组织网中，他们的一切都得服从组织的分工和支配。而所谓“组织”，实质上就是那么少数几个垄断着权力的人，其当然的主要代表就是“一人化领导”者。而这些“一人化领导”者，又是在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对党的神话这样的体制上形成对权力的垄断的。他们充分认识到，他们之所以能掌权，全是上级组织提拔信任的结果。一般来说，人民无权决定他们的前途，因而他们只在上级面前表示服从，而对在他们职权管辖下的人民则无所顾忌或顾忌甚少。他们愈来愈将公有制社会生产所必要的集权演变成为特权。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从而垄断一切的生产方式，使恐怕相当大一个多数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动人民手里的状况，越来越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决定经济命脉的地方成为现实。资产阶级法权越来越膨胀为官僚主义者阶级特权。官僚主义者阶级在生产组织中，是特权指挥者、特权管理者、特权支配者。资产阶级抓生产，官僚主义者阶级也抓生产。官僚主义者阶级抓生产的目的与资产阶级抓生产的目的没有什么两样。与其说他们关心生产，毋宁说他们关心对产品的支配，其目的无非是迫使劳动者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供他们穷奢极欲地挥霍和享受。他们抓生产的路线“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想出合理的规章制度，不断提高生产定额，大搞管、卡、压，对人民群众实行糖衣砒霜和带血刺刀相结合的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只许人民群众“三老四严”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奴隶般地服从，当牛做马，不许人民群众参加管理进行监督。他们专横跋扈地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了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统治人民的特权。他们通过任命制等达到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又通过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达到强盗式固定化霸占一切。他们成了公有制社会生产资料的真正占有者和支配者。他们把权力当作资本，愈来愈强化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不仅表现在他们的工资等待遇高于一般劳动者，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他们利用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对权力的依附关系，仗恃他们手中的特权所进行的榨取。官僚主义者阶级愈是剥夺了劳动者对生产过程和对劳动产品的监督权管理权支配权，他们就愈能贪污、挥霍、盗窃、化公为私、行贿受贿，他们就愈能在无深无浅不计成本的报销单中鲸吞人民血汗，他们就愈能在“照顾关系”等名目繁多的花样之下营私舞弊，大发横财，他们就愈能吃“送上门”。分工使劳动产品“带有商品的形式”（《马恩选集》第三卷309页）当权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利用手中的特权，或直接攫取，或打着协作的旗号，私相交易，以物易物，以这一方面的“关系”换取那方面的“关系”，以开这一个“后门”换开另一个“后门”，因而使他们可以无不占有，因而使他们集体占有整个社会财富，合伙分赃吸工人农民的血，成为光天化日之下的“秘密”。官僚主义者阶级以前所未有的疯狂性，贪婪地侵吞社会财富，压榨劳动人民。私有制使地主资本家在消费的时候不能不顾及到自己的“老本”，而所谓“公有制”却使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财产无形地藏身在“国有化”和“集体化”之中。公家仓库实际上是他们的私仓，国家银行实质上就是他们的私人钱庄，高等学校不过是他们自己家的私塾，工厂农村一切企事业单位更是他们发财致富的“资产”。他们在“慷慨地”挥霍这些财产的时候，是根本不计血本的！同时，官僚主义者阶级正是利用社会分工的需要，大搞任人唯亲，结党营私，把他们的六亲好友，心腹爪牙尽可能安置在工资高、条件好、环境宜人、油水丰厚或所谓“关键性”岗位上工作，不管他（她）们的品德才智能不能胜任这种工作。于是因人设事，机构臃肿庞大，人浮于事，一个茅坑数人占，干部队伍日益大大过剩，蠹虫成群为患，使整个社会因家庭间分工的不同，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条件、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的差异，造成了新的显著的不平等。官僚主义者阶级使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力图使有利于他们的社会分工成为世袭，永恒地存在下去。他们贪图舒适和安逸，养尊处优，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固定化地脱离了生产劳动，生活完全脱离了劳动人民，过的是寄生的、腐朽的、典型的剥削阶级生活。与他们固定化垄断权力相应的，就是他们在思想上的绝对化和片面性，在他们僵化的头脑中充斥着形而上学的全部货色。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和特权地位，为了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他们拼命地神话党、拼命地歌颂和吹嘘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汗马功劳，拼命地强化官僚军事机器，拼命改变军队、监狱、公安机关、法院等专政机关的性质。他们醉心于建立他们在台上咳声嗽、劳动人民在台下鸦雀无声吓得直打哆嗦那样一种法西斯专政的秩序。他们把自己当作党的化身，神话党就是神话他们自己。