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24）（1937年10月5日 第127期） 肃清侨胞中之日寇侦探奸细——托洛茨基匪徒 (苏联海参崴通信) 日本帝国主义为要把我全中国都变成它的殖民地、把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都变成它的亡国奴，进行着反对我国全体人民的侵略战争。日寇一方面遣派大批海陆空军在前线上向我国军队进攻；另一方面，在我国后防收买少数民族败类，替日本作侦探和奸细，特别是收买托洛茨基匪徒，指使他们混入抗日营垒内部来，从内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响应日寇的进攻，以达到其“征服”我国的目的。 日本帝国主义为着进行这个侦探工作，不仅在我国国内组织它的侦察网；并且，在海外中国侨胞中也组织它的侦察网，特别是收买托洛茨基匪徒，以达到从内部来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革命团体之目的。如像在菲律宾侨胞中早已发现托洛茨基匪徒高承烈，混入革命队伍内，作日本侦察和奸细，破坏我菲岛侨胞之抗日团结，早为巴黎救国时报所揭穿。 在苏联远东边疆侨胞中，在最近也发现了日本侦探和奸细。当然的，这并没有丝毫的奇怪，因为日寇为着实行田中奏折中掠夺殖民地的计划，苏联远东边疆的沿海洲和沿黑龙江州老早是日寇垂涎对象之一。并且，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大革命时，日本军曾一度侵略苏联的远东边疆，如海参崴、伯力、双城子及赤塔等城市都曾被日本军占领过。远东人民游击战争与红军的英勇战斗，将日寇从苏联远东边疆打出了；但是，日寇的野心并未终止。德日法西斯既利用苏联人民中的少数败类分子——托洛茨基及其匪帮如皮达可夫，拉狄克等作日德侦探和内奸；同时在苏联远东边疆朝鲜人及中国人中也进行收买和安插奸细和侦探的工作，以便作为日寇进攻苏联和反对中国之走狗。 前伯力中文“工人之路”的编辑周达文及其同帮匪徒如董亦湘，卢贻松等就是这般托洛茨基匪徒分子。周达文于七月十四日已被苏联内务人民部逮捕起来了，卢贻松畏罪潜逃了，董亦湘亦被逮捕了。这件事在远东侨胞中莫不称为痛快的事情。 周达文董亦湘当初本在国内投机混入了共产党，周达文在一九二五年以前便到了苏联，董亦湘在一九二五年也到了苏联，他们既没有参加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也没有参加大革命失败后秘密的共产党的工作和中国苏维埃运动。 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当周达文董亦湘和俞秀松等在莫斯科孙中山大学念书时，他们曾经在学生中组织反党的小组织。他们曾经藉口组织‘同乡会’实际上在当时孙大校长拉狄克领导下，（当时拉狄克已是托洛茨基分子，反对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在今年春在莫斯科审判‘平行总部’案时，拉狄克公开承认了他们这般托洛茨基匪徒与日本和德国法西蒂侦探勾结，进行反苏联和反中国的反革命的卑鄙勾结。拉狄克已被判十年监禁）进行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组织了反党的反革命小组织，并反对当时学校内党支部局的斗争。 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春这个时期间，当周达文、董亦湘和俞秀松等到在列宁学校念书和教书时，他们经常或明或暗进行反党的斗争。当一九三○年夏秋，在中国共产党内曾发生了半托洛茨基主义的李立三路线时，在党内发生很大的反李立三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也曾反映到当时的列宁学校。当时，周达文、董亦湘俞秀松等在学生中不讨论中国共产党四中全会的决议案，不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一九三一年五月通过的）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实际上在反对李立三路线和反对反革命罗章龙派的斗争中实行怠工，而仍旧反对中国共产党四中全会后更新领导的中央及其政治路线。 