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 《立此存照》编后记 关于陈独秀及其一派是否汉奸的问题，经过我国学界的共同努力，已经真相大白，原来是一件政治陷害。这方面具代表性的论文有唐宝林的《旧案新考》和孙其明的《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的探讨》（以下简称《新考》和《探讨》）。这两篇论文都说王明和康生回到延安，遵照前苏联把托洛茨基及其一派打成法西斯德国间谍的模式，把陈独秀及其一派打成日本汉奸。《探讨》中说：“据现有资料，最早说陈独秀充当汉奸的，是我党1938年1月28日在延安出版的第29、30期《解放周刊》发表的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新考》也这样认定。 王观泉从他收集到的巴黎《救国时报》中，发现早在1936年10月5日《救国时报》第59期就发表了题为《我们要严防日寇奸细破坏我国人民团结救国运动 请看托陈派甘作日寇奸细的真面目》。1936年10月，陈独秀等中国托洛茨基派还被关在国民党政府的监狱里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受罪，直到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才被“提前释放”。王观泉根据发现的这篇比延安《解放周刊》还早一年零三个月的文章，写了《诬陷陈独秀为汉奸问题的深究》。我读后对王观泉说：“《救国时报》国内学者不易读到，请你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不料他反而对我说：“我的视力近于零，这一工作请你做吧！”这样一说，我就为难了，毕竟王老的胡子比我多一大把，我只得把这一任务接下来。 我们所依据的是《救国时报》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影印出版，海外发行。影印者说明：尚缺第42—44，46—50期，以人民出版社之实力，尚不能收集齐全，加上影印本只在海外发行，国内读者是难能读到的。为使“妙文”不致失传，故勉力为之汇编成册。 编成后取何题名呢？因为鲁迅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被多次反复引用，就用鲁迅曾作为杂文篇名的《立此存照》为名。王观泉表示同意。 以上就是此《立此存照》成册的缘起。 1991年为纪念中共建党70周年，重新出版《毛泽东选集》1—4卷的第二版。据“出版说明”说，本版正文改动不多，“主要是校订注释，改正注释中某些错讹的事实和不正确的提法，增补一些新的注释，删去少量的注释。” 有关对托洛茨基和托陈派的第一版上的诬蔑谩骂的词句都删掉了。毛泽东的主要著作《论持久战》还增加了一条新注（9）。兹抄录如下： 注（9）：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3）。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第二版第二卷516页）
原来中国托派不但不是汉奸，而且还“宣传上主张抗日”。中国托派蒙受了几十年的骂名，不过是出于“错误论断”！至于注（9）中所说托派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抛开叶青、张慕陶等假托派的反对统一战线之言行不说。托派其实并不全般反对抗日统一战线。当时托派的口号是支持国民党抗战，只要蒋介石抗战一天，我们就支持一天，但决不与他谈统一战线。陈独秀的言行可以为证。陈获释后到了武汉，发表抗战演讲，广泛与各界人士接触，与进步军人何基沣联系，企图组织抗日联合阵线。对待蒋介石的态度，陈与蒋虽无杀父之仇，但有戮子之痛。当蒋介石要拉拢陈，许以劳动部长之职，陈拒绝了。但为了抗日，为了民族大义,陈的态度是，只要蒋介石继续抗日，我不反对他便是了。至于托派被排挤出统一战线，那不是托派的过错，而是王明、康生贯彻莫斯科指令的结果。 由这条注释又想到，为什么《救国时报》会比《解放周刊》早一年多就诬蔑中国托派为汉奸呢？《救国时报》名义上是中共在海外发行的机关报，但编辑部设在莫斯科而不在延安。我们虽然无法得知《救国时报》是受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或直接受共产国际（实为斯大林的联共）领导。因编辑部设在共产国际的天子脚下，起码会较早得知“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调”，较早发起攻击中国托派是日寇汉奸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它在海外华人中扩散这一弥天大谎，性质是极恶劣的。 纵观《救国时报》的反托陈派的文章，除了造谣污蔑，还有大量的栽赃。居然把王以哲将军、吉鸿昌将军之死都栽在中国托陈派的头上。还把不是中国托派的张慕陶、叶青、黄公度等人的言行都说成是托派的罪行。唐宝林先生有一组文章论述这些假托派，我就不多说了。 《救国时报》发表的整肃中国托陈派的文章，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或三次高潮），第一利用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指中国托派是汉奸；第二配合莫斯科审判，掀起指控中国托陈派为汉奸的高潮；第三乘国民党释放政治犯进行鼓噪。 关于鲁迅答托派的信，附录二郑超麟的文章，已有论述。但值得一提的是：转引他人的作品，是不应随意删改的。特别对已经去世的鲁迅先生，更不应改动他的字句。在《现实文学》上发表的这封信，最后署名“这信由先生口授，O.V笔写”。这个署名的前一句，冯雪峰在撒谎，现在已经证实，这封信鲁迅既未起意，也未口授；不过后一句到是真实的，因为冯雪峰不是笔录，而是笔写。《救国时报》1936年10月25日和1937年1月30日两次发表时，都删去了这极重要的文字，改为“鲁迅六月九日”，这就变成鲁迅6月9日的复信了。这种窜改，只能认为是编者的故意行为。对待已故的鲁迅先生，竟然如此，真是“有背于中国人为人的道德。” 第二波高潮是配合苏联莫斯科的审判而掀起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起用老孟塞维克维辛斯基为苏联总检察长，他的公诉词整整两大版，他的“获得全场经久不息的鼓掌”的最后一句是：“我所控告的是罪深恶极的犯人，这些人只配被枪毙，只配被处死刑的！”由老门塞维克在苏联法庭上，竟发出枪毙老布尔塞维克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的声音，真是对十月革命的亵渎。1988年8月苏联已经为三十年代四大错案平反，为被处决的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恢复名誉。本附录三《解放日报》的报导虽没有指名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但1988年2月6日《人民日报》、6月19日国际版新华社莫斯科电文报导：苏共为遭处决的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二十多位屈死者恢复政治名誉，主持这个案件的苏共十九大代表阿法纳西耶夫特别指出，在复查冤假错案时，托洛茨基也不例外。利用莫斯科审判案进行指控中国托陈派为日寇汉奸的被反复引用的是拉狄克的供词，即所谓托洛茨基1935年致拉狄克的信说的不去阻碍日本占领中国。苏共为四大案平反时承认这些所谓供词都是用非法的手段取得或编造的。 第三波是利用国民党释放政治犯进行鼓噪，一再强调被关押的托派不是政治犯，要求政府不要将之释放。当陈独秀获释后，反复要求国民党重新逮捕陈独秀，1938年2月5日救国时报第151期第一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要求国民党政府用枪毙韩复榘的毅然手段，以铁一般的国法和军律，来搜捕、公审、和枪毙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居然要求国民党处决自己党的创始人之一、自己党的第1—5届总书记，这实在走得太远了。 重温这些旧闻，实在值得深思，故摘编以立存照。 周履锵于2007年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