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第六册（1930） 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 （载于一九三○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 现时革命斗争的发展日益接近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提出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严重的任务摆在我们前面。如果对于这些问题不能找到正确的列宁主义的解答，我们将会犯到可怕的严重的错误，甚至断送革命。我在最近几期的《红旗》上面写了一些短篇的论文来解答这些严重的问题。虽然是零碎的篇章，却还可以找出系统的贯串。又因迫于实际工作不能再作长篇论文，所以把他汇集起来重行在布报登载，暂给这些问题以初步的原则的解答。 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 4 style="text-align: center">一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殖民地，即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最大的商品和资本市场与原料的供给地。因此中国是整个帝国主义的经济组织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帝国主义的统治失掉了中国，便是帝国主义――首先是世界三主要帝国主义日，英，美，灭亡的到来。所以中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主要柱石之一。 中国革命最主要最严重的敌人是帝国主义，所以中国革命的胜负不只是要决定于国内的无产阶级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斗争力量，而且要决定于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力量。同时中国革命的胜负也必然要决定世界革命的胜负；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紧接着世界革命的胜利；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也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持续。这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与苏联不同的条件得出来的必然的结论。 中国革命的开始，不只是要遇到残酷的国内战争，而且马上要遇到更残酷的国际战争――帝国主义压迫中国革命的战争。这一战争只有，而且必然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与中国革命及全世界殖民地工农劳苦群众站在一边（无疑的社会主义的苏联是这一战线的领导者），全世界帝国主义与全世界殖民地的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站在一边，作决定各自寿命的最后的搏战。中国革命要在这一最后的搏战中取得胜利，同时世界无产阶级也会在这一最后搏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完成社会主义的世界。 如果有人拿一九二五――二七的革命，国民党政府可以用外交政策来缓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来比拟将来的形势，那么，他是完全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阶级关系的转变――那时帝国主义还可以采用引诱中国资产阶级叛变的方法来消灭中国革命――与整个国际形势的截然不同，无疑的这样忽视对帝国主义的残酷斗争是极危险的机会主义的观点。中国革命只有在与帝国主义作决死争斗，取得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强大的援助与共同斗争的条件之下，才能保障最后的胜利。所以更加巩固与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联系，特别加强世界无产阶级对中国无产阶级的信念，加强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以取得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强大的援助与及时的一致的行动，这是准备中国革命胜利的主要的条件，这是中国指导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而且是国际与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严重的任务。 二依据中国这样的客观条件，取消派的人们便得出了他最无耻的结论，“中国革命高潮，只有在世界革命或者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才有再来的可能，并且才有胜利的可能”。这样等待世界革命与帝国主义战争再来革命的观点，这不只是没有进一步的去了解国际与中国的客观条件，而且没有了解极粗浅的革命的各部分的力量互相推进的作用。遂形成了他“睡在李树下等候李子落到口里来”的最无耻的懒汉的观点。 帝国主义是中国主要的统治者，固然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不能保障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决难有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胜利；可是就帝国主义统治的整个世界来看，中国是帝国主义一切根本矛盾最集中的地方，而且是最尖锐最严重的地方，这就是说帝国主义束缚世界的锁链中，中国是最薄弱的一环，就是革命最易爆发的地方。所以世界革命有首先在中国爆发的可能，而且这一爆发以后，必要引起整个世界革命的兴起。 