他们正是通过神话党的领导来歪曲党的领导。他们法律是“我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就是一元化的领导，”就是朕的领导；谁反对朕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应该让他尝尝铁窗风味；或者干脆请他吃几粒花生米！”他们完全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恐怖统治，野蛮地残害、监禁和屠杀劳动人民中的觉悟分子和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革命者。他们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人民、背叛了革命、背叛了马列。可是他们却更为卖力地高喊着“为人民服务”、“继续革命”“共产主义”的口号以欺骗群众。真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凡谈“革命”没有哪一点不在装假，搞的是地地道道的社会法西斯寡头骗子政治！什么革命传统，什么无产阶级利益，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早就被他们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一心一意追逐的是他们的私利，是特权！
　　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已经清楚地表明，官僚主义者阶级是一个新型的比资本家还厉害的剥削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第二阶段，是一个“反对革命”的阶级，“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其政治上的代表，就是共产党内顽固不化坚持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头子，盘踞要津的大党阀、大军阀，大官僚。这一小撮当权派头子更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是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最凶恶、最危险、最主要的敌人，是地地道道的人民公敌！官僚主义者阶级当道，就是嗜血成性的豺狼当道，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毒蛇猛兽当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超等剥削——压榨与被压榨的关系，是超等压迫——残暴透顶的奴隶主专制与被专制的关系。
　　（3）主管阶级。主管阶级即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管家。党委一级的副职以及在基层党委领导下的各部门、各单位负责人即在此列。他们的社会地位，仅次于官僚主义者级，享有相当的特权。在他们的主管职权范围内捞点油水，或在主管之间彼此进行交换互相走走后门，都有很方便的条件。而且他们对于上升为官僚主义者阶级也仅只一步之差。因此，他们本能上是依附特权、依附进行“一人化领导”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他们在本质上也带有特权的烙印。但是，他们接触实际问题比官僚主义者阶级要多一些。当着他们遭到“一人化领导”的排挤、打击和专横跋扈掉压制时，他们内心也会有不满，有看法，有一定的革命性。其右翼追随官僚主义者阶级，充当鹰犬和帮凶，持反革命的立场，压迫和剥削人民群众，拼命维护反动的上层建筑，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估计。其左翼往往怀着补天之愿，对现状持改良主义的态度。但是，当着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对于他们要达到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目的有妨碍，对于他们所享有的特权也有所冲击时，他们又怀疑革命了。在新的危机和斗争面前，他们不是站在人民立场上来权衡失，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计较利害。他们不是在为人民的目标下献身人民，而是在为自己的目标下提到人民。他们在巨大的压力下不敢冒和官僚主义者阶级彻底决裂的危险。他们的改良主义是在不违背“一人化领导”、不触动社会存在根本问题，不改变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种反动的生产关系的改良主义策略下的改良。这种改良既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又必然招致官僚主义者阶级顽固派的仇恨，所以是有极大的脆弱性，是行不通的。当着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到来的时候，这个主管阶级肯定是会发生分化的。右翼成为反革命，左翼却可能转入革命的阵线。应当看到，由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巨大感召力，由于共产党本身的革命遗传，由于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由于阶级斗争客观情势的推动，不但主管阶级的左翼有可能转入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阵线，就是官僚主义者阶级中少数左倾的人，也有可能转入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阵线。争取他们发生这样的转变，对革命是十分有利的。