当一九三二年春，日寇已占领了东北各省后，还继续进攻我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上海时他们又反对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开始时就提出的‘用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寇出中国’的口号。他们根据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托洛茨基的反革命理论，说什么在帝国主义时代不能有民族解放战争。这个反动观点在当时就曾受到列宁的反驳，就被列宁指出：他们是否认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斗争，他们这个观点就是帝国主义者反革命的观点。周达文这般匪徒们在上海战争时反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污蔑中国军队和人民保卫上海的武装自卫行动为反动行为，这完全不是偶然的，这是日本奸细的‘理论’，企图叫中国同胞不要去抵抗日寇的侵略，而很顺善去向日本投降，做日本的顺民。因为根据这般汉奸的意见，‘民族解放战争既是不可能’，武装保卫中国领土为反动性的战争，那么，中国人民只有束手待毙听凭日寇宰割了。 当一九三二年春周达文、董亦湘等在列宁学校被撤销工作后，共产党为着教育他们，使他们改正错误起见，将他们派到苏联远东边疆在中国侨胞中做工作。从一九三二年到现在整五年中，他们更加紧地在各方面进行反党和反革命的工作。 第一、在一九三四年，周达文董亦湘等故意袒护日本侦探托洛茨基分子阎玉珍、李国士、相玉梅等匪徒，并利用自己当‘工人之路’编辑的地位，在报上称阎玉珍为‘无产阶级的作家’云。 第二、当去年和今年在苏联已破获日德侦探季诺维也夫和皮达可夫等托洛茨基总部反革命案以后，李景昌同志写信到‘工人之路’揭露托洛茨基匪徒王春山时，周达文故意将此信搁置一个多月而不发表。 第三、周达文等在远东造出一种阴谋危害的‘理论’，说什么在远东中国人思想简单，不会有什么托洛茨基分子似的。这是很明显的企图麻醉远东中国侨胞的革命警惕性，而他们自己就好隐藏起来。 第四、周达文等在再三被党揭破其错误以后，便公开承认他们所进行的是无原则的斗争，企图用这种方法来隐盖他们所进行的反革命的活动。例如，他们明明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领导；却故意说：并不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中央委员会，而只反对王明、洛甫、博古、王家祥和其他中央负责人。这种工作方法，正是他们的主人日本帝国主义告诉他们的，日寇破坏革命队伍的一贯方法，就是故意在革命团体内企图挑拨这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以达到破坏革命团体之目的。 第五、周达文实行两面派的工作方法，当某个托洛茨基匪徒已被揭穿时，他们也宣布反对这个匪徒；同时，将那些真正忠实于共产党和革命的人，陷害为托洛茨基分子，使得群众认不清谁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匪徒，而他们这般匪徒们就得继续进行反革命的工作。例如，当远东中国人托洛茨基分子阎玉珍还未揭穿时，这般匪徒力加袒护；当已隐护不住时，则亦装腔作势的来反对。并将那些真正与托洛茨基分子是死敌的忠实于革命的人陷害为托洛茨基分子。周达文这般匪徒们的工作方法真是卑鄙下贱，他们这种方法是从拉狄克和皮达可夫等匪徒学来的，他们自己用暗害的方法，烧工厂和破坏铁路，却说是别人做的。 检查十二年来周达文董亦湘等的历史，就毫不奇怪他们为什么公开走向当日本的侦探，危害苏联和中国革命。 在远东边疆侨胞中更加提高了革命警惕性，继续开展无情的斗争揭发去和肃清日本侦探托洛茨基匪徒们。当这般托洛茨基匪徒已经不是工人运动内政治派别，已经不是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派别，而是已经向日德法西斯蒂卖身投靠，充当其奸细的时候，在日寇已进行反对我国全体人民战争的现时，这般匪徒混在我们队伍中特别危险，我海内外同胞对于这般托洛茨基匪徒已不能看做中国人的政治派别，而应当认定他们是汉奸，必须坚决揭发与肃清。我欧美华侨中日寇奸细托洛茨基匪徒，一定不只高承烈一人，希望欧美各国同胞，提高革命警惕性，用群众的力量，把这些日德法西斯蒂的侦探托洛茨基匪徒们从自己队伍中清洗出去，这是争取我伟大中华民族独立自由，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 德诚于海参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