中国是世界之主要帝国主义――英日美冲突最厉害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与社会主义的苏联直接接触的地方之一，是殖民地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最严重的地方，同时也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最易为尖锐化的地方――譬如现在每次工人的经济斗争，都迅速的转变为严重的政治斗争以至武装冲突。这样一切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都集中在中国，遂造成中国无可挽救的经济政治的危机，造成不断的军阀混战，造成统治阶级无法稳定而日趋崩溃的基础，造成工人阶级与广大劳苦群众只有日益走上革命来找自己解放的出路。这就是中国革命最易为爆发的主要原因。 假如中国革命要首先爆发，自然要遇到极残酷的斗争，极严重的牺牲，然而这是历史付与的伟大的使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有最大的决心准备最大的力量来完成这样伟大的历史使命。谁想逃避这样的使命为这样空前的残酷斗争所吓怕，他就必然成为取消主义者，客观上就是帝国主义统治的支持者。 三目前革命形势无疑的是日益接近新的革命高潮，根据中国的经济政治的条件，在全国革命高潮下，革命有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党的任务是在准备全国革命高潮之下最严重注意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条件。 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是全国革命政权的建立，是全国革命胜利的开始。根据上面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的分析，更可知道一省与几省的政权的夺取，是有他的严重的国际意义。他不只是马上要遇到残酷的国内战争而且马上要遇到残酷的国际战争。所以在我们准备这一胜利的条件的时候，必须严重注意这样伟大的残酷的斗争，决不容许我们有丝毫的儿戏。 我们要特别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要准备各种革命势力的平衡发展，要准备全国的配合，而且要特别加强与世界革命的斗争联系，这都是准备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世界革命浪潮的正在发展，无疑的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条件，可是世界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注意――虽然有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号召，还是不够，所以我们在准备伟大的革命斗争的时候，要严重注意与国际无产阶级的联系，而且我们应当要求国际动员全世界无产阶级注意中国革命问题，准备拥护中国革命伟大的争斗。 论革命高潮一 革命形势决定党的战略党的主要战略，是要依当时的客观形势来决定；我们要正确的精密的去估量客观形势就是为着要确定我们的战略，与战略的转变。在有革命形势与没有革命形势时，以及在一般的革命形势和革命高潮时，无产阶级列宁党的战略是完全不同的。 六次大会正确的指出：“现时没有广泛群众的革命高潮，……武装暴动只是宣传的口号”，“将来新的高潮时，便应把武装暴动从宣传的口号变成直接实际行动的口号。……” 所以我们提出革命高潮问题是有严重的战略转变的意义：如果离开党的战略而斤斤于现时是否是革命高潮的争论，成〔或〕者说“党的战略并没有甚么不够”，而对革命形势又估量是“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名词的争论。这是十足的书生式的清谈，完全不是列宁主义者提出问题的方式。 二 革命高潮的标志现时形势，无疑的是革命复兴，日益接近革命高潮的形势。可是在全国范围内的确还没有表现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主要的标志。 对的，现时土地革命是有空前的发展与深入，生长了很多的苏维埃区域，特别是红军的扩大与巩固。工人斗争与罢工运动也在继续不断的兴起，兵士群众也在日益革命化。然而这些只能说是革命高潮将要到来的形势，还不能说是革命高潮已经到来。 革命高潮的主要的标志，一定要注意革命势力中先进阶级――工人阶级的斗争形势。只有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涌现了工人斗争的高潮，广泛的甚至落后的工人群众都表现出对政治斗争的积极，才是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标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动摇统治阶级的根本，才能领导各种革命势力汇合起来，进行夺取全国政权的武装暴动。现在工人斗争的形势，的确比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已经渐次从国民党黄色工会领导之下脱离出来，走向反国民党反黄色工会的斗争；从和平合法的斗争方式之下解放出来走向直接斗争。这样的不同，的确有严重的政治意义，证明工人阶级已经得到很多的政治经验，已经有了更高的政治觉悟，成为革命高潮将要到来的主要征兆。可是另一方面的确表现出还停留在一厂一业的斗争，还没有汇合成为伟大的争斗，还表现出时起时伏的散乱的形势，特别是还留有不少的对国民党黄色工会幻想的残余，以及最主要的产业工人――铁路，海员，兵工厂，市政工人，还没有普遍的积极起来，这些现象就可说现在还不是广泛群众的革命斗争的高潮。自然在现在军阀混战日益扩大，统治阶级统治的力量日益削弱的形势，经济与政治的恐慌更加严重的形势，特别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形势，革命高潮的到来决不会是很慢的。而且在这样客观条件日益成熟之中，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有爆发革命高潮的可能，这是要我们严重的注意，决不可丝毫忽视的。但是即令明天就爆发革命高潮，今天这样的估量，仍然不免是错误的。 就一般的说决不是每一个工人群众的总罢工都可以发展成为革命高潮，而必须有其他各种必要的条件的配合。在现在中国的形势，有了农村暴动的广泛的发展，有了工农红军的迅速扩大，有了兵士的动摇与自觉的哗变的事实的增加，有了统治阶级这样严重的危机，的确只要是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争斗，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的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这更是我们应当特别严重注意的。