　　（4）小资产阶级。小干部、小市民、小知识阶层即属此类。如国家机关中的一般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的一般办事员、医生、中小学教员、学生界、商业工作人员，以及一部分握有一定资产阶级法权的工人如汽车驾驶员、合作餐馆工作人员等，一部分受过一定文化教育有点手艺现实生活状况具有中农上中农水平的农民等等。所有制的变化，并没有使这个阶级的阶级性有太大的改变，社会生产的发展，也没有使这个阶级的队伍消失了，而是使其增加了。他们仍然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受特权的荫庇，有外快可捞，有“后门”可走，有“关系”可拉，或工资略高，子女有出路，生活上比较宽裕的。这种人不但礼拜赵公元帅，更敬重姜子牙的打神鞭，希望自己有朝一日登上封神榜，上升到主管阶级的地位。他们仰承“一人化领导”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鼻息，秉承主管阶级的意旨，唯唯诺诺。他们在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生产关系的统治机器面前发抖，“对于革命取怀疑态度。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毛选》四卷合订本第五页）第二部分是虽无特权可仗恃，但尚有资产阶级法权可利用，有门路可走，生活上一般过得去的。他们也想发财，但姜太公准许赵公元帅向他们开放的门路有限。他们知道现在起决定作用的是特权资本，他们想攀附上去取得一点特权，可是封神榜上老不登上他们的名字。由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和破坏，由于官僚主义者阶级垄断特权的压迫和剥削，他们也感受到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必须多动脑筋，时时小心注意人事关系。逢年过节，该送礼的地方得送礼，该请客时得请请客。这样方能走一点“后门”，能拉一点“关系”。他们对上级面子上绝对都巴结着一点，内心里也有不满，遇机会也会发发牢骚，骂声“贪官污吏”“走资派”。他们对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的生产关系是反感的，但对于反党阀反军阀反官僚的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又不十分相信会取得成功。他们对革官僚主义者阶级修正主义特权制度的命，同样也会“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同上第5—6页）第三部分是既无法权可利用，又无门路可走，工资和社会地位都较低，生活在下降的。这一部分人的革命性非常值得重视。他们的经济地位既已十分苦寒，债务丛增，负担渐重，老婆孩子问题一大堆，物价天天涨，工资年年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又使他们能够抬起头来看得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主管阶级以及和自己同类阶级但有特权荫庇有法权可利用的人的生活状况，相形之下，更使他们倍感凄凉，确实大有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之感；他们所受教育程度又使他们有一定的思考能力，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真理，比较容易接受新思想。他们对于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仗势欺人，弄权吃人的现实，早已不满，精神上感觉到深受压迫的很大的痛苦，渴望早日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平等的修正主义特权制度，渴望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渴望民主、自由、平等，心情十分迫切。在社会主义革命第二阶段，在无产阶级民主革命面前，“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是一个数量不少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同上，第6页）这一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的经验已经给予了证明，相信在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指引下，小资产阶级左派的大多数，会抛弃改良主义的羁绊，而成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的热情传播者和实践的积极投身者，将充分发挥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其中一部分人有可能在各个斗争过程中把自己改造和锻炼成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对这一部分人一如既往是寄以厚望的。以往大革命的历史事实对此也曾给予了证明。毛主席指出：“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的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同上第6页）这在今天，仍然是没有疑问的。
　　（5）半无产阶级。有制的改变也没有消除半无产阶级。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的半无产阶级包括：ａ、现实处于下中农、贫农生活水平的农民；ｂ、城镇街道居民中的个体劳动者。