因此取消派在估计客观形势的时候，完全把农民暴动的发展除外，现在更进一步的与国民党同声的詈红军为土匪，这除掉帮助统治阶级欺骗群众来消灭革命以外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三 目前主要的危险仍然是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观念我们对于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左倾幼稚的观念固然应当避免；可是目前主要的危险，仍然是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错误。在现在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左倾的观念，只要还没有犯到过早暴动的策略上的严重错误的时候（当然，如果我们不及时纠正必然会犯到这样策略上的错误），还不会大有害于群众斗争；可是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错误，不要说连到策略问题，就是这种观念本身已足灰懒群众斗争的勇气与决心，已经是帮助统治阶级松懈革命阵线缓和革命斗争的最好方法，所以我们应当严厉的指斥这种观念的错误！ 我不愿意多来批评取消派的“现在丝毫没有革命高潮的象征，只是统治阶级稳定，革命低落时期”的说法，因为这不过是帮统治阶级宣传的无耻的勾当。经济的事实已经回答他：严重的工业恐慌与军阀战争所造出来饥荒与破产都是表示出革命的形势。政治的事实也已经回答了他：反动统治的恐慌，战争的扩大与延长特别是工人斗争的尖锐化，农村暴动的普遍发展，红军的扩大与兵士的革命化。这难道还不够说明革命形势的存在与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吗？如果否认这些事实，那么，他若不是瞎子便无疑的是在无耻的替国民党蒋介石作宣传。我要劝动摇于取消派的人们（声明一句决不是劝陈独秀彭述之刘仁静梁干慈……等纯粹的取消派，因为他们已经是自觉的阶级叛徒，列宁主义的叛徒），去拿列宁著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资基》第七章甚么是国际主义中论到当时欧洲革命形势的一段细读二遍，便了然于这样的真理，便可知道陈独秀彭述之们现在干的甚么勾当！ 现在要特别批评的就是党内现存的一种对工人斗争的悲观观念，他并不否认革命形势的发展，他觉得现在工人斗争没有如农村斗争一样的高涨的形势，也还是对的。可是他因此便怀疑到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他觉得工人斗争很难有很快的高涨，这就是极危险的右倾错误。在他这一分析上，缺乏一点非常重要的认识。他只机械的看到了现在群众的组织力量还是很薄弱，党的组织是更加不够，便结论到革命高潮不会很快的到来。他却不知道在经济政治的恐慌日益严重，广大群众失业破产饥饿死亡没有出路，这些革命客观条件日益成熟的时候，再加以统治阶级改良欺骗日益破产和群众斗争已在发展的条件，那么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有爆发革命高潮的可能；而且在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之下，群众组织可以飞速的从极小的组织发展到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的伟大的组织，同样，党的组织也可以在几星期甚至几日以内变成广泛的群众的党。这是在革命的历史上可以找到不少的例证。如果在党决定策略的时候不抓住这样的客观形势，无疑的要犯到严重的右倾错误，而且无疑的将会成为革命发展的尾巴，甚至阻碍革命，那就已经是十足的机会主义了。 自然这样的认识决不会使我们松懈对于加强城市工作的特别注意。因为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尤其要特别加强党在工人群众中工作，极力扩大群众的组织与党的组织，加强群众的斗争力量与党的政治影响，然后才能树立强固的基础促进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领导革命的彻底胜利。否则革命高潮的爆发，将使我们措手不及，而又受到严重的失败（不管这一失败是如何暂时的，都是严重的罪过）。所以特别注意工人运动的工作，加强赤色工会的组织，组织政治罢工与同盟罢工是目前党的最主要的任务。 准备建立革命的政权目前全国范围内还不是革命的高潮，但显然的是逐渐接近于这种革命高潮的形势。因为如此，所以准备建立革命政权的问题，在目前便应该使广大群众严重注意，因为他造成了最近斗争的目标，他已经有了实际的策略意义。 就全国范围内看来，革命的群众斗争，工人，农民，士兵，红军，确是一个普遍发展的形势。从哈尔滨，唐山，天津以至武汉，上海，厦门，广州，香港，都是平衡的向前发展。在目前这一统治阶级大破裂的客观形势之下，使着无产阶级的先锋――共产党，必须显明的认清最近革命发展的前途。革命高潮的客观条件已经无疑义的正在成熟，我们只是不能预料其爆发的时日，只是要尽量准备着这一爆发，只是要用最大的主观的努力，以配合与促进这一客观形势的发展。 在这样形势之下，怎样去建立革命政权将要成为策略路线的中心问题。我们党第六次大会的政治决议案上说： “反动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革命先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
这个原则在目前接近革命高潮的客观形势之下，他有严重的策略上的意义。他告诉我们，当全国范围内已经到了革命高潮的时候，但革命政权或许不能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而要首先建立一省或几省的革命政权。因为中国在经济上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集中的组织，还没有垄断全国经济之唯一的中心。上海是长江流域的统治中心，但还不能说是全国的唯一中心。南方的经济中心是香港，北方的经济中心是天津，满洲的中心是大连与哈尔滨，他们固然都受上海的影响，但上海并不能绝对的支配。这种形势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使全国政治上有许多封建军阀的势力，将中国分裂成一种显然割据的局面。这不仅对统治阶级有严重的影响，他同样也影响于革命发展的前途。柏林的暴动，可以――并且必然――使整个德国起来响应，巴黎的胜利便是在整个法国胜利，但中国确没有任何的重要城市能有巴黎柏林这样的作用。上海是中国第一个产业中心，这里若发生了暴动，自然对全国以至对全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但他并不能马上使全国反动势力都完全死灭，一九二七年的三次暴动便是一个显明的例。其他的城市，自然比上海的领导作用还要小。在这一种形势之下，革命势力在某一省或某几省得着胜利之后，反动统治还不免可以在其他省区内保持一个相当时期的最后挣扎。我们的任务是要力争一省或几省政权的前途，建立全国的革命政权。来完成我们全国革命的胜利。 一省或几省的革命政权，虽然还不是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胜利，但他必已经是有了全国范围内之革命高潮。这种政权虽然建立于一省和几省，但他的基础一定不只是依靠于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势力，而必然要依靠于全国范围之广大的革命高潮。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一省或几省的政权，不但不是一个和平割据的前途，并且比现在各省苏维埃区域还要更激烈的争斗，极力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经过一省或几省的政权，过渡到全国范围内之苏维埃政权的胜利。 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 六次大会指示我们： “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革命在一省与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
最近政治事变与革命形势的发展，已显示出全国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可是另一方面虽然全国的统治阶级无疑的都在日趋于崩溃，然而各省军阀撑持他的统治的力量上已有明显的强弱的不同；因此全国的革命斗争虽是同样的日益尖锐，而发展的速度与各种革命势力配合，也就表现在某几省区更加成熟的形势。这完全证明六次大会指示的正确。因此在准备全国革命的胜利的任务之下加紧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已成为党的目前的总的战略。第一，首先要了解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是与全国革命高潮不可分离。“没有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下，这种胜利没有可能实现”（六次大会）。因此要取得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首先要注意全国的配合，没有全国的配合，决没有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现在军阀混战的扩大与加深，无疑的是更便利于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条件；可是只要革命已经或者将要在一省几省胜利的时候，反动势力的各派、各省军阀，尤其是各帝国主义，马上要抛弃他们相互的矛盾联合一致的来压迫革命。以前一九二五――二七的革命政府可以割据广东一年来准备自己的力量的形势，在现在苏维埃革命的阶段是绝对不会有的事。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以后必然是紧接着残酷的战争，不仅是消灭反动势力的内战，而且是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际战争。如果不是有全国革命的高潮，如果不能调动全国无数千万工农兵士劳苦群众，一致坚决的与反动势力作拚死的决战（并且还要加上全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苏联的有力的援助，一致的斗争），决不能克服反动势力争取全国的胜利。所以一省与几省政权，必须是紧接着全国革命的胜利，决不能有甚么“割据”，“偏安”的局面。所以在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时候，如果只注意在某几省区的狭隘的范围而忽视了全国工作同时加紧的配合，便是绝对的错误观念。 第二，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中心城市，产业区域，特别铁路海员兵工厂工人群众的罢工高潮，次不能有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所以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特别要加紧主要城市尤其是重要产业工人中的工作。所以组织政治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加紧工人武装的组织与训练，以创造武装暴动的胜利的基础，是准备一省与几省政权夺取的最主要的策略。还要特别认识，在统治阶级日趋崩溃，乡村的统治日益失败的时候，必然要紧抓着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作决死的挣扎，因此城市的争斗必然要比乡村还要残酷十倍。所以在城市尤其重要产业工人中，树立起摧毁不坏的基础，唤起着广大群众拚死斗争的决心，是目前最严重的工作，是战略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在中国客观经济政治条件之下，单只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潮，而没有农民的暴动，兵士的哗变，红军的有力的进攻，各种革命势力的配合，同样是绝对不会有革命的胜利。而且在这四种革命势力中，缺乏任何一种，都是不可能的。取消派轻视农民，不要红军的思想，无疑的是企图削除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消灭革命的战斗力的反动思想。同样，认现在城市的工人的斗争尚未高涨起来，要现在农村中采取保守的策略，停止红军的发展的等待观念也是极端错误的。农民在革命中作用的伟大，比以前俄国革命的情形，还要严重得多；在土地革命中产生出伟大的红军力量，更是中国特有的条件，这是托洛斯基主义取消派所绝对不能了解的，所以托洛斯基主义的危害革命，在中国尤为严重。