　　这里所说贫下中农，绝不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划定的成份，而是依据现实的生活水平所作的新的衡量。我国解放初期到现在的近三十年时间，农村的阶级关系变化已是十分之大。有的原来的贫下中农，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新的农奴时代的大地主恶霸，成了新的领主、新的庄园主、新的奴隶主。农村大多数居民，包括原来和他们在一条线上的大多数老贫下中农，不过是进一步做稳了他们的奴隶罢了！农村两极分化之严重，由新的生产方式所形成的新的农奴阶层即新的贫下中农境遇之困苦，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他们终年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在田间肩挑背扛当牛拉车日晒雨淋，不做一天的牛马，就不分一天的口粮，就没有一天的盘缠。年终分配，粒粒可数，含辛茹苦耕种出来的粮食，公粮、“余”粮、“爱国粮”、“忠字粮”、派购粮……量来量去二三月就断粮！官僚主义者阶级迫使他们按国家牌价“出售”最好的粮食给“国家”，又按高出国家牌价数倍的价格从黑市买回口粮。他们终年难尝几次肉味，全家老小冷一把热一把喂出一只猪来，得交售一半给“国家”，并且还得上重达三元钱的屠宰税！就以税收来说，除了像这样明显的税收如屠宰税、粮食税、烤烟税、市场交易税等外，大头在暗处。成堆脱产、半脱产的基层干部和人员，如大队正付支书、正付大队长、文书、民兵负责人、民兵小分队、治安委员……等等，以及成批的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等等，这些人多如牛毛的财政开支绝大部分都转嫁在了新农奴新贫下中农的身上，集体账本上一刀切除。生活中必须的日用品如肥皂等他们必须拿鸡、鸡蛋等一类农产品——无论你自产或去黑市高价买来交给供销社才能换到。尤其严重的问题是，在官僚主义主义者阶级当道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经年不公布账目，甚至多年不能分红，整个生产队工分、粮食、副业收入等财务状况，群众一无所知，工分高低完全由领导一句话，分工好坏更是凭领导好恶喜怒而定；分值之低，做一天牛马活，仅获三、四角，差的地方则只能分到一、两角，好一点的可分到五、六角以上，条件最好的地方可达一元以上的，那已是极少极少的地方了。他们和高级官僚的正式的工资相比较（不算比此工资高得多的油水），悬殊竟达一二十，二三十、五六十、六七十倍！而且这点点微薄的血汗钱要支付全家生活所需，从一块盐巴到疾病医药。遇有病痛，好药好针水除非出高价从黑市购买，否则只好干瞪眼看着有权势的人家“一元化”！参工、参军、参政、上大学、开拖拉机、做赤脚医生等等，更是根本轮不到今日没有特权靠山的新农奴贫下中农及其子女身上，他们的子孙后代是注定世袭他们的地位的了。荒年暴月、青黄不接，告贷无门，国家发放的返销粮、救济款也往往落不到真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新农奴贫下中农的身上！真是养猪的吃不上肉，种谷的吃米糠！他们想开点小片生荒吧，又怕被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挨整，他们想出外卖点劳动力为生吧，更面临一人做事、全家受累、不分口粮、没收房子、加重罚款、家破人亡的威胁！在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统治下，他们的命运就是注定要忍受现代乡保甲长的敲诈勒索，就是要任凭新地主、新恶霸、新农奴主残酷的蹂躏，他们尝够了划地为狱，插翅难飞的味道。他们对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这种生产关系，对社会分工的如此不合理，早就怨恨冲天了！城镇居民中的个体劳动者，往往是无靠山无门路找不到固定工作或正式职业的失业者，帮人打短工，搞缝纫，做泥木工，当搬运夫，修修电筒锁钥，或学点中医，挖点中草药，行点针灸。此类人粮食虽有国家定量供给不愁天干下雨，但收入来源极不稳定，又为住房问题所苦，整日愁眉苦脸，提心吊胆，也担忧人家在“大批资本主义”的时候将他取缔和打击。他们的福利事业官僚主义者阶级无暇过问，但对他们的劳动价值却很注目。他们最后被组织起来，但条件就是在“上缴积累”的名义上，官僚主义者阶级将他们的剩余价值尽行取走。他们的地位与新贫下中农的地位很接近，思想往往受小生产的局限，但对打倒特权，革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命，他们也是赞同的，“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同上，第7页）
　　（6）无产阶级。社会生产的发展，使工人队伍有了很大的增加。虽然他们被所谓“条条”“块块”的工业分类分成了不同系统的工人，形成了有一定程度差别的中央企业工人，地方省、市、专区、县企业的工人，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连自身的劳动力都不属于他们自己，他们已被彻底剥夺，成了纯粹的无产阶级，他们本身绝大多数既无法权可利用，更无特权可仗恃，一切都得奴隶般地服从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管家的安排和支配。在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压迫下，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完全丧失了选举权、被选举权和监督权，因而主人翁的权利事实上早已名存实亡。他们的主张和看法，既不能实施，也缺乏公开地坦率地表达的场所和条件，他们的思想被官方的舆论宣传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他们只能根据官方的调子去说，只能用官方的有色眼镜去看。不然的话，他们的思想言论，就有被当作“反动”思想言论，被当作“异端邪说”受到专政的危险。整个无产阶级在精神上都自觉不自觉地感到不可忍受的压迫。在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剥削下，在“有权的吃权，没有权的凭关系，没有关系的吃空气”，“送上门，走后门，没有门”的权势门路社会里，无产阶级没有门路可走，没有关系可拉。他们在经济上工资普遍很低，长年不得增长，而家累日重，物价日贵，劳作日紧，体力消耗日甚一日，往往未到月底，工资早已用完，寅吃卯粮，负债累累，生活日益窘困。很多工人夫妻双方分隔两地，家庭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准鳏寡孤独地了此一生，更不用说子女教育得不到保障，子女前途升学就业问题不能不令人悬心牵挂了。他们的福利事业，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之可悲，在麻木之时固可无动于衷，中夜觉醒，不禁长叹！很多工矿的食堂，成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管家营私中饱的自留地、克扣粮食，克扣油盐，工人吃的是大锅猪食菜，喝的是缺油少盐白水汤。这种生活官僚主义者阶级是体验不到的，他们关心的是下达任务要紧凑，生产任务要落实到人头上，生产指标定额要追加，上缴利润剩余价值越多越好，工人越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只知埋头干活越好！这完全是马克思所描绘的那幅吃人图画的再现：“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资本论》第1卷200页）
　　这里只要把“货币所有者”改成“特权所有者”，把“劳动力所有者”改成“有劳动力而无劳动力所有权的劳动者”就行了。然而，这是多么可悲的一种改变！无产阶级竟然被“无产阶级先锋队”更彻底地剥夺了！无产阶级似乎又回复到从前的命运上去：“还是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或者屈服于命运，做一个‘好工人’，‘忠实地’维护资产者的利益（如果这样做，他就势必要变成牲口），或者起来反抗，尽一切力量捍卫自己的人类尊严，而这只有在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做到。”（《马恩全集》第二卷404页）无产阶级是不能容忍他们的被彻底剥的，他们已经反抗了，用普遍消极怠工即变相罢工的方式，甚至尝试着用过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方式。现在，整个无产阶级在觉醒之中，他们正从自发的反抗走向自觉的斗争！他们依然“特别能战斗”！（《毛选》四卷合订本第8页）他们越来越明白，既然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造成了无产阶级被迫固定化无权，被迫丧尽人权，被迫要变成牲口，那么无产阶级就只有彻底剥夺剥夺者，只有改变这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才能夺回自己的权力！“从前是牛马，如今要做人”的怒吼将更加强烈、更加响亮地震撼整个社会。
　　形势正是如此：“阶级的分化日益尖锐，反抗的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愤怒在加剧，个别的游击式的小冲突在扩展成较大的战斗和示威，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掀起翻天覆地的浪涛。”（《马恩全集》第二卷587页）
　　（7）“黑人”无产者。“黑人”，这是在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里的特殊产物。那些没有迁移户籍、没有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配给的人，统称“黑人”。这部分人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正当职业了。他们之所以成为黑人，有的是由于自己的原因触犯了社会，有的则是纯粹由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迫害。他们的生活有的依靠小手工业，有的依靠做点小买卖，有的则属流氓无产者之流。虽然个别“黑人”因投机倒把致富，但在政治上也是根本没有保障的。“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毛选》四卷合订本第9页）。
　　（8）新形势下的敌我友及其前途
　　总而言之，新的阶级关系是建立在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所有制基础上的关系。
　　在这种新的阶级关系中，一切仗恃特权压迫人民和剥削人民、维护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这种反动生产关系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革命的敌人。
　　主管阶级的右翼可能是革命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成为革命的朋友——但同样要提防他们，不能让他们扰乱了革命队伍的阵线。
　　最后，仍如毛主席的结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毛选》四卷合订本第9页）
　　在这样的阶级关系上，确信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能够建立起最广大的统一战线，孤立和打击人数极少的一小撮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死硬分子。
　　官僚主义者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权力在少数人手里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是特权的形成和膨胀。
　　而特权的生存条件是神话党并通过神话党来奴役劳动。
　　神话党和奴役劳动又完全建立在社会法西斯特权专制制度之上。
　　但是，官僚主义者阶级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欺骗人民，人民却在严酷的现实生活中接受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唤起了不可抑制的新的阶级觉醒。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已经使人民高度组织起来了，工业的发展、科学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世界民主潮流的冲击，正一天天启发着人民考虑自己的地位，正一步步准备着暴风雨的到来。
　　官僚主义者阶级同样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
　　如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将神话打破了的话，那么，对神话的再塑造，只不过是为了准备让人民将神话彻底粉碎。
　　官僚主义者阶级特权专制制度的灭亡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