现在的形势，工人斗争固然还没有进到革命的高潮，农民暴动与红军发展也还是表现着不够。我们应严重注意加强工人的斗争力量，决不应过虑农民与红军的发展超过城市超过工人。因为即令农民与红军的发展超过城市，超过工人，决不会有害于城市工作有害于工人斗争，而且还可以帮助工人斗争更便利发展的条件。所以我们的策略，不是停止农民与红军的发展，而是要特别着重工人斗争力量的加强。所以我们对于农民与红军，同样要采取积极发展，扩大与进攻的策略。 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现在革命的发展，无疑的是日益接近着新的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这一形势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把广泛的落后的群众――无论在城市与乡村都是一样，都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淤涡。因此加紧准备武装暴动，准备并促进这一新的高潮的到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革命政权，成为党的目前的中心任务。 按照中国客观的经济政治的条件，这一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将要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决不能与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分离，尤其是要争取这一胜利，必须是工人，农民，兵士，红军斗争力量的总的汇合，特别是工人阶级的领导。没有极广泛的罢工运动，没有中心城市的政治的总罢工，决不能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 因此无疑的，红军是主要革命力量之一，可是想单凭着红军的力量，来夺取一省与几省的政权，建立全国革命的政权，便是一种异常错误的观念，因为不只是不可能的幻想，尤其是这样的观念，便会在策略上忽视着我们最主要的工作：组织工人的争斗，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工人的武装队。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制他的最后的死命。这一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的争斗，主要是靠工人阶级的最后的激烈争斗――武装暴动。所以忽视准备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不只是策略上的严重的错误，而且会成为不可饶恕的罪过。 这一偏向的来源由于不信任现在工人阶级的力量，工人斗争的悲观观念。他觉得“现在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乡村的发展，特别是红军的扩大远超城市，远超过工人的斗争。”因此便形成单凭红军的力量可以夺取政权的观念。而在策略的结论上便必然走上忽视应特别注意加强组织工人斗争的偏向。 自然从这样对工人斗争悲观的观念出发，而走到这一策略的偏向，还是比较积极的较好的一方面，更坏的一方面必然会走到取消红军，取消农民暴动，取消革命的取消主义派倾向上去。 就现在的斗争形势看，乡村已有极广泛的农民暴动，苏维埃区域普遍的发展，而城市工人阶级的斗争，只是一厂一业的罢工而没有形成伟大的政治斗争，的确是表现不平衡。不过这仅仅是表面的，今天的形势。至于阶级斗争的实质与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无论城市与乡村的确是同样的异常的尖锐。无论在南方与北方，在任何一个城市中的工人斗争，每一个很小的经济斗争都很快的转变为严重的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政治斗争，转变为残酷的武装斗争；而且激烈的反黄色工会反国民党的争斗，已经普遍的在工人中发展，在上海，天津，青岛，武汉，都爆发了政治罢工与示威运动，这就充分表现出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其所以还没有汇合成为伟大的总的政治争斗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统治阶级白色恐怖的镇压，统治阶级镇压革命的力量还超过工人斗争的力量。无疑的现在统治阶级是日趋崩溃的末日，可是正因为他在日益恐慌，特别是在乡村已表现失败的时候，他必然要尽他的力量在城市中作顽强的挣扎。这样就造成城市工人斗争，更残酷的更严重的条件，这样就造成今日城市工人斗争还没有总的爆发的形势。如果统治阶级在城市，也如在乡村一样毫无统治的力量了，那么，便已经到了他上断头台的最后的末日。 因此，城市的争斗，既然更加严重，更加残酷，所以更需要伟大的强固的革命的主观力量，才能冲破白色恐怖的镇压，战胜统治阶级，促进他的死亡，就现在主观力量的估计，的确，无论在党与群众的方面都还是异常不够。因此特别注意工人群众中的工作，加强党与群众的力量，组织政治罢工与同盟罢工，以汇合现在还在散乱的斗争形势，成为伟大的革命高潮，这是党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任务的最中心的策略。 可是还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要认识现在军阀战争的继续扩大，无可解决的经济政治危机迅速的加深，无疑的要使到统治阶级统治的力量继续削弱，更促进工人斗争力量的飞速发展，而造成革命高潮的更成熟的条件。这就是说现在统治阶级这样的镇压，仅仅是企图维持自己寿命的挣扎，不只是不能由这一挣扎重复走到“稳定”的途程，而且〈这〉一挣扎只是加速他的崩溃。因为统治阶级无办法缓和根本的政治经济的危机，自然最后挣扎的白色恐怖，只是更促进广大群众的愤慨与斗争的决心，使最落后的群众都会渐次认识除掉推翻现在的统治，毫无生路。所以我们目前特别注意加强工人斗争的力量，是有很便利的客观条件。虽然这一斗争是异常残酷的，可是，确有很快发展的可能。并且在这样客观条件更加成熟的时候，将会在一瞬间，爆发出伟大的争斗，这就是说从现在到工人革命的高潮，决没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因此如果只看见现在工人的总的争斗尚未形成便主张停止红军的发展以等候工人争斗，是异常错误的观念。 所以特别注意发展工人斗争的力量，组织政治罢工与同盟罢工以加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力量，这是现在党准备新的革命高潮，首先夺取一省与数省政权，建立革命政权的中心策略。单想凭借红军的力量以夺取政权自然是错误的观念；如果企图停止红军的发展以等候工人斗争的高潮，甚至主张取消红军，那就走到了与取消派的观念毫无根本的区别了。 建立革命政权与革命转变现时全国革命斗争无疑的是日益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势，因此准备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建立革命政权的问题，已经提到党的任务的前面。紧随着这一问题要同时，而且必然同时提出的就是革命转变――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目前革命斗争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是消灭封建势力的土地革命，所以无疑义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取消派认为现在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终了的滥言，只是使我们放松民主革命的任务，放松动员广大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民主思想。可是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同时也必须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而且必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巩固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胜利。这就决定民主革命的胜利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胜利。 革命已经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时候，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必然要用尽一切力量来反对革命，经济怠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与武装进攻等。这一残酷的战争是对帝国主义买办地主阶级的战争，同时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战争。这时革命政府为着力争全国革命的胜利，不只是要没收土地，没收帝国主义的银行企业工厂，使民主革命干到彻底而且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以削除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武器；并且为着对付严重的经济封锁必然要实行组织生产，管理生产。同时在政治上，为着对付这样顽强的反革命的进攻，必然需要更集中独裁的政权，这就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的专政。政治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没收资本家的工厂企业和银行，由革命政府来组织生产管理生产，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了。所以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决不会有丝毫的间隔。 如果以为革命一定要在全国胜利以后，才能开始革命的转变，这是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时革命政府如果不坚决执行阶级的政策没收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和银行以削除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武器，不只是停止革命的深入，而且会障碍着力争全国革命的胜利，这就是革命的自杀政策。所以革命转变的阶段论，无疑的是极端危险的右倾观念。另一方面如果以为“革命胜利的前夜，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开始胜利后，革命政权一开始建立便是纯粹社会主义的政权”，也是错误的。这就忽视了革命转变的过程（不管这一过程是如何的短促，然而是必然经过的），忽视了这时反帝国主义反豪绅资产阶级的残酷战争，还需要民主革命的口号和政策出动员千万，万万群众来克服这一反革命的进攻。所以这一错误的观念，也是很危险的。 革命胜利的开始，必然就是更残酷的阶级战争，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除掉极力进行反革命武装的进攻外，必然还要用尽一切方法来引诱尚留在革命战线的小资产阶级（乡村残留的富农与中农，城市中的小商人……等）来反对革命。所以在革命转变的过程中不可免还要发生新的动摇与叛变。所以我们决不应幻想革命的和平转变，而要从现在起运用我们正确的策略，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建立雇农的独立组织并巩固与贫农的联合，肃清富农的影响，稳定中农的动摇，以减少将来革命转变的困难。这样正确的坚决的策略，的确有决定将来革命转变比较顺利的严重意义，不容我们丝毫忽视的。 决定这一革命以及革命转变胜利的另一重要的条件，就是已经胜利的苏联无产阶级的有力的帮助，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依据中国半殖民地的条件，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胜利与世界革命的胜利将是不可分离。中国革命对帝国主义的空前猛烈的争斗，必然要掀起世界革命的高潮；（就目前世界革命浪潮正在高涨的条件来说）同时没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持续。所以特别加强中国革命在国际无产阶级中的宣传，特别是加强斗争的联系，实在是目前严重的任务，是准备革命胜利与革命转变的主要条件之一。 根据《布尔什维克》第三卷第四、五期合刊刊印 |